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形容唐英年陣營的挺唐言論是「國際笑話」，在我看來，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縱觀全球各地的政治選舉，固然從未出現過支持者會稱讚候選人「大智若愚」、「腳頭好」和「受神感召」之類的話。但是我們香港人又何必動不動就甚麼「國際笑話」，往自己臉上貼金呢？請回想一下自己小學時代選班長的經歷，有沒有人會說「呢位同學最正啦。大家千祈唔好睇佢平日蠢蠢哋，其實佢係好醒嘅」？又有沒有人會說：「計我話過去嗰個學期全班同學冇穿冇爛，一定係佢腳頭好，益晒大家」？或者「今朝sister帶大家祈禱嘅時候，我聽到天主好清楚話俾我知，選班長一定要選唐唐」？
別說「國際笑話」了，那些話根本是連小學競選班長都說不出口的蠢話。可悲的是這不是選班長，而是選特首。說出這些不可思議的笑話的人，不是流鼻涕的小明，也不是永遠忘記拉褲鏈的B仔；而是掌管公共機構，代表香港「各界市民」，有份投票選出來香港領導人的傳說中的「精英」。
假如這就是香港的「精英」，他們和他們心目中的「精英中之精英」就是我們的領導班子，香港的命運也就不用多說了。
說句實在的，不管最後當特首的究竟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這兩人都很難擺脫長年跟隨他們的笑話與猜疑，他們更不可能和飽遭劣評的現政府徹底切割開來，於是這二人也不能在當選之後許諾一個新的開端。所有人都會覺得他們只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的延長，所有人都會拿著放大鏡檢視他們就任之後的一言一行。未來的香港特首將是一個沒有任何蜜月期的特首，這才是真正國際級別的政治現象。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梁文道：選特首不如選班長（香港冇運行二之二）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梁文道：三句實話（香港冇運行二之一）
大家都曉得讚美人的話不能盡信，尤其是一場選戰裡面支持者稱賞候選人的話，那就是廣告，只會誇大產品的好處，不會道出它的弱點。但是在即將展開的特首選舉裡頭，我意外地發現唐英年陣營喊出的褒詞居然曲折而隱晦地說明了一些真相。
你看全國政協常委陳永祺，他說唐英年「大智若愚」，這話豈不間接證實了坊間對唐英年的既有印像？沒錯，那就是這位永遠口不擇言，永遠有說錯話傾向的「疑似特首候選人」真的很愚蠢。只不過陳永祺想要告訴大家，唐英年的笨只不過是個表面現象，他實際上聰明得很，有大智慧，只不過一般人看不出來罷了。選特首不是選美，固然不能以貌取人；可是你要說服大家找一個看似草包的傢伙，恐怕得花更多力氣才能證明他其實沒有表現出來的那麼草包吧。
再看醫管局主席胡定旭，他誇讚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政府沒有赤字，原因不是他理財有方，而是他「腳頭好」。這又說明甚麼呢？豈不又是證實了大家對唐英年半生從政履歷的看法？那就是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豐功偉績，甚至找不出他的鮮明作用；如果那幾年香港真的尚稱平穩，也不是他的功勞，純屬好運氣而已。
更荒謬的是全國人大代表容永祺，他選擇挺唐，原因竟然是「受到神的感召」。這真是實在找不到任何說得出口的理由了，只好訴諸玄之又玄的「天意」了。
按照這個傾向發展下去，說不定很快就會有人在城門河口發現一塊浮木，上頭寫著「英年」二字了。
「大智若愚」、「腳頭好」和「神的感召」，這三句堪稱選舉史上經典讚詞的大實話恰恰指出了唐英年是多麼地乏善可陳。如果連賣廣告的人都尋不著這件商品的丁點好處，這個東西就真是沒得救了。
2011年9月14日星期三
梁文道：真正的港大
沒錯，大學就和人一樣，它的出身只能部分限定它的精神，其真實面貌還是要靠它自己描繪。
