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為什麼說謊

【蘋果日報】背着「劏房」原罪而始終不悔的陳茂波局長，加上一向以「好打得」著稱的林鄭月娥司長，近日當着全港市民的面，再度演出一齣所有人都曉得它「穿幫」的大戲。明明有那麼多的證據，白紙黑字地寫着新界東北的「發展」是「港深融合」的一步棋；明明有那麼多的人指出，這個「發展」大計完全無助於解決眼前的房屋問題；他們偏偏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公然說謊，告訴大家這全是為了我們的住房需要。為什麼？他們為什麼要說出如此廉價，如此易於揭穿的謊言？

我不想再重複其他論者的觀點，重新再罵他們一遍；也不能花費更多的心思，去羅列更多的證據來指控他們。我只是好奇，一個是在政壇打滾的資深專業人士，一個是手段厲害的酷吏，為什麼就不能告訴大家：「係呀，我就係要起塊地俾內地人落嚟住，我就係要中港融合，吹咩」。反而要吹一大番欲蓋彌彰的可笑大話？

坦白講，假如特首梁振英和他這兩位下屬能夠坦白交代，甚至光明正大地宣示理念，大談「深港同城」是多麼必要的目標，「中港融合」又會為香港帶來多少好處云云；我反而會尊重他們多些。最起碼，眼前爭論就不致於淪為一場圍繞着謊話的鬧劇了。最起碼，我們可以有一個像模像樣的理念辯論，正反雙方各自據理力爭，堂堂正正，但他們選擇了一個開玩笑似的謊言。為什麼？

當然是因為近年的政治氣候。從反對「雙非孕婦」潮湧香港，反對自由行擴大，反對「中港自駕遊」，反對國民教育，一直到上個星期的「光復上水」，這股疑懼融合的情緒便是導引香港政治和社會走向的主軸。民情若此，他們還怎麼敢大聲公佈「新界東北發展就是走向港深同城的第一步」呢？

他們沒有這股勇氣，是因為他們知道民意是一切政府權力的源泉，偏偏他們又不是我們選出來的。一個不獲民眾正式授權的政府，註定只能成為一個凡事盯着民意調查，凡事皆靠收民情風向而打轉的弱勢政府。如果這屆政府又真的肩負了中央指派的任務，遇到什麼事都要「迎難而上」，那就只好弄出一輪又一輪的鬧劇了。他們怪得了誰呢？要怪就怪那始終不肯放手真普選的老大吧。

梁文道：問候自己娘親

【蘋果日報】問候人家娘親，這絕非中文獨有的毒辣粗口。只不過其他語言往往止於娘親就算了，很少會像中文這樣，還要一路上溯，搞到祖宗十八代才算痛快。除了往前追殺父祖，中國人還喜歡向前看，咒人「生仔無屎忽」甚至「絕子絕孫」。這麼獨特的現象，恰好說明祖先崇拜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地位。中國人或許沒有制度化的組織宗教，但中國人的許多行為和生活習俗還是能夠讓我們看見某些類似於宗教的力量；祖先崇拜正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股力量。

祖先崇拜也和利益分配相關。有權列名族譜，就有權正式祭祖；有權祭祖，就有權分享祖先這一系留下來的權益，比方說田土和產業。十多年前，新界鄉紳極力反對族中女子有權分「丁」，根據之一便是女生一向不被列入族譜。連祭祖的正式資格都沒有，她們又憑什麼去分丁權呢？所謂「丁」，本來指的就是男丁。

今天粵語還有「拆你祠堂」這句粗話，意思是要對付你的男性生殖器。可見這根東西不只是你自己的，它還是列祖列宗的家產，也是開啟日後子孫血脈的源泉。然而，毀掉人家子孫根只是「拆祠堂」這個說法的衍生意義。光從字面上看，「拆祠堂」就已經夠惡毒了。因為祠堂是一切祖先崇拜的核心空間，更是決定族中男丁權益分配的象徵場所。拆了一個人的家祠，這人就是徹頭徹尾的無主孤魂，再無祖先可拜，也沒有後人會拜他；而他那維繫在祠堂和祭祖上頭的任何利益，自然也就煙消雲散了。

這就是為什麼新界原居民總愛強調「傳統權益」的原因了，「傳統」指的不只是打從昔年港英政府以來那所謂「尊重」新界鄉俗的策略，還是他們各種權益由來的傳統依據。要是沒了這個傳統，又哪來的「權益」呢？

近日一位知名鄉紳居然狂言：「你畀夠錢我，祠堂都可以畀咗你㗎」！他大概沒有想到，要是祠堂能賣能拆，他家的「傳統權益」也就可以被剝奪了。他更沒有想到，這句話的意義大概就和「畀夠錢我，我老母都可以畀咗你㗎」差不多。

梁文道：肉食天堂（肉食都市之一）

【飲食男女】不談信仰，光是每年接近兩百天在各地奔波的生活，就足以使我愛上蔬食了。因為忙碌，所以疲倦；由於疲倦，一個人自然會更想吃一些感覺輕盈的食物。為甚麼幾乎每一位素食者都會說他們茹素之後，身體好像變得更輕，更有精力呢？

理由很簡單，我們靈長類動物雖然雜食，但到底是以素食為基礎，那長長的腸道根本就不適合消化過多的肉類。更何況那些動物死前會放出大量毒素，這些毒素全都積聚在牠們屍體的肌肉裏頭——也就是我們所吃的肉，到了我們的消化系統之後，就輪到我們自己費力去排出這些毒素了。換句話說，吃肉往往會讓一個長期勞累的人變得更加疲累。這可是我的親身體驗，信不信由你。話說回來，這幾年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在外地，就更加發現香港素食之不易了。要在美加歐日等發達國家的都市素食，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因為素食早已從潮流變成一種體制，就算不去純粹齋館，一般餐廳也有不少素菜選擇。便連一向以大塊肉大杯酒著稱的德語世界，一個吃齋的人也能過上幸福的美食生活。例如前陣子我剛去過的蘇黎世。當地原來就有一家全歐洲最古老的齋菜館「Hiltl」，既是開業百年以上的老店，又是潮人聚會的所在。

再說我去得最多的大陸，儘管它在肉類消耗的數量上奮起直追，成了全球有數的肉食大國，但是我依然能夠很方便地吃到大量植物。尤其一些取價廉宜的街頭小館，一碗素麵，一盤素餃，再加一兩碟小菜，飽肚之餘偶爾還會遇到美味；只要你不去想地溝油之類的安全問題的話。回到香港，我就不能不同情那些全素的朋友了；他們過的是種怎麼樣的斷六親的日子呀。除非主要在家解決，或者只去齋鋪，否則他們真難堅持茹素的本願。出外聚餐，必須一幫朋友特別關照，這才多叫兩碟素菜。然後你還要擔心他們暗自嘀咕選擇受限，嫌你麻煩。因為這是一座把美食和肉類畫上等號，不下肉就不曉得該怎麼做菜的城市。特別是最日常最便宜的茶餐廳和快餐店，你不妨去那裏實驗素食生活一星期，我猜你起碼得吃五次「茄蛋麵」五次「茄蛋飯」和五次「茄蛋治」。因為那些「特餐」「常餐」和「午餐」幾乎通通與你無關，從「A」選到「G」，沒有一個選項不放肉。涼瓜牛肉飯走牛肉？他會告訴你「撈埋一齊走唔到」。腿蛋飯走火腿加菜，他會告訴你這就不是「常餐」，得另外加錢了。不是說來料成本高漲嗎？為甚麼他們不願多用些菜少放些肉呢？莫非菜比肉貴？還是怕人家說少肉吃「唔抵」？

