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筷子

【飲食男女】我寫字難看，自小便給老人教訓：「書法都寫不好，怎麼做個中國人？」。別說書法了，我平常寫字就是歪歪扭扭，連小學生都不如。僥倖現在除了做筆記寫稿，日常讓人看到字迹的機會絕少，這做人的身份資格才躲過了遭到質疑的機會。但吃飯就不同了，我再想自閉，也還是得在他人面前動碗動筷。於是每在餐廳見到人家老外姿勢正確，有板有眼地拿筷子夾菜，我就免不了一番自慚，並想起從前老人家的另一條寶貴教訓：「筷子都拿不好，怎麼做個中國人？」可是性格疏懶，硬是不願上進苦練，天天寫字用筷子，卻至今走在歪路上頭，沒有規矩。

筷子的學問大矣。很多年前我曾經在此討論過這種食器的由來和背景，但沒有機會說到筷子在東亞地區的傳佈演變。今天就讓我這個不會用筷子的人，來介紹一下自己道聽途說回來的日本筷子吧。日本人也用筷子，但他們的筷子一看就知道和我們的不一樣，因為它有一個尖尖細細的前端。就是這一樣，便已經說明了他們整個用餐方式的特點，那就是喝湯之外，嘴唇絕不沾碰任何食器。尤其吃飯，筷子長成這樣，就是為了用它對付黏性高的日本米，以筷子夾起一小團米飯入口，和我們習慣的拿筷子把飯從碗邊撥進嘴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吃法。又因為包括米飯在內的任何東西，他們都能用筷子夾着吃，所以上身就不必在就食時過度俯低，保持住一個稍稍挺身的姿態。趴在桌子上頭，低頭用筷子扒飯，以前的日本人會管這叫「貓吃飯」，是小貓的專屬形態。

遇上正經一點的場合，或者看見講究些的人，你還能注意到他們取用筷子的時候好像特別有儀式感，在拿筷子和夾東西之間多了一道無謂但是好看的步驟（日本人似乎特別欣賞這類叫做『間』的隔斷，把一套完整的動作分隔成好幾段來做）。這個動作是這樣的：先用掌心朝下的右手去拿起放在筷架上頭的筷子，把它的前半段交給掌心朝上的左手輕持（筷尖當然不能碰到手），然後再把右手翻回來握好筷子，這才正式拿它去夾東西。每吃一口菜，還得把筷子放回原位，等到這口食物完全吞下，再重複一遍之前的動作。如此這般，周而復始，宛如表演傳統戲曲似的，是一套程式。又由於有這套左右手兼用的動作，所以日本的筷子在餐桌上定然橫擺，不像中國人這樣筷尖朝上地直放。除非特別標新，否則你去好一點的日本餐廳吃飯，他們的筷子多半都是如此橫置在筷架上頭，你也不用按着我們 的慣性將它們調整成和自己垂直的方向。所以打量一間本地日本料理店是否「正宗」，瞧它筷子的放法就能猜到大半了。

梁文道：誰的城市？誰的國家？（聖城之一）

【蘋果日報】「他們拿走了我的國家！你知道嗎？他們拿走了我的國家」。儘管我早已料到自己會在以色列這塊土地聽到許多類似的說法；但這句話竟然出自一個希臘老人之口，多少還是讓我感到詫異。

待在耶路撒冷的最後一個上午，我又去了老城一趟。從去年發生過多次襲擊事件的「大馬士革門」進城，經過幾個重裝警察身旁，便到了這片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按居民族裔和信仰分成四個區域，擁有十幾個猶太會堂，二十多座清真寺，以及五十幾個基督信仰教堂的迷宮。這真是一個迷宮，比威尼斯更加叫人頭暈。比如說一條叫做「St. Francis」的路，在一段小階梯之後，同一條路的名字就變成了「El-Khanqa」，然後再走幾步，路牌的名字赫然又改為「Via Dolorosa」（『苦路』）。就算打開「谷歌」導航，也起不到什麼作用；不只是因為有些街道太短太窄，才一轉彎就逛到了另一條小巷，難以定位；更是因為「谷歌」地圖上的路名完全對不上你用肉眼看見的路名。這是個好幾條彼此平行的街道都擁有同一個名字，同一條街道又有好幾個名字的城市。為什麼不能現代化一些方便一些，統一規劃這所有使人茫然的名字呢？不能，因為每一個名字的由來都是故事，每一個故事的背後都是記憶；而記憶，正在交纏巷戰。

