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即便到了最後，現實和常識的必要

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許多人認為整個治港策略應該會逐漸貼向現實，慢慢回歸理性。這種猜想當然十分合理，因為如此震撼的選舉結果，將會徹底改變下一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極有可能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被動，無法如臂使指地決定未來香港的特首人選。再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間接危及香港獨立關稅區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中央政府以及涉港部門是否應該改弦易轍，換一套更加貼近香港主流民意，也更加顧及國際觀瞻的方略呢？然而，在過去一個多月裏面，大家並不容易看到這種改變的跡象；反而聽說香港應該效仿澳門，成功落實澳門版的一國兩制，將來最好能讓香港的小朋友都能常存心中一股暖流。為什麼？難道真的不怕局面繼續惡化，不用顧及香港主流社會的取態，更不用擔心香港經濟地位的改變對整個國家的衝擊嗎？怎麼可能這麼不現實呢？

換一個角度來想，區議會選舉的失利及其連帶後果，在中央政府而言可能是一次香港政權危機。也就是說，接下來在香港面對的主要問題再也不是金融中心能否存續，更不是什麼社會民心的向背，而是能不能保住香港的政權。當一件事情上升到「政權保衛戰」的高度，其他一切就都要讓路了。更何況現在整個國家進入了一種運動模式，我們一般人所謂的「現實」通常都會被運動自身的既定模式排除。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民間企業困難，照道理講，在出臺這種紓困策略之餘，也應該徹底停止過去幾年「國進民退」的步伐才對。可是最近一連串巨型企業創始人辭職退休的新聞，卻似乎給出了完全相反的信號。未來既然可能要面對和美國的全面競爭，那麼現在就應該在教育上面做好準備，以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去培育人才和發揚知識。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數一數二的名校紛紛改變校章，刪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強化黨的領導。稍知國史，就知道現實和常理在運動面前的無效。「大躍進」從一開始就不現實，但到底持續三年；「文革」動搖國本，後患無窮，它現實嗎？合理嗎？居然也要等到改革開放，現實才被重新發現。

這裏面有另一種邏輯，對現實自然也有跟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解讀。比如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我們很多常年觀察香港時政的朋友，其實都曉得她的缺點。這位以敢拼和高效著稱的行政人員，時常不顧一套政策帶來的政治後果。她在官場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壇中欠缺廣泛人脈，在特首選舉期間更是不孚民望。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審視，大概都會同意她並不是治理一座複雜城市的理想人選。今日局危若此，雖然出乎意料，但也並非無緣無本。那麼當初為什麼會選中她呢？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她所有的缺點原來都是優點。不顧後果地強推政策，說明她聽話，敢接死任務。在政壇和權貴階層的關係不好，則說明她沒有自己的派系，更不是某些商業集團的附庸。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歡心，這說明她只能向上效忠。類似案例，歷朝屢見，只是現代港人或許不熟這種用人的「學問」。

很多朋友批評我過去幾年在此寫的一堆東西太過悲觀，立場令人懷疑，尤其最近幾個月更好像是故意給熾熱的抗爭運動潑冷水。坦白講，我寫時事評論，從來沒想過責任是要替任何運動打氣。如果說我有任何立場，那就是堅持在政治上隨時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同時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識，即便是到了現實被政治邏輯碾壓，常識被政治立場裹挾的極端時刻。什麼叫公共理性上最基本的常識？且舉一個肯定讓很多黃絲不高興的例子，那就是近日大家高談的「黃色經濟圈」。出於政治取向，選擇某種消費模式，這一點我很明白。但是反過來破壞藍色商戶，在我看來就完全不能接受了。理由很簡單，如果有一個人發表任何我不同意的觀點，我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和他在言論的平臺上討論爭辯？我怎麼能夠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我不同，就跑去打砸他開的店鋪？如果黃絲可以容許這等「勇武」，那在道理上是否也能理解黃店被藍絲破壞？當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話在今天有多麼令人討厭。