正當香港大學高層把國家未來二當家請來主持校慶，還違反常規地讓他坐上校監道座；排除掉一群知名「不受歡迎」校友，好放下一室配得上「中國大學」新容顏的合格權貴；同時又使校園為警察盤據之際……；香港大學的學生站出來了，他們拒絕這番既定的畫像。正如其先輩拒絕了殖民地精英培訓班的命運，以自己年輕的心志、聲音與肢體重新界定了自己的港大一樣。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那些在港大校慶當日示威的學生，以及在事後回到母校座談會憤怒表態的校友，都是至為可敬的。我甚至要說，是他們挽救了香港大學的顏面，保住了一份大學該有的元氣。請想想看，要是當天港大學生全在校園內一邊搖旗一邊吶喊 「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讓一場不符禮制不合體統的「盛事」無風無浪順利功成；要是港大校友全在事後指摘示威同學，登報支持警察協助港大維穩；這家百年老店可還有臉說自己是家有風骨有自由的真正大學嗎？
其實在大學校慶日中示威，在畢業禮上嗆聲，本來便是大學裡的家常便飯。從牛劍哈耶到我們近鄰的東京首爾，學生若不在這天各言其志，名校便幾乎不成名校，因為那些言行正是大學可貴之批判自省精神的真實體現。偏偏《信報》的文化評論家占飛不做如是觀，他主張那天在港大鬧事的學生也該反省。於是我認真拜讀了他的半版鴻文，想必有以教我。可是我看來看去，只看見「他們要反省」這一點，除了「校慶典禮自有其莊嚴與意義，但對他們來說，是否只是另一個抗議和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和場合」，便再也看不見多少實質內容。
取掉了當日校慶典禮安排的具體脈絡，去批評學生不夠成熟；抹去警察壓制校園的實際前提，去責問學生有沒有「說過不該說的話」。這樣抽空的「反省」，比起港大這批校友學生以行動對母校做出的真正反省，實在沒有多大意義。頂多就是為了批判而批判，為了求異而異言的偽批評罷了。
2011年9月10日星期六
梁文道：盛事
特區政府為了吸引遊客，把香港定位為「盛事之都」，結果幾年下來，誰也沒見著什麼足以稱道的國際盛事。倒是祖國大地，從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廣州亞運、西安花博，一直到深圳大運，接連不斷，硬把中國辦成了「盛事之國」。
最近傳言上海可能要申辦2028年的奧運會，於是新浪微博做了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四萬多名參與網民裡有83%的人反對。為什麼這麼了不起的盛事，百姓卻不太領情呢？
兩年前，為了預熱深圳「大運」，有些媒體找來我們一群愛說話的人給點意見，也有官方機構座談集思廣益。在那些場合裡，我說來說去就是一件事，那便是別試圖把大學生運動會弄得像奧運、世博一樣風光，更不要以為這是個大搞形象工程的良機；反而應該把握大學生運動會那比奧運會更「業餘」的特質，趁機推動全民運動。與其花錢建造壯觀的場館，不如增設社區體育設施；與其比較參賽選手數目之多寡，不如研究如何吸引一般市民健身。要是真想借此拔高深圳的形象，不如定個人均運動時數全國最高的目標。
我當然知道自己不切實際，所以後來也就沒再追問這些建議的去向。我想那無非就是在熱風中搖了一下扇子，純屬無用的空氣。
終於等到了2011年，我聽說為了順利召開大運會，先有八萬「治安高危人群」被請出城，然後是禁止民工上訪討薪。開幕式當晚，深圳效仿廣州亞運的做法，要求會場附近居民離家五小時，以策安全。但是為了景觀壯麗，電視上好看，那些空了五小時的住宅是不可以關燈的。不只如此，連機場也要在賽事開幕和閉幕那兩天禁飛。我猜這大概是史上第一座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而禁飛的城市，也算創個紀錄。
今天的中國公民怕了盛事，怕的就是它必然擾民。除了嚴苛至不近人情的安保手段，還有那經年累月的土木工程，「穿衣戴帽」的樓房粉飾，以及任何日常生活的中斷。這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盛事的問題，並不在於大家常常提到的「虛矯」「面子」「形象」和「政績」等字眼，因為所有主辦過奧運和世博的城市也都希望借此爭光，那裡的官員也一定想要透過這些盛事的順利成功替自己加分，這類非正常的活動甚至也必然會在有限的時間和有限的範圍內阻礙市民的正常生活。那麼，真正使得中國盛事稱得上「模式」的要素到底是什麼呢？
