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殺無赦（上）

【蘋果日報】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年，廣州有這麼一個因為發育問題，身體形貌不類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來走去。由於他看起來就不像是個「好人」，所以被人綑綁到街坊的居委會去了。經過辦事人員查問，得知這人有個姐姐，只是姐姐卻不願和這個弟弟拉上任何關係（大概是在害怕些什麼）。所以他們只好把這個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會。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樹上。

也就是那幾天，一個從南下打工的北方農民，被鎖在另一間居委會的閘門裏頭，他衣衫破爛地跪在地上，不停叩頭，哀求大家放他一條生路。他強調自己絕對不是壞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過程當中丟失了身份證明。但是最後，他也被吊死了，屍身掛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下。

在那一個星期裏面，從廣州的中山七路開始，過了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去到白鶴洞，一路都能看見這類吊屍。這就是有名的「文革廣州打勞改犯」事件了，雖說事因是傳說粵北勞改犯逃營，預備南下洗劫廣州，激起了本地人的過度反應；但最後遇害的，更多卻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廣州市民。沒有人確切知道那幾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數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說超逾三百。不過事過境遷，這些事今天都沒有人想提了，當然政府也不准提，於是受害人的親友「向前看」，殺過人的則太陽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將近百歲，最小的不滿一天，何處無有冤魂？

今天說起這件往事，是因為我這幾年總在想這類事件到底怎麼可能發生？它有多大的機會重臨？我們將來在香港又會不會親歷類似的情狀呢？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想得太過誇張，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膽猜疑孕育這類災禍的條件，其實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極權政治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自古以來的種種基本道德信條，例如將「不可殺人」變成「你應該殺人」。這種公然違背人類基本價值判斷的新訓令，當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個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過程中間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麼地合情合理。比如說它會設定一個政治目標，讓那個目標神聖得不可侵犯，不證自明。然後介紹一個達到那個神聖目標的光明大道，告訴大家這是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接下來，反對這條道路，以及反對那個神聖目標的，自然就是敵人了。由於那個目標絕對正確，不容置疑，所以反對它的敵人當然罪不可恕。這些敵人不只礙事，而且極有可能破壞我們前進在光明大道上的事業，那麼你說他們是不是可殺呢？也許你仍然覺得殺人不對，但我們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個目標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並且還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當然可以凌駕「你不應殺人」這條古誡，對不對？

再下來就是要找出敵人，以及確定敵人的種類和範圍了。除了從根本上不贊成神聖目標的異見者之外，我們還得因應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隨時隨地詮釋出不同階段的敵人。例如文革，一開始是「四類份子」，演變到後來，說不定人人可疑，就像當年廣州那個樣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農民，既非與我同類，那必然就是可誅的異己了。

早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比爾主導的雅各賓專政時期開始，這種程序就一直是極權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紀，再由史達林和希特勒分別將它發揚光大，他們掌控的機器全都非常成功，殺人無算，而且殺得理直氣壯，冠冕堂皇。他們之所以幹得如此出色，是因為那道以界定神聖政治目標為起點程序，被精心構造成了一套雖然經不起理性考驗，但卻非常誘人，在情感上極具號召力的意識型態。

一開始，大家可能會覺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識相去甚遠，所以在聽到「猶太人全都是包藏禍心的騙徒」這宣傳時，有人或許會想，不對呀，我家樓下那個士多的老頭就是個猶太人，但他一直老實得很。漸漸地，會有越來越多人告訴你，千萬不要用「猶太人裏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見，遮蔽了更龐大更深層的整體真相。再後來，你甚至都不敢再說什麼了，因為那些狂熱的信徒非常好鬥，一聽到不合己意的觀點，立刻就會聲大夾惡地譴責你是叛徒，與邪惡的猶太人為伍。畢竟，沒有人會喜歡被罵作叛徒，也沒有人會願意自己是壞人，對不對？

再發展下去，這套意識型態甚至開始衝擊我們各種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說鼓動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壞他人的財物。本來我們對私有產權就算沒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體上也會覺得鄰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覺的那張床是人家的吧？可現在他們卻說那是「從勞動人民那裏剝奪回來的果實」，你身為勞動人民，當然有權處置。本來我們會相信出賣朋友無論如何都是件叫人羞恥的醜事，但現在他們卻說這其實是出於更宏大目標的義舉，不叫出賣，而是揭發。

當所有奠基社會的德目一一受到質疑、衝擊、否定、和改造之後，終於，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後底線也就坍塌下來了。為什麼文革時期，就連一些還在襁褓之中的嬰孩都會遭到毒手呢？那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身為政治敵人，其實已經不算是人了，殺了都不能叫殺。由於這些嬰兒非人所生，所以殺害他們也就沒有道德負擔了。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殺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剷草除根的，防患於未來。

