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上星期二（5月21號），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先生在深圳接受記者訪問，立刻成為中國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很多人（包括各種對時局不滿的自由主義者）紛紛轉發他的訪談內容，稱讚他的發言要比近日一段時間官方媒體的言論和許多政治人物的水平高得太多。由於背景和所在位置的不同，一般香港人大概很難理解他這段訪談在今天這個局面下的特別之處。

比如近日又有些人開始提倡抵制美貨，鼓動民族主義。但任正非說：「那我的小孩用蘋果，就是不愛華為了？不能這麼說。……我講的是事實，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華為產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歡就用，不喜歡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掛鉤。華為畢竟是商業公司，我們在廣告牌上從來沒有「為國爭光」這類話。只是最近的誓師大會有時候瞎喊幾句，但是我們會馬上出文件制止他們瞎喊口號，大家開慶功會、發獎章都沒有問題，茶餘飯後說兩句過頭話沒問題，但是千萬不能煽起民粹主義的風。」

官方媒體和很多網民批判美國企業對華為的抵制，任正非則認為：「我們被列入實體清單，美國公司賣產品給華為都必須要拿去批准。美國是法制國家，美國企業不能不遵守法律，實體經濟要遵守法律。媒體也不要老罵美國企業，大家多為美國企業說話，要罵就罵美國政客。……我們不會排斥美國，狹隘地自我成長，還是要共同成長。……儘管自己晶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還是高價買美國的晶片，因為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應該融入世界。我們和美國公司之間的友好是幾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張紙就可以摧毀的。我們將來還是要大規模買美國器件的，只要它能爭取到華盛頓的批准。」

中國近幾年很強調「自主創新」，特別是在貿易戰的環境底下，可任正非卻有不同看法：「自主創新如果是一種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種行動，我就反對。……應該借助人類文明前進。如果說自主創新，鋼板的材料從哪來的？也是別人創新，不是你自主的。」現在中國各大城市滿街又開始出現了學習「雷鋒精神」的標語，任正非對這一點都有不同意見，甚至順帶懷疑大灣區的政策：「當然，中國現在回來了很多人才，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外國高很多，如果來到中國，要多繳這麼多稅，『雷鋒』精神是不可持續的，雷鋒是把一切都獻給國家、獻給黨。但是，畢竟這些頂級專家是從外國回到中國，不僅沒有優惠，稅收還高很多。最近聽說大灣區可以降到15%，實施措施是甚麼？是不是要在大灣區有戶口，是否要在大灣區有工作？換一個地方就不行，這個政策有甚麼用？科學家本身就是流動的，只在這裏上班8小時，還是科學家嗎？」

上面這些話要是換了隨便另一個人來講，肯定會被口水淹死。但因為是任正非，今天中美貿易戰的主要「受害者」，所以網民不止不批判，反而還誇讚他的格局宏大，視野高遠。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愛國主義主旋律下被壓抑的不滿聲音也借此浮現，找到了一個突破的窗口，呈現出和近日意識形態機器發動的宣傳攻勢截然不同的圖像。可以理解任正非講這番話的本錢，但為什麼他要選擇在這個時機，表達和「主流」矛盾的態度呢？

事實上華為這麼多年來就和聯想等企業一樣，一直很努力地想為自己塑造一個正常公司的形象。任正非現在這番話，根本延續了華為的既定公關路線，並非今天才突然爆出來。面對世界各國政府、媒體和智囊機構對它股權結構，以及和中國軍方與國安系統的關係之懷疑，這是唯一可取的回應方式。簡單地講，人家越是覺得中國的企業不單純，它就越要證明自己是一家普通的正常公司；人家越是認為你是中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你就越需要撇清自己和政府的關係；人家越是要為你貼上國家的標籤，你就更該強調自己是一個全球企業。

