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4日星期一

梁文道:我在麵館裏學到的道理

幾個月前,我在大陸一座三線城市的街頭小麵館聽見隔壁桌幾個男人高聲談話,都在抱怨政府強拆街頭店鋪招牌的事情。其中一個人還說:「這全是習近平的主意,不是吃飽了沒事幹嗎?管這種事做什麼?就是不想讓小老百姓過上舒服日子」。讓我吃驚的,還不是他這麼大膽,敢在公開場合批評「習大大」;畢竟習近平怎麼樣都還不可能擁有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官場之外的街頭巷尾,老百姓仍然可以「妄議中央」。這段議論最有意思的,是和幾年前相比,原來今天一般中國人對於中央政府的看法,已經產生了這麼大的轉變。還記得胡溫在位的時候,民間要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而那些事又恰好和政府相關的話,最常見的表現就是痛罵地方政府胡作非為,然後嘆息「可惜溫總理不知道底下這些事」。那時候,「政令不出中南海」幾乎是個民間常識;而透過高超的媒體工程和公關技巧,中央(尤其是溫家寶)的形象又似乎很不錯;於是很多百姓日常遇到政府為難,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把矛頭投向地方衙門和個別政治派系,卻不會懷疑中央政府的遠見和善意,只是覺得中央「被蒙蔽」了。這個情況就像以前傳統戲曲的老戲碼,聖上英明,壞的全是地方狗官,百姓只能期待自己的心聲上達天聽,又或者不曉得哪天來了一個欽差大臣(當然最好是皇上自己微服出巡)。同樣地,那時候香港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央最高層並不瞭解香港的實況,因為中間有人堵塞了信息傳達的通道,仿佛只要中央知道了香港真實的另一面,一切問題就會改善似的。

誇張點說,以前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很多人仍然都不會怪罪中央政府最高領導;而現在只不過是地方上一點小事,受到影響的不滿群眾可能都會覺得這是習近平的責任。這種變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首先是宣傳,不久之前,中國各地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習近平的語錄和畫像,而各大新聞媒體和門戶網站也一定都會把習近平的消息放在最顯著的頭條,就是要讓你覺得他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管。再來則是他對國家機器的改造,透過另設小組凌駕原有的國務院部門,同時徹底收服軍隊,並且強化他對整個政黨的領導,於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事實上做到了無所不管的地步。最後則是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從最高層一直打到地方上的毛細管,讓很多百姓覺得他真的什麼都能知道;而且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也還當真沒有做不到的(要不鎮上一個貪污官員怎麼會被揭發逮捕?他們不都?反腐是習大大領頭的運動嗎?)。

也就是說,在老百姓的心目當中,今天再也沒有「政令不出中南海」這回事了。不單是政令下達暢通無阻,地方信息往上傳遞的管道也一樣沒有阻礙。並且大家知道,和胡溫年代「胡溫」並稱的情況不同,習近平的地位和權威遠遠凌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其他中央領導。他沒有政敵,因為江湖傳說中的「江系」在大家眼裏早已潰不成軍,再也沒有人能夠挑戰他了。更要緊的是他還領導一切,習近平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有他的一套想法,從地方公共建築物的設計方案比賽和大學裏的文學研討會,大到整個國家的社會治理,我在什麼領域都能聽到相關的負責人公開說是習近平思想起到了關鍵作用,任何一個丁點大的成就和功勞,官員都會說那是習近平英明領導的成果。而我們最近看到,就連展開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好像也都是習近平的功勞。

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萬一情況發生不妙的演變,哪怕是再細小的問題也好,你還能把責任推在誰的身上呢?是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是他們的腐敗?這不可能,因為聽說他們已經全部被管束成一支絕對忠誠、政治正確、紀律嚴明的隊伍。是黨內別有用心的人在搞亂?這更不可能,他們連議論中央政策都不行了,何況其他。是民間一些勢力在作怪?聳立了多少年的教堂可以被拆掉,成立了多少年的社團和民間智囊機構可以被關停,再加上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全方位監控,民間怎麼可能組織出任何足以挑戰中央的權威呢?是資本家陰謀復辟嗎?這也不對,因為經過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以及金融市場波動之後的嚴厲追查和打擊,富賈有的跳樓,有的在獄中意外身亡,有的被越境追捕,現在稍微有點規模的民企應該早都貼貼服服,甚至準備把自己變成黨領導下的「準國企」。至於知識份子和媒體輿論,那就不用說了。知識份子要不是銷聲匿跡,歸隱山野書齋;就是轉型下海,讓自己遠離雷區。所有傳媒更是被收拾的一塌糊塗,過去的一大山頭「南方系」已成不留痕跡的往事,新興社交網絡上的自媒體則可在一夕間消失過萬。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中,所有潛在的危險幾乎都已經被排除掉了。大學圖書館裏的宗教書籍紛紛被下架,人文社會科學教師的教程要受到審查,上課的情況會被監視。出版界裏面流行「回頭看」,意思是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合法出版物要經過重新審查,按照今天的嚴格標準淘汰一批以前不覺得有問題,但原來不合乎當今主旋律的東西。從明年開始,甚至要從根處抓起,乾脆減少全國書號(據說多達一半),因為書籍出少了,問題也就自然少了。現在就連上訪也都變得很困難了,稍有規模的集體上訪往往可以在苗頭階段被扼殺,協助他們的團體和律師當然全都不會有好下場。

