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求仁得仁

【蘋果日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求仁得仁」這四個字演變出了「出得嚟行，預咗要還」的粗俗意義。於是大律師也好，前輩作家也好，都因此犯上眾憎，惹來一片非議。到底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三人，加上「新界東北十三子」以及近年一切因政治問題而繫獄的青年，能不能以「求仁得仁」這句老話去形容呢？如果不能，這是為什麼？如果可以，他們又是在那一層的意義上「求仁得仁」呢？何妨回到《論語》原文，看看聖人自己當年是怎麼說的：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若是翻譯成大白話，這段話的意思大概就是：

冉有說：「我們老師會不會幫助衛君呢？」子貢說：「好，我去問問他老人家」。於是進到孔子房內，子貢就問了：「伯夷和叔齊算是何等人物？」孔子答道：「那可是古代的賢人呀」。子貢又問：「那他們對於自己的遭遇可有抱怨？」孔子再答：「他們求的是仁，既然已經得到了仁，又還有什麼可怨的呢？」然後子貢出來，就告訴他的同學：「老師是不會扶助衛君的」。

要讀懂這段有名的對答，我們首先要瞭解一下時代背景。按冉有所說的「衛君」，指的就是當時衛國的國主衛出公輒。他的父親蒯聵本來是要繼承衛國的世子，卻弒母未遂，負罪出逃，投奔到了衛國的死敵晉國，於是就輪到他的兒子輒登位。後來晉國支持蒯聵回來奪位，由此便上演了一齣擾攘多年的父子之爭。這段歷史不只涉及到後來子路的犧牲，更是從《春秋》三傳一直到宋明儒都不斷反覆傳述和討論的課題，可說是關心中國社會政治思想者不可不碰的經典案例。但我們可以先放下這些不管，看看它在《論語·述而》這一章裏的作用。

話說當時周遊列國，到哪兒都不受重用的孔子正好就在衛國，所以他的學生冉有和子貢都很想瞭解自己的老師要不要趁着這個機會，協助衛出公對付他的爸爸，好在政治上一展宏圖，飛黃騰達。當時還在孔子身邊的弟子，大概都有類似的疑問。所以在《論語·子路》裏面，我們又可以看到這一段更常被人引誦的對答：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論語》之所以叫人屢讀不厭，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總能用最精簡樸素的語言，生動鮮明地刻寫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情態。你看一向爽直的子路，一上來就問他老師「機會來了，衛君輒正等着夫子去幫他，您打算怎麼做呢」？不料聖人竟答「必也正名」。子路馬上就很沒大沒小，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回了一句「有這必要嗎？老師你真是太迂了」。光從這一問一答，我們就能猜到聖人和子路這對師生的關係應該十分親密，日常相處絕不古板嚴肅。對着如此直腸直肚的子路，聖人在後面也非常正面地接着說了一番關於「名正言順」的大道理。那番道理，若照王陽明在《傳習錄》卷上第四十三節的衍申，是要衛出公退位向父親道歉，而蒯聵又感動得願意讓國當個不管事的太上皇的話，恐怕任誰都曉得不可能實現。聖人當然也不會不清楚，逢此亂世，這種理想簡直不切實際。所以他等於是在告訴子路，我是不會去幫衛出公的了。

相比之下，精明的子貢就不會這麼開門見山地問「夫子為衛君乎？」了，更不可能像子路那樣，興奮得摩拳擦掌，乾脆跳一步問老師預備如何協助衛君。他拐個彎，忽然提起了伯夷和叔齊，看似風馬牛不及，其實是要從側面觀察老師的反應。

因為伯夷和叔齊這對兄弟後來雖以不食周粟，饑隱首陽山著稱。但他倆之所以「淪落」至此，一開始卻是為了兄弟相讓，誰都不想繼父位稱君。話說商末，孤竹國君要他的兒子叔齊做繼承人，但他卻在父親逝後堅持把位子讓給哥哥伯夷。而伯夷呢，也一樣堅持不就。這兩人，做弟弟的認為君位該傳長子，做哥哥的則主張父命不可違，相持不下。後來伯夷索性逃跑，沒多久，叔齊也跟隨大哥而遁，後世傳為佳話。

