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身份的騙徒（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四）

【蘋果日報】「非洲人萊昂」確實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我親眼見證過城市的衰落和帝國的消亡」。在他那個年代，整個地中海世界，恐怕都沒有人擁有過他這樣的經歷，難怪他的《非洲描述》（Della descrittione dell'Africa et delle cose notabili che iui sono）一經出版，就成為當時歐洲文化人的熱門話題。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他筆下一些關於北非穆斯林世界的故事，成了同代法國大作家拉伯雷的素材。至於現代，則有我之前提到的，用法文寫作的黎巴嫩作家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他也從這部巨著得到靈感，模仿「非洲人萊昂」本人的口吻，如此想像他對開羅的第一印象：

「當我來到開羅時，我的兒子，它還是幾個世紀以來一個王國瑰麗的首都，哈里發的駐地，而當我離開時，它只不過是一個省的省會。毫無疑問，它再也無法重現往日的輝煌了，真主希望我見證這座城市的沒落，也見證在它沒落之前發生了一系列災難。此時我還在尼羅河上航行着，幻想着充滿冒險的生活和令人高興的戰利品，不幸就這樣不期而至。而我當時還不懂得尊重這個不幸，也沒能讀懂它所帶來的信息。

有時候從一個異乎尋常的情景，就能看出災難的端倪，水手們站成一排走到我近前，臉色陰鬱，手掌朝天高舉。長時間的沉默。隨後，最年長的水手嘴裏冒出這樣一個詞：鼠疫」

儘管這是一本現在沒有太多人聽過的書，而且其中很多內容後來也被證明有誤。但是對於我們現在這個正被文化身份和宗教信仰逐漸高漲的衝突所撕裂的世界而言，這本書和它的作者「非洲人萊昂」，就像傳說中的格拉納達以及安達魯斯似的，好像都指向了另外一條道路的存在；又或者至少是一種因為不必立足於本土，所以也就不那麼安穩的處世之道。原籍美國的加拿大史學名家納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大概就是看中了這一點，所以寫成《騙子遊歷記》（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試圖在檔案的空白處勾勒出「非洲人萊昂」的真正身份。和她以往的作品一樣，這是一本備受讚譽的著作，同時卻也遭到不少常常會發生在她身上的批評和質疑。主要的理由，是她這一回在行文當中竟然比以往還要常用「might have, would have, perhaps」之類的字眼。身為歷史學家，卻不拿證據好好說話，反而要在史料的盡頭發揮最極度的「史學想像力」。年邁八十的納塔莉．澤蒙．戴維斯當然很清楚這個問題，但之所以執意如此，除了是因為她和才去世不久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類似，對於史料和敍述之間的關係，沒有前代學者那麼確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她總想和歷史對話，在確鑿的證據之外尋找曾經有過的可能，於是能夠提醒讀者，永遠不要太過肯定我們「已知」的過去，更不要依賴這段過去論我們的將來。

《騙子遊歷記》這書名卻很容易誤導讀者，以為納塔莉．澤蒙．戴維斯是想告訴我們，「非洲人萊昂」是那個年代常見的騙徒之一，虛構自己的生平和經歷以博大名。不，這裏所說的「騙子」，指的是一種身份認同上的騙徒。「非洲人萊昂」曾經在著作中講過這麼一個其時流行於阿拉伯世界的故事：有一隻又會飛翔又會游泳的鳥，原本居住在鳥群當中，常常向其他的鳥強調自己是一隻貨真價實的飛鳥，因此雖然長得比較怪異，久而久之也就都被大家接受了。直到有一天，鳥王要向眾鳥徵收人頭稅，所以牠逃到海裏加入魚群，照舊讓大家接受他也是條魚的事實。不過，後來就連魚王也開始要向魚群徵收人頭稅了，他便飛離大海，回到鳥群之中。如此一來，每一回遇到要收稅的時候，他都能夠利用自己古怪的身份條件趁機躲避，永遠不必交稅。納塔莉．澤蒙．戴維斯認為，「非洲人萊昂」就像這隻又是魚又是鳥的怪物一樣，是個身份的騙徒，以表演的詭計和敍述上的沉默去遮蓋自己。

