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審查的完成

香港的中年影迷可能還記得灣仔的「新華戲院」，這家電影院是「新華戲院」的第三代轉世，曾經以播放比較小眾的電影聞名。因為租約原因，它非常巧合地在1997年7月1日停止營業，而它最後播放的一部電影正是卡瑪（Carma Hinton）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當年這部片子公映的時候，還閙過一陣子小風波，戲院的帶位員竟然拒絕為這部今天看來非常敏感的電影服務，醞釀罷工，他們害怕香港回歸之後會為此遭到清算。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主流輿論會同情這幾個帶位員的決定，因為大家都覺得這種想法太過荒謬，先不說當時沒有太多人相信政治審查也會來到香港；更重要的是，就算清算，怎麼樣也輪不到這幾個奉命行事的小小前線員工身上吧？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正好臺灣著名評論家南方朔先生過港，我也用調侃的口吻跟他數說那幾個帶位員太傻。靜了一會，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畢生難忘的話：「你們是知識份子，對整個制度的運作過程可能會有更全面的認識。所以無論承不承認也好，你們都屬於精英階層。但你們可能不曉得，越是位處底層的人，越是不了解所謂『全局』的人，就會有更多的擔憂和恐懼。」

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就是因為這一個星期我還在反復想像「順豐速遞」的各種審查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上星期我在這個專欄的〈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見報之後，其中最令我驚訝的地方，是原來很早就有不少朋友有過跟我類似的經歷，但卻一直沒有公開指出這是個問題。更有趣的，是在臺灣一些立場偏統及偏獨的網友，香港一些傾向反對派和親建制派的網友當中，都有不少聲音覺得我太傻，明知道「順豐速遞」是中資機構，怎麼還會為他們的書籍審查大驚小怪。換句話說，一家這麼龐大的速遞公司會用意識形態角度檢查他們運送的書刊，在大家看來原來都不是問題了。有問題的，是我對這種事情居然大驚小怪。

後來經過媒體記者的跟進，以及各方經驗陳述，我們才看到更多「順豐速遞」的古怪審查個案。原來有人從臺灣寄書到香港，只要書籍跟中國相關就不行了；又有人從香港寄書到韓國，會過不了敏感這一關；還有人從香港寄送十字架到澳門，照樣遭到拒絕。綜合這些個案，我們幾乎總結不出任何規律和模式，看不到「順豐速遞」的審查標準何在。這就等於變相地駁斥了部分網民為「順豐速遞」的辯護，例如一位臺灣網民就在拙作下面的留言：「順豐快遞做的沒錯，反華書籍就應該禁止。你不是問怕什麼嗎？那你的美國爸爸怕什麼？華為只是賣點東西給伊朗，你們就怕成這樣」。什麼「美國爸爸」這類常見的說法，我就懶得回應了。但請注意，現在不單是「反華書籍」有問題，甚至只要書名包含了「中國」二字，都會被禁止送運，請問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所有大陸以外出版的書籍帶上了「中國」這兩個字就一定都很反華嗎？

再說上次我提到的那三本被拒絕托運的書，一本以十九世紀英華詞典為專題的學術期刊《思想史》，一本曾經在大陸出版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大辯論》，這都不像是反華書籍吧？至於最後一本《滾出中國》，感謝我在臺北住的那家酒店員工幫忙，透過官方郵政服務，我終於收到並且第一時間讀完。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過的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這部書寫得相當細緻，梳理了「百年國恥」這種概念的由來，以及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淵源。在我看來，它不止不「反華」，而且還以同情理解的態度，向外國讀者提供了一個認識殖民帝國如何創傷中國人集體記憶的角度。

再加上「順豐速遞」近幾天的回應，於是我敢大膽地說，這林林總總的審查個案，還真可能不是出自一套固有的，清晰的審查標準，而是前線員工的個人判斷（或者用順豐的說法，是他們的溝通問題）。為什麼我敢說他們沒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審查標準，例如一份禁書清單呢？首先當然是因為諸多我聽聞過的個案背後標準都是自相矛盾，有時候一些和中國相關的書可以從臺灣直接寄到大陸，有時候卻連寄到香港都不行。更要緊的是以我所知，這幾年大陸主管宣傳和書刊的部門，並不流行直接定出一套書單。一來，若有一份白紙黑字的文件，就難免有洩露流出的風險，徒惹是非。二來，什麼東西敏感，什麼東西不敏感，就像網絡上的關鍵詞一樣，天天浮動不居，全憑時勢而定，很難及時列成一份相對穩定的清單。

