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從「波子」到薄熙來

【蘋果日報】為什麼漁護署可以網開一面，酌情處理觀塘藥房貓店長「波子」的「傷人案件」；但政府卻要出動高層，再三追究曾俊華在港台做節目的事呢？看起來這似乎是兩件完全不相及的事，放在一起來談，着實古怪。但請換個角度想想，以曾俊華的形像和人氣，他難道不就像是個香港人的貓店長嗎？

幾個月前，我在一家藥房門外逗弄一隻店裏養的小花貓，正好一個大概才剛上小學的小女孩經過，她立刻興高采烈地走過來和我一起蹲在地上，一邊伸手撫摸花貓，一邊問我：「佢係唔係呢間藥房的貓點張」。我沒聽清楚她在說什麼，再問了幾次，才曉得說話都還說不清的她，講的原來是「貓店長」。站在她身邊，那一直笑意盈盈的媽媽也確認了：「係呀，係貓店長」。

這就是現在的香港人了，連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孩子也懂得親切地把一隻商店養的貓喚作「貓店長」。而她的家長非但沒有大驚失色地叫住女兒，高聲警告「小心佢抓你呀」；反而溫柔微笑，自己都想玩埋一份。又如最近接連幾次野豬出沒市區的報道，我們看到很多街坊的反應不是恐慌躲避，恨不得港島也有合法持牌打獵的「野豬隊」；反而是當牠們街坊一樣，紛紛擔心牠們找不到東西吃。可是時代真是變了，也可能是過去幾年民間動保教育有功，今天的香港人對動物已經是友善得多了。特別是貓，過往一年全球互聯網的頭號殺手，幾乎人見人愛，一出就贏。

在這個連「星島」和「東方」等傳統媒體都曉得用小貓小狗來在網上吸粉的年頭，藍營闖將屈穎妍女士居然把「波子」被告案扯上政治層面來開火，當然會惹來同道不滿。因為愛貓這回事，是超越藍黃的，人同此心，不問立場。於是我們又看到立法會議員，不管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都要為了貓這點大的事出手，分頭跟進。至於漁護署的技術官僚，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響應民意，在條例和政策之外開恩，讓他們「成功爭取」小貓回家。

這件事說明了什麼？那就是在面對不那麼政治化的事件的時候，即便是一般印像中最技術性、最按程序辦事的政府部門，也會很有「政治智慧」地彈性應對主流市民的意見和傾向。否則一不小心，公關變成關公，一隻貓被「政治化」了，對政府的受歡迎程度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其實早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就不是一具只懂按章操作的機器，它幾乎每一天都在「酌情處理」大大小小各種事情。要不然的話，任何三個站在街上聊天的人，就都能被警方以「遊蕩罪」的名義帶回去差館調查了。最近幾年，我們更能在諸多極受政治爭議的案件裏頭，看見政府的這種彈性，雙重標準根本是家常便飯。

既然如此，為什麼曾俊華在香港電台做無薪主持，政府就要花掉那麼多的時間和工夫，公開追問他有沒有跟足程序申報呢（最新消息是，曾俊華原來一直有和政府溝通，正在等待特首辦回覆）？正好不久之前，前任特首梁振英才被揭發他當了兩家公司的董事，大家當然會比較這兩人得到的待遇，政府不會蠢到不知道吧？曾俊華退出政壇之後，人氣不減，時常擔當各類慈善活動的宣傳大使，很有要做香港吉祥物的意思，就如貓店長，人畜無害，人見人愛。政府如此高調地揸正嚟做，豈不和硬要拘留「波子」一樣，是要和薯片一眾超越藍黃的粉絲過不去？

和許多港人心目中的「民間特首」公開爭執，徒然降低自己受歡迎的程度，一些朋友都認為這要不是難以理解的政治失誤，就是林鄭月娥的器量太過偏狹。我倒以為，再換個角度思考，別把曾俊華真的當成「波子」，卻以薄熙來類比，整件事件就會豁然開朗了。在出事之前，薄熙來受不受歡迎呢？儘管「唱紅打黑」和「重慶模式」得罪了不少自由派，但生得有型，又懂公關的薄熙來，起碼有一度是全中國最出鋒頭的政壇明星，聲勢蓋過當年正等着接班的習近平。現在呢？他能出來宣傳公益活動，在媒體上頭露臉嗎？

