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注意，這是美食

【飲食男女】《大廚的餐桌》（Chef's Table）都已經做到第二季了，我才有空從它第一季的第一集開始看起。在David Gelb的主導之下，這一套從去年開播之後就很受注意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就和他的成名作《壽司之神》（Jiro Dream of Sushi）一樣，確實拍得美輪美奐，用上大量的古典音樂，力圖把一道道菜拍成雕塑，將一位位大廚烘托成不世出的藝術天才。能夠被David Gelb拿來這麼處理的拍攝對象，自然也是一列當今知名於世的頂級大廚；也就是說，這都是些做「高級菜餚」（fine dining）的大廚，而非售賣街頭美食的庖人。

就拿第一集介紹的Massimo Bottura來說吧，他開的「Osteria Francescana」正好才剛拿下今年「世界五十大餐廳」的第一名，按照評選主辦方的一貫口味，他做的東西又怎能不好看不藝術呢？例如一道意大利餛飩（Tortellini），人家都是一大盤一大碗地上，醬汁裏頭泡了好幾十個小餛飩；可他卻偏偏祭出一道白方盤，醬汁被倒成兩塊奶白色的薄薄長方塊，各置方盤的左右兩邊，而餛飩，他居然只上了六隻，就連一般一大湯勺裝十隻的標準都達不到，整整齊齊地排成一隊，孤立地站在盤子的正中央，宛如草坪上的雕像，就像Massimo Bottura所說的，的確沒有人幹過這樣子的事，難怪他當年初初端上這道菜的時候，要捱本地人的罵，說他做的不是意大利菜。

一連串破格變形的傳統菜餚，為他帶來的就是一間門可羅雀的餐廳，這家「世界第一名」的館子在剛開幕的頭幾年差點倒閉關門。其實大廚的想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認為一般人吃意大利餛飩都已吃到很自然甚至很冷漠的地步了，一匙一口地吃，渾然不知自己正在吃的是甚麼。所以他立志打破慣性的怠惰，要用如此誇張的手法，數量這樣稀少的餛飩，讓人不得不注意餛飩的存在，重新了解並且尊重這款最老派最常見的意大利麵食。我發現這還真是不少「高級菜餚」大廚的心思，總是想利用一些特殊手法讓你集中注意力，全神貫注地對待他為你盡心炮製的食物。理論上講，這樣的一頓飯應該是會叫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而實際上，很多網民的食評也會形容這類美食經驗「難忘」。

但為甚麼，在我有限的見識裏頭，我總是發現自己不太容易記得清楚在這類地方究竟吃過了甚麼？吃完一餐拚了老命地來叫你記住它的晚飯之後，我甚至往往連滿足感都說不上，只有飽腹。是不是我出了甚麼問題？好在最近看到葉一南兄說他去過「Osteria Francescana」，但他卻不願拿另一頓在漁村裏頭吃到的海鮮大餐來交換這「世界第一」的體驗，在他看來，比起前者，那些不玩花樣的老派海鮮才是一手真正的「十三么」。

這就好比去過翡冷翠，嘗到「Enoteca Pinchiorri」那踵事增華，極盡工巧的盛宴，可回來之後，滿腦子想的還是街市上那粗豪量大的牛肚三文治。為甚麼一個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死命要你記住他，並且記住他衣著上的所有細節；可到了最後，你卻連他鼻子上頭有沒有架副眼鏡都記不清呢？

梁文道：當年你在那裏？

【蘋果日報】「家裏頭人從來都不說，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不只一次，在和大陸的年輕朋友談起文革的時候，我會聽到這樣子的答覆。學校裏三言兩語交代過去，社會上當做古遠的傳說，這一代年輕人沒法獲得完整資訊，情有可原。可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應該全都經歷過那十年的動盪，或者至少見識過文革最後那兩三年的氣氛，看過遊行，聽過口號，讀過大字報，甚至親身參與過批鬥大會，乃至於跪在台上挨過唾罵。為什麼對着自己的孩子，他們對那一段往事諱莫如深，頂多幾句太過概括的慨嘆，然後欲言又止？難道那十年不重要，就和上班下班，起床就寢一樣，是很自然很尋常的事，在生命中留不下半點有意義的痕跡？

最近我們常常聽說一些「極左」言論，一下子真有文革回潮的感覺。例如大陸好些學者，批判當今自然科學領域的同行不知上進，「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的A類期刊」居然大多數是英文期刊，這充份顯示出了「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以及「自由主義化」。理科還好，遠離意識型態主戰場，挨批的學人遂可以名正言順地回應，指出英文是這些學門的世界語，用英文發表和交流，考慮到的是全球科學共同體。但是人文領域就不同了，我有一個朋友，他想出版的書過不了「專家」審批那一關，那些「專家」全是近兩年不知從那裏出土的復活老人，他們的語言是十足的文革腔：「今天許多青年都以為日本鬼子是國民黨帶頭打的，這種錯誤認識是怎麼來的呢？這種犯了嚴重路線問題的看法是怎麼形成的呢？就是你們這種人！專出毒草」！

我們都很驚訝，彷彿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未發生過似的，說這些話的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是認真的嗎？朋友覺得是的，他形容那些人大噴口水時的激動表情給我聽，情真意切，絲毫不假。他說這些人大概是「真正的信徒」，過去三十年飽受壓抑，沒有說出心底話的空間，今天總算等到時候，可以大放異彩。我是不相信的，一如以往，我習慣從制度和被它引導與塑造的人性角度猜想，我覺得這些人就是小人，專業上頭沒有什麼本事，但憑專營也許可以謀個小領導當當，過去在比較正常的時代是有點壓抑，現在得到機會便能放肆自己的慾望，給你們這批所謂知名學者一點顏色看看。再簡單點講，這就叫做「得勢」，叫做「順勢而上」。