雖然確實有些絕對不能碰的東西（比如說『法輪功』），是上頭早有明令的。但今天更流行的，卻是一種靠政府部門和私人企業各級人員自己心領神會，自己揣摩忖度的方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我審查」。事實證明，這確實是一種更加高效，更加無縫的審查方式。因為上頭不給你一套清晰細緻的判斷標準，只拿着一根大棒伺候，你就得時時提心吊膽地檢查自己，生怕自己行差踏錯。通常到了最後，你自己審查的力度都會比官方自己動手的時候還大。

比如說「順豐速遞」，我可以替它想像實施這種審查的整個過程。首先就像他們所說，運送東西出入，先要符合各國海關標準。把和宗教相關的物品以及敏感書刊運進大陸，那當然是不行的了。在沒有完整清單的情況下，負責的管理階層絕對不能不領會「中央精神」。更簡單地講，那是一種對氛圍的嗅覺。而大家都曉得，今天大陸在意識形態管理方面的氣氛是相當緊的。所以管理階層也就要把他們聞到的這種緊張氣氛往下灌注。又因為一間公司實在很難自己整理出一份特別詳盡的清單（你能想像怎麼樣因應每天的出版物去及時更新和補充一份禁書名錄嗎？），最好的辦法可能就是透過一種管理程序去把抽象的氣氛和精神具體化。層層負責就是個我能想得到的出路。一本書在寄到大陸的時候，被海關截查下來，或者沒收或者退回，對速遞公司而言，都是一個行政跟財政上的負擔。公司內部如何分解這種責任呢？那就是一層層地分派下去，直到最前端收取托運貨品的人員身上。這些前線最基層的員工，應該要經受某種訓練，既曉得怎麼和客戶溝通，更得領會上面傳達下來的氛圍和精神。從他們的角度看，這不是抽象的政治審查，這是保不保得住飯碗的問題。就像當年「新華戲院」帶位員拒絕為《天安門》工作一樣，越是底層的人，越不瞭解上頭高來高去的政治原則，就越有可能害怕最實際最眼前的麻煩。

那為什麼從臺灣寄書到香港會有問題呢？去年不是有很多公司因為把香港「獨立」出中國大陸範圍而出事嗎？比如說在酒店訂房系統上面分開列出「香港」和「中國」二地。身為中國最大的速遞公司，「順豐」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很多前線員工因此大概會把從臺灣寄書去香港，自動看成是寄到大陸一樣。從香港寄書到韓國也遇到審查，或者就是大陸幾十年來各種政治運動「擴大化」的模式了，從上到下，層層加碼，從有些書寄到大陸很敏感，變成一個被懷疑為敏感的人物寄書很敏感，直到只要是書都敏感。

久而久之，這套運作模式是大家都學得會的，即便是一個在臺灣負責接收寄件的前線員工。終於，不論政治立場，也沒有人再覺得書籍和思想的審查本身是個問題了，它合該如此，尤其是和大陸相關的時候。

梁文道：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梁文道：如何在不明朗的局勢下做一個好官？

在新冷戰的格局底下，香港還能不能夠保得住它原有的地位，已經是個擺在檯面上的問題了。這本是路人皆見的事，但偏偏特區政府好像視而不見，照樣做一些惹人側目的事情。例如近期律政司的兩項重大決定，都會讓外人懷疑香港是否仍然保有之前的司法公正。當然我們同時也明白，這兩項決定，一項牽涉到前任特首，一項牽涉到現任律政司本人，而這兩人一個是現任國家領導人，另一個則是由中央任命的特殊官員，在中央眼中可能都是絕對不能再出事的。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就算要保住這兩個人平安過渡，特區政府能不能夠把整件事情處理得更好看一些呢？為什麼要像現在這樣，如此草率，如此漫不經心？難道他們沒有看到，在中央領導接見特首林鄭月娥的時候，都已經第一次把「獨立關稅區」這個關鍵詞明挑出來？