我知道，薄熙來的情況和曾俊華完全不同，不該相提並論，但他倆至少有一樣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都輸了。回想起來，當年唐梁之爭，便是香港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有得爭的特首選舉；而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較量，則是場結局早已寫在牆上，但大家都還假戲真做的最後一次表演（以後應該就連戲都不必演了）。這次表演，在一些建制派人士看來，幾乎嚴重到了「政權保衛戰」的程度，曾俊華也差點淪為「外國勢力」的代言人。好在香港各界精英奉公體國，識大局，懂大體，這才力挽狂瀾。而敗選的曾俊華，沒有被人查出什麼問題，掉到曾蔭權甚至薄熙來的境況，已經是當局寬大為懷的表現了。他現在忽然要在理應做喉舌的官方媒體露臉，是不是別有圖謀，想要另起爐灶，搞亂香港政局呢？所以要不要即時按住他，就不是要不要放過「波子」之類的公關問題了，而是牽涉路線鬥爭，關乎大是大非的根本政治決斷。要知道，在現代中國政治傳統，勝負之間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問題，輸家一定是犯了政治錯誤，沒有例外。特首選戰之後不再窮打敗寇，已經是讓曾俊華「軟着陸」了，就好比李源潮在十九大不入中委也算是好待遇一樣。

這種思路肯定是大部份港人還不能接受的，他們多半可以明白曾俊華和「波子」貓的比較，會用公關做得好不好的角度來思考林鄭月娥對曾俊華的死纏不放；但是無法理解曾俊華怎麼就成了薄熙來那個檔次的人物。可是我發現，只要放下過往分析香港時勢用一種腦袋，分析大陸政局則用另一種框架的舊習；把香港納入一國之內，真正體會全面管治權的用意，很多香港官場政壇不可思議的怪現象，就會顯得有理可究有跡可循了。以後評論香港時事，就別用過時的老黃曆了，否則我們就會一直搞不懂為什麼同樣是離任，政府對梁振英會比較寬大。用另一副眼鏡去看，你一定可以看見，梁振英才是人生勝利組。

梁文道：他看到了幸福

【蘋果日報】劉陽長得高高瘦瘦，沉默寡言，一看就知道是個會幹這種事的人。本在北京中關村工作，典型理工男，最後卻又嫌悶，去了法國留學。他學的是國際貿易，卻在一次自助餐會上頭與芝士結緣。留法最後兩年，他在科西嘉島，一個曾以暴力著稱的邊域，法蘭西的「西部」，當然也是拿破崙辭世之地。怎麼會去這種地方上學呢？他說：「我真的什麼也不懂，去了之後才曉得有『科獨』，還聽過幾次汽車爆炸的聲音」。他沒有白去，就是在那裏，他學會了做芝士。

以超高的年齡報讀只收當地人的農業中學，連續被拒幾次，對方後來大概是怕了他的執着，終於圓了他的夢想。回到北京之後，他在這個對芝士沒有多大認識和興趣的漢人社會裏頭，執着地開了一家芝士工房，試驗各種創作，一做就是七年。如今他是圈子裏的名人了，兩年前以一款「北京藍」贏得在法國舉辦的世界大賽金獎，老外一說北京有個做芝士的，指的一定就是他。

雖然他力求正宗，從設備到程序，一切跟足法國傳統，但有一樣很關鍵的東西卻隔開了他和歐洲絕大多數同行，那就是他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牧場。傳統芝士作坊，多半脫胎牧場，於是可從乳源處掌控最終成品的表現（例如餵牛的飼料，我們常常能在芝士裏發現它的味道）。中國乳業總有陰影，他只好尋找可靠的小牧場，以高價要求奶農做足符合他各種要求的原乳，而且每批來貨都得小心檢驗，不得馬虎半分。既然如此，何不乾脆自己開辦一間牧場？

