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把這種態度扯到「六四」，你可能會覺得太過牽強。但是請仔細看看今天香港一些青年對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想法，難道不就是一句「唔關我事」嗎？因為現在的我只認同我是香港人，所以當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和我無關。因為我只關心眼下港人的利益，所以在我的定義之內，二十八年前讓幾百萬香港人湧上街頭的事情就都不算是「本土」了。好些朋友如江瓊珠與陳景輝，始終不懈地要把「六四」座落在香港本土的脈絡之中；但不管他們費了多少口水筆墨，費了多少心思，舉出過多少史實例證；只要我不承認那是「本土」，它就不「本土」。因為我的「本土」只有二十年、十年，甚至今年，你們三十年前幹過什麼事和我沒有關係。
同樣地，這個「本土」有沒有未來和出路也是和我無關的。「支聯會」要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是痴心妄想，「民主回歸」的論述已被證明是幻夢一場，然後呢？我們要的是獨立，是「永續基本法」，是「回歸英殖」，是什麼都好，只要不是和中國搞在一起就好。但為什麼這些林林總總的本土大計會比「建設民主中國」更簡單，會比「一人一票真普選」更可行呢？為什麼我們今天不能全民直選特首，將來卻可以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自立呢？我兩年多前在此寫過幾篇東西問過這個問題，直到今天我還是要問，因為我始終看不到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也許，答案並不重要，幾十年後香港變成什麼樣子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只是我今天的取態，我討厭中國，我愛香港，如此而已。
我愛的這個香港沒有和我不一樣的人，沒有利益和我不一致的人，也沒有和我信念相矛盾的人。香港還有人要悼念六四嗎？那些人一定不是真正的香港人。香港還有人要聲援內地維權人士嗎？他們一定是「賣港賊」。我就是「本土」，「本土」就是我。
在特朗普身上，在香港一些年輕學生身上，我看到一種很不可思議的共通點，那就是切割。和本該不可割捨的過去切割，往昔世界工業發展的歷史和我沒有關係，二十多年前香港發生過的事情也和我沒有關係。和不可能不與之相互影響的「外部」切割，全球其餘兩百多個國家和我沒有關係，中國再怎麼樣也和我沒有關係。和我們「內部」其他人切割，凡是與我看法不一致的大企業都不能代表「真正美國人」的利益，凡是與我觀點不相通的社運組織也都不能算是站在「真正香港人」這一邊。於是那最純粹、最本真的「美國人」或「香港人」，就是經過一連串的切割之後，既沒有過去，也顧不到將來；既不與遠親為伍，復不認近鄰為友的，蒼白的、懸峙的、原子化的我了。在我看來，這就是今日右翼民粹論述的一個邏輯特點。
有意思的是這種思維模式在今天的中國是會受到讚許的。我記得多年前在一次小規模討論當中，有人提起了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臨死前那一天的事。那一天下午四點，他和蕭軍幾個人從「文聯」被押到了北京國子監，一群革命小將一邊放火燒京劇戲服，一邊用木刀和藤條毒打跪在地上的這些「反動」文人藝術家。被打到頭破血流的老舍後來回到「文聯」沒多久，晚上七點又給一幫北大女生糾出來批鬥，一路批一路還用皮帶抽打。第二天晚上，這位以《茶館》聞名，以《陳各莊上養豬多》為最後公開發表作品的一代文壇鉅子，終於自沉太平湖。好幾個內地學生紛紛感慨：「那真是個殘酷的年代呀」。
「那真是個殘酷的年代」、「那真是個不可理喻的年代」、「那真是個荒謬的年代」……，在這個高舉中國文化價值的時代說起這些舊事，我總是會聽到青年如此慨嘆，彷彿「文革」、「反右」、「大躍進」和「鎮反」都是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問題是「那個時代」真的過去了嗎？當年是誰用皮鞭抽打老舍？是誰逼令他跪在地上？是誰在放火燒書燒戲服？那些人大概全都活着，甚且可能活得不錯，從「那個時代」一直活到了這個時代。也就是說，荒謬年頭幹荒謬事的人全都還在我們身邊。你怎能說這只是「那個時代」的事呢？
不過若是繼續追問下去，想要發掘更多課本所不傳的史實的話，那就會犯上「歷史虛無主義」的罪了，是妄圖以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合法性的重大錯誤。但只要你不問不說，假裝發生過的事沒有發生過，假裝仍然活着的兇手與受害者皆不存在，歷史就不虛無了。你的歷史觀不虛無，你就安全了，你就可以好好地活着了。所以每當香港媒體問到在港內地學生關於「六四」的事，都一定有人會答：「那是歷史上的事，和我今天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對，要緊的是唯我今天活着。在這一點上，香港那些視中國如仇讎的青年學子，實在與他們的部份內地同學沒有太大分別；儘管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而對方是「被洗過腦」的；儘管他們一邊認為自己愛香港，一邊認為自己很愛國，好像都很正義，很有價值要堅守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