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似曾相識的印度（另一座首都之一）

【蘋果日報】印度不是中國，孟買不是上海，從一個遊客的角度來看，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我還記得幾年前在德里（由於是首都的關係，有人形容它就像是印度的北京），見過多少今天的北京絕對見不到的景象。例如馬路邊上一座男用公共廁所，小小的建築居然整整少了一堵牆，而且少的恰好是正對馬路車流的那一面，於是車子上的乘客全都能夠看見廁所裏頭一排男子半露屁股，背對着我們灑尿。又比如說印度外交部轄下的一座大樓，等着進去辦證件的人把隊伍從裏排到了大門外的街上，那條街是典型的德里街道！坑陷四處，滿是積水淤泥。堂堂一座中央政府直轄的辦公樓，門外就是好幾隻午睡中的流浪狗，坐在牆根向人伸手討錢的乞丐，以及一些賣水果雜貨的小販。這也是北京絕對不會有的現象。在北京，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建築外頭的馬路一定是平整的，沒有流浪狗，也沒有乞丐，更不會有堵在大門外的小販和不知來意的群眾。要是有的話，那些人和狗如果不是想擾亂公眾秩序，就是更壞的試圖顛覆國家政權，立刻就會被人清除乾淨。

難怪中國人對印度如此不屑。如果你在網上輸入「孟買」、「上海」和「比較」等三個關鍵詞，搜索出來的結果裏頭全看到一片網民的恥笑，笑印度人不自量力，竟然常說什麼「上海就快超過孟買」之類的大話。中國網民的言語絕對不乏「阿三」之類專門用來招呼印度人的貶稱；而「金磚四國」和「龍象之爭」等一度熱門的潮流語，則都成了歷史甚至考古的概念。印度，到底憑什麼可以拿來和中國比較呢？

可是很奇怪，我總能在印度作家的作品裏頭讀到一些和中國人常識相反的信息，它們似乎不斷在提醒我，當前的印度是中國人不會覺得陌生的，它其實很像中國的過去（不久之前的過去），甚至很像現在中國某些地方的局部。更重要的，是在缺了一面牆的公廁和馬路上漫步的動物之外，背後那股幾乎野蠻的能量，是和中國一模一樣的。有意思的是，所有我讀過的這些印度作家都沒有打算要證明中印的相似；恰恰相反，他們要強調印度的獨特。

比如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布克獎（Booker Prize）得獎名著《白老虎》，整部小說由七封長信構成，寫信的人自稱是「白老虎──一位思考者與企業家」，來自「世界科技與外包之都──印度班加羅爾」，收信人是「中國，首都北京總理辦公室，溫家寶總理閣下」。這七封信的來由是「白老虎」巴拉姆聽說溫家寶快要到訪印度，於是半夜伏案寫信述說自己從低級種姓一路幹到財主的生平，好讓溫家寶知道真正的印度，讓他瞭解印度是個多麼奇特的，動盪的，粗野的國度。也就是說，這是一部印度人寫給中國人看的自我介紹，而且寫得大膽生猛，似乎總在貶損印度，揭露它的諸多病症，然後時不時地對照中國，如「中國人民崇尚民族解放每個人自由，英國人曾試圖奴役貴國人民，但你們從未讓他們得逞」。而印度就像一座動物園，「把解放的鑰匙放在他手裏，他會咒罵着把鑰匙還給你」。

然而阿迪加筆下這位巴拉姆越是想要說明印度和中國的不同，我卻越是覺得親切。自幼家貧的他當過一個富二代的司機，那個富二代的爸爸是個稱霸一方的土豪，平日勾結權貴，仗勢凌人，卻把兒子送到美國唸書。留學回來的這個富二代一心想着學以致用，要把「西方先進的那一套」帶回印度。但是沒多久，偉大的理念就在印度「特殊國情」跟前崩塌，再好的管理思想也比不上人際之間的潛規則。於是這個原本還有點天真，對待下人算是尊重平等的富二代就變了，變得適應了他的土地。後來他醉酒開車，撞死了一個流浪漢的孩子，更學當地人的習慣，叫司機巴拉姆頂罪。巴拉姆對這個主子自然不必憐惜。將來，他會用一個酒瓶敲碎墮落主子的腦袋，捲走他一大筆錢，完成「原始積累」，然後逃到印度人最嚮往的新興大城班加羅爾，攀着印度經濟改革快車的尾巴，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其間自然少不了買通包括警察局長在內的官員），終於躋身上流社會。最後，他坐在桌子前面，寫信給中國總理，要令他明白光鮮外交場合後頭的真正印度……