最離譜的是一些大型連鎖快餐店，素食選擇是零。你沒看錯，他們真的沒有任何素食。頂多響應過一陣「綠色星期一」，沒多久便繼續回到素食沙漠肉食天堂的狀態了。諷刺的是，一向以不環保著稱的「老麥」反倒有蛋包可吃，而且要吃趁早，因為中午之後就沒了。我知道我知道，這都不是餐飲業的錯。正如「有甚麼樣的受眾，便有甚麼的媒體」這句經典名言所訓，我們飲食界的狀況其實是消費者塑造出來的。TVB一台獨大，我們不能怪TVB，因為香港人真的很愛它。「大家happy」沒有齋菜，也是因為我們這群快樂的食肉獸。

梁文道：大班與你

【蘋果日報】對於「大班」鄭經翰，我有份說不出的內疚。記得一年多前，他約我出來，談了半天他辦數碼廣播的理念，他的策略，以及他的必勝方程式；口吻風格是十足十的大班，意氣昂揚，魄力雄壯。我知道他是個重義氣的人；雖然外間常有人說他太「精叻」太多手段，可是這些人大概沒見過他對朋友的真誠付出，也沒見過他老頑童似的好玩一面。那一天，他又本着關照朋友的本色，勸我留多點時間在香港，一起幹點大事。可惜我一直沒有應諾，拖到現在，不料這數碼廣播才開張不久，竟然就到了停業在即的生死關頭。

大班失敗了嗎？難道數碼廣播真的是條死路？當然不。老實說，我不肯定他那一套理想和大計是否行得通，但我能肯定這是一套未經驗證的理想和計劃；早在它們還未真正成形之前，就已被迫胎死腹中。如果大班真有什麼錯着，那最大的錯就是押錯了注，信錯了人。

政治何等現實。那幾個大股東原初的算盤大概是待唐英年真龍奪位，日後設法影響編輯自主，把這個滙聚了各方英才的陣地扭向於己有利的位置，自此發光發熱，榮華共享。沒想到最後殺出來的竟是一頭狼，而且是頭其實沒有看起來那麼兇的狼，反而更像是條扮狼的落水狗。本來棒打落水狗也是個不壞的主意，說不定能借勢搞出一番名堂。不過狗雖落水，主人倒還是兇悍的。難怪其中一位股東，身為城中富豪名流，也不怕人家笑話，公開說出自己不敢得罪主子的內情。於是大班便又要為了政治的理由「封咪」了。難得一個人能夠經歷幾回「封咪」，甚至付出過被人斬到血肉模糊的代價，大班可學到了什麼教訓？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又學到了什麼教訓？

這個教訓就是不管你有多出名，也不管你有多大的影響力，在號稱言論自由的這塊土地上，說叫你閉嘴就能叫你閉嘴。小自炒掉一個專欄作家，甚至炒掉一個紅透半邊天的主持，一直到關掉一整個平台，方法總是層出不窮。所以看熱鬧的行家們，千萬別以為這是小事，更不要把它當笑話。因為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腳下的土地，既似沼澤，又似熔岩暗湧的薄弱地殼。政治何等現實而殘酷，沒人知道下一個是誰。

梁文道：暴力

【新世紀】小時候我在台灣唸書，十幾年的經歷使我曉得，當年的台灣實在不像今日許多大陸人所以為的那樣「溫良恭儉讓」。相反，昔日台灣的空氣中洋溢了一股牙齦充血的氣味，暴力隨處可見。校園裡外，幾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打架；當然，我也打過不少，更挨了不少打。十多年後，我第一次踏足廣州，剛出火車站，就看到站前廣場上幾名漢子正在群毆一個滿臉是血的男人。今天再回台北，那股溫柔簡直就像韓寒筆下「太平洋的風」，叫人骨頭融化。而廣州，也再不像八十年代那樣了，別說打架，連正宗粵語粗口也很少夾雜在街頭言語之中。

這些經歷使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那便是對於暴力的寬容與限制。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個社會比較能夠容忍暴力的使用，或者比較傾向於限制它的存在？又是什麼力量改變了一個社會，使得它越來越不容許暴力的存在；又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暴戾？有人可能會相信德國社會史大師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覺得約束暴力乃是文明化進程的結果，越是文明，越少暴力。果如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當今不同社會在使用暴力這點上的差異呢？同樣是遊行，在香港霸佔街頭衝撞欄杆就已算是很激進了；但在內地激進的意思卻可能是砸毀汽車或搶掠店舖。難道我們要就此定論，香港的文明程度果然高於內地？

先撇開這種判斷會不會太過沙文主義，在我看來，只用文不文明去解釋一個社會的暴力程度，恐怕有點簡單，無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具體促使一個社會對暴力寬大的理由和機制。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韓德強教授在一場反日遊行時掌摑一位老者，給了我們一個現例。據報導，韓先生所在的隊伍亮出了「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口號，於是那位老人不滿地說：「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韓先生聽後大聲回話：「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內應！」但那位老人不依不饒，猶自咒罵，韓先生就上去打了他一耳光，同時也被對方打得眉角出血。事後韓先生在博客裡聲明：我一向反對打人，一向主張和平說理。但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給日本人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

為什麼韓教授會認定一位侮辱毛澤東的人就必定是個裡通日本的漢奸呢？且讓我們設想，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既不喜歡毛澤東又必然不是漢奸？當然有。比方說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且終身懷念蔣介石的國民黨老兵，他恐怕就不會喜歡毛澤東，同時又不太可能做漢奸。然而，真正要緊的是，為什麼一向推崇中國尊嚴的知識分子會不顧傳統古訓，對一位長者公然動粗？為什麼一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業的教授會覺得講道理沒用，只能以暴力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在這裡，韓先生覺得說理的極限已過，而暴力則是惟一出路。

我們先來看看韓先生所理解的講理之極限是什麼。照他的聲明，那便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人」等一連串標準。但這一連串標準的關聯何在，或者它們是否等同，我們就不太清楚了。「誹謗開國領袖」是否等於「破壞中國人民團結」，這正需要說理辯明。同樣，如何才叫「誹謗開國領袖」，也是需要說理才說得分曉的。可惜的是，韓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對方歸類為「不講理的人」，所以也就不用再講什麼道理了。果然，我也看到一些支持韓先生的網友留言：「對付這種人，講道理沒用。」

巧的是，前陣子我在一次演講時指出「約架吳法天」那件事情不太合理，也有網友勸我：「對付這種『毛左』，講道理沒用！你這是書生之見。」由此可見，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雙方都有人把講道理的極限設得非常之低。既然不能講理，那麼自然只能動手了。