子貢舉出這個例子，一來是因為這對兄弟面對君位的態度，就和衛出公輒和蒯聵的父子之爭相似，同樣關乎人倫和社稷的衝突。但更要緊的，是伯夷和叔齊雖有相讓賢德，世人無不稱美，但卻落得個權位盡失，要在首陽山上吃野草的下場，對我輩俗人來說可謂十分淒慘。難道他的老師也打算效法他們，為了那迂得不行的名份正統的道理，甘願放棄自己向來懷抱的為政大願，終於無所作為？所以他才會在聖人誇讚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後，立刻補問一句「怨乎？」聖人的態度非常堅定：「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為了成己達人，為了天下人得以安立的大道，就算在凡世間不得志，就算體膚受苦，這也沒有絲毫可怨。

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一個人想要修仁守仁，不靠任何外在力量，也不管最後的命運如何，根本在他下定決心走上這條大道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得仁」了。是故在聖人和子貢這番對答之後，《論語·述而》緊接的下一句話便是「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像伯夷叔齊那樣，退居荒山，以疏食白水渡日，看似艱苦，實則樂在其中。為什麼，因為「求仁而得仁」。相反地，背離正道，「不義而富且貴」，於聖人而言只不過是浮雲罷了。

所以今日城中權貴好談中國文化，要年輕人多多認識傳統國粹之精深博大，我是舉雙腳贊成的。而且我建議他們就從自己開始做起，好好讀一下《論語》，認識認識「不義而富且貴」與「求仁得仁」的區別。

梁文道：以後，醒目就是最偉大的道德

【蘋果日報】我不再知道應該相信誰了。假如林子健真的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齣大戲，狠得下手，對準自己的大腿連釘幾十針，那他豈不成了香港政壇當中最勇武的漢子？整件「林子健被虜」疑案發展到這個地步，它對香港社會的傷害，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原先大家所以為的「強力部門」跨境辦事，或者「黑勢力」自動為國效命了。因為各方為此產生的猜想和分歧，不再是簡單的是非之爭，而是更終極也更難化解的信心問題。事實不再稱王，唯有詮釋，以及詮釋背後的預設立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東西。「林子健被虜」疑案是一個症狀，說明香港有病，並且病得很重。

特首選戰期間，兩個候選人都看到了這個問題，都說要為香港重建信任。然後新政府一上台，馬上就推出高鐵「一地兩檢」的方案來考驗大家的信心。請先不要急着用魯迅筆下的「一見短袖子」就要聯想到「私生子」的中國式想像，去把反對一地兩檢的人先打成反中央，然後再上升到萬惡港獨的層次。我們可以很心平氣和地來談一談說話究竟還算不算數這回事：為什麼上一任的政府官員可以說高鐵不必一地兩檢，現在的高官卻又誓言非一地兩檢不可？為什麼同一個人在當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極力反對一地兩檢，今天坐在行政會議裏頭卻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我們完全可以不碰一地兩檢是對還是錯的問題，只是像個剛學懂講道理的兒童一樣，追問為什麼你們昨天說的和今天不一樣。難道你要告訴我們，大人的世界很深奧，我們將來慢慢會學懂嗎？而家最緊要醒醒目目，唔好問咁多嘢。

香港人不是沒信任過體制權威，問題是這種信任似乎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虛擲。我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草擬《基本法》，移民潮興的時候，有些人就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有錢有辦法，冇錢《基本法》」。但大多數沒錢的人只能留下來相信《基本法》，以及早已成為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再到六四之後，又有人說「問你們香港人怕什麼，又叫你們相信共產黨的趙紫陽，他自己都倒台了。你還不怕？你還敢信？」。然而大多數人還是只能相信，留在這座城市，相信它至少有些東西是不會動搖的。接着是普選議題，先是不斷調後它的落實時間（也就是所謂的「循序漸進」），還累得親建制大黨修改黨綱；但他們還是要我們相信，相信他們的承諾是莊嚴的。沒想到後來他們乾脆修改普選的定義，使大家赫然發現當初信過的承諾原來和他們打算兌現出來的結果不一樣。你現在還想勸大家應該繼續相信下去嗎？還是說，是否真心相信不重要，要緊的是永遠裝出一個相信的樣子呢？

