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梁文道:警民關係還回得去嗎?(香港危機解析之三)
前幾天我在機場低頭趕路,忽然聽見後頭傳來一陣口哨,調寄《有隻雀仔跌落水》,正是最近被人改來諷刺警察的那首兒歌。一抬頭就看到兩位警員正迎面走來,看來應該是我身後有人一見警察,就忍不住想要發洩。接下來我身旁竟然此起彼落地響起同一曲口哨,而那兩位警員只能面無表情,繼續前行。不曉得那兩名警察當時有何感想?我肯定這不是叫人愉快的經驗。他們只不過是在機場禁區內履行巡邏職務,正常不過,何必遭此奚落?
於是我想起幾個禮拜前,經過一個地鐵站,可能是剛剛有人聚集示威,所以有幾名配置防暴裝備的警察守在出入通道。當時有兩名少女路過,一邊走一邊盯着那一群警察。結果其中一位警察突然爆發,舉起警棍喝問那兩名少女:「你們看什麼看!走路就好好走!是不是有什麼企圖?」在場的市民全都嚇了一跳,不曉得這位警察為什麼要有這麼大的反應。人家就是瞧着你而已,即便態度不友善,你也實在沒有必要這樣子吧?
差不多兩個月前,我曾經在這裏寫過,香港警方跟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之間的互動,並且盡量嘗試從警察的角度,去觀察他們身處的環境,猜測他們已經進入一種「既然世界與我為敵,我也只好把全世界當成敵人」的惡性循環。「越是如此,他們越要彼此靠攏,把『警方士氣』當成唯一的救命索,形成一個非常內向的同心圈層。」(請參見〈撕裂2.0〉《蘋果日報》2019年8月4日)當時有人認為我太替警察着想,但也有一些人覺得這種角度必要。如今再看,我很懷疑香港到底還有多少人覺得應該同情地理解警方。根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前幾天發佈的民意調查,在過去三個月的運動當中,給警察表現打零分的市民比例,竟從6月中的22.5%,一路攀升到9月初的48.3%。相反的,給警察10分的市民比例輕微下跌,從6月中的12.4%,掉到9月頭的10.2%。也就是說,近半市民居然只給警察零分。 兩個月就這樣過去了,目前的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還在持續升溫。媒體報道,有少年被警方截查,只不過因為錢包裏面有三張八達通卡,就以涉嫌盜竊的罪名被捕。又有夜晚回家的街坊遇上警察封路,結果一群被堵在路上的憤怒街坊要求警察開路放行,沒想到有警員忽然叫罵「x你老母」,接下來更出示藍旗警告那些想回家的居民,說他們涉嫌非法集結。另一方面,則有越來越多的警員家屬被人人肉起底,難免網上欺凌。更有休班警員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暴力襲擊。
香港局面如此難受,難怪會有警員要專門開設微博,畢竟絕大部分內地人民都會支持香港警察「平暴制亂」,可以在微博上面替他們打氣。而士氣,正是香港警察目前最需要的補充劑。但我認為這種隔岸打氣,雖然對他們是種鼓勵,可是對於解決眼下問題恐怕沒有及時而實際的效果。道理很簡單,三萬香港警員到底是要服務香港市民。而任何紀律部隊的執法權威,都必須依賴當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你服務的對象裏面,幾乎每兩個人就有一個人只給你零分的時候,你的士氣又該從何而來?
