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道德高尚的納粹德國（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二）

「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1935年，德國旅途當中，在日記裏頭寫下這句話的人，叫做貝瑞．道姆比爾上將（Sir Barry Domvile, KBE, CB, CMG）。他出身自聲譽卓著的海軍世家，前一年，才剛剛從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校長的位置退下來。此前，他擔任過英國海軍情報局總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更曾指揮戰艦與德國交戰。但是現在，他卻成了納粹政權的好朋友。這一年他拜訪德國，受到當局隆重歡迎。黨衛隊首領希姆萊，這個要為大屠殺負直接責任，後來被人叫做「史上最大劊子手」的魔頭，在這次行程當中與這位英國海軍上將發展出了某種奇特的兄弟情誼，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瞎聊，一起跳德國的農民舞蹈。貝瑞．道姆比爾後來回憶：「希姆萊是一個有魅力的人，非常可親」。當時希姆萊還親自帶着他開車穿越慕尼黑南部漂亮迷人的森林，住進了山上的小木屋，去幹英國上流社會最喜歡的事──打獵。某日清晨三點多，希姆萊忽然跑進他的房間，把他叫醒，對他高唱英國國歌《天佑吾皇》；而他報答的方式就是舉手吶喊：「希特拉萬歲！」

看起來很奇怪是不是？為什麼一個做過英國海軍情報頭目的職業軍人，會這麼容易受到老對手的誘騙？根據朱利亞．博伊德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原來這是當年的常見現象，越是上過一戰戰場，見識過戰火殘酷的人，就越不願意重蹈覆轍，越不想讓下一代的年輕子弟白白送命。他們會本能地相信過去的敵人就和自己一樣，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難得的和平。這種心態往往蒙蔽了他們的雙眼，讓他們就算在納粹崛起的期間親自到了德國觀察，也只能看到那些「可愛的窗戶裝飾」。當然，我們還曉得貝瑞．道姆比爾是一個有名的反猶主義者，一個渴慕昔日帝國光榮的右派。這正是他眼前自動搭載的另一道濾鏡，也很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擺脫的基本局限。面對外間傳媒種種負面消息，雖然納粹政權展開懷抱，「歡迎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可是大多數那個年頭真的親身去過德國的人，都不會因此而對納粹改觀。原來是個右派，就只會看到它的好處；原來是個左派，就只能更加討厭希特拉；每一個人都只能夠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體會到自己想要體會的事物。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全面展現新德國的表演。體育場館宏大，開幕式的演出壯觀，奧運選手村供應的食物美味，柏林市容整潔乾淨，志願者高效有禮，市民友好熱情。幾乎絕大部分見證過這次盛事的選手和外國遊客，都對納粹治下的這個國家讚不絕口。就連希特拉站在車上，經過大街進入會場，集權意志完美體現的那一瞬間，都因為它帶來的強烈感官震撼而麻木了所有目睹這個場面的外國人。「就像大風席捲草原一樣，群眾由遠而近地轟然起立，隨他而來的是一種聲音，一種希望，一種大地的禱告。」而這個全場的唯一主角，一動也不動，臉上甚至不掛一絲笑容，只是稍微抬手，恍如正在祝福群眾的彌賽亞。頭戴鋼盔的軍樂團正在演出華格納的序曲，同塲還有理查．史特勞斯指揮的柏林愛樂，和總人數逾千的大型合唱團，為這個場面添上完美的配樂。美國奧委會主席忍不住慨歎：「自從古希臘以來，就再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現在這個德國更好地捕捉奧運精神。」美國黑人田徑選手在這次奧運當中表現優異，總是受到滿場德國觀眾的歡呼，後來很多人認為這是當着希特拉的面刮了納粹種族主義一個巴掌，但真相其實更加複雜。例如獲得800米賽事金牌的John Woodruff，他告訴記者在德國那段期間完全沒有遭受任何歧視：「我沒有注意到一絲負面的東西」。400米賽事金牌得主Archie Williams更說：「回家之後有人問我：『那些骯髒的納粹怎麼樣對待你？』我這麼回答：『我沒有看到任何骯髒的納粹，只有一大批友好的德國人，而且我不用坐在巴士的後排。」這難道不是納粹宣傳機器的勝利嗎？那個年頭很多去過德國的美國黑人都有類似的感受，他們會拿自己在美國遭受歧視的經驗來對比德國的情況，覺得身為黑人，自己在德國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美國好得多了。至於猶太人，他們一般沒怎麼注意。

