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主動出擊的思想（「中國的大腦」之三）

大陸學術界的朋友在9月初的時候發來一份新創刊雜誌的介紹，同時還半開玩笑地評注：「這會不會是一份嶄新的重點核心刊物？」這本雜誌叫做《習近平思想》，它在宣傳廣告中自稱「天下紅媒第一刊」。大概是吸取了陝西叫停「梁家河大學問」的經驗，它還特別標榜跟官方無關，強調自己是「中國民間創辦出版」。「民間創辦」？那它會不會和早些年的「孔子和平獎」一樣，變成一個幾乎像笑話一般的民間搞怪鬧劇呢？應該不會吧，因為這裏頭一些骨幹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特別是總編輯劉明福，他不但是擁有軍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的所長，《中國夢》的作者，同時還是「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再看創刊號的目錄，除去一份習近平某次講話的摘錄，以及劉明福本人所寫的一篇習近平思想闡述，餘下來的全是談馬克思的正兒八經的文章，就算不一定達到最嚴格要求下的學術水準，至少也和其他「紅媒」相去不遠。

這份刊物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趨勢，那就是拉近大陸學術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方興未艾的「習近平思想」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底下，馬克思主義本該享有官方顯學的顯赫位置。但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陸主流人文社會科學界似乎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存在。而學院體制內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教師，表面上看好像也都很適應這種忽略，甘於自處一角，自說自話，不只跟國內其他學科和學術趨勢沒有太多交集，而且還很難搭上人家都很熱衷的國際交流快車。就拿哲學研究來講好了，雖然所有開設哲學系的大學都會留下一定名額給專業研究馬克思哲學的學者，但除了少數例外，這批學者的整套學術工具和研究課題都很奇怪地處在一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狀態。即便今天在國際上最當紅的左派哲學家如齊澤克和巴迪歐的翻譯引介，也都輪不到這批主流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參與。說難聽點，他們的存在幾乎像是花瓶，萬萬不能沒有（畢竟大學本科必修的許多政治思想課要交到他們手上），但有了也不怎麼樣。可是自從「習近平思想」興起之後，我覺得以後的情況大概會變得很不一樣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習近平思想」可能會在學術體制內吸納和重整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使得「習近平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

自從去年開始，直到現在，中國各地已經湧現了好幾十所冠上「習近平思想」名號的研究機構。在這些機構裏面任職的，多半都是原本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比如說人民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秦宣，他現在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的院長。除了這些成為正式建制的研究機構之外，從中央到各地方省市，都還撥出了大筆經費鼓勵學者申報課題，投入「習近平思想」研究的大潮。目前看來，申報這個選題的條件相當寬鬆，費用出手也都相當大方。同樣是人民大學，同樣是去年，專事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陳滿華教授就在微博上發了一條消息，說他收到了「關於徵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選題的通知」，令他相當吃驚。因為他沒想到專門做語言學的人也能被徵集去研究習近平思想，而且做這個課題能夠得到的4萬元經費是獎勵金，跟一般的研究經費非常不同，可以當成個人收入。陳教授當時可能還沒有意識到，以「習近平語言風格」為主題的研究，這一年不到的短短時間當中會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的最新潮流，〈習近平總書記的語言風格及其力量〉之類的題目，固然在各地學報裏頭比比皆是。有一份叫做〈習近平講話的語言風格研究〉的碩士論文，更早在2016年就已經春江水暖鴨先知地面世了。而在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的語言學類別當中，排名第一位的選題赫然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語言風格研究」。

我們很自然地會追問，所謂「習近平思想」到底指的是什麼？老實說，雖然我也看過一些習近平的講話，以及一些被外界認為是最能闡述「習近平思想」的經典之作，但可能是因為太過愚鈍，我始終沒有搞清楚它的內涵和外延範圍。其中最麻煩的一點，就是在現在這種成規模的學術趨勢之下，隨着各門專業學者的無限衍生，你會發現習近平幾乎在任何領域都有思想，天底下的學問幾乎沒有一樣是不跟習近平思想沾邊的，例如早些時候就有一篇叫做〈習近平旅遊思想的內涵與特徵〉的論文在網上流傳。我最近還發現這個研究甚至已經有了一些方法討論，比如說〈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進展的大數據分析及深化研究的路徑思考〉。