當初開設這個專欄，並沒打算要寫這麼多時事評論，只是活在時勢當中，難免也有不得不發的感慨。回過頭看，無論是我原來想寫的那些雜碎，還是關於時事的討論，其實都沒有寫好，使我愧對董橋先生和黎智英先生當年慨請錯愛。從最初的「陀山鸚鵡」，到現在的「普通讀者」，我衷心感謝二位和《蘋果日報》諸位主事的容忍。我尤其對不住編輯，總是因為我的行程忙碌，在我不克交稿的時候焦頭爛額。故此我曾兩度辭筆，以免各位煩勞，如今獲准，但願對讀者也是一種釋放。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他們好像總能夠把傳統與現代結合得非常完美，渾然天成？而這一點恰恰是困擾了我們近百年的疑問：到底哪些東西值得珍惜？哪些東西又是應該拋棄？為什麼一座明明是用清水混凝土搭建的房子，也沒有任何傳統日本建築的構造，卻讓人一看就覺得它非常「日本」；而我們卻總是要花很大的力氣，用一些搶眼的裝飾細節，才能讓一座以現代工法製成的建築顯現出些許「中國風」？

當然盧峯這本書最別開生面的一點，是他把香港也寫進了這個宏大的文化變遷圖景。比如說，原來導致日本開國的的培里黑船艦隊，曾經在澳門和香港之間，計算哪一座港口才是他們往赴日本之前的最佳補給站。又比如曾在幕末和維新那個年代主導大局的一方雄藩薩摩，他們秘密派去歐洲取經的留學生團，第一次見識到「西方」魅力的地點，居然也是香港。這實在不能不讓人聯想，會不會香港也有自己一番「中西融合」的好故事？可惜我們所形成的東西，以及我們的故事，顯然不是整個中國都能共享，甚至都看得到的經歷。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傳統與現代如何並存這種問題的更佳案例，始終還是日本。

且拿德仁天皇的登基大典來講好了，在上午的「即位禮正殿之儀」裏頭，天皇跟皇后以及他們身邊一眾侍臣穿着的是日本平安王朝以來的古典服飾，但站在他們面前的首相卻是一身西式燕尾服。同一天晚上，宴請各國賓客的「饗宴之儀」，在以和食為主的菜單之外，還為每一位賓客送上一個小巧精緻的銀質糖果盒，裏面裝了非常傳統的日本金平糖；但他們卻用一個法文詞彙「Bonbonniere」來命名這個小盒子。其實將近一百年前，昭和天皇即位，當時在場的外國使節就已經感嘆，日本人似乎很擅長結合他們的傳統和西方移植進來的禮儀。比如說天皇巡行的儀仗隊伍，前面有日本神道教的神官舉幡，而後面的天皇卻坐在一輛西式的皇家馬車當中。仔細想想，這一切豈不都非常混搭，古往今來，不論東西，全都拼湊一塊，為什麼我們還會覺得它們很協調？

盧峯在這本書裏面還特別談到了谷崎潤一郎的名著《陰翳禮讚》，這本書以抨擊日本傳統美學文化在西潮的席捲下逐步淪喪著稱。可是「谷崎潤一郎不算是個全面反對西化的古老石山，對西方科技、文明帶來的好處與方便他會坦白承認，日常生活中也會邊心裏嘀咕邊用，有的如牙醫器械也禁不住認同人家的儀器較先進可靠」。所以問題始終是什麼東西應該保留下來，什麼東西又應該西化。谷崎潤一郎固然沒有列出一個明確的標準。看來就連以保守著稱，掌管日本皇室大小事務的「宮內廳」，也沒有一把尺子可以讓人精準判斷，為什麼送給外國客人的禮物是日本傳統糖果，而裝這些糖果的盒子卻要用上法文名詞。