當然還是有一批美國來的黑人公開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例如1934年去德國參加全球浸信會大會的美國代表團中的牧師，他們發表了譴責聲明。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喜歡納粹德國的一切，比如說燒掉一些腐敗人心的壞書，禁止渲染暴力的黑幫電影，淨化社會道德，就是一種值得讚賞的良政。更何況當年馬丁路德也燒過書，背後的用意也許不會差得太遠。其中一位叫做Micheal King Sr的牧師就對這次行程印象非常深刻，乃至於回到亞特蘭大之後，更加堅定了仿效前賢的決心，乾脆把自己和兒子的名字都改成了馬丁路德．金。除了這些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外國遊客也很欣賞德國社會的正能量，他們悔恨自己年輕時漫無目標的日子，看不慣自己國家青年生活的虛無。相比之下，德國年輕人狂熱愛國，願意為一個更崇高的信仰而犧牲一切，反倒是這個腐朽世界中難得的一道清流。

在形形色色到訪第三帝國遊覽的訪客當中，最有趣的是一批作家。首先是湯瑪士．伍爾夫（Thomas Wolfe）這位當年在德國大受歡迎的美國小說家，他本來同情納粹，可他卻是極少有的那種在去過德國之後，態度和立場180度轉變的人，不惜冒着從此書籍在德國被禁，損失一大筆版權收益的風險，發表了一批批判色彩強烈的遊記。英國來的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好像看穿了一場大戲的真相似的，形容整個德國「浮誇而自命不凡」，風景有如「歌劇佈景」，最有名的萊茵河兩岸高塔和廢墟「長得很正確」。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似乎無論走到哪裏，都能注意到人生表面的荒謬，他在德國漫遊了大半年，最在意的居然是一連串「人名、日期、出生和死亡」等最客觀最瑣碎的事實細節，任何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心理都不在他的關注範圍。我最喜歡以《竊賊日記》知名，因為慣性偷竊而不斷出入監獄的法國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這一段話：「這是一個竊賊民族。如果我在這裏偷東西，我不會有絲毫的滿足感，反而只是遵從常規……我什麼都沒冒犯到，越軌是不可能的。我是在虛無之中偷竊。」

梁文道：希特勒的柏林歡迎你（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一）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一般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爆發的日子。同年，全世界最古老的旅行社之一，英國的「通濟陸」（Thomas Cook）有一份向英國遊客宣傳德國旅行團的小冊子，上面寫着這麼一段話：「所有令人着迷的古老事物都在這裏，四處還有更多令你驚喜萬分的新事物在等着你──在每一個地方，你都會遇見舒適、友善，以及美好的食物，這全是令人愉悅的假期的關鍵。」二十年前，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幾個月，德國就有幾家酒店聯合在美國推出宣傳計畫。其中一張廣告海報上面用很大的字體印着「德國歡迎你」，海報的主角則是一個穿着典型巴伐利亞吊帶短褲的德國年輕人，頭上還帶戴了一頂插着羽毛的帽子，站在一片林木蒼鬱的山谷中間，背後是一座頂部被白雪覆蓋，陽光下反射出耀目光芒的山峰。他非常興奮地對着海報裏一幅小畫片做出歡迎的姿態，那幅畫片裏面正是有郵輪停泊的紐約港口，自由神像背後是一輪代表嶄新未來即將到臨的初升旭日。