今天最高領導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們幾乎消除掉了所有可能的挑戰力量,同時還要讓一般百姓感覺到這個現實;但問題是因此也失去了一切藉口。唯一剩下還能用的,應該就是所謂的「外國勢力」。就眼下局面來看,這個外國勢力還真的存在,並且逐漸加大。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把問題推到國際局勢和敵對勢力的說法出現(甚至是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說法)。然而,有些東西還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說成是外國人搞鬼,例如那天我在麵館裏面聽說的店鋪招牌被拆,這能說成是特朗普施壓的結果嗎?

去年這個時候,北京「切除低端人口」,在短短幾天之內,讓過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同時又頒佈了「北京市牌匾標識設置管理規範」,乃全國新一輪街道整治的開端,結果弄得怨聲載道,民憤不已。後來事情搞得有點大,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才出來做了一些安撫工作。讓我覺得非常意外的,是這位「之江新軍」的幹將,外界公認是習近平最親信的要人之一,居然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全是遵循習主席的意思。這豈不是推卸責任?引導大家把怒火往習近平身上招呼嗎?這就很難怪我在那座三線城市遇到的幾個人會認為他們遇到的麻煩是習近平所造成的了,恐怕他們的地方官員也會說自己幹的事是習近平思想領導的結果。

一個人怎麼可能全知全能,管得了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的所有大小事項?偏偏這就是今天很多人心目中所認知的現實。一個人既然領導一切,因此當然也要為一切負責,在局勢變得惡劣的時候,除了外國勢力,他就變成了剩下的那個答案,這就是今天習近平遇到的最大麻煩。而他底下整部國家機器中的官僚,既不會負責,也根本沒有負責的空間(或者是都能想辦法讓自己不用負責)。這裏面牽涉到的官僚邏輯,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談。

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

梁文道:泛民主派該反省什麼?(二之二)

許多有心人在九西補選之後紛紛建言,泛民主派接下來應該好好和本土派坐下來談談,形成最低共識,求同存異。或者至少要做一次集體反思,想想看自己在這麼多年來的運動以及近期的選戰裏頭,到底做錯什麼事情,得罪了本土派的支持者。這都是非常動聽的大道理,只不過我們要是非常實際地從一個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這種講法其實充滿了各種問題。

首先,假如今天泛民主派真的要聯繫本土派勢力,和他們共商大事,那麼他們應該找誰呢?朱凱迪?劉小麗?姚松炎?還是黃之鋒?當然不是。因為大家都看得到,這幾位所謂的「本土派」本來就和最廣義的泛民主派相去不遠,甚至還分別投入到最近的九西補選,替李卓人助威。更要緊的,是在網上本土派的輿論當中,這幾位原來都還不能夠真正代表「本土利益」,是所謂「泛民左膠」的大家庭成員。那麽撇去這幾位,還有誰在政治上能夠真正代表本土派呢?是「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嗎(也許大家都忘了,但他確實還是立法會議員)?是黃毓民和陳雲嗎?是網上一群本土派健筆嗎?還是應該等到梁天琦出獄?秉承着「你不能夠代表我」和「反對大臺」那種高度原子化的精神氣質,在短短幾年之間不斷裂變的本土派當中,你根本找不到一個在政治上具有統合能力的人物,也找不到一個具備廣泛代表性的組織。如果單從選舉需要的角度來講,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所謂的「本土派」其實不是一個派。

