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什麼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

【蘋果日報】三月到底,又是日本「花見」季節。近些年來,每逢這個時節,許多媒體就在摩拳擦掌,等待報導中國遊客擠爆日本京都奈良一帶等賞櫻景點的盛況。今年一月,我恰好在京都工作,本該淡季,遊客稀少,但走在祇園花見小路,眼前所見,耳側所聞,皆讓我有種身處西門町或者朝陽區的錯覺。京都一年最濕冷的時候,遊客情熱猶此,等到櫻花漸次盛開,那當然是更不得了了。遊客來了,記者也來了,究竟記者在預期什麼場面呢?那自然是等不懂事的遊人攀樹折枝,喧嘩高叫,在河岸草地上遺下一片垃圾的景象。也就是說,遊客去看花,媒體卻是等着去看遊客的熱鬧。

幾乎毫無例外,每一年這種消息傳回,大陸的網上都是一片罵聲。斥責那些被人拍到的不雅行止有辱國體,「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我的老朋友,大陸最厲害的談話節目主持人竇文濤,有一回在節目上談到這個現象,他看到這種情景的反應,最是有趣:「有一次我就看見一些大媽大叔在搖晃一棵櫻花樹,還有些人乾脆爬了上去,大家還樂呵呵的笑個不停。我站在遠處觀看,也跟着樂了起來,心裏頭想:看我這些同胞,真是逗呀!」我很能理解他這種奇怪反應,既不是生氣,也不是搖頭慨嘆,而是把它當成一種可以娛樂的材料,頗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淡然跟旁觀者的距離。這麼多年來,我碰見的所謂不文明中國遊客可多了,可是我也從來不覺得他們的行為和我有什麼關係。這倒不是因為我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我也不會像一些香港朋友那樣,要想方設法地在這種令人尷尬的情況下跟他們劃清界限。我只是很單純的覺得,他們不禮貌不懂規矩是他們的事,我做好自己外來客人的本分就是了。如果有人硬是要把他們的舉動跟我的身份捆綁在一起,將我們全部歸成同一類人,那我只能覺得很抱歉,你錯了。

貼標籤,是人類本性之一。為了生存,為了迅速掌握世間萬象,瞭解紛雜人事,用種種可見的標籤去把人群歸類是很難避免的。然而標籤貼好之後,它不應該就此固化,還得有種種被晃動,被反思,被更進一步細緻分疏的可能。就說中國遊客,我見過太多太多有禮謹慎,知所進退,總是試圖迅速掌握並跟隨異鄉行事規則的人,他們怎麼能跟媒體上被呈現出來最典型的「中國遊客」劃上等號?換句話說,我不想輕易被人貼上標籤,並且就此認為我只具有這個標籤所限定的身份;我也不願輕易把這類標籤當成理解他人的鐵律。比起標籤人家,我更好奇的是自己給自己貼上標籤的情形。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曾經見過網上一位美食「自媒體」作者批評東京某家米其林二星割烹名店,他對這家人的食物沒有不滿,反而相當讚賞。最讓他不高興的,是大廚對他的態度不好。他一入座,就拿出一部相機擺在桌上,結果立刻遭到譴責,原因是這張板前木桌是非常貴重的高原槙所製,人家怕他的相機會刮壞木桌的表紋。晚飯吃到中段,大廚在桌後正準備一道技巧繁複的料理,這位作者立即離座站了起來,舉起相機,想要拍攝這難得一見的過程,然後又挨大廚訓斥,叫他立刻坐下。後來這位作者把一切都理解為大廚情緒不好,恐怕是他曾經擁有的三星被人摘掉了一顆。很多人應該知道,這情況其實牽涉一些日本高級料理店用餐的常識和禮儀,並不像這位作者所說的那麼簡單。但更好玩的是這篇文章之下的留言,竟然有不少人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民族尊嚴的高度,認為那位日本名廚根本就是歧視中國人。

老實說,每個地方都總有一些人會帶着被標籤固化的眼光來對待遊客。因為我的膚色和我的語言,我也在很多地方遇見各種類型的歧視。就像我之前所說的,我只能替他們感到遺憾。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碰到不少主動把自己變成被歧視對象,將一件很簡單很實際的事變成了族群矛盾問題的例子。比方說我家附近那個大型商場,就有許多遊客在那裏收購藥物衣着等日常用品,每逢週末,人滿為患。幾個月前,我試過在那裏被人用手拖行李箱碾壓雙腳,我當然叫出聲來,並且提醒那個大意的遊客。沒想到他竟然開始跟我理論,越說越是憤怒,最後來了一句我們今天不時會在香港聽到的結論:「你們憑什麼瞧不起我們大陸人?要不是我們,你們早就完了!難道你不是中國人嗎?」其實事情簡單的很,商場人多,你拖着一個行李箱,難免會跟人發生碰撞,必然得小心在意,要是不慎撞到了人,一句簡單的對不起便好。我在香港,常常被人說成是最典型的「大中華膠」,自然也不會瞧不起大陸人,只不過想提醒這位大哥小心一點。怎麼事情又變成了香港人瞧不起大陸人,香港人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了呢?

這就好比我們偶爾會在新聞上聽到的,中國遊客在外地因為航班有誤,航空公司和機場的安排又不夠讓他們滿意,於是大夥集體在候機室裏高唱國歌。為什麼人家沒有即時替你安排酒店過夜,你會立刻認定這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後來我在官方媒體上面,也讀到喉舌評論批評一些遊客在外地動輒集體唱國歌抗議的表現,說那是「綁架國家」。說的很對,這種動不動就把性質本來很單純的事件,演變成中國在全球舞臺地位問題的傾向,確實可以形容為「綁架國家」。可是為什麼會有人喜歡「綁架國家」,乃至於你抗議他把行李壓在你的腳上,都變成了一種事關國家尊嚴,寸土不可讓的神聖議題?