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問題，不是任正非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反而是中國官方控制下的輿論為什麼會反過來想要綁架華為，把它拉上民族主義的快車，幾乎深恐外面不相信它是一個根正苗紅的國家代表？以華為今天所處的局勢，這種鼓動民粹的手法豈無異於落井下石？再放大點看，我們還會發現最近幾年來，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尤其是在國際層面）上更多更奇怪的矛盾。還記得特朗普上臺沒多久，「美國優先」還是很多人茶餘飯後笑談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在許多最重要的國際場合中，是以全球化大旗新任掌旗人姿態登場的。那時候就連《經濟學人》等重要媒體都在猜測，隨着美國新任政府的重大政策轉向，美國可能會自此逐步捨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取而代之的會不會就是中國呢？且先撇開中國有沒有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遊戲規則，中國究竟在體制上有沒有能力和資格接下這個位置等種種問題，當時中國這種對外取態就和現在的華為一樣，至少從公關乃至於戰略上來講是對的。問題是它在對內和對外的時候，卻分別展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面貌。對外，可以高談闊論「平等互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採用最標準的全球化修辭；對內，意識形態機器宣揚的，卻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論調，幾乎凡事「中國優先」。到了今天貿易戰最危險的關頭，這種矛盾便更加惡化，幾乎每一次中國在正式場合回應美國的時候，都要斥責美方違背全球化潮流，閉關鎖國。我們是不是能因此合理期待，你會有一個完整而自洽的全球主義立場呢？不料它在國內祭出的卻是重振長征精神，抗美援朝。這種矛盾其實是更大範圍問題的縮影而已，我們有機會再談。

梁文道：這又是一場鬥爭

到底是誰提出要修改《逃犯條例》？這件事情爆發以來，坊間一直有不同的傳聞。最初很多人聽說這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要承擔的任務，而且第一個想幹這件事的人，甚至不是特首林鄭月娥本人，而是她手下的官員。本來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在過去十多年來，幾乎從來沒有人聽過中央政府要求香港應該修改《逃犯條例》，好配合內地抓捕逃犯。前幾年還有一些曾經任職中聯辦的內地法律專家，專門撰文陳述過此事的難度。一些資深建制派人士如唐英年先生，則說修例不是中央的「硬任務」，純屬香港特區事務，「不存在中央要求在限時內通過修例的說法」。香港朝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畢竟這是中央政府早已三申五令，香港必須完成的憲制責任。怎麼現在會忽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拋出一個殺傷力完全不下於二十三條的「送中條例」呢？不過，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又看到中聯辦甚至港澳辦也都站了出來，表態支持香港政府的做法，甚至召集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要求他們替政府提出的法案護航過關。於是有些朋友恍然大悟，發現這件事情果然是由北京發動，之前的江湖傳聞全都是錯的。

我沒有，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最真確的消息，不會知道整件事情的來由。但是我覺得只要把內地官場的某種邏輯套在今天的局面上，香港政府主動推進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還是說得通的。不妨來一次思想實驗，用上一點想像力來推演其中的來龍去脈，就算遊戲，就算不符合事實，或許也能夠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掌握香港現在和未來的走向。

今日中國，沒有比「講政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這種氛圍當中，要考察一個官員的表現，判斷他的前途，首先要看的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否「過硬」，該亮劍的時候有沒有亮劍，面對艱困的時局有沒有迎難而上。就像我去年在這裏寫過的，同樣的情形也正在香港發生，使得政府機器在文化上漸漸和內地接軌，往日公務員所標榜的「政治中立」註定只是一則過時的神話。所以香港特區任何一個官員或者高級公務員，在職場生涯是否還能更進一步，就要看他在政治上頭是否能夠有所表現了。

香港官場本來是個死胡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英殖年代的高級公務員任滿之後通常只能解甲歸田，沒有辦法回到倫敦更上一層樓。回歸之後，本地高官退休，要不是加入一些法定公務組織，在建制外圍發亮發光，就是當個社會賢達。唯有特首或許還能充任榮譽性質的國家領導人職位。可是今年四月，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卻能上京，成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儘管我們仍然可以說國家禁毒委員會的副主任有好幾個人，曾一哥擔任的恐怕也只是閒職；但這到底是打開了從前曾經緊閉的大門。以後會不會有更多香港官員能在特區升到頂點之後，再上北京煥發他的政壇第二春，替整個國家服務呢？所以特首底下的高級官員就算沒有未來能夠接班特區大位的寄望，也一樣能找到步步高陞的途徑。