且慢。道理說不成，「自然」就只能動手嗎？果如是，那麼從前宋朝「鵝湖之會」、戰國百家爭鳴，最後豈不也都成了全武行收場？在不能講理與只能動手之間，其實還有太多的選擇，例如冷靜不言，甚或避席而去。為什麼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分歧，就只能沿著從講理到動手的這條軸線發展，講不成理則繼之以武？

篇幅有限，不能說得更深，有意見就打一架吧。反正我們對講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對暴力啟動的限制卻異常寬鬆。

梁文道：愛國的好處

【蘋果日報】抵制日貨其實就是一種愛國教育。根據葛瑞（Karl Gerth）那本非常有趣的《製造中國》，民國年代種種抵制洋貨愛用國貨的運動，成功地把消費文化引入了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使得老百姓一下子多了層「國」字眼鏡，懂得在最具體最物質的東西上看見最宏大最抽象的國家。從前看戲就是看戲，如今才知道原來京戲是種「國劇」。天天穿在身上的棉袍長衫，現在終於發現它叫國服。原來任何可以消費能夠消耗的東西也都是有國籍的。我們購買它們，使用它們，着眼的不再只是它們好不好貴不貴，還得搞清楚它們和我們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國家。

為了推進這場運動，當年民間流傳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傳說。我最喜歡的一則是這樣子的：

隆冬將至，一個住在寄宿學校的小學男生正在等待媽媽寄來過冬的衣物；他一邊等待一邊擔心。擔心什麼呢？學校老師都說了，各位小朋友長大之後要愛用國貨，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於是這男孩便思疑媽媽該不會又用價廉物美的日本布料給他做衣服吧？萬一到時候收到的衣物真是日本料子做的，那該怎麼辦呢？

後來，他終於等到母親特地給他縫製的衣服了，看見那一件件衣褲上細密的針線，他覺得既溫暖又感動，這可真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呀。不幸的是，這批冬衣居然真是用日本衣料做成的，想必是媽媽怕自己遭涼，便選用質地精良的日貨。如此一來，這該如何是好呢？穿了這些衣服，就是不愛國；要是不穿，辜負了母親一番心血，那便是不孝。正所謂忠孝自古兩難全，這位小朋友眼見日寇欺人，國難當頭，只好做個不孝的中國人了。

整個冬天，他身上還都是單薄的春衣，每天冷得渾身發抖。為了驅寒，他只好咬緊牙關天天跑步，希望用大量的運動人肉發熱。白天跑，晚上也跑，日日如是，小男孩終於贏了全校賽跑冠軍，成為地方上有名的跑手。

梁文道：暗夜明珠

【蘋果日報】他們上街的那天，我在西安。下午的遊行，晚上大概也該結束了吧，應該不會阻礙我去機場的計劃。不料天已黑，雨勢大，人群的狂熱尚未冷卻。他們說挨砸的已經不限日本車了，那群昏掉頭的群眾開始見車就砸。他們又說，有人打爛了Sony專賣店的門面，衝進去大肆破壞，同時還乘機搶走最新款的電視機，於是抵制日貨變成了打劫日貨。

夜雨中，我們堵在路上，全城彷彿戒嚴。剛打開窗戶想看清外面的情況，就見一個敞開襯衫的中年漢，一邊拿着厚磚向前奔跑，一邊高聲嘶吼。雨聲很大，喇叭聲更響，我聽不懂他在喊什麼，但我知道他的激動。

後來我才曉得出事的不只西安，青島一座大樓着火了，長沙一家商場也遇到劫掠，還有人在網上自豪宣佈自己搶到一隻勞力士。

然後輪到廣州。群眾對付不了日本領事館，只好把怒火宣洩到花園酒店頭上。那可是花園酒店呀，它和白天鵝賓館在廣州人的心目當中，大概相等於我們香港的文華半島，是一兩代廣州人集體回憶裏的地標。結果好端端一座國營五星級酒店，沒多久，它的大堂便狼藉一片。我在微博上面看到無數廣州人的憤慨，連翻幾頁，全是我所熟悉的母語粗口。許多網民認定那幫搞事的人一定都是外省佬，因為「真正嘅廣州人又點捨得咁做」？再講下去，又有人提供新證據，說群眾滿口「操你媽」，「一聽就知唔係自己友」。很自然便有人推出了結論：「睇嚟都係要逼到我哋好似香港咁排外至得啦」。

類似的討論，也發生在上海網民之間。沒想到才一個晚上，原本就潛伏在各大城市底下的排外情緒就全部現形了。

然而西安那天還有一位叫做李昭的青年，原來也是要去遊行的，結果看着一輛車被砸毀，另一輛車被推翻，他開始擔心車裏的人會不會受傷。他向路邊攤販要來一塊紙板，在上頭寫上大字：「前方砸車，日系繞行」。一個人，就這樣子一個人，站在路口一下午，救了好幾十輛車和車裏頭的人。

一個青年和一張舊紙箱上扯下來的紙板，如此微弱。也許將來，危機真正降臨的那一刻，這就是火熱暗夜中那一點清涼冷洌的夜明珠了。

梁文道：遊客印象

【飲食男女】琉森當然美麗，畢竟是個旅遊勝地嘛。既是旅遊勝地，遊客自然多如江鯽，其中當然少不了中國人。在酒店辦理入住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店裏住了不少中國大陸來的客人；反倒是拿香港護照的，近來罕見。於是我便開始尋覓中國遊客的蹤影。

十數年間，琉森似乎也變了許多。不知他們如何能在古城中憑空理出一條滿是店鋪的商業街道，那陣銅板的響聲迴盪在石砌的街巷中，幾乎要有點威尼斯的感覺了。在這樣的老街上要找古老的中國，其實一點都不難。你去賣錶的店家窗前，常能看到以中文書寫的標價，以及一小塊寫着「歡迎使用銀聯」的標示；當然這是簡體字，古老中國的摩登版本。

在海外辨識中國遊客是很容易的，就連當地人都知道。廣州的《新週刊》前幾期才拿它做專輯，題目好像是「為甚麼中國遊客這麼多，中國遊客卻最不會玩」。根據這期雜誌的介紹，中國男性遊客的特徵是上身一件休閒T恤，下襬緊緊收進西褲或者牛仔褲裏頭，腰間當然還有一條帶釦會亮的名牌皮帶；凸起的肚腩上還會頂着一部相機，肩上的掛包裏可能有個裝了茶水的水壺……。依我看，這還不夠精細，我現在還能猜出他們之中誰是官員誰是商人。許多官員出國考察（比方說來琉森考察瑞士觀光業的發展），總會習慣穿著一件正式的白襯衫；一群白衣黑褲的男子走在橋上，可見度極高。為甚麼他們要這麼穿呢？也許是下意識裏想要告訴別人甚至自己，我可是來辦公務的。