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些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入手，比方說不久之前圍繞着聖誕節的爭論。香港媒體和許多網民都看到了大陸一些地方政府禁止百姓「過洋節」的消息，把它當成天大笑話恥笑一番。大家可能沒有太過在意的，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也發表了一些關於聖誕節的言論。他先是表明自己沒有看到中央發佈過任何針對聖誕節的文件，要求大家抵制洋節，然後把那些地方政府的作為都當成是部分官員自己的意志。然後他還首次披露了他的父母原來也是基督徒的消息，還登出了兩位老人家在聖誕樹下的照片，恭祝他們和他們的教友聖誕快樂。向來喜歡針對胡錫進的大陸網友還開玩笑，說胡錫進這個名字的本意，很有可能是「向錫安前進」。身為黨的喉舌，胡錫進敢公開自己父母的基督徒身份，還要恭祝他們聖誕快樂，可見抵制洋節應該還真不是中央最高層的意思。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有些地方政府如此地要求市面上不准架設任何聖誕裝飾呢？

不止如此，前陣子不是還有消息說當局要求影視界別再跟風繼續拍一些《戰狼》和《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作品，然後要多製作一些體現「中外文明交流」的影視節目嗎？如果這是真的，那應該是他們在中國面對西方國家圍堵，中美貿易談判的關鍵時刻，想要主動為這兩年熱火朝天的國族主義降溫，不想在民間推高中外對峙的情緒。那為什麼一些地方政府還要延續之前的意識形態路線，藉着打擊聖誕節來捍衛「文化自信」，徒替緊張的局勢加油添醋呢？

其實我們只要代入那些官員的位置，用大陸官場的邏輯來思考，或許就能看懂這種表面矛盾的現象了。這幾年在大陸當官並不容易，幾乎可以說得上是人人自危。能不能陞官還是其次，他們最擔心的就是犯錯誤，尤其是政治錯誤。一不小心，非但位置不保，甚至還會有牢獄之災。所以無論他們面對任何問題，要做任何決定，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不能犯錯，特別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的錯。千萬不要以為今天最流行的「學習習近平思想」只是走過場的表演，他們可是非常認真地學習，務求吃透習近平一言一行背後的深意，好亦步亦趨，永遠站在正確的方向。

既然習近平表現得那麼硬朗，那麼鷹派，他們當然也不能軟弱。既然「三個自信」的標語貼得滿大街都是，他們當然也得做出一些體現這種自信的動作。有鑒於各地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絕不手軟的現況，以及各種各樣關於宗教信仰的限制，一些官員看到民間商家那麼興高采烈地利用聖誕節發財，很自然就會得出這些東西都是具有西方宗教背景，有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結論了。所以不准人民過洋節，不許帶着西方宗教色彩的東西污染公共空間，確是在情在理的決策。沒錯，他們當然知道現在的國際環境險惡，再小的事情都會被西方媒體注意，把它們詮釋成中國要在原來的道路上走到底的表現。他們大概也知道中央並沒有發文件要他們這麼幹，甚至之後還有可能會斥責他們做得過了頭。但問題是上頭真會因此處分他們嗎？他們只不過是最合理地詮釋了他們所了解的「習近平思想」罷了。再簡單點講，這就是我們都曉的「寧左勿右」了。

所謂「寧左勿右」，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意識形態根本原則，而是一種官場求生的常識。凡是在局面混亂，大家都看不懂的情形底下，站得左一點，鷹派一點，怎麼樣都比太過寬鬆，太過「自由化」要來得安全。即便上頭現在放出了一點改弦易轍的信號，好像有些要拉住國族主義快車的意思，他們也絕對不敢猛烈掉頭，至少不能在聖誕節期間忽然與民同樂。要知道現在那一丁點零零星星的對外友善表現，多半是外在一時間的壓力底下擺出的姿態。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政府這幾年的態度，恐怕左一點才是不變的底色。故此千萬不能夠被「擴大開放」之類的對外說法迷惑，以為什麼東西都能放得開。除非等到貿易爭端有了結果，中央政府更明確地轉向，否則現在多半還是沿着既有的大方向走下去為妙。

我發現如今要搞懂香港特區政府和一些建制派人物出乎意料的言語和做法，原來一點也不困難，只要套上這種大陸官場的最基本邏輯便是。有些事情做了出來，有些話說了出來，極有可能會不利於香港的處境，但它們卻不會立刻危及自己的地位。萬一中美貿易談判談崩，萬一真要展開全面對決，那麼限制一些人物入境這點小事，之後回顧就是時窮節乃見的證明了，很值得上頭讚賞。更要緊的，是他們總不會把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被取消的責任，算在我幹了這些事的頭上吧？難道要為了我忠誠執行領導人思想的表現而興師問罪嗎？如果將來大局面向好，美國等西方國家又變成中國的好朋友了，那就更不是問題了，因為沒有誰會記得那些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