比如說，對着歐洲人的時候，他的名字是「約翰尼斯．列奧．美第奇」（Johannes Leo de Medicis）；面對故土的同鄉，他則是「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贊．非斯」（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al-Fasi）。就像上周我們所說過的，這兩個名字背後的繁複意義，分別都能在歐洲基督教世界和北非伊斯蘭世界裏面得到確定，我們能夠在這裏面讀出他的出生地和階級背景。換句話說，這兩個名字對那兩個世界的人而言，都是有意思的。可是，他本人卻偏好另一個更加古怪的名字「Yuhanna al-Asad al-Gharnati」，意思是「來自格拉納達的約翰萊昂」。首先，這是一個用阿拉伯文拼寫的天主教教名，有點不倫不類。其次，這個名字還點出了他那失落了的出生地，格拉納達（原本住在北非的時候，他的阿拉伯文名字只說明他來自非斯，而非格拉納達）。這是否說明他始終認同格拉納達？那座早已被天主教徒征服了的摩爾人故都，一個曾經多彩燦爛，並且相對寬容的異托邦。

要知道，那個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並不太平。基督徒和穆斯林固然爭戰不休，而且兩邊都還有內部各自的問題。在歐洲這一面，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宗急欲重掌權威，和法國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兵戎相見，同時他們還要面對如烈火席捲草原一般興起的新教徒勢力。而在穆斯林世界這一邊，則有如日方中的奧斯曼帝國，與北非幾個蘇丹國家和古老的波斯相互計算，各懷鬼胎；更有遜尼派、什葉派以及蘇菲派之間永無寧日的內鬥。活在這樣的時代，你到底是個什麼人？你究竟歸屬哪一邊？這既是個關乎生死的重要問題，也是個可以透過靈活走位以求存的遊戲。不同的信仰，好像楚河漢界，不可逾越。但是為了權勢和實利，基督徒卻也可以串謀穆斯林。「來自格拉納達的約翰萊昂」活在這樣的年代，往來魚鳥二界，既是穆斯林，也是天主教徒；既是北非人，也是歐洲人。外交官的手段是他的生存之道，有距離的學者目光才是他的根本認同。他經歷太多，見過太多，知道真主和上帝要比他的信徒廣大。

梁文道：葉慈的亡靈朋友（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三）

【蘋果日報】愛爾蘭大詩人葉慈和他那個年代一些歐洲文人和知識份子一樣，沉迷於神秘主義，熱衷通靈，不只創辦過一個叫做「都柏林秘術兄弟會」的組織，還領導過以推動塔羅牌和卡巴拉知名的「黃金黎明會」。1914年6月，葉慈在一次降靈會遇上了一個自稱「非洲人萊昂」的亡靈。此後多年，葉慈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口中的這「另一個自我」，並且藉着種種外人不能理解的溝通，啟發了他一些最神秘的詩作。有意思的是，葉慈宣稱，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聽過「非洲人萊昂」這個名字。但這實在不太可能，因為「非洲人萊昂」是歐洲歷史上最有名的地理學家之一，他那被譯成多國語言的《非洲描述》（Della descrittione dell'Africa et delle cose notabili che iui sono），影響了文藝復興時代所有歐洲人對於非洲的認識，莎士比亞甚至從這本書得到靈感，才寫下了他的《奧賽羅》。

