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梁文道:更多選擇(選擇太多之一)

【飲食男女】偶爾有人抱怨,如今過年的氣氛不如以往。想從前,大年三十晚上開始,街上一切店鋪都已經關上了門,直到初三,才略略恢復常態,食肆商家才又開始了買賣。年假那幾天原是大家休息,與親友聚會的日子;可現在,我們會形容那種平靜的市面為「冷清」與「蕭條」。於是初一就不再是原來那個初一了,你還是可以逛街,還是可以如常吃喝,彷彿農曆新年只不過是個比較長的周末而已。同時還有媒體教導我們,「過年食品可以不再沉悶」,「你有各種選擇」。意思是你不必再吃那些口味萬變不離其宗的年糕,因為現在甚麼材料做的年糕都有,正如月餅成了塊狀朱古力雪糕一樣;甚至你不必吃年糕,據說蛋糕也是代替年糕的好辦法。這一切都關乎選擇;不用依循傳統,不用限制自由,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其主旨在於把這個舊曆新年過得和平常一樣,讓新年變得不再那麼像新年。

過年吃的東西很沉悶嗎?究竟一年才吃一回的糕點年菜又能叫人有多難受呢?我們被教導成如此害怕「沉悶」如此抗拒千篇一律的動物,只是為了更好更新的選擇;也就是更多的消費機會。我們家在外婆體力尚能應付繁重廚務的年代,曾經遵守一套嚴格的北方過年習俗,初一包餃子初二下麵初三烙「盒子」,年年如是,一絲不苟,毫無選擇可言。於我看來,這類傳統年俗飲食的最大好處就在於它沒有選擇,免除了我們肩上的重擔。不必動腦筋去想上哪兒開餐,不必翻開菜牌點菜,凡事按照老規矩就行了。

選擇的確是一種負擔,而且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消費者的獨特負擔。比如說葡萄酒,甚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是資深飲家呢?假如有這麼一個人,從小及長都只喝一個地方的酒,非常封閉,輕易不試其他產區;而且他還不用恰當的酒杯,直接把酒倒進喝水用的小玻璃杯。你說這算不算喝酒?簡直像個笑話是吧?然而這正是許多南歐鄉鎮的常見作風。那些地方產酒千年,喝葡萄酒的資歷比我們現代中國人喝牛奶的歷史還長。他們從小喝到大,不懂Parker評分,不知世界之大,只曉得家鄉附近的產品。並且還真的就用那些粗糙的器皿盛酒,完全欠缺甚麼形狀的杯子要配甚麼樣的酒的知識。相比之下,不少香港人反而更懂賞酒,上過課程讀過書,家中藏了全系列Riedel酒杯。更重要的是我們有選擇,市場上琳瑯滿目,貨架分類詳盡。我們學過喝酒,他們沒有;我們選擇很多,他們不能選擇;所以我們就變得比許多南歐產酒鄉村的農夫牧民更懂得葡萄酒了,對不對?

2012年1月20日星期五

梁文道:香港變成威尼斯?

【飲食男女】去意大利旅行,你實在不容易碰到難吃的東西。無論任何一個地方,無論預算多少,遊客總是可以吃得滿意;除了威尼斯。威尼斯不只以華美著稱,也以昂貴但無味的餐館聞名。在威尼斯這座旅遊天堂要找一個價錢宜人口味不錯的餐館,簡直就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所以每當我聽說本地某些餐廳請了號稱出身自威尼斯的名廚,我都要先在心裏打個問號。雖然《米芝蓮指南》不是《聖經》,但它起碼也是個標準。假如這個標準首尾一貫,在世界各地都不會差得太遠的話,我們就可以比較一下了。今年香港有一家三星級意大利餐廳,威尼斯呢?沒有。而且這麼多年以來,整座威尼斯就只出過兩家拿了一星的餐館。

