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在麵館裏學到的道理

幾個月前，我在大陸一座三線城市的街頭小麵館聽見隔壁桌幾個男人高聲談話，都在抱怨政府強拆街頭店鋪招牌的事情。其中一個人還說：「這全是習近平的主意，不是吃飽了沒事幹嗎？管這種事做什麼？就是不想讓小老百姓過上舒服日子」。讓我吃驚的，還不是他這麼大膽，敢在公開場合批評「習大大」；畢竟習近平怎麼樣都還不可能擁有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官場之外的街頭巷尾，老百姓仍然可以「妄議中央」。這段議論最有意思的，是和幾年前相比，原來今天一般中國人對於中央政府的看法，已經產生了這麼大的轉變。還記得胡溫在位的時候，民間要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而那些事又恰好和政府相關的話，最常見的表現就是痛罵地方政府胡作非為，然後嘆息「可惜溫總理不知道底下這些事」。那時候，「政令不出中南海」幾乎是個民間常識；而透過高超的媒體工程和公關技巧，中央（尤其是溫家寶）的形象又似乎很不錯；於是很多百姓日常遇到政府為難，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把矛頭投向地方衙門和個別政治派系，卻不會懷疑中央政府的遠見和善意，只是覺得中央「被蒙蔽」了。這個情況就像以前傳統戲曲的老戲碼，聖上英明，壞的全是地方狗官，百姓只能期待自己的心聲上達天聽，又或者不曉得哪天來了一個欽差大臣（當然最好是皇上自己微服出巡）。同樣地，那時候香港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央最高層並不瞭解香港的實況，因為中間有人堵塞了信息傳達的通道，仿佛只要中央知道了香港真實的另一面，一切問題就會改善似的。

誇張點說，以前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很多人仍然都不會怪罪中央政府最高領導；而現在只不過是地方上一點小事，受到影響的不滿群眾可能都會覺得這是習近平的責任。這種變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首先是宣傳，不久之前，中國各地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習近平的語錄和畫像，而各大新聞媒體和門戶網站也一定都會把習近平的消息放在最顯著的頭條，就是要讓你覺得他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管。再來則是他對國家機器的改造，透過另設小組凌駕原有的國務院部門，同時徹底收服軍隊，並且強化他對整個政黨的領導，於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事實上做到了無所不管的地步。最後則是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從最高層一直打到地方上的毛細管，讓很多百姓覺得他真的什麼都能知道；而且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也還當真沒有做不到的（要不鎮上一個貪污官員怎麼會被揭發逮捕？他們不都？反腐是習大大領頭的運動嗎？）。

也就是說，在老百姓的心目當中，今天再也沒有「政令不出中南海」這回事了。不單是政令下達暢通無阻，地方信息往上傳遞的管道也一樣沒有阻礙。並且大家知道，和胡溫年代「胡溫」並稱的情況不同，習近平的地位和權威遠遠凌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其他中央領導。他沒有政敵，因為江湖傳說中的「江系」在大家眼裏早已潰不成軍，再也沒有人能夠挑戰他了。更要緊的是他還領導一切，習近平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有他的一套想法，從地方公共建築物的設計方案比賽和大學裏的文學研討會，大到整個國家的社會治理，我在什麼領域都能聽到相關的負責人公開說是習近平思想起到了關鍵作用，任何一個丁點大的成就和功勞，官員都會說那是習近平英明領導的成果。而我們最近看到，就連展開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好像也都是習近平的功勞。

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萬一情況發生不妙的演變，哪怕是再細小的問題也好，你還能把責任推在誰的身上呢？是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是他們的腐敗？這不可能，因為聽說他們已經全部被管束成一支絕對忠誠、政治正確、紀律嚴明的隊伍。是黨內別有用心的人在搞亂？這更不可能，他們連議論中央政策都不行了，何況其他。是民間一些勢力在作怪？聳立了多少年的教堂可以被拆掉，成立了多少年的社團和民間智囊機構可以被關停，再加上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全方位監控，民間怎麼可能組織出任何足以挑戰中央的權威呢？是資本家陰謀復辟嗎？這也不對，因為經過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以及金融市場波動之後的嚴厲追查和打擊，富賈有的跳樓，有的在獄中意外身亡，有的被越境追捕，現在稍微有點規模的民企應該早都貼貼服服，甚至準備把自己變成黨領導下的「準國企」。至於知識份子和媒體輿論，那就不用說了。知識份子要不是銷聲匿跡，歸隱山野書齋；就是轉型下海，讓自己遠離雷區。所有傳媒更是被收拾的一塌糊塗，過去的一大山頭「南方系」已成不留痕跡的往事，新興社交網絡上的自媒體則可在一夕間消失過萬。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中，所有潛在的危險幾乎都已經被排除掉了。大學圖書館裏的宗教書籍紛紛被下架，人文社會科學教師的教程要受到審查，上課的情況會被監視。出版界裏面流行「回頭看」，意思是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合法出版物要經過重新審查，按照今天的嚴格標準淘汰一批以前不覺得有問題，但原來不合乎當今主旋律的東西。從明年開始，甚至要從根處抓起，乾脆減少全國書號（據說多達一半），因為書籍出少了，問題也就自然少了。現在就連上訪也都變得很困難了，稍有規模的集體上訪往往可以在苗頭階段被扼殺，協助他們的團體和律師當然全都不會有好下場。

今天最高領導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們幾乎消除掉了所有可能的挑戰力量，同時還要讓一般百姓感覺到這個現實；但問題是因此也失去了一切藉口。唯一剩下還能用的，應該就是所謂的「外國勢力」。就眼下局面來看，這個外國勢力還真的存在，並且逐漸加大。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把問題推到國際局勢和敵對勢力的說法出現（甚至是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說法）。然而，有些東西還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說成是外國人搞鬼，例如那天我在麵館裏面聽說的店鋪招牌被拆，這能說成是特朗普施壓的結果嗎？

去年這個時候，北京「切除低端人口」，在短短幾天之內，讓過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同時又頒佈了「北京市牌匾標識設置管理規範」，乃全國新一輪街道整治的開端，結果弄得怨聲載道，民憤不已。後來事情搞得有點大，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才出來做了一些安撫工作。讓我覺得非常意外的，是這位「之江新軍」的幹將，外界公認是習近平最親信的要人之一，居然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全是遵循習主席的意思。這豈不是推卸責任？引導大家把怒火往習近平身上招呼嗎？這就很難怪我在那座三線城市遇到的幾個人會認為他們遇到的麻煩是習近平所造成的了，恐怕他們的地方官員也會說自己幹的事是習近平思想領導的結果。

一個人怎麼可能全知全能，管得了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的所有大小事項？偏偏這就是今天很多人心目中所認知的現實。一個人既然領導一切，因此當然也要為一切負責，在局勢變得惡劣的時候，除了外國勢力，他就變成了剩下的那個答案，這就是今天習近平遇到的最大麻煩。而他底下整部國家機器中的官僚，既不會負責，也根本沒有負責的空間（或者是都能想辦法讓自己不用負責）。這裏面牽涉到的官僚邏輯，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談。

梁文道：泛民主派該反省什麼？（二之二）

許多有心人在九西補選之後紛紛建言，泛民主派接下來應該好好和本土派坐下來談談，形成最低共識，求同存異。或者至少要做一次集體反思，想想看自己在這麼多年來的運動以及近期的選戰裏頭，到底做錯什麼事情，得罪了本土派的支持者。這都是非常動聽的大道理，只不過我們要是非常實際地從一個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這種講法其實充滿了各種問題。

首先，假如今天泛民主派真的要聯繫本土派勢力，和他們共商大事，那麼他們應該找誰呢？朱凱迪？劉小麗？姚松炎？還是黃之鋒？當然不是。因為大家都看得到，這幾位所謂的「本土派」本來就和最廣義的泛民主派相去不遠，甚至還分別投入到最近的九西補選，替李卓人助威。更要緊的，是在網上本土派的輿論當中，這幾位原來都還不能夠真正代表「本土利益」，是所謂「泛民左膠」的大家庭成員。那麽撇去這幾位，還有誰在政治上能夠真正代表本土派呢？是「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嗎（也許大家都忘了，但他確實還是立法會議員）？是黃毓民和陳雲嗎？是網上一群本土派健筆嗎？還是應該等到梁天琦出獄？秉承着「你不能夠代表我」和「反對大臺」那種高度原子化的精神氣質，在短短幾年之間不斷裂變的本土派當中，你根本找不到一個在政治上具有統合能力的人物，也找不到一個具備廣泛代表性的組織。如果單從選舉需要的角度來講，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所謂的「本土派」其實不是一個派。

說到選舉，我們從最近的經驗可以瞭解到，本土派甚至根本不相信選舉。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現行的選舉制度全都是既存體制的一部份，而這個體制本身就是錯誤的，所以一旦你參與到這個體制設定的遊戲裏頭，你就成了這個壓迫體制的一個環節了。要不是政府賦予選舉主任這麼大的權力，要不是有這一連串的DQ事件，這種遊戲也許還可以虛與委蛇的玩它一把。但是在連左膠朱凱迪都要因為「隱晦支持港獨」而喪失競選鄉郊代表資格的前提底下，選舉這種遊戲在本質上就已經取消掉任何本土派參與的可能了。如果泛民主派想在下一次的選舉爭取表現，他們該怎麼樣去和一群反對選舉的人溝通呢？到底立法會還有沒有用？不管你給出多少例證，提出多少論據，去說明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起碼作用，他們恐怕也沒有興趣去聽。因為那丁點的作用（即便它在實際也好），和「光復本土」的宏大目標相比，實在相距太遠。

假如議會的遊戲不好玩，我們還可以接下來追問，究竟本土派打算怎麼樣實現「光復本土」的偉大目標？他們有沒有一張可靠的藍圖？有沒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呢？奇怪的是，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見過本土派無數長篇偉論，看他們批判泛民主派三十年來一事無成，說得頭頭是道；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一個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近乎天方夜譚地等待阿爺忽然大悟，三顧國師茅廬；就是消極等待那據說遲早要發生的「支爆」，又或者一次彌塞亞式的全民覺醒時刻的降臨。他們不止沒有答案，而且還不喜歡你提出這種問題。每當遇到這類提問，他們一定都會說提問者是被收買了的「港奸」。

也就是說，萬一今天泛民主派真的想找本土派談談，他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該找誰；其次就是不知道該怎麼開始這種會談，因為你的對手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到底想做什麼。相反的，建制派選民想要的東西倒是清清楚楚。去年曾俊華參選特首，他所呼召出來的那一批群眾當中，就有不少「淺藍」市民，這群人今天或者會投票給建制派當中他們認為投得過的候選人，或者乾脆死心，連選民資格懶得登記。在我看來，要在選舉政治裏頭爭取這批人的支持，可能要比爭取本土派還容易。

沒有政治藍圖，沒有策略方案，沒有組織，沒有代表，所謂的「本土派」在最現實的政治意義上講，其實是一股不存在的勢力。但這並不表示泛民主派不用理會可以歸結在「本土派」這把大傘下面的情緒。而那種情緒，泛民主派其實早就遭遇過了，正正是接近三十年前，九十年代初期，六四之後的政治低氣壓。高度亢奮的集體投入，帶來了的卻是一連串的挫敗和失望。於是有辦法的就想移民，遠走他方；走不了或者不願走的，就是連政治新聞都不願意再看的冷感和虛無，覺得選舉也好，示威集會也好，做什麼都不再有用，唯有在網上批評別人在做以為還有用的事情才算有用。這才真正是泛民主派在九西補選當中遇到的最大石頭，而不是本土派的抵制。如果沒有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所謂反思，恐怕從一開始就是誤入歧途。

梁文道：鐵票（二之一）

前一陣子，我在住家附近一間中藥行聽到一群街坊一邊看着TVB午間新聞，一邊月旦人物。他們批評畫面中的泛民議員，說他：「一日到黑就淨係識鬧，冇啲建設性。」九西補選之後，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改勢在必行，又隨着DQ等種種政治壁壘的逐漸增加，我相信他們在未來大概還會不斷看到「淨係識鬧」的泛民議員，因為這些議員還能夠做，而又能被大眾所看到的的事情，恐怕不會太多了。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曾經穩佔香港半壁江山的泛民主派，是否自此一蹶不振？這或許還很難說。我比較敢肯定的，是未來泛民主派還能爭取的選民，應該就在我所見到的這群街坊當中。

這個說法聽起來一定很奇怪，因為不用想都知道，我這些街坊一定是建制派的選民，而且還是很鐵杆的選民。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常見論述當中，這些人又被稱作是建制派的「鐵票」，意思就是他們鐵定了心要支持建制派，而且一按掣就出動，該聚會就聚會，該投票就投票，風雨無阻。為什麼他們這麼「鐵」？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的言行表現出他們教育水平不高，思辨能力不足，數受制於既有的意識形態，又被主流傳媒過度洗腦，滿腦子都是一堆簡化印象，已經「膠」得無可救，多說一句都是浪費口水。更不用說他們還從建制派那裏得到了很多好處，例如到大家朗朗上口的「蛇齋餅粽」。

到底什麼叫做「蛇齋餅粽」？這麼多年觀察下來，我敢說它一定不單是字面意義上的「蛇齋餅粽」，更是一整套伴隨着物質贈予而生的人情、關係和網絡。物質上的好處固然實惠，但在很多街坊那裏，他們更在乎的其實是後者。那很可能是一種定時定節的噓寒問暖（有一回我受傷了，手上紮着繃帶，回家的時候碰到一個建制派的區議員，站在街頭跟人打招呼，她一看到我就滿臉關切地問我怎麼了），一種在禮物發送過程當中的個人聯繫，甚至還可能是一種成就感的滿足。擧個簡單的例子，有不少家庭主婦天天參加建制派基層組織舉辦的舞蹈班，如果表現得不錯，她們還會被選去參加回歸或者國慶等活動，在台上載歌載舞。對於她們而言，這就是一種成就；而參加這種健身舞蹈班，也就因此有了遠多於健身的一層意義。她們以及組織這些活動的工作人員的關係，是非常個人化的。她們不會把這種關係理解為政治關係，因為平常在一起的時候，她們其實很少談到政治。在她們看來，這種關係就叫做「街坊」，或者更嚴肅一點的「社區」。對這群街坊來說，選舉的時候去為候選人拉票，其實不算是一個政治行動，卻是一份「你幫我，我幫你」的人情。和很多泛民主派以及本土派那種以遊行集會和政治論壇為主的的群眾活動方式不同，政治並不是建制派選民組織當中的核心元素，更不是他們的一切，政治只是一個蛋糕上頭最後擺下去的櫻桃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樁腳，所謂的動員基礎。泛民主派當中比較成熟而有組織的政黨，當然很明白這是怎麼回事，說不定自己也是這麼幹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一位街坊和我說過她所遇到的最「政治化」的一次經驗，就是建制派在維園舉辦的回歸慶典。一群人在台上跳舞，台下卻有一些青年大聲指罵她們「可恥」。她非常尷尬，也非常憤怒，她們只是來跳舞罷了，想趁着這個機會好好表現自己苦練的成果，為什麼她們「可恥」？跳舞有什麼不對？回歸難道不應該慶祝嗎？她跟我說：「嗰班人真係冇理性的，香港如果輪到他們話事，一定冇好日子過」。簡單地講，這次「政治」遭遇落實了她對反對派為反而反的印象。我嘗試跟她解釋，她遇到的那群青年其實不是傳統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但用處不大，她就是沒有辦法搞清楚民主黨和熱血青年的區別。

說了這麼半天，我想講的東西恐怕已經很清楚了。首先，在很多建制派的選民心目中，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是沒有分別的；套一個建制派媒體常用的聰明字眼，他們全都是「反對派」。當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還在罵戰，很多有心人還在思考如何促成二者之間的溝通時，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對手根本從來沒有把你們當成兩派，本土派做的事情，泛民一樣買單。

其次，泛民主派也好，本土派也好，兩方的支持者在過去這麼多年來，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口水去分析乃至於攻擊對手的論述和群眾基礎，但是我很少見到雙方陣營的支持者在輿論上去討論建制派的選民基礎，似乎那是一個根本不必再談，不用再碰的話題。不必說選戰期間，在最一般的政治情勢底下，分析對手難道不是一件最應該做的事嗎？這是不是因為已經假定了對手的選票基礎是「鐵票」，不可動搖？很多年前，我也曾經在這裏說過類似的建制派基礎選民的故事，當時就有一些激進本土派「健筆」批評我太過懂得同情建制派的群眾心理，是典型的「大愛左膠」，他們認為這些人根本不應該被「寬容」（也就是我所說的「理解」）。問題是假如你根本連理解都不想費力，你又該如何喚醒你口口聲聲所說的「人民」？是罵醒他們嗎？還是等「焦土」之後，嘗到了苦果，他們自動醒覺？

假如對手穩佔香港選民的四成，甚至五成，而你又根本沒有打算要在那裏面撬動半分的話，接下來的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去搶那剩下來的一半大餅了。在根本放棄建制派民眾基礎的前提底下，泛民主派當然是本土派最直接的對手，是一個比建制派更加重要的頭號敵人，應該重點打擊。反過來說，或許也一樣成立。這種局面，在一個連李卓人和梁天琦都分不太清楚的建制派選民眼裏，當然就更加坐實了「反對派只會吵吵鬧鬧」的印象。

也許本土派可以不管建制派的選民鐵票，但泛民主派沒有這樣的本錢。如果後者還想在未來的香港政壇持續存活下去，就一定要針對建制派的鐵票基礎，做出相應的策略和論述。再直接點講，第一，一套能夠吸納部分建制派選民，以及現階段比較傾向建制派的中間票的論述，可能要比一套能夠消化本土派中各種聲音的論述策略更加重要。第二，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他們其實需要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社群營造方式（朱凱迪在當年立法會競選之前做的社區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本土派呢？難道泛民主派就不需要再理會他們嗎？是的，我認為傳統的泛民主派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討論怎麼樣和本土派溝通的問題，我們下次接着再談。

梁文道：赤子的未來

看到鍾耀華上庭，看到這一代年輕人的折耗，不知道是真的這麼樂觀，還是想替大家打氣，林道群兄替他和岑傲輝想像了這樣的一個未來：「至於我，好像看到這樣的情景，鍾耀華岑敖暉，兩個大孩子你拉我扯，一路從中文大學山上走下火車站，突然間岑跟鍾說以後我們點算：現時罪名纏身，誰願給予機會？既然如此，我們自己創業，做小販？被警察驅趕怎辦？重奪街道，命運自主！他們大笑起來。」

我看到的未來（或者說，沒有未來），卻是這個樣子的：投身過運動的年輕人在職場上處處碰壁，幾乎沒有人敢請。如果不是和家人同住，他們甚至不可能找到一塊容身之地。因為房東要不是知道他們是誰，做過了什麼，就是受到警告，不敢把房子租給他們。這個情況就像大陸一些異見分子，即便你退下了「戰場」，他們都還是會不依不饒地把你逼上絕路。做小販？我們都曉得，在香港幾乎已經不會再有當個合法小販的機會了。不止如此，說不定小販管理隊還會重點針對你們幾個人。重奪街道，命運自主？結果就是再度上庭，再度入獄。

這不是故意要說些讓人喪氣的話，而是這幾年裏頭，我漸漸學會了一點魯迅的想像力，永遠不必忌憚想像得更壞；並且事實證明，這些想像通常到最後都是對的。這就是所謂的殺雞儆猴，把問題扼殺在苗頭，不重手對付這些敢於站出來說不的少數人，又怎能好好教育其他年輕的大多數？這種教育方法的關鍵不在價值，反而是教你一種非價值的，勉強可以說是很中性的做人態度，那就是「識做」。

我對英殖時期從來沒有好感，更從來不會天真地以為那真是一個今天很多人所懷念的黃金年代。但是現在回看，我不得不承認，原來我曾經擁有那麼奢侈的青春。兩個月前，高錕先生逝世，幾乎所有人都會讚頌他在中大校長任上的表現，如此開放，如此寬容，面對學生的種種抗議，甚至羞辱，居然還能穩如泰山，量如大海。我當年還以為那就是一個正常的大學校長該有的態度，那種氣氛和環境就是一個大學該有的樣子。結果前幾天，理工大學就通知三個學生要準備面對紀律聆訊了，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在抗議校方侵犯學生的民主牆時，「在副校長辦公室外使用大聲公，造成干擾」，並且對副校長和教務長「大聲呼喊、態度無禮」。

上星期，一個21歲的年輕人自稱是表演藝術家，在同志遊行當中除了一條纏腰紅繩之外，身上就只有一條內褲。結果他被警方逮捕，極有可能會遭到起訴。這不能不讓我想起自己的往事。接近三十年前，六四過後不到幾個月，我也曾在一場藝術界發起的悼念活動當中脫過褲子，而且是連內褲都脫掉。當時的警察簡直小心得過分，不敢驚擾在場圍觀的人群，居然周折請人傳話，要我把身份證遞出去給他們看。反而是我相當囂張，用大聲公呼喝他們，要他們有本事就自己進來把我帶走。後來我也真的被帶回警局，問話筆錄，行禮如儀。最後據說是因為一份英文報刊在標題當中說明這是「一個藝術家用脫褲子來表達抗議」，於是警方也覺得公眾輿論大概不會有很大的意見，反正是藝術家胡鬧，結果我什麼事都沒有。

我一直固執相信，大學就是整個社會甚至人類未來的實驗室，它不應該和社會更不應該和政治主流保持同調，裏頭要容許所有離經叛道的想法和言論。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我們將要面對什麼，只知道今天我們所以為的一切「自然」都有可能在歷史的運動當中被改變，所以需要在這個實驗室發展和儲備大量的想法以及可能性。我也一直固執的相信，成人應該包容和尊重一切敢為某種價值而站出來的青年（不管那是什麼價值，不管你認不認同）。就像小孩總是不能理解大人為什麼一方面教他不要說謊，另一方面又總是教他要懂得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話一樣。投身運動的年輕人的種種「不適當」，往往出於他們真心相信某種價值，相信複雜的現實和抽象的理念應該有更加單純的對應關係，而這種真誠極有可能不會維持一輩子。中老年人或許會恥笑這種天真，但到了最後，我們也許不得不慚愧地承認，我們原來已經失去了那種要把理念與現實聯繫起來的單純信仰和力量。而且這種力量的湧現，就算不能馬上翻天覆地，說不定也能夠像一塊終將沒入水底深處的石子，至少掀起一輪又一輪的漣漪。我們的未來，未知的將來，可能就在此處。

