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瞻仰一段過時的歷史（名氣的生老病死之二）

【飲食男女】Akelare是家位置極好的餐廳，離聖塞巴斯蒂安市區不到十五分鐘的車程，位處半山，面朝大海。若是黃昏，夕陽緩緩沉入一望無際的大西洋，眼前山海漸漸變色，由金黃而血紅，再化成一片迷霧般的粉紫，世界上恐怕沒有多少家食肆可以享有如此美景伴食。可惜的是，身為一家三星餐廳，巴斯克地區的鎮山之寶，Akelare確實需要這樣的環境。

我可以看得出它的歷史意義。主廚Pedro Subijana是伊里薩爾（Luis Irizar）親手調教出的西班牙「凱旋一代」名廚中的佼佼者，分子料理和新派巴斯克菜席捲全球那個年代中的弄潮兒，就和他不少後輩一樣，喜歡各種似是而非，開食客玩笑的把戲。例如一塊叫做「Diablo」的牛油，印上了大大小小象徵惡魔的山羊頭標記，味道非常濃烈。你以為這一定是羊奶做的吧？不，它真的是塊牛油。又如一道叫做「The Broken Jar of Yogurt」的甜品，樣子真是一小瓶碎裂開來的超市酸乳，那些玻璃瓶渣和碎片其實是可以吃的糖片，裏面裝的則是真正的酸乳。類似的遊戲還包括了用蠔葉做成的「生蠔醬」，多寶魚肉做成的「鱈魚下巴」……，真是吃到你在心裏暗叫有完沒完。同樣的東西，放在十幾二十年前，大家或許會覺得好玩。但是到了現在，當大家連丟到地上會像橡膠球一樣反彈回來的雞蛋也都見怪不怪的時刻，玩弄這類伎倆又還有甚麼意思呢？重點在於這種所謂的「創意」到底有沒有道理。整晚下來，我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一小碗「墨魚汁意大利飯」，那一顆顆米粒其實是從墨魚肉裏剜出來的，並非真的米飯。這道菜看得出是花了功夫，可是花得值。首先是那些「米飯」，由於是墨魚肉做成的，自然要比一般的意大利飯彈牙；但它煮得火候到家，所以又不至於太過煙韌。而墨魚米當然又要比用魚汁煮的米飯更和味，再加上黑色的墨魚汁，嘗一小匙就能在口中爆發出極度霸道的海鮮氣息。這樣的作品就是我心目中有道理的創新了，而非那些不斷要和食客猜謎團，要你從外表猜猜看你吃到的會是甚麼東西，可是估中又冇獎的小手段。

最慘的是連服務都夠不上三星水平。其中一個樓面經理在香港工作過，所以喜歡時不時就走過來聊天。但偏偏是這位大哥，永遠見他行行企企，唔知做乜，人家桌上酒杯已空，得專門喊他，他和他的手下才曉得過去斟酒。如果有人要上洗手間，他們也不懂得帶路，而是像牧童遙指杏花村似的，用手勢加上語言，告訴你出門之後左轉下樓再找第二道門口……。巴斯克遍地珍寶，為甚麼這樣一家餐廳還能保得住三星？這大概就是米芝蓮指南的敬老精神在發揮作用了，好比里昂的「L'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有誰會去和Paul Bocuse老爺子計較他還該不該再拿三星呢？公道地說，Pedro Subijana確實是個認真的大廚，幾乎每隔二十分鐘就會出來看看外場的情況。我見他華髮漸生的模樣，也不禁一陣憐惜。

不是慶祝 亦非送別 更無期盼 梁文道的1997與2047猜想

回歸也好，主權移交也好，香港淪陷也好，二十年過去，今天各家傳媒盤點廿載點滴，大塊小塊上顧後又瞻前，唯獨要說將來，仍舊茫然。

文化人梁文道回想自己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夕的心情，由到處去看國旗升降，臨立會外議員宣言，警察更換帽上徽章，到蘭桂坊六四吧前目睹老外醉酒鬧事成就去殖中的第一滴血，心情像看一連串的煙花表演﹕「要慶祝嗎？又不是。要送別一件很惋惜的過去嗎？不然。對重新做番中國人充滿期盼，又沒有。」今年維港上空連續二十次的「中国HK」消散過後，空氣中彌留的是不是同一片令人看不透的煙霧迷霞？

今天梁文道已是「國情通」，昔年文化界高舉的解殖主張方興未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卻已幾乎走了一半，在本土思潮橫空出世，北京全面奮進落場的二十年後，他如何再說中國/香港？

問﹕廿年後回看當時的心情，有何感受？

答﹕我覺得自己當年不是太成熟。那時我們講後殖民主義是一個很流行的學術術語，文化上當紅的主題，但卻沒有從政治層面去看，話就話當家作主，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直到二千年頭，我在明報筆陣一連寫了幾篇文章講「去殖未完成」，當時意思和今天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那一套很不同。

（按︰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曾批評香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近日更指港獨源自殖民主義洗腦。）

我的意思是，香港的社會基礎是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舉例我們講殖民地惡法，最近食環拉婆婆，又或者hidden agenda事件，涉及的法例不是回歸後才有，而是殖民地時期為了方便而設的一套管治術，我在二千年後寫很多文章，當然羅永生，或呂大樂寫得更深入。

我套用呂大樂的說法，原來大家講了那麼久五十年不變，反映香港人想要的，不過是急凍了的殖民地狀態，所謂一國兩制的意思，是將香港定格在九七之前，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此有所反省，要擺脫殖民地身分，成為真正的自主自律公民？

問﹕今天我們再講要維護一國兩制，多少還是抱持當年心態？而大陸近年覺得你不理解她心目中的一國兩制，要重新「說明」，爭拗在這裏。

答︰我們整個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一路以來有兩條主軸，而互相矛盾。

其中一種是我剛才所說，急凍在九七前狀態。而中國強調的一國兩制不走樣，其實也有這個面向，她會覺得香港以前是經濟城市，大家搵食，不會有什麼民族身分問題。

但另一種主線也很流行，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和大陸雙方也應該有一個對應動態發展。

這一種思維，在香港體現在當年民主回歸派，從華叔和Martin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不表示所有事情五十年不變，因為香港要民主化嘛，我們應該逐步實現當時大家認為基本法中承諾了的最終雙普選，所以他是動態向前進的。另一方面，大陸也有一些自由派，八十年代一開始提出一國兩制時，看的不單是香港問題，民主化也是大陸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猜想2047後的情况，其實八十年代他們已經開始諗到去2047，如果你話一國兩制維持五十年，到2047是不是要變回一國一制？但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香港在2047前應該已經實現了雙普選，那你2047年又如何忽然扭返去一國一制呢？是不是忽然特首廢了武功，變成市委書記，立法會由香港的人大取代？好難想像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認為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所以八九六四前，中共實行過某種政治改革嘗試，比如村委民主普選，到了八八年甚至有人在官方層面大膽提出了黨政分家，現在我們在村層面選緊，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 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問題是這一種想法，八九六四後在大陸基本上已經破產。

八十年代大家還在想，如果經濟上開始做市場經濟，遲早政治上也要行西方那一套。但到最近十幾年，他們開始發現，我們可以只行經濟發展，政治上更加不用有什麼改變，於是剛才我提到曾經埋伏在一國兩制下的思維便中斷了，由原初認為一國兩制動態地兩邊一起向更民主化改革方向行進，到最近只剩下香港民主回歸派假設一國兩制要變，就是香港應進一步民主化，或支聯會最理想的預期，大陸也要走向民主。而另一邊便是大陸的想法，我就不會變的，要變的是你，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更加接受中國的體制才對。

