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給「一部分」讀者的回覆

【蘋果日報】我不用臉書，但我依然存在於臉書的世界，裏頭有一個叫做「梁文道文集」的專頁，不知是誰把近年的拙作都收集在上面。偶爾會有些朋友在那裏留言，以為我一定看得見，見我久不回復，最後才曉得原來它和我沒有關係。於是再不情願也好，每隔一陣子我也要上去看看，免得自己錯過了什麼重要的信息（比如說有人要請我吃飯）。雖然我暫時還沒在那裏收到請飯的邀請，但好處是能看到很多讀者的批評，其中不少見解是平常自己不會想得到的。例如前天我看到有人回應我上周所寫的〈只准賣馬槽，不准過聖誕〉，他說：「文道，你寫這篇文章有過調查嗎？大陸抵制聖誕節是極小一部分人，而且有這種聲音難道不正常嗎？一個社會不應該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嗎？在大陸即使是縣城裏的小書店也有好多版本聖經在賣，你打開淘寶搜索新約、舊約等看看有多少賣家！文道，你什麼時候開始墮落的？」，同時他還認為我這種文章很能夠反映我的「狹隘、仇視、自負」。我很高興，至少在他的心目中，我曾經有過沒墮落的時候。而他提出的挑戰，也的確給了我一個機會去談一些有趣的問題。

聖經在大陸到底可不可以公開發售？

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首先我們要知道，任何在大陸市面上流通的合法出版物必須要有「書號」。而聖經不止沒有書號，沒有圖書條形碼，甚至也沒有圖書再版編目數據（CIP）；在這個意義上講，聖經在大陸根本不能算是法律定義下的「圖書」。第二，聖經就和其他宗教書籍一樣，是一種特種刊物，它的印刷和出版不像其他圖書那樣要經過文化局，卻是受到宗教局的管理。第三，它又和同為宗教書籍的佛經以及古蘭經的不同。在大陸，許多出版社都能正式出版佛經，因為它們可以被當作是一種哲學書籍；而古蘭經則長期由中國社科出版社負責（馬金鵬先生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蘭經譯注》例外）；聖經的出版單位卻是「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等宗教機構（就連國家宗教局主管的宗教文化出版社，也都沒有出版過聖經），因此不能被納進正常的書籍流通渠道。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是能夠在一些書店和網店上面看到聖經呢？請仔細看看，書店裏面所賣的聖經絕大部分都是聖經部分篇章的譯注，他們是被當成一種學術研究成果來出版和發售的，研究為主，經文只是附錄。至於正兒八經的聖經全書，雖然你在小部分書店還是能夠買到，網上更不必說；可它們實際上卻是非法的。講好聽點，這就是所謂的「灰色出版物」，處在一種政府不管你，你就沒事，一管那就是大事的中間地帶。

我非常同意，抵制聖誕節在今天並沒有成為一個非常廣泛的運動，它確實只是「一部分人」的聲音而已，中央政府既沒有發出「紅頭文件」，不少高級酒店和商場的節慶促銷活動也還是一切照常。而一個社會有不同的意見和主張，有人討厭聖誕要抵制洋節，有人歡天喜地要大報佳音，這也的確是正常的。問題在於那一部分要抵制聖誕節的力量，可不是一般人的聲音。安徽共青團、瀋陽藥科大學團委，以及湖南衡陽市政府等機構，當然不能夠代表國家機器整體，可它們確實是在一定範圍內掌握權力的官方和執政黨機構。更何況它們並不只是要發出一些「聲音」，提出一些意見，然後期待大家的討論爭辯；它們給出的是一些形同於命令的「通知」。相反的，有沒有任何黨政機構在這段期間公開反駁，主張大家應該開放對待聖誕節呢？把一些黨政機構的通知和命令看作是一種「聲音」，然後將一些反對這些通知的民間意見看成是另一種不同的聲音，似乎要以此說明中國社會其實也是一個正常的多元現代社會，這是近幾年我在許多中國時局討論當中常常看到的思路。我非常懷疑，這樣子說話的人是不是太不懂得「國情」，把自己當成「外賓」了？

除此之外，每當有人對時勢提出批評意見，總也有人要說這些意見太過偏頗，只看到了局部，顧不到全局，不止不客觀，甚至還對中國帶着狹隘的仇恨。因為中國太大了，所以你不能夠只是執着一隅。那麼反過來說，如果有人要稱讚中國的高鐵網路鋪得又密又好，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指出他的偏頗呢？因為中國實在是太大了，他沒有看到許多連正常公路都沒法通行的地方。批評難道一定是種仇恨的表現嗎？我們批評一件事的時候，難道一定要同時肯定其他大部分東西都是好的嗎？按照這種邏輯，以後官方媒體也不應該再隨便批評美國有嚴重的槍械問題了，因為絕大部分的美國人都還正常的活着，並沒有死在槍下，隨意開槍犯罪的只是極少數人而已。這就好比一個醫生是不能夠隨便對病人說你有病的，正確的講法應該是：「你只是心肌有點梗塞而已。客觀而全面的看，你的手腳都是健全的，視覺和聽覺也是正常的，肝臟腎臟腸胃全都沒有問題。」

梁文道：只准賣馬槽，不准過聖誕

【蘋果日報】我在大陸坐飛機，偶爾會遇上一些猶太教的拉比。除了河南極少部分猶太人的後裔之外，中國信仰猶太教的恐怕屈指可數；猶太教又一向不主動傳教，他們來中國是幹什麼的呢？後來看到報導，才曉得原來中國有一千五百家專門生產猶太「潔食」（kosher）食品的工廠。無論是做餅乾零食，還是種植人參，整個過程都不能夠沒有拉比的監督甚至參與。那些拉比之所以來到中國，是因為這裏是世界的工廠。

這座巨大的工廠，不只生產符合猶太教規的食品，而且還是許多其他宗教的後援。河北省有一座人口不足兩萬的小鎮，叫做黨城，鎮上有好幾家石雕工廠，他們負責替南歐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教堂生產雕像。如果你去旅行，在意大利一個鄉間小村莊裏頭的教堂，看見一些聖母瑪利亞或者十二門徒的雕像，且別急着讚歎當地傳統匠人的手工藝術；它們極有可能就是從黨城過去的，百分百地made in China。幾年前金融風暴，歐美發達地區極度不景，中國許多石雕工廠也都跟着進入了困境。可是專靠教堂石像賺錢的這些工廠就不同了，就像其中一個老闆對記者說的，歐債危機再嚴重，教堂也還是需要聖母瑪利亞吧。看來這確實是門好生意。

基督徒大概都知道，在中國流通聖經是很困難的。除非你是信徒，在教堂或者團契裏面能夠取到一本聖經；一般教外人士在書店和網上幾乎是絕對沒有可能買到聖經的。就算市面上偶爾有一些聖經譯本，多半也得加點學術包裝，好降低它的宗教成分。儘管如此，世界上最大的聖經印刷工廠也還是得坐落在中國。南京的愛德印刷廠，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經突破了一億冊的總印數，他們生產各種語種的聖經，行銷全球七十多個國家。不止產能高，聽說他們的質量還相當好，能夠製作世界上最薄的聖經紙所作的精美聖經。很多老外慕名而來，前去參觀，並且不乏達貴。英國聖公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Justin Portal Welby）也曾在幾年前剛上任時訪問過這個世界奇觀，當時他說：「今天的參觀訪問是一次令人鼓舞的經歷，它讓我了解到在中國能如此開放、自由地生產、印刷、發行聖經，展示上帝的恩典」。即便這不是客氣有禮的外交辭令，他也不算說錯。中國在聖經的生產和印刷上面的確是有自由的，發行也不是問題，只要最後不在中國派送和販賣就好。

最近大陸很多機構不是正在推動黨員跟學生別去湊熱鬧過聖誕嗎？但你上淘寶看看，應節的裝飾品還是一項不缺，光是最具宗教意味的馬槽微縮景觀，至少就有好幾十款。一邊替全世界各種宗教生產他們最需要的東西，另一邊嚴格管控它們的流行；在我看來，想要瞭解今日中國社會境況，恐怕很難找到比這個看起來十分諷刺的矛盾更加鮮明的案例。「開放」的意思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只要和錢相關，一切都好說；可是只要碰到意識形態，那就寸步難行。

聖誕節的問題就在於它是個意識形態問題，打從很多年前開始，就有些老領導老幹部不滿中國人過洋節的潮流了，特別是聖誕節這種帶着宗教意味的節日。安徽省共青團的公眾微信號前幾天甚至發表文章，認為聖誕節應該是恥辱節才對，因為它會讓我們想到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入侵。也有些又紅又專的評論家分析，認為聖誕節的背後，是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明證。（奇怪的是，多少年來，各種喉舌媒體反覆暗示美帝就是西方反華勢力的總旗手，但特朗普政府最近正式宣佈中國是美國競爭對手，真的認了自己是反華勢力，我們的官方卻又急忙出來否認，強調中美共榮共存，和諧的很）。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義和團的味道？其實它不是，因為義和團運動的背後多少都還有點佛道以及中國民間宗教的色彩。而在這幾年在「文化自信」的大旗揮動下，有些愛國青年竟然連佛教都不能接受了，覺得它也是印度「阿三」的舶來品，算不上是根正苗紅的國產貨。難怪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印順大和尚」也得急忙出來表態（可千萬別和已經往生淨土的臺灣印順長老混淆）：「十九大報告就是當代的佛經，我已經手抄了3遍」「而且還要準備再抄10遍」。這是有苦衷的。既然基督教有太強烈的西方色彩。伊斯蘭又常常和新疆聯繫在一起，非常危險。佛教又跟印度相關，印度則和我們有邊境爭議。那麼道教又怎麼樣？千萬別搞錯，真正的重點還是宗教本身。

我知道這很牽強，但在這個情況底下，每當看到中國替各大宗教生產商品的新聞，我都會莫名其妙地聯想起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除了薪資之外，印刷聖經的工人和他所做出來的那本聖經，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任何宗教的神像在我們這裏都只是商品，並且只能是商品。按照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講法，異化勞動是會帶來精神空虛的問題的。恰巧現在就有很多人認為，中國人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精神的空虛以及生命意義的匱乏。且以自身經驗為例，我只不過是個在媒體上面說說文化介紹書的人，但偏偏行走大江南北，總是收到各種的觀眾讀者來信問我一堆生命意義的問題，卻把我當成人生導師。但無論我再怎麼說明自己不適合回答這種問題，這類提問還是屢見不鮮。尤其可怕的，是偶爾有些六七十歲的人，竟然也會滿臉苦惱地跟我討論人活着到底是為了什麼？十有八九，這類討論最終都會指向另一個問題：「我是不是該找一個宗教來信？」

他們這麼容易就想到要信一個宗教，是因為宗教總是和終極關懷相關。「終極關懷」所關懷的，無非就是人如何面對死亡？人死之後會怎麼樣？假如一死百了，那麼生命還有什麼意思呢？這全是任何人都會想也該想的問題，中國人當然也得關心這些問題；除非我們「中國特色」已經特色到了中國人根本不擔心這個問題的地步，達到了人類演化史上的新境界。讓我詫異的，是我們有那麼多人（包括中老年人）會公開為這個問題憂心。其實要解決這些問題，不一定需要宗教，世界上有許多無神論者一樣可以活得安心自在。傳統中國也不見得是宗教性特別強烈的一個國度，我們的先人卻照樣找得到安身立命之道。今天的問題是宗教也好，非宗教的精神傳統也好，所有能夠照顧終極關懷的精神資源，在中國似乎都沒有一片自由自在的立足之地。

你可以因為雕神像而發財，但是你並不能夠因此解決你的生命問題。共產黨一定明白這個道理，也一定明白今天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的社會？所以這幾年才會常常強調「信仰」。但他們所說的信仰能夠對治人生最終極的問題嗎？這個信仰的實質意義又是什麼呢？不要百姓信仰宗教，只要他們信仰黨和國家，信仰黨的領導，信仰國家會變得越來越強大。難道黨真能負責一切？包括料理我面對死亡時的疑惑和恐懼？國家強大了，我也就不怕死了，可以放心的去了，是這樣子嗎？

梁文道：室內之必要

【蘋果日報】自從人類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到現在已經快有五十年了。不知道將來的人會怎麼看我們過去所經歷的這五十年，如果單從一種很傳統的科幻想像來說，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們這五十年是技術停滯的五十年呢？居然在空間旅行上面沒有任何跨越。記得我小時候，很多人還在預言人類到了21世紀初期應該就要在火星建立殖民地了。但現實卻是1972年之後，人類就連月球都沒有再上過一次。在我那個年代，還有一種被認為是未來洲際之間必然的交通工具，叫做「協和號」客機。它能以兩倍的音速，在一萬五千米高空飛行，從倫敦飛到紐約，只要三個半小時。可是最後，它不止不能普及，而且還被乾脆放棄。如果算上今天繁瑣擾人的安檢程序，現在坐一趟飛機所花的時間，其實比三十年前還要長。假如縮短空間距離是技術進展的目標之一的話，我們其實是退步了。

當然，幾十年前的人一定想像不到。原來我們在縮短空間距離的努力上的最大進展，竟然就只在手掌上面。出門不再必要，這是一個卧遊的年代。給我一部手機，我就能夠舉起全世界。

據說旅行的妙用之一是逃避現實。當然，無論我們去什麼地方旅行，我們始終都還處在這個現實世界之中。你去了巴黎，會遇見巴黎的現實；你坐在飛機上，那是飛機的現實；你在一個酒店的小房間裡頭休養，則有這個房間裡的現實。這些現實都不一定讓人愉快。人生實苦，那個在一般意義下總是帶着負面意涵的「現實」二字，是怎麼躲也躲不掉的。既然如此，何不乾脆認命？好好呆在房裡就是，正是躲進小樓成一統。

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今天的意大利和俄羅斯度過的法國人薩米耶．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可能是西方文學史上最有名的卧遊旅行作家。1790年，因為一場決鬥，他被判軟禁在家四十二天。那是歐洲文學史上最流行壯遊旅行文學的時期，似乎每個有點自尊的作家，都應該要來一趟長途旅行，記下自己所見的種種奇觀，去的地方越是遙遠越好，寫出來的東西越是離奇越妙。所以有些作家索性虛構，或者明言自己去的是烏何有之鄉，又或者假裝去過一些根本未曾踏足的異邦。受困在家的德梅斯特，反其道而行，帶著諷刺的心態，把那四十二天的經歷寫成了《在自己的房間裡旅行》。不是開玩笑，這真是一本遊記。就像德國學者斯蒂格勒（Bernd Stiegler）所說的：「室內旅行牽涉到的是一種陌生化，使吾人從日常的居住經驗之中退出，再用嶄新的角度去探索和描述」。「旅行不一定要抵達一個烏托邦，或者設定任何一個最終的目的地，反而可以是理應熟悉的此時此地；這種書寫不必描述一個如夢似幻的世界，它寫的是最庸俗的生活空間；不必去最遙遠的帶有異國風情的地方探險，就在當下，就在這個房間裡面」。「只要一個觀察者開始在室內旅行，這些被每一天的生活的灰黴所遮掩的空間，就會轉化成為最真實的經驗領域」。《在自己的房間裡旅行》是本令人一新耳目的遊記，讓人發現我們果然能在方寸之地漫遊，在一張椅子的椅腿上面看到最有趣的故事，在一塊地毯的邊角遇見壯美的天地。

雖然都是卧遊。但它和我們現在坐在沙發上上網衝浪，漂流全世界的那種卧遊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如今偏好的卧遊，真能叫我們忘記現實，甚至身邊人的存在；而且不必自主，因為我們的眼球全都等着被人爭奪。但德梅斯特的卧遊，卻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身前最即時最直接的現實上面，關注其中所有的細節；同時還要我們發揮自主的想像力，就像燈塔的光束，一一掃過所有晦暗的角落。

在德梅斯特出版《在自己的房間裡旅行》的時候，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已經走紅大半個世紀了，當時有很多人模仿魯濱遜的模範，寫一些背景設定在遙遠荒島上的故事。它們的共同點是儘管場所偏僻蠻荒，主角又只有一兩個人；但其真正關懷卻是整個不在現場的人類社會。也就是說它們要在一個人和一個島嶼上面，以文明的缺席去寫出它的存在。德梅斯特沒有這麼大的野心，他真的就只是寫他的住宅，一棟小小的，長方形的都靈公寓，如此而已。所以也就有人不滿，這是真正的躲避現實，忘記了外面更大世界的存在。凡是還帶着點知識份子良心的人，多半不會喜歡這種小資格調。

雖然德梅斯特沒有寫到窗外的世界，純粹內向；但是我們都知道一個房子必然有窗。憑窗眺望，外面的世界還是存在的。俗話講，距離產生美。透過窗戶，重度空氣污染下的街景有時候竟然也有一種朦朧。就好比我們偶爾會喜歡坐在窗前，看看外面的雨景，如果此時我真的走在街上，也許就很狼狽了；但幸好我在室內，路人的狼狽就成了我家牆上的一幅畫。我知道，這是一種更糟糕的小確幸，很沒有良心。不過熟悉攝影的人都知道，窗戶也是一個框架，它能夠為紛亂的世界定下一個觀察的角度，把看似迷茫的人間整理成一套得可以理解的敍述。更何況距離也是思考乃至於批判的前提，不站遠一點，沒有任何間隔，你就會被完全吞沒，不自覺地成為餵養現世母體的其中一塊小小飼料。

是的，一間有窗的房子就像一個「暗室」（camera obscura），早在《墨經．經說下》中被描述過的光學現象，透過一個小孔，外面的風景被顛倒過來，投射在室內的一面牆上。先有距離，然後有光，畫家就可以細緻地描繪這個在時間之流中被暫停下來的世界切片，不只透視萬物彼此的距離與各自的位置，更確定了觀照這個世界的主體所在，難怪很多人都認為它是文藝復興繪畫的起源之一。這自然是一種審美；可文藝復興從來都不只是一場美學運動，它更是理性的，以人的尺度去重新丈量世界，乃至於再想像新秩序之可能的嘗試。

梁文道：左

【蘋果日報】曾經有過一段時間，中國的左翼知識份子很熱衷和印度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交流。因為大家都是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大家都曾經歷過來自西方的猛烈的現代化衝擊，大家都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當中，面對着許多相似的問題和困難。我有一些朋友，他們非常認真地相信我們能夠在印度的知識份子和社區發展經驗當中學到不少教益，所以時不時就邀請一些印度著名學者來華演講。我還記得好幾年前，有一位在後殖民研究領域裏面聲名卓著的印度思想家，在參觀完中國幾座大城市之後，回答記者的提問，循例要談對於中國的印象。可能有點出乎記者意料，他對上海和北京等極度發達的大城市的第一印象居然是：「真奇怪，為什麼中國沒有貧民窟？」

是的，在中國的大城市，你是看不見貧民窟的。這是否說明中國確實要比印度發達呢？中國是不是早已實現了均富的目標，再也沒有窮人了呢？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都還是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時候必然要提起的話題。頗有一些自由派朋友，他們抓住了這一點，指出印度到底是個民主國家，不搞拆遷，更不強迫窮人離開城市，就算生活條件再糟，到底不用動不動就被人趕出去。當然，這是個誤會，其實印度也是會拆遷的。例如他們的前首相，英迪拉．甘地的那個惡名昭著的寶貝兒子桑賈伊，他曾經雄心萬丈地拆除德里的貧民窟，用推土機一口氣製造了70萬難民。不止如此，他還針對這些印度版的「低端人口」大規模地施行男性結紮手術，試圖透過閹割，使得窮人不會再有後代。整個瘋狂計畫的破產，並不是因為窮人的反抗太有力，而是他居然還要讓操辦這個計畫的所有公務員以身作則，自己先閹了自己。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公平的另一種演繹。

可見中國到底和印度不一樣。最起碼我們的官員不會在清除城市「低端人口」的同時，讓執行計畫的公務員自己也把自己的房子給拆了。

就在北京清除「低端人口」，北方各省為了確保頭上一片青天而停止燃煤供暖，終於使得有人凍死在繁華的都市街頭的時候，大街上最常見的時興口號卻叫做「不忘初心」。到底不能忘記的那個初心是什麼意思呢？自從習近平率領政治局常委去上海瞻仰過中共一大會址之後，這個地方就成了很多官員的朝聖新景點，他們全都有樣學樣地重溫入黨誓詞，立志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如果不忘初心指的就是不能忘記共產主義奮鬥的目標的話，那麼為什麼官方文件上面會出現「低端人口」這麼駭人的說法呢？「無產階級」什麼時候開始成了低端人口？黨的執政基礎，國家的領導階層，從什麼時候變成了必須被清理，必須被排除的障礙？我算是讀過不少馬克思和列寧，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使用「低端人口」這樣的說法，更不要說是在一個負面意義上使用這個名詞。我只知道國號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人口共和國。共產黨應該相信的是馬克思主義，而非社會達爾文主義。但真的有人還在認真對待馬克思，甚至認真對待左翼之為左翼的根本原則嗎？

我在大陸做讀書節目，介紹過不少可能會被認為非常「右派」的書。但天可憐見，我骨子裏卻總把自己當成是個左派，於是為了平衡，又為了時機，本想趁?《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週年的機會，好好討論一下這部現代思想史上不可迴避的巨著。沒想到合作夥伴竟然非常擔心，他們認為講馬克思太政治化了，很危險。我講英國《大憲章》甚至《1984》，他們都不覺得有問題；但講馬克思反而倒變得很可怕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判斷很明智，在今天這個時代，馬克思果然是危險的。其實不止馬克思危險，就連最基本的中國共產黨黨史也都是危險的。有一次我講到陳獨秀，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總書記。審查人員十分敏感，急忙刪去那個段落，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個不方便的事實。一些年輕朋友也覺得奇怪，這不是最根本的事實嗎？有什麼問題呢？於是我代替審查專家向他們解釋，陳獨秀後來轉向了托派。他們大惑不解，到底什麼叫做「托派」？那種表情就跟很多年前我在北京一家重點大學演講，講到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學生們臉上的困惑是一樣的。他們都想入黨，甚至已經是黨員了，現在可能還要跟隨潮流大談「不忘初心」，但是他們不知道黨史，更加不知道馬克思。

所以不難明白，為什麼在北京清除「低端人口」這件事情爆發出來之後，所有激烈表態反對的知識份子，都是被認為屬於自由派的那一群人，但卻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新左派出來公開說過一句話。當年他們也有好些人倡導要和印度交流，但和我那幾個仍然充滿儍勁的朋友不同，他們關心的原來不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也不是一個國家之內的人人平等；卻是中國要和其他非西方國家聯合起來爭取政治和經濟發展道路上的「話語權」，是世界舞臺上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這種左派的眼中沒有人民，只有國家，是連馬克思本人恐怕都不能夠理解的左派。

梁文道：講究

【飲食男女】小時候跟着外公長大。我在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有不少是直到今天都依然令我掛念，並且願意盡量景從的。惟有一樣，我實在不敢恭維，那就是他喝茶的辦法。他總是愛用一個大壺泡一壺又濃又黑的茶，從早到晚不停加水，也不停地加茶葉。直到最後，我根本不能肯定那到底還算不算是茶？我外公是河北人，他喝茶的這種習慣，讓我自小就種下了一種對於中國北方人的偏見，那就是北方人其實都不太懂茶。說起來，這好像不只是我個人問題，而是南方人對於北方人喝茶習慣的整體印象。在我們這裏，有人喝茶，喝到能夠分辨出一款茶到底是產自武夷山某座山峰的向陽面，還是向陰面的地步。而北方人呢 ，我們總以為他們所謂的喝茶，就是抓一大把茉莉茶碎丟進大缸，然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熱水猛灌進去了事。

茶是中國人的國飲，有太多人過着一天都離不了它的日子。既然如此，為甚麼我們就不能多花一點點心思和功夫，去稍微講究它一下呢？就好比抽煙，我是個老煙槍了（大家千萬別學，這可是件很不好的壞事）。大概二十多年前，也不怕人家說我裝模作樣，竟然抽起了煙斗。理由其實很簡單，煙反正是要抽了，為甚麼就不能夠去考究一下煙草的品質和口味呢？煙斗好玩的地方，就在於不同的斗得配上不同的煙絲，而不同的煙絲又可以搭配不同的場合與時間，其變化也無窮。更別說煙絲還能陳年存放，就跟人家喝酒一樣，隨歲月而成熟，風味與它少年時的青澀不可同日而語。

既然說到酒，我就想到酒鬼了。如何區分一個酗酒的酒鬼，與一個懂酒愛酒的飲家呢？在我看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他講不講究。真正的酒鬼，是不必去多理會他在喝甚麼酒的，酒的味道和品質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酒精的存在。我年輕的時候還真見過有酒鬼喝到傾家蕩產，窮途潦倒，真的甚麼酒也買不起了，最後乾脆喝掉一瓶偷來的酒精，結果暴死。而飲家則很少這樣子喝死，首先我們當然能夠肯定他不會去喝酒精。和酒鬼相反，他喝酒喝得有節制。他衹是講究一些，但並不表示他放肆。