我懷疑,是因為這些人早在綁架國家之前,就已經先被國家綁架了。「國家」和「民族」在今天是種最被濫用的形容詞,但凡任何一個人只要在國際上面稍具名聲,那就必是國家栽培的成果,民族的驕傲。所以反過來,他在外面要是碰到不快,那當然也就是國家的羞辱。換句話說,「國家」與「民族」已經成了他看待世界的基本角度,是副摘不掉的眼鏡。仿佛就連一個人在一間外國的餐廳用餐,都不單是他個人在吃飯那麼簡單,而是國家正在吃飯。如果他碰到了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下一個浮上心頭的想法就是:「這種事國家為什麼不管一管」。於是在機場碰到了有理說不清的情況,集體情緒一到,便只能高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說不定國家還真會替他們出面管一管。因為他們習慣相信國家太強大了,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普天之下,沒有一件事是它管不着的;就算真有鞭長莫及的時候,人家也得讓我們國家三分,要知道今天的中國再也不是鴉片戰爭時候的滿清了。我雖然能夠理解網民看到中國遊客不雅消息時的憤慨,但我感受不到這種情緒。在我看來,那個爬到櫻花樹上搖晃枝葉的,就只是一個不太規矩的遊客而已,絕非整個中國正在爬樹。

2018年3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強人與大象

【蘋果日報】2月23號,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被正式起訴。2月25號,中共宣佈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2月28號,開國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猝逝。在不到一個星期的短短幾天之內,我們目睹一個時代的正式終結。

依照共產黨對於宣傳口徑的把控以及消息傳播管理的紀律,「消失」了好一段時間的吳小暉被起訴的消息,正好趕在公佈修憲的前兩天才傳出,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那就是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所開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神秘富豪」吳小暉的身份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大家都曉得他是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儘管鄧家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表示和他沒有任何關係了,可是在公眾的心目當中,鄧家光環的餘威卻還是籠罩在他的頭上。所以逮捕吳小暉,並不是真的要實質打擊鄧家,而是要打擊大眾認知裏的鄧家。至於修改憲法,取消鄧小平一手推動設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它的含義自然是更加明確,不必多說。相比之下,陳小魯的去世則像是一個意外的象徵。這位紅二代不只和近年出事的安邦有非常深遠的關係,他更曾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社會改革局局長,因為六四而下海從商,幾年前又以紅衛兵的身份出來向當年被自己毆打的老師道歉,掀起一番關於文革的議論。今天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曾經出現在共產黨中央議程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多麼遙遠的事情呀。而為了文革期間所犯下的錯誤道歉,放在文革「去汙名化」,漸漸變成「艱辛探索的十年」的當下,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最近幾天,內地很多朋友受到這一連串消息的刺激,情緒十分激動。在他們看來,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是一個憲法上規定的制度,建國後前三十年苦難經驗的教訓總結,怎麼能這樣子說改就改呢?但問題是他們當中又沒有一個人會覺得這個消息很讓人意外。自從幾年前反腐槍聲響起,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開始,就有很多人在議論:「習近平難道沒有想過後路嗎?得罪了這麼多人,他下臺之後怎麼辦?」當時大家就已經能夠感覺得到,也許習近平根本不需要去想後路,因為他不會下臺。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非常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毀掉了一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並且維續了二三十年的制度。可是換個角度來想,如果國家主席任期真是一個很堅實的制度,它又怎能如此輕易地被放棄?這豈不是說明了這個國家的制度其實從來沒有穩定過?在關鍵時刻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個人物的勢力與權威。

在為此次修憲護航的種種言論當中,「制度建設」是反復出現的字眼,有些學者甚至已經開始流露出要在理論上來證明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一大成就的意思。這讓我想起總是暗示自己乃國家智囊的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他在胡錦濤年代曾經以專書解釋比美國優越了不少的「集體總統制」:「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制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它大大超越了幾百年來美國等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黨控制」、「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的實踐與理論,彰顯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所謂常委集體領導,如今已然是個笑話,他接下來又該如何解釋習近平年代的創新,並且把小組治國連接上「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呢?我想說的是,由於制度從來沒有真正的穩定過,所以任何關於中國特色制度的理論辯護,往往都只能是來得太遲的哲學,是摸着石頭過河之後的路線回顧。

然而就算再怎麼不穩定也好,制度始終是存在的。否則我們很難解釋反腐運動的如火如荼,其基礎是一套名正則言順,在其位則有其權的權力體系。而且過去幾十年來,這麼龐大的國家機器絕不可能只在無政府狀態下隨意運轉,官僚自有自己的理性計算,行政系統也會有它逐漸產生的規律和慣性。習近平時代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他怎麼處理這具掌控全中國,由幾百萬人所組成的龐大系統?就以反腐為例,腐敗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激勵官僚的最大動力,如果真的徹底抽掉了這根胡蘿蔔,只代之以恐怖的大棒,官僚群體又憑什麼要有做為呢?而且在政治掛帥的這一刻,許多已經成形的規則被打破,許多真正掌握前線實況的公務員敢怒不敢言,大家只能揣摩上意,迎合風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又怎麼能夠不出問題?北京市驅趕「低端人口」和拆除大樓招牌的雷霆行動,固然在前一陣子弄到怨聲載道。更有趣的,是當時還在北京市委書記任上的蔡奇的一段視頻,他放出狠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這種領導對着官員的內部講話,為什麼能流傳出來?是誰把它放出來的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官僚群體的反動徵兆嗎?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順利誕生。崛起之後,新強人始終要面對舊時代留下來的龐大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