威尼斯從來不便宜,因為這是個旅遊勝地,充斥各式賺遊客快錢的陷阱,所以飲食不佳似乎也可以理解。但羅馬、米蘭和佛羅倫斯呢?它們豈不都也是滿街觀光人潮?沒錯,但這些地方還是活生生的城市,住了不少本地人,你在那裏做飲食要是做得不好不公道,首先本地人就要杯葛。這也就是為甚麼意大利愈是小城愈不容易吃到難吃東西的道理了,再怎麼講,意大利人也是民以食為天的。威尼斯的悲哀在於它幾乎只是一個旅遊城市,每年吞吐遊客兩千萬人,常住人口卻僅有六萬。也就是說聖馬可區每一條街巷上的大小食肆都不能只靠區區六萬人來維持,它們的主要客源是來了又走了的外國人;你說它們有甚麼理由要提高自己的水準?在這麼狹窄的地方,人潮擠得水洩不通,生意根本不愁,於是就連競爭的壓力都沒有了。

當然,威尼斯在飲食上也絕非一無是處,再怎樣講,它的小蝦和其他各種海鮮還都是很出色的,而且它所屬的Veneto地區更是不少意大利名產的原生地(例如Prosecuto氣酒)。然而,欲得天上美饌,就莫惜腰間錢囊。除非只吃本地工薪階層熱愛的那種小三文治,否則一頓豪華晚飯隨時就得準備一個人頭過百歐羅。很明顯,後者是專為豪爽遊客與本地六萬人中極少數有錢人準備的地方。

為甚麼我會忽然想起威尼斯呢?還不就是為了最近搞得滿城沸騰的「D&G事件」。這件事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複雜地說,它涉及到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利,版權保護與攝影自由之衝突;簡單地講,無非就是本地人vs內地人加上普通市民vs富裕階層的老矛盾。但真能激起那麼多市民怒火的線索,恐怕還是那個比較簡單的版本。如果傳言屬實,D&G的保安也真是夠儍,竟然在仇富和「疑內」(疑懼內地人)情緒如此濃厚的今天,叫香港市民「要影相就過對面街,呢度留俾大陸遊客買嘢,佢哋鍾意點影就點影」。其實我們都知道,近年真能在名店揮金如土的,多半是內地遊客,你去老佛爺(連卡佛)氣壯山河地高喊一聲「服務員!」絕對要比溫文爾雅的「唔該」管用。眼紅嗎?是的。但人家援助香港、振興零售業,幫了不少既不幹金融也不是地產霸權一分子的大部分本地市民,你又能奈之何?只有吞下一口氣等着爆發好了。很多年前我就幻想過香港會不會變成威尼斯,盛世已過,只留下美輪美奐的殘骸供人景仰。現在遇上這事,說明我們可能離那一天又近一步了。

想當年威尼斯衰落之後,只能憑觀光賺錢;但遊客一多,物價便升,地租更是貴得離譜,於是漸漸逼退老居民,終於鬧到今日這步田地,好端端一座輝煌千年稱霸地中海的貿易大城只剩下可憐的六萬個倖存者。至少在飲食上,如今我能看到香港「威尼斯化」的迹象,「價廉物美」變得愈來愈難,又貴又不好吃的地方反而日益增多;要是肯一擲千金,選擇倒是不少。眼見茶餐廳「餐蛋麵」那兩片餐肉愈切愈薄,北上定居的人群愈去愈多,你叫香港人怎能不生氣?怎能不感到危機四伏?