原因很簡單。這裏是北京，北京要往更高級的道路發展，容不下這等「低端」產業，就算市郊也不行。其實就連他辦這麼一家小手工作坊，也都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因為乳品業被認為是污染行業，而北京再也不能被污染了。雖然在大城市裏重振小工業，甚至農業，是今日世界潮流，很酷很有故事可說的一件事。可是許多官僚不這麼看，他們心目中的「高大上」和這類低端食品工業沒有任何關係。

更要緊的，是整個國家都在控制乳品業。他們覺得當年三聚氰胺那類事情之所以發生，全是中小企業太多的緣故，好像完全忘了大企業在那段日子出的問題其實更多。他們以政策限制這行進場者的數目。不再發牌給新人，等於變相扶持蒙牛等巨無霸，鼓勵他們壟斷整個行業。所以劉陽要在北京週邊辦家小牧場的心願，恐怕很難實現了。

有人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的基本國策，用各種手段幫助幾家大企業掃除內外競爭，讓它們變成相關領域之內數一數二的龍頭。好處之一當然是容易控制，例如互聯網那幾家巨頭，政府入股之後，就是如臂使指，絕對好過對着一大群散兵遊勇。另外，這也是過往東亞一些國家的經驗，像韓國三星，以舉國之力把它變成一艘巨艦，便足以出洋遠征，國際佈局。而以中國內部市場之大，品類之雜，它簡直更能在所有領域裏面都各自培養出幾家三星，挾巨資海外併購，在全球都當上老大，加起來便是主宰七海的超級艦隊了。

於是又有人指出，全球化到了這個地步，就連經濟規則都得改寫了。中國模式是什麼？他們說，那就是在任何環節任何領域當中都做到最好最有競爭力。於是國際貿易的基礎──比較優勢，也就不存在了。中國根本用不着跟其他人互通有無，他自己就什麼都有，什麼都比人家做得好，什麼都比人家便宜。所以全球貿易，在這些志向遠大，意氣昂揚的論者看來，遲早只不過是中國主導的全球資源和產業的配置而已。這是否就是十九大報告所說的，中國要在幾十年後成為世界強國的「底氣」呢？

全球配置先從自家做起，北京以後不管低端產業了，它們全都得遷到外省。所以只能在那些產業幹小買賣糊口的「低端人口」，也就只好搬走。當我們不少朋友還在錯愕，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府，怎麼能公然宣稱某些城市居民是「低端人口」的時候，他們已經按照中國速度，開動機器，大大方方地拆除掉「低端人口」賴以營生的棲地了。至顯眼的例子，是三里屯一帶的小商店，酒吧，和咖啡館，十幾二十年的生意，多在一紙公文之下，一夜消失。你覺得那是潮人潮地，迷亂中自成秩序的波希米亞小世界？在官方眼裏，那就是外地低端人口打工做生意的混亂聚點。

曾經，北京是個很酷的地方，不只有畫家村，詩人甚至能按區域分成幾個不同的流派，就更別提地下搖滾，和最早在此聞到金錢氣味，把「七九八」變成酷生意的那一批洋派商人了。那是陳冠中、廖偉棠，和顏峻等人紀錄過的「波希米亞中國」，也是李照興所親歷過的「潮爆中國」，有一種香港沒見過的野性，也有一種香港人所不熟悉的「自由」──我知道，對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而言，把自由和北京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事。我甚至記得，在更早的年代，早到一九九零，六四之後的第二年，天安門廣場還有很多人躺在地上，小睡或者發呆。你今天去那裏坐下來超過十分鐘試試。

於是年輕人開始走了，我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公司開始留不住人。很多畢業之後，留在北京打拼的青年，一到某個歲數，就想搬到別的地方。也許北京還是機會很多的城市，但是房價太高、壓力太大，如果想要結婚生小孩，一看這環境，為了下一代着想，還是走的好。而像他這種事業有成的，乾脆走得更遠，就算不是舉家移民，至少也得把孩子送出國上學。

