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721事變的效應

7月21號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理想的劇本應該是這樣的：示威人士應該非常不滿遊行終點只在灣仔，他們一定會不理警方警告，繼續向前推進，他們最遠可以到達什麼地方？遠處又還有什麼目標？那當然就是中聯辦大樓。順帶一提，就連劉兆佳教授都注意到了，對建制派而言，當晚警方最失職的地方，可能還不是元朗血案的爆發，而是往昔示威者絕難親近的中聯辦，居然神奇地沒有警力佈防。於是示威人群順利抵達中聯辦大門口，部分情緒失控的群眾犯下大錯，汙損國家最神聖的象徵，甚至還在大樓外牆上噴上「支那」等最辱華的字眼。

本來到了這個地步，接下來只要按照一套從五年前開始生效的老敍述走就夠了，將整場運動定性為港獨勾結反華勢力，妄圖挑戰國家主權。然後藉着經過高度過濾和充分操控的媒體環境，在大陸發起一場全民針對香港的言論攻勢，由此站穩道德制高點。回過頭來，再在香港以「國家主權不容挑戰」大旗掃蕩所有反對力量，先是拿掉所有參與其中的政治人物（以及DQ未來的新生代），然後壓制一切孕育整場運動的基礎元素（比如說找一個罪名去關閉「連登網」），跟着順勢推出更新版本的國民教育，乃至於23條立法。

然而同一時段，竟然發生了搞壞整盤棋的元朗恐怖襲擊（按照國際通用標準，這當然是場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對比灣仔金鐘銅鑼灣等遊行重地。7月22日元朗街頭水靜鵝飛，所有店鋪齊齊關閉，更是真正恐怖襲擊之後的典型景象）。數百名形似黑社會的白衣暴徒，使用武器無差別毆打元朗港鐵站的市民，不管那是從遊行現場返回的示威人群，還是在外用膳歸來的一家老小，更不管那是孕婦還是幼童。平常真能像速龍一樣行動的警隊，這晚姍姍來遲，卻又走得太早，正好讓暴徒拉起鐵閘發動第二次襲擊；能在地鐵站地毯式搜索乘客行裝的警察，當天則目送暴徒回村休息；連面對記者都要用粗口問候人家母親的警方，碰到暴徒就搭晒膊頭，客客氣氣地心領人家的幫忙。早有涉嫌恐嚇競選對手前科的何君堯議員，更在路上大搖大擺地和白衣暴徒握手致意，宣佈他們是他的英雄。

無論起因，這起事件都全方位地呼應了香港反建制力量多年來一套主流敍述：建制力量的基礎是一群沒有知識，沒有教養，狂暴野蠻的鄉民草根。其中還包括一些黑社會，他們並不真正關心政治，只是為錢辦事。而警察不止自己其身不正，更明目張膽地勾結了他們最應該對付的黑色勢力。至於民間綽號「西環契仔」的何君堯議員，他的表現則「證明」了中聯辦在這件事情上的角色，以及「串通鄉紳黑」的一貫傳言。

也就是說，7月21號這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分別餵養了這兩套關於香港政治衝突的平行敍述，提供了它們分別需要的養分。中聯辦大樓外的事情，可以給建制力量加緊壓制的藉口；元朗事件，則為民間反建制力量提供升溫續航的動力。這是兩套老死不相往來的敍述，各有各的聽眾，各有各的市場，絕無任何交集。從過去五年建制派大獲全勝的表面來看，似乎說明前一套敍述果效，其背後力量也更加強大。即便如此，今天香港依然陷入空前危機，可見這一套敍述不能治本。非但如此，經過兩個月來一連串事態的演變，現在就連淺藍和溫和建制力量也都發生動搖，紛向第二套敍述傾斜。為什麼？除了很多專家論者已經提出的見解之外，我以為這裏其實還包含另一個看起來不是那麼要緊，實際影響卻非常大的元素。