在正派人士看來，煙酒都不是好東西，為良人所不取。那我們就專心說茶跟咖啡好了，這今天世上最通行的四大致癮農產品當中比較健康，也比較正常的兩樣。假如我們能夠區分酒鬼和飲家，而其關鍵則在於「講究」二字。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能夠把所有天天喝茶喝咖啡的人，粗分成這兩大類呢？毫不計較，成天到晚灌茶湯；或者一天能喝幾十杯咖啡而面不改容的（例如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他每天都喝幾十杯咖啡，傳說他是這麼死的），我可不可以說他們是茶鬼咖啡鬼呢？好像不行。因為我們的日常詞彙裏面祇有酒鬼，而沒有茶鬼跟咖啡鬼。理由很簡單，因為大多數喝茶跟喝咖啡的人，都不算很講究他們喝這些東西的品質和辦法。人家人數一多，倒顯得正常了。我這麼稱呼他們，後果會很悽慘。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主張甚麼品味上的區隔，搞一些沒必要的歧視。我衹是簡單的以為。茶跟咖啡反正是我們常喝的了，與其漫不經心的把它們吞進肚裏。我們其實可以稍微講究都那麼一點點，讓它們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一些間歇的美好，暫時中斷乏味日常的庸碌，泛進一股色彩別樣的幽香。真的，一點點就好，不必太多。

我曾經在一家日本手沖咖啡店，遇過求道似的咖啡職人。你一進店，他就很緊張的先向你解釋，他家只賣咖啡，沒有餐點，沒有零食，沒有別的任何飲料。甚至那咖啡，也不會做出任何加奶的變化。既然你懂了，他就會按你的要求，從一個個罐子裏面小心翼翼地取出點選好的咖啡豆，仔細而精準的測量它們的重量，用最穩定而規律的動作去研磨那些豆子。他煮水也不忘測量水溫，估計用的水也不是等閒。印象最深的，是他注水的動作。其他人多半都是手臂轉動，把水壺的壺嘴朝着盛載了咖啡粉的濾杯，由內向外一圈一圈轉出去。可他卻手臂不動，用上了整個腰部的力量，站在原地像是跳韻律舞一樣的打圈。整個過程，他不發一言。而我們所有坐在那裏等着喝杯咖啡的人，也都緊張地不敢作聲，衹是沉靜注視，像看某種古代巫術祭祀一樣地看着他的一切動作。好不容易，咖啡總算端到你的眼前了。此時，所有人聚精會神，先是有點裝模作樣地先聞一聞它的香氣，然後恭恭敬敬地用雙手舉起杯子淺吮，再長長吁出一口至福的嘆息（他們是日本人，你懂的）。

喝完咖啡，回到馬路邊上，我真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氣，心裏祇有四個字：「有必要嗎？」也許那杯咖啡是好的，也許這麼莊重地喝會讓我喝出不一樣的咖啡味道，但這實在不是日常，而是異常。我當時忽然記起了以前在中國各地長途大巴上面，常常看到的那種人手一瓶的即溶咖啡玻璃瓶，裏面總是泡着茶水。那些我並不認識的旅伴們無所謂地灌水，泡茶，和喝茶的神情，此刻回想，竟多了一分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閒適。

喝茶也好，喝咖啡也好，多講究一點，總是可以的。祇不過這一點應該是屬於日常的，不必誇耀，也不必太過神聖。畢竟我們都只是凡人，有時候圖的就是平凡中的講究。

梁文道：乾貨該有多乾？

【蘋果日報】若談讀書經驗之不可取代，我們當然首先會想起文學。誠然，無論是一首短詩，或者一部浩大的長篇，往往都能夠在此身所在的此時此刻，忽然辟開了一道異類的空間。那種感受，有時候甚至可能會是一種直抵指尖末梢神經的生理反應。但凡認真的文學讀者，我猜，大概都會同意這是任何其他藝術形式所不能夠替代的獨特經驗。不過我當然曉得，很多人並不同意文學的閱讀體驗也能夠具有知識含量。那些人甚至可能是也嗜讀聞名的人。例如李嘉誠，他算是富人之中愛讀書的典型了。但是我不止一次在媒體的採訪上面看到，他說自己從不閱讀小說之類的虛構東西。理由相當簡單，那就是浪費時間，「學唔到嘢」。文學經驗真的和知識無關嗎？這個問題如果要討論下去，也許得長篇大論的來探究一下到底什麼叫做知識。

與其糾纏這種抽象的討論，我們不如來看看到底什麼樣子的知識學習，才算是不浪費時間。這就要說到今天在大陸很流行的一個詞了，「乾貨」。在許多想學李嘉誠那樣，以知識來改變命運，時間太少，而工作又太忙的人看來，所有的知識都應該是「乾」的。這也就是今天一些宣傳語句非常誇張的知識付費媒體最強調的一點，它們只提供沒有水分的乾貨。哪怕是讀書，他們都能夠為你省下大量的「客套的內容」。依照這種想法，文學閱讀就算真能讓我們學到一些什麼有用的知識，花時間去看一部長篇，也還是太過浪費時間，因為裏面有太多的情景形容，太多的人物描述，和太多的角色對白，為什麼作者不能夠再乾一點，用幾句話去說明他要強調的主旨呢？不止文學，就連一些本身應該很「乾」的書，比如哲學，其實也都還可以再多榨點水分出來。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來看看一個非常乾燥的現實例子。柏拉圖的《斐多篇》是他早期對話錄中的名作，幾乎所有念哲學的人都會讀過。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呢？維基百科如是說：「《斐多篇》是柏拉圖的第四篇對話錄[1]，內容為蘇格拉底飲下毒藥前的對話。斐多篇當中的敍事者為斐多，一個曾受過蘇格拉底幫助的年輕人並成為其弟子，在蘇格拉底死亡當年亦跟隨在他身旁。斐多的對話對象為弗里烏斯的伊奇，一個同是哲學家的朋友。在對話中，蘇格拉底從多方面試圖證明人靈魂的存在。」

這夠「乾」了吧？但是從這段話你能學到什麼呢？你學不到蘇格拉底視死如歸的理由。你不知道他怎麼樣來論證人類靈魂的存在。你也不會曉得，那些論證如何串聯起了形上學與知識論。當然你更不會注意到，在蘇格拉底臨死之前，他最重要的學生，也就是這篇對話錄的作者柏拉圖，他居然並不在場。這個細節重要嗎？當然重要，歷來有多少哲學家就是拿着這一點大做文章。我以為，許多宣稱能夠替大家省下「客套內容」的書籍簡介，省下的就是這些你不知道就幾乎是對這本書一無所知的內容。

我並不反對書籍簡介和導讀，起碼我自己就是幹這個的。我只是想再次強調，看或者聽一本書的介紹，到底和真的去讀過那本書是不一樣的，特別是那些在人類知識領域起到分水嶺作用的經典著作。絕大部分的導讀跟簡介，都能夠讓你非常迅速輕易地獲得一本書的結論；可是抵達這個結論的過程呢？儘管它有時候可以十分枯燥，十分晦澀，十分繁瑣；這條令人非常痛苦的道路，往往卻是一部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的核心理由。行走這段旅途，本身就是一種知識的獲取。或者用當前知識付費媒體用戶可能會喜歡的一句大白話來講，他給你的不是訊息，卻是一種思考的方法。

它還可以是一種極度深刻的體驗。有過這種體驗的人，必然不會忘記來時路上的一草一木。我還記得那年春天。我用一個晚上，只讀了韋伯一本著作的其中一頁。韋伯的作品並不頂難，後來回想，那本書其實也不是很艱澀。但是那幾個鐘頭，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卡在那裏了，動彈不得。直至拂曉，非常戲劇性的，窗外一聲雀鳥鳴叫，我猛然一拍桌子，忽然我搞懂了，我明白他想說什麼了。我肯定無數讀者都曾有過這類eureka時刻，它帶給我們的不止是一種狂喜，更是一種不可斷裂的聯繫。自此之後，這頁紙上的言語徹底消融在我的血脈，是我的一部分了。

於是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有這麼多知識付費媒體的用戶，以及每天在手機上面吸收大量資訊的人，會抱怨自己聽了那麼多，看了這麼久，到最後居然好像什麼都沒有學到了。那些「乾貨」似乎沒有在他們腦海當中留下任何印象，他們學到的似乎只有學過的幻覺。根據我的經驗，這並不是因為那些「乾貨」還不夠乾，恰恰相反，是它們太乾了。就拿剛才那段維基百科關於柏拉圖《斐多篇》的介紹來講好了，這篇雜碎看到這裏，你還記得它講了什麼嗎？由於它省掉了所有「客套的內容」，所以「證明人靈魂的存在」這幾個字幾乎就像從天而降的石化種子，縱使這片土地再肥沃再滋潤，它也不可能生根抽芽。也就是說，這種簡介雖然能夠起到之前提過的那種地圖效用，在我的大腦裏面立下一座又一座界碑，標明方向、路程與地名；可這卻很容易是一幅山脈、河流，與市鎮不斷在上頭消隱遁去的地圖，你才在這個角落畫上一座新發現的冰川，前天剛測量過其直徑的火山口竟已無影無蹤。除非你天賦異稟，過目不忘，否則這類沒有任何外延，乾淨到近乎枯萎的信息，絕難和你已有的認識形成一個系統。既然它沒有被組織進你自己的認識體系，你自然容易忘記它的存在。

我們上學的時候可能都見過這種同學，翻過無數的入門導論，後來卻像是一無所知。那其實是種誤會，這類乾貨的真實作用，並不該是要取代你讀書的真實體驗。它是旅遊手冊，指引你進入目的地的門徑，或者可以替你節省一點時間和力氣。但那個應該很有價值和吸引力的處所，畢竟是要你自己走進去的。如果要用一句「乾貨」來總結我的想法。就是這一句老話：欲速則不達。

梁文道：男人的浪漫（巴斯克的底氣之三）

【飲食男女】就像之前所說，巴斯克的人txokos這種俱樂部，和英式會所一樣，傳統上是個男人主導的小世界。但一個男人加入英國會所，就算不是為了享受美食，至少也是想要得到某種服務吧。可txokos呢，一群大漢走進門去，為的卻是能夠下廚，用不着在家和老媽老婆搶廚房，用不着瞧她們臉色，自己大顯一番身手。至於做出來的東西，首先當然是給同一個俱樂部的弟兄們嘗嘗。最常見的情況，是幾個會員約好，下班之後各自買菜，然後聚在共享的廚房裏頭，利用會所裏頭備好的其他材料，每人各做一道拿手好菜。接下來把東西捧上桌，大夥邊吃邊喝邊聊，樂也融融。

不是會所成員，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入門。只要你是其中一個會員的朋友，就可以由他帶你進去，吃他或者他一幫朋友做的菜了。但你絕對不能動廚房裏的東西，因為可以做菜才是這類會所的最大福利和權利。近幾年，隨着社會潮流變化，好些會所也改了堅持多年的毒男規矩，准許會員帶着自己的妻女上門；有的甚至更進一步，向女性開放會員資格，儘管這種情況仍是少數。

又和英式會所一樣，巴斯克的美食俱樂部設有嚴格的會員准入制度。一般而言，一個會所大概可以接納最多兩百個會員，任何想要報名加入的，都得等到有空缺為止。所謂空缺，意思就是之前有人死了。凡報名者，都得先有會員推薦，再經會所的成員遴選委員會審核通過，就跟我們熟悉的馬會差不多。而且會員的孩子也沒有天然繼承權，即便從小跟着老爸進去混，老爸死了，他也還是得乖乖排隊輪候審核。

很多人認為，巴斯克烹調之所以能在西班牙獨領風騷，享譽全球，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一股風潮，其基石就在這遍佈全境大大小小幾百家美食俱樂部。理由很簡單，一群男人天天聚在一起做菜，總會交流心得，彼此切磋，時不時就會把家傳秘技，或者在外頭發現的新菜譜帶回來，激盪出各式各樣的烹飪新技巧。又有人說，男人到底好鬥，大家在這裏比拼廚藝，有益兼有建設性，美食之道想不有所寸進都難。

我曾在西班牙著名產酒區Rioja（也在巴斯克地區之內）的一座古鎮碰到過當地幾家俱樂部的比賽，主題是薯仔加香腸，大會提供食材，與賽的各個俱樂部則各遣精英，一家一個攤檔，現場開火，或煎或煮，再由當地居民和遊人掃街似地一路吃下去，最後評個高下。這種比賽氣氛第一，最緊要好玩，好比小型嘉年華。可是臉面要緊，參賽者還是得拿出看家本領，就算贏不了冠軍，也不能公開丟人，否則身後會所就會惹人笑話了。

就是這樣，巴斯克人口不過千萬，但到處都有這種會所，這種活動。當地的民間傳奇，往往是唔知邊度有條村，佢哋間club好猛料，聽講煮啲嘢食好得，得閒要去請教吓，約佢哋片過。想想看，如此民風，在外面開餐館做買賣的能不好嗎？上門人客，說不定個個都能自己煮番幾味，你做得爛，好意思收人家錢嗎？

又像之前曾經提到的，巴斯克人有濃厚的鄉土情結，街坊關係至為重要。所以頗有一些星級大廚（例如Arzak一家），就算天天在自己的餐廳冒汗督師，炮製出一道道繁複至極的菜式，到時到候也還是要回去自己所屬的會所，和一群好友有講有笑，享受最單純的烹調之樂。同樣是做菜，在餐廳廚房是工作，在這裏卻是休閒，是只有巴斯克人才懂得的男人之浪漫。

梁文道：讀書加點吉拿棒（一粒藥丸與一顆橘子之二）

【蘋果日報】算上在報刊雜誌寫書話，我為媒體書介也有二十多年了。之所以無聊到跑去幹這種事，有時是為了工作，更多卻是出於興趣。推己及人嘛，我很愛讓別人也看我覺得有意思的書。而且還能借題發揮，把一本無論在時空和心理上也許都離我們十分遙遠的書，和當下處境拉上關係，很可能會發生一些令人意外的效果。其實我還包藏了不少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但我唯一沒有想過的事，是叫別人看了這堆雜碎之後，就用不着自己花工夫去看書了，理由很簡單，讀書是一種體驗，而體驗不可取代。

就好比「加點吉拿棒」之類的Youtuber，能夠用幾分鐘讓你「看完」一部時長兩小時的電影。它可以十分有趣，構思和判語巧到讓人叫絕。但我們有誰會覺得看了那幾分鐘的剪輯，就等於看了一部電影呢？如果有人真的認為可以，就像看了書評便相當於看了一冊書的話，那這人大概就是個會用維他命藥丸去代替水果的可憐的無趣的人。

當然這也算是營養，甚至稱得上是知識，是種類近於我以前所說的「書皮學」一類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是不重要的。我們知道的作者和書，永遠要比我們自己用心讀過的為多。而前面那種「知道」，則構成了我們全部知識的潛在背景，有如一張模糊的地圖，能讓我們在吸收和理解其他書本知識時有個基本定向。

我們都聽過不少經典，比如《尚書》，又比如《戰爭與和平》，也許一時還沒有時間和能力去看；但知道它們的存在，知道它們大概是怎麼回事，究竟要比不知道的好。為什麼？其中一個理由是它能讓讀者謙卑，而謙卑則是學習者頂重要的品性。我們不太可能真的遊遍全球，世界地圖上一定有我還未踏足過的地方，當我知道那些地方的存在，我就不容易斷言某某大山是天下至美，某某名城是當世無雙了。並且我還會因為世間仍有未曾親履之地，保有一份始終飢渴的好奇，登上了這一座山，然後還想見見另一座山頭的風景。

就書而言，這類「知道」，多半便來自書介和各式各樣的道聽塗說。我很感恩小時候看過的一些「世界名著100本」之類的雞精，和現時仍在訂閱的好幾份書評雜誌，它們是我的地圖，同時警醒，我知道的實在太少。它們當然還是談資，可以拿來應付大家用「書皮學」互相比較的場合，至少能叫我在聽着人家高來高去的時候，不致於一臉迷糊。勉強地講，這類「知道」甚至是常識，是有「教養」的現代文明人彼此溝通的背景，人人引述這個背景裏的片段，而人人又好像都曉得那是什麼。我看一些英國雜誌上的時裝評論，時不時會來一句「這種色調就像特納的畫一樣」，又或者「整場秀是在向大仲馬的筆下世界致敬」。身為這些評論的讀者，我可能沒看過大仲馬，也不特別熟悉特納的畫風，甚至寫這些句子的作者也未必是大仲馬和特納的行家；然而我們彼此似乎都明白大家在談什麼。這就是書介書訊一類的東西帶給我們的常識了。

儘管如此，我仍然要說，讀書不可替代。因為讀書的經驗本身就是知識，一種和那類談資型，地圖型的知識截然不同的知識。

梁文道：男人嘅世界（巴斯克的底氣之二）

【飲食男女】幾乎所有懂行的吃客去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大概都想在那些名聞遐邇的星級餐廳，和城鎮中中櫛比鱗次的小酒館之外，順路探探神秘的「美食會所」（Txokos）的門道。然而，無論你是當地最高級酒店的住戶也好，是AE黑卡的用家也行，你得到的答案通常都會是「不」。

理由很簡單，這些會所皆屬私人性質，採取嚴格的會員制度，就像我們的「香港會」一樣，一個外地來的遊客又怎能輕易混得進去呢？但要說有多難吧，它倒也比駱駝穿過針孔容易，辦法就是認識一個當地人，而他又正好是某家「美食會所」的成員，跟他混熟之後，請他帶你進去。

為甚麼大家都想拜訪這些門禁森嚴的會所呢？因為一來他們是全世界都極其罕見的，以飲食為主題的專門俱樂部。二來則是巴斯克美食帶動了新派西班牙廚藝的浪潮，席捲全球；而這遍佈巴斯克，大大小小可能有八百多家的會所，則是這波巨浪的根源。

傳統上，巴斯克是個女人話事的世界（有人甚至認為這個古老的民族保留了部分母系社會的特點），家裏從廚房到客廳固然是女性主導，就連財產也是由女子繼承。很多男人都覺得自己在家中活得很不自由，想要有點呼吸的空間。而愛吃的他們又永遠霸不到廚房的灶頭，不能一展自己長年被壓抑的做菜慾望。於是大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不曉得哪一個天才中佬忽發奇想：「為甚麼我們不弄個地方，只讓男人加入，不准老婆進來。我們愛在裏面吃甚麼就吃甚麼，愛喝甚麼就喝甚麼，愛搞多晚就搞多晚。最妙的是，我們還可以自己做菜！」此議一出，眾人皆以為妙。久而久之，這類會所有如雨後春筍，四處冒頭。

有趣的是，女主人們居然也批准他們這麼幹。一個當地老頭告訴我：「那當然，這怎麼樣也比混市面上的酒吧好。我們擺明車馬不許女子加入，所以家人都曉得我們是去一個沒有女人，搞不出甚麼花樣的地方，放心的很」。

他們還為會所定下各種規矩。一般而言，大家會先平均集資，架一所餐廳級別的專業廚房，弄一個儲存量豐富的酒庫，再備好各式各樣烹調必備的材米油鹽。然後大家就可以輪流過來聚會煮食了，要是一個會所的會員眾多，還得像預約餐廳一樣地預訂廚房。時刻一到，會員就能帶着自己採買的新鮮食材上門，舒舒服服地做菜吃飯。走的時候只要在登記冊上錄下自己用了多少庫存材料，開了多少瓶酒，隔一段時間一次過結賬交款便是。現在不是流行「共享經濟」嗎？這種會所奉行的「共享廚房」就是世上最傳統的共享經濟了。他們發展出來的公社精神，甚至還影響到了整個巴斯克地區的經濟。當地最大的一家公司也是歐洲最重要的工業集團之一，用的幾乎就是員工共管的合作社模式。有些論者認為，巴斯克的經濟表現之所以在全西班牙數一數二，失業率長年排名最末，靠的就是這種平均互助的合作原理。

好的，他們可以自己做飯了。問題是有誰過來吃飯呢？這個問題我們下周接着談。

梁文道：給他二十塊，他替你做愛（一粒藥丸與一顆橘子二之一）

【蘋果日報】當年，西班牙名廚阿德里亞（Ferran Adria）的「鬥牛犬餐廳」（El Bulli）還在營業的時候，有人會專門為它先坐一趟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機，再轉車兩、三個鐘頭，跑去加泰羅尼亞那邊陲小鎮，吃一頓可能多達四十道菜，需時兩百四十分鐘的午餐。再加上金錢開銷，這頓飯的成本簡直高到離譜；它值得嗎？去過的人好像都覺得很值，畢竟是舉世知名的餐廳，人類從來沒有見過的烹調方式，劃時代的食物理解。它到底好不好吃已經是其次了，要緊的是這整套顛覆吾人感官習慣的震撼體驗。

假如有人告訴你，你其實用不着自己花那麼大的工夫親自去試，只需要給他一筆錢，讓他代替你去，回來之後再聲情並茂地向你報告那號稱「宇宙第一」的傳奇餐飲經驗究竟是怎麼回事。你願意嗎？

又或者再赤裸直接一點。假設今天有家公司，可以替你省下尋找合適伙伴，彼此調情，然後一直到寬衣解帶上床做愛的所有時間和精力，由它的專家告訴你性愛的感受如何。有需要的話，它的專家甚至可以代表你去應付你的老公、老婆或情人，完全不必你自己真箇操勞。你所要做的，就只是付給這家公司一年一百九十九塊。然後你就可以在上下班塞車堵人的途中，不過每天十來二十分鐘，透過專家的報告去吸收好幾百次肉體歡愉的「精華」了。你覺得這是門好生意嗎？

聽起來這不像是個好生意，因為它實在是太荒謬了。吃喝也好，性愛也好，人生種種至為寶貴的經歷，怎能讓人代勞，而且還得我掏錢請人代辦呢？十幾二十年前，不是還有人提出「體驗式消費」，強調新時代的中產消費者最重視體驗，願意多花一點錢去購買難得的經歷嗎？如今，經過特別設計的零售實體商店，各式各樣各種的深度旅行，莫不風生水起，豈不正好證明了「體驗式消費」才是王道？又怎會有人歡迎代替型的體驗式消費呢？

然而世事難料，眼下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知識付費」，在我看來，有不少走的就是這種替你吃飯和上床的路子。可喜的是，居然有好幾百萬甚至好幾千萬的人，願意主動購買這些網上產品，聽專家學者的講課，聽人家向你講解一本書的內容。而且那些內容還不單是什麼成功方程式，四十歲前實現財務自由之類的多快好省成功學，更有不少文明史上的經典名著，以至於最先端的學術專論。看來許多中國人真的可以說是求知若渴，集體患上很多論者所謂的「知識焦慮」。熱愛知識，尊重知識的價值，樂意以真金白銀去體現這份尊重，我自然舉腳贊成。不過，一看到以下這些宣傳語句，我就覺得不太對勁了：「我將用一年時間，幫你讀完365本書。」「用20分鐘時間講述書中精華。每天入睡前，你的知識都比起床前永久增加一點。」「我們提倡結果導向的學習方法。……每天聽書服務，幫你摒棄無價值的『客套內容』，提升學習效率」。

我會用「knowledge porn」去形容這種趨勢，是因為它們有點像色情小說和電影，一方面勾引你的慾望，另一方面則代表你去真實操作，讓你在腦海當中想像自己就是那個正在欲仙欲死、大汗淋漓的主角，最後很「結果導向」地消解掉一種難以排解的需要以至於焦慮。

我的朋友羅振宇正是當今「知識付費」行業的佼佼者，他對知識的熱誠我從不懷疑，而且他也絕對不會那麼粗暴地宣稱他的產品可以代替掉你自己閱讀的體會。不過他說了一句讓我深感不安的話：「當年你在電視台做《開卷八分鐘》，不就是最早知識付費產品嗎？如果當時就可以收費的話」。原來是我，我在各類媒體上頭書介二十年，就好比前陣子逝世的《花花公子》創辦人海夫納，老朽難看，還要看不上把自己甩在後面的時代。

梁文道：從「波子」到薄熙來

【蘋果日報】為什麼漁護署可以網開一面，酌情處理觀塘藥房貓店長「波子」的「傷人案件」；但政府卻要出動高層，再三追究曾俊華在港台做節目的事呢？看起來這似乎是兩件完全不相及的事，放在一起來談，着實古怪。但請換個角度想想，以曾俊華的形像和人氣，他難道不就像是個香港人的貓店長嗎？

幾個月前，我在一家藥房門外逗弄一隻店裏養的小花貓，正好一個大概才剛上小學的小女孩經過，她立刻興高采烈地走過來和我一起蹲在地上，一邊伸手撫摸花貓，一邊問我：「佢係唔係呢間藥房的貓點張」。我沒聽清楚她在說什麼，再問了幾次，才曉得說話都還說不清的她，講的原來是「貓店長」。站在她身邊，那一直笑意盈盈的媽媽也確認了：「係呀，係貓店長」。

這就是現在的香港人了，連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孩子也懂得親切地把一隻商店養的貓喚作「貓店長」。而她的家長非但沒有大驚失色地叫住女兒，高聲警告「小心佢抓你呀」；反而溫柔微笑，自己都想玩埋一份。又如最近接連幾次野豬出沒市區的報道，我們看到很多街坊的反應不是恐慌躲避，恨不得港島也有合法持牌打獵的「野豬隊」；反而是當牠們街坊一樣，紛紛擔心牠們找不到東西吃。可是時代真是變了，也可能是過去幾年民間動保教育有功，今天的香港人對動物已經是友善得多了。特別是貓，過往一年全球互聯網的頭號殺手，幾乎人見人愛，一出就贏。

在這個連「星島」和「東方」等傳統媒體都曉得用小貓小狗來在網上吸粉的年頭，藍營闖將屈穎妍女士居然把「波子」被告案扯上政治層面來開火，當然會惹來同道不滿。因為愛貓這回事，是超越藍黃的，人同此心，不問立場。於是我們又看到立法會議員，不管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都要為了貓這點大的事出手，分頭跟進。至於漁護署的技術官僚，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響應民意，在條例和政策之外開恩，讓他們「成功爭取」小貓回家。