這天下午我拜訪過亞美尼亞區的「聖雅各伯主教座堂」，老城裏頭最美麗的教堂之一。它的內部裝飾太過繁麗，對「亞美尼亞使徒教會」一無所知的我實在無法在腦海中重新勾勒出它的輪廓。可是我記住了它大門外一張略顯殘破的海報，那是一張標示難民遷徙路線的地圖，地名全是英文，可見用意是要路過的遊客明白，明白亞美尼亞人那悲慘的歷史。「亞美尼亞大屠殺」，這我曉得，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寫過。一百年前，奧圖曼帝國有系統地種族清洗亞美尼亞人，殺了一百到一百五十萬人。這件事後來還啟發了希特勒，給他不少靈感。今天的土耳其政府否認這段歷史，要是有任何人膽敢公開宣稱那是場屠殺，都會被控「污蔑祖國」，例如帕慕克。亞美尼亞區沿街有不少這樣的地圖海報，生怕我們外人也忘了他們這段幾乎湮沒的歷史。一個人的記憶也好，一整個族群的記憶也好，如果不進入公共領域，那就什麼意義也沒有了。

稍早之前，我還意外地路過一道鏽跡斑斑的青色鐵門輕掩，門口上也有一張海報吸引住我，於是忍不住探頭張望，大膽拾級而上，來到一處算是寬闊的內庭，午後陽光刺目，我瞇着眼看見一位黑袍白髮的老教士坐在廊道陰影下的躺椅瞌睡。內庭深處是一座教堂的入口，外頭站着另一名年輕的黑袍教士，正和兩個信徒說話。我想知道能不能進去參觀，他說：「我不是科普特教會的人，但是我想他們應該不介意你進去看看的」。呀，果然是埃及「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的主教座堂，我從來沒見過他們的教堂，當然得去拜訪一下。裏頭正在舉行彌撒，空氣中一股濃厚的沒藥香味，似乎真有淨化神效，我一下子就來了精神，便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旁，傾聽講道壇上神父那一段段以陌生語言誦讀的經文。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科普特語吧，古埃及語的最後傳承，比耶穌誕生的年代還要古老，四百年前消失於日常生活當中，現在只剩下教會使用。

可我在大門口外頭看見的那張海報上的文字卻不是以希臘字母拼寫的科普特語，那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阿拉伯文，不過我知道它大概在說些什麼，因為單是海報上的照片就已經把要說的話說了一大半。那是去年發生的事，二十一個埃及人在利比亞打工，被「ISIS」綁架斬首，就只是為了他們是科普特正教會的信徒。這張照片拍的就是那最後一刻，二十一個穿着橙色衣服的人跪在海邊，後面是二十一個蒙面黑衣男子把刀架在他們的頸側，據說他們每一個人死前喊出的最後一句話都是「我主耶穌」。在這張海報裏面，有一個人的頭像被一圈白濛濛的光暈特地強調，我猜他就是那個原來根本和基督信仰無關的「殉教者」。恐怖份子在殺他之前給過他最後一次機會，問他是不是基督徒，眼睜睜看着其他十九個工友慘死，本來不信教的他這時居然回答：「他們的神就是我的神」。後來，「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牧首替這二十一個殉道烈士封聖，於是他們的曆表上就又多了一個紀念日，好教後人記住那天發生的事。

聖城耶路撒冷不只是座殺戮記憶的儲存所，照赫胥黎的形容，它根本就是「各種宗教的屠宰場」。在本地穆斯林的記憶裏頭，這座轉手過四十次以上的城市史上最慘烈的災禍，莫過於1099年的十字軍大屠城。當時城中所有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幾乎全被殺個清光，街道上盡是屍塊殘肢，嬰兒和小孩則被他們按着頭砸到牆上，濺得盔甲上滿是腦漿。還沒殺夠的，只好回頭肢解還算完整的屍體取樂。當年有一位隨軍天主教神父讚嘆道：「這真是美妙的景象！……這正是上帝公正而卓越的裁決，這個地方理應充塞不信者的血」。