未來不在過去，我那幸運的年輕歲月，已是這一代青年懷想的黃金年代。未來的香港會是什麼樣子？我漸漸習慣參考今天的大陸。尤其在「習特會」可能崩盤，整個國家都要學着「自力更生」，空間壓縮程度只會更加緊張的當下。例如北京大學的新任書記，之前是北京國安的負責人，在他治下，警察進入校園帶走了一個學生。現在不是到處都有標語，強調「人民有信仰」嗎？這個學生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研讀馬列著作；他相信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容許壓迫，反對資本家的剝削；他相信學生和知識份子應該走到群眾當中，參加工運。他還真信了，所以他失蹤了。這才是我看到的未來，年輕人能學懂表態相信，而不是真的相信。正如一眾權貴名人，表態愛國要如上班一樣及時高效，同時忙着轉移資產，替家人和自己安排海外後路。

梁文道：中國用不着窗口

英國《金融時報》編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的工作簽證不獲港府續期，非但是本城大事，更是一件備受國際媒體矚目的新聞。為什麼香港政府要打破它歷來的習性，幹出這麼一件不尋常的事呢？很多朋友痛心疾首地斥責港府愚蠢，覺得這個做法徒然斷送香港的國際地位，最後只會破壞新冷戰年代香港能在國家層面上扮演的角色。這種說法背後的假設，是這整件事完全由香港政府決定，與人無尤。但另一方面，也有些朋友把它解讀為香港政府不得不執行的政治任務，根本輪不到特區政府自主。沒有內幕消息，我很難判斷哪一種說法更接近真相。不過在我看來，後者似乎更加合理。

有沒有可能是特區政府自己傻咗？當然有可能。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幾年中國在外交領域上有一種趨勢，那就是外交官更熱衷的，很可能不是外交，而是內交。意思就是身在國際外交場合，卻把工作重點放在對內表態，向上交心。近期的例子，是駐瑞典大使和駐英大使館在中國遊客被逐出酒店和央視記者被逐出論壇會場之後的積極表態，其態度之迅速和激烈，在中國過去的外交文化來看，並不尋常。但如果我們把這些事例放在更大的中國官場背景下理解，就會變得很容易明白了。因為正如我之前在這裏說過的，在這個反貪之後「官不聊生」的年代，最要緊的就是政治掛帥，各層官員都得揣摩上意，生怕犯下路線錯誤。由於大家都認為上頭很鷹派，所以在對外的時候就得競相「亮劍」，不單要秀給愛國群眾，更重要的目標觀眾是他們的上層。那宏觀長遠的外交大局必然不比當下的前途重要。

前陣子還有另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那就是美國中情局的東亞地區負責人，在一次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力指中國將對美國發起全方位的攻勢，而他的證據之一，竟然是中國駐美機構寄贈給美國政府的習近平著作英文本。他在習近平那些本來是對着自己國民發表的激揚文字當中，讀出了中國想要輸出自己獨特模式的野心。這就又要說到近幾年的另一項政壇變化了。過往中國宣傳工作在對內和對外上面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對內可以不時強調西方忘我之心不死，頌揚厲害了我的國；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卻無論如何必須保持一個熊貓般的和平笑臉，宣傳中國文化的和平友善。可現在像《戰狼二》 這樣的愛國主旋律電影，居然也要送出去衝擊奧斯卡；而習近平著作則更要譯成多國語言，努力推送到各國政要和輿論領袖手中，每有新書發佈，都要在一個大型的新書發佈會上面營造出各國精英齊齊學習習思想的模樣。真沒想到像中情局高級官員這樣子的精英，還真的聽話，果然認真研讀習主席著作，只是他們讀出來的結果未必為人樂見而已。但無論如何，當初組織贈送習著作英文版本的官員是不會犯錯的。他積極對外推動習思想，難道你能說他有罪嗎？

不過回頭再看，認定特區政府只是執行上命的分析恐怕更加合理。大家不要忘記，在梁振英先生開炮批判外國記者會之後，特區政府曾經公佈外國記者會會址的租約，等於側面駁斥梁先生的言論。那為什麼後來他們又要在施政報告公佈之前，正宜風平浪靜的時機，主動出招對付外國記者會呢？再加上這個新聞出來之後，中央官媒的迅速回應，是不是更說明了這並非特區政府主動，而是中央政府經過一輪盤算之後的決策。

為什麼中央要這麼做？難道他們不怕這個行動會在西方媒體和政界留下一個壞印象，讓全世界更加相信「香港已死」的說法？難道他們沒有想過在新冷戰開打的今天，香港可以再度扮演國家對外窗口的角色嗎？答案其實很簡單，他們還真的不怕，而且也根本用不着香港再去做什麼窗口了。

你看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一案，再看屈穎妍小姐在馬凱這件事上「不槍斃就算文明」的驚人言論，就知道國家今天還真不用擔心外國人怎麼看中國了（當然，屈小姐也不算完全沒有道理，正好沙地阿拉伯在駐外使館謀殺流亡記者，果然突顯香港對待不受歡迎媒體人的文明高度）。同樣地，外交人員對瑞典遊客事件和英國記者事件的反應，也能夠放在這樣一條線索下來理解。那就是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包圍網，中國確實是要硬起來了。從三個中國人在中非遇害，駐中非使館慢了半拍的「嚴正表態」來看，中國的外交系統並沒有忽然失靈，它依然能在某些場合按照自己原來的慣性正常運轉。只是在對待西方世界的時候才要敢於亮劍，甚至先動口為強。這說明中國在這場新冷戰早就做好了最壞打算，完全可以走上一條和西方對決的道路，同時以此對內激勵民心，讓他們知道未來幾年的苦日子全是西方人搞鬼，從而凝聚向心力和穩定合法性。再大不了，也只是重新閉關鎖國，靠着自己內部龐大的市場和政府在民間汲取的資源熬過去。而且別忘了中國早非吳下阿蒙，儘管「一帶一路」陸續傳來受挫的消息，但它無論如何也太不可能在國際上被徹底孤立到當年只能依靠香港的地步。

既然有了最壞盤算，香港也就沒必要充什麼窗口了。而且在這麼尖銳困難的時刻，香港這扇窗甚至越早關上越好。記得去年一月，梁振英先生剛下臺不久，我就在此以新冷戰必然到來的前提說過香港未來的其中一種命運：「窗口是雙向的，香港這個門戶在可能到來的經濟壁壘裏頭當然對中國有用。可是反過來看，對外開放的香港也有機會變成美國等國家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力的門道。八九六四以來，中國政府就在提防香港會變成顛覆基地，怕港人會把民主普選的訴求擴散到整個內地。……往昔美國奉行『engagement with China』的基本政策，利用香港演變中國的動機其實並沒有以前傳統左派所猜疑的那麼大。但是美國今日若要圍堵中國，尤其是在冷戰專家『傳統基金會』等智囊機構捲土重來的現在，從旁攪動香港政局，使香港變成中國內患，讓中國不得放手於南海亞太與美爭強，這種機會或許就會變得相當之高了。」

若是按照這種思路推演下去，特區護照效用等同於中國護照，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消失，簡直就是勢所必至，指日可待了。

梁文道：主動出擊的思想（「中國的大腦」之三）

大陸學術界的朋友在9月初的時候發來一份新創刊雜誌的介紹，同時還半開玩笑地評注：「這會不會是一份嶄新的重點核心刊物？」這本雜誌叫做《習近平思想》，它在宣傳廣告中自稱「天下紅媒第一刊」。大概是吸取了陝西叫停「梁家河大學問」的經驗，它還特別標榜跟官方無關，強調自己是「中國民間創辦出版」。「民間創辦」？那它會不會和早些年的「孔子和平獎」一樣，變成一個幾乎像笑話一般的民間搞怪鬧劇呢？應該不會吧，因為這裏頭一些骨幹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特別是總編輯劉明福，他不但是擁有軍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的所長，《中國夢》的作者，同時還是「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再看創刊號的目錄，除去一份習近平某次講話的摘錄，以及劉明福本人所寫的一篇習近平思想闡述，餘下來的全是談馬克思的正兒八經的文章，就算不一定達到最嚴格要求下的學術水準，至少也和其他「紅媒」相去不遠。

這份刊物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趨勢，那就是拉近大陸學術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方興未艾的「習近平思想」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底下，馬克思主義本該享有官方顯學的顯赫位置。但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陸主流人文社會科學界似乎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存在。而學院體制內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教師，表面上看好像也都很適應這種忽略，甘於自處一角，自說自話，不只跟國內其他學科和學術趨勢沒有太多交集，而且還很難搭上人家都很熱衷的國際交流快車。就拿哲學研究來講好了，雖然所有開設哲學系的大學都會留下一定名額給專業研究馬克思哲學的學者，但除了少數例外，這批學者的整套學術工具和研究課題都很奇怪地處在一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狀態。即便今天在國際上最當紅的左派哲學家如齊澤克和巴迪歐的翻譯引介，也都輪不到這批主流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參與。說難聽點，他們的存在幾乎像是花瓶，萬萬不能沒有（畢竟大學本科必修的許多政治思想課要交到他們手上），但有了也不怎麼樣。可是自從「習近平思想」興起之後，我覺得以後的情況大概會變得很不一樣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習近平思想」可能會在學術體制內吸納和重整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使得「習近平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

自從去年開始，直到現在，中國各地已經湧現了好幾十所冠上「習近平思想」名號的研究機構。在這些機構裏面任職的，多半都是原本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比如說人民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秦宣，他現在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的院長。除了這些成為正式建制的研究機構之外，從中央到各地方省市，都還撥出了大筆經費鼓勵學者申報課題，投入「習近平思想」研究的大潮。目前看來，申報這個選題的條件相當寬鬆，費用出手也都相當大方。同樣是人民大學，同樣是去年，專事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陳滿華教授就在微博上發了一條消息，說他收到了「關於徵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選題的通知」，令他相當吃驚。因為他沒想到專門做語言學的人也能被徵集去研究習近平思想，而且做這個課題能夠得到的4萬元經費是獎勵金，跟一般的研究經費非常不同，可以當成個人收入。陳教授當時可能還沒有意識到，以「習近平語言風格」為主題的研究，這一年不到的短短時間當中會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的最新潮流，〈習近平總書記的語言風格及其力量〉之類的題目，固然在各地學報裏頭比比皆是。有一份叫做〈習近平講話的語言風格研究〉的碩士論文，更早在2016年就已經春江水暖鴨先知地面世了。而在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的語言學類別當中，排名第一位的選題赫然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語言風格研究」。

我們很自然地會追問，所謂「習近平思想」到底指的是什麼？老實說，雖然我也看過一些習近平的講話，以及一些被外界認為是最能闡述「習近平思想」的經典之作，但可能是因為太過愚鈍，我始終沒有搞清楚它的內涵和外延範圍。其中最麻煩的一點，就是在現在這種成規模的學術趨勢之下，隨着各門專業學者的無限衍生，你會發現習近平幾乎在任何領域都有思想，天底下的學問幾乎沒有一樣是不跟習近平思想沾邊的，例如早些時候就有一篇叫做〈習近平旅遊思想的內涵與特徵〉的論文在網上流傳。我最近還發現這個研究甚至已經有了一些方法討論，比如說〈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進展的大數據分析及深化研究的路徑思考〉。

我們很容易就會以為，這林林總總掛着習近平名義的學術成果都是獻媚，都是一些在學術界裏面沒有什麼實際成就的人混飯吃的通路。他們拿了納稅人的錢，做出一些沒有什麼人會認真去看的所謂研究成果，如此而已，無傷大雅。就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差不多，並不會阻礙其他人的認真工作。但是我卻覺得，在「習近平思想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和「習近平思想」正式被寫進憲法的大前提下，所有本來以為河水不犯井水，可以自己繼續幹自己事情的學者，或許遲早也會受到波及。其中一個環境上的原因，是全中國的高校正在加強意識形態審查，越來越多的學者動輒因為言論而被人舉報去職。更重要的，則是當前國家體制動員出的一股動力。這種動力使得原有的思想言論和文化產品的審查機制從被動把關轉為主動出擊；使審查人員的工作從以不出錯為原則，變成以挑錯為目標。我擔心這種動力同樣也會出現在學術體制之內，現在從事習近平思想研究的人，可能跟過去做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不同，他們不會守在自己的有限園地當中，反而會對外進攻發起論戰，這樣子才能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和成果，才能在國家認可的體制內更上層樓。於是凡是「習近平思想」涉及到的學術範圍，都可能要經過「習近平思想」的檢驗。這種檢驗不是一般斯文有禮的學術論辯，更是立場分明的政治決鬥。讓我們想像一下，假如有一個專門研究旅遊業發展的學者寫了一篇論文，被人揭發其中有些東西不符合「習近平的旅遊思想」，那接下來會是個什麼結局？

梁文道：審查遍在（「中國的大腦」之二）

今年有機會見到兩個好久不見的內地文壇老友，這兩人一南一北，皆是名滿天下的編輯，也都寫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是不少年輕編輯的偶像。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跟我說起了最近一兩年出版自己散文集的問題，慨歎自己實在是老了，跟不上時代審查標準的步伐。照道理說，這兩人都在這行裏幹了幾十年，什麼字眼能用，什麼東西不能碰，那種在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敏感嗅覺早都成了第二本能，在大陸下筆成文肯定是不應該犯錯的。偏偏這兩個人的純文藝作品還是硬給人挑出了幾十處毛病，其中一個需要被修改的詞彙居然是「上個世紀」。難道「上個世紀」也是個敏感詞嗎？不是的，審查給回來的意見是「上個世紀」不夠精確，應該改成「二十世紀」。任誰都看得出來，這根本不是政治審查，而是小學老師批改作業，是對這等文壇前輩的最大羞辱，更是中國語文在「新時期發展」當中的鬧劇。為什麼審查人員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力？他們的審查究竟依據什麼標準？

首先，我相當肯定「上個世紀」這四個字絕對沒有政治錯誤，這種標準也不可能通行於全國各地，更不應該是上頭明確頒佈下來的東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一個匿名審查員自己的判斷而已。儘管大家都會覺得他的判斷荒謬絕倫；但包括這位成名已久的作者在內，這本書出版過程當中的所有相關人等，是既不能也不願挑戰這個判斷的。因為在今天這個新時期，真沒有誰敢保證什麼東西絕對不犯錯，所以就算有人能夠推翻這個審查員的決定，他也不願冒這個風險（萬一「上個世紀」這個詞語真的在出版之後被人揭發舉報，說它影射了什麼東西呢？）再說審查標準，既然主管出版和意識形態的中央部門，從來沒有明令頒佈「上個世紀」是個禁用的詞彙。那這個審查員又為什麼要依憑自己狹隘的偏好，如此自作主張？我不曉得具體內情，但照我對整個「審查工業」的瞭解（是的，這是一個工業），極有可能是這個審查員想幹好工作，在任務上做出一些表現罷了。沒錯，審查其實也是一種正經的工作，就和任何工作一樣，要有指標，要看業績。一本書也好，一部電影也好，交到你手上是為了要你審出問題，如果你看了一大堆書都沒辦法在裏頭找到幾個可以動手修改的地方，那請你回來幹什麼？換句話說，在各個意識形態和內容產品的領域當中日益壯大的審查隊伍，已經從過去守住紅線就好，那種被動的把關人角色，逐漸蛻變成主動出擊的「生產部門」了。而他們所生產的，就是毛病。

學術圈有些獨特，曾經享有一定的寬裕，本來不太受這種情況影響。但是現在因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正確處理領導權與話語權的關係」，所以也就有越來越多「上個世紀」之類的事件發生。在今年一連串大學教師的清除事件之中，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清的遭遇最有「上個世紀」的色彩。根據報道，她是看到學生上課都在玩手機，非常生氣，於是舉出自己過去擔任助教時看到日本學生努力學習的經驗，教訓學生「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在我看來，這句話簡直政治正確得過了頭，雖然在學術上有偏狹簡化之病，但卻繼承了百年來愛國志士動不動就拿中日比較以激勵人心的那種優良傳統。沒想到被她罵的學生非常生氣，揭發檢舉許教授「貶斥中華民族」。舉報她的學生就像一個審查員，雖然不是為了工作，但純粹也是出於一己之私。而受理這次檢舉的校方，乃至於更高層的領導，就像一個出版社和它的上級單位，凡是遇到有人指出問題，必然要「嚴肅處理」，而所謂的「嚴肅處理」，就是順從檢舉和審查所指出的方向，不反駁也不否定。

教學如是，發表研究成果亦如是，現在就連很多專業學報也都開始沿用大眾出版和文化領域裏面的審查標準跟程序，不能再以「客觀學術研究」和「與現實政治無關」當擋箭牌。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一位專門研究某邊疆民族生活習俗變遷的學者，雖然他研究的還不是當局最要提防的那些民族，但到底也是敏感地區的少數民族（而且還是極少數）。在近年不問由來，一刀切的高壓管制底下，他發現那個在政治上從來沒有二心的少數民族竟然也開始滋生一股不滿的情緒，純粹出於好奇，他想深入瞭解這種變化的整個過程。如果他真的下功夫去探討這個課題，出來的結果對管制者而言肯定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先撇開倫理價值不談，他認為單從管治角度來講，現有的政策和措施多半也會帶來反效果，把原來不是問題的變成問題，未來要給當局「添煩添亂」。但是這種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成，因為實在是太過敏感，不止沒有辦法正式申報為研究課題，在學術刊物和論著出版開始跟隨新聞媒體的嚴格標準來審查的今天。它也不會有任何發表的機會。有些心繫家國的人可能會建議他應該寫一份內部報告，交給「上頭」，至少讓「上頭」知道情況。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建議，請參考我上周的專欄。「上頭」是不會愛聽這種講法的，因為他們會猜測「更上頭」的人一定不喜歡這種逆鱗般的報告。

梁文道：學術只是一塊魔鏡（「中國的大腦」之一）

前陣子和一位專門研究國際貿易關係的內地經濟學家聊天，話題難免繞不過眼下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理論上講，像他這樣的人最近應該忙壞了才對，不可能這麼有空地陪我喝了一整個下午的茶。他告訴我，那是因為他「站錯了邊」。什麼叫做站錯邊呢？原來「上頭」也真的很緊張，這陣子頻頻在全國各地召集專家提供意見；但問題是「上頭」聽到的意見，卻幾乎是一面倒的，而他正好不屬於那一面。簡單地講，專家們在這件事上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認為不必害怕，積極應戰；一派主張盡早讓步，止損優先；還有一派騎牆，利弊並舉，不給結論。但「上頭」最後召見的，居然全是其中一派（肯定不是騎牆派），因為這些「上頭」揣測那些比他們還要高層的「上頭」，應該會比較喜歡這一派的意見。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結論先行的意見徵集，他們根本不打算在專業學者群中廣泛收集不同的信息和看法；他們真正要的，是為自己早已設定好的傾向，提供更多聽起來很專業的論據。這位經濟學家的講法，跟我在另一個研究國際關係的朋友那裏聽到的差不多，他們那一行最近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於是我再追問：「那些上頭的上頭，他們的傾向和立場又是怎麼來的呢？」話剛出口，我就知道這是個太傻的問題。果然，這位經濟學家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明知故問。他說：「那當然是來自最上頭啦，下頭所有人都猜他會喜歡這種立場。」

這段期間，媒體上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誤判中國，不止現在低估了中國應付這場貿易戰的能力，而且長期以來都一直誤會貿易和接觸可以從根本改變中國政府。另一方面，還有更多人認為中國誤判了特朗普和美國，居然以為特朗普只是嘴上說說，不可能真的幹得出什麼大事。我不太敢肯定美國誤判中國的背景，但我起碼曉得一點中國誤判美國的緣由。有些評論把矛頭指向那些誤國的專家，認為他們太過浮誇，幾年來固然不斷叫嚷中國快要超越美國，甚至在貿易戰剛開始的時候仍然宣稱，用不了兩個回合，美國就會敗下陣來。但是這些評論恐怕也是心有「上頭」，不太好意思繼續追究為什麼專家這麼多，偏偏上頭就只聽這些誤國專家的話。有的論者甚至建議「內地學術界也應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做好研究，才能在中國發展路上發揮作用」。似乎問題出在所有專家做學問都還做得不夠扎實。

學問到底應該怎麼做呢？開頭當然要有最可靠的材料來源。但是現在很多大學就連翻牆都不容易翻出去了，一上網就是百度，一搜索出來就全是廣告，要找點正經的東西都得花盡九牛二虎之力。

中間暫且略過不計。等到學問做好了，最後當然得出版面世。但現在出版業的審查，即便是一向稍微寬鬆的學術書籍和期刊，也都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位老友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關於東南亞國家出現的佛教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例如緬甸那些想要消滅羅興亞人的佛教徒）。由於牽涉到宗教，所以在專業學報發表之前，這篇論文還得交到國家宗教局那裏審查。最後審下來的意見，是怕這篇文章太過敏感，會引起中國佛教界的不滿，所以不許刊登。

這個結局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事實上我覺得我的朋友應該慶幸才是，至少這篇文章不用送到外交部審查。我知道有許多學術研究因為牽涉到其他國家的內部矛盾，所以過不了外交部那一關，他們擔心這些研究會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別的國家怎麼會因為你中國有一個學者在某一本沒有什麼讀者的學術論著上面寫了一點關於他們的「負面」文字，就要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呢？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真是太不懂國情了。首先，雖然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極其罕有，但我們沒有人敢拍胸脯保證它絕對不會發生。萬一它要是真的發生了，那豈不是給國家的外交大計添煩添亂？所謂維穩，就是要杜絕任何風險的苗頭。其次，別的地方（假設是所謂的西方發達地區），要是有學者寫了一部對某個國家很不友善的專著，那個被批評的國家大概是不會發難的，因為後者知道什麼叫做學術自由，一個地方的外交部乃至於它整個政府，實在不可能為它每一個學者的言論負責。但是中國不同，人人都曉得中國有自己的道路，不流行這一套來自西方的學術自由觀念。所以一不小心受到中國學者傷害的他國政府，甚至他們的一部分國民，便很有理由去懷疑這個學者的研究是不是得到了中國官方的默許。接下來就是一個循環了。由於沒有學術自由，所以政府就要替學者的研究負責任，唯恐這些象牙塔裏的蛋頭給自己生事；又由於非常擔心學術研究會帶來不良好的結果，所以只好更加小心地去限制那份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的學術自由。

所以知情識趣的學者都明白，反正出版不了，甚至整個研究從一開始申報課題乃至於立項都有可能會失敗，所以敏感的東西最好別碰，比如說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又比如說香港的政治問題。這些對政府而言相當棘手的領域，本來最需要集思廣益，廣納各種意見和看法。不過現實卻是他們只想聽到他們想聽的聲音，不容偏離正軌，更不允許批評甚或否定現有的政策。除非你能擔保你的研究結論最後和官方既定立場高度一致，否則就不要在這些課題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梁文道：道德高尚的納粹德國（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二）