可後來回頭細想，我開始感到朋友的看法也許是對的，這類人說不定是「真正的信徒」。不，我的意思並非他們真心相信「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真心相信那幾十年裏顛三倒四的道理，真心期盼「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後一回頭又要真心參與「批林批孔」。這麼痴痴地相信青少年時代學到的「真理」的人不是沒有，只是極少。如今我們所見的「真正信徒」，大多是必須相信，因為要是他們不相信，要是他們信過的東西不是真的，那他們過去那段時間豈不就錯了？當年出賣朋友，檢舉老師，和家人劃清界限，批鬥甚至毆打不認識的老人，這豈不全都是喪盡天良的惡事？只有當年相信過的真理才可以合法化這一切不堪提起的往事，所以那些真理必須是真的。

文革結束十週年之際，天津作家馮驥才發起了一個口述計劃，想要在知識份子佔主流的文革記憶書寫之外，徵召平民百姓的故事。結果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的信，裏面全是控訴、哀嚎，和追恨；但是沒有一個人是來懺悔的，一個都沒有。他一直期待，哪怕就是一個人一封信也好；但就是沒有。直到前兩年，因為「紅二代」陳小魯帶頭以當年紅衛兵的身份向老師道歉，引起爭論，大家這才想起，是呀，一場引致無數人家破人亡，無數人荒廢歲月，無數人含冤受辱的浩劫，過去了三十多四十年，竟然沒有幾個人出來公開說過了一聲對不起。

鄧小平真不愧是個了不起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和他的同伙主導之下，這十年竟成了一場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災難。兇手不是沒有，而且都受到審判了，四個人而已。那可真叫人放心，所有人肩上的重擔瞬間卸下，原來自己幹過的全部壞事都是這四個人害的，頂多加上一點「毛主席晚年決策」的錯誤，而且到了最後，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功大於過的。接下來呢？那就恢復正常，一切向前看。

不過，如此實際簡單的政治操作不僅不能徹底治癒受害人的創口，也不能完全免除加害者的困擾。更大的麻煩在於，太多人同時身具兩種身份；你被整了，但你有沒有整過人呢？也許你只不過是芸芸喊叫口號的群眾之一，甚至有幸做得上明哲保身的看客，但這難道不是過錯？費許（Werner Fisher）是前東德時期的異見份子，後來被新政府任命主導解散東德國安部，他曾經對一個學者表示：「人們太過急於去公開指責另一個人，對那有罪的人說：『就是他！國家安全部的！』為的是掩蓋自己沒有公開反抗的羞愧──即使是以最微弱的方式也沒有。……我無法接受這種『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分法，雖然我個人也會不小心使用這些名詞。作為一個諸如曾經坐牢的所謂『受害者』，我是否知道，對於制度的穩定，我有多大的貢獻？由於國家安全部強化它的組織，而且僅能藉由不斷起訴反對者來強化組織，這就是這個體制自我正當化的方式」。這便是每當抨擊日本否定歷史的時候，中國輿論一定要拿出來比較的，傳說中的德國式反省；就連一個「維穩對象」，居然都要反省自己「被維穩」對強化維穩機器的作用。

好在我們不是德國人，於是我們活下去，並且沉默。

事情還有另一面。另一位前東德政治犯的胸懷很寬大，她預備好要寬恕所有當年迫害過她的人，包括那些出賣她的同事和朋友。可是她發現：「他們仍然不原諒我們，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你知道……我們為內疚感所折磨……為了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所以沒有一個人走過來請她原諒。你沒看錯，「加害者」不只不道歉，他們有時候還會不能原諒當年被自己害過的人。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狀態。文革結束之後，許多人重遇對付過自己的故交，都會發現那些人一臉尷尬，用最簡單的方式噓寒問暖，權充道歉，然後自此迴避一切再會的場合。他們當然內疚，至少不好意思；然而這種心情也有可能轉成恨意，他們恨你。你的出現，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記號，提醒了他們曾經犯下的罪惡，使他們不能躲避那自己不願再去面對的真相──我是誰，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所以不是他們該向你道歉；相反地，是你該為自己的受害懺悔。

再說回那些最近很活躍的「真正的信徒」，他們年紀約莫六十上下，或者更小，他們沉默了三十多四十年，也許曾經悔恨，甚至可曾經恨過那些被他們對付過的人。現在是個好時機，讓他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內疚的必要，因為歷史轉了一個大圈之後，又重新證明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好人。難怪他們說話的時候那麼激動，那是釋放。

至於其他大多數人，喊過口號的，在人潮中人云亦云的，看着熟人逢難而不敢吐一言的，最平凡最無惡意，只不過是怯懦的這多數人，當然只好沉默下去。面對着那些天真而好奇的青年，聽他們說家人什麼都不願意提起真奇怪的時候，我幾次差點忍不住告訴他們：「也許你該回去問問你的父母：當年你在那裏？」，但是我忍住了，笑一笑，沉默。

梁文道：他人的生活

【飲食男女】無論你怎麼判斷，這是他人的生活。遊客可以來以色列，或者不來，因為害怕不知何時何地，忽然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恐怖襲擊。N但是對於本地人而言，這就是日子。

每天早上起床早飯、出門上學上班，在這整個流程裏頭根本不容細想的空間。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下午在古城耶利哥山上的東正教修道院裏頭，那個巴勒斯坦導遊所說的話：「不管你信甚麼宗教，也不管你有沒有信仰，只要你願意，請跟我一起在這個神聖的地方祈禱：『主呀，希望你賜福我們，願我們每一個人和他親愛的人都能健康平安。請你祝福這片土地，讓每一個小孩都能夠上學，而且還能平安地回家……』」。

是的，小孩放學之後可以無恙回家，這也是每天祈禱的內容，這就是他人的正常生活。

買菜，當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馬哈尼耶胡達」（Machneyuda）是耶路撒冷最有名的街市，它首先是本地人的糧倉和廚房，然後才是遊客的景點，所以遊客都喜歡在此窺見耶路撒冷的正常日子的側面。土產、乳酪、乾果、鮮魚、蔬菜、香料和咖啡，這全是我們在中東地區能夠預想得到的常規攤販。

叫我意外的是那許多酒吧，居然就開在菜市場當中，夾雜於肉販和廚具雜貨店之間，一家家小小的門面，還不是特別裝扮得很酷很潮的那種（也就是我們在中環石板街一帶看到的那些型格酒吧），而是很庶民很迷你的，沿街洞開，裏面是下了班的年輕人和買菜路過的主婦，正在偷閒喝上一杯。