前幾年一位經濟學家在《金融時報》宣稱威尼斯已經成了一個主題公園,惟有迪士尼可以救它一把,結果激起威尼斯人公憤,其效應之激烈不亞於今次「D&G事件」。事後一群有心人還組成了各種論壇,商議「救威」方案。我們呢?現在真正是遊客專區的只不過一條廣東道而已,還沒威尼斯那麼淒涼;更何況我們還有金融和地產兩大「支柱產業」頂住,一時間不必淪落到要等盛智文打救。可是將來(又是假設),要真有只靠觀光業維生那一天,我們的結局恐怕得比威尼斯慘上百倍,威尼斯出過維瓦地,建了聖馬可廣場,還有無數藝術結晶留給後人吃老本。至於香港,除了維港比大運河寬一點,可能就得指望「門常開」的政府總部和千百棟「豪裝」過的「豪宅」了。可見拿香港和威尼斯比較,還是太過抬舉自己。

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

梁文道:死不帶去

【飲食男女】電視上的飲食節目如此之多,暢銷的飲食書出了一本又一本,就連從來只把吃喝當做維生手段的廉價旅行團也開始宣傳自己的行程包含了地道美食。美食成了二十世紀末以來的新經濟焦點,因為這是一個講究體驗的年代。從前約會,男的不只要帶女孩子上家好館子,還要在燭光掩映下掏出一個精巧雅致的小布盒,等着對方打開然後「哇」一聲地叫出來;那是「鑽石恒久遠,一顆永留傳」的年代,而吃下肚的東西遲早還得拉出來。到了現在,光是一頓令人驚喜連連的晚餐就夠了;侍者提起銀盤罩的那一剎那,其效應或許勝似發現一枚閃閃生輝的細工鑽戒。

這是許多老一輩不明白的,年輕人不打算勒緊褲帶努力存款然後供一套住房的首期(在香港,反正你怎麼努力都存不夠),卻寧願把錢花在一趟父母眼中過於奢華的旅行。這樣子搞下去,你將來該怎麼辦呢?旅行完了還得上班,吃過之後肚子仍然會餓,只有一間屋可以住上一輩子(如果不是遇上無良發展商,不漏水不掉磚的話)。

新人類的回應很簡單:當我老去,住在養老院或者看護病房,惟有記憶不變,始終存在腦海,比如說那年在挪威看到的北極光,吃到的鯨魚肉扒。體驗是一次過的,卻也是一輩子的;所謂難忘經驗,它真能不滅,儘管會隨日月疊加而抹上一層層虛構的油彩,因而更顯璀璨。難怪現在會有這麼多人把臨終前的最後一餐當話題,他們都認為那是生命中的重大經歷。已經到了快要告別人世的地步了,為甚麼還不能滿足這小小的最後慾念?然而,就像所有「死前必至的旅遊景點」一樣,一切死前該吃的東西都會面對一個終極的挑戰,或者說一種徹底的虛無。那便是反正要死,見沒見過北極光,吃沒吃過鯨魚肉,這又能有多大分別呢?房子是你帶不走的,體驗亦然,它一樣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們如此珍視體驗,是因為我們賦予體驗眾多重大的價值,比方說它能轉化人的性格,改變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可是這種信念的前提是你還活着,並且得繼續活下去,所以那一連串的轉化與改變才是有意義的。但是站在死亡面前,再也無路可走,轉變又還有甚麼意義呢?結局將至,於是你上了長城,吃了阿一親手炮製的鮑魚;然後呢?去了人生中非去不可的地方,吃了不吃會可惜一輩子的美食,你的死亡就會跟別人有點不一樣嗎?這不是悲觀消極,我的意思其實是大部分那些在談論最後一餐想吃甚麼的名廚,大部分熱衷於羅列人生必吃美食的媒體,恐怕都不夠嚴肅。雖然以死做話題,但他們大多沒有認真冷靜地思考死亡。死亡來臨的時候,通常也是我們再也吃不下的時候。你看那些要求最後大餐的囚徒,有的叫了一份三十二安士的T骨牛扒,有的叫了一整隻燒雞,通常還外加幾大杯雪糕新地和半公斤薯條。最後,他們往往甚麼都沒動過。