從北京到香港，建制力量一直憑着他們「代表十四億中國人的心聲」的那一套敍述，以國家機器之力形塑香港局勢，自以為無往而不利，從來沒有想過要對應反建制力量那一套敍述，於是就連最表面最基本的問題都不顧了。簡單而粗暴地講，這就是形象和民心的問題。前年特首選舉，曾俊華先生的例子沒能讓他們反思，香港人是多麼容易被一套體面的形象打動，反而繼續讓何君堯議員之流的人物做他們的臉孔，不顧格調。人家的前鋒是大學生，你就甚至違背習主席在全國大力推動「掃黑除惡」運動的「初心」，起用一群黑社會當黨衛軍。人家示威集會，每一次都有人自動自發清潔善後；你組織大型活動，事後總是一片狼藉，就連國旗都能當做垃圾扔在地上（難怪後來要聘請清潔公司代辦）。人家遊行，是在互聯網上自主串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你要反制，就用大巴載來一群群對記者坦白自己從深圳下來，連「支持湯家驊」的標語都寫成「支持孫家驊」的大媽。人家「勾結」外國勢力，懂得用多國語文在世界各地登報；你證明別人勾結外國勢力，卻能鬧出「愛港行動」陳淨心拿着荷里活影星麥迪文（Matt Damon）在電影《Bourne Identity》的劇照，說他是潛伏香港的美國中情局幹員的笑話。 這兩套敍述，在這個意義上講，這根本是兩種香港人自我形象的分別。平心而論，對下一代的年輕人而言，哪一邊才是更具「正能量」的榜樣呢？在一般受過點教育的香港中產階級看來，所謂的「愛國愛港力量」竟然成了恥與為伍的團夥，這難道不值得建制力量深刻自省？

那麼到底7月21號為什麼會同時發生了這兩件事？既然有了西環的事情可以滿足既定劇本，又何必在元朗節外生枝？假如真如很多人所推想，這不是意外，而是彼此相關。我唯一能猜得到的原因，那大概是自從612之後，大陸有多方人員來港收集訊息，其範圍和深度皆多年未見。圈內人都曉得，這一次的檢討對象可還不單是犯下嚴重政治錯誤的林鄭月娥及其班子，更包括整套主持治港方略的原有系統。為了不至淪為「虛位特首」也好，又或者不想整條路線被上頭徹底整肅也好，於是有人獻計，一方面要用西環事件拔升整件事情的定性，另一方面則以元朗事件製造出兩派市民互毆（結果成了單方面暴打，倒是意外），而警方無力馳援的局面，好創造中央不得不出動解放軍，徹底改變這一連串事件的性質，然後保住自己的機會。當然事情如果真到這個地步，這座國際金融中心，這面新冷戰中國最後窗口的地位，也就不復存在了。但對某些人而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綁架中央，犧牲國家，恐怕不是問題。看何君堯議員元朗事件後不尋常地高調，警方工會近乎造反的表態，可知山雨欲來，中央豈能視若無睹？

梁文道：外國勢力包圍下的特區

香港出了這麼大的問題，本地建制派除了找出通識教育當替罪羊之外，自然也不能錯過萬試萬靈的「外國勢力」。比如說，建制派名人高志森導演就認為，網民在短短幾天之內就能夠完成從籌款、聯繫一直到設計海報等繁瑣工序，在全球二十餘家報刊成功刊登廣告，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其背後一定存在「有組織勢力」。他還拿《南德意志報》為例，質疑這麼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報紙，普通網民怎麼可能想到要找他們登廣告？他的講法不止代表了本地建制派的水平，更凸顯出他們距離香港實況有多遠。首先，《南德意志報》乃是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也幾乎是整個德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怎麼可能有人說它「名不見經傳」。更重要的，是他好像完全不能理解今日網絡社會自我組織和分工的複雜及高效，恍如活在昔日。

當然我也犯了錯誤。兩個多月前，當我第一次在這裏談到逃犯條例修訂問題的時候，我曾經預言：「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見〈這又是一場鬥爭〉5月19日）。當時我沒有想到，特區政府真會放棄這件可以在政治上領功的任務；更沒有想到，原來中央政府並不只是講政治，而且還會關注最實際的國際環境對香港問題的影響。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已經習慣以內地的維穩邏輯來看香港的政局發展，並且屢試不爽。你瞧，每次只要有人使用「有組織的外國勢力」來解釋大陸以及香港的種種矛盾，結果就一定是上升到關乎生死的政權保衛戰，必定會替對手惹來強力的鎮壓和收縮，然後體制一方則平安無事，好官我自為之。佔中的收場，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算特區政府帶上本地建制力量一起捅出了這麼大的破洞，他們也一定可以合理預期，「不是我辦事不力；而是外國勢力太猖獗，詭計多端，防不勝防」，肯定是個向上交代的最好理由。接下來除了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恐怕還能獲得更多資源去應付下一場硬仗。

然而就像上周我所說的，過去幾年在上頭投注了這麼多的力量和資源，建制派幾乎已經掌握香港大局，「大獲全勝」之後。如果還要抱怨外國勢力搞砸香港，這難道不是自己太沒出息？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真能成功策劃200萬人上街，為什麼建制派又不能動員300萬人出來反制呢？對方只靠一家《蘋果日報》就能成功「抹黑」〈逃犯條例〉，那你能掌握的那些媒體又在幹什麼呢？可見「外國勢力」這句萬能key原來也有失效的一天。