這件事說明了什麼？那就是在面對不那麼政治化的事件的時候，即便是一般印像中最技術性、最按程序辦事的政府部門，也會很有「政治智慧」地彈性應對主流市民的意見和傾向。否則一不小心，公關變成關公，一隻貓被「政治化」了，對政府的受歡迎程度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其實早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就不是一具只懂按章操作的機器，它幾乎每一天都在「酌情處理」大大小小各種事情。要不然的話，任何三個站在街上聊天的人，就都能被警方以「遊蕩罪」的名義帶回去差館調查了。最近幾年，我們更能在諸多極受政治爭議的案件裏頭，看見政府的這種彈性，雙重標準根本是家常便飯。

既然如此，為什麼曾俊華在香港電台做無薪主持，政府就要花掉那麼多的時間和工夫，公開追問他有沒有跟足程序申報呢（最新消息是，曾俊華原來一直有和政府溝通，正在等待特首辦回覆）？正好不久之前，前任特首梁振英才被揭發他當了兩家公司的董事，大家當然會比較這兩人得到的待遇，政府不會蠢到不知道吧？曾俊華退出政壇之後，人氣不減，時常擔當各類慈善活動的宣傳大使，很有要做香港吉祥物的意思，就如貓店長，人畜無害，人見人愛。政府如此高調地揸正嚟做，豈不和硬要拘留「波子」一樣，是要和薯片一眾超越藍黃的粉絲過不去？

和許多港人心目中的「民間特首」公開爭執，徒然降低自己受歡迎的程度，一些朋友都認為這要不是難以理解的政治失誤，就是林鄭月娥的器量太過偏狹。我倒以為，再換個角度思考，別把曾俊華真的當成「波子」，卻以薄熙來類比，整件事件就會豁然開朗了。在出事之前，薄熙來受不受歡迎呢？儘管「唱紅打黑」和「重慶模式」得罪了不少自由派，但生得有型，又懂公關的薄熙來，起碼有一度是全中國最出鋒頭的政壇明星，聲勢蓋過當年正等着接班的習近平。現在呢？他能出來宣傳公益活動，在媒體上頭露臉嗎？

我知道，薄熙來的情況和曾俊華完全不同，不該相提並論，但他倆至少有一樣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都輸了。回想起來，當年唐梁之爭，便是香港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有得爭的特首選舉；而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較量，則是場結局早已寫在牆上，但大家都還假戲真做的最後一次表演（以後應該就連戲都不必演了）。這次表演，在一些建制派人士看來，幾乎嚴重到了「政權保衛戰」的程度，曾俊華也差點淪為「外國勢力」的代言人。好在香港各界精英奉公體國，識大局，懂大體，這才力挽狂瀾。而敗選的曾俊華，沒有被人查出什麼問題，掉到曾蔭權甚至薄熙來的境況，已經是當局寬大為懷的表現了。他現在忽然要在理應做喉舌的官方媒體露臉，是不是別有圖謀，想要另起爐灶，搞亂香港政局呢？所以要不要即時按住他，就不是要不要放過「波子」之類的公關問題了，而是牽涉路線鬥爭，關乎大是大非的根本政治決斷。要知道，在現代中國政治傳統，勝負之間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問題，輸家一定是犯了政治錯誤，沒有例外。特首選戰之後不再窮打敗寇，已經是讓曾俊華「軟着陸」了，就好比李源潮在十九大不入中委也算是好待遇一樣。

這種思路肯定是大部份港人還不能接受的，他們多半可以明白曾俊華和「波子」貓的比較，會用公關做得好不好的角度來思考林鄭月娥對曾俊華的死纏不放；但是無法理解曾俊華怎麼就成了薄熙來那個檔次的人物。可是我發現，只要放下過往分析香港時勢用一種腦袋，分析大陸政局則用另一種框架的舊習；把香港納入一國之內，真正體會全面管治權的用意，很多香港官場政壇不可思議的怪現象，就會顯得有理可究有跡可循了。以後評論香港時事，就別用過時的老黃曆了，否則我們就會一直搞不懂為什麼同樣是離任，政府對梁振英會比較寬大。用另一副眼鏡去看，你一定可以看見，梁振英才是人生勝利組。

梁文道：他看到了幸福

【蘋果日報】劉陽長得高高瘦瘦，沉默寡言，一看就知道是個會幹這種事的人。本在北京中關村工作，典型理工男，最後卻又嫌悶，去了法國留學。他學的是國際貿易，卻在一次自助餐會上頭與芝士結緣。留法最後兩年，他在科西嘉島，一個曾以暴力著稱的邊域，法蘭西的「西部」，當然也是拿破崙辭世之地。怎麼會去這種地方上學呢？他說：「我真的什麼也不懂，去了之後才曉得有『科獨』，還聽過幾次汽車爆炸的聲音」。他沒有白去，就是在那裏，他學會了做芝士。

以超高的年齡報讀只收當地人的農業中學，連續被拒幾次，對方後來大概是怕了他的執着，終於圓了他的夢想。回到北京之後，他在這個對芝士沒有多大認識和興趣的漢人社會裏頭，執着地開了一家芝士工房，試驗各種創作，一做就是七年。如今他是圈子裏的名人了，兩年前以一款「北京藍」贏得在法國舉辦的世界大賽金獎，老外一說北京有個做芝士的，指的一定就是他。

雖然他力求正宗，從設備到程序，一切跟足法國傳統，但有一樣很關鍵的東西卻隔開了他和歐洲絕大多數同行，那就是他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牧場。傳統芝士作坊，多半脫胎牧場，於是可從乳源處掌控最終成品的表現（例如餵牛的飼料，我們常常能在芝士裏發現它的味道）。中國乳業總有陰影，他只好尋找可靠的小牧場，以高價要求奶農做足符合他各種要求的原乳，而且每批來貨都得小心檢驗，不得馬虎半分。既然如此，何不乾脆自己開辦一間牧場？

原因很簡單。這裏是北京，北京要往更高級的道路發展，容不下這等「低端」產業，就算市郊也不行。其實就連他辦這麼一家小手工作坊，也都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因為乳品業被認為是污染行業，而北京再也不能被污染了。雖然在大城市裏重振小工業，甚至農業，是今日世界潮流，很酷很有故事可說的一件事。可是許多官僚不這麼看，他們心目中的「高大上」和這類低端食品工業沒有任何關係。

更要緊的，是整個國家都在控制乳品業。他們覺得當年三聚氰胺那類事情之所以發生，全是中小企業太多的緣故，好像完全忘了大企業在那段日子出的問題其實更多。他們以政策限制這行進場者的數目。不再發牌給新人，等於變相扶持蒙牛等巨無霸，鼓勵他們壟斷整個行業。所以劉陽要在北京週邊辦家小牧場的心願，恐怕很難實現了。

有人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的基本國策，用各種手段幫助幾家大企業掃除內外競爭，讓它們變成相關領域之內數一數二的龍頭。好處之一當然是容易控制，例如互聯網那幾家巨頭，政府入股之後，就是如臂使指，絕對好過對着一大群散兵遊勇。另外，這也是過往東亞一些國家的經驗，像韓國三星，以舉國之力把它變成一艘巨艦，便足以出洋遠征，國際佈局。而以中國內部市場之大，品類之雜，它簡直更能在所有領域裏面都各自培養出幾家三星，挾巨資海外併購，在全球都當上老大，加起來便是主宰七海的超級艦隊了。

於是又有人指出，全球化到了這個地步，就連經濟規則都得改寫了。中國模式是什麼？他們說，那就是在任何環節任何領域當中都做到最好最有競爭力。於是國際貿易的基礎──比較優勢，也就不存在了。中國根本用不着跟其他人互通有無，他自己就什麼都有，什麼都比人家做得好，什麼都比人家便宜。所以全球貿易，在這些志向遠大，意氣昂揚的論者看來，遲早只不過是中國主導的全球資源和產業的配置而已。這是否就是十九大報告所說的，中國要在幾十年後成為世界強國的「底氣」呢？

全球配置先從自家做起，北京以後不管低端產業了，它們全都得遷到外省。所以只能在那些產業幹小買賣糊口的「低端人口」，也就只好搬走。當我們不少朋友還在錯愕，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府，怎麼能公然宣稱某些城市居民是「低端人口」的時候，他們已經按照中國速度，開動機器，大大方方地拆除掉「低端人口」賴以營生的棲地了。至顯眼的例子，是三里屯一帶的小商店，酒吧，和咖啡館，十幾二十年的生意，多在一紙公文之下，一夜消失。你覺得那是潮人潮地，迷亂中自成秩序的波希米亞小世界？在官方眼裏，那就是外地低端人口打工做生意的混亂聚點。

曾經，北京是個很酷的地方，不只有畫家村，詩人甚至能按區域分成幾個不同的流派，就更別提地下搖滾，和最早在此聞到金錢氣味，把「七九八」變成酷生意的那一批洋派商人了。那是陳冠中、廖偉棠，和顏峻等人紀錄過的「波希米亞中國」，也是李照興所親歷過的「潮爆中國」，有一種香港沒見過的野性，也有一種香港人所不熟悉的「自由」──我知道，對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而言，把自由和北京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事。我甚至記得，在更早的年代，早到一九九零，六四之後的第二年，天安門廣場還有很多人躺在地上，小睡或者發呆。你今天去那裏坐下來超過十分鐘試試。

於是年輕人開始走了，我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公司開始留不住人。很多畢業之後，留在北京打拼的青年，一到某個歲數，就想搬到別的地方。也許北京還是機會很多的城市，但是房價太高、壓力太大，如果想要結婚生小孩，一看這環境，為了下一代着想，還是走的好。而像他這種事業有成的，乾脆走得更遠，就算不是舉家移民，至少也得把孩子送出國上學。

可是他又說。前陣子他們一行人開車漫遊，從西藏開到新疆，再從新疆開回北京，一路穿過據說是最危險，因此戒備也是最森嚴的地方。途中經過一處檢查站，排隊過關的時候，一個很年輕的武警和他們閒聊。那個孩子的臉蛋在經年日曬之下，有些紅腫，看起來是個很純樸的鄉下青年。他看了一眼朋友的車牌，感嘆：「你們從北京來的呀？真好，北京是個好地方」。朋友很不同意：「北京有什麼好？人多車多，空氣污染，生活壓力大得要死。你們這兒才叫好，藍天白雲的」。然後那個孩子很認真地說：「對，我也聽說是這樣子的。但是習主席他老人家就住在北京呀，北京能不幸福嗎」？

梁文道：真話不全說

【蘋果日報】許多道德訓誡是如此地基本，乃至於就算我們終生奉行，也很難拿來標榜。例如不可殺人，有人會誇讚一個人，說他「是個好人，因為他從不殺人」嗎？又如不可偷盜，至少我沒見過有哪一個名人死了，大家會把他一輩子沒搶過東西當成是值得追懷的美事。不可說謊，以及誠實，時時也被看作是這麼根本的道德要求，似乎是吾人本份，就算做到了也沒什麼好自誇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中國一些重要人物過世的時候（例如近日仙遊的黨史專家何方先生），我們常常會聽到「他敢說真話」之類的讚辭呢？當然我們都曉得，說謊乃是人之常情。嚴格來講，大部份人甚至幾乎沒有一天不說謊（比方「你好嗎？」「我很好」），不像不殺人那麼容易。然而，那麼高調地在公共領域不斷宣示說真話的美好，始終還是有些古怪吧。比如一些當領導的，總愛告誡大家要說真話，有如老師教訓學生，好像一堆成年人從來都只能說假話似的。起碼我很少見到有其他地方是這個樣子，整個社會都公開地把說真話當作罕見的美德，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廣肯定。

不必無謂擴大，我們明白，在這個背景下的說真話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誠實，而是「敢對權勢說出真話」。所以那些讚言裏頭，在「說真話」之前總還得加上一個「敢」字。敢對權勢說出真話的代價實在太大，權勢管轄的範圍和幅度又實在太過深廣，於是敢說真話就成了一種格外稀有，格外需要勇氣的行動了。由於說真話要面對這麼多阻礙和後果，老是昧着良心又真的叫人難受，是故漸漸就生出一套折衷的處世之道，季羨林先生一句名言可以總結：「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很多話我說不了，或者不敢說。沒關係，我不違背本懷說一些我不同意的話就行了。在中國的媒體圈子裏，這是不少人奉行的原則，大家覺得最少算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線。

它也許可以令人稍稍安心，但它是否也同時守住了做媒體的底線呢（我指的是包括互聯網自媒體在內的一切媒體）？以前常有大陸記者朋友採訪，要我談點關於香港的事。可過去幾年，香港情勢日益尖銳，大陸言論空間又日漸緊縮，於是我就推掉一切這類訪談的邀約了。為什麼？因為我說了自己心目中的真話之後，到了他們手上就一定會變成「真話不全說」。然後報道出來就只看到我批評極端本土主義的危險，指責部份港人對大陸的偏見狹隘；卻不見我如何解釋這些現象的來由，以及政府對此該負的責任。這樣子的「真話不全說」，還能叫做真話嗎？所以試過幾次之後，我就怕了，再遇到老友來電，只好直告：「反正我說了，你也登不了，何苦」？所謂「香港問題」，一端而已。

「真話不全說」的原則在輿論空間全面鋪開之後，帶來的又是什麼呢？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代表人物許知遠前陣子挨罵挨得很慘，主要是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被人認為是暴露了一個老派酸腐之人的過時，以及一個知識中年面對女性時的猥瑣不堪。雖然知遠兄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也不能不同意他這個節目確實有不少問題：他對新世代的媒體偏好欠缺理解（例如他置疑的當紅節目《奇葩說》，在我看來其實大有文章），他對女演員以至女性的偏見過深（他不斷挑撥的俞飛鴻，是我認識的最具獨立精神的藝人之一）。然而，這是否就表示他身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所有貢獻，全都可以因此一筆勾銷？又甚至代表了整個所謂「公知」群體都被時代甩了開去呢？

有些寫得相當精采的文章，以小見大，從這一件小事談起，論析幾年前中國「公知」群體和媒體形式與邏輯的相應演變，指出許知遠等人的退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技術變了，青年也變了，但依托老媒體形式，而且心態守舊的老公知卻跟不上這些變化。坦白講，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除了一點，那就是他們都「真話不全說」地忘了，使得熱極一時的中國時事評論寫作，以及發表這些言論的「公知」衰退的主要原因。羅永浩停止「牛博網」，轉行去賣手機；南方報系變色，從相對敢說真話的媒體艦隊，退回到官方媒體的指定位置；以前大家在微博上頭以為「圍觀可以改變中國」，現在我們只能在裏面關注小鮮肉最新戀情的動態；韓寒曾經是最有國際知名度的偶像級公知，現在更像是個影視界從業員。請問這都只不過是自然而然的技術演化、青年善變，和時代遷易的結果嗎？

這種評論，就好比狹窄房間裏有頭大象，所有人都聞到一股異樣的氣味，都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響，而且走兩步都會撞到一些東西；然後大家開始研究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非常精緻細密地分析了人類嗅覺如何受到主觀偏見的引導，聲波在不同環境內移動的方向之不同，以及一個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空間之大小……；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承認，房間裏頭有隻大象。這頭大象大到無處不在，沒有人逃得開牠的存在，沒有人能不受到牠的影響，但無論是大至對國際關係的觀察，還是小到評論許知遠遭罵這等茶杯中的風波，大家都只能假裝看不到那頭大象的存在，卻很微妙精巧地翻騰挪移，扭轉出各式各樣「真話不全說」式的探討，還要稱讚彼此的身姿有多麼曼妙，然後流佈這類局部的真相（請注意，這和傳統意義上的「擦邊球」還不一樣）。久而久之，大家會不會開始習慣，甚至接受，那些局部的真相其實就是全部的真相？那不可言明、不可承認的大象其實根本不存在，正是帝力於我何有呢？我很能理解這些言論作者的苦惱，他們沒有空間去說他們看得見、想得到的事實，他們只好繞着大象發言。我只是懷疑，比起沉默，「真話不全說」是不是真的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梁文道：在餐桌上抵抗到最後一刻（巴斯克的美食「底氣」之一）

【飲食男女】同樣是搞獨立運動，試圖從西班牙的國土上分離出去，加泰隆尼亞人這種公投簡直是太過斯文了。有點歲數的人當會記得，十幾二十年前，在阿爾蓋達還沒有攻擊紐約，「ISIS」更加連影子都不存在的時候，全歐洲最活躍的恐怖組織當中，有一幫叫做「埃塔」（ETA）的傢伙。這個結構非常嚴密的準軍事組織聲名狼籍、手段兇狠，總共殺害過820多人，受害者包括了西班牙的國會議員、內閣部長，甚至首相。這群在鏡頭下總是戴上頭套，一身上下全黑裝束的恐怖分子，要求的目標十分簡單，那就是巴斯克地區的獨立。

其實巴斯克人想要獨立的理由，也確實比加泰隆尼亞人充分。我們中國人一談到這類問題，不是最喜歡講甚麼「自古以來」嗎？巴斯克人可還真是自古以來就和西班牙人不同文同種的。他們用的語言是語言學上所謂的孤立語，不只和印歐語系等歐洲根源性語言無關，甚至在現存人類所有語言裏頭都找不到任何類近的親屬，所以巴斯克語當然也就與西班牙文是兩回事了。再說血緣傳承，不只有證據指出他們才是全歐洲最古老的民族；甚至到了今天，他們在遺傳上都和其他歐洲人不同（例如他們有35%的Rh陰性，遠超歐洲人16%的均值），可見同族婚姻之盛。

要說受到西班牙政府壓迫，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往事，也比加泰隆尼亞人要有血有淚。今年正好是畢加索不朽傑作《格爾尼卡》面世八十周年，這幅至為慘烈的大尺寸油畫，描繪的就是八十年前，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勾結納粹德國空軍，在巴斯克的小城格爾尼卡施行史上第一次地毯式轟炸的情景。當時巴斯克人誓死不從佛朗哥的淫威，幾乎是西班牙土地上最後一支殘存的反抗力量，於是後者狠心毀掉整座城鎮的市中心，奪走了一千六百多人的性命（由於男人多在郊野作戰，所以死的多是婦孺），以收殺雞儆猴之效。

由於巴斯克人太過反骨，所以佛朗哥在這塊地方施行的同化政策也遠比其他區域徹底，巴斯克人引以為傲的語言成了非法語言，誰敢在公開場合被人聽到他說巴斯克語，誰就得受到法律制裁。幾十年來，最能在大眾舞台上代表巴斯克精神的，就只有足球了。他們的「畢爾包體育會」不只是皇馬和巴塞之外，唯一一支從未降級過的西甲球隊。更叫人吃驚的，是他們居然不用外援，堅持以巴斯克人組班，猶如他們自己的國家隊。

好了，說了這麼半天，這跟吃有甚麼關係呢？當然有。還記得我之前介紹過的「txoko」嗎？這種巴斯克獨有的美食俱樂部，由於它是種會所，不對外開放，於是就成了巴斯克男子唯一一個可以大說巴斯克語，高唱巴斯克傳統謠曲的地方了。每天晚上，他們一起聚在這種半地下的空間裏頭，以美食為主題，在杯酒之間保存了瀕臨斷絕的文化身份的一縷香煙。如果說「畢爾包體育會」是巴斯克精魂的陽面，這八百多間美食會所就是這股精魂的「底氣」了。

梁文道：戰狼建制派的時代

【蘋果日報】外婆出生太原，抗戰避禍西安，四九年後輾轉住過澳門和香港，但到底還是在台灣的時間最長，於是雖已不至寶島二十多年，但天天還是守着電視關心台灣時事。她大概算台灣人口中典型的「老外省」，不喜歡「太陽花」，討厭民進黨，尤其不能接受台獨。至於香港這邊，她倒還沒那麼極端，溫和而開明，立場介乎於淺黃與淺藍之間，唯港獨萬萬不可忍耐。那當然啦，九十多歲的老人陪着中國走了一輩子，怎麼可能受得了這種獨那種獨呢。

但是這幾天出了個問題，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向她這位老愛國解釋。那就是愛國愛港陣營當中以勇銳著稱，又號「戰狼」的何君堯議員，竟然公開宣佈全港一百多萬沒有回鄉證的人都是港獨。我外婆的回鄉證大概早已過期，而且也不太會再續了，因為她年紀大，不打算再出遠門。所以，她現在就算是港獨份子了。雖然我可以向她說明，人地話明係「戰狼」，開槍狂掃，大殺四方，流彈誤傷這種事在所難免。然而，我也很難摸準實情究竟是否如此。因為據說何議員乃西環紅人，而西環代表中央，一條鞭咁落，即係何議員都有可能代表到中央。因此，他那番話說不定還真是最新的最高指示，原來打擊港獨要擴大化，沒有回鄉證的全是港獨。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得立刻安排她去補辦回鄉證了，免得一位至今矢志不踏足日本的中國人，臨老卻成了支持分裂祖國神聖領土的叛徒。

不過我枉唸幾年哲學，對於這個最高指示還是忍不住得思辨一番，結果發現聖意確實難測。為什麼？因為它有點說不通呀。想想看，反對港獨，那至少得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吧。假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而香港市民（至少華裔）也因此就是中國人的話；為什麼香港人又非得領個「回鄉證」，去大陸一趟，或者至少藉此表示有要去大陸的意思，才能算得上是合格的中國人，才能算得上是不贊同港獨呢？難道一個一生從未離開過香港，也沒想要踏出香港半步的人，就不能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嗎（不論他自認自己有多愛國）？按照同樣的邏輯，若有上海人沒去過外地，也就極有「滬獨」的嫌疑囉？到底上大人是如何想的呢？看來得給個說法才行。

我肯定一些親建制陣營的朋友一定覺得這是小題大作，挑人家一句「無心之失」來惡搞。不，我不是開玩笑，我是認真的。假如一位建制派當紅議員，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出這類聳人聽聞的狠話，而他大部份的「戰友」都視而不見，默不作聲；請問我們升斗草民是不是該把這些話理解為他們默認的共識呢？假如「重奪公民廣場」的「奪」這個字暴力到足以叫喊出這句話的人入獄，而聲言港獨必須「殺無赦」的議員卻可以逍遙自在，以言論自由的名義輕輕打消百般質疑，我們會不會都覺得這個議員不簡單，背後大有來頭，因而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很有份量呢？

提出這堆問題，不是想和建制派的朋友過不去；恰恰相反，我是在替他們着急。且看近日香港英文媒體的總編家人在英國老家被人親切「問候」，再想前陣子十幾個反對者上庭前被一群有組織的黑衣漢當着警察的面辱罵，這就是今時今日親建制派與愛國愛港陣營想要大家看見的形象嗎？就好比在台灣，今天若是說到統派人物，這一代青年馬上想起的恐怕再也不是郝柏村將軍那類老外省，而是前江湖大哥白狼，以及一些動不動就為了統一而拳打學生的幫派份子了。這難道就是今日中國對外投射的愛國者典型？

其實我們都能明白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首先是重酬之下必有勇夫，於是原來不入流的，甚至人所共知的惡棍，也都可以藉着政治正確的愛國大義上進洗白。其次是針對敵手的激進表現，你做初一我當然要做返十五，甚至加倍奉還。既然泛民早有長毛，現在又多了票本土勇武，憑什麼我就不能放匹戰狼出去回敬呢？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從中央最核心開始的鷹派傾向，下層各階心領神會，自動層層加碼，寧左勿右，只可以更激烈，絕不能更溫潤。這幾點加起來，就有了我們當下目睹的這種怪現象了：越是愛國，越是建制，就越要顯得不顧斯文，正是革命並非請客吃飯，下下都要捋高衫袖，把一切問題都變成最尖銳的敵我鬥爭。

當了幾十年官的林鄭月娥女士自然曉得，這不是傳統香港人習慣的建制派造型。香港人（特別是保守中產）見慣的，甚至受得了的建制派，應該是你可以好狗，但你睇落一定唔可以似癲狗。於是當熱血青年向你丟雞蛋的時候，你還是要西裝筆挺，面無表情地從標語叢中穿過。因為你反正站在高牆那邊，在這體制下該通過什麼就通過什麼，又何必當場發作，惡形惡相地還拖呢？所以身負建制派和解重任的林鄭女士，才會抬出任志剛這等身份的人馬，收拾當年去過「小桃園」飯局的黑幫，意思就是要告訴大家：各位市民，梁振英時代咬水管的金毛飛不再代表建制派了，因為啲師兄弟返晒嚟啦。而她確實也厲害，幾下子就讓大律師公會和大學校長堅定不移地重返建制陣營。泛黃群眾之所以對這些人近日的表現大為詫異，只不過是因為過去五年的建制撕裂太猛烈，使得大家都忘了法律界本來就很保守（因為二十三條的紛爭而產生的大狀黨只是不得已的異數罷了），大學校長本來就很精英（只是開槍的傳聞才逼得兩大校長上街見學生）。

本來一切都在重歸常軌，假如林鄭女士真能獨自全力操盤的話；可惜她未必有這個權力。更何況新一代建制狼群已成，正等着更上一層樓，力圖有所表現，又怎能看着你們那班去開Hong Kong Club的老鬼安安穩穩地埋位搶掉他們得來不易的登頂良機呢？再加上最後一個廣俘人心的體面建制派曾俊華也倒了，誰敢說阿爺還是喜歡大家去半島大堂翹起尾指懶優雅咁飲下午茶呢？也許現在就是要喝二鍋頭的時候了，唔怕飲得多講大咗，只怕大對家唔起。