比這本書更加吸引人的，則是「非洲人萊昂」的生平，因為身為一部全歐洲暢銷書的作者，一個在教宗手下受洗的摩爾人，一個遊歷廣泛的探險家、外交官和學者，關於他生平的可靠資料卻是意外的稀少。在他留下來的著作和手稿當中，讀者甚至會有一種感覺，似乎是他本人要刻意隱瞞和省略自己的過往經歷，並且遮掩自己對很多事情的真實感受。為什麼他要這麼做？我們還得注意，他這一切著作都是用他成年之後才學會的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寫的，而非他的母語。在阿拉伯文和歐洲語言之間，他是否還有很多無法用各種語言去透明傳達，並且不能被這兩大文化所理解的想法呢？難怪曾經有不少作家試圖用自己的想像力去虛構一個自己願意和他對話的「非洲人萊昂」，就好比人們去虛構他的出生地格拉納達，以緩塵世中找不到樂園的悲嘆。葉慈只是這一眾作家的其中之一。

到底誰是「非洲人萊昂」？我們可以先從他的名字入手。其中的線索要是鋪展開來，幾乎就是十五、十六世紀地中海文化史的片段。

「非洲人萊昂」只是當時歐洲人替他取的綽號。他原本是個外交官，受命於摩洛哥非斯王國的蘇丹，出使君士坦丁堡，試圖拉攏當時如日方中的奧圖曼帝國，好收回北非海岸被葡萄牙人霸佔的城鎮。不料回航途中被西班牙海盜綁架，輾轉送到羅馬，當成是送給教廷的禮物。在那個文藝復興的高潮年代，羅馬天主教廷的日子並不太平，一方面要對付在德國興起的馬丁路德等新教勢力，一方面要周旋在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等幾大強權之間，同時還要對付不斷威脅歐洲的奧圖曼帝國。他們發現這個人質很不普通，不但見多識廣，而且非常機靈，正好可以透過他多瞭解一些穆斯林世界的情況。所以雖說是個被關在「聖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當中的囚犯，但他得到的待遇不差，應該常常受到很多樞機主教和大學者的召喚，而且還有專人指導他學習意大利語和拉丁文，讓他逐步適應本地生活。不久之後，教廷決定為他舉行一場盛大的儀式，讓他放棄伊斯蘭信仰。皈依天主教之後，他正式的名字就改成了「約翰尼斯．列奧．美第奇」（Johannes Leo de Medicis）。之所以冠上了「美第奇」這麼顯赫的姓氏，是因為跟隨當時的習慣，僕人或者家臣要跟隨主人的姓氏，並且成年的異教徒（例如穆斯林和猶太人）在受洗之後，也得加上授洗神父的姓氏。而主持他洗禮的，正是他後來的主人，出自美第奇家族的教宗列奧十世。成為美第奇家族的一員，當然是個榮耀，畢竟這是當時全歐洲最富有也最有威權的一股勢力，不只出過四任教宗，一連串的托斯卡尼大公，法蘭西王國的王后。而且他們還是文藝復興運動最重要的贊助者，如果沒有他們，達文西和伽利略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成就，今天的羅馬和佛羅倫薩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光榮。但是跟隨這個家族，同時也必定是個詛咒。幾乎就和我們在電視劇裏面看到的一樣，豪門的背後就是陰暗，這個家族的名聲也總是伴隨着腐敗和貪權，替馬丁路德的炮火提供了無數彈藥。

在此之前，「非洲人萊昂」的名字本來叫做「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贊．非斯」（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al-Fasi），依據這分成三個部分的阿拉伯名字，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他的爸爸叫做穆罕默德，他的爺爺叫做瓦贊，而且他來自非斯。「瓦贊」（al-Wazzan）這個字的意思是「稱重員」，在北非和伊比利亞的穆斯林國家裏面，這是一種不算高級但又非常重要的職位，負責監督市場上所有貨物交易的公正，度衡繳納給政府的稅糧的重量。按照法律，「稱重員」還可以在他「稱重」的東西中收取合宜的比例，以為收入，而這個「合宜的比例」通常會使得他們十分富有。這種工作是世襲的，「瓦贊」這個名字，便說明了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稱重員」。「非斯」這座在今天吸納無數遊客拜訪的旅遊勝地，自古以來便是摩洛哥地區的重鎮，在「非洲人萊昂」的這年代就擁有十萬居民，當中有不少是像他那樣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伊比利亞半島地區的流亡難民。這座城市還有一座被金氏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創辦於公元859年的卡魯因大學，「非洲人萊昂」就曾經在這裏跟隨飽學的老師研修神學、法律，修辭學與詩歌。不過問題是他們家的名字雖然保有「瓦贊」這兩個字，但他們在非斯實際上是做不了稱重員的，因為他們是外來的移民，而非根脈深植的本地人。好在儘管經過離散，他們畢竟有點家底，而且他的舅舅早在伊比利亞徹底被天主教徒征服之前就先來一步，混得相當不錯。所以他不只交得起上學的學費，而且還跟着舅舅走上了出任外交使節跟沙漠商旅頭家的道路。