梁文道：美食不能忘本（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三）

【飲食男女】為甚麼「Asador Etxebarri」這家國際聞名的終極燒烤殿堂樓下，會附設了如此一間裝修平凡、客人街坊look的酒吧呢？最簡單的答案是它本來就是這麼一間鄉村小酒館，專供附近村民，和上山伐木的工人喝杯小酒，吃些小吃，休憩解乏。大廚Victor Arguizoniz接手家傳的這檔小買賣之後，雖然把它的食物推上了前所未聞的高度，但他並不忘本，仍然留住了它的本來面目，繼續服務街坊。更神奇的，是這家聲震天下，總有人在訂位名單上頭排隊的食肆，還會特地在周六周日的午後闢出一段時間，炮製一些「pintxos」（你可以把它理解為西班牙tapas的巴斯克版），就和這片地區任何一家酒館食店似的，平價而輕鬆，專供街坊老客戶光顧享用。那些pintxos，據說也是精彩萬分，但我們外地遊客很難嘗到，因為這段pintxos hour從不接受訂位，甚至他們家的網頁也不提有這回事，知道這種特殊安排的，全是當地村民和老客戶。

請恕我孤陋寡聞，我還真沒見過有一家常年名列S. Pellegrino「全球五十大餐廳」前茅的地方，會這樣子來經營，從草根中崛起，還要回到草根那裏去。但是在巴斯克地區多逛幾天，你就會發現，真正滋養出這塊土地上幾十顆米芝蓮星星的，就是這種深埋在庶民之中的美食精神。

例如當地最早成名，和加泰隆尼亞地區的「El bulli」一齊打響新派西班牙料理盛譽的「Arzak」，它的創辦人Juan Mari Arzak平常在餐廳裏呈現出來的東西全是要有多複雜就有多複雜的精工創作，甚至到了睇好過食的地步。可是你知道嗎？這位備受追捧的前輩明星，一個月總有幾天不在自己的餐廳，不是放假不動手了，而是到了別的地方做菜，做的全是最家常最鄉土也最豐美的老菜，只與一群街坊兄弟共享。

這種地方，就是全世界最古怪的會所，巴斯克人獨有的「Txoko」了。「Txoko」的形式聽起來有點像英式俱樂部，只限男性加入，是一幫兄弟聚會消閒的地方。一群男人到了自己所屬的會所，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吃，所以「Txoko」一般會被翻譯作「美食俱樂部」（英文是gastronomic societies）。但你千萬別以為它們像馬會、中國會、香港會、深灣遊艇俱樂部那樣，有桌上鋪了白色亞麻布，侍者周到服務的高級餐廳。不，這些地方通常都很街坊，裏頭放了幾張長條木桌，一幅室內大牌檔的模樣，從上菜到洗碗全都得你自己動手。更要緊的是，你加入這種會所的目的不是為了吃飯，卻是為了做飯。簡單地講，Txoko，就是一種巴斯克男人聚在一起做菜的場所。

梁文道：十年內，香港上網要翻牆？

【蘋果日報】我家附近有位精神狀態不太好年紀也不小的清潔工，時常一邊打掃地上的落葉，一邊大聲在咒罵着什麼。別看她總是喃喃自語，偶爾高聲大叫嚇人一跳，她清理環境的工夫可是做得很認真的。難得清潔公司願意聘她工作，附近街坊也待她不薄，周不時把一些廢紙集合起來給她去賺些外快。最近廢紙回收停頓，她的生活應該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吧。比起近日吵得鬧哄哄的「港獨」爭論，坦白講，我覺得中止廢紙回收這個新聞的份量要重得多了。為什麼香港直到現在，還會有那麼多過了退休年紀的公公婆婆，要靠拾荒這樣的體力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計呢？為什麼他們要用辛苦了大半天的代價，才能為自己的飯桌多添一小盤蔬菜呢？但在像何君堯議員這樣的特區新貴看來，持續追擊港獨似乎才是今日香港的頭等大事。為什麼我們的城市會對自己腳底下這片土地上正在發生的真正慘事視而不見，卻要執迷於一團恍如空中樓閣的幻影，並且把它描繪得越來越細緻呢？回想過去幾年我們走過的路，便能發現種種支撐那團幻影的執念與情緒，其來有自。

幾年前，我在這裏寫過一篇題目叫作〈仇人也是鄰舍〉的東西，內容卑之無甚高論，無非是想指出我們全都被迫要和政治立場殊異於己的人共居一城，因此我們必須理解那些人為什麼會和自己這麼不一樣而已（再囉嗦一次，「理解」和寬容是兩回事）。結果這個題目被一些朋友笑話到今天，覺得這是「大愛左膠」的典型病徵，總是想勸大家要同情那最不值得同情的主張，多理解別人背後的苦衷。在一些人看來，政治上的敵人無異於殺父仇人，根本不共戴天，怎麼能說他們也是我們的鄰舍，又憑什麼要求我們的理解？可是最近很奇怪，當年一些痛斥我那些說法「維穩」的論者居然也在要求理解了。他們不至於贊同恭喜蔡若蓮副局長喪子的言論，但要批評涉事青年涼薄的人去想想，那些青年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滿，他們不滿的根源又是什麼？聽來有點道理，但為什麼你的論敵要理解這個呢？他只管恨你罵你就夠了，不是嗎？

