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六）

1492年1月2日，哥倫布跟隨着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以及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隊伍，踏進了摩爾人在歐洲的最後據點——格拉納達的城門，一舉頭，就看見了天主教王國的旗幟早已高懸在阿罕布拉宮的塔樓上。要再多等半年，他才能正式冠上「世界海洋上將」的御賜頭銜，出發尋找前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線。後來我們自然曉得，這一年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歐洲人也都如此相信，覺得上主必定在這一年顯示了大能。不過他們之所以認為這一年重要，可並不是為了看起來要不是個笨蛋就是個騙徒的哥倫布，而是天主教徒終於能在摩爾人手上成功「收復」了註定屬於他們的所有土地。

所謂「摩爾人」，在今天其實是一個內涵太過廣泛，因而沒有多大實質意義的名詞，它既指中世紀住在伊比利亞半島和歐洲其他地區如西西里島的穆斯林，也包括了撒哈拉沙漠周邊的居民；但它同時竟然也可以用在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斯里蘭卡和印度回教徒身上（所以當殖民地建築師在吉隆坡乃至於澳門的公共建築用上了一些帶有莫卧兒味道的裝飾時，他們還會管這種風格叫做「摩爾式風格」）。但是回到中世紀，對於歐洲基督徒而言，它很明顯就是個貶稱，主要指的就是在西地中海世界活躍的異教徒。

也難怪當年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的人都瞧不起西班牙，這本來就是個山丘起伏的窮鄉僻壤，遠離最熱鬧的東方貿易路線（也就是絲綢之路）。再加上來自北非的「摩爾人」曾經統治大半個伊比利亞半島達七世紀之久，使得這片土地上一大半人口是穆斯林和猶太人，清真寺的呼拜塔要比天主教堂的鐘樓還多，這又怎麼能算是純正的歐洲呢？根據劍橋大學專研中古西班牙史的歷史學教授Elizabeth Drayson，在去年出版的專著《The Moor's Last Stand》，那年頭西班牙的「宗教寬容」簡直能叫歐洲訪客反胃。就算沒有去過西班牙，大家說起它也都一定要皺眉頭。即便早已過了祖先那傳說中的黃金年代，宗教和族群之間的對立變得越來越嚴重。天主教王國會把猶太人和穆斯林當成奴隸使喚，摩爾人控制的地方也同樣會把天主教徒當成僕人，離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寬容」遠甚。不過它還是和歐洲大多數地區不一樣，這三種宗教到底都在此活下來了，並且勉強找到公開並存的方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這對夫婦聯手推動的「收復失地」大業，對西班牙天主教徒來說，就變得格外重要了。那是一樁要向歐洲人爭取認同的神聖事業。要知道，曾經一度如烈火燃燒的十字軍運動早就衰敗得不成話了。而四十年前，1453年，如日方中的奧斯曼帝國更從基督徒手上取得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歐洲天主教徒簡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好在有西班牙人，憑着先進的作戰方法，以及從敵人那裏學來，但在技術上又更上一層樓的火炮武器，趁着西班牙摩爾人末代王朝內鬥不斷，衰萎凋蔽的時機，他們終於成功逼使敵人獻上了全歐洲最壯麗的城市格拉納達。這是天主教徒對君士坦丁堡淪陷的最佳回應，也是獻給教宗的最好禮物。收到這個消息之後，西歐各地紛紛舉行盛大的祭典，所有重要的主教座堂都奉獻了隆重的感恩彌撒。一時間，無數的詩歌被譜寫傳頌，廣場則有無數的話劇上演，主角全是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英勇壯舉。西班牙人終於揚眉吐氣，他們的王室也總算成了歐洲的要角，他們甚至開始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在世界上承擔了建立神聖帝國的重大任務。於是在哥倫布之後的美洲征服運動當中，征服者的貪婪、狡獪，以及兇狠，全都冠上了榮耀的光環。消滅美洲大陸異教徒的帝國，殖民地的開拓，全是攻克格拉納達的合理延伸。

在當年歌頌西班牙偉大成就的那些英雄史詩裏面，有一個格外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後一個穆斯林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XII，天主教徒用自己的拼音方法把它讀作Boabdil），「摩爾人最後嘆息」的主角。

梁文道：如何對歐洲人訴說穆斯林的故事？（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五）

【蘋果日報】前幾天，一位在歐洲居住多年的青年旅行作家向我們報告他最近聽說到的新奇性實驗，其中幾種道具的使用方法不可思議，叫人眼界大開。然後不知怎的，話題忽然沉重，大家開始談起歐洲的移民問題以及宗教衝突。這位作家說：「為什麼穆斯林就是這麼保守，這麼極端？」接下來的討論，我在大陸已經經歷過很多次了，自然是對「大愛包容」的「西方白左」的種種譴責。或許是都把我當成他們口中這類「西方白左」的中國代辦，所以他們的語氣不算激烈，真實的想法全都包裹在一連串的問句當中。由於疲倦和厭怠，我沒有太多話要說，腦子裏想起的全是這幾個月叫我深深着迷的「非洲人萊昂」，那個五百年前住在意大利的安達魯斯遺民，以及他筆下的北非伊斯蘭世界。