比如說他去過今天屬於西非馬里共和國的廷巴克圖（Timbuktu），當年是雄霸撒哈拉和尼日爾河流域的桑海帝國的中心都會，黑色非洲歷史上最有名的傳說之城，一切綠洲的母親。「非洲人萊昂」來到這裏的時候，正是它最鼎盛的時期。進城拜會城主，是一段冗長細緻而又盛大豪華的儀式，使臣要跪在地上，臉貼地面，用右手抓起一把土撒在灑在自己的肩膀和頭上，好顯示自己在城主面前的卑微。穿越沙漠，不辭勞苦地來到這裏，當然是為了要做買賣。在這座城市，要比黃金和椰棗更有名也更有流通價值的商品卻是書籍和手稿。十萬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學生和學者；在沙漠中聳立的壯闊城牆之內，有一百八十多座學術機構和圖書館。就算是巴格達最有名的學者來到這裏，也都可能要為自己的無知而慚愧。市面上販賣的書籍，最遠來自撒馬爾罕，甚至中國；意大利製造的精美大理石紋紙張，則從海路經過開羅或的黎波里，再由駱駝商隊穿越撒哈拉沙漠運抵。抄寫手稿在這裏是一項家族手工業，就有點像香港以前的家庭主婦把塑膠假花帶回家裏面加工一樣。

梁文道：永遠的安達魯斯（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二）

【蘋果日報】如果帕慕克的記憶正確，到了20世紀上半葉，伊斯坦堡的一些殘存猶太居民仍然在家中的牆壁上掛着當年格拉納達老房子的鑰匙的話，那麼哪些當年被迫離開安達魯斯的穆斯林又該怎麼辦呢？據說直到今天，特別是在北非，每當有人說起安達魯斯（Al-Andalus）這個名字的時候，它的聲音就會在空中構築出一片有柱廊回繞的大理石中庭，陽光下一座噴泉流水淙淙。安達魯斯，一段失落的黃金時代，一座山丘上粉紅色的宮殿，一個永遠回不去的老家，是伊斯蘭世界裏面總能喚起些許甜美而悲哀回憶的傳說。

甚至對很多現代基督徒，乃至於沒有任何信仰的人而言，安達魯斯也是一個值得追憶的對象。因為在這個世俗化的年代，一個人們口中的「好穆斯林」往往就意味着一個比較世俗化的穆斯林，而非一位謹遵聖訓的虔敬信徒。而傳聞中的安達魯斯正是那樣的一個地方，雖然是個穆斯林王國，但是各種宗教信仰和族裔都得到了寬容的對待，猶太教徒可以當上宰相。知識和智慧受到尊重，學者們能夠任意查閱來自各種文化的古老典籍，同時創發可能會背離正統的嶄新思想。文化與藝術蓬勃發展，阿拉伯建築中極盡曲折繚繞的線條在這裏達到了高峰，西班牙吉他的根源則在此時種下。繁盛的城市，喧嘩的街道，總有人兜售來自整片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總有人夜半飲酒尋歡，相信真主的寬大多於誡條。甚至連同性性行為，都在宮廷中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值得嘗試的甜美禁果，處於半公開的狀態。這個地方不止孕育了中古猶太神學最偉大的導師，以及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阿拉伯傳人（那時候，亞里士多德在西歐是被禁止的）；甚至曾經有過這麼一位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入讀當時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學，後來回去還當上了天主教的教宗。