「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1935年，德國旅途當中，在日記裏頭寫下這句話的人，叫做貝瑞．道姆比爾上將（Sir Barry Domvile, KBE, CB, CMG）。他出身自聲譽卓著的海軍世家，前一年，才剛剛從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校長的位置退下來。此前，他擔任過英國海軍情報局總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更曾指揮戰艦與德國交戰。但是現在，他卻成了納粹政權的好朋友。這一年他拜訪德國，受到當局隆重歡迎。黨衛隊首領希姆萊，這個要為大屠殺負直接責任，後來被人叫做「史上最大劊子手」的魔頭，在這次行程當中與這位英國海軍上將發展出了某種奇特的兄弟情誼，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瞎聊，一起跳德國的農民舞蹈。貝瑞．道姆比爾後來回憶：「希姆萊是一個有魅力的人，非常可親」。當時希姆萊還親自帶着他開車穿越慕尼黑南部漂亮迷人的森林，住進了山上的小木屋，去幹英國上流社會最喜歡的事──打獵。某日清晨三點多，希姆萊忽然跑進他的房間，把他叫醒，對他高唱英國國歌《天佑吾皇》；而他報答的方式就是舉手吶喊：「希特拉萬歲！」

看起來很奇怪是不是？為什麼一個做過英國海軍情報頭目的職業軍人，會這麼容易受到老對手的誘騙？根據朱利亞．博伊德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原來這是當年的常見現象，越是上過一戰戰場，見識過戰火殘酷的人，就越不願意重蹈覆轍，越不想讓下一代的年輕子弟白白送命。他們會本能地相信過去的敵人就和自己一樣，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難得的和平。這種心態往往蒙蔽了他們的雙眼，讓他們就算在納粹崛起的期間親自到了德國觀察，也只能看到那些「可愛的窗戶裝飾」。當然，我們還曉得貝瑞．道姆比爾是一個有名的反猶主義者，一個渴慕昔日帝國光榮的右派。這正是他眼前自動搭載的另一道濾鏡，也很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擺脫的基本局限。面對外間傳媒種種負面消息，雖然納粹政權展開懷抱，「歡迎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可是大多數那個年頭真的親身去過德國的人，都不會因此而對納粹改觀。原來是個右派，就只會看到它的好處；原來是個左派，就只能更加討厭希特拉；每一個人都只能夠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體會到自己想要體會的事物。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全面展現新德國的表演。體育場館宏大，開幕式的演出壯觀，奧運選手村供應的食物美味，柏林市容整潔乾淨，志願者高效有禮，市民友好熱情。幾乎絕大部分見證過這次盛事的選手和外國遊客，都對納粹治下的這個國家讚不絕口。就連希特拉站在車上，經過大街進入會場，集權意志完美體現的那一瞬間，都因為它帶來的強烈感官震撼而麻木了所有目睹這個場面的外國人。「就像大風席捲草原一樣，群眾由遠而近地轟然起立，隨他而來的是一種聲音，一種希望，一種大地的禱告。」而這個全場的唯一主角，一動也不動，臉上甚至不掛一絲笑容，只是稍微抬手，恍如正在祝福群眾的彌賽亞。頭戴鋼盔的軍樂團正在演出華格納的序曲，同塲還有理查．史特勞斯指揮的柏林愛樂，和總人數逾千的大型合唱團，為這個場面添上完美的配樂。美國奧委會主席忍不住慨歎：「自從古希臘以來，就再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現在這個德國更好地捕捉奧運精神。」美國黑人田徑選手在這次奧運當中表現優異，總是受到滿場德國觀眾的歡呼，後來很多人認為這是當着希特拉的面刮了納粹種族主義一個巴掌，但真相其實更加複雜。例如獲得800米賽事金牌的John Woodruff，他告訴記者在德國那段期間完全沒有遭受任何歧視：「我沒有注意到一絲負面的東西」。400米賽事金牌得主Archie Williams更說：「回家之後有人問我：『那些骯髒的納粹怎麼樣對待你？』我這麼回答：『我沒有看到任何骯髒的納粹，只有一大批友好的德國人，而且我不用坐在巴士的後排。」這難道不是納粹宣傳機器的勝利嗎？那個年頭很多去過德國的美國黑人都有類似的感受，他們會拿自己在美國遭受歧視的經驗來對比德國的情況，覺得身為黑人，自己在德國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美國好得多了。至於猶太人，他們一般沒怎麼注意。

當然還是有一批美國來的黑人公開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例如1934年去德國參加全球浸信會大會的美國代表團中的牧師，他們發表了譴責聲明。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喜歡納粹德國的一切，比如說燒掉一些腐敗人心的壞書，禁止渲染暴力的黑幫電影，淨化社會道德，就是一種值得讚賞的良政。更何況當年馬丁路德也燒過書，背後的用意也許不會差得太遠。其中一位叫做Micheal King Sr的牧師就對這次行程印象非常深刻，乃至於回到亞特蘭大之後，更加堅定了仿效前賢的決心，乾脆把自己和兒子的名字都改成了馬丁路德．金。除了這些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外國遊客也很欣賞德國社會的正能量，他們悔恨自己年輕時漫無目標的日子，看不慣自己國家青年生活的虛無。相比之下，德國年輕人狂熱愛國，願意為一個更崇高的信仰而犧牲一切，反倒是這個腐朽世界中難得的一道清流。

在形形色色到訪第三帝國遊覽的訪客當中，最有趣的是一批作家。首先是湯瑪士．伍爾夫（Thomas Wolfe）這位當年在德國大受歡迎的美國小說家，他本來同情納粹，可他卻是極少有的那種在去過德國之後，態度和立場180度轉變的人，不惜冒着從此書籍在德國被禁，損失一大筆版權收益的風險，發表了一批批判色彩強烈的遊記。英國來的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好像看穿了一場大戲的真相似的，形容整個德國「浮誇而自命不凡」，風景有如「歌劇佈景」，最有名的萊茵河兩岸高塔和廢墟「長得很正確」。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似乎無論走到哪裏，都能注意到人生表面的荒謬，他在德國漫遊了大半年，最在意的居然是一連串「人名、日期、出生和死亡」等最客觀最瑣碎的事實細節，任何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心理都不在他的關注範圍。我最喜歡以《竊賊日記》知名，因為慣性偷竊而不斷出入監獄的法國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這一段話：「這是一個竊賊民族。如果我在這裏偷東西，我不會有絲毫的滿足感，反而只是遵從常規……我什麼都沒冒犯到，越軌是不可能的。我是在虛無之中偷竊。」

梁文道：希特勒的柏林歡迎你（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一）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一般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爆發的日子。同年，全世界最古老的旅行社之一，英國的「通濟陸」（Thomas Cook）有一份向英國遊客宣傳德國旅行團的小冊子，上面寫着這麼一段話：「所有令人着迷的古老事物都在這裏，四處還有更多令你驚喜萬分的新事物在等着你──在每一個地方，你都會遇見舒適、友善，以及美好的食物，這全是令人愉悅的假期的關鍵。」二十年前，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幾個月，德國就有幾家酒店聯合在美國推出宣傳計畫。其中一張廣告海報上面用很大的字體印着「德國歡迎你」，海報的主角則是一個穿着典型巴伐利亞吊帶短褲的德國年輕人，頭上還帶戴了一頂插着羽毛的帽子，站在一片林木蒼鬱的山谷中間，背後是一座頂部被白雪覆蓋，陽光下反射出耀目光芒的山峰。他非常興奮地對着海報裏一幅小畫片做出歡迎的姿態，那幅畫片裏面正是有郵輪停泊的紐約港口，自由神像背後是一輪代表嶄新未來即將到臨的初升旭日。

這麼多年過去了，但是幾乎每一年，我們都還能見到好幾部關於納粹德國的重要新書。最近十幾二十年，這些書的焦點逐漸轉移到了納粹治下的日常生活，讓我們見識到了當年那些普通的德國人家是怎麼活着的。他們意識得到自己國家正在犯下的罪惡嗎？他們知道自己正活在集權體制之中嗎？他們反抗？服從？還是默默認同？這肯定是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的時候最關心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把同一組問題反過來，提向當年那些去納粹德國拜訪遊覽的外國人：你們到底看見了什麼？你們是否聞到了戰爭的氣息？你們支持希特勒締造的這個嶄新國度嗎？還是對它忍不住的無比厭惡？去年出版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之所以叫人耳目一新，就是因為它問了這一組很少有人專門想過的問題。作者朱利亞．博伊德曾經寫過《消逝在東交民巷的那些日子》（A Dance with the Dragon），爬梳大量材料，展現出一個幾乎被人遺忘，只在姜文的《邪不壓正》以及張北海的《俠隱》中露出一角的那個住了不少老外的民國北京。這一回，她把焦點轉移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耗用更多精力，蒐羅出好幾百個在那段期間去德國遊訪的西方旅人故事。這些遊客包括了專業的外交官和政治人物，著名的藝術家和作家，尋找買賣機會的商人，還有大量放假旅遊的學生，以及最普通的海外勞工，他們全都見證了第三帝國的崛起，但他們的證言往往叫人震驚。便和「通濟陸」那一份二戰爆發之前的旅遊宣傳小冊子一樣；原來在災難來臨之前，只有少數人能夠認得出風暴；原來即便在邪惡的氣息處處彌漫的時候，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湊近觀察華麗錦袍上的蝨子。

我們都知道英國歷史上的「壯遊」，但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在20世紀初期，英美還曾經有過一股把年輕子弟送到德國去接受文化氣氛薰陶的熱潮。就算到了大戰前夕，很多人心目中的德國，都還是那個有着哥德、巴哈、康德和貝多芬的文化大國。除了這些學生，當然還有一大批文化教育水平比較高的普通遊客，他們在海德堡城堡底下的酒館喝着便宜的啤酒，在萊茵河上的遊船看到兩岸神話傳說中的廢墟，在巴伐利亞充滿野趣的林地中間健行，他們去過了中世紀的城鎮，也曾漫步在讓人神清氣爽的綠油油田野。更重要的是他們遇到的德國人全都那麼友善好客，充滿熱情。沒錯，街上的確是有越來越多穿着褐色制服的年輕人，但也許德國人就是喜歡制服呢？更何況這也是德國文化有秩序的體現。沒錯，他們成天到晚就喜歡遊行和搞火炬集會，但那種場面確實壯觀，而且叫人精神為之一振。他們打招呼喜歡舉手高喊「希特勒萬歲」，一開始是叫人有點不習慣，甚至偶爾有些外國來的年輕學生，因為沒有隨着大家做這個動作而捱揍；但這也只不過是適應的問題，多獃上幾天，大部分人都能夠慢慢習慣新德國的這種習俗，甚至覺得它充滿了蓬勃的朝氣。

自從希特勒上臺之後，西方各地的媒體就開始紛紛揭發和批評這個政權的問題與罪惡。可是納粹的宣傳機器和國際公關也不是省油的燈，除了資助開辦專門宣傳新德國的媒體之外，他們還很積極地籠絡國際友人，常常邀請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這個國家最真實的面目。其實不用說這些被重點照顧的對象，就連一般人在聽了那麼多關於新德國的故事之後，也很想自己去親身體會它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論是跟隨旅行團去聽音樂會和參加節日祭典的觀光客，還是騎車自助旅行的年輕學生，他們都能發現這個國家確實和別的地方不一樣。例如它許多大型基建工程做得特別好，有些遊客就注意到了「鐵路如此先進而方便，柏林的路面電車幾乎是無聲地行進」。德國人還特別愛國，有一種其他地方見不到的集團文化，街上總是掛滿各種標語和口號。對於來自英語世界，自由散漫慣了的人而言，這是有點古怪。不過回頭再想，一個人為自己的國家自豪，又有什麼不對呢？並且你需要站在德國人的角度來替他們想想，當年那份《凡爾賽條約》確實是太過分了，對這個有着悠久光輝文化傳統的國度和人民造成了大量的傷害和深深的羞辱，現在他們重新站起來，只是為了恢復他們應得的尊嚴罷了（因此可以想見，法國遊客在這裏得到的待遇就沒那麼好了）。他們當然還看到了猶太人的遭遇，不過很多人都認為那只是個案，或者局部的問題，不能說明這個國家的全貌。甚至還有一些人以為，隨處可見的種族主義以及專制政策，都是會隨時間過去的臨時現象，一旦希特勒真正抓穩政權，整個國家改造大計的基礎鋪好，這些問題自然要逐漸改善。有一個來自英國的重要人物，便在他的旅行日記念裏面寫道：「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

梁文道：Me too的後遺症？

過去一個星期的中國輿論實在熱鬧，先有問題疫苗，後有「me too」運動的持續發酵，真叫人目不暇給。這兩件事情表面上看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覺得二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為什麼疫苗事件正在閙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會忽然殺出一批女子訴說自己當年被人侵犯的經驗呢？而且她們控訴的還都不是一般人，卻是一些公益圈子裏面的領袖人物，以及深具自由派色彩的公共知識分子。莫非這是為了轉移視線？一方面替當局減緩壓力，另一方面則協助抹黑本來就已經很夠黑了的「公知」和自由派，讓目光如炬的老百姓看清楚這批平常一天到晚喊着自由人權，批判政府不遺餘力的壞蛋真面目。

活在這個國度，我們本能相信陰謀論。你看，前幾天《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才公開把疫苗問題說成是輿情控制和引導的問題，果然輿情就開始被人引導和控制了。但問題是轉移焦點作為一種危機公關的處理手法，一般而言，那個被拿出來轉移焦點的問題，應該得是一個比較能刺激眼球，而且又比較次要的問題才行。一個人要是被人懷疑他偷東西，照常理講，他應該不會高喊：「你們都搞錯了，我沒有偷東西，我只是殺過人而已」。所以我們可以很合理地追問，比起有問題的疫苗，性騷擾究竟算不算是一件較次要的事？按照聯合國婦女署去年公佈的統計，全球一共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婦女遭遇過身體或性暴力；也就是說幾乎每三個女性當中，就有一個遭遇過這種不幸。假如這都不叫「嚴重」，我就真不知道什麼才叫做「嚴重」了。除非中國的女權狀況遠遠好過全球平均，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中國的性騷擾問題一點都不普遍，否則這還真不比疫苗問題次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

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一般中國知識分子的常見心態，關懷家國天下，尤其關心政治制度的走向。對很多人來講，疫苗問題的矛頭，指向的是政府權力；但性騷擾呢？在很多人看來，卻不是那麼「政治化」的一件事，它不過是一堆道德渣男私人品德的敗壞，一群不幸女子的個別遭遇罷了。再說下去，我們就會碰到一個左派從前最愛討論的老話題的新翻版了。以前他們爭辯性別剝削和階級剝削，到底哪一種矛盾比較優先；我們今天是不是也該來談談（狹義的）政治問題和性別問題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呢？簡化而粗暴地說，從前男性為主的老左派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就是先承認性別剝削的嚴重，然後想辦法把性別矛盾吸納到階級矛盾底下，鼓勵大家把槍口全都指向萬惡的資本主義，許諾只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則不止階級剝削迎刃而解，便連性別剝削也都能順帶解除。我們現在是不是也能夠這麼說，性侵犯在現在這種權利體系底下尤其惡劣，所以讓你孩子打了無效疫苗的兇手，和將來要侵犯她的壞蛋，其實都是同一個窩裏長出來的呢？

好在當知識分子還在爭論的時候，現實已經自動替大家給出了答案。這場號稱要被拿來轉移視線的「me too」運動，在互聯網上出生還不到兩天，便已經被大規模地刪除消音，各種徵集舉報的公告行動一一退場。相比之下，國家領導人允諾要給大家一個交代的疫苗問題，雖然也難免在某些方面發生斷手斷腳的殘缺，但至少還算健在。沒錯，「me too」好像起到了點轉移作用，因為針對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人的那些評論都還在網上熱傳。但是號稱代表國家形象，每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面恭賀13億人民新年快樂的央視主持人呢，和他有關的報導則被刪得一乾二淨。這麼精準的輿論調控恰恰說明，他們是真想大家認定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好人；但同時「me too」又還真是觸碰到了國家體制最敏感的部分，這個問題似乎也是個政治問題。於是我就看不懂了，政府為什麼偏偏要得罪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口？過去兩三年來，不斷打壓各種女權運動，我還能夠把它看作是面對任何社會力量集結的本能反應。但是性騷擾？這對眾多女性而言，這可是一個最實在不過的，幾乎是日日發生的傷害和侮辱。你為什麼要主動站在她們的對立面，選擇了兇手那一邊，把男權和政權二合為一？

儘管如此，知識分子還是要自己繼續吵架，甚至因此分裂。不論男女，這個圈子裏我絕大部分的朋友都堅決反對性騷擾的溫床繼續存在。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害怕「me too」運動會發生誤傷，壞了無辜者的清白；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運動就不應該計算代價，就算有誤傷，比起最終能夠獲得的益處也不足為道。老實說，看着朋友為此吵架，我的心情也很複雜，因為我從來都是一個騎牆派，既不願意大家為了微小的意見不同而產生根本的立場分歧，也常常覺得兩邊好像都說的有理。在這種種飛來飛去的口水劍當中，我唯一比較不能接受的，大概就是過度相信輿論的市場機制會讓清者自清，能讓事實自動浮現的這種想法。根據我對互聯網輿論環境近二十年來的片面觀察，勉強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那就是澄清事實的言論，永遠鬥不過無意的中傷和特意的抹黑，這就是為什麼娛樂圈中有人愛搞負面公關戰的理由了。明星A的團隊要是想刻意鬥倒對手明星B，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在網上散佈一些謠言，讓大家一陣熱鬧，搞得對手灰頭土臉。當然事實就是事實，明星B的團隊最後或許可以拿事實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人性如此，我們就是喜歡看人家的壞話，不愛看人家原來無罪的真相，因為後者太過無趣；壞話總是要比對於壞話的澄清傳播得更遠、更有力。換句話說，這是個誰先動手誰就贏的時代。所以我只能夠期待，要是這場「me too」運動還能繼續下去的話，在帶來一切它所能夠帶來的美好之餘，參與其間的人（甚至是在一邊湊熱鬧的網民）也都能夠慢慢學習，逐漸摸索出一套適應這個網絡環境的合理規範。但我算不算是想得太多了呢？

梁文道：摩爾人的最後嘆息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主角「摩爾人」，在橄欖樹叢當中終於倒下之前，看見了暮光下屹立遠山的阿罕布拉宮：「歐洲的紅色城堡，德里的與阿格拉的城堡的姐妹，互相交織的圖形與秘密智慧，遊樂庭院與泉水花園的宮殿，一種失去了的可能性的紀念碑；它在自己的征服者早就倒下之後，仍然聳立着，就像是一段失去了的但最甜蜜的愛情的訌詞，那延續得超越了失敗的愛情，超越了毀滅，超越了絕望；那被打敗的愛比打敗它的東西更偉大；我們最深刻的需求，我們對同一流動的需求，給疆界畫上界限的需求，丟掉自我邊界的需求」。然後他以為自己就像所有偉大傳說中的主角一樣（有如一個沉睡美人躺在玻璃棺材之中，等待一位王子把她吻醒），閤上了他的眼睛，並且期待：「等我恢復了精神，歡欣鼓舞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個更美好的時代」。

更美好的時代？這個世界真的會好嗎？

正如所有受到「摩爾人的最後的嘆息」這個傳說所啟發的作品一樣，魯什迪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也是一闋輓歌，吟唱曾經多元甚至雜種的世界。這個故事的主角「摩爾人」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家譜，他的父親是印度科欽的猶太人，祖上可能是當年逃離安達魯西亞的難民，據說甚至擁有摩爾人最後王朝繼承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的血脈。他的母親是龐大香料貿易家族的繼承人，遠祖可能是當年第一位從歐洲航海到印度的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摩爾人」出生在印度獨立之後的第七年，他父母的婚姻則是當年印度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非法結合。那個時期的印度，特別是那個時期的孟買（小說情節的主要場景），擁抱世俗，擁抱多元，相信過社會主義，相信過通俗版本全球化世界的到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這個來歷不明，譜系充滿了傳說與空隙的混血家庭，到達了他們歷史上的最高𥧌。「摩爾人」的父親是印度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掌控了整座孟買城的秩序；他的母親則是印度最偉大的藝術家，而且魅力非凡，上流社會的漩渦核心。當然，有如任何寶萊塢豪門肥皂劇的劇情，這個家族終於得頹敗瓦解。而其中一個顛覆這座大廈地基的動力，是一股由一個無賴惡棍所主導的新興民粹主義勢力。這股力量期待一個血統更純正的印度，一個「屬於真正印度教徒的印度」，一個在印度教中幾萬名神祇當中獨尊濕婆的印度。

這種劇情，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從當年摩爾人控制的安達魯西亞的陷落，一直到今天的印度、美國、英國、法國、中國、以色列，土耳其、「伊斯蘭國」，甚至是香港，同樣的戲碼從來不曾中斷；曾經備受稱頌的多元與寬容，必然要被純正的統一取代；在街頭上磨練出來的實際與機巧，必然要受到神聖教條的碾壓。《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是魯什迪在《撒旦詩篇》之後的第一部小說，在上一本書替他惹來殺身之禍的處境底下，當年仍然躲在暗處的魯什迪，恐怕是要寫一本頌讚多元和世俗，痛斥各種宗教和意識形態狂熱的作品。用自己的筆去回應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發出的全球追殺令。

然而，《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並沒有那麼簡單。魯什迪似乎總有一種生怕別人簡化他的擔憂，常常忍不住在自己本來就已經很繁複的敍述裏面製造更多的線索和黑洞，好鼓勵讀者自行衍生出更多解讀的線索。《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所以不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於它生硬地被蒙上了好幾層的類比。例如在第一章開頭五頁不到的空間裏，「摩爾人」臨終前逃亡的那段經歷，便被魯什迪以最鮮明不過的提示，比喻作耶穌被釘在十字架前的苦道，馬丁路德在教堂大門頂上的論綱，《失樂園》中光明天使路西法的墮落，《神曲》裏但丁迷路走進的「幽暗森林」；當然，還有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回眺阿罕布拉宮的那一聲嘆息。所以你說他是要諷刺什麼？譴責什麼嗎？他的文本總是可以替反駁提出充份的證據。不過，對於覺得被文學冒犯的人而言，這都只不過是故布迷陣的障眼法罷了。所以這本書在印度曾經禁止出版，就因為印度政府覺得自己被它冒犯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感激這本書留下的重要提醒。那就是所謂的「多元」和「混雜」（一度流行的「後殖民主義」關鍵詞），確實也不是什麼好種。「摩爾人」的家族故事滿是欺詐、亂倫、爭產、強暴，和謀殺。他的父親是個成功商人，但那每一座燦爛奪目的摩天大樓底下，都是裝扮成嬰兒爽身粉的毒品，人口市場上待價而沽的雛妓。「摩爾人」的母親是個成功的藝術家，但那畫出了印度過去與未來的激情作品背後，卻是一個極度自我中心的冷酷靈魂（她的大女兒在生命幾乎走到盡頭的時候，唯一的寄望就是曾經的丈夫浪子回頭；可是這個當媽媽的，竟在這當兒施展魔力來誘惑那個沒出息女婿。不為什麼，只是因為「我忍不住本能」。好比忍不住要螫青蛙的蝎子）。「多元」和「混雜」，原是一對吞食自己子女的父母，能夠讓他們成功的基因，也能夠叫他們自毀。