假如我保留《白老虎》這段骨幹情節，改掉所有人物名字與時空背景，將它寫成一個中國故事。你會不會覺得這是個太過陳腔濫調的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隱喻呢？

《白老虎》是阿迪加的小說處女作，此前他是《金融時報》和《時代》雜誌的記者，寫的當然是非虛構文章。我最近讀到的《資本之都──21世紀的德里肖像》，則是小說家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的第一本非虛構著作。這也是一本訴說奇特的印度故事的書，但一樣叫我熟悉，特別是德里的街景：「也許，人們在德里首先會發現的一件事是：這裏不怎麼適合步行。過去的十五年裏，像高速公路一樣的道路越來越多，所以德里有時候被拿來和洛杉磯作比較。這些道路都是為了汽車而造，毫不考慮其他所有的交通需求，因此出行如果靠走路會出奇艱難」。這段話，我能原封不動地送給北京。沒錯，老北京不是這個樣子，但老德里也一樣不是呀。過去這十五年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梁文道：京都老店生態圈（老店之死三）

【飲食男女】見過這麼多京都老店，最令我感興趣的不是他們那不知可以追溯到甚麼年頭的悠久歷史，也不是他們如何像外界傳說的那樣嚴謹小心地守住了祖宗家訓，甚至不是他們今天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否真的不墮老店威名；而是他們原來也幫襯老店。

例如紅遍東亞，但堅持只在京都開設門市（而且就只有這麼一家門市）的「一澤信三郎帆布」。他們的匠人在入職的時候會收到一套裁剪帆布用的刀剪，這些刀剪全都來自京都一家老字號刀具行，非常耐用。但再怎麼耐用的刀具，用久了也一定會鈍，所以必須定期打磨。經年累月地這麼磨下來，結果就是一把原來長逾二十公分的剪子，終於變得剪刃不過手掌寬度。可他們還是會繼續用下去，並且驕傲地向人展示，似乎是要證明會做經久耐用的帆布包的匠人，也一定會以愛惜物用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工具。有意思的是磨這些刀剪的人也不是一般人，而是一對專門磨刀的父子職人，他們和「一澤信三郎帆布」的關係少說也有幾十年了。除了「一澤信三郎帆布」之外，他們還會為其他京都商鋪（比如一些老牌料亭）工作。又像許多日本工序，「一澤信三郎帆布」的匠人每日下班前最後幹的事就是打掃清潔自己工作的區域。他們用來掃除地上布屑和線條的掃帚原來也有來頭，正是開業於1818年，三條通上的掃帚專門店「內藤商店」。這家現在由一對老夫婦主理的老店是不少遊客心目中的京都景點，木頭搭建的店面經過年歲洗刷，早成一片油亮的烏黑。從打掃寺院的巨大掃帚，到清理電腦鍵盤的小棕刷，各種用途，各種尺寸的掃子，全在店中有序陳列，壯觀得不得了，每叫遊人驚嘆，買賣掃把竟然也是個專業，居然還是個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專業。我問信三郎夫人，這些掃把是否真的這麼好用。她非常肯定地說：「當然！你一用就知道了，一般的完全沒辦法比」。

「一澤信三郎帆布」不只是京都好些老字號的客人，他們也為其他京都老字號服務。比如創於江戶享保年間的「鍵善良房」，一道夏日沁人心肺的清涼甜點「黑糖葛切」賣了三百年。下次你要是有機會去試，注意一下他們桌椅地上專門用來給客人放包的方形大布袋，那就是「一澤信三郎帆布」的出品。又如專做茶葉罐的「開化堂」，始建於明治八年，他們有一款小茶罐是可以連小布袋賣的，而這個特地訂製用來套在錫製罐子上的帆布袋，赫然縫上了「一澤信三郎」的商標。「開化堂」自己也是另外一些京都商店的供應者，像是創於1717年的茶葉行「一保堂」，他們便和「開化堂」訂製了一批用來賣給客人的茶葉罐。然後「一保堂」的茶葉，你又能在一家老派旅館的客室裏嘗到它的味道……。京都老店可以用來玩連連看的遊戲，你總能在其中一家找到線索，把你引到其他幹着不同專業的老店，一路這麼尋索下去，直到把京都所有老號名店全都串起。