不過話說回來，我也要再次強調，大家千萬不能以為「外國勢力」只是建制派拿來自欺欺人的藉口。事實上，在中央政府眼中，「外國勢力」一直都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威脅；而身為國際都會的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則是這種威脅能夠撬動中國全局的支點。所以問題就變成了香港這扇門窗到底該開多大，甚至還該不該再開。雖然就連內地的財經專家都會指出香港的特殊地位對全國發展的重要，而且在大灣區計畫的佈局之內，也仍然預設了香港這種特殊地位的持續。可我一直還是以為，在必要的時候，中央會不惜關掉這扇門戶，不只讓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甚至廢棄港元。理由是我以為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自信到了這樣一個地步，資金和技術的出入可以不靠香港；而且政治安全至上，經濟擺在一旁。且看無論是佔中運動期間，還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失敗之後，大陸所有輿論都還是「香港早已失色」和「香港的繁榮全靠國家」這一套，更極端的還有「放棄一國兩制，直接管制香港」。如果我們把這些言論當成信號，又怎能不相信中央不怕外國拿香港當籌碼呢？

沒想到經此一役，事實反而證明在新冷戰格局底下，中央還真的不能不關注香港的國際地位問題，也真的不能不理會西方和日本等國家在香港的利益考慮。所以香港這座特別的中國城市到底應該如何管治呢？一方面要考慮到它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像大陸其他地方一樣徹底隔在牆內；另一方面又不能容許它成為外國勢力介入的門戶，使之成為威脅政權和領土安全的漏洞。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這應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還能把這組龐大而複雜的問題，縮窄到應該由誰來領導香港這一點。兩年前特首換班，新冷戰形成之勢已然相當清楚，當時其中一位參選人是曾俊華先生。我不敢說他有多宏大的國際視野，但主持過世貿部長級會議，而且長期在國際財經會議上頭代表香港露臉的他，至少還是個「人地知佢乜水」的人物；然而北京卻選擇了林鄭月娥，大概是認為她比較忠心，而且能力高強，執行任務勤奮過人。但在〈逃犯條例〉一役，她不止暴露了對國際政治局勢的無感無知，還把對着底下官員和香港市民的傲慢態度，一路延伸到外國領事以及商會身上。你說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答案肯定是有的。否則我很難想像單憑市民反對，中央就會下令特區暫緩腳步。但問題是誰主動創造條件，給了他們這種機會呢？林鄭月娥這種人真能管好香港這座國際城市？處理好這麼巧妙而脆弱的平衡狀態嗎？未來一兩年，隨着美國《香港關係法》修訂在即，林鄭月娥可以代表香港去遊說美國政壇，要他們放過香港一馬嗎？我甚至懷疑以今日局勢之緊張，她連進不進得去美國，都可能是個問題。同時我們還要關注，香港各個駐外辦事處在一段時間以來，早已主動甩脫外交職責，其人員淪為官場閒職，將來他們又要如何協助香港乃至於整個國家去面對國際封鎖的危機呢？如果北京今天要深入檢討香港情況，也許可以從這一點入手，重新看看整個系統是怎樣把香港這艘船駛到了接近擱淺的地帶？

梁文道：建制同溫層大獲全勝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四位市民為此喪命，立法會史上第一次被人強行攻佔，曾經偏向保守的基督教宗派站出來在示威人牆面前集會唱詩，曾經老死不相往來的本土右派和左膠變成了共同登山的兄弟；各階層、世代和行業的人都發動了起來（其中還包括一個『香港廚師聯盟』），分別舉行一次五十多萬人，一次一百多萬人，還有一次兩百萬人的大遊行之後；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教授，以及前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找到了一個共同答案：原來是我們的通識教育出了問題。

我寧願這是他們在沒話好說的時候，拿出來胡亂搪塞的說詞，也不願相信這就是主導這座城市的建制派的真正水平。否則以這種識見，同一幫人馬以同一種邏輯繼續掌控大局下去，香港就真是要車毀人亡了。事實上，與其說是通識教育造成了香港今天這個局面；倒不如大膽地說，恰恰是他們這種說法背後那一整套思維，才是使得香港鬧到今天這步田地的真正原因。首先，通識教育到底是不是導致香港青年政治激進的元凶，這是一些學者專門做過研究的課題，難道他們在下這麼強烈的判斷之前，沒有先去做過一些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嗎？這說明了他們根本不注重學者和知識界的工作（除非那些學者說了些讓他們聽得順耳的話），也沒有嘗試用最客觀最全面的眼光去虛心認知這個複雜的社會。在政府那邊，本來有過一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點作用的中央政策組；可惜的是，現在這個機構基本上處於一個半荒廢的狀態，甚至淪為一個權貴二代的俱樂部。

