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雖然蒂莫西.加頓艾什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裏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Carlo Ginzbe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緻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係。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加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加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加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加容易犯錯的問題。
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艾什在那篇文章裏頭竟還說道:「薩達姆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爾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後的伊拉克會多麼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後的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於2009年,艾什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後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裏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牆派辯護〉。也就是說,儘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薩達姆政權垮台之後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麼分明的時刻。布殊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着電視裏的世貿大樓倒下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聯署宣佈「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艾什居然要為騎牆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幹什麼?
他的解釋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份簡單地相信複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東尼.貝里雅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誠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裏頭的關鍵詞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像時下許多施密特及斯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
好比艾什,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於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於是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乾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鏈──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及華里沙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於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戒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
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居然有人辯說那是「複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份認同困擾背後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並且親近歐洲的艾什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後,再度擺出了騎牆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是身份研究的本質,也因為英國身份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
身份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艾什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捷克政權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艾什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不斷出現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由於《事實即顛覆》離開了艾什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裏頭變得更像那些什麼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因此這部書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份子的能耐。又由於他在事實材料的擁佔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傅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他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談太過哲學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鵝絨革命期間,瓦茨拉夫.哈維爾身邊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燈劇院一間奇特的玻璃牆房間裏會面,做重要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在場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個人拿着一本筆記本,試圖記下他們說的話。我記得當初想:如果我不記下來,就沒有人記下來了。像大多數歷史一樣,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基礎是多麼脆弱。……記憶問題就是見證人問題的核心所在。……記憶是一個可以重新加工的CD,會受到不斷地加工,而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僅讓我們理解故事,還讓我們感到更加舒服」。
歷史學家艾什疑慮的,大抵就是這種舒服,把事實裁剪修整得較為合體,較為符應論點邏輯的舒服。老式英國自由派疑慮的,則是讓自己皈依某個既定立場的舒服。他寧願讓理想和傾向不停在現實上頭對焦,找不着安穩的落腳之處;他寧願讓現實持續地發出噪音,擾動理想世界的安寧。他總在猶豫、進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