再說林鄭月娥本人，自從慈山寺的「握手事件」之後，她對中聯辦的態度可謂路人皆見。事實上她一直以強勢領導自命，圈內人都曉得她對曾蔭權在位後期以來，中聯辦涉入香港事務日深的情況非常不滿；亟欲重振朝綱，確立特區政府方是中央在港施政唯一代表的地位。問題是這麼多年來，「西環」羽翼已豐，樹大根深，在體制內的影響力早已蓋過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和她的官員們還能怎麼樣搶奪回特區的主導權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講政治」，甚至要在政治上表現得比中聯辦更激進，更硬朗，比如說要比中聯辦更加關心國家安全和國家法網的完整。修訂《逃犯條例》不就是一個最好的表現嗎？連中央政府都沒有說這是硬任務，至少不算是當務之急，而且難度極大，阻力甚巨，但你居然都能不畏艱辛，「擼起袖子加油幹」，這難道不是對國家的忠誠嗎？

這果然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任務，經過近日的連番討論，大家都能看到這條條例的修改若是通過，將為香港帶來很多不可預料的後果。於是面對社會上日益增高的反對聲浪，以及外國商會乃至於多國政府逐步升級的質疑，本來該顯現強勢領導的特區政府居然顯得手足無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在近年北京認識和理解香港的特定角度下，可能便成了一場特區政府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漏洞，卻面對香港反對派動員市民，和西方反華勢力串聯造勢的重要政治鬥爭了。

我很能夠理解李柱銘先生等泛民人士為此訪美的用心。基於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座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把香港事務提升到國際層面，希冀他國奧援，早已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慣性路徑。並且我們還曉得，這種做法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除此之外，他們很難想像得到還有什麼妙策能夠阻止特區政府。相反地，香港建制和中央政府則有另一種慣性，就是把所有這些行徑都理解為勾結西方勢力，挑戰特區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威。所以在政治上講，它便成了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半步不得退讓的鬥爭。所以中聯辦和港澳辦也都要主動或者被動地循着這個邏輯加入戰場，接過特區政府自己啟動，但是又沒有辦法獨立完成到底的工作。假如「中環」「西環」之爭的傳聞是真的，現在這個境況豈不更加證明，少了「西環」，中環根本什麼事情都幹不成嗎？關鍵時刻，果然還是「西環」最靠得住。

恰巧現在碰上中美貿易戰戰況正熾，雙方攤牌在即，於是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

梁文道：叫人尷尬的五四

五四運動百週年，習近平選擇提前在4月30日發表紀念演講，除了「聽黨的話，跟黨走」等備受關注的言語之外，其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當青年犯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糾正，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他們一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責」。不只如此，他還說「要積極鼓勵青年到艱苦的一線吃苦磨練、增長才幹」。然而，4月29日，也就是這篇演講發表的前一天，卻有五名北大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失聯」。那五個青年消失的時候，正好就在工廠打工，可說是貫徹工學結合，真正體驗着勞動人民的生活。

這當然叫人尷尬，就好比清華大學在108週年校慶這個大日子當天，用圍板封堵了校內著名景點「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也就是俗稱的「王國維紀念碑」）一樣。陳寅恪先生寫的這篇碑銘，最有名的是它最後這句話：「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巧合，清華只不過是想維修這座珍貴的紀念碑罷了，外界不宜過多猜想。不過，假如這真的只是正常工序，那就說明清華大學校方的公關觸覺和社會敏感實在太糟。明明知道清華法學院著名學者許章潤先生才因為撰文批評習近平而被停職，明明知道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大日子即將到來，明明知道「王國維紀念碑文」已經成了現代中國知識人品格理念的象徵，竟依然在這麼敏感的時刻跑去維修這座紀念碑？這如果不是太過害怕發生政治錯誤，就是絕對的愚蠢。同樣的道理，也完全適用於那五位北大學生的失聯事件。