這麼多年過去了，但是幾乎每一年，我們都還能見到好幾部關於納粹德國的重要新書。最近十幾二十年，這些書的焦點逐漸轉移到了納粹治下的日常生活，讓我們見識到了當年那些普通的德國人家是怎麼活着的。他們意識得到自己國家正在犯下的罪惡嗎？他們知道自己正活在集權體制之中嗎？他們反抗？服從？還是默默認同？這肯定是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的時候最關心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把同一組問題反過來，提向當年那些去納粹德國拜訪遊覽的外國人：你們到底看見了什麼？你們是否聞到了戰爭的氣息？你們支持希特勒締造的這個嶄新國度嗎？還是對它忍不住的無比厭惡？去年出版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之所以叫人耳目一新，就是因為它問了這一組很少有人專門想過的問題。作者朱利亞．博伊德曾經寫過《消逝在東交民巷的那些日子》（A Dance with the Dragon），爬梳大量材料，展現出一個幾乎被人遺忘，只在姜文的《邪不壓正》以及張北海的《俠隱》中露出一角的那個住了不少老外的民國北京。這一回，她把焦點轉移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耗用更多精力，蒐羅出好幾百個在那段期間去德國遊訪的西方旅人故事。這些遊客包括了專業的外交官和政治人物，著名的藝術家和作家，尋找買賣機會的商人，還有大量放假旅遊的學生，以及最普通的海外勞工，他們全都見證了第三帝國的崛起，但他們的證言往往叫人震驚。便和「通濟陸」那一份二戰爆發之前的旅遊宣傳小冊子一樣；原來在災難來臨之前，只有少數人能夠認得出風暴；原來即便在邪惡的氣息處處彌漫的時候，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湊近觀察華麗錦袍上的蝨子。

我們都知道英國歷史上的「壯遊」，但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在20世紀初期，英美還曾經有過一股把年輕子弟送到德國去接受文化氣氛薰陶的熱潮。就算到了大戰前夕，很多人心目中的德國，都還是那個有着哥德、巴哈、康德和貝多芬的文化大國。除了這些學生，當然還有一大批文化教育水平比較高的普通遊客，他們在海德堡城堡底下的酒館喝着便宜的啤酒，在萊茵河上的遊船看到兩岸神話傳說中的廢墟，在巴伐利亞充滿野趣的林地中間健行，他們去過了中世紀的城鎮，也曾漫步在讓人神清氣爽的綠油油田野。更重要的是他們遇到的德國人全都那麼友善好客，充滿熱情。沒錯，街上的確是有越來越多穿着褐色制服的年輕人，但也許德國人就是喜歡制服呢？更何況這也是德國文化有秩序的體現。沒錯，他們成天到晚就喜歡遊行和搞火炬集會，但那種場面確實壯觀，而且叫人精神為之一振。他們打招呼喜歡舉手高喊「希特勒萬歲」，一開始是叫人有點不習慣，甚至偶爾有些外國來的年輕學生，因為沒有隨着大家做這個動作而捱揍；但這也只不過是適應的問題，多獃上幾天，大部分人都能夠慢慢習慣新德國的這種習俗，甚至覺得它充滿了蓬勃的朝氣。

自從希特勒上臺之後，西方各地的媒體就開始紛紛揭發和批評這個政權的問題與罪惡。可是納粹的宣傳機器和國際公關也不是省油的燈，除了資助開辦專門宣傳新德國的媒體之外，他們還很積極地籠絡國際友人，常常邀請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這個國家最真實的面目。其實不用說這些被重點照顧的對象，就連一般人在聽了那麼多關於新德國的故事之後，也很想自己去親身體會它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論是跟隨旅行團去聽音樂會和參加節日祭典的觀光客，還是騎車自助旅行的年輕學生，他們都能發現這個國家確實和別的地方不一樣。例如它許多大型基建工程做得特別好，有些遊客就注意到了「鐵路如此先進而方便，柏林的路面電車幾乎是無聲地行進」。德國人還特別愛國，有一種其他地方見不到的集團文化，街上總是掛滿各種標語和口號。對於來自英語世界，自由散漫慣了的人而言，這是有點古怪。不過回頭再想，一個人為自己的國家自豪，又有什麼不對呢？並且你需要站在德國人的角度來替他們想想，當年那份《凡爾賽條約》確實是太過分了，對這個有着悠久光輝文化傳統的國度和人民造成了大量的傷害和深深的羞辱，現在他們重新站起來，只是為了恢復他們應得的尊嚴罷了（因此可以想見，法國遊客在這裏得到的待遇就沒那麼好了）。他們當然還看到了猶太人的遭遇，不過很多人都認為那只是個案，或者局部的問題，不能說明這個國家的全貌。甚至還有一些人以為，隨處可見的種族主義以及專制政策，都是會隨時間過去的臨時現象，一旦希特勒真正抓穩政權，整個國家改造大計的基礎鋪好，這些問題自然要逐漸改善。有一個來自英國的重要人物，便在他的旅行日記念裏面寫道：「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