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3日星期日

梁文道:加泰隆尼亞風格考(中)

【蘋果日報】告魯夫確實是個先驅,包括在爭取權益這一點上,那年頭沒有太多足球員會像他那樣,為了個人的利益,也為了球員集體的權利,動不動就和球會甚至國家隊爭吵,鬧到公開翻臉的地步。難怪也有人詬病他貪圖私利,站在道德高地上頭,批評他不像是個大家期望的那種與一隻球隊生死與共的忠誠老球員(現在還有多少這種人?)。可是1973年他離開阿積士那一齣大戲是不同的,這一次他對抗栽培他出身的母會,堅持不依安排前赴「皇馬」,執意轉去「巴塞」,除了跟隨已在「巴塞」的恩師米高斯(Rinus Michels,「全能足球」之父)之外,他還有一個更崇高的理由。

打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佛朗哥將軍就是個全球左翼知識份子共同詛咒的名字。他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他勾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成了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三大旗手之一。他為了對付敵人,不惜召來納粹德國空軍,在自己的祖國土地上發動人類史上第一次無差別的地毯式轟炸,於是有了畢卡索那幅令人失眠的《格爾尼卡》。他是個狡詐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和希特勒等人是盟友,卻在二戰期間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戰後又加入了西方「自由世界」得到「北約」保護。他殘酷無情,興建集中營,把政治上可疑的人物送去勞改,在位期間一共處決了四十萬人。他公然宣稱自己的政權是「集權主義」政權,不以為恥,禁絕一切公民運動,長年壓制文化藝術和言論自由(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洛爾珈(Federico Garcia Lorca)就是被他的部隊殘酷殺死的,其作品在身後又遭到他的政府封禁三十多年)。

這樣的「總司令」,這樣的政府,就算他們得到了多少「自由世界」的奧援,在國際民間交流上的形象也不可能好得到哪裏,面對各地(特別是歐洲)的冷待,他打破文化孤立的辦法就是足球。「皇馬」正正是他宣揚國威,展示他輝煌政績的最好工具,好好的一隻球隊,硬是被他扯進政治漩渦的核心。

除了上次提過的1953年「元帥杯」事件,另一樁被老「巴塞」球迷咬牙切齒地罵到今天的風波,就是「Afredo Di Stéfano轉會案」了。號稱「金箭頭」的阿根廷前鋒Afredo Di Stéfano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超級巨星,地位堪比後來的馬勒當拿和美斯。本來他已經和「巴塞」簽定合約,還替他們打過一場季前熱身賽。但不知怎的,一轉身,他竟然投向了「皇馬」的懷抱。後來八年,他不只為「皇馬」取得了八屆西甲聯賽冠軍,更在1956至1960年間與「皇馬」一起創下歐聯五連冠的驚人紀錄。

早已選擇加盟「巴塞」的球王,為甚麼會莫名其妙地奔向「皇馬」?這是個細節繁複,真相至今撲朔迷離的歷史懸案。不過,百分之九十九的「巴塞」粉絲都相信那是佛朗哥從中做梗,為了協助他的御用球會,出動政府機器在「巴塞」口中奪愛。「皇馬」是靠了佛朗哥撐腰才變得那麼厲害的傳說,自此不脛而走。

的確,佛朗哥是把「皇馬」當成招牌,時常親臨主場觀戰,替他們打氣助威。每回「皇馬」出國遠征,來回都會得到國賓級的待遇。在外頭,「皇馬」是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象徵,他們在歐聯賽場上的榮耀被宣傳成總司令他本人的榮耀。在國內,這隻首都王者則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它每回碰上「巴塞」和「畢爾包」,都像是中央壓制地方的內戰;長勝的「皇馬」每一次碾碎那兩隻球隊,都象徵了統一王權克服分離勢力。

你去隨便問問「畢爾包」或者「巴塞」的球迷,對於這段歷史,他們一定還能說出更多令人髮指的故事。比如說「畢爾包」的球員身份,大家常常誇讚這個球會有種,不只不用外援,而且從1912年創會以來堅持只用巴斯克球員。事實上,這個傳統也中斷過好幾十年,因為佛朗哥政府不准他們如此「本土」,硬逼他們改變政策,朝着全西班牙打開大門。

只不過,絕大部份圍繞着「皇馬」和佛朗哥關係的故事都和「Afredo Di Stéfano轉會案」一樣,是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羅生門,是非真假往往定奪於你是哪隻球會的球迷。便說「皇馬」的成功全仗佛朗哥支持這個經典敍述好了,仔細一想,就能發現其中漏洞,要玩足球政治,佛朗哥確實應該利用首都球會;可是首都馬德里除了「皇馬」,還有一個「馬德里體育會」呀,為甚麼他老人家不捧捧「馬體會」呢?答案很簡單,佛朗哥到底是個政治動物,找朋友當然要找贏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有了佛朗哥,「皇馬」才變成威震四方的「皇馬」;而是因為「皇馬」原本出色,佛朗哥才選擇了它。但不管怎麼講也好,「皇馬」是這個獨裁政權的棋子,殆無疑義。

有些國人容易戴着自己的眼鏡去看世界,每每看見其他國家鬧分裂就自動地把主張統一的中央政府劃到正義那邊,視人家的「分離勢力」為滋事份子。要是因此以為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這兩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可就大大地誤會了。因為「自古以來」,西班牙便是幾個王國的聯盟,即便在哈布士堡家族的全盛時期,西班牙統治了大半個美洲,那些「地方勢力」也還是享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權。一直要到十八世紀,現代民族國家開始在歐洲成形,馬德里的中央優勢方告鞏固,然後這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拉鋸辯證就不斷地纏繞着西班牙政治。被佛朗哥推翻的那個共和國政權,則寬宏包容,允許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等地國中有國,以此解決矛盾。這就說明了為甚麼這兩個地方後來會變成內戰當中的共和國勢力陣地,又為甚麼佛朗哥要在戰後大力鎮壓這兩個地方文化、語言、身份認同,以及他們的代表球會。

1973年,告魯夫的聲名如日中天,便如二十年前的Afredo Di Stéfano,他是「皇馬」和「巴塞」的爭奪目標。那時候的「巴塞」頂多是隻成績中上的隊伍,長期被對手騎在頭上。而「皇馬」則還是那個全歐洲有名的豪門,要錢有錢,要獎杯有獎杯,更別提老將軍的垂顧了。然而,瀟灑不羈、我行我素的告魯夫卻來到了「魯營」球場,理由是他不願與一家和佛朗哥有關的球會為伍。多年之後,他回憶道:「我記得我搬去西班牙那時是有很大爭議的,『阿積士』主席要把我賣去『皇馬』,而『巴塞』在足球上和『皇馬』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但為一支加泰隆尼亞踢球是個挑戰。『巴塞』絕不只是一家球會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