我們很容易就會以為，這林林總總掛着習近平名義的學術成果都是獻媚，都是一些在學術界裏面沒有什麼實際成就的人混飯吃的通路。他們拿了納稅人的錢，做出一些沒有什麼人會認真去看的所謂研究成果，如此而已，無傷大雅。就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差不多，並不會阻礙其他人的認真工作。但是我卻覺得，在「習近平思想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和「習近平思想」正式被寫進憲法的大前提下，所有本來以為河水不犯井水，可以自己繼續幹自己事情的學者，或許遲早也會受到波及。其中一個環境上的原因，是全中國的高校正在加強意識形態審查，越來越多的學者動輒因為言論而被人舉報去職。更重要的，則是當前國家體制動員出的一股動力。這種動力使得原有的思想言論和文化產品的審查機制從被動把關轉為主動出擊；使審查人員的工作從以不出錯為原則，變成以挑錯為目標。我擔心這種動力同樣也會出現在學術體制之內，現在從事習近平思想研究的人，可能跟過去做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不同，他們不會守在自己的有限園地當中，反而會對外進攻發起論戰，這樣子才能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和成果，才能在國家認可的體制內更上層樓。於是凡是「習近平思想」涉及到的學術範圍，都可能要經過「習近平思想」的檢驗。這種檢驗不是一般斯文有禮的學術論辯，更是立場分明的政治決鬥。讓我們想像一下，假如有一個專門研究旅遊業發展的學者寫了一篇論文，被人揭發其中有些東西不符合「習近平的旅遊思想」，那接下來會是個什麼結局？

梁文道：審查遍在（「中國的大腦」之二）

今年有機會見到兩個好久不見的內地文壇老友，這兩人一南一北，皆是名滿天下的編輯，也都寫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是不少年輕編輯的偶像。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跟我說起了最近一兩年出版自己散文集的問題，慨歎自己實在是老了，跟不上時代審查標準的步伐。照道理說，這兩人都在這行裏幹了幾十年，什麼字眼能用，什麼東西不能碰，那種在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敏感嗅覺早都成了第二本能，在大陸下筆成文肯定是不應該犯錯的。偏偏這兩個人的純文藝作品還是硬給人挑出了幾十處毛病，其中一個需要被修改的詞彙居然是「上個世紀」。難道「上個世紀」也是個敏感詞嗎？不是的，審查給回來的意見是「上個世紀」不夠精確，應該改成「二十世紀」。任誰都看得出來，這根本不是政治審查，而是小學老師批改作業，是對這等文壇前輩的最大羞辱，更是中國語文在「新時期發展」當中的鬧劇。為什麼審查人員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力？他們的審查究竟依據什麼標準？

首先，我相當肯定「上個世紀」這四個字絕對沒有政治錯誤，這種標準也不可能通行於全國各地，更不應該是上頭明確頒佈下來的東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一個匿名審查員自己的判斷而已。儘管大家都會覺得他的判斷荒謬絕倫；但包括這位成名已久的作者在內，這本書出版過程當中的所有相關人等，是既不能也不願挑戰這個判斷的。因為在今天這個新時期，真沒有誰敢保證什麼東西絕對不犯錯，所以就算有人能夠推翻這個審查員的決定，他也不願冒這個風險（萬一「上個世紀」這個詞語真的在出版之後被人揭發舉報，說它影射了什麼東西呢？）再說審查標準，既然主管出版和意識形態的中央部門，從來沒有明令頒佈「上個世紀」是個禁用的詞彙。那這個審查員又為什麼要依憑自己狹隘的偏好，如此自作主張？我不曉得具體內情，但照我對整個「審查工業」的瞭解（是的，這是一個工業），極有可能是這個審查員想幹好工作，在任務上做出一些表現罷了。沒錯，審查其實也是一種正經的工作，就和任何工作一樣，要有指標，要看業績。一本書也好，一部電影也好，交到你手上是為了要你審出問題，如果你看了一大堆書都沒辦法在裏頭找到幾個可以動手修改的地方，那請你回來幹什麼？換句話說，在各個意識形態和內容產品的領域當中日益壯大的審查隊伍，已經從過去守住紅線就好，那種被動的把關人角色，逐漸蛻變成主動出擊的「生產部門」了。而他們所生產的，就是毛病。