「摩爾人」本人也是一個怪胎（莫非是混血過多的詛咒？），只在母親的子宮當中呆了四個月，天生身體成長速度驚人，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一副三十多歲的身軀，但心智卻還停留在少年階段；所以最後他才三十幾歲，看起來便已是個七十幾歲的垂死老人。他還左手殘疾，指掌沒有分化，長成一個肉球。所以他性格內向，心靈永遠適應不了肉身所處的世界現實。他那只在畫作裏面表達出對他真愛的母親把他逐出家門，他那嚴肅但又溫和的父親則設計讓他成為殺掉自己事業對手的逃犯。他這充斥了陰謀與暴力的不幸一生，只有一段真正讓他感到自己也能認真活着的愛情。可他愛的那個人，烏瑪，卻幾乎不能算是一個真人。任何對於「多元」和「混雜」的挑戰，幾乎都離不開一個簡單的問題，那就是你到底是誰？你到底相信什麼？你屬於哪一個宗教？哪一個民族？擁抱多元的人總會感到這類問題的答案沒有那麼簡單，甚或根本不關心這類問題。而所謂的教條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信徒，以及狂熱的基本教義派，對於這類問題卻總是擁有非常堅定的答案。烏瑪可以說是這本書裏多元主義的極端典範，因為她根本誰都不是。最精明的巨富覺得她是一個很有生意頭腦的可造之材，最熱血的左派社會運動家會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可信的同志，最虔誠的信徒覺得她有一顆必將獲救的純淨心靈，最放蕩的性愛獵人會覺得她是一個可貴的床上伴侶。她不斷變色，是一面在任何人眼前都能浮現出對方最理想相貌的鏡子，是一卷不斷被重新塗寫，乃至於再也辨察不出原始文字的羊皮書卷。這段愛情，自然也只能悲劇結局。在我看來，《摩爾人的最後嘆息》寫到這一段，其實就已經可以結束了，因為這才是多元主義最可哀的下場；面對世界的右轉，原來它並沒有答案。

梁文道：魯什迪這個名字（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八）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Suspiro del Moro）後來成了一個地名。這個地點，你現在還能在地圖上面找到，算是一處小有名氣的景點。而穆斯林西班牙的末代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於此再次回頭眺望家鄉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歎了一口氣的這則傳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面，則都是一個吸引無窮想像、飽蘊意涵的象徵。「近代吉他之父」法蘭西斯科·泰雷加（Francisco de Asís Tárrega y Eixea）為此創作名曲《阿罕布拉宮的回憶》，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有一部小說叫作《癲狂的艾爾莎》，甚至遊戲《刺客信條》也都受到了它的影響。最近十幾年，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還掀起了一股小小潮流。先是佛朗哥之後的西班牙開始重新擁抱被刻意遺忘了幾百年的遺產，許多北非穆斯林回到了格拉納達，在路邊的咖啡館擺起水煙攤，恰當裝點出這座當今旅遊產業重鎮的異國氣氛。然後是我們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種種爭辯，是要在進一步的全球化呢？還是積極擁護那備受威脅的民族認同？萬一歐洲的土地上重新豎起了清真寺的圓頂和呼拜塔，那麼歐洲還算是歐洲嗎？有些人主張，歐洲人應該再度驅趕穆斯林移民，就像1492年1月2日天主教兩位偉大國王所做的事情一樣。另一邊，則有人佈道，新月旗幟應該重新插在古老城堡上的塔樓，榮耀征服者祖先的傳統。在這兩翼中間，還有一種聲音呢喃（也許是越來越微弱的一種聲音）：或許，歐洲從來就不只是屬於某一種信仰的歐洲；或許，寬容與多元仍然是一種值得擁抱的美德；或許，獨斷和霸道根本就不是某一個宗教、某一隻族群的專利。

關於「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最有名的一部創作，當是薩曼．魯什迪（Salman Rushdie）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這位仍然在躲避暗殺的大作家，之所以要寫下這本其實並不算太過成功的小說，想來或也是命運的巧合。因為他家原本並不姓「魯什迪」，是他那信奉世俗主義的父親改了家族姓氏，因為他特別崇拜中古哲學大家伊本．魯世德（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Ahmad ibn Rushd），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阿威羅伊」（Averroes）。對哲學史和西方思想史不太熟悉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一定曾經看過他的肖像，就在拉斐爾那幅著名的《雅典學院》裏頭。畫中左下角有一個抱着一本大書正在寫作的禿頂老者，他是畢達哥拉斯。而在他身後，有一個頭戴白方巾的阿拉伯人，也是這幅畫裏面唯一一個穆斯林，他就是伊本．魯世德了。他甚至還出現在但丁的《神曲》裏面，名在亞里士多德等偉大哲學家的行列，儘管但丁對他們頌揚備至，但可惜這群充滿智慧的先賢來不及認識耶穌，所以只好令人慨歎地長處地獄邊緣地帶。

《雅典學院》是拉斐爾受到教宗委託，原來要懸掛在「宗座宮」（教宗宮邸）的偉大作品，一位不信天主的異教徒，怎麼可能被堂而皇之的畫進這幅畫裏呢？其實這絕非一件離經叛道的怪事，拉菲爾在世的年代，正是文藝復興的最高潮。此前有兩三百年，歐洲文化人幾乎是如饑似渴地想從伊斯蘭世界裏面尋求學問與智慧之道，阿拉伯文在那段時期簡直就是知識的唯一語言，大量的數學、醫學、化學、煉金術、占星術以及天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要找到這些著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翻過庇利牛斯山，前去西班牙的安達魯斯地區，當地不止有全歐洲藏書量最豐富的圖書館，每座城市也都有一群飽學之士，以及他們常常光顧的書店。當然，這股熱潮只局限在一小撮知識分子當中，兩大宗教文明對峙的基本格局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當原本由摩爾人控制的西維爾（Sevilla）在1248年淪陷於天主教軍隊之手的時候，對文化和學術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多大認識的將領，便很順理成章地把大清真寺的尖塔改造成了一座鐘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原來由大數學家賈比爾．伊本．阿菲阿（Jabir Ibn Afiah）設計監建的這座尖塔，同時還是歐洲第一座天文臺。

伊本．魯世德出生在哥多華（Cordoba），可能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座裝了路燈的城市。他在安達魯斯相對寬容的學術風氣中成長，由於家族的地位崇高，所以自小受到第一流的阿拉伯上流社會教育，廣泛涉獵醫學、法學、神學、哲學，乃至於天文學。身為一個穆斯林，他不得不承認，神學與哲學都是通達真理的道路；但是他卻堅持哲學要比神學更加穩妥。在他備受爭議的眾多觀點當中，最可怕的是他居然認定世界的永恆存在。換句話說，他認為早在神創造天地之前，那個將要被創造的天地，其實就已經以某種形式在那兒了。世界不可能從虛無之中被創造出來，物質和時間都是永恆的，真主幹的事情無非就是讓整個過程開始運轉，並且透過普遍的自然律則去管理這個世界。如果想要弄清楚上蒼的意圖，就該透過哲學和科學去掌握那些自然律。這種觀點，歐洲人本來不應該覺得陌生，因為他的靈感就來自於亞里士多德。但是比起早已忘記了亞里士多德的歐洲人，阿拉伯世界這幾百年間所產生的思想家才算是古希臘智慧的真正傳人。正是伊本．魯世德詳盡周密的註釋重新打開了西方天主教徒的眼界，受他影響甚深的阿奎那甚至尊稱他為「詮釋者」。他對力學和自然律的理解，也影響了後來歐洲科學的進展。他反對從字面意義理解可蘭經以及先知的聖訓，推崇理性的論辯，是巴黎索邦大學哲學家終於打破神學霸權的間接助力。

薩曼．魯什迪的父親改換家族姓氏，便等於否定血脈和地方的身份局限，在印度和那位偉大的摩爾人之間搭起一道虛構的認同譜系。那個摩爾人違背了基督信仰、伊斯蘭和猶太教等三大一神教的根本教義，但又分別在它們中間埋下了內爆的種子。擁有這麼一個自選的姓氏，薩曼．魯什迪似乎是在他寫作生涯之前，就已經獲得了構造自身族譜的自由，出入諸種頑固信條的權力。

梁文道：摩爾人的遠去（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七）

1492年1月2日，儘管是在南歐，但是清晨的天氣依然清冷。自從杜甫出生的前一年開始，一直到古騰堡印刷術開始流行，曾經統治西班牙長達八個多世紀的摩爾人最後王朝繼承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身着黑色天鵝絨長袍，來到了山城格拉納達城外一小片平地上，身邊是一小隊同樣穿着黑色衣服的侍從家眷。立馬站在他們對面的，則是來自西班牙兩大天主教王國的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旁邊簇擁一大批趾高氣揚的騎士和步兵。這麼多人擠在這一小塊地方，居然靜默無聲，全部的目光都集中在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身上。這個男人下了馬，走到兩位天主教國王跟前，微微鞠躬，低着頭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巨大的金色鑰匙。對面那邊來了一位侍者，接過鑰匙，把它遞給斐迪南二世，斐迪南二世再把它轉到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手上。然後摩爾人的國王說話了：「真主非常愛你，先生。這是把通往天堂的鑰匙，我和它裏面的一切，現在都屬於你了」。

後來，這是一個在歐洲繪畫和舞臺上曾經上演過無數遍的場景，但是它們幾乎都沒有捕捉到當時真正重要的細節。根據當年編年史家的記載，兩位天主教國王，以及他們身邊的騎士，穿的可不是歐洲人想像中的典型服裝，卻是一身織錦短袍，腰間還繫了一種叫做「marlotas」的絲綢寬帶，乃最正宗的摩爾人貴族服飾。為什麼奪取了摩爾人寶冠上最大珍珠的天主教神聖大軍頭領，反而要穿上一襲異教徒的服裝呢？這應該是一種政治表態，要讓終於投降的老對手，以及格拉納達城內的百姓知道，我們和你們其實沒有那麼不同。不止如此，按照習俗，獻城者本來該親吻征服者右手上的戒指，但是斐迪南二世和伊麗莎白一世全都拒絕跟從傳統，以免對方遭受更大的侮辱。他們甚至還答應了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從此封閉阿罕布拉宮那有名的「七重天之門」，不再讓任何人從此出入。

這其實不單是一種刻意展現寬大的政治表演，它還顯示出當年西班牙天主教徒面對摩爾人伊斯蘭文化的微妙態度。是的，對手是偽先知的跟隨者，註定要通向毀滅的道路。是的，對方在科技上的發展已經開始落後（尤其是關於軍事的技術）。但是自從800年前，他們就不能不承認，摩爾人是一群更加文明，更加有禮，更加懂得欣賞生命中美好事物的一種人。在歐洲天主教徒中的貴族還在宴席上公然吐痰擤鼻涕的時候，摩爾人就已經習慣在用餐之前，以一盤盛放着玫瑰花瓣的清水洗手。再看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口中的那座「天堂」──阿爾罕布拉宮，歐洲天主教徒何曾見過這麼美輪美奐的宮殿？宮中那座讓歐洲使節傳誦不斷的「獅園」，124根極盡靈巧，柱頭雕飾繁複得讓人眼花繚亂的柱子圍繞着整片方庭，劃出一小片純潔靜謐的神聖空間，方庭中心是12頭石獅子馱起一座噴泉，流水再向四方分別伸展出四條代表「樂園四河」的小渠。要是有這份福氣，在盛夏的下午，坐在柱廊的蔭底，聽着流水晶瑩迴響，看陽光在廊柱之間穿越變幻出無數的形狀，你可能會以為自己見證過了永恆。

早已習慣了摩爾人和猶太人存在的天主教國王，甚至還答應了對手，不強迫城中任何人改宗天主教，不逼他們為奴。當然後來他們毀約，是因為西歐那邊還有很多人不滿，覺得光是徹底趕走了穆斯林統治者還不夠。例如正在威脅天主教的馬丁路德，以及英格蘭最正義最純潔的湯瑪斯摩爾，他們都認為西班牙天主教國王既然自命是上帝在人間的利劍，就不應該容忍轄土之上還有任何異教徒的存在。正要爭取歐洲人的認同，又一心想要協助教宗重振天主教權威的斐迪南二世和伊麗莎白一世，就不能不跟隨輿論，違背自己曾經許下的諾言。於是便有了後來的宗教審判，先是要求猶太人和摩爾人放棄自己原來的信仰，皈依天主教，又或者在限期內流放逃亡。許多年之後，他們變本加厲，就連已經改宗，但是仍然保有猶太人和穆斯林姓氏的人，都得抓出來重新再審。有人說西班牙人喜歡吃火腿的風尚，可能就是這段時期培養起來的。因為當年他們會逼人吃豬肉，在可疑人家的門口懸吊火腿，好檢測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放棄了自己原來的信仰。

所以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這一走，就真是永別了。傳說在他離開的那一天，走到最後一處還能眺見家鄉的隘口時，回頭看了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就是所謂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Ultimo suspiro del Moro）了。

梁文道：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六）

1492年1月2日，哥倫布跟隨着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以及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隊伍，踏進了摩爾人在歐洲的最後據點——格拉納達的城門，一舉頭，就看見了天主教王國的旗幟早已高懸在阿罕布拉宮的塔樓上。要再多等半年，他才能正式冠上「世界海洋上將」的御賜頭銜，出發尋找前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線。後來我們自然曉得，這一年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歐洲人也都如此相信，覺得上主必定在這一年顯示了大能。不過他們之所以認為這一年重要，可並不是為了看起來要不是個笨蛋就是個騙徒的哥倫布，而是天主教徒終於能在摩爾人手上成功「收復」了註定屬於他們的所有土地。

所謂「摩爾人」，在今天其實是一個內涵太過廣泛，因而沒有多大實質意義的名詞，它既指中世紀住在伊比利亞半島和歐洲其他地區如西西里島的穆斯林，也包括了撒哈拉沙漠周邊的居民；但它同時竟然也可以用在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斯里蘭卡和印度回教徒身上（所以當殖民地建築師在吉隆坡乃至於澳門的公共建築用上了一些帶有莫卧兒味道的裝飾時，他們還會管這種風格叫做「摩爾式風格」）。但是回到中世紀，對於歐洲基督徒而言，它很明顯就是個貶稱，主要指的就是在西地中海世界活躍的異教徒。

也難怪當年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的人都瞧不起西班牙，這本來就是個山丘起伏的窮鄉僻壤，遠離最熱鬧的東方貿易路線（也就是絲綢之路）。再加上來自北非的「摩爾人」曾經統治大半個伊比利亞半島達七世紀之久，使得這片土地上一大半人口是穆斯林和猶太人，清真寺的呼拜塔要比天主教堂的鐘樓還多，這又怎麼能算是純正的歐洲呢？根據劍橋大學專研中古西班牙史的歷史學教授Elizabeth Drayson，在去年出版的專著《The Moor's Last Stand》，那年頭西班牙的「宗教寬容」簡直能叫歐洲訪客反胃。就算沒有去過西班牙，大家說起它也都一定要皺眉頭。即便早已過了祖先那傳說中的黃金年代，宗教和族群之間的對立變得越來越嚴重。天主教王國會把猶太人和穆斯林當成奴隸使喚，摩爾人控制的地方也同樣會把天主教徒當成僕人，離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寬容」遠甚。不過它還是和歐洲大多數地區不一樣，這三種宗教到底都在此活下來了，並且勉強找到公開並存的方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這對夫婦聯手推動的「收復失地」大業，對西班牙天主教徒來說，就變得格外重要了。那是一樁要向歐洲人爭取認同的神聖事業。要知道，曾經一度如烈火燃燒的十字軍運動早就衰敗得不成話了。而四十年前，1453年，如日方中的奧斯曼帝國更從基督徒手上取得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歐洲天主教徒簡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好在有西班牙人，憑着先進的作戰方法，以及從敵人那裏學來，但在技術上又更上一層樓的火炮武器，趁着西班牙摩爾人末代王朝內鬥不斷，衰萎凋蔽的時機，他們終於成功逼使敵人獻上了全歐洲最壯麗的城市格拉納達。這是天主教徒對君士坦丁堡淪陷的最佳回應，也是獻給教宗的最好禮物。收到這個消息之後，西歐各地紛紛舉行盛大的祭典，所有重要的主教座堂都奉獻了隆重的感恩彌撒。一時間，無數的詩歌被譜寫傳頌，廣場則有無數的話劇上演，主角全是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英勇壯舉。西班牙人終於揚眉吐氣，他們的王室也總算成了歐洲的要角，他們甚至開始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在世界上承擔了建立神聖帝國的重大任務。於是在哥倫布之後的美洲征服運動當中，征服者的貪婪、狡獪，以及兇狠，全都冠上了榮耀的光環。消滅美洲大陸異教徒的帝國，殖民地的開拓，全是攻克格拉納達的合理延伸。

在當年歌頌西班牙偉大成就的那些英雄史詩裏面，有一個格外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後一個穆斯林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XII，天主教徒用自己的拼音方法把它讀作Boabdil），「摩爾人最後嘆息」的主角。

梁文道：如何對歐洲人訴說穆斯林的故事？（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五）

【蘋果日報】前幾天，一位在歐洲居住多年的青年旅行作家向我們報告他最近聽說到的新奇性實驗，其中幾種道具的使用方法不可思議，叫人眼界大開。然後不知怎的，話題忽然沉重，大家開始談起歐洲的移民問題以及宗教衝突。這位作家說：「為什麼穆斯林就是這麼保守，這麼極端？」接下來的討論，我在大陸已經經歷過很多次了，自然是對「大愛包容」的「西方白左」的種種譴責。或許是都把我當成他們口中這類「西方白左」的中國代辦，所以他們的語氣不算激烈，真實的想法全都包裹在一連串的問句當中。由於疲倦和厭怠，我沒有太多話要說，腦子裏想起的全是這幾個月叫我深深着迷的「非洲人萊昂」，那個五百年前住在意大利的安達魯斯遺民，以及他筆下的北非伊斯蘭世界。

當年的歐洲人在讀到他的《非洲描述》時，應該能夠發現其中有些段落足可佐證他們對敗德穆斯林的印象。例如非斯、突尼斯和馬拉喀什那些公開的易服癖；蘇非派異端社群中先以藥物和音樂進入迷醉狀態，最後演變成男同群交的「合一儀式」；以及黑色非洲知識中心廷巴克圖集市上的古怪書籍。我們今天還能夠在僥倖逃過極端分子烈火的古代殘存手稿裏面，看到那批書籍的其中一小部分，例如一本叫做《男人如何與女人行房》的性愛指南。大異於當時主宰歐洲的基督信仰（不管是天主教，還是正在興起的新教），伊斯蘭不止允許性快感，甚至非常關注女性的高潮問題。為了強化陽具的勃起狀態，這本書還建議男性應該反復背誦這句可蘭經裏的經文：「阿拉從你的軟弱狀態創造你，從軟弱中創造力量」。

「性開放」、「寬容」、「進步」以及「文明」，我們不能在這幾個字眼之間畫上簡單的等號，然後再草率總結，原來伊斯蘭文明要比基督教文明更加優秀。事實上，「非洲人萊昂」所描述的這些軼事，即便是在當年的北非，也都處在一個灰色狀態，並且遭到不少指責，更不要說是現在了。不過千萬不要搞錯，「非洲人萊昂」以《非洲描述》為核心的這幾部著作，其真正要點並不在於為歐洲讀者提供更多奇聞趣事。後來我們都曉得，要是沒有安達魯斯，沒有得自於穆斯林世界的知識，文藝復興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非洲人萊昂」的寫作正好示範了伊斯蘭知識是怎麼回事，例如引文的使用方法，法學辯論的邏輯標準，以及知識權威的確立方法。

根據當時主流的伊斯蘭傳統，任何學者在提出一套法律上的意見，文學形式的探討，以及關於過去世界的認識時，都應該把自己的看法安放在一條知識傳遞的系譜之中，好說明自己的想法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有權威來源的支持，例如自己那備受尊敬的老師，或者某部得到公認的經典。而這些經典和老師的老師（特別是在法學上），究其源頭，則多半可以追溯到可蘭經或者先知。當然不能否定創新的機會，例如要比「非洲人萊昂」早上一百五十年的安達魯斯遺民，北非地區最偉大的思想家，現代社會學的先祖，人口統計學之父，伊本．赫勒敦（Abū Zayd'Abdu r-Rahmān bin Muhammad bin Khaldūn Al-Hadrami），在其劃時代的巨著《歷史緒論》當中，這種以知識傳遞系譜來確認真理標準的方法，就實在支撐不了他所創建的嶄新學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類比推論的手段，比如說借用當年主流法學界的推論原則，去推演社會組織以及文明形態的變化。

大概因為預定的讀者是歐洲人（儘管史家納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懷疑他心目中也包含了穆斯林讀者），「非洲人萊昂」在意大利寫的這幾本書，幾乎完全不遵循上述這種要把自己明確安放在知識系譜當中的伊斯蘭傳統，他既不明言傳授給自己這堆信息的老師是誰，也不像伊本．赫勒敦那樣，以類比的方式去間接掛鉤伊斯蘭思想主流。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追隨文藝復興之後開始的歐洲潮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作者（auctor），所以在大多數的情況底下，他都盡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稱，哪怕他是要明確表達自己的意見。包括英譯本在內，《非洲描述》的所有版本都犯了一個根本錯誤，那就是把他原來手稿當中用以自稱的「el compositore」譯成了第一人稱的「我」。而「el compositore」，其實是他特地選來翻譯阿拉伯文「mu'aliff」這個概念的通俗義大利文名詞，意思就是編集者。在他其他的作品裏面，他還用上了「interpres」（譯者）這個身份來定位自己。總而言之，他把自己的一切意見和判斷，全都收納在第三人稱的表述之下。似乎想要暗示，他既不是一個伊斯蘭知識份子，也不是一個時髦的意大利文化人，而是一個站在一定距離之外的旁觀者，一個謙卑的信息編集。