紀律部隊的士氣當然重要,要執行艱困甚至兇險的任務,部隊團結,同袍互信,自不可少。然而,過於注重士氣的內向鞏固,很多時候也會產生副作用,容易引人誤入歧途,這一點是海內外很多研究警政和軍隊的學者都早就指出過的。例如當年美軍在越南便曾犯下不少違反軍紀的錯誤,但就是為了士氣和團結,部隊百般隱藏,文過飾非,終致更大禍事。另一種更常見的問題,則是整支部隊形成一個同溫層,失去了從外在角度去客觀評估自己的能力。 過去這三個月,我們看到的香港警方,似乎就成了一個既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自我反觀的機構。就連特區政府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為警方處理元朗事件的手法向市民道歉,警隊工會也能公開「嚴厲譴責」他,並且聲稱他若「能力不足」,就該「退位讓賢」(試想內地公安工會公開叫國務院總理下臺)。更何況一般記者和市民的質疑和批評?當然警方也曾在記者招待會上面表示,他們稱呼一些市民為「甲甴」,是「不理想、不禮貌」。可惜的是,這類言論仍然不絕於耳。近日,有示威者被警察虐待致死,然後遭到毀屍滅跡的傳聞甚囂塵上。這是非常嚴重的控訴,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時候,我覺得不能輕信。然而,全港市民在電視機前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一位身着黃衣的市民被警員拖到後巷毆打,警方高層卻說他們只看到警員踢的是一件「黃色物體」。假如這麼明顯而且人所共見的事情,都能被你這麼解釋過去,你又怎能澄清坊間一切謠傳呢?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香港現在面對的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死結,而警方和市民之間的關係,已經是這串死結當中最險要的一環。有人或許以為這時候應該先叫示威者退讓;但我還是要再重複一次,面對大批沒有大台的市民,具備組織能力的政府機器才是真正握有主動權的一方。警方眼下第一要務,恐怕真的不是再給自己打氣,而是設法修補警民關係,贏回全體市民信任。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建制的大台在哪裏?(香港危機解析之二)
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政治運動,至今已過百日。我們現在到底是快要走到終點,看到整件事情的收場?還是正在目睹一場更加漫長,更加龐大的變革的開端?不管這是結局還是序曲,就像上週我在這裏所說的,我始終相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等建制力量,才是整件事情當中的真正主導。他們的判斷,他們的作為,方是決定形勢走向的關鍵。那麼在過去一百天以來,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現在的情況到底是比一百天前更好?還是變得更加惡劣?仔細觀察,任何稍微客觀一點的人可能都會同意,整個建制力量在這場運動當中的表現簡直是充滿誤判,有太多彼此矛盾的作為,太多欠缺協調的行動,簡直讓人懷疑這像是一部沒有人駕駛的非智能汽車。
最近的例子是何君堯議員發動的「全港清潔日」,對於大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示威者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挑釁性質的動作。所以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先生最近接受採訪,便抨擊這是一個錯誤的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那邊正要仿效法國總統馬克龍,預備推動她的落區大計,試圖在社會中逐步形成一股和解對話的氣氛;何議員這頭居然就號召他的支持者,主動走進最容易引爆雙方衝突的場所,展示實力。何議員當然是建制派的闖將,但他這一回有沒有和本地建制派名義上的領袖行政長官溝通過呢?又或者在特區政府和何議員之上,還有沒有一個更高的協調機制跟決策單位?如果有的話,他們到底是打算要逐步軟化社會堅硬的對立氣氛?還是想進一步推高矛盾?
再往前推,林鄭月娥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之後,就立刻表示要對社會釋出善意。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合理預期,建制方面接下來大概會想盡辦法,擺出一副與人為善的姿態,好感化他們心目中「冥頑不靈」的年輕學子。可是非常奇怪,短短一個星期之內,我們就在新聞鏡頭前面看到一個年輕人只是站在馬路對面斥責警察,就被他們追上去一輪暴打的場面。乃至於那兩個星期每遇警方涉嫌過分執法的消息,網上就有人謔稱這叫做「釋出善意」。這到底是因為警方的行動當中有太多偶然和意外的因素,沒有辦法完全規整起來?還是警方和政府高層之間根本沒有同步當下行事的原則?又或者像一些論者所說的,警方早已不在特區政府的掌控之內,林鄭月娥已經完全被架空?