梁文道：找不到雞蛋的不幸（選擇雞蛋的幸福之二）

【蘋果日報】今天回顧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哈維爾與昆德拉之爭，以及那場關於政治介入的爭論的中國影響，我發現自己已經變得比從前更能同情昆德拉。我知道這麼講，一定會令一些友人失望（特別是大陸友人），他們可能會覺得我變了，甚至會批判我背叛了更加崇高的道德原則，投向犬儒與虛無。理由或者就和我們對那場斷續了二十多年的爭論的一般認識一樣簡單：哈維爾發動《七七憲章》，並且為此投獄。於他看來，在這樣一份政治宣言上頭簽名，或者聯署任何一封關於政治犯的聲明，不只能對普通百姓和當事人起到支持打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為簽名和發聲這個動作本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當中」，是拒絕冷漠與虛矯的良心體現。而昆德拉呢？他不僅在小說裏頭諷刺一些知識份子所謂的政治介入只是自我虛榮心的放大，以及可笑的角色扮演（扮演某種無畏無懼的英雄角色）；並且還在評論文字當中置疑各種抗議遊行的效用。他甚至把各種爭取自由和正義的政治運動，一一等同於前東歐政權以革命名義所發起的大型群眾遊行，全都歸在他那個著名的概念之下──「媚俗」（Kitsch）。

我曾經深信，正如我許多朋友一樣，中國缺的正正是哈維爾這類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道德勇氣；面對一個至今仍把「說真話」當作難得美德，動不動就誇讚一位作家乃至於一個官員「敢說真話」的社會，我們難道不該都奮力地讓自己「活在真實中」嗎？相反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當年中國所掀的熱潮，則恰恰說明了中國是如何地不乏世故。好像每個人都看透了世情，都曉得空假大話就只不過是空假大話，自己雖然不信，但也不忙揭穿，甚且可以偶而配合着說上兩句。為什麼？因為說真話根本沒用；不只沒用，還要有禍，倒不如「幹點別的更有意義的『實事』」。對照起哈維爾那種立基於捷克版現象學及存在主義的實存抉擇，這類中國處世「哲學」當然是犬儒的，極有可能是懦弱的托詞而已。昆德拉作品最糟的地方，是他還為這些怯懦的托詞提供了一套似乎有點哲學基礎的保證。於是在面對一份政治文件或者一場運動的邀請時，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你別逼我表態。我既不為政權頌歌，也不會為了什麼『自由』和『人權』這些抽象的大詞鼓樂，這都是『媚俗』」。這確實是種中國更加歡迎的「後現代」取態。

徐友漁先生在當時那場論辯裏頭留下了這麼一段文章結語：「我承認，就我們目前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水準而言，哈維爾的主張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絕不會去嘲諷和誹謗。哈維爾的出現或許使人難堪，但我寧願有這樣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狀況受到質疑或挑戰，我不屑於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辯解」（參見徐友漁〈昆德拉、哈維爾和我們〉）。請注意這段話的最後一句，似乎是暗示中國眾多知識份子對昆德拉的解讀只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在昆氏作品當中，可能還有一些也許不是那麼「形而上的」辯解，足以回應哈維爾那堂堂正正的道德要求。

我之所以變得更能同情昆德拉，就是因為多年來的見聞和經歷，終於讓我讀懂了他全盛期作品裏頭那些不太「形而上」的具體處境。比如說有這麼一位學者，他從不聯署任何政治聲明，儘管他那些時常活躍於這類運動朋友都引他為同道，而他甚至也自認是那些人的同路人。那為什麼他不參加那些會使得他更能「活在真實中」的活動呢？理由很簡單，他是少數還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某類見解，還能在校園當中不受干擾地研究教學的著名教授；要是他參與了這等犯忌的事，這些空間或許就要被壓縮至無了。更別說另一位老友，一直以來默默幫助了那麼多出了事的人，替人安頓家中老小；要是他也把自己搞成了一個「出了事的人」，還有誰能做到他正在做的那些事呢？所以所有那些勇於站在大街上舉牌，敢在一份又一份聲明上頭署名的「哈維爾」，都不會斥責這兩個朋友的公開沉默，更不會認為他們因此投向了高牆，放棄了難蛋。因為在這種處境底下，我們實在難以辨明到底哪一種選擇更對，哪一邊才叫做最正確的雞蛋。