我們也相信過廉政公署，相信過律政司，相信過法院，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門和相關體系至少是中立而公正的。但是為什麼同樣是衝進立法會，有的輕判了事，有的還要被律政司追究加刑？誠然，犯法就是犯法，就算有再美好的理由也得承擔責任。但是政府有必要在那十三名青年被判罰之後，仍然鍥而不捨，直把他們丟進大牢才算心甘嗎？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呢？也許一個開始關心新聞，正要接受良好公民教育的孩子會這麼問。我們該怎麼向他解釋？是告訴他，因為他們看不慣人家新界村民宅田被毀，太過多管閒事嗎？如果他更懂事一點，還知道新界有人倒泥頭到廢田破壞環境，而律政司從不上訴申請加刑；有人霸佔官地賺了大錢，律政司根本連提控都懶得提呢？如果他知道了政府放着一大片貴人專用的高爾夫球場不碰，看着黑勢力進村騷擾老弱不管，但卻專挑非原居民的家園來好好「發展」。他會不會問為什麼同樣犯法？有人一定沒事，有人就一定要重判？為什麼有些權貴可以為所欲為？而弱勢就只能任人魚肉？你不必回答，他自己長大慢慢就會明白：唔關你事嘅嘢，你就唔好多管閒事；有權有勢嘅人，總之你得罪唔起。

這種環境，正是我不少大陸朋友想要移民的理由，他們都說是為了下一代好。出國之後，孩子的數學會變得更厲害嗎？當然不是。他們所謂的為下一代好，無非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這裏該怎麼教孩子做人。沒錯，學校一定會要我們關心他人，政府更是喜歡倡導大愛無疆。是的，老師會告訴學生公正的價值，官員也每天反覆吟誦用這兩個字造出來的句子。所以一個小孩當然曉得要幫助他人，關心弱者，有些時候更要路見不平，勇敢有為。那麼收集汶川地震遇難者名單，想要還亡魂一個清白，因而被判入獄的那些人算不算是關愛他人？為了爭取外地民工子弟就學權利，坐牢坐了四年才剛放出來的許志永，又算不算是為了公正而見義勇為呢？從扶助一個路邊跌倒的老人家，一直到為了大愛而被囚這條連續線上，我們應該把界劃在那一點上呢？愛要愛到什麼程度才叫做「破壞和諧發展」，才叫做「擾亂社會秩序」呢？於是沒多久，大家就都明白了，善良也得善良得響應號召，國家要你關懷的時候你關懷，國家要你愛到那個地步你就愛到那個地步。在這一切關於人性善良面的教育裏頭，最最要緊的莫過於知機，莫過於安全。在一切價值觀的教育裏頭，最最重要的莫過於風向，因為有時候，上一個領導推崇的價值未必符合現任領導的心意。

不必冒險，不必付出代價，不賠穩賺的愛，這樣的愛還能叫做愛嗎？也許可以。例如近日澳洲一列華人開車上街，抗議印度侵犯中國邊境，有的車子上還貼着「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標語。這些人當中有早已宣誓效忠澳大利亞，放棄中國國籍的移民。請注意，我從不認為移了民就不能真心誠意地說自己愛中國，我只是覺得他們這種愛國正是今日中國式的愛的象徵，沒有風險，不受霧霾侵擾，也不為醫病所苦，是種很隔離而且很安全的愛；一種知所進退，在充分計算過失利和獎賞之後得出來的愛。

我認識一位老大姐，她的愛叫她吃過了太多苦頭，一輩子坐過兩次政治牢，第一次是二十歲剛過，文革末期得了個參與「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後來這麼多年，儘管可以，她卻從沒想過移民，頂多是把孩子送出去上學而已。但她年紀也大了，近日終於提起想走的事，而且說到這念頭的時候還有點不好意思。她的理由我完全明白，無非是想在餘生多點自由，那甚至不是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之類的東西，而是做一個正直的人的自由，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勸她：「大姐，你沒欠這個地方什麼了，想走就走，能走就走吧。後面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了」。（交稿之後，方知又有三位青年遭遇加刑。至此，我所記得的香港終於遠去。以後就是另一種版本的老香港要重新盛大出台的年月了。這種香港強調的是醒目和靈活，而且將來還得更進一步，連在所有價值觀和邏輯上頭都得醒目靈活。）