同樣地，美國遊客也十分好認。無論走到那裏，他們都喜歡短褲波鞋；男人的肚子也是一樣地大，甚至更大。我在不少教堂和清真寺外見過被拒入內的美國遊客，他們偶爾會露出不忿的表情，似乎不能理解美國人的短褲怎麼就冒犯了你們的宗教。

日本人呢？我倒是在琉森音樂節的會場裏頭碰到好幾個日本樂迷，樣子與常見的那種戴帽子擺勝利手勢拍照的日本客很不一樣，嚴肅加專注。說到底，這兩天上場獻藝的可是當世第一女高音巴托莉和慕尼黑愛樂這號人馬，大家自然盛裝打扮，嚴陣以待。至於中國樂迷，活動範圍有限，基本上看不到，正如到了博物館和藝廊一樣，除非是羅浮宮那一級別，否則你也不太有機會遇到同胞。歐洲名牌商店不止有中文標價，還有中文「導購」；歐洲的博物館就對咱們冷淡點了，多數規模小一點的博物館都不會另印中文地圖和導覽。要是真有亞洲語文，首先出現的還是日文。

於是香港朋友又有話說了，你看你看，沒文化就是沒文化。每次聊到這個話題，我都不願意表態，總覺得自己會不好意思。就拿東京來講好了，這座城市是香港遊客熟得不能再熟的旅遊點；甚麼地方掃貨，甚麼地方醫肚，興奮起來，簡直能白手畫出一張地圖。可是我問那些一年要去好幾回的日本迷，有沒有看過國立博物館裏的法隆寺館，知不知道大家常去的六本木有家很厲害的國立新美術館時，他們的反應便變得很有趣了。就像我們那些旅遊指南或者雜誌裏的旅遊專題，介紹博物館的時候往往要小心翼翼地說它裝置很互動，提醒讀者「一啲都唔會悶」。用「不悶」來當人家博物館和美術館的賣點，恐怕也是香港旅遊指南的獨家特色了。幸好我們香港人開化到了不在人家地盤上公開拉屎的程度，這可真是文明的標誌。

說起拉屎，我還在一家大教堂見到有人帶狗進去，然後聽到一隊說普通話的旅遊團驚嘆：「你瞧人家歐洲狗多乖，進了教堂不亂吠，人家也不怕牠拉屎瀨尿」。而說到普通話，我又想起就在我搭上瑞航班機的前幾天，一架從蘇黎世直飛北京的瑞航客機必須中途折返，原因是機上兩名中國乘客醉酒打架。他們後來都被瑞士警察帶走了。

除了音樂、教堂和錶店，琉森最有名的自數山水。那天登山，經過當年托爾斯泰盛讚的觀景台，也走了一小段馬克吐溫走出來的小徑。沿路亞洲遊客極少，反而瑞士老頭老太太一個個拄着手杖安步當車，令人敬佩。下山坐車，這才終於看見一對揹着包的亞裔青年男女，乾淨明亮，學生模樣。半路有一位瑞士老人上車，看來也是剛剛下山，這對青年立刻起身讓座，英文中還能夾雜一兩個德語單詞。我正思忖，日本遊客的英文好像沒這麼流利吧，怎料立刻聽到他倆低聲細語，說的是一口字正腔圓普通話。

梁文道：犧牲

【蘋果日報】中國人已經不是第一次抵制日貨了。一百年來，中國還發起過無數次抵制洋貨的運動，不管它是東洋還是西洋，總之凡是進口貨就要抵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做法是有點道理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自行訂定關稅的權利，其他工業強國卻紛紛祭起保護自家工業的貿易壁壘。相形之下，中國的市場簡直是這些國家的大型散貨場，本土新生的脆弱工業在價廉物美的洋貨面前簡直不堪一擊。所以當年他們只好以國民自發的抵抗，變相取代政府的入口限制。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每逢說到抵制洋貨，必然伴隨相生的口號就是「愛用國貨」了。只有一方面抵制洋貨，另一面愛用國貨，這個保護民族工業的道理才能說全。

為什麼眼下這一輪抵制日貨的運動裏面，我們幾乎聽不到任何「愛用國貨」的呼聲呢？那自然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非吳下阿蒙，全世界都在愛用「國貨」了，大家又何必再提倡國貨呢？但是換個角度來看，許多國貨你又實在愛不下去，比如說那些舊餡新皮的月餅，含毒致癌的家具，令人頭大的奶粉，以及地溝餿水精煉而成的食油。我們都知道這些國貨的問題，要愛上它們，那可真是重大的犧牲。示威群眾再不理性，人命關頭，也還曉得分寸，這句「愛用國貨」真是說不出口；說了也會很out很不合時宜。

然而，這麼out的事情，居然也還有人曲折認同。那兩天街上遊行的隊伍就有少數標語聲明「寧願地溝油，不失釣魚島」、「就算只喝毒奶粉，也要日本遍地墳」。這類口號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意思就是我們的國家的確有問題，政府監管不力，商界埋沒良心；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愛它，甚至為了它的領土犧牲個人健康與性命。

問題是你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處境弄到這麼極端？為什麼不能在愛國保釣之餘，同時憤懣國家之不濟？地溝油和釣魚島本來是完全無關的兩碼事，但是透過專斷的國族主義的犧牲邏輯，它們就神奇地連繫起來了。

梁文道：拯救華文（《文章》序）

去年來吉隆坡為花蹤文學獎做評審，同時還講了一點關於馬華文學的看法。講完之後，一位中學生過來找我，他想知道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馬華作品。頓了一頓，我才回過神來，便問：「應該是你介紹本地作家給我，怎麼會輪到我來告訴你有那些出色的馬華作家呢？」他有點不太好意思，解釋這是學校裡很少談到本地文學的緣故。

現下我寫這篇小序，其尷尬恐怕尤勝當日那位天真熱情的中學生。這不只是因為同書的四位作者的文章都要比我好得太多；也不只是因為這是一本教材式的參考讀物，而我卻是個自小碰到教科書就得頭疼的壞學生。我尷尬，主要是為了在我所見的範圍內，起碼有好幾位馬華作家的文字堪列華文世界之最。今天憑什么是我在這裡教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作文？我有這資格嗎？

自從零六年以來，拜訪大馬不下二十次。這些年的經驗使我發現，原來一般華人對本地文學的認識是很有限的，在街上隨便捉住一個懂華文的，叫他講一下他知道的本地作家，說不定他連五個都數不出來。何以致此？理由之一或許是某種本地薑不辣，外來和尚才比較會念經的慣性偏見。但是在我看來，更大的問題或許是大馬華社對文學藝術的長期冷漠，它導致了一般人和馬華藝文圈子的隔離；雖在同一地界，然雞犬相聞，互不往來。

這可真是件怪事。華文教育號稱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三寶之一，大家一向珍重愛惜，而各方人士對華校的努力捐輸更常叫我們這些外來者感動莫名。既然大眾如此看重華文教育，又為什么要小看本地人用華文創作的上乘作品呢？為什么豪商鉅富不惜萬金助學建校，卻捨不得丟幾個零錢給有心人出版一套華文文學書系（詳見張錦忠先生替黃錦樹先生文集《焚燒》撰寫的序言〈散文與哀悼〉）？

