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是梁啟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技術上有難度。時事社會評論永遠都是一種介入，這種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裡頭。例如「最近」，評論家最常使用的一個詞，當他寫下「最近」這兩字的時候，他已經假設了許多東西不必再說，因為那都是最近發生的事，感興趣的讀者早已知之甚詳。假如他還要長篇大論地把已經發生的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一道明，不只報刊篇幅不允許，連讀者都會嫌他太囉嗦。也就是說，一篇優秀的評論在發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迴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可是它若在一兩年後成書，這種精簡的優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復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云，讀者必須發揮很大的想像力，才能勉強回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
然後我們就要來談時間的問題了。
在我讀書上學的年代，香港人最歡迎的評論大概就是「馬經」了。眼光奇準的馬評家不知有多少粉絲，有時候一個人就能帶起一份報紙的銷量。可是我從來沒見過哪一個馬評家會把自己的文章結集出書，再忠實的追隨者和賭徒也不至於要看過期的賽馬預測吧。所以我很早就放棄了出書當「作者」的幻想（假如出書是作者身份確認的話），因為我一出道寫的就是評論。除了馬評、股評這類如此極端的例子之外，幾乎所有的評論都和時間有關，它們的壽命就和它們所評的對象一樣長，或者一樣短。
藝評和樂評的情況還好一點，因為據說藝術是不朽的，尤其是藝術史上的經典和古典音樂，看的人仍然很多，聽的人還是不少，因此談論它們的文章至少有歷史價值。比方說狄德羅的「沙龍書論」，號稱是現代藝評之祖，雖然細瑣，但過了幾百年還有人愛看。依此類推，凡是所論對象在世年月越長的，評論文字腐朽封塵的機會也就越低，例如書評、影評。至於時事，被人遺忘的速度奇快，評論時事的文章也當然是要過去的。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複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後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我們常把經典和暢銷書對立起來，覺得後者雖能紅極一時，終究是過眼雲煙；而前者面世初時光華內斂，卻能長明不息。寫書出書，當以鑄經典為職志。然而，我卻一直嚮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自窮經鑽研學問之餘，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徵兆。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right Mills）曾經嘲笑出版商：「你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出版』。你們一想到『出版』這個動詞就想到印書，但它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它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尋常書商印書，賺錢是動機；寫小冊子的知識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義：讓一種想法公之於世，交給「公眾」（Publics）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
包括米爾斯自己的作品在內，幾乎所有轟動一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務的士兵，總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獨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還算是個例外，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歷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並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群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裡，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紮紮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誇張。
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於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
首先，我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範圍，沒有什麼故作深刻的東西。並非自謙，這其實是嚴格的自我要求；因為我時常感到國人今日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 」鑽、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於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談到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願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於研究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後再結穴於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也許是上學的時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與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影響甚深，我對「本質」和「深度」這類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離感。舉個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為什麼剪不斷毛線，你實在用不著向我介紹工具與技術的「本質」，也不必在這裡花時間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學解釋；你只需要告訴我這把剪子是不是太鈍了，甚或乾脆換把新的給我。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比如說「中國文化的本質」，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現實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文化的錯，那麼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這裡頭可能還有循環論證和過度簡化等種種謬誤）。
當然，我也明白「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reertz]語）；雖然同在一國，雖然同是華人社會，一個香港人心中的常識未必是其它人所能認同的。身為港人，我似乎背負了沉重的原罪，不時遇到讀者批評我「不懂國情」，進而歸罪於「殖民地子民那揮之不去的洋奴意識」。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類學家，透過文檔爬梳與現實生活等田野調查的方法，力圖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邊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維去考慮眼前的問題。目的不是丟棄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徹底變成一個內地人；而是為了接下來的跳出。進入，然後跳出，於是就會產生批判的距離。理想的話，這種反覆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時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時評與雜文其實都是一種詮釋的工夫，目的是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或許，我們接著就會發現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麼「愛國」，而平常以為的「左派」也不盡然全是左的……
近年來，我在兩地發表評論，恰好給了自己一個時刻反思的機會，交互省視內地與香港的諸種現象，漸漸地，本來最具公共性格的時評寫作竟然成了瞭解自我的筆記，借此我得以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束縛、身份的認同及移置。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切實體會到一個香港評論人的最大原罪其實不是什麼「洋奴心態」，而是相對優渥的空間。比起許多同行同道，我的環境比較寬鬆，我的信息來源比較多元，我冒的險比較小，我怕的事也比較少；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動我寫這些東西的最大力量。所以，不管他們是什麼立場，更不管他們是什麼派別，我把這本書獻給中國所有的時評作者，能與你們共赴國運是我的榮幸。
鳴謝
我要特別感謝業師石元康教授，他是華文學術界第一代的羅爾斯（John Rawls）專家。我愚鈍懶散，沒能學到他研治政治哲學的半成功力；可是我在他身上見識到了客觀分析與清晰邏輯的魅力。
多謝《明報》的劉進圖先生和陳錦強先生，《am730》的馮振超先生，《南方都市報》的李文凱先生、鄧志新先生、何雪峰先生、李海華先生和評論部諸位同仁，《南方週末》的鄢烈山老師及蔡軍劍先生，以及「牛博網」的羅永浩先生。沒有他們的督促與鞭策，這本書裡的文章是出不來的。
多謝鄧小樺小姐及陳景輝先生，他倆花了好大工夫才把我散落各處稿件收集齊全。
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公司的劉瑞琳老師，她很勇敢，居然願意出版這本不只容易過時而且使人過敏的集子；蒙她不棄，拙著方得面世。陳凌雲先生、吳曉斌先生及李丹婕小姐勤奮精細、博學敏銳，是每一個作者都會夢寐以求的專業編輯。而陸智昌兄在極有限的時間裡面不眠不休地設計拙著封面，這份人情義氣，我怕我還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