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班人其實同時主張兩種思維也不自覺。比如很多香港人，同時間覺得一國兩制要捍衛住不要走樣，另一方面又會話，我哋都要民主喎，那你即是變還是不變？大陸方面一樣，一方面覺得一國兩制應該回到原來基礎，另一方面又覺得你香港人應該愈來愈似中國人才對。大家都有自相矛盾的部分。

問﹕但白皮書的出現，已明確地道出了今天中國如何演繹一國兩制，他心目中的2047又是如何？

答﹕白皮書是反映了中國在這階段中，對於香港問題的清晰意向。如果根據我剛才的講法，一國兩制是中國對於自己未來制度發展方向的一個假想，那近幾年他們放棄了這想法時，便開始覺得﹕死火，原來當初應承了咁樣一件事，點收科？

因為當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轉變後，便會憂慮一個問題﹕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選，對內地構成多大衝擊？香港可以選自己的市長，為什麼我上海不可以？這種想法在中國蔓延出去，他點收科？所以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白皮書反映的是，你可以有特首有立法會，不用有市委書記人大，但同時候，你亦都不會和內地差太遠。

當然最後根據白皮書產生出來的，是一種四不像的東西，但不緊要，你們可以繼續爭取，我也有辦法拖住。

問﹕呂大樂提過，用八十年代的心態去想像2047，中間個Gap太大，所以廿年後要調整心態，這樣說，整個香港要自己調整期望？

答﹕好老套講，香港過去幾十年，政黨中唯一對這些問題有透徹認識的，似乎只有司徒華。我覺得華叔對香港未來是從來沒有幻想，沒有fantansy的， 他講得好清楚，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可能會有民主。

如果我們講的民主是香港想像中的民主，香港是不會有的，除非中國畀，那中國為什麼會畀呢？因為他自己也預備走這條路，並且會這樣走。如果中國不打算走呢條路，香港如何會有呢？

問﹕你經常來往中港兩地，你眼中的中港兩地互動下，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講，不用等到二○四七，不足十年或二十年間，香港基本上已被同化，香港人身分會逐漸消失？

答﹕我完全不同意。當然，一方面香港對於整個國家的依賴愈來愈強是肯定的，但同時間民間情緒的衝突也只會愈來愈劇烈。情况有點像台灣，我們回想，台灣其實在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後，一路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兩種矛盾的趨勢。

一方面和大陸的關係是愈來愈密切，鴻海集團在大陸做投資，那麼多台商上去，上海有幾十萬台灣人；但另一方面台灣本土化愈來愈厲害，正正是我所講的「因了解而分手」，事實上台灣現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營造出來的周邊地緣政治秩序，香港的情况一樣。

我們未來生活方方面也會被大陸改變，比如順豐速遞，到底他是港資還是中資呢？大灣區不用說了，我們恒生指數成分股有一半已經是中資，將來好多年輕人，打工的地方最終老闆也是中資，但是不是代表你會更加認同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呢？我不覺得。

問﹕今屆政府五年任期後便是二○二三年，五十年不變過了一半，很多人會問這關鍵的五年，香港應如何和中國相處，早前曾有迹象是吹過和風，比如泛民獲發回鄉證，但似乎新的班子面世後，某程度上又承襲了上屆政府特色，你如何看未來五年？

答﹕不會和梁振英時期有太大變化，雖然社會上普遍有對和解的盼望，不然也不會出現曾俊華熱潮，而林鄭不是蠢人來，而中央中我相信也有人會認為，需要向一個和解的方向進行。特別是如何拉攏傳統民主派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我真心相信這仍然是中央某部分人的想法。

但我仍然傾向悲觀，因為香港出現了港獨。

我們要明白共產黨當年有句說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遇到什麼問題也好，只要話他是階級鬥爭，一築起條線，就掂晒。而自從香港出現了民族問題後，便成為了一種他們不會放得下的鬥爭主線。因為今天無論中國政府好，香港人好，一方面會覺得港獨是一個好大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港獨同時又化解了其他問題。

香港過去三十年發展的主軸是民主化，所謂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鬥爭是圍繞這條戰線發生，好了，過去幾年間忽然出現了一條軸線﹕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中國人呢？

那成件事不同了，對於大陸、老百姓好政府官員好，你只是想要民主化嗎？ 比如我內地朋友問我，佔中是什麼一回事？我說佔中就是香港人想要自己的市長，那他會明白甚至會同情，但如果你話比佢聽，香港不單想自己選市長，還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加起來不就是獨立？他的民族大義立即便跑出來。

如果現在他將佔中和港獨等同，再講民主化，他便會用「你想獨立」來將你打回頭，化解了我們民主化對中國政府產生的壓力，同時亦化解了他向大陸老百姓解釋的壓力。

問﹕你二○○七年那時寫過一篇文〈從「港獨」到「人心回歸」〉，當時提到中國眼中，香港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

答﹕是的。我還記得大概八九年前，當時有一位剛從內地調來中聯辦的官員，問我，為什麼香港人年年六四都要集會？我當時和他說，你有沒有想過，香港人去悼念六四是好事，表示他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至少覺得自己仍和中國有關係。等到有一天，有人話不去了，那就才值得擔憂。（即是現在？）所以其實香港的事不難估的。現在港獨出現，他第一件事便是用港獨將你民主化的訴求打回頭。日後事無大小也可以拎住來打你，咁好使，點會放呢？從前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現在身分認同鬥爭，同樣一抓便靈。

問﹕最新的講法，民主自決也被視為是港獨；另外，由早前李柱銘和黃之鋒到美國，朱凱迪等人到台灣，你如何看這條對外尋找盟友的路線？

答﹕原則上我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Martin那一輩，希望訴諸國際聲援和壓力來監察着中國，這種想法，他有權這樣做，我亦同情。今天新一代認為台灣和香港面對同一種中國因素的影響，大家應該在公民社會上有更廣泛的結盟來應對中國，這出發點我也同情。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無論前輩Martin，或新一代黃之鋒，他們實際上政治操作的智慧不夠。

第一，你向國際求援，是基於一個很過時的假設，假設八十年代中國未強大，仍然希望國際社會接納他進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還想加入世貿，然後外國手上拿着很多牌來和中國打，將香港當成其一張牌交給他們，那個情况之下是有用。等於以前，很多外國人會關注中國人權狀况，釋放魏京生，誰要保外就醫，全都是這樣打出去。

但近十年的中國，到了一個誰的面色也不用看的地步，你再打這些牌有何用呢？還會給人口實，說你勾結外國勢力，想顏色革命，而你和他說道理是沒有用的，佢話你係你就係。

而新一代人中，我認為不夠智慧的地方是，比如朱凱迪，我不是贊成李華明那個講法，話驚中國會點睇你，這固然是一件事，更大問題是，你去之前，有沒有想過你的agenda是什麼，你會得到什麼，你會失去什麼？既然你從政，這些政治結盟一定要計得同失，台灣時代力量那班人，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和香港結盟是有得益的，因為他們本身在以民進黨當家的綠營陣營之中不是主流，如果他今天話畀大家聽，我和香港合作，有一個跨海峽的政治聯繫來應對中共，他有着數的，在台灣拿到好處。