這種身份設定，非常符合他的書寫。身為教廷的囚犯，新近皈依的天主教徒，向歐洲人描述伊斯蘭世界的時候，他不能不在言辭之中討好他的意大利文讀者，所以比起統一完整的天主教廷法典，他必須寫出令人遺憾的伊斯蘭遜尼派四大法學門派的爭議不斷。每當談到先知穆罕默德，他也不能像一般的穆斯林那樣，總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求主賜福他，並使其平安」定式祝福。但是就像納塔莉．澤蒙．戴維斯所說的，我們完全可以反過來看，正是因為他到了歐洲，用自己剛剛學會的意大利文寫作，所以他總算才擺脫了自己的背景束縛，能夠相對自在，甚至相對客觀地寫出他對伊斯蘭世界的真正看法。更有趣的是，同時他還震撼了歐洲讀者。因為在他筆下，不止非斯、馬拉喀什、廷巴克圖，突尼斯、開羅、大馬士革，以及伊斯坦堡這些國際都會，可能要比包括羅馬在內的一切歐洲城市更加璀璨，更加文明；而且他們所擁有的文學傳統和學術體系也都完全能夠和歐洲人那一套並駕齊驅。這就是一個既是鳥又是魚的作者，用編輯和翻譯的身份隱藏自己，站在兩個世界之外向兩個世界說話；他說的，想必就是真話。

梁文道：身份的騙徒（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四）

【蘋果日報】「非洲人萊昂」確實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我親眼見證過城市的衰落和帝國的消亡」。在他那個年代，整個地中海世界，恐怕都沒有人擁有過他這樣的經歷，難怪他的《非洲描述》（Della descrittione dell'Africa et delle cose notabili che iui sono）一經出版，就成為當時歐洲文化人的熱門話題。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他筆下一些關於北非穆斯林世界的故事，成了同代法國大作家拉伯雷的素材。至於現代，則有我之前提到的，用法文寫作的黎巴嫩作家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他也從這部巨著得到靈感，模仿「非洲人萊昂」本人的口吻，如此想像他對開羅的第一印象：

「當我來到開羅時，我的兒子，它還是幾個世紀以來一個王國瑰麗的首都，哈里發的駐地，而當我離開時，它只不過是一個省的省會。毫無疑問，它再也無法重現往日的輝煌了，真主希望我見證這座城市的沒落，也見證在它沒落之前發生了一系列災難。此時我還在尼羅河上航行着，幻想着充滿冒險的生活和令人高興的戰利品，不幸就這樣不期而至。而我當時還不懂得尊重這個不幸，也沒能讀懂它所帶來的信息。

有時候從一個異乎尋常的情景，就能看出災難的端倪，水手們站成一排走到我近前，臉色陰鬱，手掌朝天高舉。長時間的沉默。隨後，最年長的水手嘴裏冒出這樣一個詞：鼠疫」

儘管這是一本現在沒有太多人聽過的書，而且其中很多內容後來也被證明有誤。但是對於我們現在這個正被文化身份和宗教信仰逐漸高漲的衝突所撕裂的世界而言，這本書和它的作者「非洲人萊昂」，就像傳說中的格拉納達以及安達魯斯似的，好像都指向了另外一條道路的存在；又或者至少是一種因為不必立足於本土，所以也就不那麼安穩的處世之道。原籍美國的加拿大史學名家納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大概就是看中了這一點，所以寫成《騙子遊歷記》（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試圖在檔案的空白處勾勒出「非洲人萊昂」的真正身份。和她以往的作品一樣，這是一本備受讚譽的著作，同時卻也遭到不少常常會發生在她身上的批評和質疑。主要的理由，是她這一回在行文當中竟然比以往還要常用「might have, would have, perhaps」之類的字眼。身為歷史學家，卻不拿證據好好說話，反而要在史料的盡頭發揮最極度的「史學想像力」。年邁八十的納塔莉．澤蒙．戴維斯當然很清楚這個問題，但之所以執意如此，除了是因為她和才去世不久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類似，對於史料和敍述之間的關係，沒有前代學者那麼確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她總想和歷史對話，在確鑿的證據之外尋找曾經有過的可能，於是能夠提醒讀者，永遠不要太過肯定我們「已知」的過去，更不要依賴這段過去論我們的將來。

《騙子遊歷記》這書名卻很容易誤導讀者，以為納塔莉．澤蒙．戴維斯是想告訴我們，「非洲人萊昂」是那個年代常見的騙徒之一，虛構自己的生平和經歷以博大名。不，這裏所說的「騙子」，指的是一種身份認同上的騙徒。「非洲人萊昂」曾經在著作中講過這麼一個其時流行於阿拉伯世界的故事：有一隻又會飛翔又會游泳的鳥，原本居住在鳥群當中，常常向其他的鳥強調自己是一隻貨真價實的飛鳥，因此雖然長得比較怪異，久而久之也就都被大家接受了。直到有一天，鳥王要向眾鳥徵收人頭稅，所以牠逃到海裏加入魚群，照舊讓大家接受他也是條魚的事實。不過，後來就連魚王也開始要向魚群徵收人頭稅了，他便飛離大海，回到鳥群之中。如此一來，每一回遇到要收稅的時候，他都能夠利用自己古怪的身份條件趁機躲避，永遠不必交稅。納塔莉．澤蒙．戴維斯認為，「非洲人萊昂」就像這隻又是魚又是鳥的怪物一樣，是個身份的騙徒，以表演的詭計和敍述上的沉默去遮蓋自己。

比如說，對着歐洲人的時候，他的名字是「約翰尼斯．列奧．美第奇」（Johannes Leo de Medicis）；面對故土的同鄉，他則是「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贊．非斯」（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al-Fasi）。就像上周我們所說過的，這兩個名字背後的繁複意義，分別都能在歐洲基督教世界和北非伊斯蘭世界裏面得到確定，我們能夠在這裏面讀出他的出生地和階級背景。換句話說，這兩個名字對那兩個世界的人而言，都是有意思的。可是，他本人卻偏好另一個更加古怪的名字「Yuhanna al-Asad al-Gharnati」，意思是「來自格拉納達的約翰萊昂」。首先，這是一個用阿拉伯文拼寫的天主教教名，有點不倫不類。其次，這個名字還點出了他那失落了的出生地，格拉納達（原本住在北非的時候，他的阿拉伯文名字只說明他來自非斯，而非格拉納達）。這是否說明他始終認同格拉納達？那座早已被天主教徒征服了的摩爾人故都，一個曾經多彩燦爛，並且相對寬容的異托邦。

要知道，那個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並不太平。基督徒和穆斯林固然爭戰不休，而且兩邊都還有內部各自的問題。在歐洲這一面，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宗急欲重掌權威，和法國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兵戎相見，同時他們還要面對如烈火席捲草原一般興起的新教徒勢力。而在穆斯林世界這一邊，則有如日方中的奧斯曼帝國，與北非幾個蘇丹國家和古老的波斯相互計算，各懷鬼胎；更有遜尼派、什葉派以及蘇菲派之間永無寧日的內鬥。活在這樣的時代，你到底是個什麼人？你究竟歸屬哪一邊？這既是個關乎生死的重要問題，也是個可以透過靈活走位以求存的遊戲。不同的信仰，好像楚河漢界，不可逾越。但是為了權勢和實利，基督徒卻也可以串謀穆斯林。「來自格拉納達的約翰萊昂」活在這樣的年代，往來魚鳥二界，既是穆斯林，也是天主教徒；既是北非人，也是歐洲人。外交官的手段是他的生存之道，有距離的學者目光才是他的根本認同。他經歷太多，見過太多，知道真主和上帝要比他的信徒廣大。

梁文道：葉慈的亡靈朋友（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三）

【蘋果日報】愛爾蘭大詩人葉慈和他那個年代一些歐洲文人和知識份子一樣，沉迷於神秘主義，熱衷通靈，不只創辦過一個叫做「都柏林秘術兄弟會」的組織，還領導過以推動塔羅牌和卡巴拉知名的「黃金黎明會」。1914年6月，葉慈在一次降靈會遇上了一個自稱「非洲人萊昂」的亡靈。此後多年，葉慈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口中的這「另一個自我」，並且藉着種種外人不能理解的溝通，啟發了他一些最神秘的詩作。有意思的是，葉慈宣稱，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聽過「非洲人萊昂」這個名字。但這實在不太可能，因為「非洲人萊昂」是歐洲歷史上最有名的地理學家之一，他那被譯成多國語言的《非洲描述》（Della descrittione dell'Africa et delle cose notabili che iui sono），影響了文藝復興時代所有歐洲人對於非洲的認識，莎士比亞甚至從這本書得到靈感，才寫下了他的《奧賽羅》。

比這本書更加吸引人的，則是「非洲人萊昂」的生平，因為身為一部全歐洲暢銷書的作者，一個在教宗手下受洗的摩爾人，一個遊歷廣泛的探險家、外交官和學者，關於他生平的可靠資料卻是意外的稀少。在他留下來的著作和手稿當中，讀者甚至會有一種感覺，似乎是他本人要刻意隱瞞和省略自己的過往經歷，並且遮掩自己對很多事情的真實感受。為什麼他要這麼做？我們還得注意，他這一切著作都是用他成年之後才學會的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寫的，而非他的母語。在阿拉伯文和歐洲語言之間，他是否還有很多無法用各種語言去透明傳達，並且不能被這兩大文化所理解的想法呢？難怪曾經有不少作家試圖用自己的想像力去虛構一個自己願意和他對話的「非洲人萊昂」，就好比人們去虛構他的出生地格拉納達，以緩塵世中找不到樂園的悲嘆。葉慈只是這一眾作家的其中之一。

到底誰是「非洲人萊昂」？我們可以先從他的名字入手。其中的線索要是鋪展開來，幾乎就是十五、十六世紀地中海文化史的片段。

「非洲人萊昂」只是當時歐洲人替他取的綽號。他原本是個外交官，受命於摩洛哥非斯王國的蘇丹，出使君士坦丁堡，試圖拉攏當時如日方中的奧圖曼帝國，好收回北非海岸被葡萄牙人霸佔的城鎮。不料回航途中被西班牙海盜綁架，輾轉送到羅馬，當成是送給教廷的禮物。在那個文藝復興的高潮年代，羅馬天主教廷的日子並不太平，一方面要對付在德國興起的馬丁路德等新教勢力，一方面要周旋在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等幾大強權之間，同時還要對付不斷威脅歐洲的奧圖曼帝國。他們發現這個人質很不普通，不但見多識廣，而且非常機靈，正好可以透過他多瞭解一些穆斯林世界的情況。所以雖說是個被關在「聖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當中的囚犯，但他得到的待遇不差，應該常常受到很多樞機主教和大學者的召喚，而且還有專人指導他學習意大利語和拉丁文，讓他逐步適應本地生活。不久之後，教廷決定為他舉行一場盛大的儀式，讓他放棄伊斯蘭信仰。皈依天主教之後，他正式的名字就改成了「約翰尼斯．列奧．美第奇」（Johannes Leo de Medicis）。之所以冠上了「美第奇」這麼顯赫的姓氏，是因為跟隨當時的習慣，僕人或者家臣要跟隨主人的姓氏，並且成年的異教徒（例如穆斯林和猶太人）在受洗之後，也得加上授洗神父的姓氏。而主持他洗禮的，正是他後來的主人，出自美第奇家族的教宗列奧十世。成為美第奇家族的一員，當然是個榮耀，畢竟這是當時全歐洲最富有也最有威權的一股勢力，不只出過四任教宗，一連串的托斯卡尼大公，法蘭西王國的王后。而且他們還是文藝復興運動最重要的贊助者，如果沒有他們，達文西和伽利略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成就，今天的羅馬和佛羅倫薩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光榮。但是跟隨這個家族，同時也必定是個詛咒。幾乎就和我們在電視劇裏面看到的一樣，豪門的背後就是陰暗，這個家族的名聲也總是伴隨着腐敗和貪權，替馬丁路德的炮火提供了無數彈藥。

在此之前，「非洲人萊昂」的名字本來叫做「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贊．非斯」（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al-Fasi），依據這分成三個部分的阿拉伯名字，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他的爸爸叫做穆罕默德，他的爺爺叫做瓦贊，而且他來自非斯。「瓦贊」（al-Wazzan）這個字的意思是「稱重員」，在北非和伊比利亞的穆斯林國家裏面，這是一種不算高級但又非常重要的職位，負責監督市場上所有貨物交易的公正，度衡繳納給政府的稅糧的重量。按照法律，「稱重員」還可以在他「稱重」的東西中收取合宜的比例，以為收入，而這個「合宜的比例」通常會使得他們十分富有。這種工作是世襲的，「瓦贊」這個名字，便說明了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稱重員」。「非斯」這座在今天吸納無數遊客拜訪的旅遊勝地，自古以來便是摩洛哥地區的重鎮，在「非洲人萊昂」的這年代就擁有十萬居民，當中有不少是像他那樣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伊比利亞半島地區的流亡難民。這座城市還有一座被金氏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創辦於公元859年的卡魯因大學，「非洲人萊昂」就曾經在這裏跟隨飽學的老師研修神學、法律，修辭學與詩歌。不過問題是他們家的名字雖然保有「瓦贊」這兩個字，但他們在非斯實際上是做不了稱重員的，因為他們是外來的移民，而非根脈深植的本地人。好在儘管經過離散，他們畢竟有點家底，而且他的舅舅早在伊比利亞徹底被天主教徒征服之前就先來一步，混得相當不錯。所以他不只交得起上學的學費，而且還跟着舅舅走上了出任外交使節跟沙漠商旅頭家的道路。

比如說他去過今天屬於西非馬里共和國的廷巴克圖（Timbuktu），當年是雄霸撒哈拉和尼日爾河流域的桑海帝國的中心都會，黑色非洲歷史上最有名的傳說之城，一切綠洲的母親。「非洲人萊昂」來到這裏的時候，正是它最鼎盛的時期。進城拜會城主，是一段冗長細緻而又盛大豪華的儀式，使臣要跪在地上，臉貼地面，用右手抓起一把土撒在灑在自己的肩膀和頭上，好顯示自己在城主面前的卑微。穿越沙漠，不辭勞苦地來到這裏，當然是為了要做買賣。在這座城市，要比黃金和椰棗更有名也更有流通價值的商品卻是書籍和手稿。十萬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學生和學者；在沙漠中聳立的壯闊城牆之內，有一百八十多座學術機構和圖書館。就算是巴格達最有名的學者來到這裏，也都可能要為自己的無知而慚愧。市面上販賣的書籍，最遠來自撒馬爾罕，甚至中國；意大利製造的精美大理石紋紙張，則從海路經過開羅或的黎波里，再由駱駝商隊穿越撒哈拉沙漠運抵。抄寫手稿在這裏是一項家族手工業，就有點像香港以前的家庭主婦把塑膠假花帶回家裏面加工一樣。

梁文道：永遠的安達魯斯（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二）

【蘋果日報】如果帕慕克的記憶正確，到了20世紀上半葉，伊斯坦堡的一些殘存猶太居民仍然在家中的牆壁上掛着當年格拉納達老房子的鑰匙的話，那麼哪些當年被迫離開安達魯斯的穆斯林又該怎麼辦呢？據說直到今天，特別是在北非，每當有人說起安達魯斯（Al-Andalus）這個名字的時候，它的聲音就會在空中構築出一片有柱廊回繞的大理石中庭，陽光下一座噴泉流水淙淙。安達魯斯，一段失落的黃金時代，一座山丘上粉紅色的宮殿，一個永遠回不去的老家，是伊斯蘭世界裏面總能喚起些許甜美而悲哀回憶的傳說。

甚至對很多現代基督徒，乃至於沒有任何信仰的人而言，安達魯斯也是一個值得追憶的對象。因為在這個世俗化的年代，一個人們口中的「好穆斯林」往往就意味着一個比較世俗化的穆斯林，而非一位謹遵聖訓的虔敬信徒。而傳聞中的安達魯斯正是那樣的一個地方，雖然是個穆斯林王國，但是各種宗教信仰和族裔都得到了寬容的對待，猶太教徒可以當上宰相。知識和智慧受到尊重，學者們能夠任意查閱來自各種文化的古老典籍，同時創發可能會背離正統的嶄新思想。文化與藝術蓬勃發展，阿拉伯建築中極盡曲折繚繞的線條在這裏達到了高峰，西班牙吉他的根源則在此時種下。繁盛的城市，喧嘩的街道，總有人兜售來自整片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總有人夜半飲酒尋歡，相信真主的寬大多於誡條。甚至連同性性行為，都在宮廷中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值得嘗試的甜美禁果，處於半公開的狀態。這個地方不止孕育了中古猶太神學最偉大的導師，以及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阿拉伯傳人（那時候，亞里士多德在西歐是被禁止的）；甚至曾經有過這麼一位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入讀當時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學，後來回去還當上了天主教的教宗。

安德魯斯究竟是不是真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在學術界裏面仍然引起爭議。但是很多人還是願意相信，那樣的時代是真的存在過。因為它也許能夠證明，穆斯林有另一種選擇，甚至整個世界都還有另一種選擇。我們不一定要狂熱擁抱某種信仰，不一定要盲目擁抱某種身份，陌生人可以是我們的鄰居，因為世界本是一座枝葉繁茂，果實纍纍的花園。

所以1492年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份。在這一年，穆斯林治下安達魯斯最後而且最輝煌的據點格拉納達淪陷，現在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阿罕布拉宮易主，掛上了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旗幟。那時候的西班牙人簡直就像是天主教中的塔利班或者ISIS，盛產狂熱分子，用聖戰的態度來爭奪領土，一旦掌握全境，便不止迫害留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穆斯林和猶太人，後來甚至還向全歐洲輸出令人聞風喪膽的宗教裁判官。正好就在這一年前後，「非洲人萊昂」（Leo Africanus）誕生了，被迫從嬰兒時期就開始踏上他終身不斷的旅程。「非洲人萊昂」是個偉大的旅行家，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暢銷書作者，在羅馬冠上過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出入各國宮廷。但他原本也是一個安達魯斯人，對他而言，格拉納達這個故鄉，大概就像香港之於今天九七後才出生的年輕人，是流亡他鄉（或者移民）的父親坐在躺椅上發呆，口中呢喃的一個名詞；是母親夜半飲泣，低聲訴說的一則故事。他留下了一些著作，記錄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見聞，可惜這裏頭並不包括安達魯斯和格拉納達。這種空白留下了任人想像的空間，誘發了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去把它填滿的衝動。

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是黎巴嫩作家，生長在當年非常國際化的貝魯特，母親是擁有土耳其血統的埃及天主教徒，父親是來自希臘的東正教信徒。黎巴嫩內戰之後，他移居巴黎，自此以法文寫作，不止獲得了「鞏古爾獎」，最後還當上了法國學術院院士。1986年，他第一部小說《非洲人萊昂》一出版，便立刻為他帶來全球文壇的讚賞。很多評論家認為，這部詩意盎然的小說就像一張魔毯，能夠帶領讀者穿過家中衣櫥的後壁，進入一個我們不曾聽聞過的世界。這會不會是因為以他的背景，他特別能夠體會「非洲人萊昂」旅程的意義，以及格拉納達和安達魯斯的價值呢？

在小說的一開頭，他就用「非洲人萊昂」的口吻，界定了流亡者的身份，以及五百多年之後「安達魯斯」這個象徵的啟示：

「我，稱重員穆罕默德的兒子哈桑；我，美第奇家族的約翰．萊昂。為我執行割禮的是一個剃鬚匠，而施洗的卻是教皇。人們叫我非洲人萊昂，然而我並非從非洲而來，也不是歐洲，也不是阿拉伯半島。人們叫我格拉納達人、菲斯人、札亞持人，但是我並不來自任何一個國家，也不來自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部落。我出生在路上，沙漠裏的商隊才是我的國家，我的生活命中註定般充滿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旅行。

我的手腕感受過絲綢的光滑，羊毛的粗糙，戴過王子的金鐲，奴隸的枷鎖。我的手揭開過上千面紗，我的唇吻過上千女孩，我親眼見證過城市的衰落和帝國的消亡。

你能聽到我講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西班牙語、柏柏爾語、希伯來語、拉丁語和通俗義大利語，因為我掌握所有的語言，會說所有的禱告詞。但我不屬於它們。我只屬於上天和大地，那才是我將來的歸宿。」

梁文道：純真博物館（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一）

【蘋果日報】皇帝回來了，排隊擠在遊客身後，逐一巡覽他年幼時曾經居停的每一座殿堂和房間，面帶曖昧的微笑，聆聽導覽員的講解。歷歷在目的往事，成了其他人口中不盡詳實的故事。

這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故事，或者說是故事的動機。所以不論是李翰祥還是貝托魯奇，在他們拍攝末代皇帝溥儀生平的時候，都忍不住要重新演繹這一段傳說中的插曲。幾乎就在這兩位導演構思他們的電影的同時，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也見到了已經80多歲的奧圖曼帝國末代王子阿里·瓦希布（Ali Vâsib）。王子那時候終於回到了土耳其，手上拿的卻是遊客簽證，所以很想在找一個工作，有一份比較穩定的收入，然後終老故土。由於他常年流亡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擔任一座敗落博物館的館長，所以飯桌上便有賓客建議，他何不乾脆去當年自己住過的擔任講解員呢？王子覺得這真是個好主意，便開始和賓客想像，他要是真當上了厄赫拉莫爾宮導遊，會怎麼樣和遊客介紹自己曾經學習和休息的房間。帕穆克寫道：「我記得後來以一個年輕小說家尋找新視角的熱情來構建這些畫面：『這裏，先生們，』王子以他一貫的極其客氣的語調說道，『是七十年前我在隨從武官陪同下學數學的地方！』然後他會從那些手持門票的人群身邊走開，跨過那條不允許遊客跨越的線（由懸掛在黃銅立架之間的老式絨線標記，就像在我的博物館的頂層一樣），再一次坐在他年輕時坐過的桌子邊。他將用同樣的鉛筆、直尺、橡皮、書本，演示自己在過去是如何學習的；坐在桌邊，他還會向那些博物館參觀者解釋：最尊貴的客人們，我過去就是這麼學數學的。」