一直以來,我都相信林鄭月娥以其帶罪之身,遲早有一天會成為一位虛位特首(如果不是讓她儘快下臺平息風波的話)。同時我也相信之前由路透社流出的錄音在某程度上是她的真心話,身在重重節制之中,她能做的事情其實很少。所以現在香港各方建制力量的任何行動,可能都不需要跟她先打招呼,更加不用得到她的同意。但問題就在於她始終是香港名義上的領導人;並且就算空間很小,她也還是要繼續做一些事情來「止暴制亂」,例如眼下的對話大計。於是問題就變成,你繼續要用這個人在枱面上主持大局,但又不真的給她全權,還要讓所有人都覺得她命不久矣。那麼接下來她究竟還能做些什麼?再加上各方自行其是,給整個社會傳遞出自相矛盾的信號。於是由她所領導的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只會進一步下降,沒有多少人會認真看待她的任何行動,也沒有人會真的相信她的任何言語。在這個情況底下,她又該如何完成中央的託付?
究竟中央是想香港特區自己處理眼前的危機?還是想把主導權接到自己手上,乾脆自己站到前臺呢?從此前內地媒輿論場對於香港情況報導的節制可見,八月以前,中央確實是給了特區政府足夠的空間去自己解決問題。只惜特區政府確實無能,於是八月之後,中央以及內地各部門的無形之手就開始清晰可見。然而所有這些動作,看起來不只沒有和特區當局溝通,就連它們自身也都充滿了矛盾。最簡單的例子莫如所謂「福建幫」的現身,這是內地地方相關部門的策動?還是民間人士自告奮勇?自從「721元朗事件」之後,香港警方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民間對它失去信心,認為有一種警黑合作的現象。現在忽然來了一幫以「福建幫」為主的內地人士,挺身而出,說要幫警方「平暴」。到底香港是由誰在執法?這麼做到底是幫了警察,還是害了警察?
另一個例子是內地民航部門對國泰航空的步步緊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之所以開始得到國際關注,就是因為各國商界對香港營商環境變化的憂慮。正當中美貿易戰戰火持續,美國國會要嚴肅審議香港問題的節骨眼上,西方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都在擔心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以及中國企業背後是不是都有一支政府的巨手。你忽然要求國泰航空處理它犯了「政治錯誤」的員工,這到底是想要淡化猜疑,還是想製造新的焦點?而且還要知道,就算你再不喜歡也好,那些員工犯了再嚴重的政治錯誤也好,按照香港現行法律,他們的個人政治表態應該是要得到保護的。結果國泰航空迫於壓力的作為,不只讓它成了國際商業新聞的頭條,在西方國家響起警號;更讓很多香港人感到,他們對逃犯條例修訂背後的深層心理疑懼果然是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內地各個部門和各方力量都在試圖從自己的角度出手「幫忙」,但他們似乎只是遵循一套固有的政治邏輯和意識形態慣性,既沒有搞清楚香港局面的真相,行動之前也沒有長遠和宏觀的效應考慮,並且缺乏彼此之間,以及和香港當局的協調。真沒想到面對這麼重大的危機,原來不只民間反抗運動沒有大台,而且就連建制力量也好像沒有大台。
最近的例子是何君堯議員發動的「全港清潔日」,對於大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示威者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挑釁性質的動作。所以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先生最近接受採訪,便抨擊這是一個錯誤的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那邊正要仿效法國總統馬克龍,預備推動她的落區大計,試圖在社會中逐步形成一股和解對話的氣氛;何議員這頭居然就號召他的支持者,主動走進最容易引爆雙方衝突的場所,展示實力。何議員當然是建制派的闖將,但他這一回有沒有和本地建制派名義上的領袖行政長官溝通過呢?又或者在特區政府和何議員之上,還有沒有一個更高的協調機制跟決策單位?如果有的話,他們到底是打算要逐步軟化社會堅硬的對立氣氛?還是想進一步推高矛盾?