日本近代思想史巨擘丸山真男曾經斷言，日本的傳統乃是一種「沒有結構的傳統」。它的特點是：「毋寧說正是因過去的東西未能被自覺的對象化，從而未能被現在『揚棄』，以致過去才從背後溜入現在之中，思想無法積累為傳統與『傳統』思想無關聯性地溜入近代實是一體的兩面」（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藍弘岳譯）。簡單點說，那就是日本人一直沒有辦法在思想的層面上，把他們以往所積累的一切，自覺地當成一套有原理，有層次，有結構的傳統。不像歐洲人，可能會把他們的過去當成是一種希臘文明與基督信仰交融形成的傳統。也不像中國人，能夠自覺地把自己的過去認識為一套儒家傳統。在歐洲人和中國人的例子裏頭，我們能夠找到一套所謂的主導思想源流，以之為座標，再把其他所有不符這道主幹的東西，當成是它的支脈、邊緣或者叛逆。於是當近代中國遭遇西方文化浪潮的衝擊時，中國士人就能很自覺地把這個局面，理解為儒家禮教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對決了。但是日本呢？由於他們一直沒有辦法在知識的層面上說出來自己到底有什麼樣的思想傳統，所以當他們跟我們一樣在面對西方現代性的時候，他們也就沒有辦法在反省認知的層面上形成類似的想法。沒錯，看起來很像中國人的「中體西用」，日本也有他們的「和魂洋才」；但這裏頭所說的「和魂」到底指的是什麼呢？除了少數哲學家之外，那是一套從來都沒有辦法說得清楚，也沒有辦法在整個社會當中形成共同觀念的東西。於是傳統與現代，日本與西方，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一場兩陣對決的局面。

丸山真男又說：「由於新的事物，或與本來異質的事物都在沒有與過去完全對決的情況下，就一一被攝取進來，導致新事物驚人地勝利過早，我們無法把過去視為過去，使之自覺地面對現在，而是將之推到一邊，或使之沉降到下面，從意識中消失」。由於沒有一種自覺的傳統在抵抗，所以任何外來的東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舉入侵。頂多就像谷崎潤一郎這樣，在感性的層面上對一些外來的事物發牢騷。可是，正因如此，許多過去的東西，才會忽然在毫無關聯的情況下又被「回憶」起來。例如今天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甚至琅琅上口的「佗寂」「物哀」等日本風味十足的美學範疇，都可以忽如其來地嫁接到一些非常西化非常現代的事物當中。為什麼日本能夠在明治維新之後，就在許多地方顯得非常現代，甚至超前；但另一方面卻又非常頑固地保留了很多傳統呢？因為少了一套非常自覺，在時間當中形成的傳統觀念之後，他們就能夠並置所有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把一切過去的事物和未來的事物，都看成是一種沒有時間背景，純粹在空間上被佈置於不同角落的東西而已。再簡單點說，日本常常讓我們艷羨的所謂「新舊融合」，其實只不過是西方與日本，傳統與現代中各種零件的混搭拼接罷了。就好比安倍晉三身上的燕尾服，以及德仁天皇的「黃櫨染御袍」，相安無事，共處一室。

當然，這都只是我的一點猜想。到底真相是否如此？盧峯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他完全盡到了一個深度旅人的責任，以其資深傳媒人的本色，不只走透了一般遊客不會去的地方，還要在文獻上重走一遍他曾經去過的地點，讓我們的提問多了好幾重時空交疊的廣度與深度。

梁文道：誤判了什麼？

為什麼建制派會在區議會選舉大敗？他們接下來會做什麼？中央政府對這件事情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在試着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先介紹一條朋友發來的短片。這條短片想要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豬肉價格會在近日瘋狂上揚，而它給出的答案竟然是美國在背後操縱，他們派出特工，潛伏中國境內，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買斷國內90%的豬肉，或者囤積，甚至銷毀，所以中國的豬肉價格才會一路上漲，民心動盪。然後這條短片還說：「從貿易戰事件，臺灣事件，香港暴亂，再到現在的豬肉事件，美國簡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打壓中國。美帝想要亡我中華，不擇手段，其心可誅」。看起來這像是一條笑話，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這條短片以及類似的消息，在大陸還真有不少人發在社交媒體的圈子裏，流傳甚廣。有人相信這種消息，並不是因為它能得到現實上的證據，而是因為它吻合本來就非常牢固的一套看待世界的方法。可能你會覺得這種講法荒謬絕倫，但是很不幸地，我懷疑它裏面那種思路，恰恰能夠用來解釋過去幾個月香港問題始終沒有辦法得到善解，以及建制派在區議會的選舉遭到毀滅性打擊的原因，說不定還預示了中央政府在短暫沉默之後的政策方向。