可是他又說。前陣子他們一行人開車漫遊，從西藏開到新疆，再從新疆開回北京，一路穿過據說是最危險，因此戒備也是最森嚴的地方。途中經過一處檢查站，排隊過關的時候，一個很年輕的武警和他們閒聊。那個孩子的臉蛋在經年日曬之下，有些紅腫，看起來是個很純樸的鄉下青年。他看了一眼朋友的車牌，感嘆：「你們從北京來的呀？真好，北京是個好地方」。朋友很不同意：「北京有什麼好？人多車多，空氣污染，生活壓力大得要死。你們這兒才叫好，藍天白雲的」。然後那個孩子很認真地說：「對，我也聽說是這樣子的。但是習主席他老人家就住在北京呀，北京能不幸福嗎」？

梁文道：真話不全說

【蘋果日報】許多道德訓誡是如此地基本，乃至於就算我們終生奉行，也很難拿來標榜。例如不可殺人，有人會誇讚一個人，說他「是個好人，因為他從不殺人」嗎？又如不可偷盜，至少我沒見過有哪一個名人死了，大家會把他一輩子沒搶過東西當成是值得追懷的美事。不可說謊，以及誠實，時時也被看作是這麼根本的道德要求，似乎是吾人本份，就算做到了也沒什麼好自誇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中國一些重要人物過世的時候（例如近日仙遊的黨史專家何方先生），我們常常會聽到「他敢說真話」之類的讚辭呢？當然我們都曉得，說謊乃是人之常情。嚴格來講，大部份人甚至幾乎沒有一天不說謊（比方「你好嗎？」「我很好」），不像不殺人那麼容易。然而，那麼高調地在公共領域不斷宣示說真話的美好，始終還是有些古怪吧。比如一些當領導的，總愛告誡大家要說真話，有如老師教訓學生，好像一堆成年人從來都只能說假話似的。起碼我很少見到有其他地方是這個樣子，整個社會都公開地把說真話當作罕見的美德，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廣肯定。

不必無謂擴大，我們明白，在這個背景下的說真話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誠實，而是「敢對權勢說出真話」。所以那些讚言裏頭，在「說真話」之前總還得加上一個「敢」字。敢對權勢說出真話的代價實在太大，權勢管轄的範圍和幅度又實在太過深廣，於是敢說真話就成了一種格外稀有，格外需要勇氣的行動了。由於說真話要面對這麼多阻礙和後果，老是昧着良心又真的叫人難受，是故漸漸就生出一套折衷的處世之道，季羨林先生一句名言可以總結：「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很多話我說不了，或者不敢說。沒關係，我不違背本懷說一些我不同意的話就行了。在中國的媒體圈子裏，這是不少人奉行的原則，大家覺得最少算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線。

它也許可以令人稍稍安心，但它是否也同時守住了做媒體的底線呢（我指的是包括互聯網自媒體在內的一切媒體）？以前常有大陸記者朋友採訪，要我談點關於香港的事。可過去幾年，香港情勢日益尖銳，大陸言論空間又日漸緊縮，於是我就推掉一切這類訪談的邀約了。為什麼？因為我說了自己心目中的真話之後，到了他們手上就一定會變成「真話不全說」。然後報道出來就只看到我批評極端本土主義的危險，指責部份港人對大陸的偏見狹隘；卻不見我如何解釋這些現象的來由，以及政府對此該負的責任。這樣子的「真話不全說」，還能叫做真話嗎？所以試過幾次之後，我就怕了，再遇到老友來電，只好直告：「反正我說了，你也登不了，何苦」？所謂「香港問題」，一端而已。

「真話不全說」的原則在輿論空間全面鋪開之後，帶來的又是什麼呢？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代表人物許知遠前陣子挨罵挨得很慘，主要是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被人認為是暴露了一個老派酸腐之人的過時，以及一個知識中年面對女性時的猥瑣不堪。雖然知遠兄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也不能不同意他這個節目確實有不少問題：他對新世代的媒體偏好欠缺理解（例如他置疑的當紅節目《奇葩說》，在我看來其實大有文章），他對女演員以至女性的偏見過深（他不斷挑撥的俞飛鴻，是我認識的最具獨立精神的藝人之一）。然而，這是否就表示他身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所有貢獻，全都可以因此一筆勾銷？又甚至代表了整個所謂「公知」群體都被時代甩了開去呢？