再往前推,林鄭月娥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之後,就立刻表示要對社會釋出善意。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合理預期,建制方面接下來大概會想盡辦法,擺出一副與人為善的姿態,好感化他們心目中「冥頑不靈」的年輕學子。可是非常奇怪,短短一個星期之內,我們就在新聞鏡頭前面看到一個年輕人只是站在馬路對面斥責警察,就被他們追上去一輪暴打的場面。乃至於那兩個星期每遇警方涉嫌過分執法的消息,網上就有人謔稱這叫做「釋出善意」。這到底是因為警方的行動當中有太多偶然和意外的因素,沒有辦法完全規整起來?還是警方和政府高層之間根本沒有同步當下行事的原則?又或者像一些論者所說的,警方早已不在特區政府的掌控之內,林鄭月娥已經完全被架空?
一直以來,我都相信林鄭月娥以其帶罪之身,遲早有一天會成為一位虛位特首(如果不是讓她儘快下臺平息風波的話)。同時我也相信之前由路透社流出的錄音在某程度上是她的真心話,身在重重節制之中,她能做的事情其實很少。所以現在香港各方建制力量的任何行動,可能都不需要跟她先打招呼,更加不用得到她的同意。但問題就在於她始終是香港名義上的領導人;並且就算空間很小,她也還是要繼續做一些事情來「止暴制亂」,例如眼下的對話大計。於是問題就變成,你繼續要用這個人在枱面上主持大局,但又不真的給她全權,還要讓所有人都覺得她命不久矣。那麼接下來她究竟還能做些什麼?再加上各方自行其是,給整個社會傳遞出自相矛盾的信號。於是由她所領導的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只會進一步下降,沒有多少人會認真看待她的任何行動,也沒有人會真的相信她的任何言語。在這個情況底下,她又該如何完成中央的託付?
究竟中央是想香港特區自己處理眼前的危機?還是想把主導權接到自己手上,乾脆自己站到前臺呢?從此前內地媒輿論場對於香港情況報導的節制可見,八月以前,中央確實是給了特區政府足夠的空間去自己解決問題。只惜特區政府確實無能,於是八月之後,中央以及內地各部門的無形之手就開始清晰可見。然而所有這些動作,看起來不只沒有和特區當局溝通,就連它們自身也都充滿了矛盾。最簡單的例子莫如所謂「福建幫」的現身,這是內地地方相關部門的策動?還是民間人士自告奮勇?自從「721元朗事件」之後,香港警方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民間對它失去信心,認為有一種警黑合作的現象。現在忽然來了一幫以「福建幫」為主的內地人士,挺身而出,說要幫警方「平暴」。到底香港是由誰在執法?這麼做到底是幫了警察,還是害了警察?
另一個例子是內地民航部門對國泰航空的步步緊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之所以開始得到國際關注,就是因為各國商界對香港營商環境變化的憂慮。正當中美貿易戰戰火持續,美國國會要嚴肅審議香港問題的節骨眼上,西方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都在擔心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以及中國企業背後是不是都有一支政府的巨手。你忽然要求國泰航空處理它犯了「政治錯誤」的員工,這到底是想要淡化猜疑,還是想製造新的焦點?而且還要知道,就算你再不喜歡也好,那些員工犯了再嚴重的政治錯誤也好,按照香港現行法律,他們的個人政治表態應該是要得到保護的。結果國泰航空迫於壓力的作為,不只讓它成了國際商業新聞的頭條,在西方國家響起警號;更讓很多香港人感到,他們對逃犯條例修訂背後的深層心理疑懼果然是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內地各個部門和各方力量都在試圖從自己的角度出手「幫忙」,但他們似乎只是遵循一套固有的政治邏輯和意識形態慣性,既沒有搞清楚香港局面的真相,行動之前也沒有長遠和宏觀的效應考慮,並且缺乏彼此之間,以及和香港當局的協調。真沒想到面對這麼重大的危機,原來不只民間反抗運動沒有大台,而且就連建制力量也好像沒有大台。
2019年9月15日星期日
梁文道:「好打得」對話?(香港危機解析之一)