我們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其中一個原因正正在於很多人不肯從自己的偏狹情緒裏頭跳出來，稍稍理智一點，稍稍不那麼離地的去看這幾年來的政治軌跡，反而放縱自己的偏見和仇恨，多推一把，將局勢終於推向無可挽回的地步。

寫評論不是算命，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歡預測時局走向。就算偶而為之，並且言中，也不可能高興，因為那通常不是什麼好事。2014年，人大常委會決定普選框架前夕，友人約晤，我當時就從早成昨日黃花的「D&G事件」與「內地小童旺角街頭便溺」說起，談到一套維穩政治和維穩經濟正在香港出現，藉着推高陸港矛盾，以民族大義和國安問題的原則展開鬥爭，使得一國兩制漸漸變成一國一制。現在重看這篇名為〈悲見香港好大鑊，搞到咁局面邊個有着數〉的過時訪談，我發現證諸後來這三年多的種種事故，其基本推論還是可以不用變的。但我最大的錯誤，是犯上了後來《成報》的毛病，以為這多半是中間一群專吃維穩飯的，和一些靠鬥爭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人在作祟，低估了這是既定大方向的可能。

那篇訪問發佈之後，照例被一些右翼本土主義者（包括後來被叫做「港獨份子」的人）狠批，認為我是主張大家不要抗爭，不要煽風點火，任由政權高壓才好。的確，後來我還寫了好一堆批判港獨和右翼本土主義的東西，因為我從不相信他們這種抗爭是有意義的真抗爭；鬧了這幾年，我也從來沒見過他們為自己的目標提供過可信可行的路線圖。相反地，他們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給出藉口去讓香港一切珍貴的價值逐步淪喪。你真的認為比起老無所依的現實慘況，富豪廉價租借官地，香港獨立是個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嗎？

但我知道事已至此，今天再說這些話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沿着鬥爭港獨的主軸，社會上各個領域的變化。首先學林鄭的說法，「打壓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因為違法的港獨言論根本不該出現，正如內地官媒所言，幾乎等同於「主張納粹」，所以消滅它並不違背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的精神。當然青年們是會抗爭下去的，尤其是像辱罵大陸同學為「支那人」的周竪峰，這類人將來還會陸續登場。說來奇怪，把港獨和納粹相提並論，本來牛頭不對馬嘴，偏巧周先生去年還展示過納粹手勢，正好給了一個「物證」。而且他年紀雖輕，卻懂得當年地下黨滲透國民黨手段，叫他支持的團隊派人去對家那邊做鬼，好勝出中大學生報內閣的選舉。儘管與者稚嫩敗事，但他們這等校園鬥爭功夫還是叫人一新耳目，來日不可限量，必將抗爭的戰場蔓延到其他地方。

套句共產黨的老話，哪裏有壓迫，就哪裏有反抗；其實反過來說一樣也通，反抗到哪裏，壓迫便跟到哪裏。所以當民主牆不能談港獨了，有人就會在課堂裏講，接下來則自然是課堂上也不許講。可是這依然不是打壓學術自由，因為港獨不在學術自由的範圍之內。另外，由於佔中已經被正式定性為港獨運動，所以事實上從來不是港獨，但卻發起佔中的戴耀廷也就是港獨了，必除之而後快。再下去，就是所有支持他的學者，所有去過雨傘運動現場的老師教授，也都有同情港獨的傾向，就算不逼學校解僱，恐怕也得他們自行劃清界限……。

港獨的範圍還很有彈性，以澳門立法會選舉中的新一代反建制派被人說是和港獨有聯繫一事來看，大概全香港的民主派也都算是港獨了。可不是嗎？就連最「大中華膠」的教協，最近也被喉舌媒體批評，指他們要為今日瀰漫校園的港獨風氣負責。然後，可能連所有批判大陸政局者（如台灣李明哲），乃至於反對有利於陸港一家親政策的意見（如反對高鐵一地兩檢），也都會惹上危害國家安全和涉嫌港獨的麻煩。