說到選舉,我們從最近的經驗可以瞭解到,本土派甚至根本不相信選舉。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現行的選舉制度全都是既存體制的一部份,而這個體制本身就是錯誤的,所以一旦你參與到這個體制設定的遊戲裏頭,你就成了這個壓迫體制的一個環節了。要不是政府賦予選舉主任這麼大的權力,要不是有這一連串的DQ事件,這種遊戲也許還可以虛與委蛇的玩它一把。但是在連左膠朱凱迪都要因為「隱晦支持港獨」而喪失競選鄉郊代表資格的前提底下,選舉這種遊戲在本質上就已經取消掉任何本土派參與的可能了。如果泛民主派想在下一次的選舉爭取表現,他們該怎麼樣去和一群反對選舉的人溝通呢?到底立法會還有沒有用?不管你給出多少例證,提出多少論據,去說明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起碼作用,他們恐怕也沒有興趣去聽。因為那丁點的作用(即便它在實際也好),和「光復本土」的宏大目標相比,實在相距太遠。

假如議會的遊戲不好玩,我們還可以接下來追問,究竟本土派打算怎麼樣實現「光復本土」的偉大目標?他們有沒有一張可靠的藍圖?有沒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呢?奇怪的是,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見過本土派無數長篇偉論,看他們批判泛民主派三十年來一事無成,說得頭頭是道;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一個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近乎天方夜譚地等待阿爺忽然大悟,三顧國師茅廬;就是消極等待那據說遲早要發生的「支爆」,又或者一次彌塞亞式的全民覺醒時刻的降臨。他們不止沒有答案,而且還不喜歡你提出這種問題。每當遇到這類提問,他們一定都會說提問者是被收買了的「港奸」。

也就是說,萬一今天泛民主派真的想找本土派談談,他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該找誰;其次就是不知道該怎麼開始這種會談,因為你的對手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到底想做什麼。相反的,建制派選民想要的東西倒是清清楚楚。去年曾俊華參選特首,他所呼召出來的那一批群眾當中,就有不少「淺藍」市民,這群人今天或者會投票給建制派當中他們認為投得過的候選人,或者乾脆死心,連選民資格懶得登記。在我看來,要在選舉政治裏頭爭取這批人的支持,可能要比爭取本土派還容易。

沒有政治藍圖,沒有策略方案,沒有組織,沒有代表,所謂的「本土派」在最現實的政治意義上講,其實是一股不存在的勢力。但這並不表示泛民主派不用理會可以歸結在「本土派」這把大傘下面的情緒。而那種情緒,泛民主派其實早就遭遇過了,正正是接近三十年前,九十年代初期,六四之後的政治低氣壓。高度亢奮的集體投入,帶來了的卻是一連串的挫敗和失望。於是有辦法的就想移民,遠走他方;走不了或者不願走的,就是連政治新聞都不願意再看的冷感和虛無,覺得選舉也好,示威集會也好,做什麼都不再有用,唯有在網上批評別人在做以為還有用的事情才算有用。這才真正是泛民主派在九西補選當中遇到的最大石頭,而不是本土派的抵制。如果沒有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所謂反思,恐怕從一開始就是誤入歧途。

2018年12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鐵票(二之一)

前一陣子,我在住家附近一間中藥行聽到一群街坊一邊看着TVB午間新聞,一邊月旦人物。他們批評畫面中的泛民議員,說他:「一日到黑就淨係識鬧,冇啲建設性。」九西補選之後,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改勢在必行,又隨着DQ等種種政治壁壘的逐漸增加,我相信他們在未來大概還會不斷看到「淨係識鬧」的泛民議員,因為這些議員還能夠做,而又能被大眾所看到的的事情,恐怕不會太多了。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曾經穩佔香港半壁江山的泛民主派,是否自此一蹶不振?這或許還很難說。我比較敢肯定的,是未來泛民主派還能爭取的選民,應該就在我所見到的這群街坊當中。

這個說法聽起來一定很奇怪,因為不用想都知道,我這些街坊一定是建制派的選民,而且還是很鐵杆的選民。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常見論述當中,這些人又被稱作是建制派的「鐵票」,意思就是他們鐵定了心要支持建制派,而且一按掣就出動,該聚會就聚會,該投票就投票,風雨無阻。為什麼他們這麼「鐵」?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的言行表現出他們教育水平不高,思辨能力不足,數受制於既有的意識形態,又被主流傳媒過度洗腦,滿腦子都是一堆簡化印象,已經「膠」得無可救,多說一句都是浪費口水。更不用說他們還從建制派那裏得到了很多好處,例如到大家朗朗上口的「蛇齋餅粽」。