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頭的托馬斯，他曾經面對過兩次簽名的邀請。第一次是捷克秘密警察要求他在收回一篇攻擊政府的文章上的聲明署字，他拒絕了，於是他從一個聲名卓著的外科醫生變成了一個走在大街上的清潔工。又由於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和他抗拒政府要求所導致的下場，所以他在異見者圈子裏頭大概算個有名的好漢。然後他那傾向這個圈子的兒子，與一個因為「布拉格之春」被清洗出去的報社記者，就跑過來找他簽第二次名了。這回他們要他簽的是份請願書，呼籲當局赦免一位政治犯。出乎他們意料，他這次居然也拒絕了。他不只拒絕，還要說這麼做的意義，遠遠比不上他的女友特麗莎在雪地中救出一隻被活埋的烏鴉。

更讓勇敢雞蛋擁護者生氣的，是托馬斯居然在書中另一處反省當年為什麼不乾脆配合政府。公開收回自己說過的言論固然可恥，並且助長了政權散佈恐懼的力量；但繼續做個外科大夫，卻可以救活更多的人命呀，更何況他在這個專業裏面是個那麼優秀的國手。到底是該保存自我的尊嚴，還是要救治更多的生命？誰能肯定選擇前者不是勇敢而是自私？誰能判斷選擇後者不是慈悲而是懦弱？這就是托馬斯曾經面對過的抉擇了。這種抉擇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雞蛋與高牆那麼簡單，那麼壯美，那麼地判然二分，是非分明。我認為村上春樹這個著名比喻，在昆德拉所描繪的這種處境當中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難道做個不反抗政府，但能救人無算的決定，就是該被辱罵地站在高牆那一邊嗎？昆德拉關於托馬斯這兩次選擇的描寫，甚至抵銷掉了過去中國知識份子對他過度簡化的犬儒版理解。因為他為托馬斯提供的是一個只會發生在威權社會的境遇，一個不正常的選擇，一種任何中國知識份子都該能同情理解的兩難局面。一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根本用不着在是要批評政府還是要當個醫生之中下決定。難道不是嗎？為什麼一個醫生不能在報紙批判政府？為什麼一個人要是不公開收回自己的政治評論，就必須要放棄自己的事業？無論托馬斯的抉擇如何，身為讀者，我都很難評斷他的對錯。因為只有在他那種異常的境況底下，才會產生這麼古怪的抉擇，才會有在還想不想當個醫生的問題上分出是非的必要。

能夠在雞蛋與高牆之間毫不猶豫地站在雞蛋那邊，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為會面對這個抉擇，就表示你還沒進到昆德拉筆下的那種處境，你還在是非對錯，勇敢和怯懦仍算分得清楚的世界。今天的香港暫時還是幸福的，只不過我感到這種運氣不會長久。

梁文道：謝絕生客（老店之死二）

【飲食男女】京都傳統店家多半低調，門前最多一盞昏黃紙燈，要走近才看得見店名。一道暖簾半掩，更是叫人疑惑，不知葫蘆裏頭到底在賣甚麼藥。就算尚未客滿，就算你能說一口流利日文，甚至你乾脆是個日本人，貿貿然走進去想找個位子坐下來吃飯，多半也會被客氣地請走。這不一定是你沒有預先安排訂位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還不認識你。這就是使得京都秘店惡名昭彰的「一見さんぉ斷リ」（『謝絕生客』）了。想要光顧，必須先有熟客介紹，或者跟着老客拜訪過一次，讓店家知道你的名字，認識了你，下次你才可能有機會自己上門，登堂入室。