有些寫得相當精采的文章，以小見大，從這一件小事談起，論析幾年前中國「公知」群體和媒體形式與邏輯的相應演變，指出許知遠等人的退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技術變了，青年也變了，但依托老媒體形式，而且心態守舊的老公知卻跟不上這些變化。坦白講，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除了一點，那就是他們都「真話不全說」地忘了，使得熱極一時的中國時事評論寫作，以及發表這些言論的「公知」衰退的主要原因。羅永浩停止「牛博網」，轉行去賣手機；南方報系變色，從相對敢說真話的媒體艦隊，退回到官方媒體的指定位置；以前大家在微博上頭以為「圍觀可以改變中國」，現在我們只能在裏面關注小鮮肉最新戀情的動態；韓寒曾經是最有國際知名度的偶像級公知，現在更像是個影視界從業員。請問這都只不過是自然而然的技術演化、青年善變，和時代遷易的結果嗎？

這種評論，就好比狹窄房間裏有頭大象，所有人都聞到一股異樣的氣味，都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響，而且走兩步都會撞到一些東西；然後大家開始研究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非常精緻細密地分析了人類嗅覺如何受到主觀偏見的引導，聲波在不同環境內移動的方向之不同，以及一個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空間之大小……；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承認，房間裏頭有隻大象。這頭大象大到無處不在，沒有人逃得開牠的存在，沒有人能不受到牠的影響，但無論是大至對國際關係的觀察，還是小到評論許知遠遭罵這等茶杯中的風波，大家都只能假裝看不到那頭大象的存在，卻很微妙精巧地翻騰挪移，扭轉出各式各樣「真話不全說」式的探討，還要稱讚彼此的身姿有多麼曼妙，然後流佈這類局部的真相（請注意，這和傳統意義上的「擦邊球」還不一樣）。久而久之，大家會不會開始習慣，甚至接受，那些局部的真相其實就是全部的真相？那不可言明、不可承認的大象其實根本不存在，正是帝力於我何有呢？我很能理解這些言論作者的苦惱，他們沒有空間去說他們看得見、想得到的事實，他們只好繞着大象發言。我只是懷疑，比起沉默，「真話不全說」是不是真的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梁文道：在餐桌上抵抗到最後一刻（巴斯克的美食「底氣」之一）

【飲食男女】同樣是搞獨立運動，試圖從西班牙的國土上分離出去，加泰隆尼亞人這種公投簡直是太過斯文了。有點歲數的人當會記得，十幾二十年前，在阿爾蓋達還沒有攻擊紐約，「ISIS」更加連影子都不存在的時候，全歐洲最活躍的恐怖組織當中，有一幫叫做「埃塔」（ETA）的傢伙。這個結構非常嚴密的準軍事組織聲名狼籍、手段兇狠，總共殺害過820多人，受害者包括了西班牙的國會議員、內閣部長，甚至首相。這群在鏡頭下總是戴上頭套，一身上下全黑裝束的恐怖分子，要求的目標十分簡單，那就是巴斯克地區的獨立。

其實巴斯克人想要獨立的理由，也確實比加泰隆尼亞人充分。我們中國人一談到這類問題，不是最喜歡講甚麼「自古以來」嗎？巴斯克人可還真是自古以來就和西班牙人不同文同種的。他們用的語言是語言學上所謂的孤立語，不只和印歐語系等歐洲根源性語言無關，甚至在現存人類所有語言裏頭都找不到任何類近的親屬，所以巴斯克語當然也就與西班牙文是兩回事了。再說血緣傳承，不只有證據指出他們才是全歐洲最古老的民族；甚至到了今天，他們在遺傳上都和其他歐洲人不同（例如他們有35%的Rh陰性，遠超歐洲人16%的均值），可見同族婚姻之盛。