被一片猶太人墓地包圍的老城核心，還有一座全世界至為神聖的空墳，那自然是「聖墓教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在墓穴中待了三天，然後又從死者中復活的所在。我就是在教堂下方一條滿是紀念品商店的小街上遇見那個希臘人的，他是其中一間店舖的東主，賣十字架和唸珠給朝聖者，賣東正教聖像給遊客，賣蠟燭給本地人（我在他店裏的時候，剛好有一個信奉『埃塞俄比亞正教會』的非裔女熟客幫襯）。他是土生土長的耶路撒冷市民，但是早已移民澳洲，現在住在帕斯。他喜歡帕斯「安靜、空曠、悠閒，不像這裏又吵又鬧，叫人心煩。我在澳洲的日子多好，每天下午跳舞，我最喜歡跳舞了，倫巴、恰恰，我全都會跳，一跳舞就什麼事都忘得一乾二淨」。那為什麼還留着這間店舖？為什麼還要回來？年紀不小，身體肥胖的他實在不像舞林高手，說話緩慢，總愛重複同一個句子，比如說他接下來的回答：「復活節呀！復活節，你知道復活節吧？下禮拜就是我們東正教的復活節，我們老曆法上的復活節。你真的應該看看，你必須留下來參加」那一天，他們會在「聖墓教堂」舉行聞名世界的「聖火」儀式，城中十四個希臘老望族會各派代表領頭遊行。他說：「我們家就是這十四個家族之一，我是我們家最後一個代表了，最後一個，你知道嗎？我們家以前非常顯赫，是有歷史有聲譽的家族」。「既然如此，你當初又為什麼要走？」我問。忽然間，他一把扯開襯衣領口，指着項鍊上的十字架給我看：「因為這個，就是因為這個呀！他們奪走了我的國家，我的國家。你能相信嗎？我每次回來居然都要簽證蓋章！」

他要請我喝杯咖啡好好聊下去，可惜我得趕路，現在想起來還在後悔。因為我知道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建國後被迫離開家園的故事，卻從來想不到一個希臘東正教徒也會和猶太人的復國發生矛盾。更何況以色列成立之前，這裏做了幾十年的英國託管地，他所謂的「我的國家」指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梁文道：古人的坐姿（「正坐」閒談之四）

【飲食男女】說了這麼多日本高級料亭和旅館的禮儀和規矩之後，總算可以應題，講一下「正坐」這回事了。對於中國人（甚至許多日本年輕人）來講，傳統日本人這種跪坐的姿勢最是難熬，不曉得他們怎麼能夠習慣，不以為苦，反以為美？

其實，便和好些日本習俗一樣，這種坐姿源於中國，我們在漢代畫像磚裏也能看到不少例證，宴席上頭，一人一張小几，沒有如今習見的大圓桌，更沒有椅子，多數人都是跪坐地上，幾乎就是現在日本飲宴的情況。一直到唐朝為止，這種坐姿都是漢人心目當中最正經最斯文的「正坐」；盤腿而坐，那是胡人的坐法，所以叫做「胡坐」。唐人漢胡混雜，可能沒那麼拘謹，正坐胡坐皆可，而且那時開始引進高腳的椅子，稱作「胡椅」，於是引起一場中國人坐姿與建築空間的革命。宋朝以後，中國人再也離不開椅子，室內的家具和樓層全都換了一副模樣，那種古老的正坐才成了日本的獨家姿態。除非你學茶道、劍道、柔道，和空手道那一大堆雜七雜八的日本技藝，否則一個中國人實在沒有適應正坐的理由。現在的高級日本料亭也很體貼，就算不在桌子下方特地設置一個放腳的炕，也不會在乎你的坐姿是否正統，大家盡可放鬆盤腿。但不管你怎麼坐也好，一些正坐的老規矩，照樣適用。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雙腳不能踩在座墊（日文叫做『座布團』）上頭，因為那是坐具，道理就和我們不會把腳踩在椅子上頭一樣。而且入座的時候最好以準備正坐的姿態，先跪在坐墊後方，然後向前緩緩移動整個身子，直到穩穩當當地跪好在墊子之上，這時再調整雙腿，找一個讓自己舒服的坐法。為甚麼要從坐墊後方入座？我聽說那是為了表示謙遜。另外可以一提，這塊看起來四四方方的墊子，其實是有前後之分的。沒有邊緣縫線，稍微鼓脹起來的那一邊，便是坐墊的正前。不過這一點我們管不着，人家自會擺好方位。有些人進了和室，把它當成睡房似的，隨隨便便地倚靠在牆上，下肢呈大字形張開。這也是非常無禮的，不只是因為樣子難看，更是因為高級和室的「土牆」往往十分貴重，表面泥黃的顏色起到了裝飾的作用，猶如牆紙。我們背靠其上，要是頭油髮蠟留下了污迹，那可是洗不掉的；如果一不小心碰下了坑洞，說不定人家還得整面牆徹底重新塗裝，因為任何一點局部的修補上色都會破壞它整體的色調均衡。總之請記住，上好和室的牆面也是這個房間裝潢的一部分，是用來給人欣賞的。表過坐的講究，再下來就是最讓華人迷惑的吃的問題了。之所以說它迷惑，是因為大家都動碗動筷子，但日本人用箸就餐的方式和我們相去甚遠，其中差別不可不察。