坦白講，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值得誇耀的傳統。但不知怎的，直到今日，依然還有不少很看得起自己的食肆酒吧奉行這種規矩，甚至傳染到了東京、大阪，和名古屋等現代都會。不接「一見客」，其實是歷史的殘留物，那是當年祇園和上七軒等花街鼎盛時期開始流行的做法。那年頭沒有信用卡，要是在茶屋或料亭召妓請客，一下子花大了，身上不夠銀両應急，那該怎麼辦呢？沒關係，反正是老主顧了，大家這麼熟，這回就先記下賬好了，改天差個小弟跑過來埋單便是，別為這點小事煩惱。久而久之，許多客人和店家甚至形成了一年才算一次總賬，平時都是吃完拍拍屁股就走的習慣。而且算賬付款最好都不用客人自己出面，是他的手下代辦，付錢的時候還要帶上禮物，這才叫熟人，這才叫感情，一講錢那就俗了，你說是不是？

由於埋單成了一門熟人之間交往的藝術，所以生客如何結賬就反而是個問題了，為免麻煩，乾脆不接。

單從「謝絕生客」這種習俗的由來和延續，我們就能發現京都老派人家的兩個特點，一是保守，二是講信用。認識到這兩點，也就能夠明白京都的百年老字號為甚麼會那麼多了。

土生土長的傳統京都人不像我們這麼喜歡嘗鮮，一聽說有哪家店新開張，東西不錯，就立刻趕去排隊試試。不，他們往往只會幫襯自己早已熟悉的店鋪。小時候我們家過節都一定要來這家店買些糕點，所以我長大成家之後也還是帶着我的孩子繼續去這家店辦貨。這就像足球文化發達的地區，當某家球會的球迷常是父子傳承的身份，在京都做買賣也有可能是好幾代人之間的事。

如此保守的心態，背後關鍵在於信任。我之所以只在這家刀剪店買刀，不只是因為我們一家已經和他們交往了三代，更是因為他們家的東西確實是好，絕不會不理我的需要，硬要推介一些價錢貴但我用不上的高檔貨。也就是說，在長年的往來之中，買賣雙方形成了相互信任的關係。世間不定多變，充滿風險，大家都寧願抱住一棵根深的大樹。我不止從不欺騙我的客人，還得做到有求必應，然後對方才會把人世最是珍重的信任託付給我，接下去我就至少有了一個長久且穩定的客戶。這樣子的生意，講究的首先不是做大，而是做久。

老店的存活，依賴的不是名氣招徠的外地遊客，而是深植本地的老主顧。當老店都只和老店做生意，量變便會引起質變，有了一個生態系統。這就是京都老店的世界了。

梁文道：結局之後的劇情

【蘋果日報】對於北京政府來說，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劉曉波先生本來只要再坐個三、四年，就要從牢裏面走出來了，儘管一定會被嚴密監控，甚至遭到軟禁，但他到底是個活人。面對着這麼一個曾經有機會流放國外，卻堅持要把牢底坐穿的人，你還能拿他怎麼樣呢？再找個理由把他丟回監獄嗎？沒關係，他入獄三次，早已習慣囚犯這種職業。於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國異見份子領袖，就會這麼活生生地站在神州某個角落，成為強權鞋子裏頭一顆讓人從腳到頭都不舒服的石子。一個搞不好，說不定他還真的會是中國版的昂山素姬或者曼德拉，在意外的局勢下促發真正的變革力量。但他卻在這時候忽然病逝，「十九大」召開之前的幾個月，所以問題不再，什麼都沒有發生，迅速回復正常。

一直不願去國的劉曉波，最後之所以要求外出治病，大家都曉得，是為了他的妻子劉霞。那麼劉霞接下來還會繼續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嗎？許多論者覺得是會的，因為他們認為劉霞可能會被人當做是劉曉波政治遺產的繼承人，秉持丈夫的遺志，成為一個象徵。不過認識劉霞的人都曉得，她實在不是這種人。她愛劉曉波，但這並不表示她愛政治，她喜歡的劉曉波是那個政治之外，絕大部份人都不曾有機會瞭解的「大傻瓜」。而劉霞自己，除去劉曉波妻子這個身份，她首先是個詩人、攝影家、藝術家。如果可能，她大概會想過上一種自在安逸的生活，穿自己愛穿的衣服，吃自己愛吃的菜。儘管我深知我們多少次的呼籲都不會管用，可我還是打心底盼望當局能夠還她自由。經過這麼多年的貼身監控，你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瞭解她了，你們不可能不曉得她是無害的。既然劉曉波已逝，劉霞做為人質和威懾他人的示範效用當然也就自動消失，又何必還要為難這個本就與世無爭的人呢？我相信，所有劉曉波生前的朋友都不會想到要「利用」劉霞去做些什麼的，你們真的不必擔心。