區議會選舉翌日，一位比較理性，也還比較看得通現實的建制派朋友告訴我，就在選舉當天下午傍晚，原來還有一些社團和同鄉會之類的機構大佬，額首稱慶，相互道賀，認定建制派勝券在握。可見建制派同溫層的威力，居然障人耳目至此。想當初，林鄭月娥政府之所以不顧一切，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就是憑着這種同溫層的保證，認定一切都不會有問題。幾個月之後，原來絲毫沒有寸進，不止在選舉之前讓警方強攻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刺激出不少純粹是對這些事情看不過眼的中老年首投族。到了選舉當天，依然還是不能準確掌握香港實際民情。

這種脫離現實的狀態，只不過是問題的一面而已。六月以來，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不單是運動者沒有大台組織，就連整個體制也都好像沒有大台似的，不管是軟招還是硬手，策略上幾乎沒有協調，節奏紊亂，好幾股力量各行其事，結果呈現出一種決策拖延的狀況，直到四中全會之後，方見稍微統一的思路。其實在整個中美貿易戰的過程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宣傳口徑上，才開足火力炮轟美帝沒多久，緊接着又讓中央電視臺播放包含中美友好訊息的電影。在談判過程當中，每見進展，幾乎快到達成協議的那一刻，往往卻要推倒重來。這除了是因為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反覆，我擔心可能也是因為整個決策的過程和模式出了問題。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強勢高層，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一切重大事項都要由他定調拍板。下面的管理人員，要不是沒有得到充分授權，就是雖然獲得部分授權，但卻不敢自作主張。偶爾當前方工作推進到一定程度，最後要讓最高層過目的那一刻，也就是很多事情要從頭開始的時候了，因為他們對之前下頭所做的一切都不太滿意。由於替他或他們工作的人都不太敢自作主張，甚至提出建議也要膽戰心驚，所以最高層一定要用很多時間和精力來消化相關信息，思考策略，作出決定。但問題是又有太多事情要等他們決策……。

當中樞運轉不夠及時，還來不及形成最終方向的時候，前方工作人員也就只能各自為政，暫時依照自己的慣性，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去局部回應問題了。更麻煩的是，由於太過害怕中樞，所以總是想着迎合上意，結果就會扭曲現實，把它修改成更符合整個體制固有邏輯，以及當前主導意識形態的模樣，形成交到上面的參考材料和報告。這就是國情下的寧左勿右，一層層的彙報，也就是真實逐漸加碼扭曲，少數異議被不斷排除，合乎政治風向的主流共識更加鞏固的過程。所以當中樞要拍板的時候，他們手上到底還能剩下多少消息是真實可靠？他們又還聽得見多少不同的意見？加上過去將近十年，越來越內向的香港建制派同溫層的形成（本地比較通情達理，也更加接地氣的老一代建制派也在這十年逐步退場或者邊緣化了），於是就有了眼前的完美風暴。

香港有很多人猜測，經歷這一次區議會選舉的震撼結果，說不定中央對港方針會有一個路線改變，甚至整個建制的洗牌。也許吧，但是我覺得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下面所有誤判的，都要替自己找到一些可以開脫責任的理由，而這些理由都很合乎既定的意識形態路線，以及永遠不會錯的基本框架和思維角度。比如說我們已經見到的，去懷疑負責選舉事務的公務員勾結反對派操縱選舉結果，所以接下來該做的，就是清理港英遺留下來的，人心還沒有回歸的公務員隊伍。更好的理由當然是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作惡，正好特朗普就在這時候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不只可以用來解說區選敗選的責任，還能間接證明美國人在香港果然有非常大的佈局。美國確實是想把香港當成一個對付中國的籌碼和槓桿，但是我們都曉得要不是香港本身先有問題，否則美國是找不到這個空隙，香港人也不會有機會招引美國入局的。可還是有人會有辦法，把事情解釋成是美國人先下手為強，讓本來不會遇到任何阻礙的《逃犯條例》修訂「政治化」，才有今天的結果。

簡單地講，就算誤判現實，也不表示原有的思路錯誤。它反而說明早被認定的對手，原來要比之前想的還厲害，居然在香港造成這麼大面積的洗腦，導致多數人站在錯誤的方向。可見不下更大的決心，不用更多的資源，是搞不定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