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小時候我在台灣唸書，十幾年的經歷使我曉得，當年的台灣實在不像今日許多大陸人所以為的那樣「溫良恭儉讓」。相反，昔日台灣的空氣中洋溢了一股牙齦充血的氣味，暴力隨處可見。校園裡外，幾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打架；當然，我也打過不少，更挨了不少打。十多年後，我第一次踏足廣州，剛出火車站，就看到站前廣場上幾名漢子正在群毆一個滿臉是血的男人。今天再回台北，那股溫柔簡直就像韓寒筆下「太平洋的風」，叫人骨頭融化。而廣州，也再不像八十年代那樣了，別說打架，連正宗粵語粗口也很少夾雜在街頭言語之中。
這些經歷使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那便是對於暴力的寬容與限制。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個社會比較能夠容忍暴力的使用，或者比較傾向於限制它的存在？又是什麼力量改變了一個社會，使得它越來越不容許暴力的存在；又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暴戾？有人可能會相信德國社會史大師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覺得約束暴力乃是文明化進程的結果，越是文明，越少暴力。果如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當今不同社會在使用暴力這點上的差異呢？同樣是遊行，在香港霸佔街頭衝撞欄杆就已算是很激進了；但在內地激進的意思卻可能是砸毀汽車或搶掠店舖。難道我們要就此定論，香港的文明程度果然高於內地？
先撇開這種判斷會不會太過沙文主義，在我看來，只用文不文明去解釋一個社會的暴力程度，恐怕有點簡單，無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具體促使一個社會對暴力寬大的理由和機制。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韓德強教授在一場反日遊行時掌摑一位老者，給了我們一個現例。據報導，韓先生所在的隊伍亮出了「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口號，於是那位老人不滿地說：「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韓先生聽後大聲回話：「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內應！」但那位老人不依不饒，猶自咒罵，韓先生就上去打了他一耳光，同時也被對方打得眉角出血。事後韓先生在博客裡聲明：我一向反對打人，一向主張和平說理。但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給日本人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
為什麼韓教授會認定一位侮辱毛澤東的人就必定是個裡通日本的漢奸呢？且讓我們設想，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既不喜歡毛澤東又必然不是漢奸？當然有。比方說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且終身懷念蔣介石的國民黨老兵，他恐怕就不會喜歡毛澤東，同時又不太可能做漢奸。然而，真正要緊的是，為什麼一向推崇中國尊嚴的知識分子會不顧傳統古訓，對一位長者公然動粗？為什麼一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業的教授會覺得講道理沒用，只能以暴力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在這裡，韓先生覺得說理的極限已過，而暴力則是惟一出路。
我們先來看看韓先生所理解的講理之極限是什麼。照他的聲明，那便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人」等一連串標準。但這一連串標準的關聯何在，或者它們是否等同，我們就不太清楚了。「誹謗開國領袖」是否等於「破壞中國人民團結」，這正需要說理辯明。同樣，如何才叫「誹謗開國領袖」，也是需要說理才說得分曉的。可惜的是，韓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對方歸類為「不講理的人」，所以也就不用再講什麼道理了。果然，我也看到一些支持韓先生的網友留言：「對付這種人，講道理沒用。」
巧的是，前陣子我在一次演講時指出「約架吳法天」那件事情不太合理，也有網友勸我：「對付這種『毛左』，講道理沒用！你這是書生之見。」由此可見，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雙方都有人把講道理的極限設得非常之低。既然不能講理，那麼自然只能動手了。
且慢。道理說不成，「自然」就只能動手嗎？果如是，那麼從前宋朝「鵝湖之會」、戰國百家爭鳴，最後豈不也都成了全武行收場？在不能講理與只能動手之間，其實還有太多的選擇，例如冷靜不言，甚或避席而去。為什麼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分歧，就只能沿著從講理到動手的這條軸線發展，講不成理則繼之以武？
篇幅有限，不能說得更深，有意見就打一架吧。反正我們對講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對暴力啟動的限制卻異常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