所以我只好安慰外婆，現在這個時勢，你就屈辱點當一回港獨份子吧。

梁文道：殺無赦（下）

【蘋果日報】政治敵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夠用在常人身上的倫理習俗，都不必和政敵相關。你不必和他講信用，不必對他講禮貌，不必和他說道理，同情心不適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應該慶幸。在何君堯議員那句「殺無赦」掀起爭議之際，周融先生站出來替他辯護了，他說：「如果有人認為戴耀廷是社會曱甴，那麼來一句殺牠死，是不是又要來一次聯署聲明呢」？「社會曱甴」這四字真是可圈可點，從前蘇聯、納粹德國、赤柬，一直到文革時期的中國，這類把政敵比喻為害蟲的說法，在極權意識型態的操作底下，向來不缺。當這類想法廣泛流通，並且得到政權背書之後，公然剝奪政敵或異見者的人權（例如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徹底蹍壓他們的生命，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這種把所有人間德目和常俗一一納在政治立場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識型態如此可怖，我們應該怎樣預防它的出現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堅守那一切現代文明世界珍視的價值，理所當然地捍衞使得人之為人，社會之所以織成社會的，那些最基礎又最核心的經緯原則。在這些價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戰的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懷疑它們的必要。因為唯有足夠厚實的底子，才足以讓這個社會避免疫症的侵襲。

然而可惜的是，在過去這麼多年的政治紛爭當中，我卻在反建制陣營的支持者那裏，看到一種相反的傾向。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幾乎在何君堯議員高倡「殺無赦」的同時，一些人在為蔡若蓮副局長喪子歡呼，認為她活該得到這樣的下場。理由是他們認為蔡若蓮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們的敵人；而敵人的任何不幸，都等於是他們的勝利。他們不顧現代社會最起碼的體面，以一種母債子償的古代神話式觀念，去把發生在人家兒子身上的苦痛，當成是對一個母親犯了政治錯誤的報應，然後興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這種言論發佈在一間大學的民主牆上，沒錯，我認為是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不應以獵巫的形式追殺。發表這種言論的人要是學生，沒錯，我相信人有知過能改的空間，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須承認，這是確確實實的過錯，錯在它冒犯了我們尊重並且願意用生命去守護的價值和原則。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論者，也都在那幾天受到了懷疑甚至抨擊。其中一種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見是：你同情敵人，你就站到敵人那邊去了。稍知歷史者，當知這類把非友即敵推到極致的說法，恰恰是歷次極權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政治運動裏頭，最具殺傷力的推理。想當年，那些替被迫自殺的老師收屍的學生，也是因此被劃到敵人那一邊去挨鬥的。

此類思路的危險，還不光在它會使人因為要抵抗惡魔，而先把自己變成惡魔。它最大的問題，是在有力摧毀一切價值的意識型態兵臨城下的時候，自己先動手挖空了自己的牆角，使得所有不應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讓那些德目覆蓋的範圍生出例外的死角（因為「對政敵不必講道德」）。這種對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強化自己的體質和免疫力，卻是在中招之前先讓自己病倒。

過去幾年，我時常在這類聲音當中聽到「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的說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說說之外，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鋒隊究竟打算要怎麼樣對敵人不仁慈呢？是召喚「皇天擊殺」？還是祈求對手死後「下地獄」呢？相反地，他們目中的敵手卻實實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機器，要是他們真的奉行了一套和這類反抗者邏輯一致的意識型態，非友即敵地掀起一場消滅「社會曱甴」的政治運動，他們可是真能對你下手「不仁慈」的。

記得幾年前，我在此寫了幾篇討論政治與友誼的東西，試圖指出政治立場的是非之外，人間猶有更重大更美好的價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敵友決斷一切其他價值，我們遲早要面對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結局：「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筆不屑這等微弱警告，堅持政治上下不同類的人，再怎麼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們的支持者再把這條線推衍下去；稱對手為畜牲（也就是不具備人的資格了）。如今，當你的對手也開始用上了這種邏輯，比你更加熟練拿它和你唱雙簧，共同侵蝕掉社會人倫的核心價值之後，剩下來的就只能是力的較量了。用施密特的說法，那就是看誰有實力「在肉體上消滅敵人」。

梁文道：殺無赦（上）

【蘋果日報】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年，廣州有這麼一個因為發育問題，身體形貌不類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來走去。由於他看起來就不像是個「好人」，所以被人綑綁到街坊的居委會去了。經過辦事人員查問，得知這人有個姐姐，只是姐姐卻不願和這個弟弟拉上任何關係（大概是在害怕些什麼）。所以他們只好把這個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會。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樹上。

也就是那幾天，一個從南下打工的北方農民，被鎖在另一間居委會的閘門裏頭，他衣衫破爛地跪在地上，不停叩頭，哀求大家放他一條生路。他強調自己絕對不是壞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過程當中丟失了身份證明。但是最後，他也被吊死了，屍身掛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下。

在那一個星期裏面，從廣州的中山七路開始，過了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去到白鶴洞，一路都能看見這類吊屍。這就是有名的「文革廣州打勞改犯」事件了，雖說事因是傳說粵北勞改犯逃營，預備南下洗劫廣州，激起了本地人的過度反應；但最後遇害的，更多卻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廣州市民。沒有人確切知道那幾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數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說超逾三百。不過事過境遷，這些事今天都沒有人想提了，當然政府也不准提，於是受害人的親友「向前看」，殺過人的則太陽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將近百歲，最小的不滿一天，何處無有冤魂？

今天說起這件往事，是因為我這幾年總在想這類事件到底怎麼可能發生？它有多大的機會重臨？我們將來在香港又會不會親歷類似的情狀呢？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想得太過誇張，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膽猜疑孕育這類災禍的條件，其實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極權政治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自古以來的種種基本道德信條，例如將「不可殺人」變成「你應該殺人」。這種公然違背人類基本價值判斷的新訓令，當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個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過程中間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麼地合情合理。比如說它會設定一個政治目標，讓那個目標神聖得不可侵犯，不證自明。然後介紹一個達到那個神聖目標的光明大道，告訴大家這是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接下來，反對這條道路，以及反對那個神聖目標的，自然就是敵人了。由於那個目標絕對正確，不容置疑，所以反對它的敵人當然罪不可恕。這些敵人不只礙事，而且極有可能破壞我們前進在光明大道上的事業，那麼你說他們是不是可殺呢？也許你仍然覺得殺人不對，但我們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個目標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並且還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當然可以凌駕「你不應殺人」這條古誡，對不對？

再下來就是要找出敵人，以及確定敵人的種類和範圍了。除了從根本上不贊成神聖目標的異見者之外，我們還得因應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隨時隨地詮釋出不同階段的敵人。例如文革，一開始是「四類份子」，演變到後來，說不定人人可疑，就像當年廣州那個樣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農民，既非與我同類，那必然就是可誅的異己了。

早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比爾主導的雅各賓專政時期開始，這種程序就一直是極權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紀，再由史達林和希特勒分別將它發揚光大，他們掌控的機器全都非常成功，殺人無算，而且殺得理直氣壯，冠冕堂皇。他們之所以幹得如此出色，是因為那道以界定神聖政治目標為起點程序，被精心構造成了一套雖然經不起理性考驗，但卻非常誘人，在情感上極具號召力的意識型態。

一開始，大家可能會覺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識相去甚遠，所以在聽到「猶太人全都是包藏禍心的騙徒」這宣傳時，有人或許會想，不對呀，我家樓下那個士多的老頭就是個猶太人，但他一直老實得很。漸漸地，會有越來越多人告訴你，千萬不要用「猶太人裏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見，遮蔽了更龐大更深層的整體真相。再後來，你甚至都不敢再說什麼了，因為那些狂熱的信徒非常好鬥，一聽到不合己意的觀點，立刻就會聲大夾惡地譴責你是叛徒，與邪惡的猶太人為伍。畢竟，沒有人會喜歡被罵作叛徒，也沒有人會願意自己是壞人，對不對？

再發展下去，這套意識型態甚至開始衝擊我們各種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說鼓動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壞他人的財物。本來我們對私有產權就算沒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體上也會覺得鄰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覺的那張床是人家的吧？可現在他們卻說那是「從勞動人民那裏剝奪回來的果實」，你身為勞動人民，當然有權處置。本來我們會相信出賣朋友無論如何都是件叫人羞恥的醜事，但現在他們卻說這其實是出於更宏大目標的義舉，不叫出賣，而是揭發。

當所有奠基社會的德目一一受到質疑、衝擊、否定、和改造之後，終於，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後底線也就坍塌下來了。為什麼文革時期，就連一些還在襁褓之中的嬰孩都會遭到毒手呢？那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身為政治敵人，其實已經不算是人了，殺了都不能叫殺。由於這些嬰兒非人所生，所以殺害他們也就沒有道德負擔了。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殺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剷草除根的，防患於未來。

梁文道：美食不能忘本（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三）

【飲食男女】為甚麼「Asador Etxebarri」這家國際聞名的終極燒烤殿堂樓下，會附設了如此一間裝修平凡、客人街坊look的酒吧呢？最簡單的答案是它本來就是這麼一間鄉村小酒館，專供附近村民，和上山伐木的工人喝杯小酒，吃些小吃，休憩解乏。大廚Victor Arguizoniz接手家傳的這檔小買賣之後，雖然把它的食物推上了前所未聞的高度，但他並不忘本，仍然留住了它的本來面目，繼續服務街坊。更神奇的，是這家聲震天下，總有人在訂位名單上頭排隊的食肆，還會特地在周六周日的午後闢出一段時間，炮製一些「pintxos」（你可以把它理解為西班牙tapas的巴斯克版），就和這片地區任何一家酒館食店似的，平價而輕鬆，專供街坊老客戶光顧享用。那些pintxos，據說也是精彩萬分，但我們外地遊客很難嘗到，因為這段pintxos hour從不接受訂位，甚至他們家的網頁也不提有這回事，知道這種特殊安排的，全是當地村民和老客戶。

請恕我孤陋寡聞，我還真沒見過有一家常年名列S. Pellegrino「全球五十大餐廳」前茅的地方，會這樣子來經營，從草根中崛起，還要回到草根那裏去。但是在巴斯克地區多逛幾天，你就會發現，真正滋養出這塊土地上幾十顆米芝蓮星星的，就是這種深埋在庶民之中的美食精神。

例如當地最早成名，和加泰隆尼亞地區的「El bulli」一齊打響新派西班牙料理盛譽的「Arzak」，它的創辦人Juan Mari Arzak平常在餐廳裏呈現出來的東西全是要有多複雜就有多複雜的精工創作，甚至到了睇好過食的地步。可是你知道嗎？這位備受追捧的前輩明星，一個月總有幾天不在自己的餐廳，不是放假不動手了，而是到了別的地方做菜，做的全是最家常最鄉土也最豐美的老菜，只與一群街坊兄弟共享。

這種地方，就是全世界最古怪的會所，巴斯克人獨有的「Txoko」了。「Txoko」的形式聽起來有點像英式俱樂部，只限男性加入，是一幫兄弟聚會消閒的地方。一群男人到了自己所屬的會所，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吃，所以「Txoko」一般會被翻譯作「美食俱樂部」（英文是gastronomic societies）。但你千萬別以為它們像馬會、中國會、香港會、深灣遊艇俱樂部那樣，有桌上鋪了白色亞麻布，侍者周到服務的高級餐廳。不，這些地方通常都很街坊，裏頭放了幾張長條木桌，一幅室內大牌檔的模樣，從上菜到洗碗全都得你自己動手。更要緊的是，你加入這種會所的目的不是為了吃飯，卻是為了做飯。簡單地講，Txoko，就是一種巴斯克男人聚在一起做菜的場所。

梁文道：十年內，香港上網要翻牆？

【蘋果日報】我家附近有位精神狀態不太好年紀也不小的清潔工，時常一邊打掃地上的落葉，一邊大聲在咒罵着什麼。別看她總是喃喃自語，偶爾高聲大叫嚇人一跳，她清理環境的工夫可是做得很認真的。難得清潔公司願意聘她工作，附近街坊也待她不薄，周不時把一些廢紙集合起來給她去賺些外快。最近廢紙回收停頓，她的生活應該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吧。比起近日吵得鬧哄哄的「港獨」爭論，坦白講，我覺得中止廢紙回收這個新聞的份量要重得多了。為什麼香港直到現在，還會有那麼多過了退休年紀的公公婆婆，要靠拾荒這樣的體力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計呢？為什麼他們要用辛苦了大半天的代價，才能為自己的飯桌多添一小盤蔬菜呢？但在像何君堯議員這樣的特區新貴看來，持續追擊港獨似乎才是今日香港的頭等大事。為什麼我們的城市會對自己腳底下這片土地上正在發生的真正慘事視而不見，卻要執迷於一團恍如空中樓閣的幻影，並且把它描繪得越來越細緻呢？回想過去幾年我們走過的路，便能發現種種支撐那團幻影的執念與情緒，其來有自。

幾年前，我在這裏寫過一篇題目叫作〈仇人也是鄰舍〉的東西，內容卑之無甚高論，無非是想指出我們全都被迫要和政治立場殊異於己的人共居一城，因此我們必須理解那些人為什麼會和自己這麼不一樣而已（再囉嗦一次，「理解」和寬容是兩回事）。結果這個題目被一些朋友笑話到今天，覺得這是「大愛左膠」的典型病徵，總是想勸大家要同情那最不值得同情的主張，多理解別人背後的苦衷。在一些人看來，政治上的敵人無異於殺父仇人，根本不共戴天，怎麼能說他們也是我們的鄰舍，又憑什麼要求我們的理解？可是最近很奇怪，當年一些痛斥我那些說法「維穩」的論者居然也在要求理解了。他們不至於贊同恭喜蔡若蓮副局長喪子的言論，但要批評涉事青年涼薄的人去想想，那些青年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滿，他們不滿的根源又是什麼？聽來有點道理，但為什麼你的論敵要理解這個呢？他只管恨你罵你就夠了，不是嗎？

我們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其中一個原因正正在於很多人不肯從自己的偏狹情緒裏頭跳出來，稍稍理智一點，稍稍不那麼離地的去看這幾年來的政治軌跡，反而放縱自己的偏見和仇恨，多推一把，將局勢終於推向無可挽回的地步。

寫評論不是算命，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歡預測時局走向。就算偶而為之，並且言中，也不可能高興，因為那通常不是什麼好事。2014年，人大常委會決定普選框架前夕，友人約晤，我當時就從早成昨日黃花的「D&G事件」與「內地小童旺角街頭便溺」說起，談到一套維穩政治和維穩經濟正在香港出現，藉着推高陸港矛盾，以民族大義和國安問題的原則展開鬥爭，使得一國兩制漸漸變成一國一制。現在重看這篇名為〈悲見香港好大鑊，搞到咁局面邊個有着數〉的過時訪談，我發現證諸後來這三年多的種種事故，其基本推論還是可以不用變的。但我最大的錯誤，是犯上了後來《成報》的毛病，以為這多半是中間一群專吃維穩飯的，和一些靠鬥爭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人在作祟，低估了這是既定大方向的可能。

那篇訪問發佈之後，照例被一些右翼本土主義者（包括後來被叫做「港獨份子」的人）狠批，認為我是主張大家不要抗爭，不要煽風點火，任由政權高壓才好。的確，後來我還寫了好一堆批判港獨和右翼本土主義的東西，因為我從不相信他們這種抗爭是有意義的真抗爭；鬧了這幾年，我也從來沒見過他們為自己的目標提供過可信可行的路線圖。相反地，他們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給出藉口去讓香港一切珍貴的價值逐步淪喪。你真的認為比起老無所依的現實慘況，富豪廉價租借官地，香港獨立是個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嗎？

但我知道事已至此，今天再說這些話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沿着鬥爭港獨的主軸，社會上各個領域的變化。首先學林鄭的說法，「打壓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因為違法的港獨言論根本不該出現，正如內地官媒所言，幾乎等同於「主張納粹」，所以消滅它並不違背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的精神。當然青年們是會抗爭下去的，尤其是像辱罵大陸同學為「支那人」的周竪峰，這類人將來還會陸續登場。說來奇怪，把港獨和納粹相提並論，本來牛頭不對馬嘴，偏巧周先生去年還展示過納粹手勢，正好給了一個「物證」。而且他年紀雖輕，卻懂得當年地下黨滲透國民黨手段，叫他支持的團隊派人去對家那邊做鬼，好勝出中大學生報內閣的選舉。儘管與者稚嫩敗事，但他們這等校園鬥爭功夫還是叫人一新耳目，來日不可限量，必將抗爭的戰場蔓延到其他地方。

套句共產黨的老話，哪裏有壓迫，就哪裏有反抗；其實反過來說一樣也通，反抗到哪裏，壓迫便跟到哪裏。所以當民主牆不能談港獨了，有人就會在課堂裏講，接下來則自然是課堂上也不許講。可是這依然不是打壓學術自由，因為港獨不在學術自由的範圍之內。另外，由於佔中已經被正式定性為港獨運動，所以事實上從來不是港獨，但卻發起佔中的戴耀廷也就是港獨了，必除之而後快。再下去，就是所有支持他的學者，所有去過雨傘運動現場的老師教授，也都有同情港獨的傾向，就算不逼學校解僱，恐怕也得他們自行劃清界限……。

港獨的範圍還很有彈性，以澳門立法會選舉中的新一代反建制派被人說是和港獨有聯繫一事來看，大概全香港的民主派也都算是港獨了。可不是嗎？就連最「大中華膠」的教協，最近也被喉舌媒體批評，指他們要為今日瀰漫校園的港獨風氣負責。然後，可能連所有批判大陸政局者（如台灣李明哲），乃至於反對有利於陸港一家親政策的意見（如反對高鐵一地兩檢），也都會惹上危害國家安全和涉嫌港獨的麻煩。

順着這些線索，限於篇幅省去中間的步驟，我不妨大膽猜測一下十年內將會陸續出現的情景：當整個香港的「常識版塊」（馬傑偉語）逐漸轉移，包括法官和律師在內的法律界人士及組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擴大化定義的港獨，自願替所謂港獨份子辯護者將會接不到工作。一切公帑資助，或者在政府場地呈示的文化藝術表演活動乃至於書籍，都要經過政審。大型企業招聘員工，必須仔細研究應聘者的政治經歷和立場（例如調查他們的社交媒體），同時限制員工的政治活動。《蘋果日報》關門大吉，因為少去了這一端，所以現在還勉強維持的主流媒體的政治光譜必將縮窄，完全倒向另一端。沒錯，還有網媒，大家還可以在facebook上頭活躍。可是誰敢保證未來香港不在防火牆內呢（前陣子澳門試驗性地斷了半天通訊工具「Telegram」的使用，或許就是為了將來更大計劃的實現）？更何況facebook急於重回中國市場，蘋果公司在中國開設iCloud數據中心，要將小小香港的互聯網運用大陸化，絕非想像中那麼困難……

梁文道：燒烤是一種煉金術（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二）

【飲食男女】一說到炭燒火烤，大概我們的味覺記憶立刻會反映出一股微焦的香氣，以及外脆內嫩的口感，覺得這是最標準也最完美的燒烤理型，並且憑着這記憶去判斷一切炭燒食物的水準。遠在西班牙北海岸巴斯克地區，夾在聖塞巴斯蒂安與畢爾包兩座城市當中，深藏山嶺群翠之間的「Asador Etxebarri」，自然不會在這一點上叫人失望。特別是到了十五道菜套餐的尾聲，一份大得足夠兩、三人分享的T骨扒上桌的時候。「加利西亞牛肉」（Galician beef）本來就是西班牙的驕傲，世上最好的牛肉之一。再經過三個多禮拜的熟成，脂肪和肉質已經陳化到恰到好處的狀態。然後配上「Asador Etxebarri」精準到無人可以匹敵的火候控制，整盤肉的表皮呈現出完全的焦黑，差一點就是不能吃的地步；從已經切成條狀的肉塊間隙看去，卻是鮮紅粉嫩，差一點就是生肉，這份牛扒多汁而堪咀嚼，肉味真實，鹹香澎湃，有早已飽得不行的人把它全部啃淨，也有到了此處單點此味的地方食客，無不許為當世第一。

然而說實在的，如果只是這樣，「Asador Etxebarri」也就算不上是燒烤餐廳演化史上的終點了。它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展示這種炭燒食物的最標準風味，而在於應對各款食材，以細膩的火候控制，搭配不同的炭料木材，去呈現出諸種或許輕柔，或許纖細，又甚或是介乎於有無之間的火的「調味」。是的，就是調味，火焰在大廚Victor Arguinzoniz手下，彷彿成了一種類近於鹽的調味品，既能烘托出每一道食材的本來面目，但又多了一點點雖然微妙細緻，卻足以把所有食材轉化成絕妙逸品的功效。

例如一開頭奉上，伴着麵包吃的山羊奶牛油，撒上了被炭火烤成黑色的鹽粒之後，竟然就能在不失山羊奶鮮滑之餘，平添一陣清爽。又如一道最典型的西班牙大頭紅蝦，蝦頭一扯下來，你幾乎要像喝湯一樣去吮吸裏頭那全化成汁液的濃烈海洋精華才行，可是那碩大蝦身上的肉，卻還是那麼地結實爽脆，而且不着痕迹地流露着燒烤的氣息。最叫人吃驚的，是那一小缽巴斯克「特產淚珠青豆」（tear peas, guisante lágrima）。這種形狀宛如淚珠，顆粒甚小的青豆，本是巴斯克地區好館子必備的材料，價格奇昂，號稱植物中的魚子醬，每個大廚都拿它當作比拼功夫的試題。在此，它居然就這麼平平無奇地被裝在一小只白碗裏頭上桌，看起來便像是只被白開水燙過而已。不過一入口，隨着一粒粒豆實在嘴中爆裂，那無誤的青草芬芳直衝鼻腔，你必然會注意到那一大片草地上同時有一股乾燥禾稈的味道，不可思議地在初夏的植物被表面抹上一筆秋天的顏色。而這自然就是火焰的魔法。

如此這般，十幾道菜從牛油到甜品（包括雪糕），莫不一一經過炭火調理，沒有一道菜造作，也沒有一道菜不見功夫。無怪全球知味食家絡繹不絕地來到這條人口不過千的小山村。可話說回來，那一開頭你碰見的幾個飲啤酒阿伯到底是誰呢？這麼厲害的餐廳樓下，又怎麼會有一家平凡得不值一書的酒吧呢？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方是「Asador Etxebatri」，乃至於整個巴斯克地區美食文化的關鍵。

梁文道：和朱元璋學國學

【蘋果日報】此前依《論語》原文略談「求仁得仁」本義，一位年輕朋友抱怨，覺得我寫得太深。他這麼賞臉，既嫌太深，也硬着頭皮看完，我自然也得小心探問，看他究竟認為拙作何處太深。原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文言引述太多」。雖然我摘引的都是《論語》名句，而且也都補上了語譯，但對他而言，一見文言，就難免要起障礙。我後來反省，猜疑這恐怕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也許還是今日不少青年的問題，一讀到文言文，自動把它歸類進了深奧的範疇，雙眼當即卻步。這叫我想起近日台灣高中課綱草案爭議，一大批作家學者為了課文白話與文言的比例鬧得不可開交，而且很合「常軌」的，又把它上升到了是不是要「去中國化」，要不要尊重台灣本土的政治層次。

少時在台唸書，《四書》曾是當年中學中國文化課程的指定讀本，幾乎每個受過點教育的同齡人，都會對這四部行家經典有些模糊的認識。後來我在解嚴前夕返港，才曉得自己可能是最後一代受過這種教育的台灣學生，因為隨着解嚴，學生也從《四書》裏頭解放出來了。為什麼政治上一解嚴，《四書》也就不必唸了呢？那當然是它太有政治意味，變成了國民黨蔣家政權愛國教育的一部份。因為這個背景，我年輕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很抵觸《四書》等儒家傳統典籍，到了一看見這些書的名字，心裏就自動落閘的地步，以為它們全是教人當皇權順民的陳腐毒物。所以儘管在上小學的時候就被長輩逼着背過《四書》，但後來卻能被反叛的我全部忘光，只有在勉強要用的時候才會浮想出合用的句子。

未來香港推行愛國教育之大勢難免，在「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熱愛」的前提下，讓學生多讀國學國史，會不會是以後過關進好學校的基本要求呢？猶如現在的學生要會鋼琴和小提琴一樣？那麼將來的學生是否也會一看到中國文化教材，一看到文言文，甚至「中國」二字，便和他們現在面對鋼琴時的反應似的，不禁一陣惡心？尤其大陸正在流行所謂的「國學教育」，傳聞連習近平也很欣賞近年大熱的《弟子規》，要孩子們多多誦讀這類「經典」，簡直就是蔣介石昔年在台灣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翻版。香港若是也來這套，我們的學生乖乖地跟着學嗎？他們多半是要把「國學」等同於洗腦的吧。

如果國學教育教的就是《弟子規》，我會很同情那些受苦的學生的。因為這本清朝一個秀才寫給販夫走卒看的識字讀本，不只不能代表國學，甚至連符不符合儒家精神都很難講。它裏面好些內容當然沒錯，叫人早上洗臉漱口，大小便之後要洗手，誰敢說不對？但另外一些東西，則真如一些論者所言，完全是教人當順民的「糟粕」。例如什麼「不關己，莫閒管」「邪僻事，絕勿問」，基本上就違反了現代公民精神，是讓人自私自閉的意思。它談孝道，更是離譜，「親愛我，孝何難，親憎我，孝方賢」，莫非父母對你再怎麼虐待，你也得逆來順受，這才叫孝順？要知道在傳統秩序的框架底下，忠往往是孝的延展，所以要人無條件地孝，也就相當於要人無條件地忠。如果說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粹，是儒家的真精神，那就真是太過冤枉列代聖賢了。