儘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但是或許會令一些人感意外,為了這條條例而引起的龐大社會運動,卻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因此可以發現,這場運動的性質其實已經跟三個月前剛剛爆發的時候有很大的不同了。同時還能肯定,這場運動越是拖下去,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回應越是不能及時到位,它就會變得更加複雜,更難平息。該怎麼樣理解這場運動?它又將把香港和整個中國引向何方?恐怕不是區區兩千多字的篇幅說得清楚。所以不妨先讓我們想像,對於香港甚至中央政府而言,或能暫時止血的最佳方法。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兩個前提。第一,在整件事情上真正握有主動權的,其實是包括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內的建制力量,而不是看起來聲勢浩大,創意層出不窮的民間運動。理由很簡單,因為建制這回面對的是一次沒有明確領導,也沒有大台組織的全新模式的運動。這種運動很容易自我催生各種向前推進的辦法;但要說到跟政府談判,往後退讓,這種協調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不論建制力量有多不情願,事實上整件事情已經充分國際化了。儘管拿三十年前的北京和現在的香港來比較並不恰當,但我們仍然可以說,如果事情的結局就和當年一樣,中央面對的局勢絕對要比三十年前險惡。因為對於西方社會而言,當年他們仍然相信透過不斷的交往(尤其是經貿往來),可以逐步改變中國。但現在他們只會把香港事態的演變,當成是阻止中國這個龐大異己強權稱雄世界的機會。假如香港遭到強力鎮壓,中國這一次所面對的圍堵絕對要比之前猛烈堅決。所以就像我之前曾經在此說過的,不論是啟用駐港解放軍部隊,還是安排駐紮在深圳的武警入城,甚至由香港特區政府自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全都無異於「攬炒」,是種一舉摧毀香港這個國際都市,同時深度破壞整個國家新冷戰佈局的自殘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想,下一步只能由建制勢力繼續出招,而且不是所謂的硬手。既然連撤回條例也都失效,那麼再來是不是應該像很多論者所言,乾脆順應民情,由政府推出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老實說,時至今日,我已經很懷疑這個做法還有沒有用了。雖然有這麼多人提議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好像它是一個萬能藥箱,只要有它就藥到病除似的。但是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如何構成?派什麼人選加入才能讓所有人接受?它調查的範圍該有多大?調查的方向和重點又是什麼?對於示威者而言,這個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對象當然是警方;對於建制派而言,這個調查委員會則當然要以示威的由頭和背後的組織為目標。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只要政府宣佈成立調查委員會,這種往昔常被用來擺平爭論,拖延問題的妙方,它本身就會成為下一輪爭議甚至運動的焦點。更別說遲遲不願推出獨立調查委員會背後的難言之隱。
何以致此?那當然是因為政府的認受度太低。從8月31號太子地鐵站到底有沒有人死亡這一件事的爭論就能看到,香港社會對建制的不信任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可以大膽的說,今天的特區政府就像一個借了大量高利貸的債仔,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事倍功半。回到三個月前,整場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曾經提過林鄭月娥接下來幾年可能會變成一個虛位特首。說她只佔虛位,那是因為整件事情已經充分表現出她低得出奇的政治智商,中央政府只要稍微明智,就不可能再信任她的管治和判斷。更重要的,是她的決斷不只拖累整個香港建制派,還替中央帶來了嚴重後果,既為美國在貿易戰上送出一張trump card,又間接助選蔡英文,犯下這麼驚人的政治錯誤,怎麼可能沒有後果?但是我當時仍然相信她會留任,是因為我覺得中央不可能再次中途撤換特首,損耗權威。然而過了這三個月之後,我卻覺得接受她的主動辭職,恐怕才是中央政府擺平眼下局勢的最佳辦法,甚至要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容易。
