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虛位特首與大內群英

時間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十二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的東西。那時候的我比較樂觀，也比較容易有情緒，所以我才夠膽寫下這樣的句子：「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事實證明我錯了，剛愎猶勝當年的林鄭月娥不只沒有退休，並且更上層樓。不管好壞，將來的香港歷史，更絕對不會少掉她的名字。如今，儘管經歷剛剛過去的六月風暴，現在的我也不敢說《逃犯條例》的修訂不一定不會捲土重來，日後的香港也將不再面臨更龐大的政治壓力。然而我還是願意大膽判斷，林鄭月娥的管制權威在多過四分之一的香港市民上街之後，就已徹底淪喪了。同類的事情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政府早該倒臺。只不過香港當然不是一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不只要為市民負責，更要向北京中央政府負責。那麼北京會怎麼看她呢？

請問，是誰主動表忠，向北京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來修補國安漏洞（我仍然認為這不是北京下的死命令）？是誰告訴北京整件事情可以推進得風平浪靜？是誰低估了香港各階層市民的反應？是誰漠視了這個動作的國際影響？是誰忽略了它在臺灣起到的作用？是誰沒有覺察到這件事在新冷戰格局下的敏感？是誰沒有考慮到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上頭甚至出動到兩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來為特區政府站臺，現在居然搞到這般灰頭土臉，這又是誰的責任？ 簡單地講，這是一次從研究、決策到執行全方位都犯下巨大錯誤的政治災難。前天林鄭月娥對一批政商界代表說：「好多人以為我死了，但我不會死得去。」這句話如果翻譯成香港左膠的常用語，那就是在懸崖邊緣「俾啲掌聲自己」。

沒錯，她當然還不會「死」。北京怎麼可能容許香港養成習慣，每當大批市民上街用腳投票，就要撤下一個它欽點的特首？所以她當然要留在這個位置，好勉強維持政權最底線最薄的那一層面子。但與此同時，北京也絕對不可能再信任她的政治能力，放手讓她管制香港。故此可以預料，香港大概就快要出現歷史上第一個「虛位特首」了。對於「好打得」，凡事都喜歡親力親為，每次考試都想考第一，而且絕不信任他人能力的林鄭月娥來講，這當然是個非常難熬，甚至生不如死的處境。但是大多數善良的香港市民對此實在愛莫能助，只能為她祈禱，但願上天除了替她在天國預留位置之外，也能讓她在世間隨遇而安，找到內心的寧靜。這時候，我們更該關心的，是現有體制如何可能安排出一種配合虛位特首的局面？

難道是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來掌權？稍懂香港政情的人都曉得這絕不可能。那如果從現有的政府班子，挑一個司長上去代替張建宗？甚至形成某種的內閣集體負責制呢？前兩天有位老友告訴我最近政圈內流傳的一則笑談，說沒想到現在這個組合居然還不如梁振英當年率領的那一套班底。真的？不可能吧。但再仔細想想，除了當年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比較突破底線之外，情形好像還真是如此。例如，當年的政務司是無論如何都還算叫做能幹的林鄭月娥，現在呢？當年的運輸及房屋局長是張炳良教授，現在出是在港鐵問題上無知無覺的陳帆先生。當年的財政司是曾俊華，現在是民間外號「劏房波」的陳茂波先生。至於背着污點上臺的律政司鄭若驊女士，以及外界流傳，想出借臺灣東風來推行《逃犯條例》修訂這條妙計的保安局長李家超先生，更根本就是帶罪之身，下台可待。當然，我們也不能忘了從上一屆連任到這一屆的「神隱高手」，理論上最應該熟悉香港青年動向的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先生。請問你能從這裏面挑出誰去實際領導香港？又能不能夠放心把這座城市交給他們集體管理？