真正的儒家不接受無條件的忠順，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國君的要有當國君的樣子，做臣子的也才能有做臣子的表現。這一切倫常政治關係皆是相互規約，要求雙方各盡本份的。如果當國君的太不像話，做臣子的又會怎樣呢？孟子說得好：「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要是國君屢屢犯下大錯，那又該怎麼辦？孟子的回答是：「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如果一個國君太過殘酷，行的是暴政，孟子則乾脆表示可以不當他是君了，殺不足惜（「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在傳統行家那裏，忠和順是兩碼子事，絕對不可混為一談。孟子固然還說過「以順為正，妾婦之道」，就連被後人當作孟子大論敵的荀子也主張「從道不從君」。儒門弟子真正值得獻身景從的對象，不是一個人甚至一個政權，而是充盈於宇宙之間，萬古恒健的天地正道。

不過，要是這麼教儒家，這麼教國學，學生又會不會變得容易激進，破壞了社會的繁榮安定呢？所以除了鼓勵他們好好背完《弟子規》算數，不妨也參考一下明太祖朱元璋的辦法。

朱元璋討厭孟子，是略識國史者都曉得的事。他曾經計劃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待遇，但是遭到刑部尚書錢唐的反對（錢唐抗疏上諫的時候，連要死的打算都有了，他說：「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非常難得他既不當場廷杖，又不判他棄市，反而聽了他的勸告，取消原議。然而，二十多年之後，他到底還是找到了對付孟子的辦法。那就是找來佞臣劉三吾刪節《孟子》，成書《孟子節文》，去掉原著八十五條，而那八十五條自此不得成為科舉命題的材料，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不算指定教材（前引數句，自然都在其中）。朱元璋不喜《孟子》，尤其不喜那八十五句，是因為它們大不敬，不是臣子該說的話。可見在這位以大興文字獄，動輒殺人的帝王看來，就連早已作古的亞聖孟子，在他面前也只能是個應該好好聽話的柔順臣子。傳說他甚至講過「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和毛澤東談起魯迅要是還活着的話會有什麼下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梁文道：街坊酒吧樓上的火聖堂（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一）

【飲食男女】聽說很多人一開始都以為自己去錯了地方。萬里迢迢，遠渡重洋，到了馬德里或者巴塞隆拿，還要再轉機，或者坐一趟幾小時的火車 ，抵達巴斯克地區之後，或者自駕或者call車，又或者乘搭一小時一班的巴士加上走上山的爬坡路二十分鐘，好不容易來到了傳說中住了仙人，壯麗俊美的「安保圖山」（Mt.Anboto）下，看見低調的門牌，推開木門，竟然是這樣的場面。

一間乾淨，但是平凡得不值一提的酒吧。木頭吧枱上有三架吞吐生啤的龍頭，幾瓶剩下小半的葡萄酒和本地烈酒「patxaran」，一落大大小小形色不一的玻璃杯倒掛，就和全世界任何一個小鎮角落的酒吧一樣。吧枱邊有幾張桌椅，有高有低，上頭的刻痕看得出年歲不短。整間小酒吧就只坐了三個挺着肚子，謝頂大半卻仍有白髮數絲的阿伯，每人一杯啤酒，他們的外表和衣著都十分街坊，正是這家街坊酒吧該有的客人。

且慢，我們花了這麼多的功夫和時間，辛辛苦苦到得此處，怎麼可能是為了如此一家街坊酒吧？但地址明明就是這裏呀，莫非Google導航有錯？這下慘了，四個月前有幸訂到位子，要的就是這個時段。重頭覓路，要不遲晒大到，要不就乾脆錯過一次黃金機會。眼見來人一臉困惑驚疑，其中一個阿伯似乎見怪不怪，用帶着濃重口音的英文說：「你們要去Etxebarri？就在樓上」。隨他手指方向看去，才發現吧枱旁邊有道木梯。拾級而上，一間農莊穀倉改建成的亮堂房子，方是此行目的地。

「Asador Etxebarri」，本來用不着我多費筆墨介紹，大家隨便上網一查，就知道這是個甚麼地方。但是忍不住，還是得多說幾句。「Asadar」（燒烤店）這個樸實名字底下，是全世界愛吃鬼心目中最終極的燒烤聖地，多少馳名大廚最想品嘗人生最後一餐晚飯的美食終點。大廚兼老闆Victor Arguinzoniz斯文有禮，伐木工人出身，沒有接受過一天職業廚藝訓練，卻半途出身，把家裏的山村小館改造成一座神奇的火焰殿堂。

他們標榜自家做的是「live coal cooking」，意思是不用現成木炭，而是整個廚房團隊定期自己上山伐木，又或者向附近村民採購。木頭搬回來之後，有的立刻燒製成炭，有的按品種和需要存放，靜待其水分揮發。做菜的時候因此至少就有了兩種生火的材料了，要不是用自己專門炮製出來的木炭，要不就是那些放乾了的木材。

這還沒完，Victor Arguinzoniz還令截取木料的不同部分，從粗壯的樹幹上劈下來的材料固然是主流；但細枝也有細枝的效用，不可輕忽。另外，木炭也好，木材也好，也得看它們來自哪一種樹木，橡樹、蘋果樹、橘子樹、葡萄樹，乃至於橄欖樹，它們全部各有各的氣味和特性，必須針對不同的菜式做出不同的搭配。食壇近年流行自家製，恨不得端出來的材料樣樣都是自己田地裏種出來的。「Asador Etxebarri」走得更遠，乾脆從火源處開始自家製。聽起來很玄是不是？是不是很像一個市場營銷的噱頭？但是在嘗過西班牙，尤其巴斯克地區那一大片前衞花哨得叫人頭暈腦脹的星級餐廳之後，你會發現「Asador Etxebarri」的出品才是最純樸最能叫人記住一輩子的味道。其單純，猶如它樓下那家街坊酒吧；其高妙，則如它背後那一座雲霧繚繞終年的聖山。

梁文道：理想的的士乘客

【蘋果日報】掙扎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該寫這篇東西，因為我真係唔想得罪班的士司機大佬，我好驚俾人用鐵通郁我，仲要見一鑊打一鑊。所以我還是先把好話放在前頭算了。

是這樣的。我曾經自封「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坐的士，而且坐得十分頻繁。坐到了路邊隨手招一輛，上車之後，司機大佬竟然會和我說：「梁生，我車過你七次啦」的地步。換句話講，我都叫做識得唔少司機大佬，算是瞭解他們。十幾年前，對我而言這甚至是項工作需要。因為那時候我在電台上班，而的士業和廣播這種媒體簡直就是天作之合。幾乎沒有一個的士司機不聽電台，所以任何一個市民，不管他有沒有收聽電台節目的習慣，只要他坐上了的士，就得被迫做我們至少三分鐘的聽眾。我坐的士，和司機大佬傾偈，等於就是在目標受眾群中做田野調查，甚至透過他們瞭解其他乘客的反應。

後來我不做電台了，但還是愛坐的士。一來是因為我很忙，往往連走路去車站搭巴士地鐵的時間也不願花。二來是因為我既不開車，也不想養車。三來則是我有個不太好的習慣，幾乎從來不開手機，很怪癖地只有坐的士的時候回覆來電，讓車廂中電台的人聲樂聲做我講電話的背景。於是坐的士似乎就和講電話綑綁了起來，猶如被訓練過的狗一聽見搖鈴就會聯想到狗糧似的，我一坐的士就想睇手機，一用手機就想那刻出門截的士。

再後來，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在香港的時間少了，可我坐的士的時間卻一點沒少。我現在過幾天就要來回一趟機場，往返當然還是靠的士，並且趟趟長程，車資有時候加起來可能比從前日日短途更多。如此擁護的士，又認識不少司機大佬，「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這個稱號，我自認當之無愧。不過，我依然不敢說自己能當這個沒有註冊的社團的主席，因為我知道有人比我更愛這個行業。不要搞錯，那個人絕對不是見過Steve Job，但是憎恨「Uber」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也不是疑似的士牌主的譚惠珠人大，而是我的朋友，食家葉一南。聽說（不是聽他本人說），他和的士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了見到馬路對面有車都唔過去截車，偏偏要守在這一頭等車經過的程度。看起來，這不是一般人所謂的以的士代步，而是走路是坐的士的無奈替代。

正因為的士實在坐得夠多，所以我才覺得近日那位司機大佬用鐵通威脅行動不便的乘客下車，是件遲早都要發生的事情。還記得嗎？就在去年，一位義工協助莊陳有搭的士，第一架說自己「不過海」，第二架就在開車之後一路大罵那個義工，怪他帶了「一件豬頭骨」上車。事後莊陳有在臉書上放問：「其實點解香港嘅的士司機會係咁嘅？拒載、歧視傷殘人士，呢啲事時有所聞，噚日我又再一次被拒過海」。是呀，為什麼呢？

且看那位手持鐵通，喝客人「扑爆你個頭吖嗱，信唔信呀」的司機，他在事情曝光之後，接受記者採訪，居然還能理直氣壯，認為他拒載的那兩個客人「要報警即係玩嘢啦！」；而自己的表現則正常不過，「係人都會發嬲」。由此可見，在好些司機心目中，問題不在他們不禮貌態度不好，而在我們一般人沒有達到他們心目中的正常水準。他不想過海，你硬要他開車（儘管你是失明人士），他罵你難道會是他的錯嗎？他把紅的開到元朗，你上了車之後居然還是要在元朗巡遊，難道他就不能發火凶你？

這幾年坐的士，我最大的感觸，是我們越來越趕不上許多司機大佬心目中的正常水準了。從前激怒司機，往往是因為你要去的地方太近；現在令他不快，卻又是為了你要去的地方太遠。從前說去機場，幾乎每一個司機都覺得是件愉快事；現在飛的去機場，有的卻恨進了機場之後排隊等客返市區太過漫長。我住在沙田，從機場走一趟也不算是沒肉吃了吧？不，我時不時就碰見司機黑面，嫌我離機場住的還是太近；又或許怪我為什麼不去港島。為了令他們全都眉開眼笑，我是不是該搬去天水圍或鴨脷洲，才叫做符合了在機場搭的士的正常距離呢？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坐的士，凡是有一件行李放進車尾箱就要多收五塊，你以為司機因此就有義務要下車幫你搬東西嗎？你錯了。我在機場等車，平均每兩回才有一位願意這麼幹。到了目的地，他們當然也不下來，你必須自己搬出行李，再順手替他關好車尾箱，唔該都冇聲（事實上，他們很有可能全程都冇出過一句聲。有些時候，打從你講出要去的地方，一直到你說該停車了，他都可以連點頭的動作都不用做）。難免使人懷疑，坐在駕駛位置上的是個假人，這部車其實是輛正在實驗人工智能系統的無人駕駛的士。

我不算年輕，但也不老，自己勞動筋骨當做運動也不錯。但那些上了年紀，手腳不靈光的人又該怎麼辦呢？我試過在機場看見一位老太太站在的士身後對着幾件行李發愁，走過去幫忙之餘，順便叫司機下車搬東西，結果挨他一頓教訓，怪我多事。顯然我在他心中又不是一位及格的人了。

正常而理想的乘客應該是這樣的：能從一輛的士的外表猜出司機想去的地方，不隨意招手。能夠自己搬運行李和輪椅，不必麻煩司機（也就是說一個坐輪椅的人應該懂得在坐的士的時候短暫恢復行走能力）。能夠在灣仔北上車過海，卻果斷要求司機兜去東隧再返紅磡。當然，還要能在司機不太熟路的時候，自動打開你自己的手機定位系統，然後你自己真人發聲導航。而最最理想的乘客，恐怕暫時還沒出現，那就是上車之後能夠請司機移步後座，你自己開車，到了目的地之後一邊付費一邊替他開門請他回座；之所以還沒有這種乘客，主要是香港的法例太過落後。

話說回來，我運氣算是不錯，至今仍然可以碰到不少作派古典的司機（亦即一般人所謂的好司機），不只會在收費之後說聲謝謝，還會令人感動地主動出手搬行李。每次遇到這類逐漸罕見的例子，我都會多俾十蚊廿蚊貼士，以表衷誠謝意。事實上，忝為「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我平常就連唔使跳咪的超短途也都會多給五元，權當道歉。有時候，司機大佬接過之後，照樣不吭聲，但一副「算你知機」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離理想乘客的標準又近了一步。

梁文道：十五塊錢的尊嚴

【飲食男女】大概十幾年前，我在一本書上看到歐洲一個社會學家的調查，他和他的團隊每天守在超級市場，觀察不同的客人，看看他們在裏頭會花多少時間，做些甚麼，買些甚麼。結果他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原來在超市裏面待得最久的，多半是些獨自進來購物的老人。這些老人家喜歡從一排貨架逛到另一排貨架，仔細地檢視架上各種商品，常常拿起一件東西瞇着眼睛研究商標上頭的說明，然後又慢慢地把它放回去。但他們逛到最後，通常買的卻是一份報紙、一個打火機，又或者一排香口膠，以及其他這類最便宜的物事。然後他們第二天又來，路徑和昨天一致，行為模式也和昨天一樣，用掉的時間也差不多；臨到離開之前，一樣又是在收銀機前隨便挑樣最廉價最不起眼的東西。日日如是，他們家裏一定有吃不完的香口膠，和這輩子都用不盡的打火機。他們到底在做甚麼？

答案很簡單，他們在消費。我知道，你一定會說這是句廢話。可是請耐住性子再想一想，你會發現這群老人古怪的消費習慣其實正好指出了今天這個消費社會的真相，那就是消費不只是簡單的交易，不只是為了取得生活所需，甚至不必是那種想要向外人表明自己品味和身份的符號性行為；它更是一種非常基本的社會交往。再說明白一點，那些長者其實根本用不着那麼多香口膠和打火機，而香口膠和打火機也不可能為他們帶來甚麼表達真我和彰顯身份的效用。他們每天耗去那麼久的時間在超市裏面，卻只買一兩件那麼無聊的東西，為的只不過是想要一點自己還在社會當中，自己依然活着的感覺。因為人類在這個時代裏頭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就是消費者，而消費正是我們能夠和這個世界發生的所有交往關係當中最最基本的一種。

所以我們在屋邨和舊區總是能見到一批退了休的男人。每逢賽馬日便蹲在馬會投注站附近，似乎賭癮很大，其實又不真的大筆落注。又有一些扶着枴杖的老太太，每星期準有一兩個下午，會到相熟的茶餐廳報到，多半是叫一杯熱奶茶，奢侈點便多來一份蛋撻或油多。她們已經行動不便，家裏也不是沒東西吃沒東西喝，為甚麼還要這般花錢花力氣，辛辛苦苦出門下樓呢？那全是因為他們早已失去工作能力，漸漸被社會主流趨勢甩在後面，身上可用的資源不多，交往的範圍不大。那一點點最廉價的消費，就是他們還在這個世界的證明。這是他們進入公共生活，看得見他人，也被他人看見的管道。他們是人，他們還活着，就算再少，那點微薄的開銷也還可以為他們帶來一種「我有能力」的感受和尊嚴。

今天忽然想說這事，是因為最近聽聞住家附近又有一間屋邨茶餐廳被「領展」趕走。從前我常在那裏看到一對都有番咁上下年紀的母子，兒子有病，行動不由自主，走路走得非常吃力，他的母親更得坐在輪椅上頭。茶餐廳職員從來沒嫌棄過他們，替他們開門關門並且安排座位，任他們倆一人一杯十五蚊熱飲坐足一個下午。我不知道從今以後，他們還能去得了哪裏？也不知道要是再去這個必將改頭換面的商場，我是否還有機會碰見他們？

梁文道：求仁得仁

【蘋果日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求仁得仁」這四個字演變出了「出得嚟行，預咗要還」的粗俗意義。於是大律師也好，前輩作家也好，都因此犯上眾憎，惹來一片非議。到底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三人，加上「新界東北十三子」以及近年一切因政治問題而繫獄的青年，能不能以「求仁得仁」這句老話去形容呢？如果不能，這是為什麼？如果可以，他們又是在那一層的意義上「求仁得仁」呢？何妨回到《論語》原文，看看聖人自己當年是怎麼說的：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若是翻譯成大白話，這段話的意思大概就是：

冉有說：「我們老師會不會幫助衛君呢？」子貢說：「好，我去問問他老人家」。於是進到孔子房內，子貢就問了：「伯夷和叔齊算是何等人物？」孔子答道：「那可是古代的賢人呀」。子貢又問：「那他們對於自己的遭遇可有抱怨？」孔子再答：「他們求的是仁，既然已經得到了仁，又還有什麼可怨的呢？」然後子貢出來，就告訴他的同學：「老師是不會扶助衛君的」。

要讀懂這段有名的對答，我們首先要瞭解一下時代背景。按冉有所說的「衛君」，指的就是當時衛國的國主衛出公輒。他的父親蒯聵本來是要繼承衛國的世子，卻弒母未遂，負罪出逃，投奔到了衛國的死敵晉國，於是就輪到他的兒子輒登位。後來晉國支持蒯聵回來奪位，由此便上演了一齣擾攘多年的父子之爭。這段歷史不只涉及到後來子路的犧牲，更是從《春秋》三傳一直到宋明儒都不斷反覆傳述和討論的課題，可說是關心中國社會政治思想者不可不碰的經典案例。但我們可以先放下這些不管，看看它在《論語·述而》這一章裏的作用。

話說當時周遊列國，到哪兒都不受重用的孔子正好就在衛國，所以他的學生冉有和子貢都很想瞭解自己的老師要不要趁着這個機會，協助衛出公對付他的爸爸，好在政治上一展宏圖，飛黃騰達。當時還在孔子身邊的弟子，大概都有類似的疑問。所以在《論語·子路》裏面，我們又可以看到這一段更常被人引誦的對答：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論語》之所以叫人屢讀不厭，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總能用最精簡樸素的語言，生動鮮明地刻寫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情態。你看一向爽直的子路，一上來就問他老師「機會來了，衛君輒正等着夫子去幫他，您打算怎麼做呢」？不料聖人竟答「必也正名」。子路馬上就很沒大沒小，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回了一句「有這必要嗎？老師你真是太迂了」。光從這一問一答，我們就能猜到聖人和子路這對師生的關係應該十分親密，日常相處絕不古板嚴肅。對着如此直腸直肚的子路，聖人在後面也非常正面地接着說了一番關於「名正言順」的大道理。那番道理，若照王陽明在《傳習錄》卷上第四十三節的衍申，是要衛出公退位向父親道歉，而蒯聵又感動得願意讓國當個不管事的太上皇的話，恐怕任誰都曉得不可能實現。聖人當然也不會不清楚，逢此亂世，這種理想簡直不切實際。所以他等於是在告訴子路，我是不會去幫衛出公的了。

相比之下，精明的子貢就不會這麼開門見山地問「夫子為衛君乎？」了，更不可能像子路那樣，興奮得摩拳擦掌，乾脆跳一步問老師預備如何協助衛君。他拐個彎，忽然提起了伯夷和叔齊，看似風馬牛不及，其實是要從側面觀察老師的反應。

因為伯夷和叔齊這對兄弟後來雖以不食周粟，饑隱首陽山著稱。但他倆之所以「淪落」至此，一開始卻是為了兄弟相讓，誰都不想繼父位稱君。話說商末，孤竹國君要他的兒子叔齊做繼承人，但他卻在父親逝後堅持把位子讓給哥哥伯夷。而伯夷呢，也一樣堅持不就。這兩人，做弟弟的認為君位該傳長子，做哥哥的則主張父命不可違，相持不下。後來伯夷索性逃跑，沒多久，叔齊也跟隨大哥而遁，後世傳為佳話。

子貢舉出這個例子，一來是因為這對兄弟面對君位的態度，就和衛出公輒和蒯聵的父子之爭相似，同樣關乎人倫和社稷的衝突。但更要緊的，是伯夷和叔齊雖有相讓賢德，世人無不稱美，但卻落得個權位盡失，要在首陽山上吃野草的下場，對我輩俗人來說可謂十分淒慘。難道他的老師也打算效法他們，為了那迂得不行的名份正統的道理，甘願放棄自己向來懷抱的為政大願，終於無所作為？所以他才會在聖人誇讚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後，立刻補問一句「怨乎？」聖人的態度非常堅定：「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為了成己達人，為了天下人得以安立的大道，就算在凡世間不得志，就算體膚受苦，這也沒有絲毫可怨。

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一個人想要修仁守仁，不靠任何外在力量，也不管最後的命運如何，根本在他下定決心走上這條大道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得仁」了。是故在聖人和子貢這番對答之後，《論語·述而》緊接的下一句話便是「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像伯夷叔齊那樣，退居荒山，以疏食白水渡日，看似艱苦，實則樂在其中。為什麼，因為「求仁而得仁」。相反地，背離正道，「不義而富且貴」，於聖人而言只不過是浮雲罷了。

所以今日城中權貴好談中國文化，要年輕人多多認識傳統國粹之精深博大，我是舉雙腳贊成的。而且我建議他們就從自己開始做起，好好讀一下《論語》，認識認識「不義而富且貴」與「求仁得仁」的區別。

梁文道：以後，醒目就是最偉大的道德

【蘋果日報】我不再知道應該相信誰了。假如林子健真的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齣大戲，狠得下手，對準自己的大腿連釘幾十針，那他豈不成了香港政壇當中最勇武的漢子？整件「林子健被虜」疑案發展到這個地步，它對香港社會的傷害，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原先大家所以為的「強力部門」跨境辦事，或者「黑勢力」自動為國效命了。因為各方為此產生的猜想和分歧，不再是簡單的是非之爭，而是更終極也更難化解的信心問題。事實不再稱王，唯有詮釋，以及詮釋背後的預設立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東西。「林子健被虜」疑案是一個症狀，說明香港有病，並且病得很重。

特首選戰期間，兩個候選人都看到了這個問題，都說要為香港重建信任。然後新政府一上台，馬上就推出高鐵「一地兩檢」的方案來考驗大家的信心。請先不要急着用魯迅筆下的「一見短袖子」就要聯想到「私生子」的中國式想像，去把反對一地兩檢的人先打成反中央，然後再上升到萬惡港獨的層次。我們可以很心平氣和地來談一談說話究竟還算不算數這回事：為什麼上一任的政府官員可以說高鐵不必一地兩檢，現在的高官卻又誓言非一地兩檢不可？為什麼同一個人在當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極力反對一地兩檢，今天坐在行政會議裏頭卻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我們完全可以不碰一地兩檢是對還是錯的問題，只是像個剛學懂講道理的兒童一樣，追問為什麼你們昨天說的和今天不一樣。難道你要告訴我們，大人的世界很深奧，我們將來慢慢會學懂嗎？而家最緊要醒醒目目，唔好問咁多嘢。

香港人不是沒信任過體制權威，問題是這種信任似乎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虛擲。我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草擬《基本法》，移民潮興的時候，有些人就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有錢有辦法，冇錢《基本法》」。但大多數沒錢的人只能留下來相信《基本法》，以及早已成為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再到六四之後，又有人說「問你們香港人怕什麼，又叫你們相信共產黨的趙紫陽，他自己都倒台了。你還不怕？你還敢信？」。然而大多數人還是只能相信，留在這座城市，相信它至少有些東西是不會動搖的。接着是普選議題，先是不斷調後它的落實時間（也就是所謂的「循序漸進」），還累得親建制大黨修改黨綱；但他們還是要我們相信，相信他們的承諾是莊嚴的。沒想到後來他們乾脆修改普選的定義，使大家赫然發現當初信過的承諾原來和他們打算兌現出來的結果不一樣。你現在還想勸大家應該繼續相信下去嗎？還是說，是否真心相信不重要，要緊的是永遠裝出一個相信的樣子呢？

我們也相信過廉政公署，相信過律政司，相信過法院，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門和相關體系至少是中立而公正的。但是為什麼同樣是衝進立法會，有的輕判了事，有的還要被律政司追究加刑？誠然，犯法就是犯法，就算有再美好的理由也得承擔責任。但是政府有必要在那十三名青年被判罰之後，仍然鍥而不捨，直把他們丟進大牢才算心甘嗎？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呢？也許一個開始關心新聞，正要接受良好公民教育的孩子會這麼問。我們該怎麼向他解釋？是告訴他，因為他們看不慣人家新界村民宅田被毀，太過多管閒事嗎？如果他更懂事一點，還知道新界有人倒泥頭到廢田破壞環境，而律政司從不上訴申請加刑；有人霸佔官地賺了大錢，律政司根本連提控都懶得提呢？如果他知道了政府放着一大片貴人專用的高爾夫球場不碰，看着黑勢力進村騷擾老弱不管，但卻專挑非原居民的家園來好好「發展」。他會不會問為什麼同樣犯法？有人一定沒事，有人就一定要重判？為什麼有些權貴可以為所欲為？而弱勢就只能任人魚肉？你不必回答，他自己長大慢慢就會明白：唔關你事嘅嘢，你就唔好多管閒事；有權有勢嘅人，總之你得罪唔起。

這種環境，正是我不少大陸朋友想要移民的理由，他們都說是為了下一代好。出國之後，孩子的數學會變得更厲害嗎？當然不是。他們所謂的為下一代好，無非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這裏該怎麼教孩子做人。沒錯，學校一定會要我們關心他人，政府更是喜歡倡導大愛無疆。是的，老師會告訴學生公正的價值，官員也每天反覆吟誦用這兩個字造出來的句子。所以一個小孩當然曉得要幫助他人，關心弱者，有些時候更要路見不平，勇敢有為。那麼收集汶川地震遇難者名單，想要還亡魂一個清白，因而被判入獄的那些人算不算是關愛他人？為了爭取外地民工子弟就學權利，坐牢坐了四年才剛放出來的許志永，又算不算是為了公正而見義勇為呢？從扶助一個路邊跌倒的老人家，一直到為了大愛而被囚這條連續線上，我們應該把界劃在那一點上呢？愛要愛到什麼程度才叫做「破壞和諧發展」，才叫做「擾亂社會秩序」呢？於是沒多久，大家就都明白了，善良也得善良得響應號召，國家要你關懷的時候你關懷，國家要你愛到那個地步你就愛到那個地步。在這一切關於人性善良面的教育裏頭，最最要緊的莫過於知機，莫過於安全。在一切價值觀的教育裏頭，最最重要的莫過於風向，因為有時候，上一個領導推崇的價值未必符合現任領導的心意。