為什麼中央政府兩年前會選擇林鄭月娥?那當然是因為聽信了某些人的推薦,相信她是一個能吏,她不是有個很有名的綽號,叫做「好打得」嗎?但熟悉香港政壇情況的人都曉得,這個綽號其實來自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當年的一句戲謔,原意是嘲諷她可以不顧一切推進政令的作風。簡單回顧她的從政生涯,不管是接近二十年前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的「一筆過撥款」,還是後來擔任發展局局長時的推倒天星碼頭、市區重建,以及新界丁屋僭建事件,都能讓人見識到她的硬朗作風。沒錯,除了僭建問題無疾而終,這些任務她多半都能順利完成,但也幾乎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幹完之後而不帶政治後果和社會效應的(「一筆過撥款」直到今日,還是社會福利界許多員工的心結所在)。她就像是一具火力威猛的槍械,殺傷力非常大,但是後座力也一樣驚人。只不過以前她不是整個政府的老闆,於是幹什麼事情都可以一往無前地勇敢衝鋒,然後讓包括其他部門在內的整個政府去替她消化負面效應(當年她處理市區重建結下了那麼多的樑子,好在那個時候曾蔭權班子是回歸以來最能和整個社會打交道的政府)。現在她自己主事,硬幹的後果就是眼下結局,幾乎拖垮整個政府,北京則成了承擔林氏效應的最終對象。
以其風格而言,最擅長做的可能就是讓三萬警力繼續「止暴制亂」,讓社會發生更多衝突和爭論。但要說到對話與和解,那恐怕還真不是她的強項。凡是見識過她怎麼和人「對話」的,大概都還記得她是如何在會上不斷照本宣科,走的時候連對方提出的建議書都丟在座位上面,這種乾脆連戲都不演的作風。至於邀人和解,我就不能不想起她兩年前組織班底,竟然可以出現見完面之後,讓本來有意加入政府的人才都大打退堂鼓的情況。想要順利解決當前危機,本來就要有一個政治智慧出眾,懂得裝模作樣的政治動物,但很可惜,導致今日局面的林鄭月娥實在不具備這種本領。可以大意公佈青年不是「社會持份者」, 在半公開聚會當中擔心自己現在沒有辦法逛商場,我怕她只能延續危機。
2019年9月1日星期日
梁文道:所謂「攬炒」
直到這一刻為止,無論民間,還是部分建制派人士,都還有很多人按照一種不加思索的習慣,形容香港示威人士上街,是為了要表達某種「訴求」。但請回頭看看,打從6月9號第一次百萬人遊行開始,一些學者的調查就已經顯示,很多人之所以站出來,根本就不是想要表達什麼訴求。恰恰相反,他們似乎認定無論是什麼訴求,政府也不可能答應。為什麼明知道政府不會有任何讓步,他們還要耗費時間和精力,甚至冒着犯法的危險走上街頭呢?雖然6月14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好像給了大家一點點期望,以為這個政府說不定還能聽見一點點反對的意見,於是有了後來「五大訴求」的說法。但是我們始終不應該忘記,在這一次延續了好幾個月的運動裏面,出現了一種香港以前非常罕見的民間情緒。不是為了讓政府答應什麼,卻是最單純的抗議,一種夾雜着憤怒、絕望,甚至自我犧牲的情緒。它並不期待什麼更美好的未來,反而預知毀滅。最能體現這種情緒的,大概就是目前示威者當中仍然算是少數派的人所主張的「攬炒」了。
什麼叫做「攬炒」?那當然就是玉石俱焚的意思。懷抱這種主張的人,相信曾經在香港備受珍視的核心價值即將消亡,而香港一切最重要的社會體制也快要傾覆。既然這是不可避免的終局,那麼在臨死這一刻,他們至少也要讓中央政府甚至整個國家陪着沉淪,因為他們認定中央政府就是造成香港今天這個局面的元凶。先不必討論這種想法是否合理,也可以暫時不用去管這種想法在香港民間究竟有多大市場;我真正關心的,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這種表面上聽起來難如登天的事情,只要我們大家看看眼下的現實情況,就會驚訝地發現,它居然出奇的容易。首先就像我之前在此說過的,香港對整個國家的價值,就在於它那非常獨特,幾乎不可替代的國際地位。所以,只要能讓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個發達國家不再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並且以香港問題為由抵制中國,再加上對臺灣問題的影響等一系列連鎖反應,這種自殺式攻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各界似乎一致認同,要達到這個結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誘使駐港解放軍部隊出動,又或者逼得正在深圳佈防的武警過河入城(當然,現在還得加上林鄭月娥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使香港進入正常法制被懸置的狀態)。以最近警方越來越失控的表現,以及部份信奉「攬炒」的勇武派不斷升級的野貓戰術來看,我可以悲觀地說,再這麼下去,要出人命恐怕是遲早的事。而不論是哪一方有人遭遇不幸,「攬炒」的結局恐怕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點燃了。