掉返轉，你們成班香港人過去，想得到些什麼？我看不出來，去完台灣同人傾吓偈、作某種的串連結盟後，對你在香港政壇發揮影響力，提升你的地位，有幫助嗎？不單止沒有，可能更差。

問﹕提到朱凱迪，十年前天星皇后一役，你訪問他們寫過一篇〈八、九點鐘的太陽〉，那役之後他們一班八十後，轉而去做一種位置之爭的工作，今天比如朱凱迪做了立法會議員，其他一些人可能在各自的界別中佔了一個位置，但爭了位置後，似乎也撼動不了大局，抗爭的底牌在佔領時已經露出過，未來五年，還可以做什麼？

答﹕未來大的政治氣氛必然會很壓抑，但並不表示乜都唔做得。比如一些局部議題。好比朱凱迪，當年天星皇后囍帖街失敗了，但到了菜園村，他是成功的，然後在新界地方企穩了陣腳，扣緊住新界發展問題，其實相當成功。

如果「大圍」的做不到，是不是應該繼續捉住這一點？如果專注做新界發展，對付他所講的官商鄉黑，即使建制派的群眾，淺藍的人可能也會有看不過眼的地方。既然已經去到好不容易扎根在新界，我覺得朱凱迪應該繼續做下去，而不是一下子跳到去更大圍的事情上，比如今次去台灣我覺得是蠢咗。又或者劉小麗，如果繼續抓住小販的議題，今天食環署拉阿婆那單，應該是你議題範圍的事，如果你站在那個位置不斷講下去，政治上一定是得到東西的。

我覺得未來應該回到去寸土不讓，整個公民社會局部改革。比如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是輸勢中，而朱凱迪的成功正正說明了地區上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又隨着新一代年輕人的社會意識變化，就算新移民我不認為是不可能爭取。為什麼不在社區層面鞏固返香港的元氣先呢？

問﹕特首選舉期間，曾經出現過有兩個中央的假想，這個假想隨着選舉結果幻滅，今時今日我們應否仍然期待中央有一個開明派？湯家驊常說北京中有一個叫開明派的盟友，但這個盟友快要消失。

答﹕中國黨內有派系之爭從來不出奇，但這些鬥爭之中，香港扮演什麼角色這才是問題。

你怎可能期望中央會有一班叫做開明派，然後他會撐你香港的訴求呢？

我記得那時《成報》經常在推動這一種幻想，習大大點點，張德江點點，講到他們兩個好有矛盾，我不相信的。今天習近平如此集權，透過十多個小組委員會操控整個國家，每天不睡覺也處理不完所有事情，香港算什麼？香港重要還是朝鮮核試問題重要？就算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矛盾，他現在也放了香港這個範圍的問題讓張德江去打理，意思是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頭號agenda。

政治有開明派是很八十年代的想法，今天已經唔work的了，因為所有派系鬥爭，最基礎的一定是派系利益，不會有一個人天生出來就話，我好想香港民主化，就算他今天會撐你，也是因為一時利益的關係，利益重點一變，他可以立即變。香港不應該抱這種期望，我覺得是錯的。

問﹕香港的民主派走中間路線是不是癡心錯付？比如剛獲委任入行會的湯家驊你如何看？

答﹕他這一種民主派向中間派的轉化，是死症來。今日不work，明天也不會work。我記得特首選舉後有一次論壇，湯家驊講第三路線，結果當時在場一位民主派人士批評他，喂你湯家驊做了幾年做不到的事，曾俊華做了兩個月做到了。我覺得這個說法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從來中間路線，大家信得過，又要有政治能量的，一定不會是由民主派誕生，因民主派這個派系，從來都是講道德權威和道德制高點的，你一個人，離開制高點，逐漸向政府接近，你的光環便會消失。

正如今天有沒有人還記得張炳良是民主派？真正的中間派，一定要由建制派產生，比如曾俊華，五個月前還是百分百的建制，二三下就變成一個淺藍淺黃也吸納到的中間派。

問﹕但曾俊華畢竟也輸了。

答﹕是的。如果你從特首選舉這個如此重要的關鍵位置爭奪來講，你可以話曾俊華示範了此路不通。但是今時今日大家看曾鈺成、田北俊，再加曾俊華，這三個人從來都是建制精英，今天連一些淺黃也會覺得他們幾順眼，他們除了選特首外，是不是沒有其他事情好做呢？

曾俊華熱潮是一個民氣爆發，爆了後，沒有一個組織去收割，他便會散，但不表示民意情緒背後的基礎消失了。我認為本來特區政府是可以往這個位置站近一些，尤其林鄭這一種公務員出身的人，可以將政府從梁振英時期一個如此政治化的國家機器，逐漸變回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那種中性的、行政主導的公務員機器，是有機會的。

曾俊華現象我們看到的是，原來一班淺黃到淺藍的人，他們的要求好簡單，就是想香港做事有規有矩，一時不民主也不緊要，大家多一點和解，不要非友即敵，他們已經收貨。而做事有規矩的代表人物，便是公務員，如果一個公務員背景控制的政府，便絕對不會出現梁振英和周浩鼎這些事。

而我覺得，林鄭是想吸納這班人的。她本來有個優勢的，可以強調公務員系統的特性，因為公務員幾乎是今天香港，最後一個勉強地令到中間派主流民意會認同的事情。你看到新班子名單中，大家最有意見都是政治色彩相對強的人，好少一般百姓會很討厭那些由AO上去的，因為大家對AO仍有幻想。假如林鄭重新搞返一個AO治港出來，中間派不是沒可能的。

問﹕最後，二○四七幾時傾，如何傾？

答﹕我覺得二○四七基本上無乜好傾。從來一國兩制一開始時，是有一個政治構想在背後，但與此同時，也有一個當年中共的性格，就是見招拆招，見步行步。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政黨來，可以每一年都變，九七前講話五十年不變，現在回看有沒有人覺得很可信？那你現在講二○四七有什麼意義呢？今時今日就算中共和你說，二○四七後一切不變，又表示什麼？ 明天可能講這句話的人也變了。

但大環境可不可以變，或到時有契機可以改變的話，你便要把握那個契機。如何可以把握到？因為你有本錢，你的本錢是什麼？就是我們本身的公民社會是健康的，我們有耐性的，有理念的，很多事情守得住，有看法的。

香港的未來，要看大陸的機遇，而當機遇出現時，你是否已做好準備呢？

問﹕梁仲禮，星期日生活記者。九七時讀中一，對一國兩制唯一認知，來自有同學興高采烈到禮堂參加模擬投票，投給楊鐵樑後回來說﹕「好快我哋可以選特首。」廿年後林鄭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看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選特首問題之外更複雜的面向。

答﹕梁文道，作家/文化人/傳媒人/時事評論員/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you name it。對中國問題看得透徹，翻看四年前佔中對談系列，當日分析幾近一一應驗，今天再談回歸廿周年的中國/香港，道長說最擔心的不是民主化進程，而是右翼本土主義的出現，對香港政治道德和公共倫理的敗壞﹕「我擔心公共討論氣氛已經變成了廢墟。」

梁文道：變化原是永恆（鬼影之後的價值廢墟之二）

【蘋果日報】堅持，曾經是一種美好的德性，特別是在公共生活以及政治領域當中。假如有這麼一個人，他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不理旁人閒言閒語，不管時勢潮起潮落，總是守住他心目中最美好的願景，總是尋找機會宣揚他的主張，並且努力付諸實踐，長此以往，矢志不渝。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面，這種人是會被大家佩服的。就算你不同意他的信念，甚至把他當成敵手，你可能至少也會尊重他的這種品性。為什麼？因為現實世界的種種計算與變動，使我們明白，一個人要從頭到尾不改其志，是極其困難，甚至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所以我們敬佩一個堅定（「堅持」的同義語）的人，至少有種幾乎是審美上的衝動。

