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和一位專門研究國際貿易關係的內地經濟學家聊天，話題難免繞不過眼下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理論上講，像他這樣的人最近應該忙壞了才對，不可能這麼有空地陪我喝了一整個下午的茶。他告訴我，那是因為他「站錯了邊」。什麼叫做站錯邊呢？原來「上頭」也真的很緊張，這陣子頻頻在全國各地召集專家提供意見；但問題是「上頭」聽到的意見，卻幾乎是一面倒的，而他正好不屬於那一面。簡單地講，專家們在這件事上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認為不必害怕，積極應戰；一派主張盡早讓步，止損優先；還有一派騎牆，利弊並舉，不給結論。但「上頭」最後召見的，居然全是其中一派（肯定不是騎牆派），因為這些「上頭」揣測那些比他們還要高層的「上頭」，應該會比較喜歡這一派的意見。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結論先行的意見徵集，他們根本不打算在專業學者群中廣泛收集不同的信息和看法；他們真正要的，是為自己早已設定好的傾向，提供更多聽起來很專業的論據。這位經濟學家的講法，跟我在另一個研究國際關係的朋友那裏聽到的差不多，他們那一行最近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於是我再追問：「那些上頭的上頭，他們的傾向和立場又是怎麼來的呢？」話剛出口，我就知道這是個太傻的問題。果然，這位經濟學家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明知故問。他說：「那當然是來自最上頭啦，下頭所有人都猜他會喜歡這種立場。」
這段期間，媒體上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誤判中國，不止現在低估了中國應付這場貿易戰的能力，而且長期以來都一直誤會貿易和接觸可以從根本改變中國政府。另一方面，還有更多人認為中國誤判了特朗普和美國，居然以為特朗普只是嘴上說說，不可能真的幹得出什麼大事。我不太敢肯定美國誤判中國的背景，但我起碼曉得一點中國誤判美國的緣由。有些評論把矛頭指向那些誤國的專家，認為他們太過浮誇，幾年來固然不斷叫嚷中國快要超越美國，甚至在貿易戰剛開始的時候仍然宣稱，用不了兩個回合，美國就會敗下陣來。但是這些評論恐怕也是心有「上頭」，不太好意思繼續追究為什麼專家這麼多，偏偏上頭就只聽這些誤國專家的話。有的論者甚至建議「內地學術界也應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做好研究，才能在中國發展路上發揮作用」。似乎問題出在所有專家做學問都還做得不夠扎實。
學問到底應該怎麼做呢？開頭當然要有最可靠的材料來源。但是現在很多大學就連翻牆都不容易翻出去了，一上網就是百度，一搜索出來就全是廣告，要找點正經的東西都得花盡九牛二虎之力。
中間暫且略過不計。等到學問做好了，最後當然得出版面世。但現在出版業的審查，即便是一向稍微寬鬆的學術書籍和期刊，也都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位老友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關於東南亞國家出現的佛教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例如緬甸那些想要消滅羅興亞人的佛教徒）。由於牽涉到宗教，所以在專業學報發表之前，這篇論文還得交到國家宗教局那裏審查。最後審下來的意見，是怕這篇文章太過敏感，會引起中國佛教界的不滿，所以不許刊登。
這個結局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事實上我覺得我的朋友應該慶幸才是，至少這篇文章不用送到外交部審查。我知道有許多學術研究因為牽涉到其他國家的內部矛盾，所以過不了外交部那一關，他們擔心這些研究會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別的國家怎麼會因為你中國有一個學者在某一本沒有什麼讀者的學術論著上面寫了一點關於他們的「負面」文字，就要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呢？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真是太不懂國情了。首先，雖然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極其罕有，但我們沒有人敢拍胸脯保證它絕對不會發生。萬一它要是真的發生了，那豈不是給國家的外交大計添煩添亂？所謂維穩，就是要杜絕任何風險的苗頭。其次，別的地方（假設是所謂的西方發達地區），要是有學者寫了一部對某個國家很不友善的專著，那個被批評的國家大概是不會發難的，因為後者知道什麼叫做學術自由，一個地方的外交部乃至於它整個政府，實在不可能為它每一個學者的言論負責。但是中國不同，人人都曉得中國有自己的道路，不流行這一套來自西方的學術自由觀念。所以一不小心受到中國學者傷害的他國政府，甚至他們的一部分國民，便很有理由去懷疑這個學者的研究是不是得到了中國官方的默許。接下來就是一個循環了。由於沒有學術自由，所以政府就要替學者的研究負責任，唯恐這些象牙塔裏的蛋頭給自己生事；又由於非常擔心學術研究會帶來不良好的結果，所以只好更加小心地去限制那份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的學術自由。
所以知情識趣的學者都明白，反正出版不了，甚至整個研究從一開始申報課題乃至於立項都有可能會失敗，所以敏感的東西最好別碰，比如說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又比如說香港的政治問題。這些對政府而言相當棘手的領域，本來最需要集思廣益，廣納各種意見和看法。不過現實卻是他們只想聽到他們想聽的聲音，不容偏離正軌，更不允許批評甚或否定現有的政策。除非你能擔保你的研究結論最後和官方既定立場高度一致，否則就不要在這些課題上浪費時間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