菜市附近還有一間可能是全以色列最有名氣的餐廳，店名正是這座市場的名字，價格不便宜，訂位得及早，每天晚上開業之前，外頭都會站滿一群外形比較時尚的食客，抽煙聊天，等着進去享用一頓六、七道菜的套餐。這家店的幾個大廚很有來頭，全在歐美知名館子幹過，於是懂得用最流行的「fine dining」手法重新炮製以色列傳統菜餚，比如說一整個烤過的洋葱，裏頭填了免治牛肉，上面再抹上一層芝麻醬。全部都是樸實經典的老派本地菜式，但是經過一層層味道和一層層色彩的拆解與重建，變成了好看（卻又不矯飾），並且和味（主調鮮明，不會過分複雜）的新創作。

這家餐廳辦得如此成功，乃至於去年被人請去倫敦開了分店，一樣大受歡迎。就只是因為他們的食物做得有特色嗎？不，氣氛才是這家店的招牌。我去過很多所謂「氣氛」很好的地方，但是從未遇過一家「能量」高到這個地方的館子。兩層樓的舊建築，中間挑空，座位擁擠，燈光不太亮但又不會過分地暗淡。

每一個服務生，不論男女，都有一副好看的樣子，穿著輕鬆入時。他們精力充沛，全神貫注，上下樓梯幾乎是連跑帶跳，時不時對着廚房喊出一聲響徹全場的下單指示，對待客人的態度親切如友，可又不忘施展魅力。我旁邊坐了一家加拿大人，其中那個母親就忍不住地拉住了一個穿著短裙，熱力四射，一高興會跳幾個舞步的漂亮小女生說：「你知道嗎？你真是太可愛了」。這個小女生和我們介紹上桌的菜餚，有時候站，有時候蹲；有時還會貼近到臉快要碰上臉的程度，因為這家餐廳實在是太吵了。就連開放式的廚房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彷彿嫌炒菜的聲音還不夠大似的，那些廚師會忽然拿起鑊鏟湯匙敲打一排鍋具，打出一串節奏，一夥人一邊笑鬧一邊做菜。這家店還有一個特色，很多食材就那樣一箱箱放在食客桌椅的四周，讓你近距離檢察他們用的東西是不是好貨。

那天晚上，一個戴着帽子穿著西裝背心，肩上還掛了一條白抹布的帥小夥子就跑過來問我：「對不起，請問你可以幫我從你背後那個架子上挑幾個橘子給我嗎？」然後他就飛快地把它們送到廚房，後來，他又從廚房那裏帶回一道橘子做的甜品。簡單地講，在此用餐的感覺就像是在一座市場裏頭吃飯似的，充滿感官刺激，令人快樂得足以忘卻人間一切。只有一剎，幾乎快得使人注意不到，幾個侍應走在了一塊，一起低頭看着手機細語，臉色一沉，隨後立即回復到亢奮的狀態。夜深回到旅店，我才曉得，原來就在我吃飯的時候，離這餐館半小時車程左右的地方，有一輛巴士爆炸焚毀。

梁文道：文革的「積極面」

【蘋果日報】不過月前，「文化大革命」還是個熱門話題，許多中國媒體同行和知識界的朋友都正磨拳擦掌，打算好好藉着這週年紀念的日子去翻一翻埋在石頭底下的記憶。不料用不着一個月，一切便偃旗息鼓，回到了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正常狀態。原來上頭見到勢頭不對，深恐「反思過烈」，會連帶傷及「黨的合法性」，一連針對不同類型的媒體下了好幾道禁令，例如「不可炒作文革的負面性」，甚至「不准使用『文革五十週年』之類的提法」（這是今年目前為止我聽過第二荒謬的禁令。排名第一的是本書被下架的原因：『全書大談中國社會底層現狀，但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底層』）。

難怪前陣子有位年輕人在街頭被媒體問到「文革當中有沒有什麼事是你特別不能接受」的時候，居然給出了「南京大屠殺」這個答案。當然，這篇流傳甚廣的街訪報道也沒活多久，就跟文革記憶一樣，遭到屠殺，然後埋進「偉大復興」背後的歷史垃圾堆裏。

上星期，恩師關子尹先生榮休，老師講座之後，和我們一眾弟子聚餐，席間不知怎的就提起了我在大陸的見聞，尤其是近日圍繞文革爆發五十週年的種種是非。在老師面前，我像二十幾年前一樣說話，沒有保留，直言今日之虛無，正是這類遺忘工程的後果。我想同門學友自然也和當年一樣，該要檢驗一下這個判斷的論證是否得當。見我態度這麼激烈，其中一位師弟便有些保留地說：「其實關於文革，還有很多不同的講法，以後有機會再好好談」。我鼓勵他有話最好馬上就講，反正大家討論從不囉嗦。然後他稍為迂迴地說：「我有些印度朋友曾經告訴我，現在印度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之所以不如理想，就是欠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真巧，同樣的說法恰好我也聽過，它的邏輯無非是種性制度等印度傳統的糟粕拖住了印度的後腿，如果他們當年也搞一次「靈魂深處鬧起的革命」，打破既有禮俗規範，也許現在的情況就會好很多了。然後我們幾個人就開始批評這種意見在方法上的粗糙：比較研究必須具體看待兩個社會的實際情況，不能抽空背景；「假想式」（What if）的歷史推論應該要考慮很多其他條件，才可建立被關注的關鍵元素的周邊環境……

那天晚上回家之後，我還是放不下這個問題，對着書桌熬到了清晨。我想起過去十年以來見聞過的文革討論，這類「文革另一面」的研究實在是看過太多太多，甚至自己也曾引述，以說明文革並非一般人心目中的一場「浩劫」那麼簡單。可是在我看來，這類研究帶來的最大困擾還不是它們的方法與論證是否謹嚴，也不是它們的資料是否全面，甚至不是它們本身有任何問題；而是它們被提出的環境和脈絡。就像那天晚上，我本來在談的是文革對中國倫理生活的破壞，是文革做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道理評價問題；但我的學友卻試着告訴我，沒有文革，也許我們的傳統會害了我們在發展道上的宏圖大計。就是這樣，幾乎每回我聽人提起「文革的另一面」，都是在別人正談着道德問題的時候。