這種班子又是怎麼形成的呢？其中一個原因，還得說到林鄭月娥身上。記不記得在她勝選特首，籌組班子那段期間的江湖傳聞？當時許多有能力有名望的人都不願意奉召入閣，就怕不能跟她合作。因為她實在太「叻」，根本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

那要是復活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淪為窗飾的行政會議，讓它掌握更大的實權呢？首先，作為協助特首決策的最高政治機構，特首有沒有聽他們的意見是一回事，但它也絕對不能免除造成眼下管治危局的責任。所以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先生說的對，它確實需要改組。但是否真要如他所言，加入「反對派」政治人物呢？你就看過去進了政府的榜樣吧，張炳良教授、陸恭惠女士、羅致光教授，乃至於湯家驊先生，請問結果如何？那麼社會上是否還有一些廣孚民望，才德兼備之士呢？也許還有，但我非常懷疑，今天還有誰願意搭上這艘沉船。何況林鄭月娥過去幾年的行事風格，應該早就嚇怕了香港所有還有一點點自尊的精英。比如說備受尊重的「社工教父」周永新教授，接受林鄭月娥的委託，研究退休保障計畫，交出了一份長達139頁的報告。結果卻是被林鄭月娥公開譏刺他「對公共財政概念掌握的還不是很透徹」，然後還要批評他「過往一些隨意的說法，並不是認真學術研究的應有態度」。 再來則是身為「公職王」的黃遠輝先生，他領導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這頭還在仔細撰寫花了很大力氣去準備的報告，林鄭月娥那邊卻先下結論，在施政報告宣佈大規模填海方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王道。可見什麼社會菁英，研究小組，專家學者，諮詢論壇，加起來全都及不上林鄭月娥她一個人英明。辱人至此，除非有更高的權威保證，給出非常實質的承諾，否則又還有誰願作賤自己？

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趁着特區政府虛弱，讓中聯辦進一步掌握管治香港的實權。然而，現在說這種話大概還太早，畢竟我們都還不知道中央對香港情況的檢討會深入廣泛到什麼地步。

梁文道：還沒有完成的武器就要上戰場

最近朋友傳來一段視頻，來源大概是大陸一個網絡上的時政軍事節目。短短幾分鐘之內，它對中美貿易戰的未來發展做了非常極端的推演，從經濟上的互相拼搏，一直說到了核子戰爭的爆發。最有趣的，是裏面運用了大量當今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常用語，又夾糅了不少眼下流行的「中國優先」措辭，於是儘管旁白說得氣貫長虹，毫無滯礙；但內容卻是不可思議的自相矛盾，空隙處處。例如：「只有全面徹底的防衛反擊，打贏，打痛打服美國，共商共建共享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人類最為仁德善美的目標，才能順利實施」。要用「打痛打服美國」的手段，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目標，本來就已經相當詭異。但我們勉強還能說，這樣的目標真的是胸懷天下，民胞物與。然而這話才說了沒多久，在終於說到核子戰爭爆發之後的場景，卻又忽然來了一句「如果中國人活不下去，那麼要地球何用」。這是一段來自網絡的民間節目，不能說是代表了政府立場，可是在受到高度監控的中國輿論空間之內，它卻折射出了一種社會上存在的心態，及其背後的矛盾。

從華為、聯想到阿里巴巴，中國任何一家國際級企業，近幾年都希望對外營造一個他們面向全球，是純粹的商業機構，而非中國國家機器之延伸的形象。本來這也是在今天這麼險要的環境底下，對中國最有利的一種態度。不過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大型企業卻又被要求得在結構上面跟共產黨加緊捆綁，或者多做一點去井岡山朝聖之類的集體效忠表態，或者要讓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甚或讓官方機構代表直接加入董事會。

