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選舉宣傳拖低投票率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原來我們的政府跟電視台一樣。電視台轉播奧運總怕專業的體育記者太悶，要找些娛樂圈名人壓場，所以在觀眾最需要專業資訊的時候，我們會聽到諸如「哇！舉重睇都好易扭親腰」或者「從咁高地方跳落水，畀我就唔敢啦」之類的話。同樣地，政府也很怕選舉太沉重，老要叫演藝名人拍些不邊際的廣告，在大家最需要知道自己的選擇到底有甚麼影響力的時候，你聽到肥肥姐只是再三強調「你有選擇」。

通常在評論政府的選舉宣傳工作時，往往只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花了多少錢，和用了多少種方法上。例如九八年特區成立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政府大派「閃卡」，結果該屆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雖然沒有任何科學證明，但大家還是覺得這麼高的投票率，是政府宣傳有功。反觀本屆立法會選舉，政府宣傳活動的聲勢大不如前，於是論者又會由此推測政府是否不想投票率過高。因為愈多人投票，就意味泛民主派得票數字也愈多，故此政府在選舉活動推廣上的力度，是有政治意義的。九八年出盡花招，是希望高投票率帶來特區成立後的新興氣象，今年的平淡無奇則是不想民主派的聲勢水漲船高。

這樣的分析不無道理，但這只是一種重量不重質的分析，重視的是宣傳金額和渠道，而非內容。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三屆立法會選舉廣告，就會發現縱使花費的程度有異，但內容大同小異，關鍵字眼都是「選擇」、「記住」和「你的一票很重要」之類的空話。如果宣傳開支的大小，有短期的政治戰術意義；那麼宣傳內容的空洞與否，更是具有長遠的政治基建意義。

投票是一種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一個社會的公民對政治參與的意願有多強，投票的興趣有多高，從理論上來說，要看他們的政治知識有多豐富。一個連李柱銘和馬力都搞混了的人，我想他大概不會主動地走進票站。反過來，一個天天看幾份報紙，從早到晚都準時收聽時事烽煙節目的人，很可能即使請假也要去投票。在理論和猜想之外，其實還有不少研究證明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間的因果關係。例如新西蘭自一九九四年開始就成立了「新西蘭選舉委員會」，目的是知會選民有關選舉制度的任何改變。一開始，這個委員會就定期做民調，研究選民的政治知識和投票行為的聯繫，結果發現除了因為自認為看穿政治遊戲真面目而不屑投票者外，最了解政治制度和局勢的人，也是最積極投票的人。

既然如此，如果特區政府真想選民去投票，它就該透過推廣選舉的機會進行公民教育，教導大家立法會的角色和功能，使人更清楚手中的一票對自己的生活有甚麼具體影響；而非找幾個自己不會去投票，甚至連自己所屬選區是哪一區都搞不懂的明星，在鏡頭前蹦蹦跳跳就告了事（這是上屆立會選舉後，報刊娛樂版的訪問結果，絕非本人?造）。大膽一點，政府甚至可以用一些有爭議性的話題去挑起人民的興趣（例如開徵銷售稅與否），並且令他們認識立會議員的權限（議會有通過或否決相關建議的權力），從而讓選民明白自己有能力間接決定對生活有這麼重大影響的政策。

現在的宣傳手法要不是假設香港人已有充足的政治常識，就是愚民的伎倆。跟某些候選人在宣傳單張上用整版篇幅去吹噓自己的科學知識一樣，完全摸不癢處。立會議員知不知道發泡膠經微波加熱後會不會產生毒素，到底和他的立法工作有甚麼關係？你選擇甚麼髮型（請參考政府的電視廣告），又跟你選擇一個議員有任何雷同之處？

據說香港還不能在○七、○八年有雙普選的理由之一，是實行普選的條件「還未成熟」；又據說政府在這幾年裏的工作方向之一是製造這些條件。那麼政府就應該把握所有機會去推動公民教育，讓人對香港的政制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現在政府製作的選舉宣傳廣告，是在製造普選的條件，還是在推遲公民政治參與的成熟度？

