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洩憤殺人

有時我會發現自己已經跟不上這個時代的變化，新聞發生得這麼多，被遺忘的速度又這麼快。尤其是在微博當道的年代，早上才叫人吵得臉紅耳赤的話題，到了夜裡便已轉眼成空，埋沒在一堆更新更火的議題下，消失得無影無蹤。更何況前兩年的往事？那簡直是歷史了。而我總是記掛住一些舊聞中人物的表情與語調，以及大家述說它們的方式，始終不能把它們輕輕放下。於是我總在新聞裡看見故事的回光。

例如最近的「哈醫大血案」，便讓我想起了前年震驚全國的一連串校園殺傷事件。表面看來，它們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前者是一個不堪重壓的患病少年刺死了一位青年實習醫生，後者則是幾個人分別砍殺了好幾個幼兒園和學校裡的孩童和老師。讓我把它們串聯起來的，是我們在這兩件事上都使用了「洩憤殺人」這個說法。雖然都是叫做「洩憤殺人」，但我比較可以理解「哈醫大血案」。說到底，那名少年殺死的是一位讓他挫折使他難受的醫院裡的醫生；然而校園連環血案，我卻一直沒有搞懂，直到今天仍然叫我困惑糾結。

且回顧一下前年那串事件。記得當時所有行兇的兇手都不認識遇害的孩子，與他們非親非故無怨無仇，徹底是完全的陌生人。更可怕的是這些案件似乎有彼此模仿的傾向，不同時間發生在不同城市。一時間所有父母每天都忙著接送子女，每一處校園也都加強了警備，深恐再發生類似案件。如何解釋這些血案？那些人為什麼會備好凶器，幾乎是有預謀地衝進幼兒園和學校砍殺他們並不認識的弱小生命？

重想起來，當年幾乎所有媒體似乎都把焦點放在了「洩憤殺人」這個四個字上，找出兇手生活中種種難堪境遇，將他們理解為飽受壓逼的邊緣人。於是就有了善解，原來這是在對社會報復；自己被壓迫，滿腔憤怨，於是挑選了比自己更柔弱的對象下手出氣。漸漸地，這成了共識。就連溫家寶總理都公開指出這些事情的背後「有深層次的原因」。那個「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一家小學在校門口掛了一條橫幅，上面那句話遍傳網絡，約略表達了大家的看法。那句話是「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我一直沒對這件事寫過什麼，我對任何被公認為是要報復社會的「洩憤殺人」案，也不敢多談。因為在我看來，許多有關重大社會現象的評論，與其說是析解出了真相，不如說是評論界借此在表達自己的關懷。正如同樣是校園殺人，美國評論界的重點總是離不開槍械管理，因為人民是否享有擁槍的權利一直是美國社會的熱門議題，是區分意識形態立場的試金石。相反地，「社會怨氣」不一定貫穿在他們對每一樁校園血案的議論中，這是我們中國輿論界的關切。

仔細思考，我們是否都看過了那些兇手的口供筆錄？都讀過了他們的精神鑑定報告？這些資料甚至到今天都不曾完全公佈。那我們怎能大膽斷定這是「社會怨氣」的作用？怎能說這是報復社會？不，我無意否定當前中國社會怨氣深重的情況，更不能不承認當前體制所造成的種種不公與壓迫。只是我以為從不公與怨氣的存在，到砍殺無辜生命的結局，其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有很繁複的環節需要解釋。簡單地講，我不太相信殺人有那麼容易。你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處處碰壁，你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再也無路可退，然後你就會買一把斧頭藏在袋子裡，第二天選一個保安看起來沒那麼嚴密的小學，然後衝進去狂斬一些自己連見都沒見過的無辜兒童？假如這叫做「洩憤殺人」，那到底是種什麼樣的憤怒，能夠使人冷靜計劃，並且起碼隔上一夜，才再找些無關聯的對象出氣？如果這就是中國式的「社會怨氣」，那也未免太過可怕，因為在這種怨氣面前，殺人是如此容易，生命是如此廉價。

最叫我震驚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數人對近年諸多「洩憤殺人」案之解釋的輕易接受。似乎我們都以為殺人不難，生命易損。就像坊間流行的《大秦帝國》那一類書，不只輕描淡寫地略過「坑趙卒五十萬」背後的殘酷血腥，更要歌頌其雄壯「大氣」。這麼一個把殺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難理解的國家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