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比爾布萊森的 旅遊文學

【都市日報-都市人】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是典型的美式流行作家，他的文章風格並不罕見，你時常可以在《Esquire》和《國家地理》之類的雜誌上碰見，幽默抵死，往往能把一些世事細節的觀察寫得尖刻抵死。

當然，身為今日最暢銷的旅遊作家，他是這種風格的表表者，遠超同儕。例如在《The Lost Continent》裡，他這樣描寫美國愛荷華州那無趣的平坦地勢：「幾乎在它的任何一處，只要踩上兩本電話簿，愛荷華的全部景觀就會立即躍入眼簾」。關於美國中南部鄉鎮小民的無知，這位移居英國十多年的作家有這樣的經歷。

「餐館女侍問：『話說回來，你又是打那來的啊？蜜糖。』我不怎麼樣想告訴她我的人生故事，所以只說了：『英國。』

『噢，我告訴你一件事，蜜糖，』她說：『就一個外國人來講，你英文說得真不賴耶。』」

比爾．布萊森的新著《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又是另一次旅程的記錄，而且不乏這類風趣的文筆。只是這一回，他寫的是三年之間如何把自己從一個科學白癡，教育成從宇宙大爆炸到生物多樣性等科學知識都懂得說上兩句的「通才」。

換句話說，這是一段很個人的旅程，又是一本已包羅萬有的科普書。只是你看過這麼抵死的科普書嗎？

梁文道：林行止作品集

【都市日報-都市人】說林行止是當今香港影響力最大的知識分子，一點也不過份。

畢竟在現代華文世界裡，有誰可以憑一支筆，日日不斷地在報紙上寫了三十年的評論，共二千萬字，然後集結成書七十餘冊﹖而且歷年來往往於眾口同聲之時，獨自發出拔群而起的刺耳高音，一士諤諤書見風骨。

他又不怕遭到譏諷，隨時勢脈絡轉變觀點，常常「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為的是更深層的現實取態和自由經濟學的根本立場。

雖然我在原則上有許多不能同意他的地方，但也必須說一句，自梁啟超以來，寫社論時評寫到有這等數量和影響力的，也就是林行止了。

一般而言，社論和時事評論結集是荒謬的。因為每一篇評論文章都是一種對現實的介入，有它的時空局限。事過境遷，一時的意氣激昂或者理性推論，也就盡付故紙堆中，化作灰煙了。

但因為林行止數十年來寫作不輟，而且所論盡皆其時最是要緊的國際政經局勢和本地社會焦點，所以看他的文章結集，也就是重溫一段曾經驚心動魄的歷史。但這又不是單純的客觀文獻，而是林行止的一人歷史，所以又貫注著他的觀點和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看這些早失時效的文字，其實是一種潛藏在歷史學習中的思考訓練。

梁文道：好黑

【都市日報-都市人】如果你順著次序，一頁頁讀完謝曉虹的小說集《好黑》，看到作者最後那一小段後記，她說：「寫每一篇作品，開 始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自己最終會走到那一點，對我來說，這不是一種拿著地圖，按著計劃而行的旅程。我總無法先為一篇小說列寫大綱，只能漫無目的地把文字堆疊拼湊。」你會奇怪，這樣的小說竟然會沒有經過事先精巧的布局﹖

謝曉虹，這位近幾年很受矚目的香港年輕作家，不只得過幾個重要的文學獎，而且時常受到評論的垂青。她的文字精確細緻，節奏舒緩而不突兀，但卻總是用這麼平靜的姿態去寫很暴烈而血腥的場面：為了交易女人的身體，少年逐件割捨自己的器官，乃至僅餘的眼球。情人不斷用傷害自己的方式去傷害和愛對方，最後各自斷去一臂，再用斷臂輕拂對方的背。失憶的人原來夜裡有殺貓的慾望，或許徒手扭斷貓的脖子，或許用掃帚把貓的腦骨擊碎，且不忘洗刷地上的粉紅腦漿，收拾乾淨後回到床上甜甜睡去。一切都是離散的狀態：一個作品裡的人遺失了自己的頭，另一個作品寫的是一家人出外郊遊然後一一出走的故事；還有一個故事寫的是失憶，而失憶其實是種自己對自己的告別。更為斷裂的，是她的?事方式。

當然，謝曉虹的技巧不是全新，但寫作本身就是貫穿其中最為耀目的主題。這不表示她的故事很動聽易聽，正好相反，她永不讓她的讀者輕鬆愉快。

這樣的寫作可能是漫無目的的漫步走成的地圖嗎﹖我不相信這位香港近年最有野心的作者的話。

梁文道：原來我們沒有腳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鳥在降落枝頭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原來沒有腳，這是很可悲的事!

現在的我不再是張國榮的歌迷，也不算是他的影迷。我有時會感到他刻意得過火，總是太過「自覺」，似乎雙眼之前有一面鏡子。在《阿飛正傳》裡面，他的名言「有一種沒有腳的鳥……」被老實做人的劉德華斥罵為虛矯，我甚至猜想那是導演王家衛對張國榮本人開的玩笑。但不知道為什麼，他那段無腳之鳥的譬喻，即使聽來作狀(造作)得可笑，卻又好像說出了些什麼足以把人刺痛的真相。還記得那時，我離開戲院走進陽光，片刻暈眩之後，仍久久未能釋懷。直到今天，才有點明白這是什麼回事。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這些還在念中學的小伙子，放學之後就結伴閒逛，毫無目的地踢路上的汽水罐，在黃昏時到公園里的椅子上抽煙胡鬧，偶爾甚至霸佔本該讓給小學生玩的木馬和蹺蹺板，哼哼張國榮的歌。那個時候最大的困擾不外來自愛情、友誼和與父母的爭吵，回想起來總是帶著一陣夏天白色校服底下的汗味。當然，我們也會談到學業和前途，但那又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中五畢業會考不行，出路還是有的，我自己就很認真地想過去做Officeboy(辦公室文員)這種職位。

在我們那時的生活裡面，最富戲劇性的場面得算是到啟德機場送機了。去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每個學期總有同學要走。大家必定在機場禁區前來一張合照，送花送玩偶互相擁抱，然後流淚揮手再見。之後有人會錄下最新的流行曲，寄給不在香港的同學聽。那些錄音帶里一定有張國榮，因為那正是他聲勢最旺，與譚詠麟平分樂壇天下的年代。

就算你不喜歡張國榮，你也避不開他的聲音和影像，因為它們處處都是。我們那些今天看來細微縹緲的困擾，當時都真實無比，而這些困擾的滋養、傳達及消除，都發生在張國榮的歌曲所營造的背景之上。

那是香港自我感覺最好的年代，雖有「危機」，但那不是對香港沒信心，而是對未知的前途感到迷茫。我們什麼問題都沒有，有問題的都是別人。年輕人不會在畢業之後失業，經濟上升之後還會上升，我們就像一隻鳥(連我們的新機場都像只巨大的鐵鳥)，既然飛起就只會飛得更快更高，正如樓價與股市。

直到今天，我們才發現自己原來有那麼可笑而荒謬的缺陷，那就是我們沒有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