2012年1月9日星期一

梁文道:文化大繁榮

【新世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最近幾年都很紅。

這座橫跨歐亞兩大洲的千年港都,本來就以美景而著稱,歷來都能夠吸引不少來自西方的遊客到訪。可是這兩年有點不一樣,在蜂擁而至的觀光客中,來自阿拉伯地區的人數比例不斷上升。他們想看的不是聖索菲亞大教堂,也不是鄂圖曼蘇丹的後宮,而是越來越潮的加拉塔地區;他們想親眼見識美輪美奐的海濱豪宅,以及充斥著型男酷女的酒吧街。這批遊客眼中的土耳其,與西方典型化了的那個神秘東方截然不同,他們是透過電視連續劇才認識了這個摩登版的伊斯坦布爾。

電視劇,是近年來土耳其出口商品裡一項最惹人注目的奇觀。製作認真,劇情生動,男女主角的外貌衣著皆有可觀之處,而他們活動的背景尤其叫人神往。在那些古老的、彎曲的街道上,總是夾雜著小巧的時裝店與精緻新潮的小餐館。特別讓阿拉伯觀眾嚮往的,是戲裡頭的女人並不戴頭罩,並且各有事業,在兩個男人之間周旋而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總會碰到第三個帥哥——儘管那個帥哥也許已經有了老婆。對全世界的穆斯林而言,土耳其這個伊斯蘭國家是個古怪的異例,因此顯得格外迷人。

有趣的是,除了阿拉伯地區,土耳其的電視劇還打進了東歐市場,並且大受歡迎,掀起了熱潮。

從電視劇開始,帶動了當地整個旅遊業的勃興,這可以說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典範。同時,它還符合了書本上所說的「軟實力」定義,完美地展示出土耳其這個國家的特點:既以伊斯蘭教為主,卻又開放自由;既是歷史悠久的東方文明古國,又是潮流時尚的新發區。土耳其是歐洲最像伊斯蘭地帶的國家,也是中東世界裡最有歐洲味的國度,加上這幾年創意產業的發達,難怪很多人看好它是未來能夠彌合巨大文化鴻溝的希望。

問題是,它的政府有沒有介入這些產業,叫那些電視製作公司避免低俗、弘揚道德精神?又有沒有鼓勵它們拍出土耳其的美好一面,同時別忘遮掩醜陋呢?

沒有。這些小公司只是按照市場需求,自行其是。事實上,他們的作品還常常遭到保守派指責,說它們太過敗德,太過物慾橫流,違背了伊斯蘭教義的教導。然而,現在這屆比較有宗教傾向的政府始終沒有干預,就讓業界自己拍下去。

當然,土耳其也不是真的那麼自由,它也有自己的「土耳其道路」和「土耳其禁忌」。比如說,二十世紀初的亞美尼亞大屠殺,這事誰提誰惹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就曾寫過一本小說描寫當年往事,公然逆反官方的否認立場,結果被人告上法庭,說他「侮辱祖國」,觸犯了惡名昭彰的「第三零一條法」。一時間,許多政府領導都跑出來,嚴辭批評他的「罪行」。

恰巧就在這個時候,諾貝爾獎委員會把文學獎的桂冠加到帕慕克頭上。這被不少人認為是諾貝爾獎搞政治的又一鐵證。然後,當時土耳其的文化部長必須公開表態了。他沒有指責諾貝爾獎委員會嚴重傷害了土耳其人民的感情,也沒有乾脆說帕慕克不是土耳其人,反而認為,「這是土耳其文學和全體國民的驕傲,我們恭喜帕慕克先生。至於他和政府之間的爭論,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歷來偉大的作家都會碰到敏感的政治問題,甚至和他們的祖國發生矛盾。」

扯了半天,我為什麼要講這一堆土耳其的事呢?