於是兩種完全不同層次不同論域的東西就被混進了同一平面，成了毛澤東式辯證法的「凡事要一分為二」；不能只注意文革的缺點，還要看到它的「積極面」。你說文革冤死了多少人，就一定有人會告訴你文革發動了多少草根平民的政治「能動性」；你說文革怎樣破壞了人倫關係，就一定有人反駁說它同時還打破了官僚機器的惰性。

再這麼討論下去，我們是否還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件好事呢？因為美國的婦女就業率在戰時暴增，有助於戰後女權的伸張。因為國民黨政權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八年戰事又使得許多國軍厭戰，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新中國的誕生。因為歐洲殖民帝國元氣盡喪，亞非許多地方終於有了擺脫宰制的機會，有助於它們後來幾十年的獨立建國。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太過駭人聽聞，使得舉世同情這支受苦受難的民族，有助於他們終於回到盼想了一千九百多年的以色列。所以中國人就不該再沒完沒了地跑去拍那些抗日神劇，反而要感謝當年的皇軍？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要再日夜念叨着幾十年前的苦難，反而要看到希特勒狂想的「積極面」？

我可以一直這麼數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面」，而且保證它們的數量和花樣要比文革的「另一面」還多。但如果我們的關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德屬性，我們的問題是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這場戰爭的道理責任的話，那些數之不盡的「另一面」算是好答案嗎？

責任和道德，正是今日我們關心文革的主要重點。出於學術興趣，我不介意人家發掘文革的「積極面」，我只介意這些說法被人用作混淆視聽的工具，形成文革也得分成「正反兩面來看」的犬儒史觀。為什麼當局不想大家「炒作文革的負面性」？恐怕不是要當局把文革徹底重新描成白臉，好來第二次文革；它就是擔心大家太過認真地追究道德和責任的問題，它只想大家關注史事的作用，最好還是積極的作用，好比近日香港關於六四的爭議，你出於道德原因追念歷史事件，他卻關心紀念的「用處」。犬儒的百姓，是最好的順民。

梁文道：天堂裏的食物（瑪納之二）

【飲食男女】我認識的少數幾個以色列朋友聽完我的抱怨之後，立刻抗議：「你去過幾回以色列？你憑甚麼說我們沒有美食！誰說我們全都愛吃自助餐，只吃自助餐」？對，說的對，我確實沒有資格評說他們的食物，我只是個遊客，機緣所賜，去了這片土地十多天，走馬觀花，一切意見只不過是粗淺印象而已。

話講回頭，雖說「樸實無華」是我對以色列食物的印象，但這並不表示我不喜歡那十來天吃到的東西；恰恰相反，我還挺享受的。主要理由是他們素食做得真好，而且花樣不少，遠比他們處理肉類的手段高明。就拿我在那些五星級酒店見到的自助餐來說好了（對不起了，我的朋友，我又要無知地提到自助餐了），盛放出來的菜餚當中，肉食竟然往往只佔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如果放在香港，客人們一見大概就要氣得高喊「回水」，認為店家欺客。但在以色列，沒人覺得不妥，彷彿事情本來就該是這個樣子。後來我才曉得，儘管拼不過印度，可以色列也是全球素食者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它還是個相當富裕的發達國家，並非窮困得吃不起肉。

就和中東其他地區一樣，以色列飯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是各式各樣佐伴包餅的冷盤小食，且均以素菜為主。其中至關緊要的，當是鷹嘴豆花（hummus），這在中東和北非地區乃是考驗廚藝的第一關，一間食店或者一個家庭東西做得好不好，先憑這一碟奶黃色的豆泥就見分曉。首先是豆泥得做得細滑軟綿，而豆子本身也要新鮮飽滿，然後就要注意攪混進去的橄欖油等調料的品質了，如果油不夠好，哪怕只是一點，都會壞掉整碟豆泥，讓原該醇厚馥郁的口味帶上一股可疑的塑膠氣味。這豆泥還可以加上各種素材，讓它產生無窮變化，而且每一種變形都有不同的名字。我記不得那些名字了，只是難忘一款放上了烤過的松子的豆泥，那松子烤出來的油分化入豆泥，就算執筆此刻也都還能聞得到它特殊的堅果芳香。

又有一種必要的芝麻醬（tahini），很容易被不熟中東食品的華人單憑外形誤會它是豆醬，其實這是用來混合豆泥的佐料，同時還能用在許多不同的菜餚上頭。當然它本身就是非常美味的一道小食，拿來沾餅抹包，比得過頂級法國牛油。有道從埃及到土耳其都見得到的菜叫做「baba ghanoush」，做法簡單，就是把茄子放在明火上頭烤，又或者推進烤箱裏焗，完成之後剖開挖肉，與檸檬汁、鹽和胡椒粉，鬼佬芫荽（parsley）等各種調味香料打混成泥，而其中必不可少的，便是這芝麻醬了，能叫茄子那有點水分的質地多添一層綿密的口感和油香。更別說那林林總總的沙律和蔬食燒烤了，就算只用幾種最簡單最基本的食材，也能憑食材特性變化出不同的組合。就拿「baba ghanoush」為例，我在街上見過一家小店售賣它的變形版本，把茄子剖開再在茄子肉上頭縱橫劃上幾刀，然後帶皮的背部朝下地放在爐火上頭，等它烤出一股可以傳得很遠的煙燻味，茄子肉剛開始焦黑之後，拿出來抹上一層厚厚的芝麻醬，灑上橄欖油、鹽、胡椒，以及包括檸檬葉、薄荷等幾種生鮮香草，就能用紙包起來拿着這麼站在路邊吃了。

比起太過平凡又常常做得太過拙劣的烤肉串，這道燒茄子不單飽足，而且鶴立雞群，清鮮濃厚兼而有之。我還沒說我最愛的也門猶太包點「Jachuun」（一種常在安息日早上吃的千層酥）等各類主食呢，要再數下去那恐怕是一本書的分量。但就是這些在自助餐廳都能找到，簡樸美味的家庭料理，構成一座素食者的天堂。我簡直可以天天吃這樣子的食物，久而不知肉味，快樂得像是伊甸園裏的夏娃和亞當。從以色列回來之後，我才想起那傳說中曾經餵飽猶太人先祖，在曠野中從天而降的神賜奇物「瑪納」（Manna）。流離路上能夠救濟飢餓的一種糧食，以色列人民足足吃了它四十年，從不間斷，它似乎單純，幾近寡淡，但又香甜無匹，令後人神往。它，難道不是一種素食？