梁文道：終於入房（「正座」閒談之三）

【飲食男女】鞋子按規矩脫好，襪子也早已穿上，而且保證無破洞無異味，現在總可以隨着服務人員走進和室，放心大吃一頓了吧？

還早呢，真正的日式禮貌表演要從這一刻才開始正式踏入序曲。第一個問題是上了台階，進門之前，我們第一步踩下去的位置，這一步是絕對不能踩在門檻的框邊上的。那道拉門的框邊就和任何傳統中國宅院和寺廟的門檻一樣，是讓人邁開步子跨過去，而非踩上去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中式門檻往往高出地面一截。那座宅子或建築的地位愈高愈神聖，門檻也就愈高愈難跨越。日本房子倒好辦，門檻只是地面上一條軌道而已，所以記住這點好好地邁步並不困難。

然後就是一塊榻榻米與另一塊榻榻米之間的鑲邊了，這條邊也是不應該踩踏的。為甚麼？坦白講，我也不知道。其實今天很多日本年輕人也都不曉得這條規矩了，在榻榻米上走路就和平日在馬路上似的，粗手粗腳，不只鑲邊照踩，而且每一步都還踏出很大的聲響，殊不風雅。也許我們遊客也用不着跟着老一套辦法那麼麻煩，但若是造訪高級料亭，甚或受邀參加茶會，恐怕還是寧願守舊點的好，以示知禮（哪怕是人家的禮）。

接下來就該真的進到留給我們吃飯用的「個室」了，這時首先得注意的是「床之間」的位置。所謂「床之間」。便是那種日式房間裏頭高出地面少許，用來懸掛字畫，擺放花藝的獨特空間，非常搶眼，乃全室重心所在（除了窗外庭院景色之外）。在傳統日本空間文化裏頭，「床之間」是個非常神聖的地方，以前是供佛神壇，現在專門用來陳示戶主精心收藏和佈置的藝術品；主人家的品味如何，其藏品之精劣（包括畫畫、花瓶，以及「人形」玩偶等各式工藝），懂不懂花道，盡見於此。便與西式飯廳裏那些放銀器瓷器的廚櫃一樣，這個空間是不應該亂碰的，就算主人也不能隨便在裏頭堆放雜物。我們華人的日式料理要是模仿日本，想在餐廳裏頭弄一間專供貴客包間的和室，來點東洋風，敗筆通常就出在這裏；有的會在上頭擺置酒瓶菜單，有的則甚至拿它當做存放客人衣物的儲物櫃。

有了「床之間」，這個房間的主客位置也就自然分曉了。無論中國還是西洋，宴會用餐的主客位置都是有講究的，日本也不例外。一間和室裏頭，上座憑「床之間」而定。一般而言，背對着「床之間」，離它愈近的地方就愈是上座。要是只有兩人，那倒容易，地位高的人坐在「床之間」前正對着的位子就是。萬一人多，搞不清狀況，先來者最好自動先進末座，也就是離門口最近的地方。

傳統日本重男輕女，一對男女走進和室，男的總是不由分說就坐到「床之間」前的主位。直至今天，也還有許多老派的旅館和料亭會這麼指引客人，彷彿理所當然。我們自然可以不理，一對夫婦邊個話事自己知。

梁文道：加泰隆尼亞風格源流考（下）

【蘋果日報】1974年2月17日，這是改變「巴塞」歷史的一天。

在此之前，「皇馬」幾乎壟斷了整個西甲，長達十年之久。而它的宿敵「巴塞」則只能處在它的陰影底下，表現反覆，近乎平庸。在那十幾年裏頭，唯一值得稱道的是1968年的「總司令杯」。就在佛朗哥將軍面前，在「皇馬」的主場，「巴塞」以一比○戰勝「皇馬」。這場球賽對加泰隆尼亞人的意義不只是他們也可以打敗代表獨裁政權的無敵艦隊那麼簡單，因為當時的「巴塞」教頭Salvador Artigas曾經做過共和國那一邊的空軍機師，所以這次比賽還被他們當成一次偉大的精神勝利：我們輸了上一回內戰，但我們贏了這一回內戰，儘管戰場不同。

可惜事後回顧，這更像是一次意外，正常的情況是「巴塞」繼續被「皇馬」打得抬不起頭來。於是我們就能知道告魯夫的到來有多重要了。當世第一球星，竟然捨棄人人趨之若鶩的「皇馬」，加入被壓迫的反抗者政營，這個舉動也將使得告魯夫的名字加入到當年不遠萬里而來，參與西班牙內戰的那一代知識份子英雄的行伍，與海明威和喬治．歐威爾等人並列，是反權威的豪傑。