不必冒險，不必付出代價，不賠穩賺的愛，這樣的愛還能叫做愛嗎？也許可以。例如近日澳洲一列華人開車上街，抗議印度侵犯中國邊境，有的車子上還貼着「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標語。這些人當中有早已宣誓效忠澳大利亞，放棄中國國籍的移民。請注意，我從不認為移了民就不能真心誠意地說自己愛中國，我只是覺得他們這種愛國正是今日中國式的愛的象徵，沒有風險，不受霧霾侵擾，也不為醫病所苦，是種很隔離而且很安全的愛；一種知所進退，在充分計算過失利和獎賞之後得出來的愛。

我認識一位老大姐，她的愛叫她吃過了太多苦頭，一輩子坐過兩次政治牢，第一次是二十歲剛過，文革末期得了個參與「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後來這麼多年，儘管可以，她卻從沒想過移民，頂多是把孩子送出去上學而已。但她年紀也大了，近日終於提起想走的事，而且說到這念頭的時候還有點不好意思。她的理由我完全明白，無非是想在餘生多點自由，那甚至不是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之類的東西，而是做一個正直的人的自由，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勸她：「大姐，你沒欠這個地方什麼了，想走就走，能走就走吧。後面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了」。（交稿之後，方知又有三位青年遭遇加刑。至此，我所記得的香港終於遠去。以後就是另一種版本的老香港要重新盛大出台的年月了。這種香港強調的是醒目和靈活，而且將來還得更進一步，連在所有價值觀和邏輯上頭都得醒目靈活。）

梁文道：德里街頭上的印度（另一座首都之二）

【蘋果日報】德里的街道不宜步行，但卻適合人居，特別是在晚上。大馬路中間用來隔離兩邊對向車道的安全島，原來是座公共卧室，有許多人會睡在上面，無視身邊的車流和噪音，酷夏的蚊蟲，以及北印度陰寒的嚴冬。他們睡在這裏，不是因為他們的嗜好與別不同，而是因為他們無處可去。這些人可能被「開發」的需要驅離家園，遭到了印度版的拆遷；也可能是外地來的「民工」，負責這座印度首都看似永不休止的建築工程；又有些時候，他們兩者皆是，沒了自己的房子，但卻要修築其他人的房子。

瞭解到這一點之後，就能順道理解行道樹上懸掛的膠袋，和街邊房頂上那一堆堆防水布包裹到底是什麼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遊客一開始都以為那是垃圾，直到看見夜間棲身於公路和屋角的居民，這才明白它們原來是家當。那些袋子裏裝的是衣物和裝水用的瓶子，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居民晚上會從樹枝和遮蓋房頂的鐵板上頭把它們取下來，拿出他們要用的東西，天亮了再把它們裝好掛回去。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衣櫃和儲物間，公共和私人在這裏幾乎沒有界限。

難怪一位享譽國際的印度學者那年初訪中國，在被記者儀式性地問到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時，會這麼回答：「我最驚訝的是中國的大城市為什麼會沒有貧民窟？街上為什麼看不見窮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當時一些網民覺得這個答案很好笑，他們自豪於中國和印度的差異，嘲刺印度首善之區的殘敗落後。但仔細想想，便會發現這種分別其實一點也不好笑。中國大都會裏的貧民都到那裏去了呢？

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在他的《資本之都》裏頭還提供了一個更加讓人震驚的德里街景：

「讓這座城市運轉起來的那些人的建築同樣破敗，甚至更慘。比方說我現在開的這條路，最近拓寬了，兩旁一排排房屋的前面都在拓寬的過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段路看着就像戰區。衝擊力更強的是，每個開車經過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斷的房間裏，生活照舊。即使在較高的樓層，上面的人可能從地板斷裂的邊緣掉下來摔死，但房間裏仍然亮着燈，桌子靠牆放着，職員們打電話的時候，捂起耳朵隔離街上的噪音。卡車開過的風把牆上的日曆吹得翻起來；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攪動着汽車尾氣的煙霧」。

所以德里一點也不像北京，印度也和中國完全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公權力的強度。每遇德里這種可怕的景觀（以及住在街上的人群），中國遊客往往都會忍不住問，政府在幹什麼？政府怎可能坐視一些民房被拆成一座大型的娃娃屋，讓人能在路上窺見內裏透明的家居生活？政府又怎麼可能任人霸佔城市的公共空間，將它們轉化為流動的旅舍？我知道有人還會因此把它歸罪到制度的選擇上頭。畢竟一下飛機，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機場就以一面巨大的標語牌招呼來客，上面寫着：「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但先別着急，在路上多走一會兒，他們必然會注意到永遠堵塞的車道上頭有種似曾相識的古怪氣息。問題不在表面，交通擁堵，車子開不動，是很多地方常有的事；因此所引發的焦躁和憤怒，也絕非印度獨有。但在德里，那股不安的情緒簡直緊張到了戰場的級別，正正是我在北京時常聞到的氣味。拉納·達斯古普塔如此形容路面的情況：「這時身後響起了一片憤怒的喇叭聲，好像哀嚎着：燈綠了，綠燈的承諾卻沒有兌現，太糟糕了，我們一直都知道這世界會變成一個騙局」。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焦慮？為什麼暴力似乎總是一觸即發（永遠有人在街頭吵架甚至動手）？大家到底在急什麼呢？

一個以色列來的心理學家曾經坐在拉納·達斯古普塔的身旁，目睹他們在車流當中遇到的景象，他說：「以色列有過大屠殺，但我們沒有這樣的行為。我們把那些經歷放在身後。我在這裏看到的是奴隸的行為。這是一種求生的模式。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為什麼？拉納·達斯古普塔認為，那是因為他們覺得：

「整個世界都在全盤否定他們，所以如果要過好日子，就需要不斷爭搶，篡改規則。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賄和個人關係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簽證、駕駛證，快速了結關係、上學、邀請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會地位，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權力、財富和關係網能讓生活輕鬆美好很多。學校和醫院的管理者很多時間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致力於關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們的依附者，那些人叫囂着要獲得優先對待。在學校和醫院這樣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變得和道路交通一樣混亂不堪，但沒人想做一無所得的無名大眾。可能有人認為，像德里這樣一個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會孕育出對民主的渴望，但事實不是這樣。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什麼社會權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權階級的特權。他們或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樣享受那凌駕於法律或習俗之上的特權吧」。

梁文道：和以前有些不一樣

【飲食男女】如果你在京都老鋪的圈子裏認識一兩個人，久了之後自然就會認識更多的人，同時聽說不少八卦。那些八卦傳聞乍聽之下，似乎不可思議，然而若是自己接着親身體證，便會發現原來圈內人的小道消息還真不能不信。

例如一家馳名日本，甚至全世界都曉得的頂級日式旅館。這間旅館不只是京都老店的代表，更是日式美學和服務水準的最高典範。從暑寒二時拖鞋的更換，純樸料理底下的紮實功底，找不出一丁點瑕疵的室內陳設，一直到一塊簡簡單單的浴室香皂，這家老店幾乎沒有一個細節不講究。偏偏就是這家近年頗受華人遊客歡迎，大家趨之若鶩的三百年老號，居然有圈內人說：「嗯，怎麼講呢？聽說他們最近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樣了」。在某些日本人那裏，「和以前有些不一樣」這個說法，就相當於「水準下降」，已經是個不算隱晦的嚴重指控了。而且說這些話的人臉色還不太對，就像是不好意思講破了別人家醜聞似的。

果然，它真的是不一樣了，而這種不一樣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沒錯，其庭園造景依然心思細密，無論從房間內的那一個角度看去，都看不出絲毫破綻，看不到隔在竹欄後的冷氣機，也看不到隔壁房間的人影，只有一片初夏新綠，生機盎然。可是真正使得這家人名揚四海的，卻還不是這些你看得出來的細緻硬件（如果我們可以用「硬件」二字去形容樹木的裁剪，石上青苔的護養，以及吊掛畫軸的釘子的話），卻是照片裏無從辨其蹤影的「軟體」（也就是服務）。

所有的侍者當然還是客氣禮貌，待客恭敬。但從前住過這兒的客人自會發現，打從進門開始，便能感到這家旅館有些不一樣了。首先，在門外下車，擾攘一陣，直到你自己提着行李箱進門，這才有人出來招呼。這有問題嗎？有的。因為從前的他們有種特異功能，就算沒有男侍在門外灑掃，而且車子也還在十米開外，事先更沒說好幾點入住，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會有人出來對着你笑意盈盈地鞠躬行禮，認定了你就是他們正在期待的客人。果然，你車子一停定，他們就上來開門（另外一人則搶去尾廂搬行李），並且初次見面就準確無誤地喊出了你的名字。

現在呢？你自己拖着行李走進了前門，他們就和尋常酒店似的，過來請教你貴姓大名。算了，你想這也許是這一行的常見情況，偶爾失準，在所難免。可是下一幕卻又讓你不得不思忖，莫非他們真的和從前不一樣了？因為這回進來打招呼的「女中」竟然不是去年那人（剛剛在玄關才看見她呀），於是甚麼喜好習慣都得在幾句閒聊裏頭有意無意地問起。這不禁令人懷念往日此處那些年紀較大，英文沒那麼，溫暖得像是好同學的媽媽，但舉止應對仍然恪守儀則的女中。那時候，初次接待過你的那人一定就是以後都還要跟着你的人。她見慣世面，於是你任何一個舉動和表情背後透露的信息，她都瞧在眼裏，然後默默地在你還沒提出任何要求的時候，就先行一步地滿足了你的需要。知道你是新客，甚至從未住過老派日式旅館，於是會柔和客氣，不傷你自尊地，教你如何穿好一套日式浴衣。如果是女客，她甚至會主動替你搭配，找來一件最配得上你膚色的衣服。如今這些年輕女孩，甚麼都做得很對，但就是少了這股難以言辭形容的體貼和氣度。

這是不是太過吹毛求疵？也許吧。可是這種等級的老店，之所以敢收那種價錢，之所以享有那麼高的名聲，靠的不就是這種看不見的，多出來的那麼一點點嗎？

梁文道：洗浴缸的職人（老店之死之四）

【飲食男女】還記得「孤獨喬治」（ Lonesome George）嗎？牠是世上最後一隻「平塔島象龜」， 2012年去世，此前獨自存活了幾十年，科學家想盡辦法都找不到能夠使牠繁殖後代的雌龜，於是成了舉世知名的稀有物種象徵。

牠的故事使得小孩都能明白，一個物種的滅絕不在它最後一個成員之死，而在它不再擁有足夠數量的個體。如果沒有足夠數量的個體，一個物種就不能確保它的繁衍存續。所謂「足夠數量的個體」，則依物種而異。有些動物只剩一百隻就可以叫做完蛋了，有的說不定光靠一對雌雄還能再起（例如人類，有些學者認為全世界就算死剩一男一女，人類也還是有希望的，只不過近親繁殖帶來的缺陷難免）。

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京都的老牌名店之所以這麼多，是否也是因為這些會彼此生意往來，互相照顧幫襯的商家也達到了某個足夠的數量，過了 critical mass最 critical的那條線呢？比如說某家專門替人清潔木製澡盆的老鋪，他們幾十年來幾乎不做一般人生意，因為一般家庭的木浴缸還用不上他們的服務。只有那些捨得把錢花在壽命有限，造價不菲的頂級紅檜浴桶上的旅館，才有必要請他們派職人上門，以包含蜈蚣乾在內的各種古怪材料調製的清潔粉，洗刷澡盆上頭的污漬。普通遊客多不知道這個世上居然還有這門專業，更不會有和他們直接打交道的機會。這家人的生意之所以做得下去，全賴京都尚有不少頂級旅館，且那些旅館又都恪守傳統，不會輕易改變習慣，絕不找自己的員工用現代化工產品清理浴盆。

這類專到不可再專的古老職業，京都尚有不少，它們和外人熟悉的那些料亭旅館菓子店，一齊撑起了京都名店的生態圈，維持住了整座城市老字號的招牌。這些老鋪的數量，保證了他們全體的存活；相反地，其中任何一家的死去，則多半會牽連到其他有生意往來的夥伴，造成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的整段區塊的崩塌。因此這個圈子必須保守、緊密，大家都得盯着大家的動態，看看有誰最近幹得不是太好，容易連累他人。同時他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當家）也會注意市場的趨向和世界的動態，共同探索開拓新局的機會，好讓大家還能擁有下一個一百年。

這些老店家還會依照行業性質和所在區域，組織出大大小小的行會與聯盟，定期交誼，形成一環套一環，互相交錯繁複的大小圈子。就像京都這座城市，雖然號稱日本第八大城（以人口計算），面積廣逾八百平方公里，但它的另一面卻像是一個小村莊，講究人際關係和個人聲名，似乎每一個人都認識每一個人。老鋪名店的圈子亦然，充滿了鄉下農村的氣息，講究那種黏稠的人際倫理，既喜歡相互串門拜訪，逢年過節依時送禮；也喜歡八卦是非，流通圈子裏的小道消息。所以要想知道哪家店的最新情況，只要認識幾個圈內人，就可以八到最內行最專業的資訊了。想要打聽一家百年老店的東西是否名副其實？他們會掩着嘴委婉地小聲告訴你：「其實呀，別看這家店樣子古老，一對老爺爺老奶奶看門，聽說他們的貨早就不是自己做啦……」。

梁文道：似曾相識的印度（另一座首都之一）

【蘋果日報】印度不是中國，孟買不是上海，從一個遊客的角度來看，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我還記得幾年前在德里（由於是首都的關係，有人形容它就像是印度的北京），見過多少今天的北京絕對見不到的景象。例如馬路邊上一座男用公共廁所，小小的建築居然整整少了一堵牆，而且少的恰好是正對馬路車流的那一面，於是車子上的乘客全都能夠看見廁所裏頭一排男子半露屁股，背對着我們灑尿。又比如說印度外交部轄下的一座大樓，等着進去辦證件的人把隊伍從裏排到了大門外的街上，那條街是典型的德里街道！坑陷四處，滿是積水淤泥。堂堂一座中央政府直轄的辦公樓，門外就是好幾隻午睡中的流浪狗，坐在牆根向人伸手討錢的乞丐，以及一些賣水果雜貨的小販。這也是北京絕對不會有的現象。在北京，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建築外頭的馬路一定是平整的，沒有流浪狗，也沒有乞丐，更不會有堵在大門外的小販和不知來意的群眾。要是有的話，那些人和狗如果不是想擾亂公眾秩序，就是更壞的試圖顛覆國家政權，立刻就會被人清除乾淨。

難怪中國人對印度如此不屑。如果你在網上輸入「孟買」、「上海」和「比較」等三個關鍵詞，搜索出來的結果裏頭全看到一片網民的恥笑，笑印度人不自量力，竟然常說什麼「上海就快超過孟買」之類的大話。中國網民的言語絕對不乏「阿三」之類專門用來招呼印度人的貶稱；而「金磚四國」和「龍象之爭」等一度熱門的潮流語，則都成了歷史甚至考古的概念。印度，到底憑什麼可以拿來和中國比較呢？

可是很奇怪，我總能在印度作家的作品裏頭讀到一些和中國人常識相反的信息，它們似乎不斷在提醒我，當前的印度是中國人不會覺得陌生的，它其實很像中國的過去（不久之前的過去），甚至很像現在中國某些地方的局部。更重要的，是在缺了一面牆的公廁和馬路上漫步的動物之外，背後那股幾乎野蠻的能量，是和中國一模一樣的。有意思的是，所有我讀過的這些印度作家都沒有打算要證明中印的相似；恰恰相反，他們要強調印度的獨特。

比如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布克獎（Booker Prize）得獎名著《白老虎》，整部小說由七封長信構成，寫信的人自稱是「白老虎──一位思考者與企業家」，來自「世界科技與外包之都──印度班加羅爾」，收信人是「中國，首都北京總理辦公室，溫家寶總理閣下」。這七封信的來由是「白老虎」巴拉姆聽說溫家寶快要到訪印度，於是半夜伏案寫信述說自己從低級種姓一路幹到財主的生平，好讓溫家寶知道真正的印度，讓他瞭解印度是個多麼奇特的，動盪的，粗野的國度。也就是說，這是一部印度人寫給中國人看的自我介紹，而且寫得大膽生猛，似乎總在貶損印度，揭露它的諸多病症，然後時不時地對照中國，如「中國人民崇尚民族解放每個人自由，英國人曾試圖奴役貴國人民，但你們從未讓他們得逞」。而印度就像一座動物園，「把解放的鑰匙放在他手裏，他會咒罵着把鑰匙還給你」。

然而阿迪加筆下這位巴拉姆越是想要說明印度和中國的不同，我卻越是覺得親切。自幼家貧的他當過一個富二代的司機，那個富二代的爸爸是個稱霸一方的土豪，平日勾結權貴，仗勢凌人，卻把兒子送到美國唸書。留學回來的這個富二代一心想着學以致用，要把「西方先進的那一套」帶回印度。但是沒多久，偉大的理念就在印度「特殊國情」跟前崩塌，再好的管理思想也比不上人際之間的潛規則。於是這個原本還有點天真，對待下人算是尊重平等的富二代就變了，變得適應了他的土地。後來他醉酒開車，撞死了一個流浪漢的孩子，更學當地人的習慣，叫司機巴拉姆頂罪。巴拉姆對這個主子自然不必憐惜。將來，他會用一個酒瓶敲碎墮落主子的腦袋，捲走他一大筆錢，完成「原始積累」，然後逃到印度人最嚮往的新興大城班加羅爾，攀着印度經濟改革快車的尾巴，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其間自然少不了買通包括警察局長在內的官員），終於躋身上流社會。最後，他坐在桌子前面，寫信給中國總理，要令他明白光鮮外交場合後頭的真正印度……

假如我保留《白老虎》這段骨幹情節，改掉所有人物名字與時空背景，將它寫成一個中國故事。你會不會覺得這是個太過陳腔濫調的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隱喻呢？

《白老虎》是阿迪加的小說處女作，此前他是《金融時報》和《時代》雜誌的記者，寫的當然是非虛構文章。我最近讀到的《資本之都──21世紀的德里肖像》，則是小說家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的第一本非虛構著作。這也是一本訴說奇特的印度故事的書，但一樣叫我熟悉，特別是德里的街景：「也許，人們在德里首先會發現的一件事是：這裏不怎麼適合步行。過去的十五年裏，像高速公路一樣的道路越來越多，所以德里有時候被拿來和洛杉磯作比較。這些道路都是為了汽車而造，毫不考慮其他所有的交通需求，因此出行如果靠走路會出奇艱難」。這段話，我能原封不動地送給北京。沒錯，老北京不是這個樣子，但老德里也一樣不是呀。過去這十五年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梁文道：京都老店生態圈（老店之死三）

【飲食男女】見過這麼多京都老店，最令我感興趣的不是他們那不知可以追溯到甚麼年頭的悠久歷史，也不是他們如何像外界傳說的那樣嚴謹小心地守住了祖宗家訓，甚至不是他們今天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否真的不墮老店威名；而是他們原來也幫襯老店。

例如紅遍東亞，但堅持只在京都開設門市（而且就只有這麼一家門市）的「一澤信三郎帆布」。他們的匠人在入職的時候會收到一套裁剪帆布用的刀剪，這些刀剪全都來自京都一家老字號刀具行，非常耐用。但再怎麼耐用的刀具，用久了也一定會鈍，所以必須定期打磨。經年累月地這麼磨下來，結果就是一把原來長逾二十公分的剪子，終於變得剪刃不過手掌寬度。可他們還是會繼續用下去，並且驕傲地向人展示，似乎是要證明會做經久耐用的帆布包的匠人，也一定會以愛惜物用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工具。有意思的是磨這些刀剪的人也不是一般人，而是一對專門磨刀的父子職人，他們和「一澤信三郎帆布」的關係少說也有幾十年了。除了「一澤信三郎帆布」之外，他們還會為其他京都商鋪（比如一些老牌料亭）工作。又像許多日本工序，「一澤信三郎帆布」的匠人每日下班前最後幹的事就是打掃清潔自己工作的區域。他們用來掃除地上布屑和線條的掃帚原來也有來頭，正是開業於1818年，三條通上的掃帚專門店「內藤商店」。這家現在由一對老夫婦主理的老店是不少遊客心目中的京都景點，木頭搭建的店面經過年歲洗刷，早成一片油亮的烏黑。從打掃寺院的巨大掃帚，到清理電腦鍵盤的小棕刷，各種用途，各種尺寸的掃子，全在店中有序陳列，壯觀得不得了，每叫遊人驚嘆，買賣掃把竟然也是個專業，居然還是個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專業。我問信三郎夫人，這些掃把是否真的這麼好用。她非常肯定地說：「當然！你一用就知道了，一般的完全沒辦法比」。

「一澤信三郎帆布」不只是京都好些老字號的客人，他們也為其他京都老字號服務。比如創於江戶享保年間的「鍵善良房」，一道夏日沁人心肺的清涼甜點「黑糖葛切」賣了三百年。下次你要是有機會去試，注意一下他們桌椅地上專門用來給客人放包的方形大布袋，那就是「一澤信三郎帆布」的出品。又如專做茶葉罐的「開化堂」，始建於明治八年，他們有一款小茶罐是可以連小布袋賣的，而這個特地訂製用來套在錫製罐子上的帆布袋，赫然縫上了「一澤信三郎」的商標。「開化堂」自己也是另外一些京都商店的供應者，像是創於1717年的茶葉行「一保堂」，他們便和「開化堂」訂製了一批用來賣給客人的茶葉罐。然後「一保堂」的茶葉，你又能在一家老派旅館的客室裏嘗到它的味道……。京都老店可以用來玩連連看的遊戲，你總能在其中一家找到線索，把你引到其他幹着不同專業的老店，一路這麼尋索下去，直到把京都所有老號名店全都串起。

梁文道：找不到雞蛋的不幸（選擇雞蛋的幸福之二）

【蘋果日報】今天回顧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哈維爾與昆德拉之爭，以及那場關於政治介入的爭論的中國影響，我發現自己已經變得比從前更能同情昆德拉。我知道這麼講，一定會令一些友人失望（特別是大陸友人），他們可能會覺得我變了，甚至會批判我背叛了更加崇高的道德原則，投向犬儒與虛無。理由或者就和我們對那場斷續了二十多年的爭論的一般認識一樣簡單：哈維爾發動《七七憲章》，並且為此投獄。於他看來，在這樣一份政治宣言上頭簽名，或者聯署任何一封關於政治犯的聲明，不只能對普通百姓和當事人起到支持打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為簽名和發聲這個動作本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當中」，是拒絕冷漠與虛矯的良心體現。而昆德拉呢？他不僅在小說裏頭諷刺一些知識份子所謂的政治介入只是自我虛榮心的放大，以及可笑的角色扮演（扮演某種無畏無懼的英雄角色）；並且還在評論文字當中置疑各種抗議遊行的效用。他甚至把各種爭取自由和正義的政治運動，一一等同於前東歐政權以革命名義所發起的大型群眾遊行，全都歸在他那個著名的概念之下──「媚俗」（Kitsch）。

我曾經深信，正如我許多朋友一樣，中國缺的正正是哈維爾這類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道德勇氣；面對一個至今仍把「說真話」當作難得美德，動不動就誇讚一位作家乃至於一個官員「敢說真話」的社會，我們難道不該都奮力地讓自己「活在真實中」嗎？相反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當年中國所掀的熱潮，則恰恰說明了中國是如何地不乏世故。好像每個人都看透了世情，都曉得空假大話就只不過是空假大話，自己雖然不信，但也不忙揭穿，甚且可以偶而配合着說上兩句。為什麼？因為說真話根本沒用；不只沒用，還要有禍，倒不如「幹點別的更有意義的『實事』」。對照起哈維爾那種立基於捷克版現象學及存在主義的實存抉擇，這類中國處世「哲學」當然是犬儒的，極有可能是懦弱的托詞而已。昆德拉作品最糟的地方，是他還為這些怯懦的托詞提供了一套似乎有點哲學基礎的保證。於是在面對一份政治文件或者一場運動的邀請時，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你別逼我表態。我既不為政權頌歌，也不會為了什麼『自由』和『人權』這些抽象的大詞鼓樂，這都是『媚俗』」。這確實是種中國更加歡迎的「後現代」取態。

徐友漁先生在當時那場論辯裏頭留下了這麼一段文章結語：「我承認，就我們目前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水準而言，哈維爾的主張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絕不會去嘲諷和誹謗。哈維爾的出現或許使人難堪，但我寧願有這樣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狀況受到質疑或挑戰，我不屑於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辯解」（參見徐友漁〈昆德拉、哈維爾和我們〉）。請注意這段話的最後一句，似乎是暗示中國眾多知識份子對昆德拉的解讀只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在昆氏作品當中，可能還有一些也許不是那麼「形而上的」辯解，足以回應哈維爾那堂堂正正的道德要求。