首尾一貫，正是堅持作為一種公共德性的核心所在。我們往往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把它當成檢驗一個政治人物，乃至於一個政治組織是否可信的基本條件。為什麼梁振英卸任在即，還會有人搬出五年多前他曾經許下的承諾，要求他解釋不能兌現那些諾言的理由？為什麼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找出當年中國共產黨關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民主政體的諸多主張？而中國政府又那麼不喜歡人家如此重談舊事，想方設法地要把那些前人說過的話全都掃進歷史的後巷裏頭呢？那是因為政團和政治人物若要領導大家，至少得讓人信任。所謂信任，在這種情況底下，必須預設被信任的對象不變，他的基本立場不變，他的價值取向不變，他的政策承諾不變。換句話說，他應該首尾一致，他應該是堅定的，所以我們才能相信他，支持他，甚至接受他的領導。

當然，堅持並非絕對。如果一個人信守的理念和立場從根本上就是錯的，那麼無論他為了這個理念和立場吃過多少苦頭，受過多少嘲諷，我們大概也不會因此就感佩他的人格，更不必說贊同他的立場了。例如一位幾十年來不斷否認納粹德國曾經有計劃地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學者，因為他的這番見解，他吃過官司坐過牢；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稱美他的「堅定」，甚至連一點同情都沒有。

所以我們有時可以接受一個人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因為你或許會發現你當初抉擇的那個立場原來是錯的，為了負責守真，你不得不改變你的路線和取向。基於信任必以不變為前提，一個政治人物若是想要改變他的立場，難免尷尬。他化解這種尷尬的辦法之一，是向公眾充份解釋他轉變的歷程和理由，希冀大家諒解。更高明的，甚至會把這種轉變形容成沒有轉變，看起來前後矛盾的說法，原來在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面上是統一而融貫的。另一個更好也更聰明的辦法，則是一開始就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不要隨隨便便就把當初選定的立場形容得太過神聖和絕對，這樣子就不怕日後因應現實的調整顯得太過難看了。

然而公眾之所以信任一個政治人物，之所以願意跟隨他的旗幟，除了理性地考慮過他的主張之外，很多時候還得有點激情的作用。於是某些政治人物往往不得不把話說得過滿，不得不把自己宣揚的見解及其背後的原則提升到道德抉擇甚或宗教皈依的層面，似乎信者方能得救，不信者就該在地獄裏頭淪亡。這樣子激烈的態度，才能在相應配合的文宣攻勢中呼喚出群眾的最大迴響，在運動動員當中刺激出最大的熱情。這一類政治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他不太容易改易他的立場。你總不能今天告訴你的支持者，說君主專制是萬惡淵源，不除不快；明天又說君權神授，吾必以生命相許吧？

好了，上面所說的其實全是廢話，因為這都是大家清楚不過的淺顯道理，用不着我在這裏浪費口水是不是？但是，經過過去幾年右翼本土思潮的崛起，黃毓民、黃洋達、陳雲以及他們的「同路人」的衝擊之後（對不起，我暫時用上『同路人』這個說法，儘管他們早已不再同路），我發現上述常識原來早已破產，我們原來珍視或者至少欣賞的「堅持」這種政治德性，已經喪失了它的全部意義。

就以前陣子引起爭議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為例好了。2010年，黃毓民曾經發表聲明，要大家全力保衞支聯會。2012年，他更提出不能只是因為「民主黨老土」或「支聯會壟斷」，就不到維園悼念。同年黃洋達也曾在選舉單張中明言「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仍能讓市民自由發聲的土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衞我們的發聲空間」。可是到了第二年，黃洋達卻又不想這麼「大中華膠」了，他現在反過來認為「六四維園悼念是離地大中華左膠玩意」。2014年，原來主張維園不能不去的黃毓民，與黃洋達共同提出杯葛支聯會，反對「平反六四」的口號，並在尖沙嘴另起爐灶。今年呢？他們早已不在尖沙嘴集會悼念六四，而黃毓民更狠批支聯會是在「變相維穩」。

短短七年之間，「雙黃」對六四這個重大議題的立場和說法就有了極大的變化，幾乎到了前後矛盾的地步。有趣的是，他們每一次說話卻還都那麼地激昂，把他們的主張說成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信者得救。更有意思的，是他們標榜「熱血」，以一套戰鬥語言武裝支持他們的群眾，喜談「堅定」，高倡「立場」。可是今日看來，這豈不都成了笑話？

陳雲就更不用說了。我早已在此寫過我從來沒聽懂他近年那套宏論，並不是因為他的言詞太過晦澀，而是因為他的變化太快我跟不上。一時說「建國不是獨立」，一時說「香港必會獨立建國」；一時要大家拋棄「中國情花毒」，一時又要立志「再立共和」「恢復華夏」。比雙黃更誇張的，是他每一次提出新看法的時候，都要詛咒他的對手遭雷劈下地獄。那麼他的信徒要是跟不上該怎麼辦呢？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抑或與他一起上天下地冰火五重天？

然後這幾個人還要用非常極端的道德評價言語去判定他們的論敵，動輒就批人出賣香港沒有原則，形容維園燭光集會是「邪壇」（正是今年中大學生會關於六四聲明中的用語），考諸他們這幾年的變臉歷程，這難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他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最喜歡用「熱血」、「堅守」、「立場」、「原則」、「是非」和「勇敢」這一類的字眼去包裝自己，以「出賣」、「背叛」、「沒有腰骨」和「放棄原則」這一類詞語去攻擊對手，以及彼此攻訐。這些字詞全都和「堅持」這種政治德性相關，但他們對這些字詞的濫用，以及他們實際立場的更易卻掏空和毀棄了「堅持」的所有涵義。於是我們今天就看到了一個這麼古怪的現象：支聯會連續二十八年在維園舉辦燭光集會不叫做「堅持」，卻叫做「行禮如儀」；而批判他們二十八年不變的人，反倒是有原則有立場，夠堅定夠勇敢的熱血鬥士。

梁文道：你排名第幾？（名氣的生老病死之一）

【飲食男女】餐廳的名氣有時候就像名牌奢侈品，不可盡信，往往是耳食之輩道聽途說，又或者反覆摘抄，然後在媒體上放大再放大，才成了所謂「不可不試」，甚至「不吃會死」的神話。又有一種情況，新富階層，又或者不富但又辛苦存了點錢想要偶爾豪一次的，對自己的品味還沒有信心，於是特別信任名牌，喜歡講究排名，喜歡討論星級，以虛幻的聲名和聽回來的傳說去整修甚且否定自己親身的體驗。

所以今天的中國最流行排名，幾乎你想得出的東西他們都有榜單，而且據說還是國際性的排行榜。例如手錶，我時常聽人在計劃一擲萬金買隻好錶的時候，要先打聽某款錶的製造商上能在國際上排到第幾名。是故某些商家就總是以此為招徠，聲稱自家出品在全世界排名第幾云云。但事實上哪有這種具備公信力，全球認可的排名榜呢？文無第一，工藝亦然，手錶這種東西，行內自有定見，大家知道甚麼品牌是甚麼地位；但硬是要在那十來家難分高下的製造商當中分個優次，排出名列，則根本不太可能，因為他們每一年的表現都不一定一樣，出品也都別有特色。所以那些流傳甚廣的榜單，要不是引自某國消費者調查，就是某些錶評人某年錶展之後的心得報告。