順着這些線索，限於篇幅省去中間的步驟，我不妨大膽猜測一下十年內將會陸續出現的情景：當整個香港的「常識版塊」（馬傑偉語）逐漸轉移，包括法官和律師在內的法律界人士及組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擴大化定義的港獨，自願替所謂港獨份子辯護者將會接不到工作。一切公帑資助，或者在政府場地呈示的文化藝術表演活動乃至於書籍，都要經過政審。大型企業招聘員工，必須仔細研究應聘者的政治經歷和立場（例如調查他們的社交媒體），同時限制員工的政治活動。《蘋果日報》關門大吉，因為少去了這一端，所以現在還勉強維持的主流媒體的政治光譜必將縮窄，完全倒向另一端。沒錯，還有網媒，大家還可以在facebook上頭活躍。可是誰敢保證未來香港不在防火牆內呢（前陣子澳門試驗性地斷了半天通訊工具「Telegram」的使用，或許就是為了將來更大計劃的實現）？更何況facebook急於重回中國市場，蘋果公司在中國開設iCloud數據中心，要將小小香港的互聯網運用大陸化，絕非想像中那麼困難……

梁文道：燒烤是一種煉金術（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二）

【飲食男女】一說到炭燒火烤，大概我們的味覺記憶立刻會反映出一股微焦的香氣，以及外脆內嫩的口感，覺得這是最標準也最完美的燒烤理型，並且憑着這記憶去判斷一切炭燒食物的水準。遠在西班牙北海岸巴斯克地區，夾在聖塞巴斯蒂安與畢爾包兩座城市當中，深藏山嶺群翠之間的「Asador Etxebarri」，自然不會在這一點上叫人失望。特別是到了十五道菜套餐的尾聲，一份大得足夠兩、三人分享的T骨扒上桌的時候。「加利西亞牛肉」（Galician beef）本來就是西班牙的驕傲，世上最好的牛肉之一。再經過三個多禮拜的熟成，脂肪和肉質已經陳化到恰到好處的狀態。然後配上「Asador Etxebarri」精準到無人可以匹敵的火候控制，整盤肉的表皮呈現出完全的焦黑，差一點就是不能吃的地步；從已經切成條狀的肉塊間隙看去，卻是鮮紅粉嫩，差一點就是生肉，這份牛扒多汁而堪咀嚼，肉味真實，鹹香澎湃，有早已飽得不行的人把它全部啃淨，也有到了此處單點此味的地方食客，無不許為當世第一。

然而說實在的，如果只是這樣，「Asador Etxebarri」也就算不上是燒烤餐廳演化史上的終點了。它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展示這種炭燒食物的最標準風味，而在於應對各款食材，以細膩的火候控制，搭配不同的炭料木材，去呈現出諸種或許輕柔，或許纖細，又甚或是介乎於有無之間的火的「調味」。是的，就是調味，火焰在大廚Victor Arguinzoniz手下，彷彿成了一種類近於鹽的調味品，既能烘托出每一道食材的本來面目，但又多了一點點雖然微妙細緻，卻足以把所有食材轉化成絕妙逸品的功效。

例如一開頭奉上，伴着麵包吃的山羊奶牛油，撒上了被炭火烤成黑色的鹽粒之後，竟然就能在不失山羊奶鮮滑之餘，平添一陣清爽。又如一道最典型的西班牙大頭紅蝦，蝦頭一扯下來，你幾乎要像喝湯一樣去吮吸裏頭那全化成汁液的濃烈海洋精華才行，可是那碩大蝦身上的肉，卻還是那麼地結實爽脆，而且不着痕迹地流露着燒烤的氣息。最叫人吃驚的，是那一小缽巴斯克「特產淚珠青豆」（tear peas, guisante lágrima）。這種形狀宛如淚珠，顆粒甚小的青豆，本是巴斯克地區好館子必備的材料，價格奇昂，號稱植物中的魚子醬，每個大廚都拿它當作比拼功夫的試題。在此，它居然就這麼平平無奇地被裝在一小只白碗裏頭上桌，看起來便像是只被白開水燙過而已。不過一入口，隨着一粒粒豆實在嘴中爆裂，那無誤的青草芬芳直衝鼻腔，你必然會注意到那一大片草地上同時有一股乾燥禾稈的味道，不可思議地在初夏的植物被表面抹上一筆秋天的顏色。而這自然就是火焰的魔法。

如此這般，十幾道菜從牛油到甜品（包括雪糕），莫不一一經過炭火調理，沒有一道菜造作，也沒有一道菜不見功夫。無怪全球知味食家絡繹不絕地來到這條人口不過千的小山村。可話說回來，那一開頭你碰見的幾個飲啤酒阿伯到底是誰呢？這麼厲害的餐廳樓下，又怎麼會有一家平凡得不值一書的酒吧呢？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方是「Asador Etxebatri」，乃至於整個巴斯克地區美食文化的關鍵。