然後就是那一天了。在告魯夫奇詭靈活，瞻前顧後的穿引之下，「巴塞」大勝「皇馬」五比○。同年，「巴塞」贏得1960年以來的第一次西甲冠軍，而告魯夫則成了當年的「歐洲足球先生」。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巴塞」，其實是從那一天才開始的。所有上了歲數的加泰隆尼亞人都記得那一天的事，而且他們還會記得告魯夫兒子的名字。因為那天本該是告魯夫夫人的預定產期，告魯夫為了不影響比賽，和太太商量，特地提前一周剖腹生子，告魯夫替兒子取名Jordi，這是加泰隆尼亞主保聖人的名字。按當時政策規定，加泰隆尼亞人是不准用加泰隆尼亞文來命名子女的，但告魯夫不理這麼多，他告訴負責官員：「去你的，我是荷蘭人，我叫我兒子什麼名字，關你們什麼事」，然後他帶着兒子飛回荷蘭登記姓名，等這父子倆再回來時，他們就是全加泰隆尼亞人的兒子了。未來，這對父子還要先後加入「加泰隆尼亞國家隊」──一支沒有幾個正式國家足球隊願意承認，願意陪他們玩的球隊，做它的球員跟教練。

不過，就算告魯夫再怎麼向「巴塞」效忠，再怎麼大無畏地表現出他對被壓迫者的同情與支持也好，這都還不足以為他贏得現今他在加泰隆尼亞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地位（不妨誇張點講，那是個聖人般的地位）。甚至，就算他1988年回來出任教練，帶領球隊贏下第二年的「國王杯」，連續四年的聯賽冠軍，以及「巴塞」隊史上第一座歐聯冠軍，這也都還不算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比不上他為這支球隊，為加泰隆尼亞人最喜歡的運動所塑造的風格重要。

當年的「巴塞」踢波可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除了告魯夫當球員親自下場那幾年的靈光乍現之外，在大部份時間裏頭，「巴塞」踢的是一種老派英式足球，而且還是壞的那一種，高Q大腳，技術粗糙，衝勁勝過大腦。而且球迷喜歡，彷彿只有這種打落牙齒和血吞的踢法才能發洩加泰隆尼亞人那股壓抑已久的怒氣，才叫做熱血勇武，才叫做英雄豪傑。至於陣式，「巴塞」則跟隨全球主流，不是「四四二」，就是「三五二」，以狠拼截斷為尚。但是告魯夫第一次召集全隊球員開會，就在黑板上畫出了一個叫球員們目瞪口呆的佈局：後面三個守衛，中場四人，兩名翼鋒，一名中鋒。然後他再三重申，足球的重點在於控球。

球員聽話，上場試着演繹告魯夫的思路，於是整隊人球風大變，速度比往常慢了不止一倍，每一個動作都像強行給人裝了煞車似的。雖說是昔日救星告魯夫頂戴光環歸來，但球迷們不埋單，每一場都有人開汽水喝倒采，覺得這是娘們踢的球，不夠硬漢。可告魯夫不管，他說：「那些批評是我聽過最白痴的廢話。我們需要的，是去填滿最需要球員的中場。我寧願踢個五比四出來，也不要一比○的結果。」

這種踢法，很在乎球員個人的技巧能力，所以他一口氣賣走了十五個球員，簽進一些他看中的未來砥柱。光是買人還不足以應付他的要求，按着自己的哲學培養人材方是王道。幸好他七十年代做球員的時候就向「巴塞」會方提議，仿效「阿積士」的青訓系統，成立一家叫做「拉馬西」（La Masia）球員學校，並且必須依着他的構想規劃。現在，包括瓜迪奧拿在內的這些年輕人已經到了收成的時候，正好派上用場。這批孩子就和未來的沙維、美斯，以及恩尼斯達等一眾球星一樣，都不具備往常「巴塞」球迷所欣賞的身體素質，都不夠高大硬朗，但恰好都能在告魯夫的體系裏頭找到位置。

於是告魯夫頂着壓力，堅持他的風格，一場一場地踢，一場一場地贏。他說：「堅守一種風格要比贏球更勇敢」。自此之後，「巴塞」就只知道一種踢足球的風格，「巴塞」的球迷也相信足球就只能這麼踢下去，違反這條路線的教練多半不會有好下場，堅守這條路線的教練自然就會成功，同時得到尊敬。一個人也好，一支球隊也好，要是不問短期成敗地堅持某種風格，視之為美學上必然無二的選擇，那就已經不只是風格這麼簡單了；這叫做格調。