更離譜的是連戶外運動產品如登山鞋和背囊居然也有「國際排名」，我真見過有人討論某某牌子是否比不上另一家好，因為它在世界上排名不如後者那麼高。你去問問攀遍世界名山的職業高手，他們聽說過這種排名沒有？他們真會推薦給你的，多半就是贊助他們，或者找他們代言的牌子罷了。

還是說回餐廳。由於中國遊客有錢也就是這幾年的事，接觸外國飲食的歷史又不算長，所以在外遊覓食的時候難免要更加信任媒體的傳聞和各式各樣的名單了，尤其是知名度極高的米芝蓮指南與「世界五十大餐廳」排行。我總是在各式中文傳媒上面看到一些出現在這兩份單子上的餐廳被人說得神乎其神，用極盡誇張的語言去形容那些館子，比如說「沒去過XXX，別跟人說你去過西班牙」，又比如「到了東京，必須拜訪的神級名店XXX」。但那些地方真有他們說的那麼厲害嗎？可憐的是，就算你打從心底不覺得有多好，你也必須假惺惺地配合讚美，否則就好像顯得你很沒有品味，很不會吃似的。

然而我們都曉得，名不副實是人間常有之事，有些品牌有些地方之所以聞名已久，是當年歷史上的機緣，和它幾十年後的表現不一定一致。就以公正著稱的米芝蓮來說好了，即使它標榜匿名無私，強調標準嚴謹；可是它也有難免要講面子的時候。有些老店之所以拿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三星，我覺得純粹是他們敬老而已，下周就給大家一個實例。

梁文道：有種責任叫堅持嗎？（鬼影之後的價值廢墟之一）

【蘋果日報】最近有本新書叫做《有種責任叫堅持》，書我還沒見到，但書名卻令我好奇。經過這幾年鬼影幢幢的古怪操作，直到最近關於六四維園燭光集會的爭議，我們香港人真的還知道什麼叫做「堅持」嗎？正好這些天我時不時地就會想起華叔──已故的司徒華先生，想到當年我們幾個年輕朋友如何批評他獨裁，如何指責他主導的支聯會太過保守。我很想知道，假如他老人家今天還在世，他會怎麼看眼下這新一代？怎麼應對當前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亂象？更重要的，是他會怎麼向大家解釋，所謂的「堅定」與「堅持」，究竟要一個人付出多大的代價？

他逝世那年，我寫過以下這段文字，我把這些話假想成他對我的回答：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加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按：即《大江東去》）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

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怎樣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華叔是幾十年來香港民主派當中最像老派共產黨員，因而也最懂得共產黨工作方式的人物。他當年私下和人說過不可信的「同道中人」，後來證明幾乎無一落空。反觀今日，陳冠中兄因為長居北京，所以就被一些我曾經以為很懂行情的文化界友人質疑，甚至說他「早被收買」；而正正又是這些人時時聲稱要和共產黨鬥下去。這等見識，這等政治嗅覺，他們到底憑什麼去和一個他們根本不懂得的對手鬥爭？

這就好比最近因為宣佈「六四情不在」而成為新聞人物的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子灝，他之前曾經擔任「學友社」領航者計劃的領航長，參團到內地考察國情。恰好華叔就是因為加入過「學友社」，才在晚年被人說成是「共奸」。由於我們很多人絕對不會相信華叔因為這個背景就成了特務，那是否表示加入過「學友社」的區子灝也就不可能是職業學生呢？這就得看他自己怎麼解釋了。在接受《蘋果日報》訪問的時候，他說正是因為那趟國情旅行團，他才深入體會到中國的腐敗，目睹「周地丟垃圾，無公德心」的情形，令他更加相信香港要脫離中國。這番話的邏輯與在北大唸博士的鄭松泰如出一轍，都是因為去過大陸，有了深入體會，後來才堅定了香港要走本土政治的信念。請注意，重點不在有沒有參加過「學友社」活動，也不在是否曾在北大求學，真正的關鍵是你如何解釋從那些經歷轉出今日政治立場的過程。而這種解釋，幾十萬長期往來內地，真正對「國情」略知一二的香港人看了，又怎能不笑掉大牙。看來鄭松泰說的沒錯，群眾果然是白痴。

如今港獨成了國家大政的重點，連駐港部隊也都到了要強調他們「定海神針」作用的程度。照道理講，這本該是枱面上一批右翼本土主義和「港獨勢力」旗手迎難而上，大幹一番事業的良機。他們過去這些年不是一直批評人家只顧空談，「和理非非」、「行禮如儀」，甚且動輒置疑泛民投共，然後口口聲聲要和中共周旋下去，不惜發動暴力革命嗎？但為什麼無論怎麼看，他們的行跡都更像是落雨收柴，「功成身退」呢？說好的抗爭到底，變成了「我懦弱」和「成班人去晒坐監仲有本錢內鬥咩」。原來把傳統泛民當死敵，主張「先安內，後攘外」的，變成了要「同泛民政黨合作」和「退出社運」。昨天當教主的，沿着幾年下來的劇本主軸，不斷切割再切割，分裂再分裂，直到把自己邊緣化到快讓人看不見為止。原來做國師的，則加劇又夠鐘食藥的病況，話越說越狂，直到人家不再把他當回事的地步。為什麼特首一換人，熱血就成了一攤令人唏噓的冷冷敗局？為什麼中央政府正以史無全例的最大力氣來管束有港獨危機的香港，當時得令的新勢力就潰散到不成隊伍的結果？

在這個情況底下，於是我想起了華叔，想起了一種曾經為人珍視，但終於變作笑話的政治德性──堅持。

梁文道：西班牙食壇少林寺（重新發明巴斯克菜的人之二）

【飲食男女】很多人在談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引領西班牙前衞美食運動的時候，都會提起1991年左右Ferran Adria開始改變「鬥牛犬」（el Bulli）餐廳菜單的始末。又或者再往前追潮，強調1976年法國廚神包庫斯（Paul Bocuse）把新派法國菜帶到馬德里的功勞。但是你去問一下西班牙飲食圈的內行人，尤其是美食首府聖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大廚們，他們大概會告訴你，1966年才是西班牙廚藝革命的元年。因為就在那一年，「el maestro de maestros」（大師的大師」終於回到了他的老家。

在此之前，出國時還是個年輕人的伊里薩爾（Luis Irizar），已經在巴黎學到了一身紮實的本領，懂得把法國菜的技法和西班牙的食材與廚藝融貫成嶄新的創造；又在倫敦希爾頓酒店當過老大（那時還沒有『行政總廚』這個職位），統管手下近七十人，掌控每天三千多份餐飲的全部流程。現在，他帶着豐富的國際經驗，以及現代化的餐飲管理知識，回到聖塞巴斯蒂安，不只開了一家餐廳，更重要的是還開了一間學校。

要知道那是個艱難時刻。雖然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結束多年，獨裁者佛朗哥元師的地位穩如泰山；可是一向有離心的巴斯克地區卻還總是動盪不安，方興未艾的武裝獨立組織「埃塔」（Euskadi Ta Askatasuna，簡稱『ETA』）四處發動恐怖襲擊。每回出過甚麼爆炸案，好一點的食肆和酒店就要面對好幾個月的荒景，怎麼樣都招不到食客光顧。更何況當年的西班牙仍然物資困乏，全國都受到佛朗哥那崇尚簡樸的個人取向影響，不敢高調張揚自己對美食享樂的熱愛。