一來是因為有人告訴我,「不要動不動就拿英美等西方國家說事,這個世界是多元的」;二來是因為前一陣子我剛聽說國家未來的目標是「文化大繁榮」,興奮了好幾天之後,就搭機從香港去南京演講,打算談點文化。那天入境,行李剛過X光檢測,就被神色緊張的邊檢人員叫到一邊開箱檢查。我開玩笑地說:「怎麼啦?看到一包包粉末?」那位敬業的年輕人也笑了:「不,一樣嚴重。你帶了很多書。」在證明了這堆書其實很健康很安全之後,我一邊拖著箱子走出機場,一邊心想:「書的危險程度原來和毒品差不多,這還真是一個快要文化大繁榮的國家呀!」

2012年1月6日星期五

梁文道:人道晚餐


【飲食男女】頗有一些旅遊書籍喜歡用「一生必去的一百個地方」或「人生中不可錯過的十大景點」做招徠,類似的書名你還能找到許多。再狠一點,甚至乾脆打出「不去會死」的恐嚇。每次看到這些字眼,我都覺得好笑;他們到底把生命當成甚麼呢?「不去會死」?人生的真相就是一個地方再美好也與生死無關,因為你去過了也還是會死。所以我們也大可以反過來,把一本叫做《挪威,不去會死!》的書讀成《挪威,去了一定會死》。

順着這個邏輯,我們還可以把這些宣傳口號一一聯想到死亡上去;所謂「人生中不可錯過的十大景點」,其實就是「死前不可錯過的十大景點」;所謂「一生必去的一百個地方」,它真正的意思是「臨死之前一定要去的一百個地方」。如此看來,人生還真是忙碌,死前要幹的事也真是不少。

有一件事,我倒很確定是死前必做的,那就是飲食(假如把插管輸入維生營養也算做飲食的話)。由於這個事實如此鮮明,所以就有出版商非常坦率地把死亡納進飲食書籍的範疇,例如我曾經在這裏介紹過的《My Last Supper》。這本書大受歡迎,最近又有了續集,似乎大家都很愛看明星名廚死前最想吃的是甚麼,那些名廚也很熱衷探討這個議題。可是,比起他們自己的最後一頓,我更想知道他們會怎麼準備其他人的訣別晚餐。

布賴恩.普來斯(Brian Price)正是如此一位有經驗的老手。他曾經為美國的死囚做飯,經驗長達十一年。當初「入行」,是因為他自己也是囚犯,恰好被分配去廚房做菜,尤其是替死囚烹調他們人生中的最後一餐。十一年下來,服務過三百個死囚之後,他也寫了一本叫做《Meals to Die for》的書,不只記錄了餐單,也記下了死者生前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們迎向結局時的故事。

那可是西方某些國家獄政史上的人道傳說,但凡一個死囚面臨處決,他便有權指定死前要吃的東西,只要不是太過離譜,而且監獄廚房弄得出來,一般都很樂意去滿足一個人的最後願望(那怕這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殺手)。或許,這也是基督信仰影響下的仁善習慣,現代人道主義的邊緣餘光。

然而,向來比較保守也比較堅守「正統」基督教道德觀,同時又堅定不移地捍衞死刑的美國德州,卻在2011年的 9月宣佈,自此之後不再提供這項歷史久遠的特殊待遇。原因是一位州議員最近才發現監獄有這個習慣(這類保守派政治人物的無知,也是德州乃至於全美國的傳統之一),他很生氣,宣佈「夠了!夠了!該判死刑的人不能享有特權」。然後德州獄政當局欣然同意,停掉死囚的「特權」。

普來斯先生非常憤怒,早已刑滿出獄的他主動提出願意義務勞動,替政府省錢,替死囚服務。但問題不在錢,而在於有些人不想罪犯那麼過癮,所以當局拒絕了他的請求。

這是一位很特別的廚師,真正做到用心煮食。每次下廚,他都會研究犯人,看看他們幹了甚麼,一邊研究黑暗的細節,一邊思慮怎樣為這些經過陰冷幽林的人送終。一開始,他並不同情這些人,然後他注意到行刑室現場玻璃外的掌印、唇膏與淚痕;那都是死者家人留下來的,每一回都要清潔工仔細抹除。「我會先把他們看成自己的親兄弟,正要進入刑場;然後我就可以下廚了」,普來斯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