梁文道：德里街頭上的印度（另一座首都之二）

【蘋果日報】德里的街道不宜步行，但卻適合人居，特別是在晚上。大馬路中間用來隔離兩邊對向車道的安全島，原來是座公共卧室，有許多人會睡在上面，無視身邊的車流和噪音，酷夏的蚊蟲，以及北印度陰寒的嚴冬。他們睡在這裏，不是因為他們的嗜好與別不同，而是因為他們無處可去。這些人可能被「開發」的需要驅離家園，遭到了印度版的拆遷；也可能是外地來的「民工」，負責這座印度首都看似永不休止的建築工程；又有些時候，他們兩者皆是，沒了自己的房子，但卻要修築其他人的房子。

瞭解到這一點之後，就能順道理解行道樹上懸掛的膠袋，和街邊房頂上那一堆堆防水布包裹到底是什麼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遊客一開始都以為那是垃圾，直到看見夜間棲身於公路和屋角的居民，這才明白它們原來是家當。那些袋子裏裝的是衣物和裝水用的瓶子，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居民晚上會從樹枝和遮蓋房頂的鐵板上頭把它們取下來，拿出他們要用的東西，天亮了再把它們裝好掛回去。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衣櫃和儲物間，公共和私人在這裏幾乎沒有界限。

難怪一位享譽國際的印度學者那年初訪中國，在被記者儀式性地問到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時，會這麼回答：「我最驚訝的是中國的大城市為什麼會沒有貧民窟？街上為什麼看不見窮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當時一些網民覺得這個答案很好笑，他們自豪於中國和印度的差異，嘲刺印度首善之區的殘敗落後。但仔細想想，便會發現這種分別其實一點也不好笑。中國大都會裏的貧民都到那裏去了呢？

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在他的《資本之都》裏頭還提供了一個更加讓人震驚的德里街景：

「讓這座城市運轉起來的那些人的建築同樣破敗，甚至更慘。比方說我現在開的這條路，最近拓寬了，兩旁一排排房屋的前面都在拓寬的過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段路看着就像戰區。衝擊力更強的是，每個開車經過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斷的房間裏，生活照舊。即使在較高的樓層，上面的人可能從地板斷裂的邊緣掉下來摔死，但房間裏仍然亮着燈，桌子靠牆放着，職員們打電話的時候，捂起耳朵隔離街上的噪音。卡車開過的風把牆上的日曆吹得翻起來；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攪動着汽車尾氣的煙霧」。

所以德里一點也不像北京，印度也和中國完全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公權力的強度。每遇德里這種可怕的景觀（以及住在街上的人群），中國遊客往往都會忍不住問，政府在幹什麼？政府怎可能坐視一些民房被拆成一座大型的娃娃屋，讓人能在路上窺見內裏透明的家居生活？政府又怎麼可能任人霸佔城市的公共空間，將它們轉化為流動的旅舍？我知道有人還會因此把它歸罪到制度的選擇上頭。畢竟一下飛機，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機場就以一面巨大的標語牌招呼來客，上面寫着：「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但先別着急，在路上多走一會兒，他們必然會注意到永遠堵塞的車道上頭有種似曾相識的古怪氣息。問題不在表面，交通擁堵，車子開不動，是很多地方常有的事；因此所引發的焦躁和憤怒，也絕非印度獨有。但在德里，那股不安的情緒簡直緊張到了戰場的級別，正正是我在北京時常聞到的氣味。拉納·達斯古普塔如此形容路面的情況：「這時身後響起了一片憤怒的喇叭聲，好像哀嚎着：燈綠了，綠燈的承諾卻沒有兌現，太糟糕了，我們一直都知道這世界會變成一個騙局」。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焦慮？為什麼暴力似乎總是一觸即發（永遠有人在街頭吵架甚至動手）？大家到底在急什麼呢？