要說受到西班牙政府壓迫，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往事，也比加泰隆尼亞人要有血有淚。今年正好是畢加索不朽傑作《格爾尼卡》面世八十周年，這幅至為慘烈的大尺寸油畫，描繪的就是八十年前，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勾結納粹德國空軍，在巴斯克的小城格爾尼卡施行史上第一次地毯式轟炸的情景。當時巴斯克人誓死不從佛朗哥的淫威，幾乎是西班牙土地上最後一支殘存的反抗力量，於是後者狠心毀掉整座城鎮的市中心，奪走了一千六百多人的性命（由於男人多在郊野作戰，所以死的多是婦孺），以收殺雞儆猴之效。

由於巴斯克人太過反骨，所以佛朗哥在這塊地方施行的同化政策也遠比其他區域徹底，巴斯克人引以為傲的語言成了非法語言，誰敢在公開場合被人聽到他說巴斯克語，誰就得受到法律制裁。幾十年來，最能在大眾舞台上代表巴斯克精神的，就只有足球了。他們的「畢爾包體育會」不只是皇馬和巴塞之外，唯一一支從未降級過的西甲球隊。更叫人吃驚的，是他們居然不用外援，堅持以巴斯克人組班，猶如他們自己的國家隊。

好了，說了這麼半天，這跟吃有甚麼關係呢？當然有。還記得我之前介紹過的「txoko」嗎？這種巴斯克獨有的美食俱樂部，由於它是種會所，不對外開放，於是就成了巴斯克男子唯一一個可以大說巴斯克語，高唱巴斯克傳統謠曲的地方了。每天晚上，他們一起聚在這種半地下的空間裏頭，以美食為主題，在杯酒之間保存了瀕臨斷絕的文化身份的一縷香煙。如果說「畢爾包體育會」是巴斯克精魂的陽面，這八百多間美食會所就是這股精魂的「底氣」了。

梁文道：戰狼建制派的時代

【蘋果日報】外婆出生太原，抗戰避禍西安，四九年後輾轉住過澳門和香港，但到底還是在台灣的時間最長，於是雖已不至寶島二十多年，但天天還是守着電視關心台灣時事。她大概算台灣人口中典型的「老外省」，不喜歡「太陽花」，討厭民進黨，尤其不能接受台獨。至於香港這邊，她倒還沒那麼極端，溫和而開明，立場介乎於淺黃與淺藍之間，唯港獨萬萬不可忍耐。那當然啦，九十多歲的老人陪着中國走了一輩子，怎麼可能受得了這種獨那種獨呢。

但是這幾天出了個問題，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向她這位老愛國解釋。那就是愛國愛港陣營當中以勇銳著稱，又號「戰狼」的何君堯議員，竟然公開宣佈全港一百多萬沒有回鄉證的人都是港獨。我外婆的回鄉證大概早已過期，而且也不太會再續了，因為她年紀大，不打算再出遠門。所以，她現在就算是港獨份子了。雖然我可以向她說明，人地話明係「戰狼」，開槍狂掃，大殺四方，流彈誤傷這種事在所難免。然而，我也很難摸準實情究竟是否如此。因為據說何議員乃西環紅人，而西環代表中央，一條鞭咁落，即係何議員都有可能代表到中央。因此，他那番話說不定還真是最新的最高指示，原來打擊港獨要擴大化，沒有回鄉證的全是港獨。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得立刻安排她去補辦回鄉證了，免得一位至今矢志不踏足日本的中國人，臨老卻成了支持分裂祖國神聖領土的叛徒。

不過我枉唸幾年哲學，對於這個最高指示還是忍不住得思辨一番，結果發現聖意確實難測。為什麼？因為它有點說不通呀。想想看，反對港獨，那至少得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吧。假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而香港市民（至少華裔）也因此就是中國人的話；為什麼香港人又非得領個「回鄉證」，去大陸一趟，或者至少藉此表示有要去大陸的意思，才能算得上是合格的中國人，才能算得上是不贊同港獨呢？難道一個一生從未離開過香港，也沒想要踏出香港半步的人，就不能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嗎（不論他自認自己有多愛國）？按照同樣的邏輯，若有上海人沒去過外地，也就極有「滬獨」的嫌疑囉？到底上大人是如何想的呢？看來得給個說法才行。