學術圈有些獨特，曾經享有一定的寬裕，本來不太受這種情況影響。但是現在因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正確處理領導權與話語權的關係」，所以也就有越來越多「上個世紀」之類的事件發生。在今年一連串大學教師的清除事件之中，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清的遭遇最有「上個世紀」的色彩。根據報道，她是看到學生上課都在玩手機，非常生氣，於是舉出自己過去擔任助教時看到日本學生努力學習的經驗，教訓學生「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在我看來，這句話簡直政治正確得過了頭，雖然在學術上有偏狹簡化之病，但卻繼承了百年來愛國志士動不動就拿中日比較以激勵人心的那種優良傳統。沒想到被她罵的學生非常生氣，揭發檢舉許教授「貶斥中華民族」。舉報她的學生就像一個審查員，雖然不是為了工作，但純粹也是出於一己之私。而受理這次檢舉的校方，乃至於更高層的領導，就像一個出版社和它的上級單位，凡是遇到有人指出問題，必然要「嚴肅處理」，而所謂的「嚴肅處理」，就是順從檢舉和審查所指出的方向，不反駁也不否定。

教學如是，發表研究成果亦如是，現在就連很多專業學報也都開始沿用大眾出版和文化領域裏面的審查標準跟程序，不能再以「客觀學術研究」和「與現實政治無關」當擋箭牌。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一位專門研究某邊疆民族生活習俗變遷的學者，雖然他研究的還不是當局最要提防的那些民族，但到底也是敏感地區的少數民族（而且還是極少數）。在近年不問由來，一刀切的高壓管制底下，他發現那個在政治上從來沒有二心的少數民族竟然也開始滋生一股不滿的情緒，純粹出於好奇，他想深入瞭解這種變化的整個過程。如果他真的下功夫去探討這個課題，出來的結果對管制者而言肯定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先撇開倫理價值不談，他認為單從管治角度來講，現有的政策和措施多半也會帶來反效果，把原來不是問題的變成問題，未來要給當局「添煩添亂」。但是這種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成，因為實在是太過敏感，不止沒有辦法正式申報為研究課題，在學術刊物和論著出版開始跟隨新聞媒體的嚴格標準來審查的今天。它也不會有任何發表的機會。有些心繫家國的人可能會建議他應該寫一份內部報告，交給「上頭」，至少讓「上頭」知道情況。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建議，請參考我上周的專欄。「上頭」是不會愛聽這種講法的，因為他們會猜測「更上頭」的人一定不喜歡這種逆鱗般的報告。

梁文道：學術只是一塊魔鏡（「中國的大腦」之一）

前陣子和一位專門研究國際貿易關係的內地經濟學家聊天，話題難免繞不過眼下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理論上講，像他這樣的人最近應該忙壞了才對，不可能這麼有空地陪我喝了一整個下午的茶。他告訴我，那是因為他「站錯了邊」。什麼叫做站錯邊呢？原來「上頭」也真的很緊張，這陣子頻頻在全國各地召集專家提供意見；但問題是「上頭」聽到的意見，卻幾乎是一面倒的，而他正好不屬於那一面。簡單地講，專家們在這件事上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認為不必害怕，積極應戰；一派主張盡早讓步，止損優先；還有一派騎牆，利弊並舉，不給結論。但「上頭」最後召見的，居然全是其中一派（肯定不是騎牆派），因為這些「上頭」揣測那些比他們還要高層的「上頭」，應該會比較喜歡這一派的意見。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結論先行的意見徵集，他們根本不打算在專業學者群中廣泛收集不同的信息和看法；他們真正要的，是為自己早已設定好的傾向，提供更多聽起來很專業的論據。這位經濟學家的講法，跟我在另一個研究國際關係的朋友那裏聽到的差不多，他們那一行最近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於是我再追問：「那些上頭的上頭，他們的傾向和立場又是怎麼來的呢？」話剛出口，我就知道這是個太傻的問題。果然，這位經濟學家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明知故問。他說：「那當然是來自最上頭啦，下頭所有人都猜他會喜歡這種立場。」

