大學校園在某個意義上，確實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這類在品味上劣幣驅逐良幣，惡紫奪朱的現象，在中國今天的社會生活當中並不罕見，所以校園自也不能例外。但這很明顯不是品味的問題這麼簡單，它只不過是整個社會政治動員體制下的一個末端表現而已。要形容中國的社會氣氛，一「鬆」一「緊」這兩個字就夠了。現在的大學，跟隨整個國家的步伐，邁入了一個二十年來空前緊張的地步。當然他們一開始只是關心政治問題，要把「不良影響」從課堂上驅逐出去，所以要全面檢討修理既有的教科書和教材，更得清理教師隊伍（於是有近日牽動整個知識份子圈的許章潤先生事件）。這和一個大學的校園是否准許老師和學生坐卧在草坪上面討論學問，本來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在這種緊張的動員狀態下面，校園保安自然會把敏感關注到他們神經的末梢。
其實我很能夠理解這些保安，那大概是一種覺得世界上面所有事物都應該各安其位，在既定的空間內做既定的事情的想法。教室是用來上課的地方，草坪則是一種主要用來觀賞的公共空間（或者用他們常見的說法：起到『綠化校園的作用』），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空間是不能夠模糊的，發生在上面的任何行為也都不應該輕易逾越界限。這恰恰是從校園外的維穩人員到校園內的保安隊伍，都必須學懂必須具備的一種世界觀。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自己管轄範圍的穩定，而任何在不對的地方和不對的時間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對想像中那種穩定狀態的破壞，都會被下意識地感到它可能會延續發酵成一種危險的政治問題。一個老師帶着一群學生在草坪上課，這當然不是政治問題。但是一旦准許一位老師這麼做，將來會不會有更多人仿效？如果將來有更多人在草坪上面聚集，我怎麼知道他們在談什麼？萬一他們在談的事情很危險，充滿了不良意識，甚至直接促成某些行動。上頭要是追究下來，我該怎麼負責？我甚至覺得，當校園保安在驅趕那位老師的時候，他們甚至不需要真的在腦海之中走一趟這種滑坡推理，因為這已經內化成了他們的一種本能反應。
各安其位，大家在該有的位置上做該做的事情，這就是今天中國大學的核心意識。最近引起很多討論的各種學生告密舉報事件，也應該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觀察。那些學生之所以要檢舉老師上課的內容，還不一定是像很多人所講的那樣，出於一種陰險狡詐的功利心理。當然我完全同意，一種鼓勵告密的文化，只會敗壞社會人倫的基礎，並且培養出更多比從前更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一個敢去告密檢舉的學生，真會有很好的前途嗎？也許他在校園內會得到一時的讚賞，但將來呢？有任何一位正常的雇主願意聘用一個因為檢舉老師而立功的年輕人嗎？如果這個政治上非常正確的青年想加入公務員隊伍，他未來的領導是會對他更加放心，還是更加戒懼？所以我認為這些學生在告密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前途不一定會有太多想法。他們更多只不過是想要跟隨規則，做些對的事情而已。
就拿前一兩個禮拜曾經在網上傳得很厲害，但是後來全面被刪除的那篇清華大學學生毛頓的公開舉報信來講好了。他要舉報的老師呂嘉，乃是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明星，上過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也曾經在《環球時報》發表他對中國化德育的見解，更用過英文在海外的《中國日報》闡述中共黨內作風建設的好處，政治正確得不得了。他負責教授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簡稱「思修」）這門課是所有中國大學的必修課，地位相當於其他地區和國家大學必修的邏輯或批判思考，但內容上充滿中國意識形態特色，和一般所謂的批判思考完全是兩碼事。這種課本來可以很沉悶，在大部分學生眼中是一種不得不承擔的苦差，偏偏呂嘉老師有本事把它教得非常生動，引人入勝，是清華學生搶都搶不到的熱門課程。然而在毛頓眼中，這樣一個又紅又專的老師卻還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把他這門課形容為「牛鬼蛇神」和「毒草」，理由是呂老師沒有在正確的環境下做最正確的事。
呂嘉老師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他花了很多工夫，講述宗教如何在西方社會中承擔了發展和穩定道德價值的作用。這當然不是要在一個傳授「正確價值觀」的課堂上，向一群堅守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未來接班人公然傳教。而是要借着西方的例子，指出今天中國道德重建之路的艱困，以及可以借鑒的地方。這種講法和中共近來的宣傳口徑若合符節，根本挑不出半點毛病。但毛頓的敏感神經使得他一聽到宗教二字，就立刻忍受不了，覺得呂老師對西方宗教和社會關係的闡述是：「用宗教認識論、宗教人生觀和宗教方法論，代替了馬列主義認識論，人生觀和方法論，是徹底地抹黑馬列主義」。可以猜想，毛頓大概覺得這門課的正確教授方法就是應該緊跟教科書，任何對於「反面例子」的過多討論都是在學生腦海當中種毒草。這就好比在神學院教授神學，最好從頭到尾都不要提到任何對於上帝是否存在的反論。這有可能嗎？當然不行。如果真有神學院這樣子教書，這大概是一家專門以培育笨蛋為目的的學校。
所以我對毛頓同學的舉報事件，有點和我的朋友們不太一樣的看法，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壞，而是愚蠢。或許就是因為他太愚蠢，用了一些很笨的理由去舉報一個當紅的老師，反而犯了政治錯誤，所以整件事情才會徹底在網上消失。可是他的出發點難道不是政治正確嗎？他就是因為太想在最對的地方見到最對的事情，才會變得這麼愚蠢。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天之驕子，都能在今天的體制下變成這樣一個笨蛋，這對當局難道不是一個警告嗎？他那封舉報信的遣詞用字，能讓很多人聯想到文革，以及文革的道德崩潰。但是換個角度，今天重讀文革時期大量舉報告密信件以及公開批判，我們得到的第一印象難道不是為什麼那時候的人好像都那麼笨嗎？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因為有相對這兩個字，所以在當年就被批判為相對主義，是一套違反馬列主義的唯心論。這難道不是種空前的愚蠢嗎？
毛頓的這封舉報信，和中山大學校園不許學生在草坪上課，我怕是中國努力培育下一代笨蛋之路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