梁文道：緣起不滅

【都市日報-都市人】這是我最後一次寫這個專欄，因為我離開了商台，也離開了《打書釘》。從新城到商台，我在電台總共做了五年多的書評節目，真是福氣。愛書而能把心得介紹給人已是快事，噴完口水讀完書還能賺錢就更是不得了。有人付錢給你去讀自己愛讀的書，天下間的讀書人再也沒有比我更幸運的了。但是這種運氣到底沒保證。

我知道很大一部分的愛書人愛在營役的日常生活中擠時間看書，因為看書不是他們的工作，那怕他們覺得看書要比工作還重要。我也知道許多人阮囊羞澀，辛辛苦苦攬點錢才能買到心愛的書。如今，我就要回到這最正常的讀書人隊伍了。在我最後一集的節目裡，劉細良引南方朔，問了一條「千古疑題」：「為甚麼歷史上的讀書人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既然如此，讀書何用﹖」我以為答案簡單得很，首先我們只看到了讀書人的失敗，卻不知失敗者中不讀書可能更多。更重要的是讀書根本不為成功，只求心安。

既有書在，何憂人世﹖顛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何況我因為做讀書節目，結下不少善緣，認識不少朋友。老拍檔江瓊珠是友人中最率性爽直的女人，風波中共同進退的蔡東豪也是因為做節目才有相交的機會。至於仍在享受讀書人至福的劉細良，雖已認識一段時間，但但真正的交情卻還是這一年《打書釘》打下來的。劉細良做節目的工夫進步不少，他日必成新一代名嘴。發掘了千里馬的功勞，我卻之不恭。

梁文道：風停波止結束時代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在主持《風波裡的茶杯》三個月裏，其中一樣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自己被媒體稱做「新晉名嘴」。照字面來看，「新晉名嘴」其實是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因為「名嘴」應是個憑實力和經歷逐漸得到大眾認同的節目主持人；一個主持人既是「新晉」而且才新了三兩個月，不只沒有經驗，其能力更是欠缺時間的考驗，又怎可成為「名嘴」？可見「新晉」之所以為「名嘴」，不能照一般的理解去解釋。那麼，是甚麼使得任何一個沒有經驗的新主持成為名嘴呢？答案就是《風波裡的茶杯》這個節目。換句話說，不是你做節目做得好就能當名嘴，而是因為你是《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主持，所以你就自動過戶地成了名嘴。

《風波裡的茶杯》到底是個怎麼樣的節目呢？這得從它的源頭說起。我們都還記得當年亞洲電視的《龍門陣》捧紅了鄭經翰、黃毓民和陳耀南等三個主持人，然後當時任商業電台總經理的俞琤先後把黃毓民和鄭經翰請來每天開咪（當時黃、鄭二人都曾在商台做過每周一集的節目）。很多人以為後來使得黃、鄭二人聲名大噪的，就是自《龍門陣》開始的大膽風格和激昂聲調，這麼想其實是錯的。因為同是時事節目，在電台和電視上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電視時評節目如果沒有足夠的畫面補充，單靠三兩個主持人的表演是很難把觀眾留住一小時以上的，所以電視根本做不到好看的烽煙節目，而烽煙之有無正是電台與電視的最大分別。每一種嶄新媒體的出現都不一定會立刻淹沒舊媒體，反而可能迫使舊媒體尋找自己得以立足的本質，建設新的方向。正如電視的興起，固然打擊了電影院的生存，使得電影院放棄播映新聞片，但也使得電影更專注於影像的藝術與娛樂功能。電視和其他大眾傳媒的發展，使得收音機找到它的生命線，那就是受眾透過電話直接參與節目內容。無論是過往的電話談心和後來的電話論政，重點都不在聽眾發言的質量（如果質素很高，那是意外之喜），而在於它活生生的即時性和它對節目內容及結構的高度參與能力。這都是電視和其他傳統平面媒體做不到的。