終於，加泰隆尼亞人在足球上也找到了配得起高迪、米羅和卡薩斯的風格，讓它成為一股人人都看得見、認得出的審美態度。後來的事，套句陳腔，就都是歷史了，「巴塞」的霸業，西班牙的王朝，甚至拜仁慕尼黑以至於德國的轉型，考其源流，盡在一人而已。

梁文道：入門（「正坐」閒談之二）

【飲食男女】在日本吃飯，尤其是在高級料亭那種有着傳統木造建築，雅致「坪庭」，地板鋪着上好榻榻米，一間間「個室」（即中國人所說的『包間』）的地點吃飯，禮貌是從入門那一刻就要開始講究的。

穿過門外懸吊的「暖簾」（即日本店家門口上頭掛着的那片布簾），入得門內「土間」，打過招呼，這時候我們要幹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脫鞋。便和中國人一樣，日本人回家進門也是要脫鞋的；稍有不同的一點，在於日本家居室內和大門之間的那一小段玄關「土間」，常有一截高低差距。我們的鞋子就該脫在外頭那段低一截的地方，切不能把鞋子踩進乾淨的室內。而脫鞋這個動作，也是有講究的。無論是到人家家裏作客，還是去餐廳吃飯，我們都不可以背過身來坐在高出來的那段地台上脫，因為一進門就用屁股對着主人家，會很不禮貌。正確的方法（也許是比較麻煩和辛苦的方法），是臉朝室內，站着或半蹲下來脫鞋。再講究一點的人，還會在脫好鞋子踏入室內之後，立刻回身跪在室內地上，用單手把剛剛脫下來的那雙鞋子倒轉方向，調整成鞋尖朝外，預備離去時好穿。自己這麼幹，是以免麻煩主人家出手代勞的意思。但我們要是去餐廳吃飯或者旅館住宿，便可以省下這個動作了，因為這是服務人員應該替你做的事。你也可以更虛偽一點，裝模作樣地往你那雙鞋子伸手，以示謙遜，等服務人員急忙趕來制止，請客人您老人家千萬別這麼客氣，再站起身來對他說聲：「那就有勞了」。

脫了鞋子，你露出來的可是一雙赤足？若是如此，那可就很失禮了。因為高級旅館和餐廳鋪的榻榻米很有可能是用上好的藺草織成，值得小心對待，不能污損。我們光着腳丫子走在上頭，不只不雅觀（對老派人而言），還有可能會留下汗迹。所以，就算你趕潮流，喜歡赤腳穿皮鞋，又或者專門穿了一雙loafer來應對這種又脫又穿的場面，你也應該在這一天穿一雙不破損不骯髒的襪子。有些時候，一些女士踏着漂亮的高跟鞋去料亭吃飯，還會特地多帶一雙絲襪，不嫌麻煩地在踏上榻榻米之前穿上。這也是很不錯的主意，我就親眼見過一家餐廳的老闆娘為此拍掌喝采，感激客人的心思和體貼。好不容易地脫了鞋，進了門，這時候就可以隨着服務生指引，坐進「個室」好好地輕鬆用餐了吧？不，還沒完呢，接下來你怎麼走路也是個問題。

梁文道：日本規矩（『正坐』雜談之一）

【飲食男女】過去兩周最震撼國際食壇的大消息是甚麼？那當然是中國旅行團在曼谷自助餐廳出動盤子來瘋搶大蝦這件事，一條視頻短短幾天之內就在全球播放了數百萬次，似乎再一次向全世界證明了中國遊客的質素傳說。這類消息近年屢傳不絕，無論怎樣解釋，都好像代表了甚麼。那到底是甚麼呢？反正三言兩語說不清，且留着將來慢慢細談。我現在這一刻比較感興趣的，反而是一群多半不會跟着旅行團去外頭自助餐廳爭食的另一種遊客，一群比較年輕，比較有見識，說不定經濟上也稍為寬裕一些的新中國遊客。對於這類遊客而言，跟鴨仔團旅行之無趣，正可和二十年前香港人開始對「歐洲十天七國精華遊」感到厭倦相比。更別說在自助餐廳爭先恐後地狂掃大蝦，套句內地流行語，那實在是太「Low」了。口袋不深，或者想要「冒險」，他們就做背囊友出走中亞南美；家底厚實，又或許想要享受一下，他們就按着米芝蓮指南覓食。

我遇過不少這種遊客，比起上一代那種媒體關切的「典型」中國遊客，他們最大的特點是開始在意別人的目光。不要小看這點，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多少中國人的「質素問題」，大半皆可歸結成一句話，那就是「他人並不存在」。由於感覺不到他人的在場，甚至意識上根本就沒有其他人這回事，所以才會在國內外鬧出這許多矛盾和衝突。

