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經帶着一種非常樂觀的情緒，想要為自己書寫一份病歷。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不明白為甚麼我和我家人都沒有權利去翻看病床前的那份病歷表。明明是我的，但醫院卻不准我們動它，只有醫生能夠檢視；而且也只有醫生才看得懂，因為它的語言是一些符咒般的術語，沒受過專門訓練就無法確切解讀。於是書寫自己的病歷就是恢復自我主權的行動，用自己的語言把身體上發生過的事件一一寫回自己的生命歷程，將醫學目光下的徵候、數據與例證還原為有意義的經驗。說到底，那些病是我的，它們的影響也全都是我的，不是嗎？
可是，後來我卻不得不放棄將它寫成一本小書的嘗試。首先，我不知道病的範圍應該如何界定。例如廣東人常說的「頭暈身興」，那種不知來由莫名其妙的不舒適，那種平凡如「踎低起身見頭暈」的微細動盪；它們究竟算不算病呢？可以肯定，並不是所有身體上的不適都可以稱作病，即使感冒，在絕大部份人的眼中也說不上是有意義的疾病。因為疾病是種數量，只有當不舒服和不健康達到某個指標，才能轉成病理學定義下的病，一點點的頭疼腹脹根本算不上甚麼。也就是說，病固然是不健康和某種身體狀態上的不穩定，但並不是所有的不健康和不穩定都能因此簡單地歸入病的範疇。如果不是病，那些渺小的不適又是甚麼東西呢？相對於一切不適以至於嚴格意義下的疾病的「穩定」與「健康」指的又是甚麼？
李智良在《房間》裏寫出了健康和穩定的複雜意蘊，它們絕對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光潔平滑，能夠和疾病與不穩構成簡單的對立：「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可是我們卻會稱一個人為「精神病康復者」；猶如刺青，又像烙印，一旦患病，它就永遠刻在你的身份上。哪怕你康復了，它還會以「康復者」的名義繼續跟着你。所以李智良又說：「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
身為精神病患，李智良不是要寫一個陽光的、快樂的精神病人康復之後「重投社會」的勵志故事；也不是要寫一個叫大家摘下墨鏡，不要歧視精神病的正面勸說；相反地，他正面朝向所謂的「穩定」，告訴大家康復的不可能。他長期服藥以換得醫生所說的穩定，結果是「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慾、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但醫生卻說：「你吃著藥不是穩定的沒有重大病發嗎？」「在醫生眼中，『穩定』的意思總是包括：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穩定的情侶關係、穩定的情緒、穩定的性生活、穩定的家人關係、穩定的藥物血含量和其它內臟功能指數……。他無疑是對的，全香港幾十萬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口都需要『穩定』，沒有人願意承擔幾十萬名『精神病患』變成『不穩定』的後果，他們的人生就得懸空擱置、限在最穩定不誤的軌跡上」。
因此，服藥是用一種磨人的不穩定交換大家可以接受的穩定，用一具非常不健康的軀體取得精神病康復者的身份。這樣的狀態真說得上是穩定和健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