梁文道：〈現實〉 （災難的最小單位之五．完）

【蘋果日報】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槍聲剛剛打響，伊拉克就先發制人地採用飛毛腿導彈攻擊以色列，目的是要把這場戰爭的性質變成穆斯林世界與以色列及其盟友的另一場決鬥，好逼退參與美國聯軍的阿拉伯國家。在第一輪導彈開始落向耶路撒冷頭上的那個晚上，薩利．魯賽貝的房東急急敲門把他叫了出來，要告訴他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消息。這位純樸的阿拉伯人張大了眼睛，興奮地宣稱，他剛剛看見一枚導彈像閃電似地劃亮黑夜，然後忽然停在了半空。魯賽貝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不着深厚的哲學修養和哈佛的學位，單憑常識就知道這簡直是鬼扯，一枚導彈怎麼可能突然停在半空不動呢？可是他的房東堅持，他說：「真的，就在圓頂清真寺上頭，火箭停在那裏，然後垂下來向清真寺鞠躬致敬，跟着才再飛到西面那邊去炸猶太人。這是我親眼看到的」。

這是《曾經有一個國家》裏面最叫我難忘的一個片段之一，一個單純的阿拉伯人居然真的看見一枚導彈在對付那些萬惡的猶太人之前，先在空中逗留，好向先知登宵的聖地敬禮。魯賽貝當然曉得這番話的荒謬，但他毫不懷疑房東的誠信。

人總是會帶着一大套既成的觀念和信條來觀察現實。當我們越是堅持自己的信念，越是肯定自己原有的想法，我們就會奇跡地發現自己所看到的現實世界還真是和我們所想的一樣，於是這個「現實」又反過來「證明」了我們的正確。這就好比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同情他們的歐洲人當初在地圖上俯瞰巴勒斯坦地區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漠，於是振作起拓荒的志氣，以為那是一塊等着他們前去建立新國家的空地。如果有人比較冷靜，掃興地向他們指出那片所謂的空地上頭其實住了許多巴勒斯坦人的話，他們大概就會說一番類似阿摩司．奧茲在《愛與黑暗的故事》裏所引述的道理。「我們知道村子裏有窮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們在教室牆上的大地圖上看到沒有多少阿拉伯人。……我們肯定能夠……讓他們相信我們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給他們帶來繁榮，……我們的夢想是美好的」。

這批人不只如此勸說奧茲母親那一代當時還留在歐洲的猶太青年，還向早已在「空地」上頭定居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做出同樣的保證。後來，第一任以色列總統魏茲曼便曾宣布，一切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財產都不會受到侵犯，猶太人將要建立的國家是和平的。不過，一旦「建國戰爭」爆發，他卻歡欣鼓舞地鼓勵同志們要把所有巴勒斯坦人從他們住的村子裏頭清走，讓他們再也別想回來。

今天我們看到「ISIS」意圖建立一個奠基於被扭曲了的伊斯蘭信仰的泛阿拉伯國家，實在很難想像一百年前最早想要創建「大阿拉伯」國的，其實是一批西化的中東基督徒。當時他們心目中的那個國家不單幅員廣大，而且實行憲政民主，最後將為整片區域帶來現代富強的新面貌。魯賽貝的父親不是基督徒，但他這一代知識人到底繼承了上一代的志向，力圖在不得不分別獨立的每一個阿拉伯國家當中建設合格的議會，獨立的司法，自由的言論，開放的文化，平等的種族……

魯賽貝是巴勒斯坦人，奧茲是以色列人，這兩個人的一輩子就是兩段美好宏願如何逐步墮落變形成狹隘狂想的悲劇故事。他倆都見證了民族與宗教的偏執怎樣催生出可怕的意識型態傳染病，患病的雙方又如何固執地鎖定對手，把除病的關鍵繫在對方的消滅之上；更可怕的是，雙方還都以為自己是對的，所以自己的一切仇恨皆有正義的說詞背書。

魯賽貝曾經試過穿越那道偏執的牆，想要知道那些身為仇敵的鄰居究竟是怎麼想的。從牛津畢業之後，他不僅開始學習希伯來語，並且還申請加入到一個「基布茲」（Kibbutz）去工作。要知道「基布茲」可說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拓殖團，充滿軍事化氣息，乃以色列開疆擴土的急先鋒。年輕的魯賽貝很喜歡這段日子，他感激那個「基布茲」接納像他這樣子的巴勒斯坦人，向他展示典型「基布茲」的公社風氣，它背後是偉大的人道精神和進步的社會主義理念，追求公平與博愛。他非常感動，所以也就非常地困惑：為什麼這些充滿理想和人道關懷的戰士要以他的同胞為假想敵？為什麼巴勒斯坦人不在他們博愛的對象之內？難道他們看不到巴勒斯坦人也算是人類成員之一？

奧茲也曾經在一個「基布茲」裏住過，年輕時，他曾幼稚地問過一個老戰士有沒有在「獨立戰爭」當中殺過「兇手」，結果他得到一番教訓：「兇手？可你又能期待他能怎麼樣呢？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天外來客，在他們的領土上着陸，並擅自進入他們的領土，……他們應該敲鑼打鼓來迎接我們？應該把整個土地的門戶拱手讓給我們」？奧茲的回應很典型：「那你在這裏拿槍又為什麼？幹嗎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槍到他們那邊去打仗」？「他們那邊？他們那邊並不要我，在這個世界上哪兒都不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來到這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拿着一杆槍，……你不會看到我用『兇手』一詞去形容失去村莊的阿拉伯人。……我們打贏了，從他們手中奪來了土地。沒什麼值得炫耀的！……要是我們有朝一日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這段話基本上可以用來總結奧茲後來的政治立場，他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不是為了什麼神聖的民族使命，古老的歷史傳統，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被人從歐洲趕出來了，無處可去，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現實，「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所以他也反對還在不斷擴張的猶太殖民區，主張以色列退回到「六日戰爭」之前的邊界。這種立場對右派的以色列人而言很討厭，無異於向敵人投降，軟弱得可恥；但在巴勒斯坦的極端派來看卻又軟得不夠，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還是應該滾回歐洲和其他地方去。