不過我也明白，短期內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們那麼聰明，劇本早已寫好。就從劉霞的弟弟劉暉親筆簽署，要外界不要胡說劉曉波治療情況的那封信開始，大家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讓劉霞一家以家屬身份公開感謝當局的盡心盡力，間接切割他們和外頭所有朋友的關係，然後外面要是還有誰想搞一個追思會，想要抗議劉曉波最後日子所得到的對待，便都是不顧遺屬感受，挾帶政治目的，別有用心的陰謀舉動了。最起碼，你們要讓大家看見，所有這些舉動都得不到劉曉波遺屬的支持。

我們甚至能在《環球時報》等喉舌媒體的評論裏頭看見另一條奇詭的隱伏劇情線，那就是主動把劉曉波描繪成一位「受害者」，不是這個政權底下的受害者，卻是「西方反華勢力」和「錯誤思想」的「受害者」。劉曉波的生命軌跡太過淒慘悲壯，他的言語太過溫和有理，不論生死，如何定性他為十惡不赦敵人，而又要顯得有說服力，都不容易。何不將計就計，乾脆承認他的悲劇，略略把他形容為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呢？他是囚犯沒錯，可他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他太過單純，誤信了不合國情的，西方那套所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虛偽宣傳，妄圖顛覆國體。國家縱是再寬大，也不得不依法治他。但國家就像慈母，對待逆子還是好得不得了，不只悉心照養他的身體，還允許他在獄中讀書運動。你看他不只在〈我沒有敵人〉當中承認看守人員的友善，還在生前最後採訪片段裏頭感謝醫護的體貼，這豈不是國家仁善的明證？相反地，當初用言語蠱惑他，給他洗腦，害他入獄的那些外部勢力，則至死都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人。他們完全不顧「人道主義」的大原則，不理他的身體情況，假借自由之名，硬要帶他出國。相比之下，誰才是真正正義？誰更關懷劉曉波？可謂一目了然。

這種宣傳，這個版本的劉曉波故事，對於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應該沒有多大作用，因為我們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劉曉波故事。但是對於言路閉塞，信息封鎖，浸泡在主旋律正能量大浴缸下的大陸居民，乃至於到了海外仍然不離這種心理環境的大陸居民來講，這可能就是他們所知的劉曉波生平了。所以劉曉波的死，雖然令外間那麼多人悲痛莫名；令我不得不中斷自己原有的思考，只能胡言亂語；可是我必須悲觀地指出，可能真是沒有多大效應的。原來就厭離這個政權的，只會更增離心；原本樂在其中的，只會再過一關，持續那什麼都有發生過的中國日常。

梁文道：來不及變老（老店的死之一）

【飲食男女】老店之所以老，是因為它還活着。看起來這是句廢話；但請想想，這個世界上是不是還有更多的商家，在它們根本還來不及老的時候，就已經死了呢？所以每次我們看到一家開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老字號，就應該想像，當年應該還有許多人在幹着和這家店相同的買賣，然而他們全都沒了，都消失在時間的淘洗之中了。難怪大家偏好老店，覺得他們定有過人之處，才能勝出殘酷的競爭，一代又一代，存活到了現在。

然而，我們在傳頌這些老店神話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忘記他們和人一樣，其實也有衰退的可能。沒錯，這家人的館子已經開了兩百年，過去八代人經營得戰戰兢兢，迎接過一批又一批的對手，每一代的當家都笑到了最後。可是你怎麼曉得眼下這一代就不會是這間餐廳的最後一代呢？我常在中文媒體上面讀到日本百年老店的故事，把它們的歷史說得神乎其神，似乎老就是他們成功的理由（而非結果），他們的過去就已經保證了他們的未來。可是這個世上又豈有真正不變不滅之物呢？會不會現在這一刻就是某些老品牌的半衰期？而我們正在目睹時光遷移所帶來的必然崩裂，見證他們就如其他早已不在的同行，逐步退場？據說京都人對時間的感受是不同的，他們不像北京，更不像香港，會把一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店家稱為「老店」，也不隨便將「百年老店」掛在嘴上。因為在他們看來，最起碼要經過了一整個世紀，一家店才能勉強叫作「老鋪」，而這樣的老鋪在京都市內，簡直比比皆是。