當年的歐洲人在讀到他的《非洲描述》時，應該能夠發現其中有些段落足可佐證他們對敗德穆斯林的印象。例如非斯、突尼斯和馬拉喀什那些公開的易服癖；蘇非派異端社群中先以藥物和音樂進入迷醉狀態，最後演變成男同群交的「合一儀式」；以及黑色非洲知識中心廷巴克圖集市上的古怪書籍。我們今天還能夠在僥倖逃過極端分子烈火的古代殘存手稿裏面，看到那批書籍的其中一小部分，例如一本叫做《男人如何與女人行房》的性愛指南。大異於當時主宰歐洲的基督信仰（不管是天主教，還是正在興起的新教），伊斯蘭不止允許性快感，甚至非常關注女性的高潮問題。為了強化陽具的勃起狀態，這本書還建議男性應該反復背誦這句可蘭經裏的經文：「阿拉從你的軟弱狀態創造你，從軟弱中創造力量」。

「性開放」、「寬容」、「進步」以及「文明」，我們不能在這幾個字眼之間畫上簡單的等號，然後再草率總結，原來伊斯蘭文明要比基督教文明更加優秀。事實上，「非洲人萊昂」所描述的這些軼事，即便是在當年的北非，也都處在一個灰色狀態，並且遭到不少指責，更不要說是現在了。不過千萬不要搞錯，「非洲人萊昂」以《非洲描述》為核心的這幾部著作，其真正要點並不在於為歐洲讀者提供更多奇聞趣事。後來我們都曉得，要是沒有安達魯斯，沒有得自於穆斯林世界的知識，文藝復興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非洲人萊昂」的寫作正好示範了伊斯蘭知識是怎麼回事，例如引文的使用方法，法學辯論的邏輯標準，以及知識權威的確立方法。

根據當時主流的伊斯蘭傳統，任何學者在提出一套法律上的意見，文學形式的探討，以及關於過去世界的認識時，都應該把自己的看法安放在一條知識傳遞的系譜之中，好說明自己的想法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有權威來源的支持，例如自己那備受尊敬的老師，或者某部得到公認的經典。而這些經典和老師的老師（特別是在法學上），究其源頭，則多半可以追溯到可蘭經或者先知。當然不能否定創新的機會，例如要比「非洲人萊昂」早上一百五十年的安達魯斯遺民，北非地區最偉大的思想家，現代社會學的先祖，人口統計學之父，伊本．赫勒敦（Abū Zayd'Abdu r-Rahmān bin Muhammad bin Khaldūn Al-Hadrami），在其劃時代的巨著《歷史緒論》當中，這種以知識傳遞系譜來確認真理標準的方法，就實在支撐不了他所創建的嶄新學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類比推論的手段，比如說借用當年主流法學界的推論原則，去推演社會組織以及文明形態的變化。

大概因為預定的讀者是歐洲人（儘管史家納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懷疑他心目中也包含了穆斯林讀者），「非洲人萊昂」在意大利寫的這幾本書，幾乎完全不遵循上述這種要把自己明確安放在知識系譜當中的伊斯蘭傳統，他既不明言傳授給自己這堆信息的老師是誰，也不像伊本．赫勒敦那樣，以類比的方式去間接掛鉤伊斯蘭思想主流。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追隨文藝復興之後開始的歐洲潮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作者（auctor），所以在大多數的情況底下，他都盡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稱，哪怕他是要明確表達自己的意見。包括英譯本在內，《非洲描述》的所有版本都犯了一個根本錯誤，那就是把他原來手稿當中用以自稱的「el compositore」譯成了第一人稱的「我」。而「el compositore」，其實是他特地選來翻譯阿拉伯文「mu'aliff」這個概念的通俗義大利文名詞，意思就是編集者。在他其他的作品裏面，他還用上了「interpres」（譯者）這個身份來定位自己。總而言之，他把自己的一切意見和判斷，全都收納在第三人稱的表述之下。似乎想要暗示，他既不是一個伊斯蘭知識份子，也不是一個時髦的意大利文化人，而是一個站在一定距離之外的旁觀者，一個謙卑的信息編集。

這種身份設定，非常符合他的書寫。身為教廷的囚犯，新近皈依的天主教徒，向歐洲人描述伊斯蘭世界的時候，他不能不在言辭之中討好他的意大利文讀者，所以比起統一完整的天主教廷法典，他必須寫出令人遺憾的伊斯蘭遜尼派四大法學門派的爭議不斷。每當談到先知穆罕默德，他也不能像一般的穆斯林那樣，總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求主賜福他，並使其平安」定式祝福。但是就像納塔莉．澤蒙．戴維斯所說的，我們完全可以反過來看，正是因為他到了歐洲，用自己剛剛學會的意大利文寫作，所以他總算才擺脫了自己的背景束縛，能夠相對自在，甚至相對客觀地寫出他對伊斯蘭世界的真正看法。更有趣的是，同時他還震撼了歐洲讀者。因為在他筆下，不止非斯、馬拉喀什、廷巴克圖，突尼斯、開羅、大馬士革，以及伊斯坦堡這些國際都會，可能要比包括羅馬在內的一切歐洲城市更加璀璨，更加文明；而且他們所擁有的文學傳統和學術體系也都完全能夠和歐洲人那一套並駕齊驅。這就是一個既是鳥又是魚的作者，用編輯和翻譯的身份隱藏自己，站在兩個世界之外向兩個世界說話；他說的，想必就是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