梁文道：和朱元璋學國學

【蘋果日報】此前依《論語》原文略談「求仁得仁」本義，一位年輕朋友抱怨，覺得我寫得太深。他這麼賞臉，既嫌太深，也硬着頭皮看完，我自然也得小心探問，看他究竟認為拙作何處太深。原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文言引述太多」。雖然我摘引的都是《論語》名句，而且也都補上了語譯，但對他而言，一見文言，就難免要起障礙。我後來反省，猜疑這恐怕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也許還是今日不少青年的問題，一讀到文言文，自動把它歸類進了深奧的範疇，雙眼當即卻步。這叫我想起近日台灣高中課綱草案爭議，一大批作家學者為了課文白話與文言的比例鬧得不可開交，而且很合「常軌」的，又把它上升到了是不是要「去中國化」，要不要尊重台灣本土的政治層次。

少時在台唸書，《四書》曾是當年中學中國文化課程的指定讀本，幾乎每個受過點教育的同齡人，都會對這四部行家經典有些模糊的認識。後來我在解嚴前夕返港，才曉得自己可能是最後一代受過這種教育的台灣學生，因為隨着解嚴，學生也從《四書》裏頭解放出來了。為什麼政治上一解嚴，《四書》也就不必唸了呢？那當然是它太有政治意味，變成了國民黨蔣家政權愛國教育的一部份。因為這個背景，我年輕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很抵觸《四書》等儒家傳統典籍，到了一看見這些書的名字，心裏就自動落閘的地步，以為它們全是教人當皇權順民的陳腐毒物。所以儘管在上小學的時候就被長輩逼着背過《四書》，但後來卻能被反叛的我全部忘光，只有在勉強要用的時候才會浮想出合用的句子。

未來香港推行愛國教育之大勢難免，在「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熱愛」的前提下，讓學生多讀國學國史，會不會是以後過關進好學校的基本要求呢？猶如現在的學生要會鋼琴和小提琴一樣？那麼將來的學生是否也會一看到中國文化教材，一看到文言文，甚至「中國」二字，便和他們現在面對鋼琴時的反應似的，不禁一陣惡心？尤其大陸正在流行所謂的「國學教育」，傳聞連習近平也很欣賞近年大熱的《弟子規》，要孩子們多多誦讀這類「經典」，簡直就是蔣介石昔年在台灣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翻版。香港若是也來這套，我們的學生乖乖地跟着學嗎？他們多半是要把「國學」等同於洗腦的吧。

如果國學教育教的就是《弟子規》，我會很同情那些受苦的學生的。因為這本清朝一個秀才寫給販夫走卒看的識字讀本，不只不能代表國學，甚至連符不符合儒家精神都很難講。它裏面好些內容當然沒錯，叫人早上洗臉漱口，大小便之後要洗手，誰敢說不對？但另外一些東西，則真如一些論者所言，完全是教人當順民的「糟粕」。例如什麼「不關己，莫閒管」「邪僻事，絕勿問」，基本上就違反了現代公民精神，是讓人自私自閉的意思。它談孝道，更是離譜，「親愛我，孝何難，親憎我，孝方賢」，莫非父母對你再怎麼虐待，你也得逆來順受，這才叫孝順？要知道在傳統秩序的框架底下，忠往往是孝的延展，所以要人無條件地孝，也就相當於要人無條件地忠。如果說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粹，是儒家的真精神，那就真是太過冤枉列代聖賢了。

真正的儒家不接受無條件的忠順，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國君的要有當國君的樣子，做臣子的也才能有做臣子的表現。這一切倫常政治關係皆是相互規約，要求雙方各盡本份的。如果當國君的太不像話，做臣子的又會怎樣呢？孟子說得好：「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要是國君屢屢犯下大錯，那又該怎麼辦？孟子的回答是：「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如果一個國君太過殘酷，行的是暴政，孟子則乾脆表示可以不當他是君了，殺不足惜（「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在傳統行家那裏，忠和順是兩碼子事，絕對不可混為一談。孟子固然還說過「以順為正，妾婦之道」，就連被後人當作孟子大論敵的荀子也主張「從道不從君」。儒門弟子真正值得獻身景從的對象，不是一個人甚至一個政權，而是充盈於宇宙之間，萬古恒健的天地正道。

不過，要是這麼教儒家，這麼教國學，學生又會不會變得容易激進，破壞了社會的繁榮安定呢？所以除了鼓勵他們好好背完《弟子規》算數，不妨也參考一下明太祖朱元璋的辦法。

朱元璋討厭孟子，是略識國史者都曉得的事。他曾經計劃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待遇，但是遭到刑部尚書錢唐的反對（錢唐抗疏上諫的時候，連要死的打算都有了，他說：「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非常難得他既不當場廷杖，又不判他棄市，反而聽了他的勸告，取消原議。然而，二十多年之後，他到底還是找到了對付孟子的辦法。那就是找來佞臣劉三吾刪節《孟子》，成書《孟子節文》，去掉原著八十五條，而那八十五條自此不得成為科舉命題的材料，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不算指定教材（前引數句，自然都在其中）。朱元璋不喜《孟子》，尤其不喜那八十五句，是因為它們大不敬，不是臣子該說的話。可見在這位以大興文字獄，動輒殺人的帝王看來，就連早已作古的亞聖孟子，在他面前也只能是個應該好好聽話的柔順臣子。傳說他甚至講過「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和毛澤東談起魯迅要是還活着的話會有什麼下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梁文道：街坊酒吧樓上的火聖堂（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一）