他們是對的，就拿熱門觀光區域石小路一家高級旅館來說吧，開業數十年而聲名不墜，在許多遊人心目中，算是個令人嚮往的老店了。可一些京都人就是冷眼旁觀，似乎是要等着瞧它還有沒有另一個五十年。

看來並不容易。自從新一代人接手，這家取價不菲的旅舍變得「年輕化」了，少東不再穿上亮眼和服出門迎送客人，一身便服只管在櫃枱計賬，是青年旅舍的風格。浴室裏沖身的木桶壞了，他們替換上帶有木紋的塑膠桶。至於早餐，他們竟然端出牛肉壽喜燒，一看就知是晚餐早飯都能用的材料，趁白天廚房人手不足，隨便把東西丟到鍋裏就呈上桌的打算。直到客人離店，傳說中曾經非常優雅周到的老女將才由一位侍女攙扶出來，陪着走到門外。看見這一度風華絕代的老人向你溫柔致意，熬了一天氣下來的客人，此時也只好惋惜慨嘆。原來一家還沒來得及變老，就要死去的名店，便是這樣子收場。

梁文道：選擇雞蛋的幸福（之一）

【蘋果日報】執筆此刻，我們都還不曉得劉曉波的確切現況，只見窗外北京城暴雨驟降，行人倉皇──唯有這種惶惑是肯定的。最近的事，時時讓我想起港台友人深愛的那個意象──「雞蛋與高牆」。看起來，再也沒有比劉曉波和這個體制的力量對比，更能例示什麼叫做「雞蛋與高牆」的了。如此鮮明的景象定然誘惑吾人，刺激吾人，要大家全都先驗地站在雞蛋那邊，然後沒有人可以對這個要求說不，因為它幾乎就是條道德訓令。可是我始終無法消除我對這個比喻的距離感，我總是懷疑它在現實中間（至少是我所知道的中國現實），到底具有多大的意義。

村上春樹當年前赴耶路撒冷領獎，頂着莫大的輿論壓力，很多人認為他不該去接受一個用武力對付平民的政府嘉獎，但沒有人料到，他竟然以一篇演講批判以色列封鎖加沙的行動，更用「高牆」這個當地人都不陌生的形象去表明他的立場。他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這句話鏘鈜清亮，叫人聽了就忍不住鼓掌。然而我還是忍不住想問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作家，乃至於任何個人，就該永遠站在雞蛋那邊呢？是因為雞蛋總是因其渺小易碎而正確，高牆必然因為它的體量和硬度有罪嗎？顯然不是，村上春樹緊接着就說：「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但這是為什麼呢？這樣的立場選擇有道理嗎？

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村上春樹的誠意，我相信他絕對不是為了包括時任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在內的現場聽眾好受一點，所以想要暗示修築隔離高牆並且用火力鞏固它的以色列當局也有可能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要不管誰錯，都得站在雞蛋那一邊呢？一小伙預備發動炸彈襲擊的武裝份子，對比起他們可能傷及的平民百姓，自然是強大的。但是滿懷理想和信仰的這批武裝份子（且不論其信念之對錯），對比起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又顯然只是顆一敲即碎的雞蛋了。這時候，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或者知識份子，又該站在那一邊呢？

村上春樹接下去解釋是典型的村上春樹，他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抽象的獨特個人與冰冷體制之爭，但是我為他依然不能很好地回答那個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道德問題。也許是因為道德從來不是他這比喻的核心，這個比喻的核心是審美的，其力量也來自於審美。雞蛋和高牆只關乎弱者與強者對峙這種處境的感召力，就像大衛對着哥利亞一樣，它會吸引我們不由自主地同情弱者，要和他站在一起；但和他究竟對不對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甚至根本用不着去關心這個問題。