魯賽貝的政治立場一樣麻煩，因為他反對巴勒斯坦人發動的恐怖襲擊，因為他認為這就和以軍的槍彈一樣，只會招致冤冤相報的局面。他厭惡「哈馬斯」，認為他們那激進的立場與勇武而無用的行動恰恰是以色列右翼需要的彈藥，正好給了對方加大打壓巴勒斯坦人力度的理據，同時還佐證了外間那「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印象。更加惹人煩惱的是他和已故的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一致，違逆主流的「兩國論」（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成立主權獨立的兩個國家），主張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應該共建一個不以宗教和民族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國度。這不純是理想和價值觀的緣故（他害怕把根扎在身份認同上的政治），更是出自對現實的認識（目前的社會和經濟局面已不容許巴勒斯坦人甩開以色列，而猶太人也不可能活在完全沒有巴勒斯坦人的社會當中）。

可想而知，「哈馬斯」與比較強硬的巴勒斯坦人當然不會喜歡魯賽貝，他們罵他是內奸，是以色列的走狗。讓我們外人意外的是就連以色列右派也很仇視這個理論上最溫和的巴勒斯坦要人。九一年，就在那次伊拉克導彈夜襲以色列之後幾天，他被以色列當局逮捕，內塔尼亞胡總理親自在聯合國會議上面宣佈他是伊拉克的特務。三個月後，以色列才在英美各國，國際特赦組織，和以賽亞．伯林與蘇珊．桑塔等全球一眾知識份子的壓力下，釋放他們口中「這個最危險的巴勒斯坦人」。一介書生，天天高喊和平，而且還在「哈馬斯」的暗殺目標之列，他會對以色列造成什麼風險？

關鍵竟然就在他的溫和，他的溫和會使人覺得以巴問題還有其他出路。可以色列的主政者根本就不想要有其他出路，它希望巴勒斯坦最好就這麼繼續和它這樣不對稱地惡鬥下去，然後可以繼續強力宰制巴勒斯坦，不停地伸延自己的勢力範圍。「哈馬斯」更不要別的出路，它需要更多的衝突來向同胞展現敵人的兇暴和自己的勇氣，敵我矛盾才是他們權力的來源。敵對雙方都向自己描繪了一幅現實，在那個現實裏頭對方非死不可。敵對雙方也都曉得遊戲的玩法，所以魯賽貝居住的社區不時就會出現牆上的塗鴉和散在地上的傳單，內容全是指控他是以色列派出的間諜。這些東西，有的來自「哈馬斯」；有的，則是來自以色列「維穩部門」；目的都是破壞他的聲譽。

梁文道：自助以色列（瑪納之一）

【飲食男女】如果可以避免的話，我是絕對不會碰自助餐的。可惜有些情況實在讓你別無選擇，比如一般酒店的早餐；又比如說超過十幾個人一起出行，為了省事，最好把大家都趕進自助餐廳，然後放牛吃草，各取所需。前兩個月去以色列，我又發現了另一種以前從來沒遇到過的狀況：那就是方圓十里，除了快餐，你只能找到自助餐廳。

死海大概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度假區了，乾旱的沙漠配上一座廣大的鹹水湖泊，引來不少國際遊客，或在湖邊的沙灘上曬太陽，或在湖水上頭飄浮着曬太陽，曬乾一身白肉上邊塗滿的玄黑海泥，然後覺得自己變得更加健康。這一帶接連坐落着好幾家度假酒店，儘管不算太過熱鬧，但還是可以給人一種錯覺，以為好像去了地中海或者東南亞一帶的海濱勝地。問題只在於酒店之外沒有多少去處，酒吧加上美式快餐，十根手指數得完。

而酒店，哪怕是五星酒店，竟也只各設一間餐廳，裏頭從早到晚全是自助餐。我在以色列好幾處地方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景，人家以色列人全在自助餐廳的各個櫃台之間來回，表情愉快，即便是在軟飲機下裝一杯味道寡淡的調和果汁，也都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使我深覺慚愧，恨自己貪慾太重。但問題是那些加熱了半天的肉丸確實不怎麼好看，本來可以弄得十分可口的鮮魚也都被油水泡到霉霉爛爛。至於烤雞，我必須說，巴勒斯坦地區在這方面的表現要比猶太人優勝太多。為甚麼有這麼多的自助餐廳？為甚麼這麼多好酒店都把自助餐當成主打？又為甚麼，這些在以色列生活的猶太人看起來好像還都很滿意這種安排，沒有怨言，甘之如飴。

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地方的人會說自己不愛吃，以色列人也不例外。特別是安息日晚餐，這一頓，聽說是每個家庭端出自己拿手好菜，共敍天倫的美好時光。我有幸拜訪過一個保守派家庭，在他家享用安息日晚飯，確實見識到不少以前只在書本上看過的儀式和規矩，也確實感受到了人家的盛情。至於食物，我最多只能說它很有家庭風味，樸實無華；要是再加幾句美言，那可就違心了。「樸實無華」，我想就是對短短十來天以色列行程當中出現過的食物印象的最佳總結了。

就算坐在館子裏頭點菜，老實說，菜式的花樣也和自助餐廳所見相去不遠，烹調技法亦大致雷同。難怪有人開玩笑地說，光從吃飯這個環節就看得出來，這果然是個深具憂患意識的民族，再有錢也不願過度享受。若是真要享受，那就享受精神食糧吧。的確，好幾個晚上，我坐在車裏經過沿街的住宅，都能藉着人家窗口透出的燈光窺見室內一排排裝滿了書的書架，是我極少在其他國家看到的景象。也許，他們真把用心放在那些架子上頭，多於飯廳的桌子。以色列並不以美食著稱，這是我們行前就知道的事。畢竟中東地區最精緻的菜是黎巴嫩菜（請留意，這裏所說的中東並不包括土耳其和摩洛哥），接下來怎麼算也還輪不到以色列。