我之所以變得更能同情昆德拉，就是因為多年來的見聞和經歷，終於讓我讀懂了他全盛期作品裏頭那些不太「形而上」的具體處境。比如說有這麼一位學者，他從不聯署任何政治聲明，儘管他那些時常活躍於這類運動朋友都引他為同道，而他甚至也自認是那些人的同路人。那為什麼他不參加那些會使得他更能「活在真實中」的活動呢？理由很簡單，他是少數還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某類見解，還能在校園當中不受干擾地研究教學的著名教授；要是他參與了這等犯忌的事，這些空間或許就要被壓縮至無了。更別說另一位老友，一直以來默默幫助了那麼多出了事的人，替人安頓家中老小；要是他也把自己搞成了一個「出了事的人」，還有誰能做到他正在做的那些事呢？所以所有那些勇於站在大街上舉牌，敢在一份又一份聲明上頭署名的「哈維爾」，都不會斥責這兩個朋友的公開沉默，更不會認為他們因此投向了高牆，放棄了難蛋。因為在這種處境底下，我們實在難以辨明到底哪一種選擇更對，哪一邊才叫做最正確的雞蛋。

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頭的托馬斯，他曾經面對過兩次簽名的邀請。第一次是捷克秘密警察要求他在收回一篇攻擊政府的文章上的聲明署字，他拒絕了，於是他從一個聲名卓著的外科醫生變成了一個走在大街上的清潔工。又由於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和他抗拒政府要求所導致的下場，所以他在異見者圈子裏頭大概算個有名的好漢。然後他那傾向這個圈子的兒子，與一個因為「布拉格之春」被清洗出去的報社記者，就跑過來找他簽第二次名了。這回他們要他簽的是份請願書，呼籲當局赦免一位政治犯。出乎他們意料，他這次居然也拒絕了。他不只拒絕，還要說這麼做的意義，遠遠比不上他的女友特麗莎在雪地中救出一隻被活埋的烏鴉。

更讓勇敢雞蛋擁護者生氣的，是托馬斯居然在書中另一處反省當年為什麼不乾脆配合政府。公開收回自己說過的言論固然可恥，並且助長了政權散佈恐懼的力量；但繼續做個外科大夫，卻可以救活更多的人命呀，更何況他在這個專業裏面是個那麼優秀的國手。到底是該保存自我的尊嚴，還是要救治更多的生命？誰能肯定選擇前者不是勇敢而是自私？誰能判斷選擇後者不是慈悲而是懦弱？這就是托馬斯曾經面對過的抉擇了。這種抉擇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雞蛋與高牆那麼簡單，那麼壯美，那麼地判然二分，是非分明。我認為村上春樹這個著名比喻，在昆德拉所描繪的這種處境當中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難道做個不反抗政府，但能救人無算的決定，就是該被辱罵地站在高牆那一邊嗎？昆德拉關於托馬斯這兩次選擇的描寫，甚至抵銷掉了過去中國知識份子對他過度簡化的犬儒版理解。因為他為托馬斯提供的是一個只會發生在威權社會的境遇，一個不正常的選擇，一種任何中國知識份子都該能同情理解的兩難局面。一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根本用不着在是要批評政府還是要當個醫生之中下決定。難道不是嗎？為什麼一個醫生不能在報紙批判政府？為什麼一個人要是不公開收回自己的政治評論，就必須要放棄自己的事業？無論托馬斯的抉擇如何，身為讀者，我都很難評斷他的對錯。因為只有在他那種異常的境況底下，才會產生這麼古怪的抉擇，才會有在還想不想當個醫生的問題上分出是非的必要。

能夠在雞蛋與高牆之間毫不猶豫地站在雞蛋那邊，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為會面對這個抉擇，就表示你還沒進到昆德拉筆下的那種處境，你還在是非對錯，勇敢和怯懦仍算分得清楚的世界。今天的香港暫時還是幸福的，只不過我感到這種運氣不會長久。

梁文道：謝絕生客（老店之死二）

【飲食男女】京都傳統店家多半低調，門前最多一盞昏黃紙燈，要走近才看得見店名。一道暖簾半掩，更是叫人疑惑，不知葫蘆裏頭到底在賣甚麼藥。就算尚未客滿，就算你能說一口流利日文，甚至你乾脆是個日本人，貿貿然走進去想找個位子坐下來吃飯，多半也會被客氣地請走。這不一定是你沒有預先安排訂位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還不認識你。這就是使得京都秘店惡名昭彰的「一見さんぉ斷リ」（『謝絕生客』）了。想要光顧，必須先有熟客介紹，或者跟着老客拜訪過一次，讓店家知道你的名字，認識了你，下次你才可能有機會自己上門，登堂入室。

坦白講，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值得誇耀的傳統。但不知怎的，直到今日，依然還有不少很看得起自己的食肆酒吧奉行這種規矩，甚至傳染到了東京、大阪，和名古屋等現代都會。不接「一見客」，其實是歷史的殘留物，那是當年祇園和上七軒等花街鼎盛時期開始流行的做法。那年頭沒有信用卡，要是在茶屋或料亭召妓請客，一下子花大了，身上不夠銀両應急，那該怎麼辦呢？沒關係，反正是老主顧了，大家這麼熟，這回就先記下賬好了，改天差個小弟跑過來埋單便是，別為這點小事煩惱。久而久之，許多客人和店家甚至形成了一年才算一次總賬，平時都是吃完拍拍屁股就走的習慣。而且算賬付款最好都不用客人自己出面，是他的手下代辦，付錢的時候還要帶上禮物，這才叫熟人，這才叫感情，一講錢那就俗了，你說是不是？

由於埋單成了一門熟人之間交往的藝術，所以生客如何結賬就反而是個問題了，為免麻煩，乾脆不接。

單從「謝絕生客」這種習俗的由來和延續，我們就能發現京都老派人家的兩個特點，一是保守，二是講信用。認識到這兩點，也就能夠明白京都的百年老字號為甚麼會那麼多了。

土生土長的傳統京都人不像我們這麼喜歡嘗鮮，一聽說有哪家店新開張，東西不錯，就立刻趕去排隊試試。不，他們往往只會幫襯自己早已熟悉的店鋪。小時候我們家過節都一定要來這家店買些糕點，所以我長大成家之後也還是帶着我的孩子繼續去這家店辦貨。這就像足球文化發達的地區，當某家球會的球迷常是父子傳承的身份，在京都做買賣也有可能是好幾代人之間的事。

如此保守的心態，背後關鍵在於信任。我之所以只在這家刀剪店買刀，不只是因為我們一家已經和他們交往了三代，更是因為他們家的東西確實是好，絕不會不理我的需要，硬要推介一些價錢貴但我用不上的高檔貨。也就是說，在長年的往來之中，買賣雙方形成了相互信任的關係。世間不定多變，充滿風險，大家都寧願抱住一棵根深的大樹。我不止從不欺騙我的客人，還得做到有求必應，然後對方才會把人世最是珍重的信任託付給我，接下去我就至少有了一個長久且穩定的客戶。這樣子的生意，講究的首先不是做大，而是做久。

老店的存活，依賴的不是名氣招徠的外地遊客，而是深植本地的老主顧。當老店都只和老店做生意，量變便會引起質變，有了一個生態系統。這就是京都老店的世界了。

梁文道：結局之後的劇情

【蘋果日報】對於北京政府來說，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劉曉波先生本來只要再坐個三、四年，就要從牢裏面走出來了，儘管一定會被嚴密監控，甚至遭到軟禁，但他到底是個活人。面對着這麼一個曾經有機會流放國外，卻堅持要把牢底坐穿的人，你還能拿他怎麼樣呢？再找個理由把他丟回監獄嗎？沒關係，他入獄三次，早已習慣囚犯這種職業。於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國異見份子領袖，就會這麼活生生地站在神州某個角落，成為強權鞋子裏頭一顆讓人從腳到頭都不舒服的石子。一個搞不好，說不定他還真的會是中國版的昂山素姬或者曼德拉，在意外的局勢下促發真正的變革力量。但他卻在這時候忽然病逝，「十九大」召開之前的幾個月，所以問題不再，什麼都沒有發生，迅速回復正常。

一直不願去國的劉曉波，最後之所以要求外出治病，大家都曉得，是為了他的妻子劉霞。那麼劉霞接下來還會繼續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嗎？許多論者覺得是會的，因為他們認為劉霞可能會被人當做是劉曉波政治遺產的繼承人，秉持丈夫的遺志，成為一個象徵。不過認識劉霞的人都曉得，她實在不是這種人。她愛劉曉波，但這並不表示她愛政治，她喜歡的劉曉波是那個政治之外，絕大部份人都不曾有機會瞭解的「大傻瓜」。而劉霞自己，除去劉曉波妻子這個身份，她首先是個詩人、攝影家、藝術家。如果可能，她大概會想過上一種自在安逸的生活，穿自己愛穿的衣服，吃自己愛吃的菜。儘管我深知我們多少次的呼籲都不會管用，可我還是打心底盼望當局能夠還她自由。經過這麼多年的貼身監控，你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瞭解她了，你們不可能不曉得她是無害的。既然劉曉波已逝，劉霞做為人質和威懾他人的示範效用當然也就自動消失，又何必還要為難這個本就與世無爭的人呢？我相信，所有劉曉波生前的朋友都不會想到要「利用」劉霞去做些什麼的，你們真的不必擔心。

不過我也明白，短期內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們那麼聰明，劇本早已寫好。就從劉霞的弟弟劉暉親筆簽署，要外界不要胡說劉曉波治療情況的那封信開始，大家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讓劉霞一家以家屬身份公開感謝當局的盡心盡力，間接切割他們和外頭所有朋友的關係，然後外面要是還有誰想搞一個追思會，想要抗議劉曉波最後日子所得到的對待，便都是不顧遺屬感受，挾帶政治目的，別有用心的陰謀舉動了。最起碼，你們要讓大家看見，所有這些舉動都得不到劉曉波遺屬的支持。

我們甚至能在《環球時報》等喉舌媒體的評論裏頭看見另一條奇詭的隱伏劇情線，那就是主動把劉曉波描繪成一位「受害者」，不是這個政權底下的受害者，卻是「西方反華勢力」和「錯誤思想」的「受害者」。劉曉波的生命軌跡太過淒慘悲壯，他的言語太過溫和有理，不論生死，如何定性他為十惡不赦敵人，而又要顯得有說服力，都不容易。何不將計就計，乾脆承認他的悲劇，略略把他形容為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呢？他是囚犯沒錯，可他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他太過單純，誤信了不合國情的，西方那套所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虛偽宣傳，妄圖顛覆國體。國家縱是再寬大，也不得不依法治他。但國家就像慈母，對待逆子還是好得不得了，不只悉心照養他的身體，還允許他在獄中讀書運動。你看他不只在〈我沒有敵人〉當中承認看守人員的友善，還在生前最後採訪片段裏頭感謝醫護的體貼，這豈不是國家仁善的明證？相反地，當初用言語蠱惑他，給他洗腦，害他入獄的那些外部勢力，則至死都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人。他們完全不顧「人道主義」的大原則，不理他的身體情況，假借自由之名，硬要帶他出國。相比之下，誰才是真正正義？誰更關懷劉曉波？可謂一目了然。

這種宣傳，這個版本的劉曉波故事，對於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應該沒有多大作用，因為我們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劉曉波故事。但是對於言路閉塞，信息封鎖，浸泡在主旋律正能量大浴缸下的大陸居民，乃至於到了海外仍然不離這種心理環境的大陸居民來講，這可能就是他們所知的劉曉波生平了。所以劉曉波的死，雖然令外間那麼多人悲痛莫名；令我不得不中斷自己原有的思考，只能胡言亂語；可是我必須悲觀地指出，可能真是沒有多大效應的。原來就厭離這個政權的，只會更增離心；原本樂在其中的，只會再過一關，持續那什麼都有發生過的中國日常。

梁文道：來不及變老（老店的死之一）

【飲食男女】老店之所以老，是因為它還活着。看起來這是句廢話；但請想想，這個世界上是不是還有更多的商家，在它們根本還來不及老的時候，就已經死了呢？所以每次我們看到一家開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老字號，就應該想像，當年應該還有許多人在幹着和這家店相同的買賣，然而他們全都沒了，都消失在時間的淘洗之中了。難怪大家偏好老店，覺得他們定有過人之處，才能勝出殘酷的競爭，一代又一代，存活到了現在。

然而，我們在傳頌這些老店神話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忘記他們和人一樣，其實也有衰退的可能。沒錯，這家人的館子已經開了兩百年，過去八代人經營得戰戰兢兢，迎接過一批又一批的對手，每一代的當家都笑到了最後。可是你怎麼曉得眼下這一代就不會是這間餐廳的最後一代呢？我常在中文媒體上面讀到日本百年老店的故事，把它們的歷史說得神乎其神，似乎老就是他們成功的理由（而非結果），他們的過去就已經保證了他們的未來。可是這個世上又豈有真正不變不滅之物呢？會不會現在這一刻就是某些老品牌的半衰期？而我們正在目睹時光遷移所帶來的必然崩裂，見證他們就如其他早已不在的同行，逐步退場？據說京都人對時間的感受是不同的，他們不像北京，更不像香港，會把一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店家稱為「老店」，也不隨便將「百年老店」掛在嘴上。因為在他們看來，最起碼要經過了一整個世紀，一家店才能勉強叫作「老鋪」，而這樣的老鋪在京都市內，簡直比比皆是。

他們是對的，就拿熱門觀光區域石小路一家高級旅館來說吧，開業數十年而聲名不墜，在許多遊人心目中，算是個令人嚮往的老店了。可一些京都人就是冷眼旁觀，似乎是要等着瞧它還有沒有另一個五十年。

看來並不容易。自從新一代人接手，這家取價不菲的旅舍變得「年輕化」了，少東不再穿上亮眼和服出門迎送客人，一身便服只管在櫃枱計賬，是青年旅舍的風格。浴室裏沖身的木桶壞了，他們替換上帶有木紋的塑膠桶。至於早餐，他們竟然端出牛肉壽喜燒，一看就知是晚餐早飯都能用的材料，趁白天廚房人手不足，隨便把東西丟到鍋裏就呈上桌的打算。直到客人離店，傳說中曾經非常優雅周到的老女將才由一位侍女攙扶出來，陪着走到門外。看見這一度風華絕代的老人向你溫柔致意，熬了一天氣下來的客人，此時也只好惋惜慨嘆。原來一家還沒來得及變老，就要死去的名店，便是這樣子收場。

梁文道：選擇雞蛋的幸福（之一）

【蘋果日報】執筆此刻，我們都還不曉得劉曉波的確切現況，只見窗外北京城暴雨驟降，行人倉皇──唯有這種惶惑是肯定的。最近的事，時時讓我想起港台友人深愛的那個意象──「雞蛋與高牆」。看起來，再也沒有比劉曉波和這個體制的力量對比，更能例示什麼叫做「雞蛋與高牆」的了。如此鮮明的景象定然誘惑吾人，刺激吾人，要大家全都先驗地站在雞蛋那邊，然後沒有人可以對這個要求說不，因為它幾乎就是條道德訓令。可是我始終無法消除我對這個比喻的距離感，我總是懷疑它在現實中間（至少是我所知道的中國現實），到底具有多大的意義。

村上春樹當年前赴耶路撒冷領獎，頂着莫大的輿論壓力，很多人認為他不該去接受一個用武力對付平民的政府嘉獎，但沒有人料到，他竟然以一篇演講批判以色列封鎖加沙的行動，更用「高牆」這個當地人都不陌生的形象去表明他的立場。他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這句話鏘鈜清亮，叫人聽了就忍不住鼓掌。然而我還是忍不住想問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作家，乃至於任何個人，就該永遠站在雞蛋那邊呢？是因為雞蛋總是因其渺小易碎而正確，高牆必然因為它的體量和硬度有罪嗎？顯然不是，村上春樹緊接着就說：「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但這是為什麼呢？這樣的立場選擇有道理嗎？

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村上春樹的誠意，我相信他絕對不是為了包括時任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在內的現場聽眾好受一點，所以想要暗示修築隔離高牆並且用火力鞏固它的以色列當局也有可能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要不管誰錯，都得站在雞蛋那一邊呢？一小伙預備發動炸彈襲擊的武裝份子，對比起他們可能傷及的平民百姓，自然是強大的。但是滿懷理想和信仰的這批武裝份子（且不論其信念之對錯），對比起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又顯然只是顆一敲即碎的雞蛋了。這時候，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或者知識份子，又該站在那一邊呢？

村上春樹接下去解釋是典型的村上春樹，他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抽象的獨特個人與冰冷體制之爭，但是我為他依然不能很好地回答那個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道德問題。也許是因為道德從來不是他這比喻的核心，這個比喻的核心是審美的，其力量也來自於審美。雞蛋和高牆只關乎弱者與強者對峙這種處境的感召力，就像大衛對着哥利亞一樣，它會吸引我們不由自主地同情弱者，要和他站在一起；但和他究竟對不對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甚至根本用不着去關心這個問題。

然而「雞蛋與高牆」的比喻卻在流傳之中漸漸生出道德涵義，並且變成一道非常簡單的是非題。雞蛋和高牆，你站在那一邊？答案想都不用想，只要誰敢走去高牆背後排隊，誰就是冷血、屈服，誰就是埋沒良知，出賣靈魂。又由於這個比喻太過單純，所以它可以輕易地被延伸到任何處境之上。比方說一封公開信或者一份聯署聲明，主旨是要恢復一個為了言論而受囚的垂危病人的自由，讓朋友能去為他送上最後的心意。而這封信和聲明的對象則是一個強大到一眨眼就能讓你滅頂的國家。孰強孰弱一目瞭然，甚至是非對錯也都清清楚楚。於是這封信，這份聲明，你簽還是不簽，便是雞蛋與高牆的是非題了。簽了就是有勇氣有良心，不簽就是懦弱和背叛，是不是這樣？

我對「雞蛋與高牆」這個比喻和它的衍伸的最大距離，正正在於我不相信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起碼在我們具體身處的環境之中。不帶任何嘲諷的意圖，我真的以為說得出那番話的村上春樹，以及被那番話感動，進而把幾乎所有困難選擇都看成是雞蛋與高牆之分，不必理會任何代價的朋友，是幸福的。

不幸的另一種環境則是：一個朋友沒有回應一份聯署聲明的邀請，這份聲明如許溫和，純粹基於人道和友情，他怎麼能夠拒絕？那他是打算歸隊到高牆那邊了嗎？可是朋友們明白，「敏感」在這裏是種無藥可救的傳染病，擴散範圍全依形勢而定。由於聲明所繫之人是敏感的，所以不論他和你有多親密，和你有多少志同道合和伙伴情誼，只要你在這份東西上頭簽了名字，你就非常可能也是敏感的了。一經傳染，不用戴上口罩，不必臉上生瘡，你的親友和同事也都看得出來你是必須迴避的。於是你會失去工作，失去一切位置，墜落到沒有人看得見的社會底層，就算有些偶而的遙距關心，也還是幫不了你找到明天的晚餐。你的鄰居也看得出來你有病，因為他們都見過樓下停了一輛陌生的車，都聽到有人夜半急促地敲打你家的門，他們躲在他們家門後的魚眼張望，盡量和你拉開距離。你的親人最有可能是下一批遭到傳染的對象，子女要是上學，其他同學的家長會感到恐懼，叫他們的孩子當心在意，就連老師的臉色也都會變得有些詭異。更不必說手機儲存的那一大批聯絡人了，打電話過去，如果不是沒人接聽，就是冷冷的嗯哼回應。你所有的社交工具，所有對外表達自己存在的管道，全都一夜封閉。然後我們再來問你，雞蛋與高牆，你到底站在那裏？你還會很有信心，想都不用去想地回答說「雞蛋」嗎？你以為你的正確選擇會為你帶來掌聲致敬？不，你沒有可能聽到。你以為你會得到一枚獎章？機會微乎其微。你以為你至少會遇到一大群同志，就像在巴勒斯坦和幾年前的中環那樣，與你一起舉拳抗議，一起逃避從天而降的催淚彈？不，你看不見有誰會和你共同進退，只有你一個人而已。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你才明白，能把「雞蛋與高牆」看成是道簡單是非題，是件多麼幸福而浪漫的事。也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我們才稍有可能理解把劉曉波比做一枚雞蛋的份量。

與其說是「雞蛋與高牆」的對立，這種處境倒不如說是如何身在高牆當中，從一塊磚石變成一顆雞蛋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曾經因為余杰的一篇文章，爭論起該做哈維爾還是昆德拉的問題，迴響至今不息。這個爭議的源頭，是六十年代哈維爾與昆德拉在捷克一場關於簽名的辯論。粗暴地說，哈維爾認為公開發言自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中」，而且還能替受囚的友人打氣。昆德拉則不相信任何聯署聲明和公開表態有用，他甚至認為此中或有行動者做秀出風頭，自我英雄化的動機。演變到後來，跟隨哈維爾還是跟隨昆德拉？便成了是要做忠實於道德良知的聖徒，還是冷靜世故到接近犬儒地步的智者的路線問題了。

梁文道：考古

【飲食男女】老字號當然是傳說的好材料，尤其在日本。儘管時局反覆，反日風潮久不久就要回魂一次，但大陸的哈日趨勢不止，在訪日遊客數字屢攀高峰之外，且有轉向深化的苗頭。最明顯的一點，自是吹捧由日本傳過來的所謂「匠人精神」。如今這四個字已經快到了一個一聽就讓人噁心的地步了，「做投資要有匠人的精神」，「當媽媽也得有顆匠人之心」，這都是我在網絡上隨手抄下來的廣告語。而在這一大片「匠人精神」口號的背後，大家想到的形象卻是一個日本老頭，背負四五代家族傳承的名號，身懷天下無二的手藝，孤燈下獨對一塊木頭，雙手在那上頭又切又磋，不理世俗，心無旁騖。沒錯，吹遍全大陸，乃至台灣和香港這股匠人暴風，其源頭皆在以「職人」態度著稱的東瀛。

在媒體上面，最受關注和歡迎的日本職人代表，往往都「老」。這「老」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人老，那匠人通常得是位老人，幹一件事幹了一輩子；另一個是字號老，那品牌多半是家族小工坊，前後不斷地傳了好幾代，幹的也是同一件事。這種專注，這種堅持，我們當然佩服景仰，特別是現在的中國，凡事求快求變，人人逐利眼前，實在找不出幾個堪與日本那些老牌匠人相比的模範。但我總是忍不住懷疑，這「老」的價值是否不證自明？又是不是被吹得太過頭了一點？一個人從事同一種工藝幾十年，一個字號做同一門買賣過百年，理當有過人之處，否則早被淘汰，不可能活到今天。可問題在於日本社會相當特殊，許多老店的持續還真不一定是它的出品太過出色，而是基於其他原因（比方說某一群堅持老口味的老客戶的存在）。舉個例子，不少遊客去了東京光顧某傳說中的鰻魚料理，會發現他們的東西實在沒有好些新店優秀，甚至相當平淡。這些客人也許會懷疑是不是自己修養不夠，不懂得欣賞神話般的江戶前絕技傳人的手藝？然後不敢多置一詞，回來之後只好人云亦云地說自己也去過某某名店集郵朝聖真厲害。又或許，他們看到人家店門依然有人排隊，就把同樣是慕名而來的日本遊客當作識途老馬，於是更加懷疑自己的舌頭是不是有文化偏見，既不理解老派人的風格，也不通在地人的品味。

為甚麼有些老店就是沒有人家說的那麼神呢？其實用不着一來就懼於名號和輿論而躬身自省，答案其實可以更加簡單。那就是他們真的老了，做的東西跟不上時代。想想看，一款食物堅持一兩百年的方法做下來不變，就必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嗎？如果你真的這麼相信這些「古方」「古法」的絕對優越，那豈不是變相否定了一切變化、更新和進步的可能？為甚麼一個新人開的小店，用不同溫酒去配不同技巧燒不同部位的鰻料理新方，就一定比不上一碗從幕府以來做法就沒變過的鰻魚飯呢？這實在沒有甚麼道理。廚藝之道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為它還有太多有待探索的可能，而不是因為它的終點總在過去。我們敬老，喜歡一些老人老店的精湛技藝；但這不該成為盲目的崇拜。有些老店，我們拜訪過後或者沒有生起預期中的感動。沒關係，當作考古，也算長了見識。

梁文道：勇武（鬼影之後的價值廢墟之三）

【蘋果日報】香港總算是回歸了。為了慶典，為了國家主席到港，灣仔區固然要用水馬搭築的長城封路，就連領導人經過又一邨的時候也要禁止居民出入自家家門。記者採訪閱兵不帶上自己的筆，議員接近禁區會被跟蹤問話。青年塗鴉政治標語，警察就要連帶拘捕他的爸爸；而警署門前要是有人示威，自有一群黑衣大漢粗口侍候。雖然比起杭州舉辦G20，挖好的地鐵工程要重新堆埋，街上的店舖要閉門休假，香港這點陣仗已經算是很夠「便民」的了，但我們到底也算是領略了點同胞的滋味。

在此時刻，平日口口聲聲要勇武對抗「赤化」，痛罵傳統泛民集會遊行「無用」兼「鳩做」的港獨青年，是不是會發起一些非常實際非常有用，而且可以彰顯其熱血和勇氣的驚人行動呢？有的，例如中大、港大等十三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以及學聯，他們才不會參加七一遊行這種行禮如儀的無聊儀式，更不會徒勞地跑去衝擊習主席的車隊。他們要做的是一個更加英勇更加貼地的事，那就是辦一場論壇。他們請了盧斯達這類右翼本土派心目中的健筆，打算在人家干犯龍顏上街遊行這天暢談「赤禍殘港二十年，抗擊外侮奪主權」。

