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我有兩本康熙的《幾暇格物編》，一本留給自己，一本原來打算送給陳之藩先生。那時候陳先生住在馬鞍山的醫院，讀書不便，但童元方老師可以唸給他聽，於是就想拿這本康熙皇帝的科學觀察筆記給他解悶。由於後來老是外出，遂丟下了這事，待聞先生早已出院，便覺來日方長，以後見面再說不遲。然後就遲了。聽說先生辭世的那一晚，我悔恨這少年人的殘酷。
我當然不能說自己少年，但想到讀陳之藩散文的往事，又難免要把自己看作少年了。
初中的時候，每逢週末我都要去台北的重慶南路逛上一整天書店。零錢不多，只好站着翻書，很快翻完一本再換另一本。雖然囫圇吞棗，可還是印下了不少東西，就如胎記，自此難捨。例如怎麼判斷一所學院，我在乎的總是旁人以為小道的細節。我喜歡中文大學，因為他的學生會為了一棵樹的存活抗爭；我喜歡嶺南大學，因為他們容許過百野貓遊卧自如，甚至跟着教授搭電梯上樓。這習慣是打哪兒來的呢？我猜就是那幾年打書釘看回來的故事。話說英國劍橋，曾有一個推草工人為了照顧一個自己拾回來的流浪漢，分掉自己的床，分掉自己的 麪包。一份薪水兩人除草，成為傳奇，是該校道德教育的活範。依我看，這要比誇它出入名流視野國際高尚得多。
後來讀童老師的文章，才猛然想起這故事豈不出自陳先生的《劍河倒影》！就好比幼稚園的孩子長大以後絕少記得當年老師的溫柔照料，便連如廁洗手都是他們教的。這最早的啟蒙和煦安謐，沉靜得令人忘卻來由；我就是如此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