一個以色列來的心理學家曾經坐在拉納·達斯古普塔的身旁，目睹他們在車流當中遇到的景象，他說：「以色列有過大屠殺，但我們沒有這樣的行為。我們把那些經歷放在身後。我在這裏看到的是奴隸的行為。這是一種求生的模式。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為什麼？拉納·達斯古普塔認為，那是因為他們覺得：

「整個世界都在全盤否定他們，所以如果要過好日子，就需要不斷爭搶，篡改規則。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賄和個人關係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簽證、駕駛證，快速了結關係、上學、邀請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會地位，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權力、財富和關係網能讓生活輕鬆美好很多。學校和醫院的管理者很多時間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致力於關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們的依附者，那些人叫囂着要獲得優先對待。在學校和醫院這樣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變得和道路交通一樣混亂不堪，但沒人想做一無所得的無名大眾。可能有人認為，像德里這樣一個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會孕育出對民主的渴望，但事實不是這樣。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什麼社會權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權階級的特權。他們或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樣享受那凌駕於法律或習俗之上的特權吧」。

梁文道：和以前有些不一樣

【飲食男女】如果你在京都老鋪的圈子裏認識一兩個人，久了之後自然就會認識更多的人，同時聽說不少八卦。那些八卦傳聞乍聽之下，似乎不可思議，然而若是自己接着親身體證，便會發現原來圈內人的小道消息還真不能不信。

例如一家馳名日本，甚至全世界都曉得的頂級日式旅館。這間旅館不只是京都老店的代表，更是日式美學和服務水準的最高典範。從暑寒二時拖鞋的更換，純樸料理底下的紮實功底，找不出一丁點瑕疵的室內陳設，一直到一塊簡簡單單的浴室香皂，這家老店幾乎沒有一個細節不講究。偏偏就是這家近年頗受華人遊客歡迎，大家趨之若鶩的三百年老號，居然有圈內人說：「嗯，怎麼講呢？聽說他們最近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樣了」。在某些日本人那裏，「和以前有些不一樣」這個說法，就相當於「水準下降」，已經是個不算隱晦的嚴重指控了。而且說這些話的人臉色還不太對，就像是不好意思講破了別人家醜聞似的。

果然，它真的是不一樣了，而這種不一樣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沒錯，其庭園造景依然心思細密，無論從房間內的那一個角度看去，都看不出絲毫破綻，看不到隔在竹欄後的冷氣機，也看不到隔壁房間的人影，只有一片初夏新綠，生機盎然。可是真正使得這家人名揚四海的，卻還不是這些你看得出來的細緻硬件（如果我們可以用「硬件」二字去形容樹木的裁剪，石上青苔的護養，以及吊掛畫軸的釘子的話），卻是照片裏無從辨其蹤影的「軟體」（也就是服務）。

所有的侍者當然還是客氣禮貌，待客恭敬。但從前住過這兒的客人自會發現，打從進門開始，便能感到這家旅館有些不一樣了。首先，在門外下車，擾攘一陣，直到你自己提着行李箱進門，這才有人出來招呼。這有問題嗎？有的。因為從前的他們有種特異功能，就算沒有男侍在門外灑掃，而且車子也還在十米開外，事先更沒說好幾點入住，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會有人出來對着你笑意盈盈地鞠躬行禮，認定了你就是他們正在期待的客人。果然，你車子一停定，他們就上來開門（另外一人則搶去尾廂搬行李），並且初次見面就準確無誤地喊出了你的名字。

現在呢？你自己拖着行李走進了前門，他們就和尋常酒店似的，過來請教你貴姓大名。算了，你想這也許是這一行的常見情況，偶爾失準，在所難免。可是下一幕卻又讓你不得不思忖，莫非他們真的和從前不一樣了？因為這回進來打招呼的「女中」竟然不是去年那人（剛剛在玄關才看見她呀），於是甚麼喜好習慣都得在幾句閒聊裏頭有意無意地問起。這不禁令人懷念往日此處那些年紀較大，英文沒那麼，溫暖得像是好同學的媽媽，但舉止應對仍然恪守儀則的女中。那時候，初次接待過你的那人一定就是以後都還要跟着你的人。她見慣世面，於是你任何一個舉動和表情背後透露的信息，她都瞧在眼裏，然後默默地在你還沒提出任何要求的時候，就先行一步地滿足了你的需要。知道你是新客，甚至從未住過老派日式旅館，於是會柔和客氣，不傷你自尊地，教你如何穿好一套日式浴衣。如果是女客，她甚至會主動替你搭配，找來一件最配得上你膚色的衣服。如今這些年輕女孩，甚麼都做得很對，但就是少了這股難以言辭形容的體貼和氣度。