只不過這個猶太人主導的國家和周邊不同，雖然飲食不脫阿拉伯色彩，可它到底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希臘、巴爾幹、中亞、也門、伊拉克、德國、埃塞俄比亞、法國、英國、意大利……，多少個食制截然有異的國度，多少種深厚的烹飪傳統，那些移民難道都只顧着逃難，只掛住建國，卻忘了祖輩在他鄉寄居千年所學到的味道？這個國家是個嶄新的政治實驗，它本來也該是場令人期待的飲食實驗。可是到了最後，竟然自助餐就夠了。又或者，惟有自助餐，方能平等體現這麼多的支脈源流，展示猶太人在味覺地圖上的足迹？

梁文道：曾經有一個國家（災難的最小單位之四）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蘋果日報】我喜歡這個書名，《曾經有一個國家》。但，那個國家叫做甚麼名字呢？它在那裏？它的首都是甚麼地方？它的人口有多少？它的幅員又有多大呢？薩利．魯賽貝在他這本書裏幾乎從來沒談過這些問題。恰好有篇以色列人寫的書評就從這點下手，攻擊這位「巴勒斯坦最危險的人」再度說謊，而且是從書名就開始說謊，因為「從來就沒有過像他描述的那個國家」。然後那篇簡短的書評就開始一連串的攻擊，是最典型的那種對政治自傳的攻擊，數算一個心懷叵測的作者「故意」遺漏了甚麼。在《曾經有一個國家》裏頭，那位書評作者說：「全是單方面的觀點，全是阿拉伯人的苦難。猶太人呢？我們受過多少威脅？我們怎樣在宣佈建國的第一天就遭到攻擊，他們怎樣想把我們從顏料還沒乾透的地圖上徹底抹除，這全都不在魯賽貝的寫作範圍之內」。

於是我不能不馬上想起阿摩司．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因為人家攻擊這本書的路徑也是如此，說它片面，說它少掉了許多關鍵環節。後來和奧茲成為好友的魯賽貝在讀到這本書的時候也覺得很震驚：「他對衝突對面的那座平行世界的描述嚇了我一跳。……他對耶路撒冷老城的鋪石小徑一無所知。……，事實上，很少有一個阿拉伯人出現在他的故事裏頭，更沒有我從小了解的那個世界的一點線索。是的，那個故事裏面有俄羅斯和東歐的文學，以及一群猶太裔學者和史家，有尼采、馬克思和佛洛伊德。它只是少了住在這個被帶刺鐵絲網分割的城市另一面的不祥生物」。「而我正正就住在奧茲度過童年之地相隔不足一百碼的處所，那個被圍起來的『無人之地』（奧茲語）當中」。

公平地說，奧茲在他的自傳裏頭並非完全沒有提及阿拉伯人，以及猶太人那浸滿了歷史苦水與離散經驗的小圈子外頭的耶路撒冷。他出去過一次，只有一次，但那一次遭遇對他而言卻是場至關重要的啟蒙。那年他九歲，再過幾個月，兩個族群就要爆發流血衝突。他的叔叔要帶他去拜訪城中一戶阿拉伯望族的宅院，事先教導他小小外交官所必須注意的禮節與修養：「令我們頗為敬重頗為文明的阿拉伯鄰居，多年吸收了較多的歐洲文化，在他們眼中，我們現代猶太人被錯誤地描繪成某種吵吵嚷嚷的烏合之眾，粗野的乞丐，缺乏禮貌，尚未有資格站在文化教養階梯的末端。就連對我們的一些領袖，阿拉伯鄰居也是用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他們，因為他們穿着簡樸，舉止粗魯，不正規。……新希伯來人的風格，穿拖鞋和卡其布裝，挽起袖子，露着脖子，我們認為這具有拓荒者之風，民主、平等；但是在英國人看來，尤其是在阿拉伯人看來，則為不雅，或者是某種舉止粗俗，顯得對他人不敬，……」。

上完課後，穿戴整齊，嚴肅緊張的小奧茲便開始了他第一回離開記憶不斷迴響的猶太人住區的旅程，踏入更廣大、更現實、更古老，也更加多彩繽紛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亞人、阿拉伯人、朝覲者、土耳其人、傳教士、德國人、希臘人、冥想者、亞美尼亞人、美國人、修士、意大利人、俄國人的耶路撒冷，松樹郁郁蒼蒼，可怕然而富有吸引力，鐘聲悠揚，張開魔法之翼，不容你靠近，因為它們陌生並充滿敵意，一座蒙面城市，隱藏着危險的秘密，到處是十字架、塔樓、清真寺和不可思議的東西，一座帶有尊嚴的沉寂城市……」。

穿過古城魔幻的迷宮之後，他們抵達目的地。那是一間糅合了西方色彩的阿拉伯豪宅，中庭噴泉流水淙淙，在炎陽下能閃耀出幾道彩虹；帶着繁複植物圖紋的雕花窗戶，將園中花果轉換成萬花鏡裏的油彩。大廳當中，衣着考究的主客分別閒散地倚在寬大的沙發上頭，香煙繚繞，牆上懸掛了兩把交叉的十字劍，身着黑白制服、結着領帶的侍者穿梭出入，不停奉上小杯的咖啡與熱茶，盛在高腳杯內、飄着冰霜的石榴汁，泛着肉桂香氣，撒上一層杏仁碎的小碗奶凍。忽然，窗台上傳來一聲英語吟唱：「誰是我的命運之神？誰是我的王子？」，原來是主人家飼養的鸚鵡。這時候，主人家在讚美過一位女賓的耳墜之後，來到呆住了的小奧茲身前，面帶和藹微笑，用半生不熟的希伯來語對他說：「也許這位先生想去花園？那裏有些孩子」。這不只是奧茲第一回接觸阿拉伯人，還是生平第一回有人喚他做「先生」。