深夜談心節目的相對衰落和烽煙節目的興起，則是時勢使然。九七前的政爭和回歸後非常不濟的政府表現，使得港人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日濃。在這時期創立「娛樂台」和「財經台」的新城電台等於主動放棄最大的市場。至於首創烽煙節目的港台則根本只有冷冷的phone-in，沒有可以點燃大火的烽煙。為甚麼商業電台可以在這個時期透過兩個時事節目燒起這麼大的聲勢呢？這就得把黃毓民和鄭經翰分開來看了。黃毓民其實是個相對傳統的時事節目主持人，他的《政事有心人》與港台同類節目形式類似範圍相近，不同的是他清晰的立場和極富煽惑力的表演風格。從一個傳統的時事節目來看，黃毓民的功力可說是最頂端了。作為一個傳統的節目主持人，他的影響力在華人世界裏，恐怕只有在台灣力主台獨的汪笨湖可比。

鄭經翰的《風波裡的茶杯》卻完全是另一類型。很多人以為黃鄭二人的分別是前者愛談政治後者多說民主，這想法只是很表面。我認為他們真正的分別是黃毓民專注於「觀點」的表達，鄭經翰則更有意於「事件」的催發。鄭經翰其實相當清楚電台在當代是個弱勢媒體，要出奇制勝搶得大眾注意，就必須奪得每日新聞議題的設定權。以我的經驗來說，很多人其實不一定是《風波裡的茶杯》的忠實聽眾，但卻好像很清楚它最近說過甚麼，他們的認識明顯來自其他媒體的轉述及跟進。通常它的運作是早上的節目發掘出一個話題，電視和報紙如果跟進報道，則又成了第二天的節目話題。在這個過程裏，若大眾的注意力被喚起，而相關各方面又在媒體的不斷催促下表態介入，一宗事件就告成功「炒起」了。至於這宗事件有多政治化則根本不是要點，重要的是它有沒有新聞價值。

傳統的聽眾phone-in是在節目既定議題底下的各自表述和討論，而那個議題則往往來自其他媒體。《風波》式的烽煙如是投訴就可能是炒熱事件的第一把火，再不然就是主持人批評某機構或權貴時的助燃劑。其威力在即使被接出抨擊某個官員的聽眾只有六、七個，聽下來還會感到一種民意一面倒的「幻覺」。鄭大班和《風波裡的茶杯》的民望就是這樣累積起來。既然坐擁民意，又有設定新聞議題的技巧和判斷，這個節目也就有發動社會運動的能量了。沙士事件中的「一人一口罩」和反對填海運動都是這個節目推動社會運動的好例子。一個時事節目主持人同時是新聞議題設定者，又身兼社會運動家，恐怕是華人世界裏絕無僅有的了。鄭經翰的離去和《風波裡的茶杯》的轉型，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遠比想像中要大得多。雖是濫調，但一個時代真的結束了。

梁文道：到底什麼是理性？

【明報】編按: 商台以梁文道「身心疲累」為由，暫停他在節目內現聲，當事人卻說自己「非常健康」，絲毫沒有疲累之感。一個身體，兩個說法，原來所謂「理性」往往有超過一種版本。湊巧梁文道最近替人寫序，談的正是「理性」問題，他早指出，理性可有不同的型態種類，有好有壞，視乎取捨。且看梁文道談「理性」，見微知著，自可猜想停咪後的他到底在想些什麼了。

有一天，我在地鐵裏看見車門打開之後，一位老先生步履蹣跚地走了進來。他一邊緩緩地左右張望，一邊試圖接近車廂中間那根扶手。我沒有位子坐，讓不了給他，所以就走向幾個正聊得起勁的年輕人，請他們讓位給老人家。年輕人們呆了一呆，其中一個略為遲疑之後就站了起來，請老人就坐。老先生和我自然口上感謝不住。可是，隨後我就聽到那些仍然坐着的年輕小伙子們取笑那個現在得搖搖擺擺地立着的同伴，他們說：「唓，懶好心！」我覺得這個「懶」字實在可圈可點，恰如其分地表現了我們這個時代好大一份香港人的價值觀，那就是沒有價值觀。對於這位行為很好心的同伴，那幾個青年既不是說他很好心，也不是說他不好心，而是笑指他「懶」好心。這個「懶」字既非肯定，亦非否定；既不表示正面價值的判斷，也不表示負面的價值判斷；而是徹徹底底地把整個判斷懸擱起來。

