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我真正開始佩服饒公，反而是透過美國漢學家梅維恒（Victor Henry Mair）翻譯成英文的一篇論文。在那篇文章裏面，饒公談到周原西周建築遺址當中找到的蚌雕人頭像，那個人頭像頭戴尖帽，高鼻深目，很明顯是白色人種。在周朝的遺址裏面找到這樣一個外國人的雕像就已經夠奇怪了，更特別的是那個頭像頂部還刻了一個十字圖形，和「馬爾他十字」一模一樣。饒公的廣博學識和驚人的想像力就在對這個圖形的分析上面徹底展示出來了。首先，這個十字符號在現存甲骨文材料裏面出現過不下數十次，目前被確認為是「巫」的意思，可見那個頭像也許和上古中國的巫是有關的。接下來，饒公又指出同樣的圖形在西亞也是存在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500年前土耳其附近的哈雷夫（Halaf）遺址，並且同樣具備宗教和超自然的意義。然後他又說明了幾條線索，指出早在周朝，中國和西方世界就已經有了相當深入的文化和民族交流。饒公有清學風範，若非有十足證據，不敢輕易妄斷，反倒是梅維恒後來依據這篇論文，大膽推論以前也許有這麼一支以巫為專業的民族，在歐亞大陸上面東西遷移，而中國古代從事甲骨占卜的巫，很有可能就是這麼一群西域來的老外。
本來僅憑一部在方法上劃時代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饒公就足以與「甲骨四堂」並肩，名垂後世。但他最大的本事，卻是在掌握了這麼多門語言（特別是楔形文字等死語言）之後，打通世界範圍之內的材料和研究，提出種種以前從來沒有人想過的新問題。這些研究有時候可以是一本非常精彩的論著如《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更多時候則是一篇篇幅不長的文章中簡單幾句話所點出的新想法。讀他這些著作的時候，我常常會有一種幻覺，感到這些事情在他而言是那麼的輕而易舉，仿佛信手拈來；儘管我知道，沒有那種不可思議的驚人積累，那些極有意思的提示是根本連想都想不到的。
饒公當年放棄《古史辨》第八卷的編輯工作，純粹是因為根據當年他所知道的最新考古發現，顧頡剛先生他們那一派有點疑古太過，和後來帶着民族情緒，標榜「走出疑古時代」，要為三代奪回尊嚴的部分學者根本是不同的。他當然會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源遠流長的特性，但是我總覺得在他的腦海之中，整個歐亞大陸其實是一片任何人為邊界都區隔不了的廣袤天地。近年大陸興起的國學熱，時常夾帶着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其極端處，甚至到了要把佛學排除出中國學問的程度，理由衹是因為印度和中國還有邊界爭議。我還在網上看過一篇文章，談到唐朝好些人對「石城」（撒瑪爾罕）有一絲浪漫的嚮往之情，結果留言當中就有人批評：「嚮往個屁，唐朝有益揚二州，多了不起啊！幹嘛嚮往中亞那些胡人的老家？」現在饒公往生，網上自然就有一大群人紛紛表達敬仰痛悼之情，哀歎國學之不繼，這裏頭會不會也包含了一些「嚮往石城個屁」、「玄奘就只知道舔阿三的腳」的愛國憤青呢？如果他們發現，饒公就連談中國漢字的起源都要接上古代閃族字母，而且對饒公治學方法影響最大的竟然是個印度學者的話，他們還會認為饒公是個「國學大師」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