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在劇場裏遭遇文字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高行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劉健威兄在他的專欄裏有點意見。他認為再好的一個作家，只有兩部小說（也就是︽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就拿下這個文壇桂冠，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可劉兄或許一時疏忽了，高行健的小說當然不只這兩部長篇，他還有許多短篇呢，雖然大家總覺得似乎只有長篇小說才是「堅料」。更重要的是，高行健向來是當代第一流的劇作家，而且作品不少。他得獎的消息傳出，許多文學界的人表示對他很陌生，所以記者都擁到戲劇界的人那裏去了。這種情況反映了什問題呢？

莎士比亞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天才，他的名聲幾乎全是建立在他的劇本之上。曹禺，新文學一代大將，名作︽雷雨︾是如今中學中國文學科課本裏的材料。戲劇、小說、散文和詩雖然被列為西方文學傳統的四大文類，但若從歷史角度看，在戲劇做老大的時代，小說都不知還被端在那個貴婦的懷裏被當成鄙俗的讀物呢？那，戲劇是怎樣愈行愈遠變成今天這副模樣，和文學幾乎搭不上邊的呢。

今天我們讀劇本，多會把它們分成「可演的」與「可讀的」。通常的認識是，現在的戲劇已經經歷過了一場典範轉移，從「話劇」（drama）到「劇場」（theatre）再到「表演」（performance），作為一劇之本的文字劇本變得愈來愈不重要。而以往話劇裏的劇本也紛紛變成時興的「文本」，編劇一職現在常常叫做「文本創作」。在這過程裏，劇本也逐漸喪失可讀性，剩下指示演出狀態與記錄台詞的功能，此之謂可演性。

不過事實上，可演性與可讀性不必然對立，多了這樣就少了那樣。有些本地優秀的劇作家，像潘惠森，他們的作品實在可演可讀。另一個近期成功的例子是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樓︾，上台則每個演員都有戲可演，導演有顯工夫的餘地；下場則文字機智清脆，敘事緊湊引人追讀，確是成功的劇本。

我最喜歡的當代劇作家，卻還是討厭成功喜歡效果。死了好幾年的海勒．穆勒（Heiner Mu..ller）他認為劇本的成功要以和諧及滿足為目標，有效果的劇本卻是不斷的干擾與突兀的斷裂。這位前衛劇作家與羅伯．威爾遜（Robert Wilson）合作，語言在劇場上片斷遞出，靈光暴現，是當代「可演性」文本的典範。但是捧起來讀一樣好看，那些舞台指示性的話句一樣有魅力，能在人心裏造景。

讀穆勒給我的最大啟示（或者聯想），是反省到現代文學與閱讀這種行為的關係被鎖得太緊。從前人們與詩的關係不單是閱讀，還是朗誦吟唱與聆聽。同樣地，我們在劇場裏看演出也是一種遭遇文字的方法。你聽台詞一句句地響起沉落，看演員舉手投足，一樣是遭遇文學。以為文學就只得是「可讀的」，其實是限制了文學。出以文字，未必就只得受之以視讀。劇本之可演與可讀，反映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