存疑，所以虛無……

我們香港人一般不愛大話，不說大道理，不信任何義正詞嚴的原則原理。所以我們很喜歡在日常生活中用「懶」這個字去懷疑一切，我們愛說「懶勁」、「懶正義」、「懶有嘢」和「懶係好心」。把其他地方的人會毫不猶豫地表示讚同或者否定的狀况，統統加上一個前綴詞。我們對一切存疑，所以我們虛無，「懶」就是一種價值上的虛無表現。

不過，「懶」雖虛無，卻也為我們開啟和保留了一個迴旋的餘地。年輕學子在學校操場仰視國旗升起時不會熱血沖昏了頭腦，在民主派大聲疾呼要○七○八普選的時候也不會一面倒地全盤由心接受；前者叫作「懶係愛國」，後者叫作「懶係民主」。「懶」和它代表的犬儒 ( cynical )心態避免了過度的情緒和過速的判斷，拉開了對所有立場的距離。但這又不表示我們因此會乘着這個機會去反省琢磨，去考慮眼前的各種選擇。我們香港人在避開熱血激盪的尖銳抉擇之後，往往就陷入了一種拒不表態永不表態的情况。因此「懶」是曖昧的，使得理智的思考有機會開展，但又能讓人無限延宕懶下去。

和「懶」接近的是「扮晒嘢」，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另一常用語。關於「扮晒嘢」這三個字的最深刻印象，來自我一個朋友的秘書的經驗。我這朋友有天看到他的秘書竟然開「行」部影印機在印一部小磚頭般的書，天，居然是《哈利波特》。一本《哈利波特》多少錢，有需要影印嗎？影印一本《哈利波特》的花費當然要比買一本來得貴，更何况秘書小妹在影印機旁花的可是公司的錢！原來她也有苦衷：「那天我在地鐵上看《哈利波特》 (又是地鐵，果然是觀察香港眾生相的最佳場所)，正在聚精會神追蹤佛地魔的去向。怎料旁邊幾個中學女生居然嘲笑我，話我『扮晒嘢，懶係識英文，喺度睇英文書』。所以我想把書影印一次，再分開放進公文夾裏。坐地鐵閱讀文件應該就不會被人笑了吧。」

如果你是教統局長李國章，你可能會為了部分中學生的水平痛心，為什麼英文書是種要被嘲笑作「扮嘢」的行為？識英文就是「懶勁」？我們香港不是一個國際城市嗎？我們的教育不是為了要培養兩文三語手到拿來流利無比的人才嗎？如果你是矢志推動閱讀氣氛的藝術發展局文學藝術委員會主席陳萬雄，你可能會難過這個城市怎麼如此變態，在地鐵裏加班看文件很正常，看書(而 且只是一本流行小說)卻是要被細聲講大聲笑的異常行為。

但我最欣賞的是那句話裏和「懶係識英文」聯用的「扮晒嘢」三字，區區三個字道盡香港精神的另一面。香港人有時候很喜歡別人說自己「自力向上，不屈不撓，是獅子山下的好兒郎」，有時候聽見這種董建華也會說的官腔卻會心裏把它改成「扮晒自力向上，不屈不撓，懶係獅子山下的勁人」。說人家「扮晒嘢」當然表示不相信他們呈現出來的狀態，那只是扮演出來的表面罷了。至於在那層演技造成的面具底下可有任何更深層的真相，一個人出於什麼具體動機要「扮晒嘢」等等，卻未必是那些中學女生以至於我們一般人有興趣深究的問題了。