我以為，中國的「盛事」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關乎目標選擇以及目標和手段之間衡量計算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我們都不陌生，只不過在這等盛事之中格外鮮明罷了。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領導在下達指示的時候說「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搞好××會」的樣子，也完全可以想像官員們在討論相關對策時「以確保××會的召開為最高目標」的情況。在這樣的氣氛底下，那可以不計的代價也許就包括了交通不便所帶來的耗損，那排名沒那麼高的目標或者就是讓每個住民安居以及公平申訴的權利。換句話說，這種思維的特點是，只認定一個最有價值最絕對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排除其他政府也應該（甚至更應該）追求的目標。
由於要一個燈火璀璨的夜景，要一個世界級狙擊手都打不到的安全會場，所以居民要在晚上離家同時別忘了開燈，這不叫不擇手段，而是不擇目標，是不考慮盛事以外的其他施政目標和價值。正常的政治思考和決策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正常的政治思考總是會面對許多彼此衝突的目標、不可化約的價值，正常的政治決策總是要在那些矛盾的目標和價值之間艱難估量，妥協平衡。
只有一種狀況，我們或許可以獨裁地宣稱「必須不顧一切」，那就是戰爭。只有戰爭才會只追求一個目標，可以為了勝利而不計代價（不過，戰爭也並非真的能夠不計代價。也有些國家會比另一些國家更重視戰時狀態的人權，更擔憂人命的損傷）。大家討論中國某些政策的制定施行時，往往會提到「動員」兩個字，「動員」豈不就是一種作戰的準備？盛事就像戰爭，它的問題不只是擾民，而是根本沒想到除了盛事，人民還有其他利益訴求，以及無論何時也不可剝奪的權利。老百姓為什麼怕盛事？因為沒人想天天打仗。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
梁文道：別想擺脫書
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有這樣一種能力，去書店買書或者去圖書館找書，拿起一本書很迅速地翻一翻，就能大概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這個印象也許不十分準確，但是能夠起到初步的導航作用。電子書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電子書是不能翻的，即便可以跳頁瀏覽，你還是會覺得它慢。
意大利著名學者安伯托·艾可認為，即使我們會擁有越來越多的電子閱覽器，但書這個東西是個非常好的發明，不能被替代，就像剪刀、車輪或勺子一樣。這些東西自從問世後，就幾乎沒怎麼變過。雖然也需要小修小補，但整個形態上的大規模變化是不必要的。
法國知名電影學者尚·克洛德·卡里耶爾說，25年前，他在巴黎坐地鐵的時候，總會遇到一個坐在地鐵站的長椅上好像在等車的人。這個人的身邊總有四五本書，天天坐在那裡看書。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好奇，過去問這個人到底在幹嗎？這個人說了讓卡里耶爾難忘的一句話：我這是在讀書。至於為什麼選擇在地鐵站裡讀書，是因為那裡是一個不用消費就可以一直坐著的地方，而且冬暖夏涼。「我很快就走開了，因為我意識到自己在浪費他的時間。」卡里耶爾說。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永遠別想擺脫書
梁文道：港大之光 中大之恥
雖然港大很難擺脫它和殖民體制的歷史關係；然而，一間大學的本質和精神是開放的，永遠有待闡述和定義，也永遠不可能完全被它的過去捆綁束縛。
香港大學的副校長程介明先生近日努力發掘港大創辦史的中國因素，拿清廷命官和殖民地政府那一段往來證明香港大學果然從來就是「中國的大學」。或許，這就是港大自我定義的新篇章了。證諸近日鬧得滿城熱烘烘的「港大百周年校慶事件」，我們便更能明白這個新定義的側面。清華大學校慶舞台擺在人民大會堂，主角是以胡錦濤為首的一列「黨和國家領導人」，許多學系的系主任居然被安排坐到二樓觀眾席上，要用望遠鏡才勉強看得見他們的模樣。而港大把校監寶座讓給未來國家二把手，可謂深得做「中國的大學」之箇中三味，誰曰不宜？