我肯定一些親建制陣營的朋友一定覺得這是小題大作，挑人家一句「無心之失」來惡搞。不，我不是開玩笑，我是認真的。假如一位建制派當紅議員，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出這類聳人聽聞的狠話，而他大部份的「戰友」都視而不見，默不作聲；請問我們升斗草民是不是該把這些話理解為他們默認的共識呢？假如「重奪公民廣場」的「奪」這個字暴力到足以叫喊出這句話的人入獄，而聲言港獨必須「殺無赦」的議員卻可以逍遙自在，以言論自由的名義輕輕打消百般質疑，我們會不會都覺得這個議員不簡單，背後大有來頭，因而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很有份量呢？

提出這堆問題，不是想和建制派的朋友過不去；恰恰相反，我是在替他們着急。且看近日香港英文媒體的總編家人在英國老家被人親切「問候」，再想前陣子十幾個反對者上庭前被一群有組織的黑衣漢當着警察的面辱罵，這就是今時今日親建制派與愛國愛港陣營想要大家看見的形象嗎？就好比在台灣，今天若是說到統派人物，這一代青年馬上想起的恐怕再也不是郝柏村將軍那類老外省，而是前江湖大哥白狼，以及一些動不動就為了統一而拳打學生的幫派份子了。這難道就是今日中國對外投射的愛國者典型？

其實我們都能明白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首先是重酬之下必有勇夫，於是原來不入流的，甚至人所共知的惡棍，也都可以藉着政治正確的愛國大義上進洗白。其次是針對敵手的激進表現，你做初一我當然要做返十五，甚至加倍奉還。既然泛民早有長毛，現在又多了票本土勇武，憑什麼我就不能放匹戰狼出去回敬呢？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從中央最核心開始的鷹派傾向，下層各階心領神會，自動層層加碼，寧左勿右，只可以更激烈，絕不能更溫潤。這幾點加起來，就有了我們當下目睹的這種怪現象了：越是愛國，越是建制，就越要顯得不顧斯文，正是革命並非請客吃飯，下下都要捋高衫袖，把一切問題都變成最尖銳的敵我鬥爭。

當了幾十年官的林鄭月娥女士自然曉得，這不是傳統香港人習慣的建制派造型。香港人（特別是保守中產）見慣的，甚至受得了的建制派，應該是你可以好狗，但你睇落一定唔可以似癲狗。於是當熱血青年向你丟雞蛋的時候，你還是要西裝筆挺，面無表情地從標語叢中穿過。因為你反正站在高牆那邊，在這體制下該通過什麼就通過什麼，又何必當場發作，惡形惡相地還拖呢？所以身負建制派和解重任的林鄭女士，才會抬出任志剛這等身份的人馬，收拾當年去過「小桃園」飯局的黑幫，意思就是要告訴大家：各位市民，梁振英時代咬水管的金毛飛不再代表建制派了，因為啲師兄弟返晒嚟啦。而她確實也厲害，幾下子就讓大律師公會和大學校長堅定不移地重返建制陣營。泛黃群眾之所以對這些人近日的表現大為詫異，只不過是因為過去五年的建制撕裂太猛烈，使得大家都忘了法律界本來就很保守（因為二十三條的紛爭而產生的大狀黨只是不得已的異數罷了），大學校長本來就很精英（只是開槍的傳聞才逼得兩大校長上街見學生）。

本來一切都在重歸常軌，假如林鄭女士真能獨自全力操盤的話；可惜她未必有這個權力。更何況新一代建制狼群已成，正等着更上一層樓，力圖有所表現，又怎能看着你們那班去開Hong Kong Club的老鬼安安穩穩地埋位搶掉他們得來不易的登頂良機呢？再加上最後一個廣俘人心的體面建制派曾俊華也倒了，誰敢說阿爺還是喜歡大家去半島大堂翹起尾指懶優雅咁飲下午茶呢？也許現在就是要喝二鍋頭的時候了，唔怕飲得多講大咗，只怕大對家唔起。