一年之後，王子就在亞歷山大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始終沒有達成的心願卻啟發了帕慕克的靈感，於是便有了後來的《純真博物館》。帕慕克回憶：「腦海中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第一次想像同時成為博物館導遊和藏品之一的快樂，就像凱末爾那樣；以及向遊客講解一個已經故去多年的人的一生的激動——用他在世時用過的所有私人物品。這是純真博物館的第一顆種子，同時作為一部小說——小說主人公凱末爾經歷了同樣的快樂——和一個地方。從一開始，我就同時孕育了寫一部小說和建立一個博物館的想法。」是的，《純真博物館》既是一部小說，也是一座真實的博物館，敍事同時在兩個面向作用，分別以文字和物件的展布追憶那一去不返的純真年代。這座博物館就和小說一樣，裏頭陳示的東西都是真的，全是帕慕克自己多年來從舊貨市場和古董商那裏蒐羅回來的物件，但構成其展示原理的邏輯則是虛構，是帕慕克這本小說裏的故事。比如說一套茶具，解說詞介紹那是小說主人公用過的東西。這套茶具百分百來自小說設定的年代背景，然而，小說中出現的角色就只不過是那個年代曾經活過的人群的暗影和幽靈，唯獨身為靈媒的小說作家才能夠呼喚出他的存在。

我們都知道，記憶並不可靠；但利用真實存在的材料，去虛構一段記憶，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虛構記憶，背後必須要有強大的動力和情緒。這不一定是惡意（比如說復仇的意志，以及把自己變成無辜受害者的需要），相反的，它可能十分美好。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懷舊，通常被我們懷念的過去（所謂『黃金年代』），若不是根本不曾存在，就是被人過度渲染，甚至連最沉迷往昔的人都有可能暗自知道這一點事實。不過我們依然懷舊，因為我們對現實都不太滿意，總覺得該有另一種更好的可能性。而那個更好的世界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我們願意相信它真的在歷史上出現過，所以它不是一種烏托邦般的幻想，而是一種現實，只不過接下來沒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延續罷了。所以懷舊一方面指向的其實是未來，另一面則是堅守過往未曾完全實現的許諾。懷舊連接起了虛幻的過去和未來，即便它再荒誕也好，也總算是給了我們一種身份和歷史上綿延不絕，藕斷絲連的保證。人類非常需要這種歷史感，它是我們穩當存活在現世的基礎，讓我們覺得自己腳踏實地。

清朝和奧圖曼帝國都曾惡名昭著，前者號稱「亞洲病夫」，後者則是「歐洲病夫」。但換上另一副眼鏡，很多人有時候卻覺得它們的年代其實也算盛世，於是開始追憶這兩座巨大帝國的黃金年代。為什麼？根據最傳統的政治學定義，帝國必然是一種多民族、多文化、宗教也一樣多元的政體。對比起今日中國和土耳其，甚至整個世界的那種越來越靠向單一民族主義，越來越信靠某種狹隘認同，排斥其他身份的傾向，帝國起碼顯得比較寬容。就拿那兩位末代王孫曾經居住過的宮殿來說，沒錯，它們過去確實是王族的私產，但裏面的收藏千奇百怪，無所不包，覆蓋的範圍不單來自整片帝國的轄土，更有不少異域的珍寶。它顯示的既是帝國的宏大，同時也是一種對外界的好奇。如果用今天的套話來講，形容這些故宮所改建的博物館是整個民族的共同財富的話，該怎樣從那裏面的物件去述說我們當下對這個民族的認知呢？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裏頭那藏傳佛教和薩滿教的遺跡，以及用蒙文和滿文銘刻的碑石，新一代的中國年輕人能夠把它們和自己的身份認同聯繫起來嗎？

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位處一條叫作「Çukurcuma」的街道。經過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經濟繁榮，伊斯坦堡這片區域現在是一塊很時尚的地方，有許多古董商，也有新派的畫廊、酒吧和咖啡館。但這條街附近卻曾是有名的貧困地區，佈滿了日久失修的老房子，街上坑坑窪窪。在上世紀50年代，以針對外族人為目標的「伊斯坦堡暴動」以前，住在這片區域的，是一些希臘人，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他們被「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這種口號，以及無日無之的騷擾與破壞嚇跑了，紛紛奔逃，留下一大片空洞的樓房，原本生機興旺的街區這才成了貧民窟。

這些外國人的祖先原本都是帝國的臣民，其中最有趣的是「西班牙猶太人」（Sephardic Jews）。1492年，天主教王國「重新征服」了整個伊比利亞半島之後，宗教迫害隨之而來。原來在穆斯林王國統治下，生活還算安穩的猶太人被逼大批逃亡。當年的奧圖曼帝國正當全盛，蘇丹展開雙臂擁抱這些擁有知識和營商經驗的猶太難民，歡迎他們來到帝國的首都落戶。一開始，他們還以為自己只是暫住，不曉得這一住就是五百年。帕慕克後來回憶，有些猶太老人家手上居然還留存着當年西班牙格拉納達老家的鑰匙，相信自己有一天回去的時候會用得着。

梁文道：還是中國好──識睇梗係睇留言

【蘋果日報】正所謂「識睇梗係睇留言」，我在網上無論是看什麼，都得一字不漏地把留言也全部看遍。自從視頻彈幕興起，那就變得更忙了，一邊要留神正片內容，一邊還得關顧如彗星般一劃而過的彈幕；好在很多時候，閃閃發光的彈幕要比正片精彩，所以也就不用擔心會錯過什麼，專注彈幕便好。這類即時留言好看的地方之一就是它夠及時，是受眾的第一反應，不用準備，也沒有雕琢，往往情緒大於理性，因此我以為它最能讓我看到某種社會情緒的分佈。不知道是不是我太過敏感，又或者先入為主，我發現，這幾年大陸網絡留言所表達出來的情緒還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例如最近看到陳丹青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拍的節目《局部》第二季，剛剛推出的第一集是對大都會館藏的總掃描，從古埃及一直走到中國藝術，儘管輕描淡寫，卻叫人目不暇給。而彈幕上最常出現的一個詞竟然是「掠奪」。有一批人不斷強調，這全是美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掠奪回來的珍寶；另一批人則從頭到尾反駁，誇讚他們掠奪得好，要不留在中國經過文革，恐怕都得嘿嘿。於是一整集節目就變成了文物掠奪到底對不對的爭論。在這裏面只有一兩把聲音指出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和大英博物館不同，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絕大部分的收藏其實都來自於買賣和私人捐贈，而非一般人心目中那種明刀明槍的搶奪。當然，那種「買賣」也並非毫無疑問。比方說，大都會中國廳裏的鎮廳之寶《藥師經變》圖，乃上世紀20年代，幾個美國人在山西洪洞廣勝下寺用1600銀元買回來的寶貝。當年地方人士覺得賣了這樣一幅殘破元代壁畫，便有錢保住極待修葺的寺廟，係美事一樁，還特此勒石記功。用今天的角度看，這叫做無良奸商碰上無知鄉民，在很多國人眼中，仍然是廣義掠奪的一種。但我分明記得，幾年前在其他網絡文章看到介紹大都會所藏中國藝術時，關於掠奪的討論並非主流，大部分人當時都在忙着稱讚那些收藏美輪美奐。

比起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更能刺激情緒的當然是日本。每次只要有人說到日本，戰爭的記憶，領土的爭議，定必在留言當中永劫回歸。正好我自己的節目最近就介紹了幾本關於京都的日本文學名著，不論我說的是川端康成和日本近現代審美意識的興起，還是三島由紀夫那種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式的極限美學追求，這些中日之間的永恒話題都會不斷地回來找你。這裏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意見指出京都美則美矣，但總不如它所模仿的唐代長安和洛陽「大氣」，好像他們都真的見過唐朝的長安跟洛陽似的。但到底什麼叫做「大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定義不太明確的審美判斷用詞，就跟大家心目中的中國綁在了一起，可以用來區分中國文化以及世界上所有非我族類。泰國先王普密蓬去年國葬，新聞鏡頭掃過那金碧輝煌的泰國王宮，有人會留言「漂亮是漂亮，但遠不及我們中國大氣」。一部講述大馬士革在內戰之前的建築文化紀錄片，也有人會說烏邁耶大清真寺鋪滿大理石板的中庭是很有氣勢，「但究竟比不上我們中國傳統建築的大氣」。

前陣子我還在一個清談節目裏面，說到在緬甸禪修的經驗，想不到這也會刺激起幾個觀眾的民族情緒。他們說：「禪修都還要跑到緬甸？捨近求遠，裝逼！」「禪宗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什麼一定要到緬甸禪修？媚外」。其實這個話題，我在很多年前的另一個節目裏面也曾談過，那時候觀眾的反應最多就是有疑問罷了，「原來緬甸也有禪宗嗎？」「緬甸禪修是不是和中國的不同？」

我非常清楚，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禪修和禪宗其實有概念上的差異，更不是所有人都曉得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禪那（jhāna）傳統。不過幾年前我遇到的一些觀眾，要是看到這類有問題的東西，他們首先會提出疑問。現在這幾個觀眾，卻一上來就是批評，並且基於中外之別，民族尊嚴。

國家既然強大了，民族既然有自信了，為什麼神經反而好像變得更脆弱了呢？在這個文化當中孕育成長，對它懷抱極深的感情，自然沒有什麼不對，可是也用不着在任何場合裏頭都直覺地反映出民族文化優越感吧（不管它到底有多悠遠多大氣）。最近一位來自英國的全球史學者在上海演講，介紹他近著所談的印度棉製品在世界傳佈的過程，內容相當生動有趣，很能開人眼界，是當前全球史研究的好個案。對於這樣一場講座，你猜讀者會有什麼反應？沒錯，是「綾羅綢緞及瓷器比印度的棉織品更早通過絲綢之路成為全球貿易品」。

後來我跟一個朋友談起這種現象，他倒提醒了我。一來，我們都知道在網上留言的只是少數；二來，「很多人大概都像我這樣，面對現在所謂的『主流』，根本已經不想再說話了，寧願保持沉默」。

梁文道：前事不忘

【蘋果日報】聽說，在香港現在只要反對共產黨的統治，就等於反對整個國家體制，反對一國兩制，甚至是不愛國的表現了。於是前陣子，一群民主派議員就在鏡頭面前，為了要不要集體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而猶豫了半天，十分尷尬。看到這個場景，我不禁想起香港反對勢力老海鮮中的老海鮮，「華叔」司徒華先生。1985年他首次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當時他在宣誓就任的時候，拒絕按照誓文規定效忠英女皇，結果不止沒有被DQ，反而逼得港英政府要修改誓詞。今天非常「愛國愛港」的譚惠珠女士，在那個年代則是地位非凡的「四料議員」，也就是說，她發誓效忠英女皇至少發了四次。不止如此，她更一度充當了中英談判期間的英方代言人，參與了英方「主權換治權」的提議。重提往事，並非只是想要讓仍然在世的一些貴人尷尬，凸顯所謂神聖政治原則的前後不一；我更想說明的，其實是整個局勢變化背後的動力。

司徒華先生後來領導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宗旨之一的「支聯會」，這句口號不知道喊了多少回。但在他離世之後，親中勢力大佬吳康民先生固然屢次追憶他的愛國情懷；被認為是中央治港強硬政策的幕後智囊「強世功」教授，也都曾表白司徒華先生是他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反對派。假如司徒華先生活到今天，繼續在六四燭光晚會上面拿着麥克風高呼「結束一黨專政」，那他到底還算不算是個愛國者呢？強世功教授和吳康民先生又要不要改一改對他的評價呢？

之所以有這番變化，是因為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已經徹底重構了對於國家、主權和政權的論述及定位。劉進圖兄早在去年便曾發表文章，指出現在的中國政府似乎已經遺忘了昔時鄧小平關於愛國者的定義：「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在我看來，這不是遺忘，而是整個鄧小平時代正式告終的其中一個徵象。既然鄧小平一手推動的領導人任期限制都已經被推翻了，香港「愛國者」的定義又怎麼不能改動。仔細觀察中國政局的最新動向，以及宣傳機器上面的討論，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已經被重新提升到一個不可能再高的高度。中共執政被寫入憲法正文，必須被尊重為國家的基本原則，完全改變了鄧小平當年推動的《八二憲法》。既然如此，鄧小平時代在香港可以喊的口號，今天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最新禁忌；那年頭被各方尊重的愛國者，現在也許就有了要重新評價的必要。

一國兩制底下，想要理解在香港發生的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無視中國因素。不單單是因為香港確實太小，大陸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波及這座城市；更是因為香港的局勢往往也會意外地反向觸發整個國家的變化。想當年佔中初起，右翼本土主義方興未艾，我曾說過必須當心這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運動，會不會在大陸被當局有意地詮釋為同一回事，借此整肅和收編整個國家的民間力量和知識份子，然後又返回來變成進一步壓制香港反對力量，以及言論及運動空間的資本。當然，這種話在那時候是沒有人要理會的，很多朋友指責我不應該動不動就把大陸扯上香港自家的事，香港人爭取自己的民主，甚至爭取自己的自治，到底和中國民間有什麼關係？他們似乎真的相信，只要我們關起門來，眼睛不往北瞧，這才叫做真正的香港人本位。

後來果然有很多堅信自由主義原則的民間運動者被捕，甚至至今繫獄。又有一些原來立場算是溫和自由派的學者，改頭換面，針對香港問題把話說得越來越狠，加入強世功教授的陣營，就算不是對港政策的智囊，也是關鍵時刻的北京代言人。而香港，經過一輪宣傳和嚴格的訊息把控之後，也變得和新疆及西藏一樣，在許多老百姓心目中，是民族不能不統一，國家不能不強硬，政權不能不穩固，黨的統治不能不徹底的最佳明證。我知道也許直到今天，香港還是有很多人會認為「強國人」心裏面怎麼想是他們的事，香港人大可不理。他們大概不曉得（也可能是真的覺得不重要），如今在香港實行更加猛烈的政治手段（包括追擊戴耀廷教授），在大陸是一件多麼得民心的好事，越是這麼幹，政府的威信就越高。於是硬手治港，反而成了回應民意訴求，不得不如此。

在這一刻，要是有人重讀當年強世功教授關於香港乃是中國作為一個新形態國家的核心的著名論述，以及陳冠中先生對他的反駁，我們恐怕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梁文道：存在就是宣傳

【蘋果日報】上星期剛剛說完中國遊客的話題，不到兩天，又有媒體報導兩名中國遊客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一個車站的祈禱室裏小便。雖然這個祈禱室就在公共廁所旁邊，雖然祈禱室裏面的洗腳槽長得是有點像男廁的小便池；但外牆上的符號應該還是很清楚，只要當心一點，搞錯的機會其實不大。更何況事發當時還有人上去提醒勸告，然而人有三急，這兩個大漢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朋友便拿着這條新聞質問：「你是否依然覺得他們不是典型的中國遊客？仍然認為他們的行為只是他們自己失禮，而你不覺得羞恥？」是的，這種事就算發生的再多，我依舊保持原來的看法，真不以為他們能夠以國家的名義代表我。

對於這類屢見不鮮的新聞，我更關心的其實是大家對它們的反應。然後我看內地環球新聞網上的網友留言，絕大部分網民就像我上次所說的一樣，紛紛譴責這兩個人丟盡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和幾年前不同，最近這種事件發生之後，必然會有一批人懷疑這兩人其實是不是中國人，覺得他們有可能是韓國人甚至日本人也說不定；更有一些人覺得這或許是國外媒體的炒作，目的是要羞辱中國人，破壞中國人的莊嚴形象。最有趣的是，居然也有意見認為馬來西亞表面上說是尊重宗教，不容這類褻瀆神聖的惡事，但照樣還是得發簽證，說到底都是為了我們中國人有錢，叫他們有本事就乾脆不發簽證給中國遊客算了。但凡遇見涉及中國的「負面消息」，便猜測這是反華勢力有心炒作；但凡外人批評中國遊客，就叫他們有種就別讓中國遊客去花錢。這兩類近年愈益常見的主張，我歸因為「新紅旗下的蛋」，乃近年「主旋律」主宰的宣傳環境下培養出來的新人類心態。

今天不談這些「新紅旗下的蛋」，只說宗教。為什麼人家認為這件事情關乎宗教尊嚴，卻有人只跟他們談錢？難道要賺遊客的錢，就得先做好犧牲宗教尊嚴的心理打算嗎？在大家的心目當中，宗教到底意味着什麼？我拿着這件事向認識的人簡單問了幾個問題，比如說他們知不知道穆斯林祈禱之前，必先淨身？結果我發現大部分被我提問的年輕人都不曉得這個規矩。要是我再追問下去，為什麼他們會不知道？有人就會說那是因為以前唸書從來沒有教過，也有人說那是因為自己沒有接觸過穆斯林，還有人認為那是因為中國的穆斯林人數太少，所以才對他們缺乏認識。中國信奉伊斯蘭的人真的很少嗎？當然不是，兩千五百萬人已經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總人口了。

好吧，我承認，放在十四億人當中，兩千五百萬確實是個少數。但放眼全球，伊斯蘭教徒大概在十二到十六億人之間，相當於中國人口，同佔人類總數的五分之一，而且有不少恰恰就分佈在「一帶一路」沿線當中。馬來西亞這個伊斯蘭教主導的國家，不正是被中國視為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夥伴嗎？那麼在舉國上下高談一帶一路，有不少學生、遊客，乃至於工人和投資者都被鼓勵要放眼這一大片區域的今天，讓大家多知道一點伊斯蘭信仰的基本常識，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嗎？最起碼也可以讓出國遊客知道祈禱室和廁所的分別，以及祈禱對大部分穆斯林的重要吧？

為了讓大部分漢人多瞭解點國內「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在和其他國家穆斯林打交道時必須知道的禁忌，過去幾年，我有好幾次想在內地媒體介紹伊斯蘭信仰入門知識；但幾乎毫無例外，每一次都被勸阻了事。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它「太敏感了」。再詳細點的半官方說法，是不希望有人宣揚伊斯蘭教。問題是介紹伊斯蘭，和替伊斯蘭傳教，能夠是同一回事嗎？牧師讀經講道，學者授課討論聖經，乃至於在大眾媒體上述介《聖經》這本書，為什麼在有些人看來竟然是性質一樣的事情呢？

我最近在讀書節目介紹了幾本跟古代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往來相關的東西，大家知道，這裏頭一定離不開宗教。因為如果不談佛教、祆教、摩尼教，以至於景教，這個課題幾乎就無從說起。可是我憑經驗就知道，一說宗教（包括那些已經絕跡的），必然就有觀眾覺得厭煩，或者單純地表示對任何宗教信仰都沒有興趣；或者懷疑這些東西全是騙人的鴉片，落後於時代的迷信。更一定有人認為我是掛羊頭賣狗肉，借着讀書節目宣傳宗教信仰（意思是介紹一本和景教相關的書，就等於宣傳景教）。果然，確有少數觀眾非常不滿我在讀書節目裏談到一些和宗教相關的書籍，他們似乎真的相信我是在以一人之力傳佈着好幾種不同的宗教，而且還是已經滅絕了的古代信仰。

有這種想法的大腦，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天然容器，兩者可謂一拍即合，而且互相生成，彼此支持，雞生下了蛋，蛋又孵出了雞。因為他們全都相信，任何一種在公共領域當中出現的東西，必定都是宣傳。一本讓人認識基督信仰的書，哪怕它再客觀也好，其實也與一份傳教手冊無異。便和我十來年前說過的一樣，這就是為什麼「台獨」有如過街老鼠，在內地人人喊打，是禁忌中的禁忌。但如果你認真去追問，究竟什麼是台獨？如何定義台獨？它的思想起源是什麼？這個政治思潮和運動的歷史階段演變如何？中間出過什麼代表人物？你會很奇特的發現，在所有批判它的人當中，幾乎沒有幾個能夠回答上述最根本的問題。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在罵台獨的人，其實根本不知道台獨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那是因為根據公共領域當中「存在即宣傳」的原理，一部客觀詳實地去分析上述問題的書，就必然是一份台獨的政治宣傳。請注意，我談的甚至還不是最基礎的自由主義觀點下的言論和出版問題，主張鼓吹台獨的書刊和言論也有其面市流佈的自由；而是一些可能帶着批評立場，只不過力求客觀而全面地陳述台獨面貌及歷史的書籍，也都缺少存在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底下，說不定將來有一天，國家旅遊局真的要發佈一份遊客指南，告訴遊客前往伊斯蘭國家應該要知道什麼基本情況，注意那些禁忌，也會被一些憤怒的網民舉報，指責這是趁機宣傳伊斯蘭教。

梁文道：什麼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

【蘋果日報】三月到底，又是日本「花見」季節。近些年來，每逢這個時節，許多媒體就在摩拳擦掌，等待報導中國遊客擠爆日本京都奈良一帶等賞櫻景點的盛況。今年一月，我恰好在京都工作，本該淡季，遊客稀少，但走在祇園花見小路，眼前所見，耳側所聞，皆讓我有種身處西門町或者朝陽區的錯覺。京都一年最濕冷的時候，遊客情熱猶此，等到櫻花漸次盛開，那當然是更不得了了。遊客來了，記者也來了，究竟記者在預期什麼場面呢？那自然是等不懂事的遊人攀樹折枝，喧嘩高叫，在河岸草地上遺下一片垃圾的景象。也就是說，遊客去看花，媒體卻是等着去看遊客的熱鬧。

幾乎毫無例外，每一年這種消息傳回，大陸的網上都是一片罵聲。斥責那些被人拍到的不雅行止有辱國體，「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我的老朋友，大陸最厲害的談話節目主持人竇文濤，有一回在節目上談到這個現象，他看到這種情景的反應，最是有趣：「有一次我就看見一些大媽大叔在搖晃一棵櫻花樹，還有些人乾脆爬了上去，大家還樂呵呵的笑個不停。我站在遠處觀看，也跟着樂了起來，心裏頭想：看我這些同胞，真是逗呀！」我很能理解他這種奇怪反應，既不是生氣，也不是搖頭慨嘆，而是把它當成一種可以娛樂的材料，頗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淡然跟旁觀者的距離。這麼多年來，我碰見的所謂不文明中國遊客可多了，可是我也從來不覺得他們的行為和我有什麼關係。這倒不是因為我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我也不會像一些香港朋友那樣，要想方設法地在這種令人尷尬的情況下跟他們劃清界限。我只是很單純的覺得，他們不禮貌不懂規矩是他們的事，我做好自己外來客人的本分就是了。如果有人硬是要把他們的舉動跟我的身份捆綁在一起，將我們全部歸成同一類人，那我只能覺得很抱歉，你錯了。