在我看來,這就是香港這個夏天以來一切事件當中最奇特的一點。那就是所有最理想,最能緩和局勢,最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全都變得異常困難。與此相反,最糟糕,最能惡化局勢,最容易導致災難爆發的事情,反而變得特別容易。換句話說,最不符合香港多數人利益,最能傷害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但卻又只有少數人才真正渴盼的局面,反而是如今最有可能實現的。我們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呢?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留意,「攬炒」派可能還不限於大家所知的枱面上香港這少數人。不管是在北京、香港,還是國外,都可能有些力量正想改變中國的現況,又或者只是試圖趁亂保存既得權益。對於這類人來講,「攬炒」並不是件壞事。
什麼叫做「攬炒」?那當然就是玉石俱焚的意思。懷抱這種主張的人,相信曾經在香港備受珍視的核心價值即將消亡,而香港一切最重要的社會體制也快要傾覆。既然這是不可避免的終局,那麼在臨死這一刻,他們至少也要讓中央政府甚至整個國家陪着沉淪,因為他們認定中央政府就是造成香港今天這個局面的元凶。先不必討論這種想法是否合理,也可以暫時不用去管這種想法在香港民間究竟有多大市場;我真正關心的,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這種表面上聽起來難如登天的事情,只要我們大家看看眼下的現實情況,就會驚訝地發現,它居然出奇的容易。首先就像我之前在此說過的,香港對整個國家的價值,就在於它那非常獨特,幾乎不可替代的國際地位。所以,只要能讓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個發達國家不再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並且以香港問題為由抵制中國,再加上對臺灣問題的影響等一系列連鎖反應,這種自殺式攻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各界似乎一致認同,要達到這個結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誘使駐港解放軍部隊出動,又或者逼得正在深圳佈防的武警過河入城(當然,現在還得加上林鄭月娥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使香港進入正常法制被懸置的狀態)。以最近警方越來越失控的表現,以及部份信奉「攬炒」的勇武派不斷升級的野貓戰術來看,我可以悲觀地說,再這麼下去,要出人命恐怕是遲早的事。而不論是哪一方有人遭遇不幸,「攬炒」的結局恐怕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點燃了。
在我看來,這就是香港這個夏天以來一切事件當中最奇特的一點。那就是所有最理想,最能緩和局勢,最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全都變得異常困難。與此相反,最糟糕,最能惡化局勢,最容易導致災難爆發的事情,反而變得特別容易。換句話說,最不符合香港多數人利益,最能傷害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但卻又只有少數人才真正渴盼的局面,反而是如今最有可能實現的。我們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呢?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留意,「攬炒」派可能還不限於大家所知的枱面上香港這少數人。不管是在北京、香港,還是國外,都可能有些力量正想改變中國的現況,又或者只是試圖趁亂保存既得權益。對於這類人來講,「攬炒」並不是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