這就好比美國等西方國家，最近開始懷疑乃至於排斥在當地工作學習的研究人員和學生，覺得他們可能都是中國的間諜。官方媒體的標準回應，指斥這全是最赤裸的歧視，毫無根據的猜測。可是在去年，新修訂的《國家情報法》卻明說，國家情報機構有權要求任何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和組織在境外協助情報工作，這豈不等於要求所有企業和個人都成為潛在的特務？一條白紙黑字的法例，不就成了所有上述那些「毫無根據的猜測」的佐證？又如華盛頓高層和一些美國政府機關，最近開始把中美矛盾提升到了超過過去冷戰的地步，判定這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國官方媒體當然要嚴詞回駁。可是我們看看過去這些年來，難道不正是中國自己的智囊機構和一些御用學者，極力陳述一套「中國文明例外論」，主張承襲並表達了「中國獨特文明」的政治體制，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嗎？到底是誰首先把國際之間的關係理解為文明的差異？

所以當前的「新冷戰」是一種解不開的矛盾，因為雙方都在為對方餵飼更多的彈藥。就拿上述那些例子來說，美方對中國的種種言文攻擊，幾乎都可以從中國這邊找到所需的材料，使得任何最常規的回應失效，也抵消掉了其他可以超越眼下矛盾的論述出現的機會。當然我們可以明白，也許對外宣傳和對內的舉措可以是兩回事，共享全球是一套外交辭令，中國第一則是一種對內鼓動士氣的意識形態方向。可是在今天這個世界，有什麼東西是能夠這麼判然二分？有什麼對內講給老百姓聽的言論，是外國人看不到的呢？

另外一種情況，是中國這幾年真的在着力發展一套內外融貫，既要讓國民認同，還要令世界理解的新型論述。這套論述首先要能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讓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站得住腳。就像甘陽等學者所說的「通三統」，它首先要完成一個在理論上非常困難的任務，使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和西來的馬克思主義無縫對接，叫大家覺得現在的中國體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的光輝過去，另一方面則是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完成形態。不止如此，這套論述還要說明中國經濟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實不在中國搭上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快車，而在現有體制摸索出來「中國模式」。然後它還要對外投射出一種全球化的「中國道路」，這種道路是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新版本，還結合了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種比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吸引的選擇。雖然它有社會主義色彩，可以回應世界各地這幾年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反感；可是它還能夠讓大家更好地做生意，以一種國家主導的商業邏輯促進更繁榮的景象。

這種新型論述來源於各路學者的獻策，種種零碎的想法和理論正在加速縫合，並且開始出現在中國官方口中。不過這種論述的難度實在太大，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總還要面對各種幾乎不可化解的矛盾。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而且還要青年做社會主義運動的接班人，那為什麼又要抓捕一批為工人近日鼓呼的大學生呢？你說你要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那你怎麼面對文化大革命這類文明的浩劫呢？理論上都還沒有辦法完成自洽的細節處理，現在更遇上了以貿易戰為先導的文明衝突。按照這套在理論建構上仍未大功告成的論述，遇到華為遭到抵制之類的事件，最合理的反應反而不是要撇清這家企業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而是大方承認中國的企業有中國特色，必須接受共產黨所充分代表的中國人民意志的領導（這才叫做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企業）；但是你又不用害怕它，因為這種企業是另一套世界文明道路選擇的象徵，要比傳統資本主義企業更有效率，而且更能滿足未來全人類的需要（這是所謂中國傳統天下觀的願景）。但是，這種解釋在危急關頭真的有用嗎？當然不行。於是只好一方面還要掛着這套全新的龐大論述，不可丟棄；另一方面趕緊先告訴別人，中國的企業其實跟你們的沒有分別。這就好像中國環球電視網的主播劉欣小姐，和Fox財經主播Trish Regan的那場「辯論」。回應對手關於自己身份的質疑時，她只能夠強調自己也是一個普通「記者」。她為什麼不告訴別人中國媒體必須跟隨黨的信仰？然後抨擊西方人對「記者」的觀念太過狹隘，表面上好像很中性，其實也充滿了潛在的色彩；接着再陳述具有中國特色的記者的優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