到底什麼叫做「蛇齋餅粽」?這麼多年觀察下來,我敢說它一定不單是字面意義上的「蛇齋餅粽」,更是一整套伴隨着物質贈予而生的人情、關係和網絡。物質上的好處固然實惠,但在很多街坊那裏,他們更在乎的其實是後者。那很可能是一種定時定節的噓寒問暖(有一回我受傷了,手上紮着繃帶,回家的時候碰到一個建制派的區議員,站在街頭跟人打招呼,她一看到我就滿臉關切地問我怎麼了),一種在禮物發送過程當中的個人聯繫,甚至還可能是一種成就感的滿足。擧個簡單的例子,有不少家庭主婦天天參加建制派基層組織舉辦的舞蹈班,如果表現得不錯,她們還會被選去參加回歸或者國慶等活動,在台上載歌載舞。對於她們而言,這就是一種成就;而參加這種健身舞蹈班,也就因此有了遠多於健身的一層意義。她們以及組織這些活動的工作人員的關係,是非常個人化的。她們不會把這種關係理解為政治關係,因為平常在一起的時候,她們其實很少談到政治。在她們看來,這種關係就叫做「街坊」,或者更嚴肅一點的「社區」。對這群街坊來說,選舉的時候去為候選人拉票,其實不算是一個政治行動,卻是一份「你幫我,我幫你」的人情。和很多泛民主派以及本土派那種以遊行集會和政治論壇為主的的群眾活動方式不同,政治並不是建制派選民組織當中的核心元素,更不是他們的一切,政治只是一個蛋糕上頭最後擺下去的櫻桃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樁腳,所謂的動員基礎。泛民主派當中比較成熟而有組織的政黨,當然很明白這是怎麼回事,說不定自己也是這麼幹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一位街坊和我說過她所遇到的最「政治化」的一次經驗,就是建制派在維園舉辦的回歸慶典。一群人在台上跳舞,台下卻有一些青年大聲指罵她們「可恥」。她非常尷尬,也非常憤怒,她們只是來跳舞罷了,想趁着這個機會好好表現自己苦練的成果,為什麼她們「可恥」?跳舞有什麼不對?回歸難道不應該慶祝嗎?她跟我說:「嗰班人真係冇理性的,香港如果輪到他們話事,一定冇好日子過」。簡單地講,這次「政治」遭遇落實了她對反對派為反而反的印象。我嘗試跟她解釋,她遇到的那群青年其實不是傳統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但用處不大,她就是沒有辦法搞清楚民主黨和熱血青年的區別。

說了這麼半天,我想講的東西恐怕已經很清楚了。首先,在很多建制派的選民心目中,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是沒有分別的;套一個建制派媒體常用的聰明字眼,他們全都是「反對派」。當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還在罵戰,很多有心人還在思考如何促成二者之間的溝通時,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對手根本從來沒有把你們當成兩派,本土派做的事情,泛民一樣買單。

其次,泛民主派也好,本土派也好,兩方的支持者在過去這麼多年來,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口水去分析乃至於攻擊對手的論述和群眾基礎,但是我很少見到雙方陣營的支持者在輿論上去討論建制派的選民基礎,似乎那是一個根本不必再談,不用再碰的話題。不必說選戰期間,在最一般的政治情勢底下,分析對手難道不是一件最應該做的事嗎?這是不是因為已經假定了對手的選票基礎是「鐵票」,不可動搖?很多年前,我也曾經在這裏說過類似的建制派基礎選民的故事,當時就有一些激進本土派「健筆」批評我太過懂得同情建制派的群眾心理,是典型的「大愛左膠」,他們認為這些人根本不應該被「寬容」(也就是我所說的「理解」)。問題是假如你根本連理解都不想費力,你又該如何喚醒你口口聲聲所說的「人民」?是罵醒他們嗎?還是等「焦土」之後,嘗到了苦果,他們自動醒覺?

假如對手穩佔香港選民的四成,甚至五成,而你又根本沒有打算要在那裏面撬動半分的話,接下來的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去搶那剩下來的一半大餅了。在根本放棄建制派民眾基礎的前提底下,泛民主派當然是本土派最直接的對手,是一個比建制派更加重要的頭號敵人,應該重點打擊。反過來說,或許也一樣成立。這種局面,在一個連李卓人和梁天琦都分不太清楚的建制派選民眼裏,當然就更加坐實了「反對派只會吵吵鬧鬧」的印象。

也許本土派可以不管建制派的選民鐵票,但泛民主派沒有這樣的本錢。如果後者還想在未來的香港政壇持續存活下去,就一定要針對建制派的鐵票基礎,做出相應的策略和論述。再直接點講,第一,一套能夠吸納部分建制派選民,以及現階段比較傾向建制派的中間票的論述,可能要比一套能夠消化本土派中各種聲音的論述策略更加重要。第二,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他們其實需要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社群營造方式(朱凱迪在當年立法會競選之前做的社區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本土派呢?難道泛民主派就不需要再理會他們嗎?是的,我認為傳統的泛民主派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討論怎麼樣和本土派溝通的問題,我們下次接着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