翻翻《亞洲週刊》每期刊末各地暢銷書榜，就不難猜到答案了。當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為台北暢銷書之冠，當《王蒙說老子》名列北京最受歡迎的新書之際，吉隆坡最好賣的華文書籍往往是食譜、成功學，以及健康指南。我們重視華文教育，但卻重視的不是文化，而是教育可能帶來的實際成果；我們強調華文的價值，但不是為了它審美和思辨上的價值，卻是為了把它當成純粹的工具。於是形成一個人類史上罕見的現象，人人都說某種語文很要緊，但人人都並不真的在乎它所創造出來的果實。

這種情形曾經發生在拉丁文身上。可能很多人都不曉得，直到二十世紀之前，每年用拉丁文這種「死文字」寫出來的詩歌都還達到萬首以上。那些詩都到哪裡去了呢？為什么打自十五世紀以後，就沒聽說過有哪一個拉丁文大家很厲害？內情其實很簡單，因為那些拉丁文詩全是學校作業而寫詩則被認為是學習拉丁文的不二法門。那時候，英法等國一直把拉丁文列作中學科目，覺得它是身份的象徵，文化的傳承。明明沒人再將拉丁文當成是種有生機的語言了，明明沒有人願意再出以拉丁文書寫的書籍了（教科書除外），可是學生仍然被迫飽受拉丁文的折磨，因為那是家長的驕傲，上流社會的標誌……

用拉丁文比喻華文在馬來西亞的處境，自是不倫不類。然而，我想借此提醒這本書的讀者，孩子的家長，學生的老師：如果作文只是一種功課，如果這種功課只是為了掌握一種工具；不管這個工具是要用來升學就業，還是要拿它當作華人身份的證明；這種語文都不會有太大的前途。以文字拓展複雜的深度思考，以文字開展繁麗的感官邊界，這才是一種語文的源頭活水。我相信同書四位作者都不會否定我這個說法。我期待，將來有這麼一天，一位大馬學生拿着本馬華作家的作品，驕傲地教訓我：「你沒讀過這本書吧？那可真是你的遺憾」。假如真有這一日，我願意忍受現在這小小的尷尬難堪。

梁文道：無得教

【蘋果日報】有一位媒體前輩，幹了大半輩子的中國新聞評論，交手過的中國官員無數。從一線退下之後，便轉任教職，一邊在大學開課，一邊巡迴各地培訓政府公關。我曾問他效果如何，他覺得情況還是有點進步的，最起碼現在他們比較敢於正面面對媒體，不會一遇到麻煩便強力壓制。說得也是，中國各級政府的公關的確還是有些長進。十年前我接過一些宣傳部官員的名片，居然明目張膽地直接把「宣傳部」英譯為「Department of Propaganda」；最起碼現在他們不會這麼做了。

可是一切公關和形象的問題又豈只是技術甚至政策層面的事呢？前輩上課，最着重的一環是信息公開。而中央領導也曾三令五申，叫下級部門無論出了什麼問題，一定得從速佈公，以免人民傳聞四佈，又給外間一個黑箱運作的壞印象。那好，請告訴我們，習近平到底去了哪裏？身為下任最高領導，一而再、再而三地爽約外交會面，而且沒有善解，玩起了最古老的失蹤遊戲。每當記者問起，政府發言人就板起臉孔不知所云。這叫哪門子信息公開？正是這次領導人神秘消失事件，讓全部人都清楚看見，不管通過了多少信息公開辦法，也不管學了多少現代新聞技巧，一去到最核心的層面，這套體制仍是一個黑箱運作的政治。它或許可以逼令下頭開放，但它自己仍是高深莫辨。

再說《明報》記者在李旺陽老家邵陽「被採訪」的醜聞，很明顯這是當地政府處理內地傳媒的一貫手法。但他們怎麼會不知道《明報》那境外媒體的身份？你想遮掩息事，便迫這些記者「採訪」你指定的對象。但你怎麼可能完全意識不到這是場更巨大的公關危機？人家回到香港可是會一五一十什麼都爆出來的呀！看慣國情，對於這種惡行，其粗野卑鄙我是一點都不會驚訝的。但是他們這麼幹的理由，我卻依然不能理解。每次遇到類似的事情，人家誤當我是「國情專家」要我評述，除了愚蠢二字，我都再也找不到什麼好說的了。

對着一群被權力寵成笨蛋的幹部，你該怎麼教導他們新聞與公關的奧秘呢？

梁文道：愛國

【蘋果日報】中國政府高調宣佈派出兩艘海監船前往釣魚島海域之後，大陸許多網民苦守多時，等着揚我國威的場面。後來，日本富士電視台也派出直升機飛去現場，希望找到這兩艘船的蹤影。只不過日本政府也好，日本媒體也好，無論他們怎麼找都找不着船在何處。於是有大陸網民在微博留言：「人間有真情，人間有真愛！近日，為搜尋我國失蹤的兩艘海監船，日本海上保安廳出動大批艦船援助我方搜尋，甚至日本民間也為此事伸出援手，富士電視台派出新聞採訪直升機加入搜救隊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再過幾個小時，日本海上保安廳發佈消息，說他們終於發現那兩艘神秘的中國海監船了。不過它們位置很遠，不只沒進日本「領海」，甚至根本沒有開進「接續水域」。最後，他們還發現這兩艘船已經朝着和釣魚島相反的方向前進。於是網民又說：「把強拆老百姓房子的牛B勁兒拿出來，彈丸小國早就拆乾淨了」。「只有能力暴政對民，不敢同樣血腥對敵」。「政府本來就無能，還用你們說」？

等到台灣也派出兩艘海巡船，並且抵達釣魚島外25海里的目的地之後，網民則做如是反應：「國軍威武」！「70多年前，國軍正面抗日，共軍打游擊。今天，共產黨攜13億民眾還是打游擊」。「中國是東亞病夫，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政府只會欺負國人」。

這便是愛國教育二十年來的後果了。教室裏反覆告訴學子，共產黨如何讓中國人站了起來。教室外對各種極端國族主義言論視若無睹，有些官員甚至公開推介一些好戰情緒濃烈的排外書籍。終於玩火玩出了禍。把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流動多變的國族情緒之上，本是風險極高的賭博，一不小心便會引火上身。對今天的中央政府而言，釣魚台危機的最大對手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她一手扶持起來的愛國激情。怎樣收場？那可真是天曉得了。

梁文道：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

【飲食男女】我們的海港叫做「維多利亞港」，非洲最大的瀑布叫做「維多利亞瀑布」，澳洲最大的沙漠叫做「大維多利亞沙漠」，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首府是「維多利亞」，印度孟買最有名的車站是「維多利亞車站」……；這個地名羅列遊戲我們還可以一直玩下去，數到天亮都數不完。這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掌控全球海域，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陸地面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正是這個時代，曾經輝煌多彩的英國飲食步上了長逾百年的衰落之路。