所以我只好安慰外婆，現在這個時勢，你就屈辱點當一回港獨份子吧。

梁文道：殺無赦（下）

【蘋果日報】政治敵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夠用在常人身上的倫理習俗，都不必和政敵相關。你不必和他講信用，不必對他講禮貌，不必和他說道理，同情心不適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應該慶幸。在何君堯議員那句「殺無赦」掀起爭議之際，周融先生站出來替他辯護了，他說：「如果有人認為戴耀廷是社會曱甴，那麼來一句殺牠死，是不是又要來一次聯署聲明呢」？「社會曱甴」這四字真是可圈可點，從前蘇聯、納粹德國、赤柬，一直到文革時期的中國，這類把政敵比喻為害蟲的說法，在極權意識型態的操作底下，向來不缺。當這類想法廣泛流通，並且得到政權背書之後，公然剝奪政敵或異見者的人權（例如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徹底蹍壓他們的生命，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這種把所有人間德目和常俗一一納在政治立場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識型態如此可怖，我們應該怎樣預防它的出現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堅守那一切現代文明世界珍視的價值，理所當然地捍衞使得人之為人，社會之所以織成社會的，那些最基礎又最核心的經緯原則。在這些價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戰的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懷疑它們的必要。因為唯有足夠厚實的底子，才足以讓這個社會避免疫症的侵襲。

然而可惜的是，在過去這麼多年的政治紛爭當中，我卻在反建制陣營的支持者那裏，看到一種相反的傾向。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幾乎在何君堯議員高倡「殺無赦」的同時，一些人在為蔡若蓮副局長喪子歡呼，認為她活該得到這樣的下場。理由是他們認為蔡若蓮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們的敵人；而敵人的任何不幸，都等於是他們的勝利。他們不顧現代社會最起碼的體面，以一種母債子償的古代神話式觀念，去把發生在人家兒子身上的苦痛，當成是對一個母親犯了政治錯誤的報應，然後興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這種言論發佈在一間大學的民主牆上，沒錯，我認為是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不應以獵巫的形式追殺。發表這種言論的人要是學生，沒錯，我相信人有知過能改的空間，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須承認，這是確確實實的過錯，錯在它冒犯了我們尊重並且願意用生命去守護的價值和原則。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論者，也都在那幾天受到了懷疑甚至抨擊。其中一種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見是：你同情敵人，你就站到敵人那邊去了。稍知歷史者，當知這類把非友即敵推到極致的說法，恰恰是歷次極權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政治運動裏頭，最具殺傷力的推理。想當年，那些替被迫自殺的老師收屍的學生，也是因此被劃到敵人那一邊去挨鬥的。

此類思路的危險，還不光在它會使人因為要抵抗惡魔，而先把自己變成惡魔。它最大的問題，是在有力摧毀一切價值的意識型態兵臨城下的時候，自己先動手挖空了自己的牆角，使得所有不應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讓那些德目覆蓋的範圍生出例外的死角（因為「對政敵不必講道德」）。這種對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強化自己的體質和免疫力，卻是在中招之前先讓自己病倒。

過去幾年，我時常在這類聲音當中聽到「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的說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說說之外，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鋒隊究竟打算要怎麼樣對敵人不仁慈呢？是召喚「皇天擊殺」？還是祈求對手死後「下地獄」呢？相反地，他們目中的敵手卻實實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機器，要是他們真的奉行了一套和這類反抗者邏輯一致的意識型態，非友即敵地掀起一場消滅「社會曱甴」的政治運動，他們可是真能對你下手「不仁慈」的。

記得幾年前，我在此寫了幾篇討論政治與友誼的東西，試圖指出政治立場的是非之外，人間猶有更重大更美好的價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敵友決斷一切其他價值，我們遲早要面對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結局：「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筆不屑這等微弱警告，堅持政治上下不同類的人，再怎麼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們的支持者再把這條線推衍下去；稱對手為畜牲（也就是不具備人的資格了）。如今，當你的對手也開始用上了這種邏輯，比你更加熟練拿它和你唱雙簧，共同侵蝕掉社會人倫的核心價值之後，剩下來的就只能是力的較量了。用施密特的說法，那就是看誰有實力「在肉體上消滅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