這就是薩利．魯賽貝的耶路撒冷，他那曾經存在的國家。可這當然不是一個國家，彼時的巴勒斯坦是大英帝國的託管地。英國人終於完成了一千九百年前由希律王時代開始的水利系統，引入先進的文官系統和尚算公正的司法體系，活絡了資本的流動與商貿的往來。比起之前土耳其帝國無休止的敲詐、貪污、重稅，以及僅僅好過奴役一點的強制，魯賽貝說英國人帶來的，「與其說是敵佔，倒不如說是『管理』」。

那還是「沙漠的勞倫斯」的年代，是西方（尤其英國）對阿拉伯世界印象最好的時候，其中充滿了東方主義的色彩，又混雜了薩拉丁與《一千零一夜》的傳說。與現在一提起巴勒斯坦和黎凡特地區就會想到衣衫破爛的貧民，破爛窮困的街道，和狂熱陰沉的炸彈自殺客不同；當年要是說到這片土地和住在上頭的人民，許多人馬上會想起的多半是一群穿着亞麻西裝，口操流利英語、法語和德語的紳士，彬彬有禮，言行優雅。如果他們罩上白袍，策騎駿馬馳騁在萬里黃沙之上，那他們就是全世界最高傲最有尊嚴的騎士。沙漠中遊牧的部族豪爽好客，誠實得叫西方來客自慚；市集裏的商人機靈健談，就連一個割羊肉的小販都能隨時用中古波斯語吟誦一段音韻跌宕迴繞，神秘誘人的奧瑪．伽音的詩句。

「曾經有一個國家」，確實是個從不存在的國家，不只不存在於猶太人的世界，而且也不存在於巴勒斯坦人的世界。那個奇幻、多元而包容的國度並非全無現實基礎，但那些現實都是帝國治下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還摻合了帝國的想像。生活在當下這片泡滿了鮮血的土地，空氣中瀰漫着猜疑和火藥的氣味，薩利．魯賽貝就像說神話故事似的，想起了從前：曾經有一個國家，……。

梁文道：偏見與印象

【飲食男女】永遠不要輕易地判斷一個地方、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甚至是一個人；這就是我多年旅行經驗得到的小小教訓。所以每當有人問我對某個國家或者某座城市有甚麼印象的時候，我都會發現自己很難在一瞬間給出一個人家期待的答案，那種簡單明瞭的總結。相反地，我總得停頓一下，先用「很複雜」、「很難講」之類的詞語拖延一下時間，然後試着把一些經歷說成故事。

比方說兩個月前，在快要離開耶路撒冷的那天早上，我誤打誤撞地闖進了一個古怪的市集，那裏有一大群男人推着超級市場裏頭用的購物車正在封閉起來的幾條馬路上頭橫衝直撞，車子裏全是一盒盒、一箱箱的蘋果薯仔；他們不像在採購食品，反倒更像是要搶奪物資，以便等候災難的來臨。這些人全是男人，戴着黑色寬邊帽，兩邊鬢角留着小辮子的正統猶太教徒。他們到底在做甚麼？這裏是甚麼地方？我迷路了。於是我向一位站在行人道上看着這個場面的長者問路，他樣子嚴肅，我盡可能地禮貌。然後他用一口字正腔圓的英語回答：「我不說英文」。正當我道了歉，打算離去，他又忽然以流利的英語問了我一連串的問題：「你會意第緒語嗎？你會希伯來語嗎？你是猶太人嗎？」我只好呆呆地不斷抱歉：「對不起，不會。很對不起，我也不會。真對不起，我不是。」然後他用很不可思議的目光掃了我一下，斷定我不是他可以溝通的族類之後，就慢慢地把頭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

果然，這就是傳說中極端保守，不喜和外人往來，盡量不使用現代科技（包括手機）的正統派猶太人了。

後來我才曉得，原來逾越節很快就到了，這個「市集」其實是以色列風俗，慈善組織和大企業每年這時候都會公開放發食物，送給有需要的百姓，係傳統善行之一。後來派送的食物實在太多，領受的人也太多，故此政府會在全城好幾處地方封路，專供大家收集這些援助物資。但那些擠着長龍搶糧食的人真是窮人嗎？我在報紙上看到評論，批判這個傳統的變形，說大部分人只是貪小便宜，而且他們抱上車帶回去的食材全以幾十公斤起算，多到囤積在家裏等着腐爛的地步。

真難怪幾乎每一個我在以色列遇見的無信仰猶太人都不喜歡這些正統派，說他們不事生產不納稅，不服兵役不奉獻，唯一的正事就是祈禱和研習經書，以及生孩子，生許多許多的孩子。他們全靠納稅人供養，人家辛勤勞動，冒着生命危險捍衞大家的身家性命；他們這班人坐享其成，然後還要自命不凡，冥頑不靈地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一邊咀嚼着這天上午看到的怪誕景象，一邊回想人家向我訴說的這些壞話，同時穿過城門進了耶路撒冷老城。沒多久，我又迷路了。站在牆角，我打開地圖，努力想在那一條條細密地攪在一起的線條中辨認方向，背後一個聲音響了起來：「我能幫你嗎？你想去甚麼地方？」抬頭一看，竟然又是個上了年紀的正統猶太教徒，但他微笑，一臉友善。然後他乾脆領着我們走路，邊走邊聊。他非常客氣也非常好奇，他問：「我只是出於好奇，沒有別的意思。我想知道你們中國人會在一個禮拜的哪一天休息，你們也有像我們的安息日這樣子的日子嗎？」我把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幾個華人地區的情況介紹了一下，可他還要追問：「你們是自古以來就是這麼安排的嗎？」我只好又說了一番近代華人西化的歷史，解釋百年來我們時間秩序的更新。然後他又接着問：「真是抱歉，不過我真想知道在這之前呢？在你們受到西方影響以前呢？古代中國人也是一週有七天嗎？其中有沒有休息的日子？」這下子可好，我的興致也被刺激起來了，便盡己所能地從漢代官場的規例開始，一直說到十日為一旬的傳統。而他，則一直津津有味地聽着，並且不忘補上幾句評論或者慨嘆。

其實我要去的地方早就到了，不過我們依然站着聊了一會兒。最後，他滿意地向我致謝告別，並祝我旅程愉快。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想從小聽說的另一種猶太人印象：他們勤奮好學，在知性的領域上有無窮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