於是就要談到日本了，因為日本人可能是全世界最在意他人目光的一個民族，以麻煩到其他人為最大罪惡，於是日本廁所的潔淨程度冠絕全球，不是為了衞生，也不是受了很多「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類的宏大口號的教育，就只是因為不想麻煩到下一個如廁的人而已。不要誤會，我可不是要回到「日本人最文明」這類老話濫調，我只不過是想概括（甚至過分簡化地）這個社會的一個特點罷了。而這點是好是壞，其實還難說得很。從前《菊與刀》那些老書便以此標明日本的「恥感文化」，批評日本人沒有穩固的道德觀念，之所以不幹某件惡事，並非因為它本身是壞的，卻是因為幹了之後會受他人貶視，「麻煩到了他人」。

當一群很不在意他人的遊客來到如此一個人人活在他人目光下的國度，情形可想而知。好在新中國遊客不一樣了，曉得入鄉隨俗，起碼知道坐進電車地鐵不能用手機通話，免得擾及本地居民。這些遊客還懂門道，會找好地方吃飯，其中不乏高級料亭，並且盡量表現良好餐桌儀態。然而說到這裏，我們馬上又會碰到第二個問題，那就是在日本吃飯的好儀態到底指的是甚麼？別說內地遊客了，我發現就連很多常跑日本，自詡日本料理通的港、台遊客，也時時會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毛病而不自知。理由大概是我們都在筷箸文化圈內，都以米飯為主食，在許多方面太過相似，故此忽略了雙方的差異，以此度彼，把自己那一套規矩順理成章地帶了過去。好比有人固執地相信要看村上春樹等日語文學，中譯本一定要好過英譯本，因為他們相信日文和中文有淵源。其實日語便和巴斯克語一樣，是種無親無故的孤立語言，只是些漢字迷誤了國人，以為大家有親。同樣地，日本餐桌禮儀其實也和今日華人的習俗相去遠甚，不能覺得會拿筷箸就是禮。

本來談餐桌禮儀是件很惹人厭的事，太過snobbish，有教養的紳士更不應該自以為識嘢，成天到晚炫耀飯桌上的所謂知識，拿它輕易斷人（英國紳士古訓不就常教訓大家『在禮節上嚴格律己，同時寬待他人，不憑他人言行是否合禮去看人』嗎？）。好在我不是個有教養的人，更非紳士，恰好現在又有些朋友對這類事情感興趣，不妨便八卦一下我所知道的日式用餐禮節，權當大家下酒佐料。

梁文道：加泰隆尼亞風格考（中）

【蘋果日報】告魯夫確實是個先驅，包括在爭取權益這一點上，那年頭沒有太多足球員會像他那樣，為了個人的利益，也為了球員集體的權利，動不動就和球會甚至國家隊爭吵，鬧到公開翻臉的地步。難怪也有人詬病他貪圖私利，站在道德高地上頭，批評他不像是個大家期望的那種與一隻球隊生死與共的忠誠老球員（現在還有多少這種人？）。可是1973年他離開阿積士那一齣大戲是不同的，這一次他對抗栽培他出身的母會，堅持不依安排前赴「皇馬」，執意轉去「巴塞」，除了跟隨已在「巴塞」的恩師米高斯（Rinus Michels，「全能足球」之父）之外，他還有一個更崇高的理由。

打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佛朗哥將軍就是個全球左翼知識份子共同詛咒的名字。他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他勾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成了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三大旗手之一。他為了對付敵人，不惜召來納粹德國空軍，在自己的祖國土地上發動人類史上第一次無差別的地毯式轟炸，於是有了畢卡索那幅令人失眠的《格爾尼卡》。他是個狡詐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和希特勒等人是盟友，卻在二戰期間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戰後又加入了西方「自由世界」得到「北約」保護。他殘酷無情，興建集中營，把政治上可疑的人物送去勞改，在位期間一共處決了四十萬人。他公然宣稱自己的政權是「集權主義」政權，不以為恥，禁絕一切公民運動，長年壓制文化藝術和言論自由（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洛爾珈（Federico Garcia Lorca）就是被他的部隊殘酷殺死的，其作品在身後又遭到他的政府封禁三十多年）。

這樣的「總司令」，這樣的政府，就算他們得到了多少「自由世界」的奧援，在國際民間交流上的形象也不可能好得到哪裏，面對各地（特別是歐洲）的冷待，他打破文化孤立的辦法就是足球。「皇馬」正正是他宣揚國威，展示他輝煌政績的最好工具，好好的一隻球隊，硬是被他扯進政治漩渦的核心。