這段期間，媒體上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誤判中國，不止現在低估了中國應付這場貿易戰的能力，而且長期以來都一直誤會貿易和接觸可以從根本改變中國政府。另一方面，還有更多人認為中國誤判了特朗普和美國，居然以為特朗普只是嘴上說說，不可能真的幹得出什麼大事。我不太敢肯定美國誤判中國的背景，但我起碼曉得一點中國誤判美國的緣由。有些評論把矛頭指向那些誤國的專家，認為他們太過浮誇，幾年來固然不斷叫嚷中國快要超越美國，甚至在貿易戰剛開始的時候仍然宣稱，用不了兩個回合，美國就會敗下陣來。但是這些評論恐怕也是心有「上頭」，不太好意思繼續追究為什麼專家這麼多，偏偏上頭就只聽這些誤國專家的話。有的論者甚至建議「內地學術界也應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做好研究，才能在中國發展路上發揮作用」。似乎問題出在所有專家做學問都還做得不夠扎實。

學問到底應該怎麼做呢？開頭當然要有最可靠的材料來源。但是現在很多大學就連翻牆都不容易翻出去了，一上網就是百度，一搜索出來就全是廣告，要找點正經的東西都得花盡九牛二虎之力。

中間暫且略過不計。等到學問做好了，最後當然得出版面世。但現在出版業的審查，即便是一向稍微寬鬆的學術書籍和期刊，也都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位老友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關於東南亞國家出現的佛教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例如緬甸那些想要消滅羅興亞人的佛教徒）。由於牽涉到宗教，所以在專業學報發表之前，這篇論文還得交到國家宗教局那裏審查。最後審下來的意見，是怕這篇文章太過敏感，會引起中國佛教界的不滿，所以不許刊登。

這個結局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事實上我覺得我的朋友應該慶幸才是，至少這篇文章不用送到外交部審查。我知道有許多學術研究因為牽涉到其他國家的內部矛盾，所以過不了外交部那一關，他們擔心這些研究會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別的國家怎麼會因為你中國有一個學者在某一本沒有什麼讀者的學術論著上面寫了一點關於他們的「負面」文字，就要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呢？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真是太不懂國情了。首先，雖然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極其罕有，但我們沒有人敢拍胸脯保證它絕對不會發生。萬一它要是真的發生了，那豈不是給國家的外交大計添煩添亂？所謂維穩，就是要杜絕任何風險的苗頭。其次，別的地方（假設是所謂的西方發達地區），要是有學者寫了一部對某個國家很不友善的專著，那個被批評的國家大概是不會發難的，因為後者知道什麼叫做學術自由，一個地方的外交部乃至於它整個政府，實在不可能為它每一個學者的言論負責。但是中國不同，人人都曉得中國有自己的道路，不流行這一套來自西方的學術自由觀念。所以一不小心受到中國學者傷害的他國政府，甚至他們的一部分國民，便很有理由去懷疑這個學者的研究是不是得到了中國官方的默許。接下來就是一個循環了。由於沒有學術自由，所以政府就要替學者的研究負責任，唯恐這些象牙塔裏的蛋頭給自己生事；又由於非常擔心學術研究會帶來不良好的結果，所以只好更加小心地去限制那份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的學術自由。

所以知情識趣的學者都明白，反正出版不了，甚至整個研究從一開始申報課題乃至於立項都有可能會失敗，所以敏感的東西最好別碰，比如說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又比如說香港的政治問題。這些對政府而言相當棘手的領域，本來最需要集思廣益，廣納各種意見和看法。不過現實卻是他們只想聽到他們想聽的聲音，不容偏離正軌，更不允許批評甚或否定現有的政策。除非你能擔保你的研究結論最後和官方既定立場高度一致，否則就不要在這些課題上浪費時間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