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在五四前夕發生了這些事情，恰好可以說明五四遺產的尷尬，那是一份你不能不繼承，但又不可能完全繼承得了的歷史資源。

廣義的五四非常複雜，結合並且促生了眾多流行一時的近現代思潮（其中還包括已經被時人淡忘的無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乃至於後來各種不同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意識形態都能夠聲稱自己是五四的傳人。又由於它的影響實在太大，所以即便是亮明旗幟反對五四的人，在正面宣說自己主張的時候，也不可能完全繞過這座巨大的路標。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則一直在黨史和官方國史的敍述當中，把自己樹立成五四精神的不二嫡傳，其中最標準的說法是五四孕育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但五四孕育的可不只是一個中國共產黨，所以它還是有必要說明五四運動的真髓到底是什麼，以及它怎樣承續發揚了這股精神。有趣的是，隨着時代變化和現實需要，這段故事敍說的階段重點也在不斷轉變。它曾經特別強調「德先生」和「新民主主義」的關聯，以此對抗蔣介石政權的專制獨裁。後來則高揚五四運動反對封建吃人禮教的那一面，接上了自己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改革開放之後，「賽先生」往往被等同於科教興國，符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最近發表的〈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所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官方的五四故事卻出現了奇妙的變化，「否定『五四』受到鼓勵而無所不在」。為什麼一個把自己合法性和五四運動捆綁在一起的政府，能在嚴密的文網當中替否定五四的聲音網開一面，甚至提供舞臺為他們鳴鑼開道？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過去四十年通常作為修飾語使用的「中國特色」，漸漸變成了核心主語。

身在海外的余先生非常敏感：「從江澤民到習近平，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習在各種講演和談話中引用傳統經典，層出不窮，以至官方必須編一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讀者查考」。包括北大那幾位失聯學生在內的一批青年左派，尊崇馬克思和毛澤東，甚至還「聽黨的話」，深入前線和勞苦工人站在一起，卻遭到校方和安全部門的打壓；而這個政府卻容許黨員資本家馬雲公開宣稱員工「九九六」（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從早上九點上班到晚上九點）光榮，其理在此。也就是說，除了共產黨作為先鋒黨這一面之外，整套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到了幾成包袱的地步。在中國特色為本，西來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中大部分精髓）可能需要淡化的現在，激烈批判中國傳統的五四自也需要讓路。余先生又說：「今天大陸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論述，都以『中國獨特文明』為理據，徹底否定『五四』的歷史意義。我又進一步指出，這些論述基本上是為『黨天下』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然而，只要這個意識形態轉換的工程尚未大功告成，馬克思主義和五四精神尚有一日不得棄，政府就不得不「創造性地轉化」這些遺產。於是五四的豐富義蘊，在當下便只能獨揚愛國主義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時候，特別強調其它局部主張（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時候批評五四反對封建傳統太過，但在壓制佛教、伊斯蘭以及基督信仰的時候，則不妨弘揚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說愛國，五四史事也還是能令政府困擾。因為在最正統的官方史述裏面，若要強調當年學子愛國情操之壯烈，便不能不痛斥賣國北洋政府之罪惡；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過，便不可不說它如何粗蠻對待那批學生。那北洋政府當時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呢？五四當天燒掉了國家官員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傷的那批學生，被關三天獲釋，事後不止沒被追究，還成了國民英雄，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詳的佳話。其實1919年六月上旬，學生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一樣有些現在看起來非常有趣的「違法達義」事件。那時候正好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六月五日一封寫給女兒的家書裏面如是記述：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補記：「我們從電話裏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裏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裏。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後來的事情我們都曉得，徐世昌總統在六月六日派官員去向學生道歉，學生才肯撤出宿舍……。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