安德魯斯究竟是不是真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在學術界裏面仍然引起爭議。但是很多人還是願意相信，那樣的時代是真的存在過。因為它也許能夠證明，穆斯林有另一種選擇，甚至整個世界都還有另一種選擇。我們不一定要狂熱擁抱某種信仰，不一定要盲目擁抱某種身份，陌生人可以是我們的鄰居，因為世界本是一座枝葉繁茂，果實纍纍的花園。

所以1492年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份。在這一年，穆斯林治下安達魯斯最後而且最輝煌的據點格拉納達淪陷，現在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阿罕布拉宮易主，掛上了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旗幟。那時候的西班牙人簡直就像是天主教中的塔利班或者ISIS，盛產狂熱分子，用聖戰的態度來爭奪領土，一旦掌握全境，便不止迫害留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穆斯林和猶太人，後來甚至還向全歐洲輸出令人聞風喪膽的宗教裁判官。正好就在這一年前後，「非洲人萊昂」（Leo Africanus）誕生了，被迫從嬰兒時期就開始踏上他終身不斷的旅程。「非洲人萊昂」是個偉大的旅行家，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暢銷書作者，在羅馬冠上過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出入各國宮廷。但他原本也是一個安達魯斯人，對他而言，格拉納達這個故鄉，大概就像香港之於今天九七後才出生的年輕人，是流亡他鄉（或者移民）的父親坐在躺椅上發呆，口中呢喃的一個名詞；是母親夜半飲泣，低聲訴說的一則故事。他留下了一些著作，記錄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見聞，可惜這裏頭並不包括安達魯斯和格拉納達。這種空白留下了任人想像的空間，誘發了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去把它填滿的衝動。

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是黎巴嫩作家，生長在當年非常國際化的貝魯特，母親是擁有土耳其血統的埃及天主教徒，父親是來自希臘的東正教信徒。黎巴嫩內戰之後，他移居巴黎，自此以法文寫作，不止獲得了「鞏古爾獎」，最後還當上了法國學術院院士。1986年，他第一部小說《非洲人萊昂》一出版，便立刻為他帶來全球文壇的讚賞。很多評論家認為，這部詩意盎然的小說就像一張魔毯，能夠帶領讀者穿過家中衣櫥的後壁，進入一個我們不曾聽聞過的世界。這會不會是因為以他的背景，他特別能夠體會「非洲人萊昂」旅程的意義，以及格拉納達和安達魯斯的價值呢？

在小說的一開頭，他就用「非洲人萊昂」的口吻，界定了流亡者的身份，以及五百多年之後「安達魯斯」這個象徵的啟示：

「我，稱重員穆罕默德的兒子哈桑；我，美第奇家族的約翰．萊昂。為我執行割禮的是一個剃鬚匠，而施洗的卻是教皇。人們叫我非洲人萊昂，然而我並非從非洲而來，也不是歐洲，也不是阿拉伯半島。人們叫我格拉納達人、菲斯人、札亞持人，但是我並不來自任何一個國家，也不來自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部落。我出生在路上，沙漠裏的商隊才是我的國家，我的生活命中註定般充滿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旅行。

我的手腕感受過絲綢的光滑，羊毛的粗糙，戴過王子的金鐲，奴隸的枷鎖。我的手揭開過上千面紗，我的唇吻過上千女孩，我親眼見證過城市的衰落和帝國的消亡。

你能聽到我講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西班牙語、柏柏爾語、希伯來語、拉丁語和通俗義大利語，因為我掌握所有的語言，會說所有的禱告詞。但我不屬於它們。我只屬於上天和大地，那才是我將來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