【飲食男女】聽說很多人一開始都以為自己去錯了地方。萬里迢迢，遠渡重洋，到了馬德里或者巴塞隆拿，還要再轉機，或者坐一趟幾小時的火車 ，抵達巴斯克地區之後，或者自駕或者call車，又或者乘搭一小時一班的巴士加上走上山的爬坡路二十分鐘，好不容易來到了傳說中住了仙人，壯麗俊美的「安保圖山」（Mt.Anboto）下，看見低調的門牌，推開木門，竟然是這樣的場面。

一間乾淨，但是平凡得不值一提的酒吧。木頭吧枱上有三架吞吐生啤的龍頭，幾瓶剩下小半的葡萄酒和本地烈酒「patxaran」，一落大大小小形色不一的玻璃杯倒掛，就和全世界任何一個小鎮角落的酒吧一樣。吧枱邊有幾張桌椅，有高有低，上頭的刻痕看得出年歲不短。整間小酒吧就只坐了三個挺着肚子，謝頂大半卻仍有白髮數絲的阿伯，每人一杯啤酒，他們的外表和衣著都十分街坊，正是這家街坊酒吧該有的客人。

且慢，我們花了這麼多的功夫和時間，辛辛苦苦到得此處，怎麼可能是為了如此一家街坊酒吧？但地址明明就是這裏呀，莫非Google導航有錯？這下慘了，四個月前有幸訂到位子，要的就是這個時段。重頭覓路，要不遲晒大到，要不就乾脆錯過一次黃金機會。眼見來人一臉困惑驚疑，其中一個阿伯似乎見怪不怪，用帶着濃重口音的英文說：「你們要去Etxebarri？就在樓上」。隨他手指方向看去，才發現吧枱旁邊有道木梯。拾級而上，一間農莊穀倉改建成的亮堂房子，方是此行目的地。

「Asador Etxebarri」，本來用不着我多費筆墨介紹，大家隨便上網一查，就知道這是個甚麼地方。但是忍不住，還是得多說幾句。「Asadar」（燒烤店）這個樸實名字底下，是全世界愛吃鬼心目中最終極的燒烤聖地，多少馳名大廚最想品嘗人生最後一餐晚飯的美食終點。大廚兼老闆Victor Arguinzoniz斯文有禮，伐木工人出身，沒有接受過一天職業廚藝訓練，卻半途出身，把家裏的山村小館改造成一座神奇的火焰殿堂。

他們標榜自家做的是「live coal cooking」，意思是不用現成木炭，而是整個廚房團隊定期自己上山伐木，又或者向附近村民採購。木頭搬回來之後，有的立刻燒製成炭，有的按品種和需要存放，靜待其水分揮發。做菜的時候因此至少就有了兩種生火的材料了，要不是用自己專門炮製出來的木炭，要不就是那些放乾了的木材。

這還沒完，Victor Arguinzoniz還令截取木料的不同部分，從粗壯的樹幹上劈下來的材料固然是主流；但細枝也有細枝的效用，不可輕忽。另外，木炭也好，木材也好，也得看它們來自哪一種樹木，橡樹、蘋果樹、橘子樹、葡萄樹，乃至於橄欖樹，它們全部各有各的氣味和特性，必須針對不同的菜式做出不同的搭配。食壇近年流行自家製，恨不得端出來的材料樣樣都是自己田地裏種出來的。「Asador Etxebarri」走得更遠，乾脆從火源處開始自家製。聽起來很玄是不是？是不是很像一個市場營銷的噱頭？但是在嘗過西班牙，尤其巴斯克地區那一大片前衞花哨得叫人頭暈腦脹的星級餐廳之後，你會發現「Asador Etxebarri」的出品才是最純樸最能叫人記住一輩子的味道。其單純，猶如它樓下那家街坊酒吧；其高妙，則如它背後那一座雲霧繚繞終年的聖山。

梁文道：理想的的士乘客

【蘋果日報】掙扎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該寫這篇東西，因為我真係唔想得罪班的士司機大佬，我好驚俾人用鐵通郁我，仲要見一鑊打一鑊。所以我還是先把好話放在前頭算了。