理性，因此清醒……

「懶」與「扮晒嘢」都是很犬儒主義的用語。所謂「犬儒主義」源起於古希臘哲學家 狄奧堅尼(Diogenes )，他和他的門徒冷眼旁觀世俗世界，嘲弄一切事物。為了表示藐視人間日常規範，甚至不惜扮狗爬行進食。所以中文把他們的流派Cynicism譯成「犬儒主義」。古代的哲學主張到了今天卻是現代社會的普遍心態，這是德國思想家斯洛特戴 克( PeterSloterdijk )在其名著《犬儒理性的批判》(Critigueof CynicalReason )裏提出的說法。

我們現代人為什麼犬儒，這是因為我們理性又清醒，而且理性清醒到了極致，所以拒絕接受所有威權和所有終極價值，因為接受威權和相信終極價值要的是忘我投入的熱情。我們相信的只有自己的理性，因此受不了在上位者諄諄善誘老百姓的空泛大道理。又由於我們認為一切聽來很冠冕堂皇的口號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仁愛和平」及「穩定繁榮」等等，都不可以未經驗證就無條件地接受信從；因此我們在面對「民主好還是不好」和「安樂死該不該合法化」等關鍵爭論時，要不是避之則吉沉默以對，就是經過一番思考後得出「呢啲嘢都係觀點與角度啫」之類無可無不可的結論。

如果說「懶」與「扮晒嘢」是全民盡皆運用自如的犬儒表述，「觀點與角度」就是很中產很「理性」的說詞了。我們時常見到某些標榜自己是中產代言人和理性聲音的人物，在遇到難以排解的爭拗時，總愛把不同觀點羅列一次，然後就放下一句「呢啲嘢都係觀點與角度啫」或「其實大家的分歧主要來自不同的出發點，冇話邊個啱邊個唔啱」了事。「懶」及「扮晒嘢」是犬儒們面對世間的第一反應，「觀點與角度」則是經過思考但又不再深入細掘的犬儒理性。這麼犬儒，這麼逃避抉擇，這麼恐懼投入某種價值，這麼害怕堅持一個立場，我們卻還可美稱為「多元」或者「開放」。這或許就是好些中產代言人與中學生的分別了。

扮嘢，還有什麼？

就犬儒理性的發揮而言，過去的香港人可說到了現代化的頂峰。靈活、實際、隨機應變因此都是香港精神的形容詞。我們藐視固執的人，說他們「懶有原則」，我們是靈活的。我們嘲笑深思的人，說他們「扮晒高深」，我們是實際的。我們沒什麼非堅持不可的立場，我們是隨機應變的。可是香港居然變了，這兩年來。經過沙士和兩次七一，除了「靈活、實際、隨機應變」，竟然有幾百人不怕被人說是「懶深奧」「扮有嘢」地大談什麼「核心價值」，而且還引得一些人似模似樣認認真真地談了起來。香港好大一部分人開始喜歡別人稱讚自己有責任感，有正義感，有金錢之外的其他理想。難怪大家說香港社會不如以往，現在分化得厲害。因為他們開始認真爭論，不再欣賞表面「多元」實則只不過是和稀泥的「觀點與角度」。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讀到邵家臻的新著《攞嚟講》。

我上一回替邵家臻的《逆構青年》寫序，說他在作為服務青年的社工，和他作為社會僵固的青年形象的批判者之間，有身分的緊張。這一回則在他的新著裏看到了另一重緊張。他從我們的日常用語出發，辯解青年人的思緒心態，又出入於整個社會的種種迷思，左右開弓。他的緊張在於一方面看到了犬儒理性的自由開放反教條，另一方面卻依然激情昂揚。他懂得欣賞年輕人「囉嚟囉去」背後的七彩，又不懈地試圖揭穿一切社會上的虛偽論說，彷彿世界仍然有真。在「扮嘢」和「好假」的後面好像真有些什麼。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