饒是如此，伊里薩爾硬是熬了下來。一方面把自己多年的見識灌注到還沒有機會出國的新一代廚師身上，另一方面則鼓勵同業切磋研究，開發前所未見的新技法。光是在他開辦廚藝學校的第一年，他就教出了包括巴斯克地區三星資格最長久的Pedro Subijana等日後一批享有巨星級地位的名廚，人稱「凱旋一代」。之後他結束餐廳，全心投入廚藝學院，繼續帶出了一批又一批本領高強，眼界開闊的廚師。而這些他教導過的弟子又在他們自己的廚房裏訓練出一大群新銳。乃至於有人宣稱，在西班牙你幾乎找不到一個沒受過伊里薩爾影響的好廚師。

當然，並非全巴斯克地區的廚師都是他親自指導過的。例如阿薩克（Juan Mari Arzak），這位聖塞巴斯蒂安最具世界知名度，最常在電視上露臉的名廚。可他卻是「新巴斯克廚藝」（la Nueva Cocina Vasca）小組的成員，而這個小組的大家長正是伊里薩爾。根據阿薩克的回憶，當年伊里薩爾在教學之餘，還召集了這麼一批有潛質的青年廚師、食評人，甚至一群資深食家，大家每周定期聚會，輪流做菜。每個禮拜他們都要發明一道新菜式，甚至研究出一種新的烹調手法，然後互相指教，共同開發後來成為巴斯克美食標誌的一種新語言。阿薩克說：「伊里薩爾是我們的導師，他精通所有傳統廚藝，同時支持我們創造新的東西。只要我們遇到任何問題，不用擔心，總有伊里薩爾會解決掉它。」

伊里薩爾的學校並不起眼，就在聖塞巴斯蒂安的一座沙灘邊上。它不是一家會打開門營業的餐廳，所以除去少數太過喜歡對美食追根究底的傢伙之外，沒有任何慕名前赴巴斯克地區的食客會知道它的存在，遑論專門拜訪。但是懂行的當地人都曉得，這裏才是巴斯克廚藝的麥加。如果你有志此途，又會西班牙文，不妨報名他們的暑期課程試試。

梁文道：匠人之心

【蘋果日報】為了愛香港，你可以去到幾盡？

我有一個朋友她知道答案。這是位中年婦女，前陣子身體不太舒服，必須按時用藥。又由於太過虛寒，不敢喝冷飲，所以她還隨身帶了一壺用來送藥的暖水。前陣子她搭東鐵，之前趕頭趕命，來不及吃藥，無奈之下只好在地鐵座位上面打開水壺喝水服藥，沒想到這就犯了天條。原來在她關上水壺蓋的時候，才赫然發現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年青人竟然一直站在她的身前，用一部小型攝錄機對準着她，拍下她吃藥的整個過程。她還來不及反應，那個年青人就說話了：「太太，你知唔知港鐵入面唔可以飲嘢㗎？」我這個朋友只好解釋：「對唔住，對唔住，我夠鐘食藥啫。」然後那個青年的反應就更大了：「原來你係香港人！既然係香港人就更加唔應該咁做啦！知法犯法！信唔信我將條片擺上網吖嗱？」我的朋友又氣又慌，只好把水壺收回包裏，再囁嚅幾句對不起。整件事最令她不快的，還不是那個青年的言語行為，而是他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瞧過她，只是一直盯着攝影機背後的觀景器，似乎自己對着的不是一個活人似的。

聽完這位朋友的遭遇，我只能感慨，這真是個熱愛香港的好青年呀。他為了維持香港地鐵裏的文明秩序，以及他想像中的香港文化和港人尊嚴，居然不惜自己的寶貴時間，可能總是在列車當中做好準備，隨時拍下內地人不文明的罪證，再把它們公諸天下，好表明香港和大陸果然是兩個不同的地方，而且後者正在侵蝕和污染前者的生活方式。只不過這回他遇上的是個正宗香港人，而且在此生活的時間比他大上三十年不止。

三十年前的港鐵是個什麼模樣呢？那時候港鐵叫做地鐵，而「東鐵」還不算是港鐵的一部份，是家叫做「九廣鐵路」的獨立公司，我們管它稱作「火車」。但不管是地鐵還是火車，在裏頭吃喝好像都不是個大問題。我還記得三十年前的火車偶而甚至有些住在新界的婆婆會把煮熟的花生帶上去兜售呢。我並不以為回到過去，大家都可以在列車裏啃九龍塘站著名的滷水雞髀，和喝紙包裝維他奶或者陽光檸檬茶那樣子是好事。我只是好奇到底從何時開始，連地鐵喝水吃藥都是一件很不香港，罪大惡極的一種醜事？

那時候的地鐵和電氣化火車還很年輕，大家搭乘它們的習慣多半沿襲了坐巴士的經驗。而巴士公司一直是不太介意乘客吃喝的，所以港人也就很自然地把巴士上頭那一套搬進了列車裏頭，該吃就吃，該喝就喝。但地鐵到底是不同的，他們的目標是在最短時間之內吞吐最大量的乘客，同時減輕一切清潔管理等維持地鐵高收益運作的成本。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想過要在車站裏面開設洗手間，並且逐步推廣不在車廂之內吃喝的觀念。簡單地說，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節省包括打掃工作在內的成本，而不是為了什麼「文明」。那個青年如此費心地維持一套由地鐵公司出於經營目的所塑造出來的港人身份條件，斥責我的朋友「知法犯法」。我很想知道每逢港鐵加價，他有沒有去抗議過呢？當近年有人發起車站開設洗手間的運動，他又有沒有參加過呢？

我總是懷疑我們香港人對於一種高度人工化的、抽象的秩序，有種特殊的情意結。而且這種情結與政治意識型態的立場無關，真真正正地跨越了黃藍，足以成為港人身份認同的核心。

十多年前我曾寫過當年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中的趣事：一個男人穿越了警方設立的封鎖線，嚇壞了正在銅鑼灣維持秩序的警察，不過他們很快就鬆了口氣，因為那名男士只是為了把一罐喝完的可樂丟進正好位處警戒線外的垃圾桶，丟完之後他馬上就乖乖地鑽回線內，與數萬正在耐着酷暑枯候出發的人群站在一起。類似的情況，我們在年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後乾淨得一塵不染的現場見過，在雨傘運動期間金鐘一帶的公共洗手間也見過，它甚至是令我們足以在全球媒體面前自豪的形象投射。

反過來看，這種秩序情結的另一面則發作在近日大埔斬樹這類事情上頭。由於鳥糞太多，所以親建制的區議員就以為民請命，你投訴我搞掂的標準姿態跑去通知當局，讓他們派人「清理」本來不該長得那麼茂盛的樹木，以及不該在樹上築巢的小鳥。一如幾年前他們找人除掉木棉一樣，因為木棉花會讓人類鼻腔敏感，所以它們是文明都市秩序當中不當甚至「不自然」的存在，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價值。又為什麼從梁美芬到蔣麗芸，建制派議員都這麼關心鼠患的問題呢？我想那大概也是對這種整潔衞生好秩序的執迷所致。為了保住這套秩序，有時候就連活人也是要排除出去的。請注意那些街頭流動小販和睡在天橋底與隧道的露宿者，往往都是親建制議員們關注的對象，他們總是三不五時地呼籲當局加強執法，設立障檻。而以上這一切行動的背後，都有「市民投訴」當做理由，都有我們這些不容文明秩序出差錯的香港人。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說老鼠太多不是問題，也不是說鼻敏感不重要。我只是奇怪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手法是如此粗暴，而我們對那種乾淨整齊的所謂「文明秩序」的偏好又是如此地一貫。同樣地，我們可以不必理會所有規則的由來，不必關心他人行動背後的情由，冷冷斥責一個在港鐵裏頭吃藥喝水的中年婦女。因為這全都太過沒規沒矩了，樹上小鳥隨便拉屎沒規矩，港鐵乘客喝水也沒規矩，他們一點也不理會他人感受，不管自己有沒有打擾到其他人，會不會給人家帶來麻煩。