是這樣的。我曾經自封「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坐的士，而且坐得十分頻繁。坐到了路邊隨手招一輛，上車之後，司機大佬竟然會和我說：「梁生，我車過你七次啦」的地步。換句話講，我都叫做識得唔少司機大佬，算是瞭解他們。十幾年前，對我而言這甚至是項工作需要。因為那時候我在電台上班，而的士業和廣播這種媒體簡直就是天作之合。幾乎沒有一個的士司機不聽電台，所以任何一個市民，不管他有沒有收聽電台節目的習慣，只要他坐上了的士，就得被迫做我們至少三分鐘的聽眾。我坐的士，和司機大佬傾偈，等於就是在目標受眾群中做田野調查，甚至透過他們瞭解其他乘客的反應。

後來我不做電台了，但還是愛坐的士。一來是因為我很忙，往往連走路去車站搭巴士地鐵的時間也不願花。二來是因為我既不開車，也不想養車。三來則是我有個不太好的習慣，幾乎從來不開手機，很怪癖地只有坐的士的時候回覆來電，讓車廂中電台的人聲樂聲做我講電話的背景。於是坐的士似乎就和講電話綑綁了起來，猶如被訓練過的狗一聽見搖鈴就會聯想到狗糧似的，我一坐的士就想睇手機，一用手機就想那刻出門截的士。

再後來，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在香港的時間少了，可我坐的士的時間卻一點沒少。我現在過幾天就要來回一趟機場，往返當然還是靠的士，並且趟趟長程，車資有時候加起來可能比從前日日短途更多。如此擁護的士，又認識不少司機大佬，「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這個稱號，我自認當之無愧。不過，我依然不敢說自己能當這個沒有註冊的社團的主席，因為我知道有人比我更愛這個行業。不要搞錯，那個人絕對不是見過Steve Job，但是憎恨「Uber」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也不是疑似的士牌主的譚惠珠人大，而是我的朋友，食家葉一南。聽說（不是聽他本人說），他和的士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了見到馬路對面有車都唔過去截車，偏偏要守在這一頭等車經過的程度。看起來，這不是一般人所謂的以的士代步，而是走路是坐的士的無奈替代。

正因為的士實在坐得夠多，所以我才覺得近日那位司機大佬用鐵通威脅行動不便的乘客下車，是件遲早都要發生的事情。還記得嗎？就在去年，一位義工協助莊陳有搭的士，第一架說自己「不過海」，第二架就在開車之後一路大罵那個義工，怪他帶了「一件豬頭骨」上車。事後莊陳有在臉書上放問：「其實點解香港嘅的士司機會係咁嘅？拒載、歧視傷殘人士，呢啲事時有所聞，噚日我又再一次被拒過海」。是呀，為什麼呢？

且看那位手持鐵通，喝客人「扑爆你個頭吖嗱，信唔信呀」的司機，他在事情曝光之後，接受記者採訪，居然還能理直氣壯，認為他拒載的那兩個客人「要報警即係玩嘢啦！」；而自己的表現則正常不過，「係人都會發嬲」。由此可見，在好些司機心目中，問題不在他們不禮貌態度不好，而在我們一般人沒有達到他們心目中的正常水準。他不想過海，你硬要他開車（儘管你是失明人士），他罵你難道會是他的錯嗎？他把紅的開到元朗，你上了車之後居然還是要在元朗巡遊，難道他就不能發火凶你？

這幾年坐的士，我最大的感觸，是我們越來越趕不上許多司機大佬心目中的正常水準了。從前激怒司機，往往是因為你要去的地方太近；現在令他不快，卻又是為了你要去的地方太遠。從前說去機場，幾乎每一個司機都覺得是件愉快事；現在飛的去機場，有的卻恨進了機場之後排隊等客返市區太過漫長。我住在沙田，從機場走一趟也不算是沒肉吃了吧？不，我時不時就碰見司機黑面，嫌我離機場住的還是太近；又或許怪我為什麼不去港島。為了令他們全都眉開眼笑，我是不是該搬去天水圍或鴨脷洲，才叫做符合了在機場搭的士的正常距離呢？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坐的士，凡是有一件行李放進車尾箱就要多收五塊，你以為司機因此就有義務要下車幫你搬東西嗎？你錯了。我在機場等車，平均每兩回才有一位願意這麼幹。到了目的地，他們當然也不下來，你必須自己搬出行李，再順手替他關好車尾箱，唔該都冇聲（事實上，他們很有可能全程都冇出過一句聲。有些時候，打從你講出要去的地方，一直到你說該停車了，他都可以連點頭的動作都不用做）。難免使人懷疑，坐在駕駛位置上的是個假人，這部車其實是輛正在實驗人工智能系統的無人駕駛的士。

我不算年輕，但也不老，自己勞動筋骨當做運動也不錯。但那些上了年紀，手腳不靈光的人又該怎麼辦呢？我試過在機場看見一位老太太站在的士身後對着幾件行李發愁，走過去幫忙之餘，順便叫司機下車搬東西，結果挨他一頓教訓，怪我多事。顯然我在他心中又不是一位及格的人了。