想當初，中文大學出產的徐立之教授當上了港大校長，許多中大校友額手稱慶，紛紛許為「中大之光」。這一回，徐校長治下的港大弄出這一台大龍鳳，港大「新護法」游清源先生於《信報》專欄上一句「徐立之是中大之恥」，將這一連串醜事的責任原封不動送回中大。忝為中大校友，我也覺得無話可說，而且還很想勸勸被游先生戲言氣得眼火爆的師兄師姐息怒。
至於游先生所說的中大「二奶命」，我照樣甘之如飴。老實講，要請「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坐校監座位這種大哥派頭，還是讓港大獨享好了。正是你登你的山頂道，我游我的馬料水。吾輩山村野夫，靜處南方海隅，手中空無一物，本就配不上這許富貴榮華。
2011年9月5日星期一
梁文道：殖民地大學
孫中山先生是香港大學最值得自豪的校友。只不過孫先生唸書的年代，港大還不存在，那時候有的只是港大前身「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千萬別小看這家學校，它的創辦人白文信爵士(Sir Patrick Manson)可是大名鼎鼎的「熱帶醫學之父」。正是這位蘇格蘭醫生發現了蚊子會攜帶疾病的事實，日後救人無數。
祖祖輩輩活在熱帶地區的人並不會知道甚麼叫做「熱帶醫學」，一向活在北方溫帶地區的人也不需要發展出一套「溫帶醫學」，只有南下第三世界的西方人才需要發展出這麼一門獨特的學問。因為這些來自溫帶的殖民軍人、教士、學者和探險家根本無法適應熱帶甚至亞熱帶的天氣，那些地方有太多他們聞所未聞的毒蟲和異獸，也有太多他們從來沒準備過要面對的疾病與傷害。怎樣使歐洲和北美洲來的白人可以安全甚至舒適地住在這片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進而管理他們陌生的文化與族群，便成了當年帝國學術界的首要課題。所謂「熱帶醫學」，則是回應上述需要的關鍵。
當我們說港大是「殖民地大學」的時候，大家往往著眼於它培訓了多少統治階層(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協助殖民者統治被殖民者的中間階層)。除了香港，港大的確為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內的整個大英帝國的東亞屬地輸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這些人才也常常具備了所有殖民地中間統治階層都會具備的精英心態：比起蹲在他們下方的本地人，他們以為自己更好更優秀，也更像坐在吊扇之下戴著草帽的殖民主。
那為甚麼港大的前身不是一間行政管理學校，卻是一間醫學院呢？理由已經很清楚了，因為帝國首先要解決殖民主存活的問題。「熱帶醫學」是港大誕生的背景，也是這所名校很難斬斷它和帝國間千絲萬縷的歷史關係的原因。
不過，我們絕不能因此斷言創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白文信爵士是個心懷叵測的殖民壞蛋。恰恰相反，曾經在台灣和廈門住過的白文信是個真誠為人的醫生。就和當年許多熱情洋溢的白人一樣，他相信啟蒙迷信中醫的華人是他的任務，決心幫助如鼠輩般活著的本地人改善健康。所以他還創辦了「牛奶公司」，想讓華人欣賞牛奶的好處。
歷史是複雜的。帝國固然有它的仁慈，殖民地大學也自有它的榮光。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哲人其萎
狄奧更尼斯是古希臘哲學史上有名的怪人，衣衫襤褸，露宿街頭。柏拉圖說他活得像條狗，他老人家欣然同意。他認為偷寺廟的東西沒甚麼不對，吃人肉也不見得犯錯，甚至試過公然在市場上當眾手淫。然而，在其一切奇言異行之中，最酷的還是他的自殺。傳說在他九十歲那年決心赴死，辦法是忍住一口氣，不呼不吸，果然窒息身亡。何等奇詭，何等壯烈，假如這是真事，那麼狄奧更尼斯就一定是人類史上意志最堅定的自殺死者了，竟能以意志違逆身體本能，視死如歸。
難怪當時的雅典人形容狄奧更尼斯是「瘋掉了的蘇格拉底」，因為他實在是蘇格拉底精神的傳人，和這位西方哲學的祖師爺一樣歡迎死亡，只不過手段激烈些罷了。假如說哲學起源於蘇格拉底的審判，我們也可以換個講法，把哲學的開端定在一個人的死上。而蘇格拉底，這位曾經說過「真正的哲學家以死為志業」的至聖先師，他則向後人示範了真正哲學家死到臨頭那一刻所該有的淡定和平靜。