這是一個虛矯的年代；紳士淑女明明滿腦子性愛，社會風氣卻壓抑保守；中下層階級明明消費不起富人的生活享受，卻要裝模做樣打腫臉充胖子。這是個過度關注他人目光的時代，禮節繁複，失禮幾乎是個道德錯誤。所以他們做菜不敢多放香料，生怕飯後口氣會讓旁人不快。同樣一種菜餚，兩百年前還會用上六、七種香料，這時候卻只剩下了鹽和胡椒。最要避免的，自然便是大蒜，所以那個年代他們最喜歡笑話法國人是吃蒜的人。相反地，英國人不吃蒜，於是英國菜當然就比不上法國菜了。這不只是用不用蒜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分別。海峽這邊可以為了禮儀觀瞻而犧牲口腹之慾；海峽那頭卻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樣大吃大喝。

就像馬克思說的，下層建築影響上層建築，維多利亞時代這種古怪的精神傾向其實是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的產物。如此重視階級分野，是因為當時英國的貧富差距真的很大，比得上今天的中國（你看中國人的收入差距這麼遠，窮人一大堆，富人也一大堆，偏偏「尊貴」「精英」之類的字眼流行異常）。這種貧富差距則是它高度工業化的結果。

身為工業革命震源的英國，擁有好幾座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城市。農民或者出於自願，或者出於被迫，紛紛丟下農具，放棄田野，都跑到城裏當工人去了。維多利亞時代則是這股趨勢的高潮。大部分工人收入僅足餬口，工時又長，根本講究不了甚麼，所以炸魚薯條和其他價格廉宜的高熱量食品就成了他們最方便最有效的填肚材料。

工業化還有一個好處，甚麼都變得方便，醬汁不必自己調弄，大量生產的現成貨就好，於是「李派林喼汁」之類的醬料日益流行，沒時間慢工下廚或者累壞了的家庭就用這些玩意。久而久之，甚至吃甚麼菜都下同樣的罐裝醬汁，演變成「李派林喼汁」百搭萬用的局面。除了汁醬調味品，也別忘了食材本身。那年頭正是罐頭大行其道的時候，新鮮貨要不太貴，要不就太麻煩，城市裏的工人階級便是罐頭食物的最大客源。為了方便，罐頭的花樣也不多，來去便是那幾款，買回家天天就拿少數幾種工業化的食材左搭右搭，選擇範圍少得可憐。直到今天，冷藏青豆還是不少英國人飲食組合裏最主流的綠色蔬菜，也是英國菜裏最惡名昭彰的配菜。

又有汽輪又有火車，交通實在便利，所以農產品也不必自己生產了。以農立國的英格蘭一下子成了食品進口地區，反正大家忙着在暗霧黑雨的都市裏謀生，沒有人會關心自己吃到肚裏的東西來自何方，也沒有人在乎那些東西新不新鮮，只要它們還沒腐爛，吃不壞人就行了。

為甚麼要吃進口貨和工業罐頭？那是因為農民變成了工人，整個英國的農村之荒敗是全歐之冠。當大部分法國農民還在自己的田野上放牧耕種的時候，經濟實力雄厚的英國早已丟棄了他們自己的芝士和蘋果。各條鄉村本有自己的物產和菜餚，如今只剩下都市裏一模一樣的標準糧食。他們有不少體積龐大的食品工業，還培養了外地大規模的單一品種農場；但卻砍掉了自己的家鄉傳統，也拔掉了自己土地上的奇花異果。

這種故事我們一點也不陌生，後來的美國，或者未來的中國，走的也差不多是同一條軌道。如果大部分人都活得不富足，大部分勞動階層都吃得不講究（正確地說，是無能講究）；就算你有再多的「麗池酒店」都沒用。因為一個地方的整體飲食水平不是由少數高檔飯館決定，而是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吃喝習慣之上。所以近代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度都不太可能以美食著稱。再仔細點說，鄉村烹調也是一個國家飲食的基礎。凡是保住地方農業的地方，大概都會有繁雜多端的鄉村烹調；要是擁有百花齊放的鄉村烹調，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吃得太差，比如法國和意大利，又比如日本和中國。

所以維多利亞時代還真是英國勢力最宏大的時代，但也同時是它在飲食上最黑暗的年代。當前英國菜的復興，豈不正是背道回歸？不看別的，就看人口流動，英國好幾年前就成了芸芸發達工業國中，第一個人口由城市流向農村的數字竟比農村流向城市的數量還高的國家。

梁文道：歷史教訓

【蘋果日報】讀史叫人心痛。許多災難原來可以避免，但當事人的錯誤決策，往往把事情帶到不可回頭的終局。例如納粹德國的興起，這絕對是人類史上的浩劫，後人當然要分析其來龍去脈，甚至追問責任。其中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是把罪責放在當時德國兩大左翼政黨身上；假如它們能夠合作，並且一開始就把納粹當成最大對手的話，後果也許就不會如此不堪了。

就連終身留在英國共產黨的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都在他那部精彩的回憶錄裏慨嘆，那時候德國共產黨忙着搞路線鬥爭，堅持要先鬥垮同為左翼但是取向比較溫和的社會民主黨，好爭取「真正」的民主與真正的共產社會。到了最後，又輪到社會民主黨不願支持共產黨發起的大罷工。結果兩敗俱傷，給了極右納粹坐大的空間。然而，這似乎又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共同特徵，總是要在和最大的對手決戰之前，先行清理自家門戶，分辨誰才是真正「進步」的代表。幾乎每一次，贏家都是坐山觀虎鬥的敵方。

立法會選舉結束，大家都說泛民主派「配票」失敗。其實這只是好聽的說法而已，或者它真正的意思是泛民內鬥激烈，平日把選票浪費給了組織遠為嚴密的對家。例如人民力量的黃洋達（當然，我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不是人民力量的成員），硬碰社民連的陶君行，於是謝偉俊便收到一份天降大禮了。

然而，既然稱得上是「泛民主派」，他們又怎麼可能配票成功呢？既然民主，又怎能乖乖服從一個大佬的指揮調度？又怎能不允許各家爭鳴，不容讓各種路綫的存在甚至競逐。所以，你讓泛民主派在這樣的選舉制度底下再選一百次，結果恐怕也不會差得太遠。因為配票根本違反了他們的本性。

同樣地，起當年德共與社民黨人於地下，叫他們重演歷史，演出來的戲或者也不會太不一樣。我看當時德共領袖的演說，站穩原則，句句在理。他怎麼可能犧牲道德上的原理，去策略性地和他們心目中的「假左派」合作呢？

何時堅定？何時妥協？這是歷史給不了的教訓。

梁文道：德育

【蘋果日報】高官告訴我們，大家不要老是盯着國民教育，事實上這個新科目要教的東西還有很多，比如說德育。說得對，這一科的正式名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真巧，我記得大陸的小學也有一科叫做「思想品德」，是中學正式政治課的基礎，這個科目不只教學生愛國，也不只教「社會主義好」，而且還教授一切難以置疑無可辯駁的正面價值觀。既然大家都受過這麼光明這麼正確的德育，為什麼還會有毒奶粉地溝油？又為什麼一個小孩被車撞倒之後還要被另一輛車接着輾過，而且途人見死不救？