正常而理想的乘客應該是這樣的：能從一輛的士的外表猜出司機想去的地方，不隨意招手。能夠自己搬運行李和輪椅，不必麻煩司機（也就是說一個坐輪椅的人應該懂得在坐的士的時候短暫恢復行走能力）。能夠在灣仔北上車過海，卻果斷要求司機兜去東隧再返紅磡。當然，還要能在司機不太熟路的時候，自動打開你自己的手機定位系統，然後你自己真人發聲導航。而最最理想的乘客，恐怕暫時還沒出現，那就是上車之後能夠請司機移步後座，你自己開車，到了目的地之後一邊付費一邊替他開門請他回座；之所以還沒有這種乘客，主要是香港的法例太過落後。

話說回來，我運氣算是不錯，至今仍然可以碰到不少作派古典的司機（亦即一般人所謂的好司機），不只會在收費之後說聲謝謝，還會令人感動地主動出手搬行李。每次遇到這類逐漸罕見的例子，我都會多俾十蚊廿蚊貼士，以表衷誠謝意。事實上，忝為「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我平常就連唔使跳咪的超短途也都會多給五元，權當道歉。有時候，司機大佬接過之後，照樣不吭聲，但一副「算你知機」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離理想乘客的標準又近了一步。

梁文道：十五塊錢的尊嚴

【飲食男女】大概十幾年前，我在一本書上看到歐洲一個社會學家的調查，他和他的團隊每天守在超級市場，觀察不同的客人，看看他們在裏頭會花多少時間，做些甚麼，買些甚麼。結果他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原來在超市裏面待得最久的，多半是些獨自進來購物的老人。這些老人家喜歡從一排貨架逛到另一排貨架，仔細地檢視架上各種商品，常常拿起一件東西瞇着眼睛研究商標上頭的說明，然後又慢慢地把它放回去。但他們逛到最後，通常買的卻是一份報紙、一個打火機，又或者一排香口膠，以及其他這類最便宜的物事。然後他們第二天又來，路徑和昨天一致，行為模式也和昨天一樣，用掉的時間也差不多；臨到離開之前，一樣又是在收銀機前隨便挑樣最廉價最不起眼的東西。日日如是，他們家裏一定有吃不完的香口膠，和這輩子都用不盡的打火機。他們到底在做甚麼？

答案很簡單，他們在消費。我知道，你一定會說這是句廢話。可是請耐住性子再想一想，你會發現這群老人古怪的消費習慣其實正好指出了今天這個消費社會的真相，那就是消費不只是簡單的交易，不只是為了取得生活所需，甚至不必是那種想要向外人表明自己品味和身份的符號性行為；它更是一種非常基本的社會交往。再說明白一點，那些長者其實根本用不着那麼多香口膠和打火機，而香口膠和打火機也不可能為他們帶來甚麼表達真我和彰顯身份的效用。他們每天耗去那麼久的時間在超市裏面，卻只買一兩件那麼無聊的東西，為的只不過是想要一點自己還在社會當中，自己依然活着的感覺。因為人類在這個時代裏頭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就是消費者，而消費正是我們能夠和這個世界發生的所有交往關係當中最最基本的一種。

所以我們在屋邨和舊區總是能見到一批退了休的男人。每逢賽馬日便蹲在馬會投注站附近，似乎賭癮很大，其實又不真的大筆落注。又有一些扶着枴杖的老太太，每星期準有一兩個下午，會到相熟的茶餐廳報到，多半是叫一杯熱奶茶，奢侈點便多來一份蛋撻或油多。她們已經行動不便，家裏也不是沒東西吃沒東西喝，為甚麼還要這般花錢花力氣，辛辛苦苦出門下樓呢？那全是因為他們早已失去工作能力，漸漸被社會主流趨勢甩在後面，身上可用的資源不多，交往的範圍不大。那一點點最廉價的消費，就是他們還在這個世界的證明。這是他們進入公共生活，看得見他人，也被他人看見的管道。他們是人，他們還活着，就算再少，那點微薄的開銷也還可以為他們帶來一種「我有能力」的感受和尊嚴。

今天忽然想說這事，是因為最近聽聞住家附近又有一間屋邨茶餐廳被「領展」趕走。從前我常在那裏看到一對都有番咁上下年紀的母子，兒子有病，行動不由自主，走路走得非常吃力，他的母親更得坐在輪椅上頭。茶餐廳職員從來沒嫌棄過他們，替他們開門關門並且安排座位，任他們倆一人一杯十五蚊熱飲坐足一個下午。我不知道從今以後，他們還能去得了哪裏？也不知道要是再去這個必將改頭換面的商場，我是否還有機會碰見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