「做哲學就是學習怎麼去死」。出於對西塞羅這句名言的認真，美國「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學教授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花了半年時間，結集古往今來一百九十位哲學家的死亡故事，遂成一部《哲人其萎》（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除了狄奧更尼斯，《哲人其萎》還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死亡異聞。例如畢達哥拉斯，晚年得罪權貴，被人追殺，逃到一片豆田之前便止步不行，因為茹素的他寧死也不肯踩到豆苗。沒多久，這位全球中學生都認識（但不一定都喜歡）的大哲就被追兵割斷了喉嚨。中古天主教神學家史各特（John Scottus Eriugena）名動天下，原籍愛爾蘭的他敢在法國國王取笑他「甚麼可以區隔開一個儍子和一個愛爾蘭人？」時，隔桌妙答「一張桌子」，真有叫天子脫靴的氣魄。沒想到卻在收到英國國王召見之後，被他那滿心忌恨的英國學僧用筆刺死。還有邊沁，這位「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其實應該譯作「效益主義」才好）之父，為了追求社會大多數人的效益，不惜犧牲自己，遺言要求人家把他的身體做成木乃伊，其中塞滿稻草，然後將之「坐」在他習用的座椅上，以供後人研究。很不幸，英國人炮製木乃伊的工夫不到家，邊沁的頭沒多久便腐敗發黑，醫生只好取下封存，另以蠟製頭像代替，裝到那具至今依然「健在」的遺體之上。而那顆封藏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一個盒子裏的真頭顱，則成了學子們百多年來惡作劇的對象。 1975年，有批學生偷走了它，向校方要求贖金。他們指定那筆錢要捐給一個慈善基金，校方無奈，只好依言繳款。最後，依照指示，邊沁首級終於在蘇格蘭一個火車站的儲物櫃中重見天日。沒想到邊沁死了一百四十多年，他還在為人類的利益發散餘溫，造福百姓，真可謂死得其所。
除了少數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聞，克里奇利的生輝妙筆還能昇華平淡，為一些死得很正常的哲學家寫出有教訓有意義的故事。比方說維根斯坦，他曾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因為我們不會活到能經驗死亡的地步」，非常利落也非常古典的一句話。既然只有生命才談得上經驗，而死亡則是生命結束之後的狀態，人又何懼之有？就在他離世前幾天，維根斯坦還對朋友說：「雖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我卻從未思考來生。我一切關懷盡在此生，以及我未完的寫作」。克里奇利形容他是「died with his boots on」，可見其言不虛，做哲學做到至死方休，的確無畏無懼。
自蘇格拉底以降，所謂「哲學家式的死法」（philosopher's death）便成了一種了不起的典範，那種安然迎向終局的平和態度不只叫人欽羨，更有一種了悟人生意義後的釋然。尤其在今天這個世俗化的年代，死後世界的永生早已不是人人皆有的共識，信仰抽離，價值虛空；克里奇利以為面對人生終有一死這個終極的「局限」（finitude），「學習怎麼死便是學習怎麼生」。「哲學家式的死亡」便比從前多了一層形上意義，是一個人應該致力以求的目標。只有「好死」，只有死亡面前的坦然，才能證明你果然活過了有意思的一生。偏偏這個年代又是一個最忌諱死的時代，不獨我們中國人，全世界一樣怕死，總是想要活得快樂活得慢，還要發明各種藥物手段來延年益壽。正是坊間太多教人好好生活（同時卻又不談死亡遺忘死亡甚且假裝死亡不存在）的心靈雞湯，克里奇利才想出這麼一個點子，要我們明白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的真正解藥」，甚至可能是其他人生活的解藥。你看，二十世紀「邏輯實證論」大師艾耶（ A. J. Ayer）一生光彩，是少數曾經應邀參加內衣設計師派對的哲學家（他還在那個派對上為了名模Naomi Campbell和重量級拳王泰臣發生衝突）。他的遺孀便留下了這麼一句足以載入史冊的話：「自從死了之後，他的人變得友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