日本人或許是全世界最怕自己會替人惹麻煩的民族了，所以他們就連在電車裏用手機通話都不能接受，怕這會干擾到他人安寧（儘管他們不怕別人喝水甚至吃東西）。正好這幾天我在京都，便和一位傳統金屬工藝的傳人聊起大陸遊客的事，因為大家都說他們太過喧嘩，太過粗魯，破壞了日本人生活的寧靜秩序。沒想到這位有家專門店設在熱門景區一寧阪的匠人居然說：「沒問題呀。他們的聲音是大了一點，但凡是進到店裏的大陸遊客多半都會盡量禮貌，我不覺得有很大問題」。然後他還說了一個故事：

「有天我在一個朋友家的竹工藝店看東西，店裏進來了幾個大陸客人，他們一邊選購筷子一邊大聲爭論，吵了很久。於是我就問店中一位會說中文的店員，看他們到底在講些什麼？原來這家人有個老爺爺病了，他們正在商量買雙什麼顏色的筷子帶回去給他會比較吉利。我聽了之後覺得非常感動，後來還把這事告訴給開那家店的朋友。我的朋友當然更加感動，立刻默默祈願他們做的筷子能給中國那位不相識的老人家帶來好運」。接着他補充：「我們做職人的，不能沒有體會他人心情的修養。所有規則，所有人的言行，背後一定都有些理由，你不能沒有連結其他人甚至其他生靈的能力」。

梁文道：你吃不到的名廚（重新發明巴斯克菜的人之一）

【飲食男女】巴斯克地區可能是西班牙最終極的美食朝聖地區，全世界那些自命是美食愛好者的追星遊客遲早有一天會來到這個地方；猶如虔誠教徒行走聖雅各之路（El Camino de Santiago），終於也得經過庇里牛斯山，抵達西班牙的北方一樣。但在這個高級餐廳和庶民小館星羅棋佈的國度裏頭，最受當地人尊敬的名廚，卻是一個遊客幾乎絕無可能嘗到他的烹調的老人。他的名字從未出現過在任何一本米芝蓮指南上頭，更和甚麼「全球五十大」之類的排名榜無關，甚至再詳盡的旅遊指南也都不會告訴你該怎麼去到他的餐廳。為甚麼？因為他根本沒有餐廳，他開的一間廚藝學校。

伊里薩爾（Luis Irizar）最初學廚，是在聖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馬麗亞•克里斯蒂娜酒店。這家酒店在當地的地位就和香港的半島差不多，直到現在仍是巴斯克地區最好的旅館之一。很奇怪，這家酒店的中國豪客不多，彷彿停在了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亞洲面孔多半來自日本，大堂裏總是一些有點年紀，穿著考究的日本人。事實上，整片巴斯克區域的中國遊客都相對地少，不像名勝景點處處的西班牙南部，和巴塞羅拿與馬德里那些大城市。走到哪兒都聽得見普通話。我猜是日本人對西式飲食乃至於西班牙料理比較熟悉的緣故吧，大家不遠千里來到巴斯克，最大的目的之一就是吃，所以你很容易在好幾家當地食肆裏頭碰到同一撥日本人，都是來集郵的。

還是說回馬麗亞•克里斯蒂娜酒店，話說它百多年前剛開張那會兒可是極度風光的，住客除了來度假的西班牙權貴之外，更多的是法國人，所以它的餐廳當然要照顧法國客人的奄尖口味，盡量做出符合當時標準的法式美食。要知道西班牙菜在那時候還不入流，於是有志於廚藝的年輕人當然都想擠進這家酒店的窄門，好見識一下黑松露和鵝肝的炮製方法。可惜伊里薩爾來的時間不對，那是1946年，他16歲，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打完，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後的第七年，因為佛朗哥元帥的獨裁政權傾向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所以受到國際的制裁及抵制。

外來物資欠缺，國內又有嚴格的糧食配給，再好的酒店，再好的餐館，難免也有巧婦無米之嘆。所以年輕的伊里薩爾只好天天窩在酒店地下室削薯皮。可是他夠努力夠機靈，很快就跟着長輩學到了越界偷渡食材和黑市買賣的途徑。問題是那個時代真不是做精緻料理的好時機。佛朗哥這個人有種非常保守而教條化的天主教信仰，他非常反對國民把時間和心思耗費在吃喝上頭，推崇一套很不西班牙，清教徒式的飲食倫理（當然，這可能也是為了應對食材不足的現實）。於是當年的西班牙居然流行一些不用雞蛋的「西班牙奄列」（tortilla）的食譜，十分荒誕，十分可憐。在馬麗亞•克里斯蒂娜酒店開了眼界的伊里薩爾決心出走，他先到馬德里修練手藝，然後再去西方世界的廚藝首都巴黎。

梁文道：唔關我事

【蘋果日報】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非一件特別叫人意外的事，因為這是打從他競選總統開始就懷抱不棄的重要主張。那天他在白宮玫瑰花園發表演說，現場掌聲一片，一樣不足為奇，因為這個決定的背後本來就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信念，而是不少美國人的共識。我甚至還覺得他那番話的邏輯是很親切、很熟悉的，無非就是別跟我說那麼多地球全體的利益，下一代的福祉，我要的就是我們當中一部份人，乃至於我自己，此時此地看得到的好處。這算是自私嗎？是的。但更精確地說，那是一種非常奇詭的「活在當下」。過去一百年美國工業化過程的碳排放總量和今天的我沒有關係，所以我不必追溯什麼「歷史正義」，總之今天中國和印度這些後發國家的排放量可以比我多就是不公平。未來一百年美國會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多大的衝擊也和我無關，因為我更在乎的是現在這一刻有多少美國企業的利益受損，又有多少美國工人失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只活在今天這一剎那，而且應該活得好，而且不必慚愧。

如果我把這種態度扯到「六四」，你可能會覺得太過牽強。但是請仔細看看今天香港一些青年對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想法，難道不就是一句「唔關我事」嗎？因為現在的我只認同我是香港人，所以當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和我無關。因為我只關心眼下港人的利益，所以在我的定義之內，二十八年前讓幾百萬香港人湧上街頭的事情就都不算是「本土」了。好些朋友如江瓊珠與陳景輝，始終不懈地要把「六四」座落在香港本土的脈絡之中；但不管他們費了多少口水筆墨，費了多少心思，舉出過多少史實例證；只要我不承認那是「本土」，它就不「本土」。因為我的「本土」只有二十年、十年，甚至今年，你們三十年前幹過什麼事和我沒有關係。