這麼多年以來，他們到底是用什麼辦法去了解民情的呢？是政府高官出來主導的所謂「真情對話」嗎？就拿林鄭月娥本人當例子吧，鍾耀華先生說的對，從喜帖街重建開始，到天星碼頭事件，再到佔中期間，幾乎每一次所謂的對話都是聽她像錄音機一樣宣示既定立場，對方說的話她基本不回答，對方呈交的文件和報告她甚至根本不帶走。這種對話到底是出來表演你對過話了，還是真正想要了解和你意見不同的人在想什麼呢？

那麼是香港慣用的諮詢機制嗎？這套系統早在港英年代後期就已經被人批評失效過時，但現在就連這套其實已經不是那麼有用的機制都還要遭到進一步的擠壓。在近年各種各樣的政策諮詢當中，我們總是看到政府早在諮詢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套相當明朗而堅定的立場，然後再透過建制派的勢力發動友好組織去提交大量支持政府的意見。這還算是真正的諮詢嗎？他們把諮詢當成了一種政治鬥爭，把所有跟自己不同的立場都看成敵人，所以只想要在這套諮詢遊戲之內鬥大聲壓倒對方，而不是去真正理解對方的憂慮。到了後來，甚至乾脆縮短諮詢期，連做戲的工夫都省下了。

沿襲港英年代的做法，特區政府現在也有大量的法定公務機關和諮詢架構，委任不少社會精英以及各種領域的持份人代表。這本來是殖民地政府吸納社會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工具，離真正的民主遠甚。現在則更退一步，為了保證他們所理解的行政主導，並且延續那種政治鬥爭思維，幾乎所有容易跟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都進不去，裏面塞滿了一堆政治上過關的自己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我以前所形容的「不是因為你是精英，所以我才吸納你；而是因為我吸納了你，所以你就變成了精英」的局面。 於是這一堆組織和機構陸續都變成了政府的圖章機器，既不能讓政府準確掌握情況，也不能獲得市民的信任。目前備受關注的「監警會」，就是一個最現成的例子。

好吧，香港是還有兩級議會的存在。但這就更加是一個嚴酷的政治戰場了，建制力量必以徹底鬥倒反對派為要，務求對手不存容身之地。立法會的本來設計就已經相當有利於政府的統治了，既有功能組別，又有分組點票。反對派議員的空間原已不多，還要廢去拉票這種象徵式行動的機會；再把原本應該稍微中立的立法會主席這個位置，交到一個明顯傾向政府的人物手上。最後更不惜動用公務員體系，在參選人資格上面開始篩選所有不合己意的人物。而曾經是香港反對力量當然代表的一眾議員和政黨，則不斷遭到矮化。終於，從政變成了一種和搞社運差不多的人生路徑。

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常常聽到建制派人物，甚至中央要員抱怨媒體是禍港元凶之一。為什麼政府施政不順？為什麼香港總是有那麼多政治紛爭和噪音？他們認為都是因為媒體不聽話。現在可好，傳統意義上親民主派的媒體，獨剩一家《蘋果日報》。透過種種資本運作，以及利益交易和平衡的設計，包括無綫電視在內的香港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能算是自己人了。結果呢？原本還算寬闊的媒體光譜被壓縮成兩極，所有不同的聲音也只能夠歸邊到最極端的兩翼，網絡和社交媒體自然吸收了所有不能夠在傳統媒體上面表達的意見。

這麼數下來，建制力量難道不是該大獲全勝嗎？每一次你認為自己遇到了阻礙，指認出你以為的阻礙所在，最後也都能給你找到剷除那些阻礙的辦法。因為你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資源幾近無限量供給。於是所有你不希望有對手存在的空間，都真的被你一一收拾掉了。你看，大學曾經被認為是培養和窩藏「反動青年」的基地，現在透過對校董會的控制，不止可以找到讓人比較放心的校長，還能阻止不合己意的人選出任高層，甚至關閉一些研究機構。甚至就連曾經是香港社會治安大患的黑社會，其龍頭家族居然也有人公開支持警方執法了。香港怎麼可能還會失控？理由其實很簡單，這種「成功」無異於建制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同溫層，你聽到的聲音全是自己言語的回音，你看到的景象盡是自己意識的折射；同時你還把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反對意見都趕到了街上。

即便到了此時此刻，面對一國兩制最危險的關鍵轉折，不針對過去這麼長時間以來的既有思維和策略做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統的自我檢討，反而找出一個叫做「通識教育」的全新歸罪對象，豈不是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