貼標籤，是人類本性之一。為了生存，為了迅速掌握世間萬象，瞭解紛雜人事，用種種可見的標籤去把人群歸類是很難避免的。然而標籤貼好之後，它不應該就此固化，還得有種種被晃動，被反思，被更進一步細緻分疏的可能。就說中國遊客，我見過太多太多有禮謹慎，知所進退，總是試圖迅速掌握並跟隨異鄉行事規則的人，他們怎麼能跟媒體上被呈現出來最典型的「中國遊客」劃上等號？換句話說，我不想輕易被人貼上標籤，並且就此認為我只具有這個標籤所限定的身份；我也不願輕易把這類標籤當成理解他人的鐵律。比起標籤人家，我更好奇的是自己給自己貼上標籤的情形。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曾經見過網上一位美食「自媒體」作者批評東京某家米其林二星割烹名店，他對這家人的食物沒有不滿，反而相當讚賞。最讓他不高興的，是大廚對他的態度不好。他一入座，就拿出一部相機擺在桌上，結果立刻遭到譴責，原因是這張板前木桌是非常貴重的高原槙所製，人家怕他的相機會刮壞木桌的表紋。晚飯吃到中段，大廚在桌後正準備一道技巧繁複的料理，這位作者立即離座站了起來，舉起相機，想要拍攝這難得一見的過程，然後又挨大廚訓斥，叫他立刻坐下。後來這位作者把一切都理解為大廚情緒不好，恐怕是他曾經擁有的三星被人摘掉了一顆。很多人應該知道，這情況其實牽涉一些日本高級料理店用餐的常識和禮儀，並不像這位作者所說的那麼簡單。但更好玩的是這篇文章之下的留言，竟然有不少人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民族尊嚴的高度，認為那位日本名廚根本就是歧視中國人。

老實說，每個地方都總有一些人會帶着被標籤固化的眼光來對待遊客。因為我的膚色和我的語言，我也在很多地方遇見各種類型的歧視。就像我之前所說的，我只能替他們感到遺憾。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碰到不少主動把自己變成被歧視對象，將一件很簡單很實際的事變成了族群矛盾問題的例子。比方說我家附近那個大型商場，就有許多遊客在那裏收購藥物衣着等日常用品，每逢週末，人滿為患。幾個月前，我試過在那裏被人用手拖行李箱碾壓雙腳，我當然叫出聲來，並且提醒那個大意的遊客。沒想到他竟然開始跟我理論，越說越是憤怒，最後來了一句我們今天不時會在香港聽到的結論：「你們憑什麼瞧不起我們大陸人？要不是我們，你們早就完了！難道你不是中國人嗎？」其實事情簡單的很，商場人多，你拖着一個行李箱，難免會跟人發生碰撞，必然得小心在意，要是不慎撞到了人，一句簡單的對不起便好。我在香港，常常被人說成是最典型的「大中華膠」，自然也不會瞧不起大陸人，只不過想提醒這位大哥小心一點。怎麼事情又變成了香港人瞧不起大陸人，香港人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了呢？

這就好比我們偶爾會在新聞上聽到的，中國遊客在外地因為航班有誤，航空公司和機場的安排又不夠讓他們滿意，於是大夥集體在候機室裏高唱國歌。為什麼人家沒有即時替你安排酒店過夜，你會立刻認定這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後來我在官方媒體上面，也讀到喉舌評論批評一些遊客在外地動輒集體唱國歌抗議的表現，說那是「綁架國家」。說的很對，這種動不動就把性質本來很單純的事件，演變成中國在全球舞臺地位問題的傾向，確實可以形容為「綁架國家」。可是為什麼會有人喜歡「綁架國家」，乃至於你抗議他把行李壓在你的腳上，都變成了一種事關國家尊嚴，寸土不可讓的神聖議題？

我懷疑，是因為這些人早在綁架國家之前，就已經先被國家綁架了。「國家」和「民族」在今天是種最被濫用的形容詞，但凡任何一個人只要在國際上面稍具名聲，那就必是國家栽培的成果，民族的驕傲。所以反過來，他在外面要是碰到不快，那當然也就是國家的羞辱。換句話說，「國家」與「民族」已經成了他看待世界的基本角度，是副摘不掉的眼鏡。仿佛就連一個人在一間外國的餐廳用餐，都不單是他個人在吃飯那麼簡單，而是國家正在吃飯。如果他碰到了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下一個浮上心頭的想法就是：「這種事國家為什麼不管一管」。於是在機場碰到了有理說不清的情況，集體情緒一到，便只能高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說不定國家還真會替他們出面管一管。因為他們習慣相信國家太強大了，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普天之下，沒有一件事是它管不着的；就算真有鞭長莫及的時候，人家也得讓我們國家三分，要知道今天的中國再也不是鴉片戰爭時候的滿清了。我雖然能夠理解網民看到中國遊客不雅消息時的憤慨，但我感受不到這種情緒。在我看來，那個爬到櫻花樹上搖晃枝葉的，就只是一個不太規矩的遊客而已，絕非整個中國正在爬樹。

梁文道：強人與大象

【蘋果日報】2月23號，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被正式起訴。2月25號，中共宣佈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2月28號，開國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猝逝。在不到一個星期的短短幾天之內，我們目睹一個時代的正式終結。

依照共產黨對於宣傳口徑的把控以及消息傳播管理的紀律，「消失」了好一段時間的吳小暉被起訴的消息，正好趕在公佈修憲的前兩天才傳出，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那就是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所開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神秘富豪」吳小暉的身份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大家都曉得他是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儘管鄧家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表示和他沒有任何關係了，可是在公眾的心目當中，鄧家光環的餘威卻還是籠罩在他的頭上。所以逮捕吳小暉，並不是真的要實質打擊鄧家，而是要打擊大眾認知裏的鄧家。至於修改憲法，取消鄧小平一手推動設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它的含義自然是更加明確，不必多說。相比之下，陳小魯的去世則像是一個意外的象徵。這位紅二代不只和近年出事的安邦有非常深遠的關係，他更曾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社會改革局局長，因為六四而下海從商，幾年前又以紅衛兵的身份出來向當年被自己毆打的老師道歉，掀起一番關於文革的議論。今天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曾經出現在共產黨中央議程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多麼遙遠的事情呀。而為了文革期間所犯下的錯誤道歉，放在文革「去汙名化」，漸漸變成「艱辛探索的十年」的當下，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最近幾天，內地很多朋友受到這一連串消息的刺激，情緒十分激動。在他們看來，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是一個憲法上規定的制度，建國後前三十年苦難經驗的教訓總結，怎麼能這樣子說改就改呢？但問題是他們當中又沒有一個人會覺得這個消息很讓人意外。自從幾年前反腐槍聲響起，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開始，就有很多人在議論：「習近平難道沒有想過後路嗎？得罪了這麼多人，他下臺之後怎麼辦？」當時大家就已經能夠感覺得到，也許習近平根本不需要去想後路，因為他不會下臺。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非常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毀掉了一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並且維續了二三十年的制度。可是換個角度來想，如果國家主席任期真是一個很堅實的制度，它又怎能如此輕易地被放棄？這豈不是說明了這個國家的制度其實從來沒有穩定過？在關鍵時刻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個人物的勢力與權威。

在為此次修憲護航的種種言論當中，「制度建設」是反復出現的字眼，有些學者甚至已經開始流露出要在理論上來證明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一大成就的意思。這讓我想起總是暗示自己乃國家智囊的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他在胡錦濤年代曾經以專書解釋比美國優越了不少的「集體總統制」：「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制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它大大超越了幾百年來美國等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黨控制」、「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的實踐與理論，彰顯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所謂常委集體領導，如今已然是個笑話，他接下來又該如何解釋習近平年代的創新，並且把小組治國連接上「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呢？我想說的是，由於制度從來沒有真正的穩定過，所以任何關於中國特色制度的理論辯護，往往都只能是來得太遲的哲學，是摸着石頭過河之後的路線回顧。

然而就算再怎麼不穩定也好，制度始終是存在的。否則我們很難解釋反腐運動的如火如荼，其基礎是一套名正則言順，在其位則有其權的權力體系。而且過去幾十年來，這麼龐大的國家機器絕不可能只在無政府狀態下隨意運轉，官僚自有自己的理性計算，行政系統也會有它逐漸產生的規律和慣性。習近平時代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他怎麼處理這具掌控全中國，由幾百萬人所組成的龐大系統？就以反腐為例，腐敗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激勵官僚的最大動力，如果真的徹底抽掉了這根胡蘿蔔，只代之以恐怖的大棒，官僚群體又憑什麼要有做為呢？而且在政治掛帥的這一刻，許多已經成形的規則被打破，許多真正掌握前線實況的公務員敢怒不敢言，大家只能揣摩上意，迎合風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又怎麼能夠不出問題？北京市驅趕「低端人口」和拆除大樓招牌的雷霆行動，固然在前一陣子弄到怨聲載道。更有趣的，是當時還在北京市委書記任上的蔡奇的一段視頻，他放出狠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這種領導對着官員的內部講話，為什麼能流傳出來？是誰把它放出來的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官僚群體的反動徵兆嗎？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順利誕生。崛起之後，新強人始終要面對舊時代留下來的龐大遺產。

梁文道：「國學大師」的資格

【蘋果日報】按今天所謂的「主流價值觀」來看，楊振寧先生無疑是愛國的。不止在去年以九十五歲的高齡，高調宣佈放棄美國國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更曾發表如「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將不利於科學發展」等見解驚人的言論，幾十年如一日地辯護現政權所做的一切。反過來，要是依照《蘋果日報》一般讀者的政治判斷標準，這簡直就可以說是無恥「媚共」的典範了。然而，不管你再怎麼不同意楊先生的政治立場，我相信你大概也不會懷疑他身為物理學大師的資格吧。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通常以為，一個人的學術成果和他的政治立場乃至於人格品質，並沒有直接而顯明的關係。楊先生在物理學上的貢獻，既不因其政治表態而增色，復不受損於對其為人的詬病。

當然，常俗的認知未必真確。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上，一個學者的研究工作和他的政治立場，往往會有一些間接而隱秘的聯繫。比如說海德格，這位不世出的哲學天才，同時也曾是個堅定的納粹分子。經過學術界幾十年來的探究，以及一些新近面市的材料（例如惡名昭著的《黑色筆記本》），大家漸漸認識到，原來他的哲學觀念和他的政治立場果然存有一定的內在關係，很難完全洗清。

饒宗頤先生去世之後，也遇到了不少批評，而且全都集中在他的政治取態上面，甚至進而因此否定人家加在他頭上的「國學大師」這個名銜。這是否表示，他的學術工作和他的政治立場之間也有這麼一些不太容易看得見的隱秘聯繫，就像海德格一樣呢？老實說，我沒有讀遍饒公著作；但以我所見過的有限材料來看，恐怕要有很大膽的想像力，才能夠在饒公的學問和他的政治態度中間拉上這條線。還好，在這麼多批評他的言論裏面，似乎還沒有人這麼做過。非議他的，要不是從他沒有說過什麼入手，就是攻擊他的一些公開講話。

因為饒宗頤先生沒有說過什麼而不滿的，當以陳雲為代表，他說：「香港的本土運動、反赤化、反普教中、粵語復興之類，也得不到這些老學士半點意見」。這種說法，就是我在上周提過的政治掛帥原則的典型示範，近年在香港變得十分流行，主旨就是要人人表態過關，表態表的不對，固然該死；就連不表態，恐怕也得皇天擊殺，沒有任何沉默餘地。有時候明明你寫一篇文章談A，他們也一定要質疑你為什麼只說A的不是，而不說說B又幹過什麼壞事，甚至無論你做任何題目，都必須同時順帶罵一下B，這才算是有良知的表現。它的副作用就是近幾年寫文章的人，常常極端無聊的要附帶一句「利申」，似乎不先戴好頭盔，就連一個字都不敢寫出來了。在我看來，這要不是害怕自己的讀者太過愚蠢，就是真怕了少數太過愚蠢的讀者；若非不尊重讀者，就是不夠自重。由於無聊，這一點我就不花筆墨了。

學富五車的古德明先生就不同了，他針對的是饒公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饒公和權貴的關係好嗎？看來是不錯的，這點應該沒有人能夠否認。然而這種關係到底是他主動獻媚？還是達官貴人想要附庸風雅，藉着高攀學林泰斗來妝點自己呢？可就真是難說的很了。沒錯，我們每次在鏡頭裏看見饒公和掌權者在一起的時候，他都總是滿臉春風。但這又能說明什麼呢？根據一些接觸過饒公的年輕人，他平日對待學生也都很幽默謙和，面帶微笑。我們是不是一定要他說大人則藐之，這才覺得滿意？幾年前，習近平曾經專程探望當時仍然在世的湯一介先生，拉着他的手對記者說話，湯先生並沒有流露非常不快的表情。那這是否表示曾在八九民運公開發言，並且一向堅持知識分子群體要有獨立立場，對政府形成壓力的湯先生，終於在晚年「從了」呢？我相信一向隨和親切的湯先生，就算在和他並不完全能夠同意的政治人物見面的時候，大概也不會一下子就變得冷若冰霜，拒人千里吧。但這許多老一輩人的禮數和教養，大概是通不過古先生的嚴格法眼了。

然而，古先生最看不過去的，卻是饒公的一些言語文字。他指出：「去年，香港易手紀念日前夕，他告訴《廣州日報》記者：『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那天，我心情激動，作《臨江仙．賀香港回歸》一詞。』二零一三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久，他又撰《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一文響應。」首先，一位活到百歲的老人，以他那一代人的經歷，出於時代背景的家國情懷，看到香港回歸而心情激動，我並不以為奇怪。其次，要是認真讀過《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應該可以看得出饒公是要借着本朝鼓吹最烈的政治切口塞私貨，希望掌權者不要忘記他念茲在茲的文化懷抱。

不過最要緊的，還是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國學大師」這個稱號。古先生最佩服的國學大師是黃宗羲。喜歡追究原意的古先生肯定曉得「國學」這個概念在明末清初還不存在，且不去說它；重點是他認為國學大師必須像黃黎洲那樣德藝雙馨，學問人品俱美。在這個意義上說，國學大師就相當於傳統上講的儒宗，宏通淵雅之餘，更要「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如此說來，清初以降，國學大師恐怕還真是十根手指就數得完了。要知道就連錢穆先生，也因為他和蔣介石的關係而飽遭物議（他曾經並列蔣介石和孫中山，說蔣的三度連任總統是『此誠古今中外每一國家民族所希遘難遇之奇迹也』）。但是，這種理解恐怕並非今天一般人所說的國學大師的意思。如今大家在說國學大師的時候，可能就和說楊振寧是物理學大師差不多，指的是一個人在中國舊學問上的成就罷了，與品格怕沒太大關係。不過，古先生就連饒公在舊學上的本領也都很有保留，認為他甚至讀不懂蘇軾。關於這一點，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王偉雄教授的博客文章〈古德明論饒宗頤〉，我沒有任何補充。將來要是有機會，我們倒是可以在此繼續談談到底什麼叫做國學。

梁文道：狗年香港新陰陽

【蘋果日報】我不懂命理，不能預測狗年的流年吉凶；但至少我能肯定一件事，鄭若驊女士絕對會繼續順利平安地擔任香港的律政司司長。因為什麼僭建、誠信、和專業操守，在政治面前全都不堪一擊。今年應該是香港開始走進政治掛帥時代的元年，因為走向這條道路的基石，已經在過去幾年漸次鋪成，其餘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很多人以為，鄭若驊背着這麼嚴重的政治包袱，她恐怕不夠威信和能力去促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我覺得這只是建基於過時常識的推斷，大家都還在用2003年香港的情況來評估當下的處境。只要仔細一想，就能明白，鄭司長要推動23條立法，到底還需要什麼威信呢？在建制派全面掌控的立法會內，真正的問題是數人頭而已。在絕大多數的主流傳媒都很聽話的輿論環境，草案寫的就算再怎麼漏洞百出，司長到時候的公開發言和解釋就算再不濟，政府也一定可以說他們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在學術機構漸漸被馴化，以及親體制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遍佈全港的情況下，到時候政府收到的所謂「民間的聲音」，多半也是一致的熱烈歡迎吧。那會不會再來一次十五年前那種等級的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呢？政府連佔中都熬過去了，用得着怕你們遊行嗎？還不明白這個道理的，請看鄭司長在上任初始，馬上就碰到了DQ立法會參選人資格這個「燙手山芋」，圍繞着她的僭建醜聞還在另一邊熱烘烘地鬧着，這一頭她就能夠直認不諱自己曾經給選舉主任一些意見了。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在香港政府面前，早就沒有所謂「燙手山芋」這個概念了。

為什麼鄭司長的手頭工作沒有完成，特首卻急着要她趕緊上任？為什麼明明鬧出了那麼破天荒的醜聞，特首卻還要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的姿態，很不可思議地要求全香港市民包容鄭司長的一時疏忽（準確地講，其實是多年來好幾次的「疏忽」）？不少資深的評論家都認為這是一個謎題，我覺得他們只是太過客氣，不好直接說出真相而已，這個真相很有可能就是鄭司長太信得過了。如此重要的責任，如此顯赫的位置，不是事先得到了絕對的祝福，不是她在政治上很靠得住，有可能就這麼落在鄭若驊女士身上嗎？既然她在政治上過關，站在了政治正確的那一邊，其他問題就都只是雞毛蒜皮而已了。

所以不用懂得命理，接下來我也猜得到大概會發生什麼事了。首先是曾經對鄭司長的僭建問題非常不滿的那些建制派議員和名嘴，將會逐漸沉默銷聲，進而要求大家必須「務實理性」向前看。如果還有不識大體的媒體記者或者議員拿着這個問題糾纏不放，鄭司長一定會繼續保持沉默，好官我自為之；而她的上司，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則多半會用她那最標準的聲調和表情重複播放「其實關於呢個問題，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而家沒有任何補充」。當然我們可以肯定，反建制政團和民間社會依然會有接續不斷的抗議和批評。但由於鄭司長的位置在政治上是那麼的穩妥，所以也就能夠推測，到時候任何對她死咬不放的言行，都必然會被狠批為「別有用心」，是「黃屍」要扳倒政府的另一波行動，是港獨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另一次串謀。而做出類似評斷的，恐怕還會包括在一開始也曾經質疑過鄭司長的那些建制中人。於是，原來其實還算簡單的僭建問題，就會被替換成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站隊問題了。甚至可以更大膽地推測，越是大家想要鬧大僭建風波，替第23條立法等政治工程就會推進得越快。因為只有更加重大的政治爭論才能掩蓋這等「小事」；而且在那個節骨眼上，誰還要纏着僭建不放，誰就是蓄意破壞國家的安全，其心可誅。

以上所言，靠的並非玄妙術數，純粹只是過去幾年政治態勢的觀察所得。它們全部都不是問題，反正基本法第23條是一定要立的，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而這條法案的內容會怎麼寫，我也覺得不重要了，因為它必然會按照它該有的樣子通過。現在我只能夠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政治掛帥的原理會為香港帶來什麼後果。最明顯的，自當是香港社會一直以來所珍惜的種種價值和制度原則，都要退後讓位給最新的政治正確。只要政治正確，公務人員的誠信就沒那麼重要了；只要政治正確，行之有年的制度原則就可以放得更寬了。通訊局前主席王桂壎先生為了利益申報的錯失而辭職，自言「個人疏忽不是理由」。放在今天，這固然十分值得尊敬；不過換個角度來想，也只不過是這種政治掛帥的潮流一時還沒大膽推進得那麼全面，而通訊局主席的位置也並沒有那麼險要而已。

政治掛帥的原則不只意味着政治的立場要優先於所有的價值和制度，而且它就和上帝一樣，外延無限寬廣，幾乎可以用來解釋一切事象，是種包羅萬象的原理。在過去幾年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裏面，黃藍二色已經成了香港這個小小天地的陰陽，你不是在這邊，就一定是在那邊，不容半點含糊。就和當年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樣，它固然是政局當中最好用的工具和手段（例如一直被正宗港獨派批評的周庭小姐便能被「擴大化」成港獨；而未來誰還在批評鄭司長在僭建問題上不夠老實，誰也就可以是港獨的同路人了）。然而在這樣的觀念心態下，就不怕會出現一些當局未必樂見的失控事故嗎？因應奪去十九位市民生命的九巴事故，林鄭月娥女士宣佈取消大年初二的煙花匯演，本是近年難得地廣獲大多數市民支持的決策。偏偏在建制鷹派媒體《港人講地》上聚集的部份網民不收貨，指責特首「跪低」「討好」黃屍政客，甚至懷疑她是「港版蔡英文，明親中暗獨港」。明明是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人情考慮，在政治掛帥的目光看來，就變成了投降對手。可見當局雖然可以利用這套鬥爭原則，但是這個原則的應用卻並不能完全操縱在他們手中。

另一個能夠說明政治掛帥原理解釋力之強大的例子，則是屈穎妍女士妙用「蝴蝶原理」，把這場撼動全港民情的九巴事故「風馬牛不相及」（她自己也是這樣說的）地扯上了2014年發生的佔中事件，認為這場人為災禍是佔中釋放了香港人的獸性所致。順着這種邏輯，我們或還可以推衍：由於佔中在今天建制派的理解內就等於港獨行動，所以我們也很順理成章地把九巴事故跟港獨掛上鉤，進一步要求周庭小姐等新港獨人士去為九巴災禍負責。

我知道，向來討厭屈女士和《港人講地》的朋友一定都會覺得上述這些言論匪夷所思，不近人情，憤而批評他們「冷血」。但是我想反過來提醒，過去幾年，大陸遊客在香港遇到意外，蔡若蓮女士慘遭喪子之痛，豈不也有一些反建制市民鼓掌叫好？這難道就不冷血？就是有人性的表現嗎？動輒搬出雞蛋與高牆的比喻，以為對手是高牆，我們這些雞蛋就做什麼都可以，乃是政治掛帥原理的另一面。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香港走到今天這步田地，既有巧妙的政治設計和操作，也是大家各自歸邊，相互刺激情緒的結果。近日饒宗頤先生去世，與他相關的一點爭論，恐怕也不脫這個背景，我們下周再談。

梁文道：你們在說「國學」嗎？

【蘋果日報】除了一次大型活動匆匆一面不算，我從來沒有機會見過饒宗頤先生。但據親近過他的朋友說，他的為人是非常謙虛的。然而再怎麼謙虛，我猜他對自己的學問，還是很有自信的，否則也就不會以「選堂」為號了。可他的學問，我年輕的時候並不懂得。第一次讀他的著作，是《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剛上大學沒多久，腦子裏全是現代學術那一套，覺得這本書衹是個史料匯編，沒有多少成系統的分析，和做西方政治概念史的名家完全無法相比。目前在香港市面上最容易找得到的饒公著作選集，當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選堂集林》數卷，隨意一翻，讀者大概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裏面的文字有的短到祇有一兩頁，而且體例多數不像現代學術規範下的論文，往往是一大堆資料的羅列附帶幾句簡評，很容易讓一般人看得一頭霧水。祇有書看的漸漸多了，對數百年來中國學問的寫作方式稍微熟悉一點，還要恰好對饒公的關注範圍有點興趣，才有可能摸得到些許門徑，明白他到底在講什麼。說句不客氣的話，我懷疑這麼多政商名流在饒公逝後追念這位「國學大師」，恐怕就和當年大家紀念季羨林先生一樣，靠的多半是道聽塗說，又或者極為信任學林公論，實際上並不曉得所謂的饒公「國學」是怎麼回事？