同樣地，這個「本土」有沒有未來和出路也是和我無關的。「支聯會」要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是痴心妄想，「民主回歸」的論述已被證明是幻夢一場，然後呢？我們要的是獨立，是「永續基本法」，是「回歸英殖」，是什麼都好，只要不是和中國搞在一起就好。但為什麼這些林林總總的本土大計會比「建設民主中國」更簡單，會比「一人一票真普選」更可行呢？為什麼我們今天不能全民直選特首，將來卻可以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自立呢？我兩年多前在此寫過幾篇東西問過這個問題，直到今天我還是要問，因為我始終看不到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也許，答案並不重要，幾十年後香港變成什麼樣子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只是我今天的取態，我討厭中國，我愛香港，如此而已。

我愛的這個香港沒有和我不一樣的人，沒有利益和我不一致的人，也沒有和我信念相矛盾的人。香港還有人要悼念六四嗎？那些人一定不是真正的香港人。香港還有人要聲援內地維權人士嗎？他們一定是「賣港賊」。我就是「本土」，「本土」就是我。

在特朗普身上，在香港一些年輕學生身上，我看到一種很不可思議的共通點，那就是切割。和本該不可割捨的過去切割，往昔世界工業發展的歷史和我沒有關係，二十多年前香港發生過的事情也和我沒有關係。和不可能不與之相互影響的「外部」切割，全球其餘兩百多個國家和我沒有關係，中國再怎麼樣也和我沒有關係。和我們「內部」其他人切割，凡是與我看法不一致的大企業都不能代表「真正美國人」的利益，凡是與我觀點不相通的社運組織也都不能算是站在「真正香港人」這一邊。於是那最純粹、最本真的「美國人」或「香港人」，就是經過一連串的切割之後，既沒有過去，也顧不到將來；既不與遠親為伍，復不認近鄰為友的，蒼白的、懸峙的、原子化的我了。在我看來，這就是今日右翼民粹論述的一個邏輯特點。

有意思的是這種思維模式在今天的中國是會受到讚許的。我記得多年前在一次小規模討論當中，有人提起了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臨死前那一天的事。那一天下午四點，他和蕭軍幾個人從「文聯」被押到了北京國子監，一群革命小將一邊放火燒京劇戲服，一邊用木刀和藤條毒打跪在地上的這些「反動」文人藝術家。被打到頭破血流的老舍後來回到「文聯」沒多久，晚上七點又給一幫北大女生糾出來批鬥，一路批一路還用皮帶抽打。第二天晚上，這位以《茶館》聞名，以《陳各莊上養豬多》為最後公開發表作品的一代文壇鉅子，終於自沉太平湖。好幾個內地學生紛紛感慨：「那真是個殘酷的年代呀」。

「那真是個殘酷的年代」、「那真是個不可理喻的年代」、「那真是個荒謬的年代」……，在這個高舉中國文化價值的時代說起這些舊事，我總是會聽到青年如此慨嘆，彷彿「文革」、「反右」、「大躍進」和「鎮反」都是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問題是「那個時代」真的過去了嗎？當年是誰用皮鞭抽打老舍？是誰逼令他跪在地上？是誰在放火燒書燒戲服？那些人大概全都活着，甚且可能活得不錯，從「那個時代」一直活到了這個時代。也就是說，荒謬年頭幹荒謬事的人全都還在我們身邊。你怎能說這只是「那個時代」的事呢？

不過若是繼續追問下去，想要發掘更多課本所不傳的史實的話，那就會犯上「歷史虛無主義」的罪了，是妄圖以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合法性的重大錯誤。但只要你不問不說，假裝發生過的事沒有發生過，假裝仍然活着的兇手與受害者皆不存在，歷史就不虛無了。你的歷史觀不虛無，你就安全了，你就可以好好地活着了。所以每當香港媒體問到在港內地學生關於「六四」的事，都一定有人會答：「那是歷史上的事，和我今天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對，要緊的是唯我今天活着。在這一點上，香港那些視中國如仇讎的青年學子，實在與他們的部份內地同學沒有太大分別；儘管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而對方是「被洗過腦」的；儘管他們一邊認為自己愛香港，一邊認為自己很愛國，好像都很正義，很有價值要堅守似的。

梁文道：為了一顆番茄吵架的人（庇里牛斯山的另一邊之二）

【飲食男女】要是從法國入境西班牙，一過庇里牛斯山，向東就是以巴塞羅拿為首善的加泰隆尼亞地區了。這片地方的大小餐館，必備之物是西班牙文叫做pan con tomate，加泰隆尼亞語稱為pa amb tom幜uet的番茄麵包，一種最樸實最家常的食品，人人都能在家自製，可食肆依然必須供應，就和中國菜裏的白米飯一樣。這東西據說並非加泰隆尼亞人的發明，而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巴塞羅拿工業發達的時候，西班牙南部過來修築鐵路的工人們的創造。

由於是收入不高的勞工階層充飢用的東西，所以它的材料也必須簡單廉價，麵包多是不新鮮的過期麵包，番茄則是西班牙產出過剩的農作物，兩樣加起來毫不費事。聽起來簡單，但今天的加泰隆尼亞人對番茄麵包可是很認真的，他們真會比較哪一家酒館食堂做得最好，有如我們會說誰家的米飯吃得過似的。評鑑番茄包的辦法很簡單；首先是麵包必須烤得幾近過火，焦焦脆脆。然後做麵包的麵糰要有充足的空氣，使得麵包切片之後看得見上頭大大小小、凹凸不平的坑洞；這是為了吸收番茄的汁肉。再來是配上大量的上等橄欖油以及磨成顆粒狀的粗鹽。當然還有番茄；但問題就出在這裏。

平常我們在香港見到的做法，多是把番茄研碎，混入橄欖油和粗鹽，接着再像擦果醬一樣把這堆番茄泥抹在麵包上面。但加泰隆尼亞地區還有另一派版本，是先把番茄對切，然後一手拿着香脆的麵包片當磨板，另一手直接把那一半番茄湊上去摩擦，直至這塊坑洞四處的厚麵包片吸飽了那半顆番茄的汁肉為止。這時才在上頭淋灑橄欖油和鹽粒。很多人認為這種做法方是番茄麵包最正宗最傳統的版本，其味道與前者那種多了一道程序的版本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兩種番茄麵包之爭，是加泰隆尼亞文化裏的大事，每一邊都各有它的支持者，至今依舊議論不休，許多名廚都會針對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為了一個再單純不過的番茄麵包都能吵架，你怎樣能說這裏的人不懂吃不會吃呢？

讓我們再看看庇里牛斯山的西側，北面正對着大西洋的巴斯克地區，從畢爾包到聖塞瓦斯蒂安那短短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區域，乃今天世上其中一個最有名的美食勝地。特別是聖塞瓦斯蒂安，一座人口四十萬的城市，坐擁三間米芝蓮三星餐廳，全城共獲十六顆星，號稱是世上星級餐廳最密集的城市。當然米芝蓮評級不可盡信，而這「世上星級餐廳最密集」之地的說法也有很多個不同標準（如果以面積密度計算，冠軍當是京都。但是再把區域縮窄的話，那就是德國黑森林小鎮拜爾斯布隆（Baiersbrown）了，因為這個鎮上有兩家三星餐廳和一家兩星餐廳）。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很難想像十九世紀的法國人會把這塊地方看成是日常食物連法國狗都不會吃的飲食荒原。為了理解過去這一兩百年之間，巴斯克地方的吃喝和廚藝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們還真得從法國說起。更準備地講，是從一個去過法國學藝的巴斯克廚師說起，他的名字叫做伊里薩爾（Luis Irizar Zam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