我一直有個或者不太站得住腳的猜想：問題不在他們沒有德育，反而正正在於他們教了德育，而且這些德育還要和愛國教育綑綁在一起。

就像前兩天我在這裏所說的，那一大套愛國教育的內容，多半是些沒有人相信因此也很難有人被它洗腦的謊言（他們才在學校裏說共產黨的官員全是好幹部好公僕。一回頭，孩子打開電視便見深圳衛視的新報道，一萬八千個貪官外逃，捲走了8000億人民幣，平均每個國民被貪610元）。把德育和這些謊話綑綁在一起的結果，便是使得德育的內容也變成了謊言。

學校裏教你社會主義就是好，一出校門你卻半點也看不見社會主義的痕跡，只知道被賴賬的民工天天等在新蓋好的大樓外頭討薪。老師教你做人的正確道理，回家你卻聽到父母討論該從什麼地方擠出一點錢，好讓校長老師知道自己感激他們對自家子女的關愛教導。

就算為人師表者以身行教，嚴格律己，真能做到課堂上所說的內容。但他分明又坦白相告，不用管「民主集中制是最民主最符合國情的制度」對不對，背下來考試過關就行了。我怎麼曉得「在公交上讓座給老弱病殘」是否也是如此，背下來考試就好？愛國也罷，正面價值觀也罷，它們全是紙面上的正確答案，現實生活裏可當不得真。

梁文道：國王新衣

【蘋果日報】那所有傳授給大陸學生的意識型態，正正就是中國政府倡導多年的主義。學過它的人不再相信這是執政者的理念，執政者自己也不相信這就是它的原則與目標。「解放全世界」？「邁向共產社會」？今天還有人信這個嗎？說的人不相信，聽的人不相信，於是我們就有了一件齊澤克所說的「新版國王新衣」。

話說國王盛大出巡，要給百姓瞧瞧他那件華美的新衣。當然啦，如同舊版，國王這件新衣是透明的，他根本什麼都沒穿。分別在於這位國王很有自知之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裸體的；可他還是大模大樣地走了出來，步步端莊，顧盼自豪。百姓呢，也全都曉得真相，清清楚楚眼前是個可笑的裸男。但他們忍着不笑，又拍手又叫好，裝出一副艷羨崇敬的模樣。

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國王不儍，他曉得這群看起來很鼓舞的群眾知道自己什麼都沒穿，他們只是在裝樣子而已。不過，他照樣行禮如儀，施施然走進他們中間。而這些人民，他們也知道國王知道他們知道國王其實沒穿衣服。反過來，國王還知道人民知道自己知道他們知道自己其實沒穿衣服……。

總而言之，這一切全都是戲，演戲的和看戲的都有默契，一切盡在不言中，不必拆穿。

等等，那個小孩呢？那個萬眾期待的英雄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拆穿這個好笑的騙局？答案很簡單，新時代的小孩全都上過學受過教育。在學校裏混了這麼多年，他們學到的不是如何刺穿氣泡，而是如何形容那件氣泡般的新衣。他們比大人還要懂得描述這件新衣，更比大人懂得這場建立在默契上的遊戲。打從小學選班幹部的時候，他就知道選票不來自演講；可他還是能夠臉不紅氣不喘地演說：「我一定會盡己所能，鼓勵同學們努力上進，完善自我，尊敬師長，孝順父母，將來一起做個對國家有用處的人，一起為了中華文明的復興大業獻一分力……」。

這就是演戲，但它是管用的戲，起碼能幫你升學，幫你出人頭地。

梁文道：看起來好吃（發現英國之三）

【飲食男女】就和英國大部分電視名廚一樣，「Dinner by Heston Blumenthal」果然名副其實，絕不丟人（我始終認為 Gordon Ramsey開在老醫院街的旗艦店是倫敦最令人驚喜的食肆，驚喜是因為他名氣這麼響，生意這麼大，但開山老店卻堅持簡單實在地把高級法國料理做到最好，毫不花俏，從不走樣）。就拿它每桌必點的名菜「 meat fruit」來說吧，每個人都曉得木盤上這顆柑橘只是假象，只是個好玩的噱頭，它實際上是一層薄薄的橘子啫喱裏住了一團雞肝醬。你想不到的是那團雞肝醬竟能香滑柔軟到這種程度，吃起來完全不像一般雞肝肉醬那樣粗糙帶渣，反而勝似鵝肝。還有那層做得不馬虎的柑橘明膠，橘味相當強烈，很能中和肝醬的膩口，一起抹在烤多士上又酸甜又油滑，搭配得剛好。

可這真是傳統英國菜嗎？菜單上說，這道菜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溯到公元 1500年。我們沒在別的地方見過，只是因為它失傳了，正如這家餐廳的其他菜款，那都是被遺忘了的過去。開店的前幾年，Heston Blumenthal就和他的大廚一起，翻遍絕版老食譜，還得到大英圖書館與一些食物史學家的幫助，穿梭於檔案室和廚房之間，共同照着古方試驗，這才總結出這幾十道能在今天擺上桌的老菜。

又聽說像「meat fruit」這麼扮鬼扮馬的菜，實在不是今人專利，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之間的宮廷最是喜歡這類視覺上很娛樂的菜式。如此看來，以前我在書上看到的故事全是真事，老英國上流社會的飲食的確像歐陸人所傳說的那般有趣。如果去「肥鴨」就像一不小心掉進了《愛麗絲夢遊仙境》裏的古怪世界，那麼「Dinner by Heston Blumenthal」大概就是 Avalon確實存在過的證據了。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起點：英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大好河山何以沉淪到人人笑話的地步？我發現其中一個答案居然就和這種在食物上整色整水的傾向相關。

翻閱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食譜，你一定會注意到每一本暢銷食譜都一定要介紹的「名菜」，那就是「假海龜湯」了。而這道「假海龜湯」的主要原料則是牛頭！一種和真海龜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根據這些食譜的介紹，這款湯的重點根本不在湯味像不像真貨，而在它那抹詭異的綠色看起來有點接近正版海龜湯。這麼做的理由當然是真海龜太貴（要知道直到二十年前，海龜湯還是傳統西餐裏最高尚的湯點）。但他們為甚麼不想辦法弄些味道很像原版的海龜湯，卻要追求外貌上的相似呢？這就是重點了。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中下層社會都很喜歡做一些看起來很像貴價菜的「假菜」，類似我們許多中式齋菜館的「仿肉」；只不過他們更糟，起碼這裏的「仿肉」還真想模仿出肉的味道與口感，英國人卻只管外貌不理內涵。於是才會出現以薯仔、芹菜、小甘藍菜加上甜菜根整治而成的「龍蝦沙律」，真是欠缺點想像力都不行。