說來慚愧，我真正開始佩服饒公，反而是透過美國漢學家梅維恒（Victor Henry Mair）翻譯成英文的一篇論文。在那篇文章裏面，饒公談到周原西周建築遺址當中找到的蚌雕人頭像，那個人頭像頭戴尖帽，高鼻深目，很明顯是白色人種。在周朝的遺址裏面找到這樣一個外國人的雕像就已經夠奇怪了，更特別的是那個頭像頂部還刻了一個十字圖形，和「馬爾他十字」一模一樣。饒公的廣博學識和驚人的想像力就在對這個圖形的分析上面徹底展示出來了。首先，這個十字符號在現存甲骨文材料裏面出現過不下數十次，目前被確認為是「巫」的意思，可見那個頭像也許和上古中國的巫是有關的。接下來，饒公又指出同樣的圖形在西亞也是存在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500年前土耳其附近的哈雷夫（Halaf）遺址，並且同樣具備宗教和超自然的意義。然後他又說明了幾條線索，指出早在周朝，中國和西方世界就已經有了相當深入的文化和民族交流。饒公有清學風範，若非有十足證據，不敢輕易妄斷，反倒是梅維恒後來依據這篇論文，大膽推論以前也許有這麼一支以巫為專業的民族，在歐亞大陸上面東西遷移，而中國古代從事甲骨占卜的巫，很有可能就是這麼一群西域來的老外。

本來僅憑一部在方法上劃時代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饒公就足以與「甲骨四堂」並肩，名垂後世。但他最大的本事，卻是在掌握了這麼多門語言（特別是楔形文字等死語言）之後，打通世界範圍之內的材料和研究，提出種種以前從來沒有人想過的新問題。這些研究有時候可以是一本非常精彩的論著如《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更多時候則是一篇篇幅不長的文章中簡單幾句話所點出的新想法。讀他這些著作的時候，我常常會有一種幻覺，感到這些事情在他而言是那麼的輕而易舉，仿佛信手拈來；儘管我知道，沒有那種不可思議的驚人積累，那些極有意思的提示是根本連想都想不到的。

饒公當年放棄《古史辨》第八卷的編輯工作，純粹是因為根據當年他所知道的最新考古發現，顧頡剛先生他們那一派有點疑古太過，和後來帶着民族情緒，標榜「走出疑古時代」，要為三代奪回尊嚴的部分學者根本是不同的。他當然會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源遠流長的特性，但是我總覺得在他的腦海之中，整個歐亞大陸其實是一片任何人為邊界都區隔不了的廣袤天地。近年大陸興起的國學熱，時常夾帶着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其極端處，甚至到了要把佛學排除出中國學問的程度，理由衹是因為印度和中國還有邊界爭議。我還在網上看過一篇文章，談到唐朝好些人對「石城」（撒瑪爾罕）有一絲浪漫的嚮往之情，結果留言當中就有人批評：「嚮往個屁，唐朝有益揚二州，多了不起啊！幹嘛嚮往中亞那些胡人的老家？」現在饒公往生，網上自然就有一大群人紛紛表達敬仰痛悼之情，哀歎國學之不繼，這裏頭會不會也包含了一些「嚮往石城個屁」、「玄奘就只知道舔阿三的腳」的愛國憤青呢？如果他們發現，饒公就連談中國漢字的起源都要接上古代閃族字母，而且對饒公治學方法影響最大的竟然是個印度學者的話，他們還會認為饒公是個「國學大師」嗎？

梁文道：廣東人就該說廣東話？

【蘋果日報】在香港堅持說廣東話，推動粵語文化；這究竟是一個香港主體的體現，甚或包含了些許港獨的意味；還是一個歸根認祖的愛國行為呢？

過去幾年，因為政治形勢的緊張複雜，時常會出現一些讓我覺得難以理解的現象。舉個簡單的例子，晚清陳澧著有《廣州音說》，其中有這麼一段非常有名，時常被人引用的論斷：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遊廣州者甚多，能為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語類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子發之，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內審音者。

這一段話，我曾經在廣州許多力撐廣東話的文章裏見過，那些論者引用這段話，目的當然是要對抗「普通話霸權」。而站在這種主張對立面的，自然就是那些認為凡是中國人就應該講普通話，任何推崇地方方言的行為，都代表着不認同這個大一統的國家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言論並不代表着廣東人和「外江佬」有着任何本質上的分別，更不意味着廣東因此該和中國割裂開來；恰恰相反，它是要從一個歷史的源頭證明廣州話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甚至比今天的普通話還要純正古老。也就是說，一個操粵語的人可能比今天講普通話的一般國人，更像是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

有趣的是，陳澧這同樣一番話，也曾見於香港不少「城邦論」同情者的言論當中。在今天的政治局面底下，「城邦論」和最廣義的「港獨」是沒有任何分別的。然而，「城邦論」者之所以如此重視這一段話，其實同樣也是為了說明廣東話要比今天的普通話更加貼近他們想像中的「華夏正統」。和在廣東捍衛廣東話的那些人所不同的是，「城邦論」還想進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國根本就不再是原來那個最值得珍愛認同的祖國了；相反的，只有還在從早到晚講着廣東話的香港人，方是華夏天下的真正傳人。

於是每次一有新聞傳出當局如何在廣東打壓粵語，廣州人異議紛起的時候，香港受到「城邦論」影響的這些朋友就顯得很尷尬了。照道理講，既然大家都是陳澧那番話的信徒，都相信粵語保留了最原始的中古唐音，同聲同氣，自然是要隔江聲援的。但問題是雖然大家在語言問題上的言論大同小異，可最終目的卻又根本不同，那又怎麼能說得上是同一條陣線的人呢？反過來看，在廣州的人大概也很怕這些香港人的支持吧？因為只要和這些「港獨分子」一沾邊，他們自己的動機就會顯得十分可疑了。

曾經在廣州中山大學任職多年，最近兩年才回到香港執教鞭的程美寶教授，在她的大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當中，還能把這幅圖景描繪得更加複雜。在這本書裏面，她提到同樣是廣東人的梁啟超曾經說到「廣東民族」的殊異（請注意，在「民族」這個概念還是嶄新的外來詞語的時候，梁氏會用「民族」這樣的字眼去描述廣東人）：「而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梁氏甚至認為：「他日中國若有聯邦分治之勢，廣東必為首倡者之一」。此外還有一個叫做歐榘甲的廣東人，在美國的報刊發表了一篇名為《新廣東》的文章，甚至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也，非他人之廣東也，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視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也」。這本書的研究範圍涵蓋了清朝道光年間一直到一九四零年代，從地方誌、民俗學、經學、語言學、民謠、戲曲、大眾小說，乃至於文化展覽等方方面面所呈現出的廣東文化論述，前引兩段看似離經叛道的言論，在這本書的材料當中，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

但是千萬別把這本書，當成是坊間那許多地域文化通俗讀物的一本學術補充，更不要以為程美寶教授要在這裏聲揚一個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廣東主體。程教授真正想要做到的，首先是要借着廣東的個案說明，所謂的地域文化絕非一個具有任何清晰界限的實質對象；它其實是一個不斷被構造出來，被述說出來的一則故事。而晚清以來，包括陳澧那番關於粵語的描述在內的各種廣東文化故事，與其說是要標榜「廣東民族」的殊異，倒不如說是為了要把廣東和國家拉得更加貼近。簡單的講，所有那些高談廣東文化的知識份子，到了最後都是為了促成更加一統的國家觀念。

且以陳澧那段至今仍然被人不斷引用的名言來說好了，仔細看，它的邏輯我們難道不會覺得十分熟悉嗎？沒錯，與操粵語者並列廣東三大語群的潮州人和客家人，在近代開始，也都很喜歡把自己的語言追溯到隋唐古音。從這類語言流變的痕跡，還可以進一步推出有名的「北人南移說」，附麗於梅關珠璣巷的傳說，廣東人不妨標榜自己才是五胡亂華年代南下避禍的最純種的漢人，北方各省居民反倒是蠻夷遺種。這類言論出現的背景，是因為在北方人看來，粵語、潮語和客語這三種語言都是很難理解，甚至十分難聽的「南蠻鳥語」，它們和它們所承載的風俗文化皆是在近代所謂的中原文化底下被歧視的對象。在民族主義開始形成，現代國家的觀念逐步興起的年代，這三個語群的文人和知識份子反擊偏見的辦法，並不是乾脆的另起爐灶，尋求自主認同；反而是利用語言等各種資源的重新描述，去訴說一個華夏文化和他們的深遠關係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旨不是一個和國家文化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卻是中國文化在地方上的完美體現。

往後退一步看，這本書還能夠為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帶來一個十分值得參考的視角。因為不管是「城邦論」，還是「愛國愛港」的大中華主義，這些說法都具備了一個非常近似的構造，就是追溯源頭，從歷史的資源證明一種身份認同的合理基礎。或者從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的傳說，去支持今天的香港人是和大陸人不同的純粹華夏文化繼承人的主張；又或者是從同一組傳說出發，力證香港絕對不可能自立於大中國之外的政治結論。幾乎一切圍繞着身份認同的言論，都帶有事實和規範等兩個部分，都試圖從你是個什麼人的事實，推導出你應當如何表現，如何行為，以及如何思考的結論。可能是你是個中國人，你就應該說普通話；也可能是由於你是個廣東人，你就應該說廣東話；甚至還有可能是由於你是個歷史遺民香港人，你就應該要說中州正韻廣東話。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這類講法，在此就起到了一個權充歷史事實的作用，不同的論者都相信這個事實自然會為我們帶來不同的身份認同主張。唸哲學的人，大概會關心你是個什麼人的事實，如何可能推出你應當如何做的規範式結論。但是在身為歷史學家的程美寶教授這裏，就連大家以為確定無疑的事實，也都成了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不只是因為廣東只不過是一個行政區域的劃分，歷史上常常變動不居，由於行政界限的重新區劃，一個人的祖先可能是廣東人，可今天他自己忽然就不算是廣東人了。更重要的，是通常被我們相信的歷史事實，往往是我們為了達到某個目的所描述出來的故事。從這種角度來看，身份認同可能不是一個從事實推出規範結論的推導過程；而是一個因為我想當某種人，所以我才看到了某種事實的逆向運動。

梁文道：舉報民族

【蘋果日報】記得很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雜碎，關於言論和出版審查的笑話，其中一個笑話，是一位澳洲的中國史學者寫了一本關於國民黨的書，這本書被翻譯成了中文，在大陸出版，譯得也算精審，然而書裏面每次提到臺灣，都莫名其妙的要在臺灣前面加上「我國」二字。於是就變成了一個澳洲人口口聲聲地在那裏「我國臺灣」來，「我國臺灣」去，這何止是試圖分裂中國，簡直是要進佔我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我們當然知道，這不是譯者的錯，而是審查人員智力水平的表現，為了政治正確，結果犯下政治大錯。好在那個年頭還沒重新流行群眾舉報，否則為了這本書，背後不知道要掉多少個人頭。沒想到我最近又在一本去年出版的書裏面看到類似情況，作者同樣是個老外，書裏面每次一談西藏，都成了「我國西藏」。好在這本書太過冷門，熱心群眾應該一時還沒有發現，我也就不在這裏多說了，免得害人。

以群眾舉報的形式來捍衛我們的神聖主權，是最近幾個月的熱門運動。自從萬豪酒店集團被人檢舉，說它的訂房網站上面敢把香港和臺灣列為國家之後，眼睛雪亮的熱心群眾就陸續發現一大批機構原來也都犯上了同樣毛病，其中竟然還包括國企。在這種運動裏面，人民的力量主要着力於兩點，第一點是揭發，第二點則當然是號召多達14億人的龐大市場去抵制杯葛被揭發的對象。面對來勢洶洶的市場壓力，沒有祖國的資本家是不敢不從的。然而我一開始就有點擔心，這種看來望風披靡的強大武器會不會也有撞牆的時候呢？舉個簡單的例子，英文簡稱「IDD」的「國際直接撥號」（International direct dialing）就是一個把香港、澳門、臺灣與中國並列為不同國際地區的系統。一時間我們很難逼它改名，但群眾能不能夠抵制它，至少從今天開始，再也不打電話給遠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兒子、老婆或老媽，也不再和任何國外的買家聯繫生意呢？抵制嗎？看來很不實際。但要是不抵制，之前一切豈不都是白費工夫，首尾不夠一貫，壞了原則？好在我國文化博大精深，資源豐厚，我總算想到了兩個不必抵制IDD，但又不壞國家大義的說法。第一是要看大局，和各國工商經貿往來，乃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根本利益問題，切不可逞一時之快，否則小不忍亂大謀。第二是我們中國人最重親情，為了要抵制這麼一點洋鬼子借着國際名義所設計的陰謀，斷絕我們和遍佈世界各地的親友感情，是非常「不中國化」的做法。我猜有人大概也想到了這兩點，難怪這場運動也就靜悄悄地偃旗息鼓了。

最近幾年的民族主義熱潮裏面，最混雜也最讓我看不懂的地方，是一方面非常忌憚有人想要分裂中國，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比如說新疆和西藏。但另一方面，卻又有人天天高唱漢族的正統權威，總是想辦法要抹除中國歷史上漢人以外其他民族的影響，生怕他們污染了自己的純正血緣，驟眼看去，頗有清末章太炎等人主張反滿復華的意味。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講，不容「疆獨」「藏獨」，那必然要認為「中華民族」構建的這個共和國並非只存漢人。反過來講，如果硬是要壓抑其他民族存在的痕跡，只認漢族為宗，那麼這個國家又還有什麼合法性去繼承清朝的版圖呢？我當然曉得，這是兩套不同的說法，彼此矛盾，不能當成是一回事，但有趣的是，在今天的宣傳部門管理下，這兩種論調，卻都同時被認為是政治上很正確，很有正能量的。主張「中國是個大花園」，五十六個民族共一家的，都是天經地義的愛國者。主張漢人千年一統，從來沒被混血，凡是說漢人被搞過的，都是該下地獄的混蛋者，同樣也是天經地義的愛國者。這兩種言論都好像拿了紅色正字招牌，可以在官方媒體（包括網媒）上頭暢行無阻。我是愛國的，碰上看不順眼的事，也很有要去舉報的衝動。但碰上了這兩種相互矛盾，各有害處的言論，我到底該舉報誰呢？

如果真要舉報，那大概就是舉報其中一些言論的愚蠢吧。例如去年網上忽然湧現一大批臭罵陳寅恪先生的文字，說他「欺世盜名」，說他散佈「宵小謊言」，說他「妄圖滅我漢家歷史」，嚴重程度比得上文革年間批判他的語氣。到底陳先生說了什摩惹怒這些愛國者的話呢？原來又是李唐究竟是胡人還是漢人這個老掉牙的話題。這些文字也不簡單，往往引經據典，甚至摘抄了大量唐詩，好證明唐朝王室是個百分百的漢人政權。問題是陳先生從來沒有說過李唐是胡人，他花了那麼大的工夫，寫了那麼多的東西，甚至不惜瑣碎考證楊玉環嫁給唐玄宗時是不是處女，並且因此遭到錢鍾書先生的譏刺，目的之一就是要說清楚李家是胡化的漢人而已。結果這些漢族紅衛兵根本連書都沒讀好，就一口咬定陳先生主張唐朝李家是胡人，豈不可笑？我還見過更好玩的，那就是「敦煌」這個地名的由來。今天學術界比較主流的想法是認為「敦煌」這兩個漢字其實是一個外來語的音譯，也許來自古波斯語，也許來自吐火羅語。於是有人就不幹了，長篇大論地藉着《史記》說明它既在漢朝立郡，肯定也是漢人取的名字，甚至還把這個命名權交到英明神武的漢武帝手上。如果真讀過《史記》，又怎麼會不曉得敦煌這個名字第一次在中文裏面出現，就是張騫交給漢武帝的報告裏的這一句話：「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可見漢武帝可能連敦煌這個地方都沒聽說過的時候，人家就已經叫這個名字了。

愛國沒有問題，愛漢人也不是問題。那麼愚蠢呢？為了避免被舉報，我也只好說它更不是個問題了。

梁文道：艱辛探索的價值觀

【蘋果日報】最近幾年，很多朋友一直爭論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回朝了。終於，這個爭論總算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文革十年已經乾脆被改了名字，最新的叫法叫做「艱辛探索的十年」。這兩天網上便有人拿「艱辛探索」這四個字做文章開玩笑，算是苦中作樂。但說到底，笑完之後，難免還是要面對沉重的現實。現實的一種，就是現今意識形態所營造的環境底下，年輕人的價值觀。

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最新八年級中國歷史教科書（簡稱「部編本」），不止把老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那一章的章節名稱，改成了「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它的內容也有不少刪減和變化。有線電視的中國新聞組為此街訪了幾個廣州的中學生。其中一個女孩子笑對鏡頭：「我覺得挺好的呀，因為你看，它即使是錯誤的一個發動，最終我們中國不也是走向一個好的道路嗎？」、「如果不去強調他是個錯誤的話，就可以讓歷史更完美一些吧」、「沒有說絕對的錯誤吧，反正老師支持我們說，毛主席是帶領我們新中國發展一個很大的工程」。另外一個男孩子則比較嚴肅，他認為：「在當時的做法來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當我們現代人看過去時，可能是一個不太正確的做法」、「但是我覺得，這個事實，既然經過了就必然有它經過的意義」、「所以歷史書改版的話，我們新的八年級同學就按照新的歷史書學就好了」。

這種邏輯當然是荒謬的，大家立刻就可以據此做出很多違反今天中國「主流價值觀」的推理。比如說：「美國當年的黑奴體系看來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現代人看過去時，就覺得那不是一個太正確的做法。但這到底是個事實，既然經過了，就必然有它經過的意義」。「如果不去強調南京大屠殺是有錯誤的話，就可以讓歷史更完美一些吧」。「納粹的種族滅絕即使是一個錯誤的發動，最終德國不也是走向一個好的道路嗎」。我們甚至還可以拉近點講，習近平立志打擊的廣泛貪腐，和薄熙來他們的「反黨集團」豈不也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既然經過了，肯定也有一定意義，大可以全都當成是種艱辛探索的內容。

不過我們也都曉得，用這樣的方法來指出這些推理的荒謬，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不是有人這樣說過嗎？世界的邏輯有兩種，一種是其他人的邏輯，另一種是中國式的邏輯。在談到自己歷史上的污點和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妨遮醜，把它們叫做「艱辛探索」；但是其他人歷史上的錯誤，尤其是對中國人犯下的錯誤，就絕對不能夠被修改成更完美的歷史。如果只是諷刺，那也就罷了。但是我覺得千萬別把這種所謂的中國式邏輯當真，那兩個年輕人，乃至於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是笨蛋。他們不會看不到這麼鮮明的矛盾。如果有一天，不知道為了什麼和歷史相關的爭論，又需要一批年輕人出來上街示威，抵制日貨，罷看韓劇，或者抗議你所能想像的任何國家，我是不會意外又在鏡頭裏看見那兩位年輕人的。這不是自相矛盾，也不是他們不懂邏輯，更不是頭腦被灌了漿糊；不，這只是為了最簡單最基本的需要。

一個大陸中學生，對着香港來的媒體，要發表自己對於教育部幹的事情的意見，而且那還是個有點敏感的事情。你認為他應該怎麼說呢？是要他批評政府修改歷史嗎？是期望他能夠更直接坦白地說出自己的不滿嗎（如果有任何不滿的話）？如果他真的給了讓我們外面觀眾滿意的答案，之後回到學校，會不會有什麼後果呢？地方上又會不會有些「有關部門」去他們家裏面做工作，替他們家人惹上麻煩呢？相反的，給出最符合「主流價值觀」的答案，頂多就是一直遭到部分人的訕笑而已，不會出什麼大問題。更何況這兩個學生都還非常精明地在自己的答案裏抬出了一些權威來當擋箭牌。女生用的是老師，她說「反正老師支持我們說，毛主席是帶領我們新中國發展一個很大的工程」；男生則祭出了教科書：「所以歷史書改版的話，我們新的八年級同學就按照新的歷史書學就好了」。反正是老師說的，反正教科書就是這樣子改的了，我們還有什麼好補充的呢？

在我看來，這才是廣被引述的這個採訪裏面最值得注意的問題。那就是認命，是對現實的完全肯定乃至於投降，是對權力以及贏家的絕對服從。假如那兩位年輕人所說的每一句都是真心話，那麼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就可以說得上是十分完整了，與這次被修改的歷史教科書裏面所傳達的價值觀完全一致。請看最新部編本教科書，裏面對於文革的總結是：「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再接下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云云。於是文革就變成後來發展的前提，正好應了「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主張。換句話說，凡是存在，必皆合理。凡是歷史上出現過的錯誤，都可以用日後的成就去回頭肯定。這種想法，其實我們香港人一點都不陌生，過去這麼多年，每次遇到和六四有關的爭議，不也有很多人告訴我們，要不是當年政府果斷，今天的中國又怎能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呢？每當有人批評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前犯下的種種大錯，不也總是有人反駁，說今天的中國是全靠共產黨才能變得這麼有錢嗎？現在修改對於文革的認知，其背後的邏輯和上述這些說法是相當一貫的，乃過去二十多年來逐漸彌漫的主流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某個意義上講，甚至是反價值的，因為它似乎要強調一切的是非對錯都是平等的，根本沒有絕對的錯誤，有的只是絕對的生死勝負，活下來就是對的，勝出了就是對的。兩個中學生能夠如此靈活運用這種「價值觀」，恰好說明這次教科書的修改，在整個教育之中只不過是水到渠成而已。

反過來想，假如那兩個學生口是心非，說的並不是真話，其實一樣也還是證明了現在這套「價值觀」的威力。因為它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得到制度環境的強力支撐。我能同情地想像，在它的籠罩底下，你心裏面怎麼想，這並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讓別人看到的你是怎麼想的。因為生存，以及生存得好，要比任何其他事情重要。所以即便你再討厭教科書修改歷史，為了生存，你也不能夠公開異議（更別說是對着境外媒體公開）。就好比有些人，口裏愛國愛得比誰都猛烈，偏偏又要搬離自己認為全世界最好的這個國家，移民到哪些亡我之心不死，總是帶着偏見來歧視我們的西方世界。再說一次，這並不是言行矛盾；卻是基於生存考慮的一致邏輯，乃「主流價值觀」的另一種體現。他們移民當然是為了生存，他們過去曾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愛國，同樣也是為了生存。比起一本教科書上的一個章節，這種環境才是學生們的真正老師；比起不斷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條目，這才是真正的德育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