除了上次提過的1953年「元帥杯」事件，另一樁被老「巴塞」球迷咬牙切齒地罵到今天的風波，就是「Afredo Di Stéfano轉會案」了。號稱「金箭頭」的阿根廷前鋒Afredo Di Stéfano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超級巨星，地位堪比後來的馬勒當拿和美斯。本來他已經和「巴塞」簽定合約，還替他們打過一場季前熱身賽。但不知怎的，一轉身，他竟然投向了「皇馬」的懷抱。後來八年，他不只為「皇馬」取得了八屆西甲聯賽冠軍，更在1956至1960年間與「皇馬」一起創下歐聯五連冠的驚人紀錄。

早已選擇加盟「巴塞」的球王，為甚麼會莫名其妙地奔向「皇馬」？這是個細節繁複，真相至今撲朔迷離的歷史懸案。不過，百分之九十九的「巴塞」粉絲都相信那是佛朗哥從中做梗，為了協助他的御用球會，出動政府機器在「巴塞」口中奪愛。「皇馬」是靠了佛朗哥撐腰才變得那麼厲害的傳說，自此不脛而走。

的確，佛朗哥是把「皇馬」當成招牌，時常親臨主場觀戰，替他們打氣助威。每回「皇馬」出國遠征，來回都會得到國賓級的待遇。在外頭，「皇馬」是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象徵，他們在歐聯賽場上的榮耀被宣傳成總司令他本人的榮耀。在國內，這隻首都王者則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它每回碰上「巴塞」和「畢爾包」，都像是中央壓制地方的內戰；長勝的「皇馬」每一次碾碎那兩隻球隊，都象徵了統一王權克服分離勢力。

你去隨便問問「畢爾包」或者「巴塞」的球迷，對於這段歷史，他們一定還能說出更多令人髮指的故事。比如說「畢爾包」的球員身份，大家常常誇讚這個球會有種，不只不用外援，而且從1912年創會以來堅持只用巴斯克球員。事實上，這個傳統也中斷過好幾十年，因為佛朗哥政府不准他們如此「本土」，硬逼他們改變政策，朝着全西班牙打開大門。

只不過，絕大部份圍繞着「皇馬」和佛朗哥關係的故事都和「Afredo Di Stéfano轉會案」一樣，是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羅生門，是非真假往往定奪於你是哪隻球會的球迷。便說「皇馬」的成功全仗佛朗哥支持這個經典敍述好了，仔細一想，就能發現其中漏洞，要玩足球政治，佛朗哥確實應該利用首都球會；可是首都馬德里除了「皇馬」，還有一個「馬德里體育會」呀，為甚麼他老人家不捧捧「馬體會」呢？答案很簡單，佛朗哥到底是個政治動物，找朋友當然要找贏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有了佛朗哥，「皇馬」才變成威震四方的「皇馬」；而是因為「皇馬」原本出色，佛朗哥才選擇了它。但不管怎麼講也好，「皇馬」是這個獨裁政權的棋子，殆無疑義。

有些國人容易戴着自己的眼鏡去看世界，每每看見其他國家鬧分裂就自動地把主張統一的中央政府劃到正義那邊，視人家的「分離勢力」為滋事份子。要是因此以為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這兩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可就大大地誤會了。因為「自古以來」，西班牙便是幾個王國的聯盟，即便在哈布士堡家族的全盛時期，西班牙統治了大半個美洲，那些「地方勢力」也還是享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權。一直要到十八世紀，現代民族國家開始在歐洲成形，馬德里的中央優勢方告鞏固，然後這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拉鋸辯證就不斷地纏繞着西班牙政治。被佛朗哥推翻的那個共和國政權，則寬宏包容，允許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等地國中有國，以此解決矛盾。這就說明了為甚麼這兩個地方後來會變成內戰當中的共和國勢力陣地，又為甚麼佛朗哥要在戰後大力鎮壓這兩個地方文化、語言、身份認同，以及他們的代表球會。

1973年，告魯夫的聲名如日中天，便如二十年前的Afredo Di Stéfano，他是「皇馬」和「巴塞」的爭奪目標。那時候的「巴塞」頂多是隻成績中上的隊伍，長期被對手騎在頭上。而「皇馬」則還是那個全歐洲有名的豪門，要錢有錢，要獎杯有獎杯，更別提老將軍的垂顧了。然而，瀟灑不羈、我行我素的告魯夫卻來到了「魯營」球場，理由是他不願與一家和佛朗哥有關的球會為伍。多年之後，他回憶道：「我記得我搬去西班牙那時是有很大爭議的，『阿積士』主席要把我賣去『皇馬』，而『巴塞』在足球上和『皇馬』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但為一支加泰隆尼亞踢球是個挑戰。『巴塞』絕不只是一家球會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