不要忘了那是個甚麼時代，它正是英國階級意識發展到最嚴密最極端的年代，在上者很自豪，在下者則想盡辦法跟風模仿上位者的生活時尚。偏偏那又是個階級變動最劇烈的年代，老貴族紛紛沒落，卻又想留住莊園僕傭充撐場面。所以這個時期的英國最多山寨 A貨；花不起錢做一根真正馬六甲手杖，就拿一根木頭染色充數；喝不起最上等阿參紅茶，那便下多點紅糖偽裝顏色。放在食物上，道理也是一樣。大原則就是要讓自己看起來很像貴族，或者看起來很不像已經窮到變賣家當的貴族，整個社會幾乎全在圍着視覺打轉。那怕親友來家裏聚餐，大家都曉得彼此家底如何，大家更都知道桌上的「海龜湯」和「龍蝦沙律」是假的，但大家還是一起享受了看上去好像很有錢的虛榮感。

這種風氣會敗壞烹飪的水準嗎？當然會。好比前些年香港最「黃金」的時候，街上許多酒家似乎連一煲味正湯淳的羮湯都拿不出來了，因為他們的廚房成天到晚都在忙着搞些粉絲多過翅絲的「雞鮑翅」。窮不是問題，這個世界上再窮的地方都有辦法利用盡有的食材，設法可口。十九世紀的意大利便有很多窮鄉僻壤，肉少麵粉多，但人家偏能玩出無窮變化，簡樸美味。但同一時代的英國人卻走上了大家都只想在外觀上喬裝有錢人的歪路，終於毀掉了幾百年的美食傳統。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答案。更深處的探索，現在才剛要開始。

梁文道：無所謂的謊言

【蘋果日報】當香港的朋友都去了政府總部門外示威的時候，我正在大陸演講。雖然那天我和他們講了一點正在香港發生的事，以及那本好玩的「中國模式」教科書。當然，我會講到那本書的精華，例如「中國共產黨是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一聽到這句話，幾乎全場哄笑；然後有人高聲喊道：「梁老師，你們香港人一定要保住香港，好好奮鬥下去」。

眼前這群青年全是受過「愛國教育」的人，你說這種教育有效嗎？如果真的有效，他們為什麼會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可是這種教育最叫人擔心的地方並不是它真能洗腦，而是它洗腦無效的後果，恰巧正是那天我演講的重點，一種犬儒的道德虛無。

這就像大家早就在哈維爾文章裏見過的那個故事：一個肉販在他攤舖後方的牆上懸掛了一幅標語，上頭寫着「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什麼他要掛上這幅標語？是因為這句話和賣肉的生意相關？是因為他很認同這句話，非常希望這個目標早日實現？不，他掛上這句話甚至不是出於強迫。這幅標語可有可無，可掛可不掛；但掛了也不礙事，而且總比不掛要好。這位肉販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態度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在那樣的政治環境裏頭，掛上這個遠大的理想十分合適；可他對這個理想的態度卻是冷漠的，無所謂的。

你在自己的舖子裏貼上一句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宣言，這當然也是一種說謊。可怕的是，你不在乎這種欺瞞；久而久之，甚且習慣活在謊言之中，反正如此撒謊也不難受。蔓延下去，你可能還會開始懷疑任何宏大的理念與崇高的信仰，覺得它們都只不過是種怎麼說都無所謂的大話。

中共是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學過這句話的人不相信，連中共自己也不相信，於是大家都笑了。大家聽見謊言，大家誦讀謊言，並且沒有人感到不安，只是笑，小聲或者大聲地笑。

梁文道：用腳投票

【蘋果日報】從前聽說，有海水處就有華人；現在則是那裏有豪宅，那裏就有中國人。例如紐約上城東區，對着中央公園那一片，是舉世聞名的上流社會聚居地。想當年瑪當娜要在其中一座大樓找單位，還遭到其他住戶反對，怕她惹來一群狗仔，壞掉隱私。可見當地門檻之高。但現在你要是去那裏逛逛，偶而大概得懷疑是不是整條唐人街搬了家。

近幾年，以「中國模式」為代表的「撐華」言論昌盛繁榮。最新成果來自國家發改委底下的「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他們的所長提出報告，宣稱直到2010年為止，「中華民族復興指數為0.6274，中國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二的復興任務」。這真是叫人振奮不已的好消息。

既然中國局勢這麼好，民族都已經復興了百分之六十二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中國人要搞投資移民？甚至投向英美這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老帝國主義者的懷抱？而且走掉的，有能力走的，都不是暫時還沒被復興大勢澤被的草根百姓，也不是上訪不成無路可走的極少數壞人。那些在海外置產，然後讓家人一個個宣誓效忠「英美澳法紐加德新（加坡）」等新八國聯軍的，不是有錢，就是有權，總之全是在這個崛起大國裏掌握資源得到好處的權貴階層。

最佳例子莫過於北大現任校長，也許他和他女兒都沒移民，但起碼父女倆都是美國留學生。可就是這位周其鳳校長公開指出美國高等教育不如中國的好。這真是近十年來的怪現象？不少批判西方批得最猛，唱好中國唱得最響的名人，手裏拿的恰恰都是外國護照。

不用管他們的言論，就看中國那數之不盡的「裸官」，他們主宰這艘船的命運，然後用腳投票，讓家人紛紛跳船。這豈不比什麼指數都更能說明事實？

梁文道：留學生

【蘋果日報】倫敦的南肯辛頓算是傳統豪宅區，房價之高聞名於世。由於特殊地緣和歷史，倒有幾座大學宿舍夾雜於老式大宅之中，所以偶見背包學子走過也不算怪事。但是，近年這片地方多了一群新人類，看樣子看得出是外國留學生，偏偏能以名車代步。就算坐巴士，也見到女孩手提「愛瑪士」，男孩戴着「沛那海」，很不像我們心目中的吃苦耐勞留學生。

忘了是在《經濟學人》還是《金融時報》上頭看的，說這塊區域樓價還在攀升，原因是不少來自中東、南亞，和中國的富豪父母，喜歡給子女在此置產，權充「宿舍」。「宿舍」？這可是一廳兩房也得千多萬港幣的宿舍呀。當然啦，宿舍只是表面用途，實質就是轉移資產，或者乾脆點講，洗錢。

可是不管怎麼說，能上名校，那也是這批官二代富二代的本事，對不對？然後一位剛從劍橋唸完碩士的朋友告訴我，實情也不全然如此。據他報道，牛津也好，劍橋也好，大家都曉得，本來就有看家勢背景招生的傳統。只不過如今越演越烈，已經發展到老爸能捐錢，孩子就能入學的地步。尤其幾個收到大陸資助的研究中心和幾位洋教授，平日常出一些幫中國辯護的報告，寫一些吹噓中國形勢如何大好的文章。在他們那裏，甚至有些中國學生連英文書寫都不過關，要由指導教授親自捉刀修理潤飾。

原來如此，難怪這幾年我遇到一些號稱牛劍出身的碩士生，怎麼看都不太對勁。

美國大概要嚴格一點了吧？也不。近年很多本書談的正是這個問題，指責哈佛等老牌名校除了本科還算規矩點外，常常利用某幾個研究生院歛財拉關係，學生上課猶如國際權貴俱樂部開會，很不像話。

當然，這可能只是局部現象，不能說一顆老鼠屎就壞了輝煌數百年的字號。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個叫做薄熙來的爸爸，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