這是不是太過吹毛求疵？也許吧。可是這種等級的老店，之所以敢收那種價錢，之所以享有那麼高的名聲，靠的不就是這種看不見的，多出來的那麼一點點嗎？

梁文道：洗浴缸的職人（老店之死之四）

【飲食男女】還記得「孤獨喬治」（ Lonesome George）嗎？牠是世上最後一隻「平塔島象龜」， 2012年去世，此前獨自存活了幾十年，科學家想盡辦法都找不到能夠使牠繁殖後代的雌龜，於是成了舉世知名的稀有物種象徵。

牠的故事使得小孩都能明白，一個物種的滅絕不在它最後一個成員之死，而在它不再擁有足夠數量的個體。如果沒有足夠數量的個體，一個物種就不能確保它的繁衍存續。所謂「足夠數量的個體」，則依物種而異。有些動物只剩一百隻就可以叫做完蛋了，有的說不定光靠一對雌雄還能再起（例如人類，有些學者認為全世界就算死剩一男一女，人類也還是有希望的，只不過近親繁殖帶來的缺陷難免）。

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京都的老牌名店之所以這麼多，是否也是因為這些會彼此生意往來，互相照顧幫襯的商家也達到了某個足夠的數量，過了 critical mass最 critical的那條線呢？比如說某家專門替人清潔木製澡盆的老鋪，他們幾十年來幾乎不做一般人生意，因為一般家庭的木浴缸還用不上他們的服務。只有那些捨得把錢花在壽命有限，造價不菲的頂級紅檜浴桶上的旅館，才有必要請他們派職人上門，以包含蜈蚣乾在內的各種古怪材料調製的清潔粉，洗刷澡盆上頭的污漬。普通遊客多不知道這個世上居然還有這門專業，更不會有和他們直接打交道的機會。這家人的生意之所以做得下去，全賴京都尚有不少頂級旅館，且那些旅館又都恪守傳統，不會輕易改變習慣，絕不找自己的員工用現代化工產品清理浴盆。

這類專到不可再專的古老職業，京都尚有不少，它們和外人熟悉的那些料亭旅館菓子店，一齊撑起了京都名店的生態圈，維持住了整座城市老字號的招牌。這些老鋪的數量，保證了他們全體的存活；相反地，其中任何一家的死去，則多半會牽連到其他有生意往來的夥伴，造成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的整段區塊的崩塌。因此這個圈子必須保守、緊密，大家都得盯着大家的動態，看看有誰最近幹得不是太好，容易連累他人。同時他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當家）也會注意市場的趨向和世界的動態，共同探索開拓新局的機會，好讓大家還能擁有下一個一百年。

這些老店家還會依照行業性質和所在區域，組織出大大小小的行會與聯盟，定期交誼，形成一環套一環，互相交錯繁複的大小圈子。就像京都這座城市，雖然號稱日本第八大城（以人口計算），面積廣逾八百平方公里，但它的另一面卻像是一個小村莊，講究人際關係和個人聲名，似乎每一個人都認識每一個人。老鋪名店的圈子亦然，充滿了鄉下農村的氣息，講究那種黏稠的人際倫理，既喜歡相互串門拜訪，逢年過節依時送禮；也喜歡八卦是非，流通圈子裏的小道消息。所以要想知道哪家店的最新情況，只要認識幾個圈內人，就可以八到最內行最專業的資訊了。想要打聽一家百年老店的東西是否名副其實？他們會掩着嘴委婉地小聲告訴你：「其實呀，別看這家店樣子古老，一對老爺爺老奶奶看門，聽說他們的貨早就不是自己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