過去幾年，其中一個被港獨和右翼本土勢力淘空和毀損掉的價值，正是「勇氣」二字。他們一日到黑批判別人不夠勇武，那他們又怎麼向大家示範真正的勇武呢？他們視佔中大台上那一群人為仇讎，覺得他們懦弱。結果人家公民抗命之後，要不主動投案自首，要不靜坐待捕，全部都承擔責任，不計後果。而他們的領袖，則神龍見首不見尾，鏡頭之前就搶着衝鋒，警察動手之後卻逃之夭夭，接着還要得意洋洋地說唔通等住被人拉咁蠢。而信任他們，跟隨他們的，則有落案之後棄保，跑到台灣求庇護的少女，真是什麼樣的領袖就有什麼樣的群眾。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那位女孩少不更事，一開始就不知道自己幹的事會帶來什麼代價。但呼籲他們出來的人呢？

所謂的「魚蛋革命」，大概是這批人歷來最符合「勇武」傳統定義，也最能體現他們期待的熱血價值的一次行動了。但是很抱歉，2016農曆初一那天晚上在旺角街頭所發生的事，我還真的會用「旺角騷亂」這個聽來很建制派的用語去形容。為什麼？因為除去劉小麗議員和林淳軒等堅持和平撐小販的「左膠」自有首尾一貫的言行之外，我就沒見過有任何一個鼓動行動升級的右翼本土派去為這個晚上下一個政治宣言式的總結。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類激情慷慨的喊話之後，他們第二天的表現更像是群時事評論員，要不是批評警方濫捕，就是分析那個晚上如何反映香港民情。沒有一個出來在政治上定義這天，說這是「旺角首義」；更沒有一個會在事先發佈宣言，告訴大家他們要在政治上達到什麼效果。

請注意，我所指的「政治宣言」（Political Statement）可不是罵幾句「港共」「黑警」，也不只是叫大家不能再忍，甚至不單是呼籲行動；而是一種指明行動政治宗旨的清晰陳述。這種陳述是任何政治運動乃至於「革命」（如果他們真想搞革命的話）必不可少的一環。它可以在事前發表，作為參與者的集體目標；也可以在事後公佈，好搶先界定整場行動的政治意義。它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政治行動者應有其明確的標的和指向，不容其他勢力爭奪對於一場運動的定義。

比如說當政府公佈這是次「暴亂」，他們有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擊，說自己不是暴亂，而是在搞「革命」，甚至在法庭上昂然陳辯「歷史將判我無罪」，然後給出一份可歌可泣歷史文獻般的政治宣言呢？沒有。因為在這樣子的暴力行動當中，誰要是敢以行動主體的身份去事先發佈這種宣言，誰要是勇於以承擔責任的態度在事後去下一個政治上的總結，誰就是那個真的要背起十字架的人了。

後來的事，我們都還記得。把一群黑衣蒙面青年召喚出來的人，都說自己頂多只是個「參與者」而已。這等人人都只是參與者而已的行動，你好意思叫它作「革命」嗎？

也許我們該退一步想，沒有領導，人人都是參與者，這其實也很不錯呀。就和最初他們鼓吹「拆大台」，因為「大台不代表我」的態度一樣，幾近於傳說中的「直接民主」。是的，「大台」是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承襲了幾十年的形式，表面上似乎有很多不同的人共佔一個平台，但它在整個運動當中到底是個核心，而且那些「不同的人」可能還受制於同一種立場與聲音。那麼右翼本土派要攻擊「大台」，是為了追求更直接、更多元、更自主的民主嗎？當然不是。因為在他們對付「大台」的前後，他們都沒有我們所想的那麼有自我主張。恰恰相反，他們原來都很聽話，也很集體。他們不要「大台」討論、輪流發言，卻要「教主」頒令，唯其馬首是瞻。就算他們並不真的想要擁戴核心，但那「核心」卻期望人家把他當成核心。例如政黨化之前的「熱血公民」，它的領袖的正式名銜竟然是「首領」，差點讓人誤以為是納粹德國的「元首」。

我不得不想起劉曉波先生，他那篇膾炙人口的〈我沒有敵人〉堪稱「大愛包容」「和理非非」的典範。但在面對出國流亡和坐牢十一年的選擇時，他毅然抉擇了後者。直到今日病危，不忍愛妻苦痛，這才興許有了去國的念頭。而我們這裏鼓吹勇武，聲言「抗爭到底」的人呢？不是叫人勇武，但自己從不落場，還要一副山人自有妙計的模樣；就是攪渾池水，自動退場。現在再看到右翼本土青年用勇武的態度去辦港獨論壇，我真是不知道勇氣究竟是什麼了。

梁文道：瞻仰一段過時的歷史（名氣的生老病死之二）

【飲食男女】Akelare是家位置極好的餐廳，離聖塞巴斯蒂安市區不到十五分鐘的車程，位處半山，面朝大海。若是黃昏，夕陽緩緩沉入一望無際的大西洋，眼前山海漸漸變色，由金黃而血紅，再化成一片迷霧般的粉紫，世界上恐怕沒有多少家食肆可以享有如此美景伴食。可惜的是，身為一家三星餐廳，巴斯克地區的鎮山之寶，Akelare確實需要這樣的環境。

我可以看得出它的歷史意義。主廚Pedro Subijana是伊里薩爾（Luis Irizar）親手調教出的西班牙「凱旋一代」名廚中的佼佼者，分子料理和新派巴斯克菜席捲全球那個年代中的弄潮兒，就和他不少後輩一樣，喜歡各種似是而非，開食客玩笑的把戲。例如一塊叫做「Diablo」的牛油，印上了大大小小象徵惡魔的山羊頭標記，味道非常濃烈。你以為這一定是羊奶做的吧？不，它真的是塊牛油。又如一道叫做「The Broken Jar of Yogurt」的甜品，樣子真是一小瓶碎裂開來的超市酸乳，那些玻璃瓶渣和碎片其實是可以吃的糖片，裏面裝的則是真正的酸乳。類似的遊戲還包括了用蠔葉做成的「生蠔醬」，多寶魚肉做成的「鱈魚下巴」……，真是吃到你在心裏暗叫有完沒完。同樣的東西，放在十幾二十年前，大家或許會覺得好玩。但是到了現在，當大家連丟到地上會像橡膠球一樣反彈回來的雞蛋也都見怪不怪的時刻，玩弄這類伎倆又還有甚麼意思呢？重點在於這種所謂的「創意」到底有沒有道理。整晚下來，我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一小碗「墨魚汁意大利飯」，那一顆顆米粒其實是從墨魚肉裏剜出來的，並非真的米飯。這道菜看得出是花了功夫，可是花得值。首先是那些「米飯」，由於是墨魚肉做成的，自然要比一般的意大利飯彈牙；但它煮得火候到家，所以又不至於太過煙韌。而墨魚米當然又要比用魚汁煮的米飯更和味，再加上黑色的墨魚汁，嘗一小匙就能在口中爆發出極度霸道的海鮮氣息。這樣的作品就是我心目中有道理的創新了，而非那些不斷要和食客猜謎團，要你從外表猜猜看你吃到的會是甚麼東西，可是估中又冇獎的小手段。

最慘的是連服務都夠不上三星水平。其中一個樓面經理在香港工作過，所以喜歡時不時就走過來聊天。但偏偏是這位大哥，永遠見他行行企企，唔知做乜，人家桌上酒杯已空，得專門喊他，他和他的手下才曉得過去斟酒。如果有人要上洗手間，他們也不懂得帶路，而是像牧童遙指杏花村似的，用手勢加上語言，告訴你出門之後左轉下樓再找第二道門口……。巴斯克遍地珍寶，為甚麼這樣一家餐廳還能保得住三星？這大概就是米芝蓮指南的敬老精神在發揮作用了，好比里昂的「L'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有誰會去和Paul Bocuse老爺子計較他還該不該再拿三星呢？公道地說，Pedro Subijana確實是個認真的大廚，幾乎每隔二十分鐘就會出來看看外場的情況。我見他華髮漸生的模樣，也不禁一陣憐惜。

不是慶祝 亦非送別 更無期盼 梁文道的1997與2047猜想

回歸也好，主權移交也好，香港淪陷也好，二十年過去，今天各家傳媒盤點廿載點滴，大塊小塊上顧後又瞻前，唯獨要說將來，仍舊茫然。

文化人梁文道回想自己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夕的心情，由到處去看國旗升降，臨立會外議員宣言，警察更換帽上徽章，到蘭桂坊六四吧前目睹老外醉酒鬧事成就去殖中的第一滴血，心情像看一連串的煙花表演﹕「要慶祝嗎？又不是。要送別一件很惋惜的過去嗎？不然。對重新做番中國人充滿期盼，又沒有。」今年維港上空連續二十次的「中国HK」消散過後，空氣中彌留的是不是同一片令人看不透的煙霧迷霞？

今天梁文道已是「國情通」，昔年文化界高舉的解殖主張方興未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卻已幾乎走了一半，在本土思潮橫空出世，北京全面奮進落場的二十年後，他如何再說中國/香港？

問﹕廿年後回看當時的心情，有何感受？

答﹕我覺得自己當年不是太成熟。那時我們講後殖民主義是一個很流行的學術術語，文化上當紅的主題，但卻沒有從政治層面去看，話就話當家作主，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直到二千年頭，我在明報筆陣一連寫了幾篇文章講「去殖未完成」，當時意思和今天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那一套很不同。

（按︰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曾批評香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近日更指港獨源自殖民主義洗腦。）

我的意思是，香港的社會基礎是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舉例我們講殖民地惡法，最近食環拉婆婆，又或者hidden agenda事件，涉及的法例不是回歸後才有，而是殖民地時期為了方便而設的一套管治術，我在二千年後寫很多文章，當然羅永生，或呂大樂寫得更深入。

我套用呂大樂的說法，原來大家講了那麼久五十年不變，反映香港人想要的，不過是急凍了的殖民地狀態，所謂一國兩制的意思，是將香港定格在九七之前，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此有所反省，要擺脫殖民地身分，成為真正的自主自律公民？

問﹕今天我們再講要維護一國兩制，多少還是抱持當年心態？而大陸近年覺得你不理解她心目中的一國兩制，要重新「說明」，爭拗在這裏。

答︰我們整個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一路以來有兩條主軸，而互相矛盾。

其中一種是我剛才所說，急凍在九七前狀態。而中國強調的一國兩制不走樣，其實也有這個面向，她會覺得香港以前是經濟城市，大家搵食，不會有什麼民族身分問題。

但另一種主線也很流行，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和大陸雙方也應該有一個對應動態發展。

這一種思維，在香港體現在當年民主回歸派，從華叔和Martin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不表示所有事情五十年不變，因為香港要民主化嘛，我們應該逐步實現當時大家認為基本法中承諾了的最終雙普選，所以他是動態向前進的。另一方面，大陸也有一些自由派，八十年代一開始提出一國兩制時，看的不單是香港問題，民主化也是大陸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猜想2047後的情况，其實八十年代他們已經開始諗到去2047，如果你話一國兩制維持五十年，到2047是不是要變回一國一制？但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香港在2047前應該已經實現了雙普選，那你2047年又如何忽然扭返去一國一制呢？是不是忽然特首廢了武功，變成市委書記，立法會由香港的人大取代？好難想像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認為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所以八九六四前，中共實行過某種政治改革嘗試，比如村委民主普選，到了八八年甚至有人在官方層面大膽提出了黨政分家，現在我們在村層面選緊，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 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問題是這一種想法，八九六四後在大陸基本上已經破產。

八十年代大家還在想，如果經濟上開始做市場經濟，遲早政治上也要行西方那一套。但到最近十幾年，他們開始發現，我們可以只行經濟發展，政治上更加不用有什麼改變，於是剛才我提到曾經埋伏在一國兩制下的思維便中斷了，由原初認為一國兩制動態地兩邊一起向更民主化改革方向行進，到最近只剩下香港民主回歸派假設一國兩制要變，就是香港應進一步民主化，或支聯會最理想的預期，大陸也要走向民主。而另一邊便是大陸的想法，我就不會變的，要變的是你，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更加接受中國的體制才對。

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班人其實同時主張兩種思維也不自覺。比如很多香港人，同時間覺得一國兩制要捍衛住不要走樣，另一方面又會話，我哋都要民主喎，那你即是變還是不變？大陸方面一樣，一方面覺得一國兩制應該回到原來基礎，另一方面又覺得你香港人應該愈來愈似中國人才對。大家都有自相矛盾的部分。

問﹕但白皮書的出現，已明確地道出了今天中國如何演繹一國兩制，他心目中的2047又是如何？

答﹕白皮書是反映了中國在這階段中，對於香港問題的清晰意向。如果根據我剛才的講法，一國兩制是中國對於自己未來制度發展方向的一個假想，那近幾年他們放棄了這想法時，便開始覺得﹕死火，原來當初應承了咁樣一件事，點收科？

因為當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轉變後，便會憂慮一個問題﹕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選，對內地構成多大衝擊？香港可以選自己的市長，為什麼我上海不可以？這種想法在中國蔓延出去，他點收科？所以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白皮書反映的是，你可以有特首有立法會，不用有市委書記人大，但同時候，你亦都不會和內地差太遠。

當然最後根據白皮書產生出來的，是一種四不像的東西，但不緊要，你們可以繼續爭取，我也有辦法拖住。

問﹕呂大樂提過，用八十年代的心態去想像2047，中間個Gap太大，所以廿年後要調整心態，這樣說，整個香港要自己調整期望？

答﹕好老套講，香港過去幾十年，政黨中唯一對這些問題有透徹認識的，似乎只有司徒華。我覺得華叔對香港未來是從來沒有幻想，沒有fantansy的， 他講得好清楚，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可能會有民主。

如果我們講的民主是香港想像中的民主，香港是不會有的，除非中國畀，那中國為什麼會畀呢？因為他自己也預備走這條路，並且會這樣走。如果中國不打算走呢條路，香港如何會有呢？

問﹕你經常來往中港兩地，你眼中的中港兩地互動下，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講，不用等到二○四七，不足十年或二十年間，香港基本上已被同化，香港人身分會逐漸消失？

答﹕我完全不同意。當然，一方面香港對於整個國家的依賴愈來愈強是肯定的，但同時間民間情緒的衝突也只會愈來愈劇烈。情况有點像台灣，我們回想，台灣其實在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後，一路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兩種矛盾的趨勢。

一方面和大陸的關係是愈來愈密切，鴻海集團在大陸做投資，那麼多台商上去，上海有幾十萬台灣人；但另一方面台灣本土化愈來愈厲害，正正是我所講的「因了解而分手」，事實上台灣現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營造出來的周邊地緣政治秩序，香港的情况一樣。

我們未來生活方方面也會被大陸改變，比如順豐速遞，到底他是港資還是中資呢？大灣區不用說了，我們恒生指數成分股有一半已經是中資，將來好多年輕人，打工的地方最終老闆也是中資，但是不是代表你會更加認同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呢？我不覺得。

問﹕今屆政府五年任期後便是二○二三年，五十年不變過了一半，很多人會問這關鍵的五年，香港應如何和中國相處，早前曾有迹象是吹過和風，比如泛民獲發回鄉證，但似乎新的班子面世後，某程度上又承襲了上屆政府特色，你如何看未來五年？

答﹕不會和梁振英時期有太大變化，雖然社會上普遍有對和解的盼望，不然也不會出現曾俊華熱潮，而林鄭不是蠢人來，而中央中我相信也有人會認為，需要向一個和解的方向進行。特別是如何拉攏傳統民主派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我真心相信這仍然是中央某部分人的想法。

但我仍然傾向悲觀，因為香港出現了港獨。

我們要明白共產黨當年有句說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遇到什麼問題也好，只要話他是階級鬥爭，一築起條線，就掂晒。而自從香港出現了民族問題後，便成為了一種他們不會放得下的鬥爭主線。因為今天無論中國政府好，香港人好，一方面會覺得港獨是一個好大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港獨同時又化解了其他問題。

香港過去三十年發展的主軸是民主化，所謂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鬥爭是圍繞這條戰線發生，好了，過去幾年間忽然出現了一條軸線﹕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中國人呢？

那成件事不同了，對於大陸、老百姓好政府官員好，你只是想要民主化嗎？ 比如我內地朋友問我，佔中是什麼一回事？我說佔中就是香港人想要自己的市長，那他會明白甚至會同情，但如果你話比佢聽，香港不單想自己選市長，還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加起來不就是獨立？他的民族大義立即便跑出來。

如果現在他將佔中和港獨等同，再講民主化，他便會用「你想獨立」來將你打回頭，化解了我們民主化對中國政府產生的壓力，同時亦化解了他向大陸老百姓解釋的壓力。

問﹕你二○○七年那時寫過一篇文〈從「港獨」到「人心回歸」〉，當時提到中國眼中，香港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

答﹕是的。我還記得大概八九年前，當時有一位剛從內地調來中聯辦的官員，問我，為什麼香港人年年六四都要集會？我當時和他說，你有沒有想過，香港人去悼念六四是好事，表示他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至少覺得自己仍和中國有關係。等到有一天，有人話不去了，那就才值得擔憂。（即是現在？）所以其實香港的事不難估的。現在港獨出現，他第一件事便是用港獨將你民主化的訴求打回頭。日後事無大小也可以拎住來打你，咁好使，點會放呢？從前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現在身分認同鬥爭，同樣一抓便靈。

問﹕最新的講法，民主自決也被視為是港獨；另外，由早前李柱銘和黃之鋒到美國，朱凱迪等人到台灣，你如何看這條對外尋找盟友的路線？

答﹕原則上我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Martin那一輩，希望訴諸國際聲援和壓力來監察着中國，這種想法，他有權這樣做，我亦同情。今天新一代認為台灣和香港面對同一種中國因素的影響，大家應該在公民社會上有更廣泛的結盟來應對中國，這出發點我也同情。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無論前輩Martin，或新一代黃之鋒，他們實際上政治操作的智慧不夠。

第一，你向國際求援，是基於一個很過時的假設，假設八十年代中國未強大，仍然希望國際社會接納他進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還想加入世貿，然後外國手上拿着很多牌來和中國打，將香港當成其一張牌交給他們，那個情况之下是有用。等於以前，很多外國人會關注中國人權狀况，釋放魏京生，誰要保外就醫，全都是這樣打出去。

但近十年的中國，到了一個誰的面色也不用看的地步，你再打這些牌有何用呢？還會給人口實，說你勾結外國勢力，想顏色革命，而你和他說道理是沒有用的，佢話你係你就係。

而新一代人中，我認為不夠智慧的地方是，比如朱凱迪，我不是贊成李華明那個講法，話驚中國會點睇你，這固然是一件事，更大問題是，你去之前，有沒有想過你的agenda是什麼，你會得到什麼，你會失去什麼？既然你從政，這些政治結盟一定要計得同失，台灣時代力量那班人，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和香港結盟是有得益的，因為他們本身在以民進黨當家的綠營陣營之中不是主流，如果他今天話畀大家聽，我和香港合作，有一個跨海峽的政治聯繫來應對中共，他有着數的，在台灣拿到好處。

掉返轉，你們成班香港人過去，想得到些什麼？我看不出來，去完台灣同人傾吓偈、作某種的串連結盟後，對你在香港政壇發揮影響力，提升你的地位，有幫助嗎？不單止沒有，可能更差。

問﹕提到朱凱迪，十年前天星皇后一役，你訪問他們寫過一篇〈八、九點鐘的太陽〉，那役之後他們一班八十後，轉而去做一種位置之爭的工作，今天比如朱凱迪做了立法會議員，其他一些人可能在各自的界別中佔了一個位置，但爭了位置後，似乎也撼動不了大局，抗爭的底牌在佔領時已經露出過，未來五年，還可以做什麼？

答﹕未來大的政治氣氛必然會很壓抑，但並不表示乜都唔做得。比如一些局部議題。好比朱凱迪，當年天星皇后囍帖街失敗了，但到了菜園村，他是成功的，然後在新界地方企穩了陣腳，扣緊住新界發展問題，其實相當成功。

如果「大圍」的做不到，是不是應該繼續捉住這一點？如果專注做新界發展，對付他所講的官商鄉黑，即使建制派的群眾，淺藍的人可能也會有看不過眼的地方。既然已經去到好不容易扎根在新界，我覺得朱凱迪應該繼續做下去，而不是一下子跳到去更大圍的事情上，比如今次去台灣我覺得是蠢咗。又或者劉小麗，如果繼續抓住小販的議題，今天食環署拉阿婆那單，應該是你議題範圍的事，如果你站在那個位置不斷講下去，政治上一定是得到東西的。

我覺得未來應該回到去寸土不讓，整個公民社會局部改革。比如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是輸勢中，而朱凱迪的成功正正說明了地區上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又隨着新一代年輕人的社會意識變化，就算新移民我不認為是不可能爭取。為什麼不在社區層面鞏固返香港的元氣先呢？

問﹕特首選舉期間，曾經出現過有兩個中央的假想，這個假想隨着選舉結果幻滅，今時今日我們應否仍然期待中央有一個開明派？湯家驊常說北京中有一個叫開明派的盟友，但這個盟友快要消失。

答﹕中國黨內有派系之爭從來不出奇，但這些鬥爭之中，香港扮演什麼角色這才是問題。

你怎可能期望中央會有一班叫做開明派，然後他會撐你香港的訴求呢？

我記得那時《成報》經常在推動這一種幻想，習大大點點，張德江點點，講到他們兩個好有矛盾，我不相信的。今天習近平如此集權，透過十多個小組委員會操控整個國家，每天不睡覺也處理不完所有事情，香港算什麼？香港重要還是朝鮮核試問題重要？就算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矛盾，他現在也放了香港這個範圍的問題讓張德江去打理，意思是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頭號agenda。

政治有開明派是很八十年代的想法，今天已經唔work的了，因為所有派系鬥爭，最基礎的一定是派系利益，不會有一個人天生出來就話，我好想香港民主化，就算他今天會撐你，也是因為一時利益的關係，利益重點一變，他可以立即變。香港不應該抱這種期望，我覺得是錯的。

問﹕香港的民主派走中間路線是不是癡心錯付？比如剛獲委任入行會的湯家驊你如何看？

答﹕他這一種民主派向中間派的轉化，是死症來。今日不work，明天也不會work。我記得特首選舉後有一次論壇，湯家驊講第三路線，結果當時在場一位民主派人士批評他，喂你湯家驊做了幾年做不到的事，曾俊華做了兩個月做到了。我覺得這個說法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從來中間路線，大家信得過，又要有政治能量的，一定不會是由民主派誕生，因民主派這個派系，從來都是講道德權威和道德制高點的，你一個人，離開制高點，逐漸向政府接近，你的光環便會消失。

正如今天有沒有人還記得張炳良是民主派？真正的中間派，一定要由建制派產生，比如曾俊華，五個月前還是百分百的建制，二三下就變成一個淺藍淺黃也吸納到的中間派。

問﹕但曾俊華畢竟也輸了。

答﹕是的。如果你從特首選舉這個如此重要的關鍵位置爭奪來講，你可以話曾俊華示範了此路不通。但是今時今日大家看曾鈺成、田北俊，再加曾俊華，這三個人從來都是建制精英，今天連一些淺黃也會覺得他們幾順眼，他們除了選特首外，是不是沒有其他事情好做呢？

曾俊華熱潮是一個民氣爆發，爆了後，沒有一個組織去收割，他便會散，但不表示民意情緒背後的基礎消失了。我認為本來特區政府是可以往這個位置站近一些，尤其林鄭這一種公務員出身的人，可以將政府從梁振英時期一個如此政治化的國家機器，逐漸變回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那種中性的、行政主導的公務員機器，是有機會的。

曾俊華現象我們看到的是，原來一班淺黃到淺藍的人，他們的要求好簡單，就是想香港做事有規有矩，一時不民主也不緊要，大家多一點和解，不要非友即敵，他們已經收貨。而做事有規矩的代表人物，便是公務員，如果一個公務員背景控制的政府，便絕對不會出現梁振英和周浩鼎這些事。

而我覺得，林鄭是想吸納這班人的。她本來有個優勢的，可以強調公務員系統的特性，因為公務員幾乎是今天香港，最後一個勉強地令到中間派主流民意會認同的事情。你看到新班子名單中，大家最有意見都是政治色彩相對強的人，好少一般百姓會很討厭那些由AO上去的，因為大家對AO仍有幻想。假如林鄭重新搞返一個AO治港出來，中間派不是沒可能的。

問﹕最後，二○四七幾時傾，如何傾？

答﹕我覺得二○四七基本上無乜好傾。從來一國兩制一開始時，是有一個政治構想在背後，但與此同時，也有一個當年中共的性格，就是見招拆招，見步行步。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政黨來，可以每一年都變，九七前講話五十年不變，現在回看有沒有人覺得很可信？那你現在講二○四七有什麼意義呢？今時今日就算中共和你說，二○四七後一切不變，又表示什麼？ 明天可能講這句話的人也變了。

但大環境可不可以變，或到時有契機可以改變的話，你便要把握那個契機。如何可以把握到？因為你有本錢，你的本錢是什麼？就是我們本身的公民社會是健康的，我們有耐性的，有理念的，很多事情守得住，有看法的。

香港的未來，要看大陸的機遇，而當機遇出現時，你是否已做好準備呢？

問﹕梁仲禮，星期日生活記者。九七時讀中一，對一國兩制唯一認知，來自有同學興高采烈到禮堂參加模擬投票，投給楊鐵樑後回來說﹕「好快我哋可以選特首。」廿年後林鄭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看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選特首問題之外更複雜的面向。

答﹕梁文道，作家/文化人/傳媒人/時事評論員/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you name it。對中國問題看得透徹，翻看四年前佔中對談系列，當日分析幾近一一應驗，今天再談回歸廿周年的中國/香港，道長說最擔心的不是民主化進程，而是右翼本土主義的出現，對香港政治道德和公共倫理的敗壞﹕「我擔心公共討論氣氛已經變成了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