然而「雞蛋與高牆」的比喻卻在流傳之中漸漸生出道德涵義，並且變成一道非常簡單的是非題。雞蛋和高牆，你站在那一邊？答案想都不用想，只要誰敢走去高牆背後排隊，誰就是冷血、屈服，誰就是埋沒良知，出賣靈魂。又由於這個比喻太過單純，所以它可以輕易地被延伸到任何處境之上。比方說一封公開信或者一份聯署聲明，主旨是要恢復一個為了言論而受囚的垂危病人的自由，讓朋友能去為他送上最後的心意。而這封信和聲明的對象則是一個強大到一眨眼就能讓你滅頂的國家。孰強孰弱一目瞭然，甚至是非對錯也都清清楚楚。於是這封信，這份聲明，你簽還是不簽，便是雞蛋與高牆的是非題了。簽了就是有勇氣有良心，不簽就是懦弱和背叛，是不是這樣？

我對「雞蛋與高牆」這個比喻和它的衍伸的最大距離，正正在於我不相信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起碼在我們具體身處的環境之中。不帶任何嘲諷的意圖，我真的以為說得出那番話的村上春樹，以及被那番話感動，進而把幾乎所有困難選擇都看成是雞蛋與高牆之分，不必理會任何代價的朋友，是幸福的。

不幸的另一種環境則是：一個朋友沒有回應一份聯署聲明的邀請，這份聲明如許溫和，純粹基於人道和友情，他怎麼能夠拒絕？那他是打算歸隊到高牆那邊了嗎？可是朋友們明白，「敏感」在這裏是種無藥可救的傳染病，擴散範圍全依形勢而定。由於聲明所繫之人是敏感的，所以不論他和你有多親密，和你有多少志同道合和伙伴情誼，只要你在這份東西上頭簽了名字，你就非常可能也是敏感的了。一經傳染，不用戴上口罩，不必臉上生瘡，你的親友和同事也都看得出來你是必須迴避的。於是你會失去工作，失去一切位置，墜落到沒有人看得見的社會底層，就算有些偶而的遙距關心，也還是幫不了你找到明天的晚餐。你的鄰居也看得出來你有病，因為他們都見過樓下停了一輛陌生的車，都聽到有人夜半急促地敲打你家的門，他們躲在他們家門後的魚眼張望，盡量和你拉開距離。你的親人最有可能是下一批遭到傳染的對象，子女要是上學，其他同學的家長會感到恐懼，叫他們的孩子當心在意，就連老師的臉色也都會變得有些詭異。更不必說手機儲存的那一大批聯絡人了，打電話過去，如果不是沒人接聽，就是冷冷的嗯哼回應。你所有的社交工具，所有對外表達自己存在的管道，全都一夜封閉。然後我們再來問你，雞蛋與高牆，你到底站在那裏？你還會很有信心，想都不用去想地回答說「雞蛋」嗎？你以為你的正確選擇會為你帶來掌聲致敬？不，你沒有可能聽到。你以為你會得到一枚獎章？機會微乎其微。你以為你至少會遇到一大群同志，就像在巴勒斯坦和幾年前的中環那樣，與你一起舉拳抗議，一起逃避從天而降的催淚彈？不，你看不見有誰會和你共同進退，只有你一個人而已。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你才明白，能把「雞蛋與高牆」看成是道簡單是非題，是件多麼幸福而浪漫的事。也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我們才稍有可能理解把劉曉波比做一枚雞蛋的份量。

與其說是「雞蛋與高牆」的對立，這種處境倒不如說是如何身在高牆當中，從一塊磚石變成一顆雞蛋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曾經因為余杰的一篇文章，爭論起該做哈維爾還是昆德拉的問題，迴響至今不息。這個爭議的源頭，是六十年代哈維爾與昆德拉在捷克一場關於簽名的辯論。粗暴地說，哈維爾認為公開發言自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中」，而且還能替受囚的友人打氣。昆德拉則不相信任何聯署聲明和公開表態有用，他甚至認為此中或有行動者做秀出風頭，自我英雄化的動機。演變到後來，跟隨哈維爾還是跟隨昆德拉？便成了是要做忠實於道德良知的聖徒，還是冷靜世故到接近犬儒地步的智者的路線問題了。

梁文道：考古

【飲食男女】老字號當然是傳說的好材料，尤其在日本。儘管時局反覆，反日風潮久不久就要回魂一次，但大陸的哈日趨勢不止，在訪日遊客數字屢攀高峰之外，且有轉向深化的苗頭。最明顯的一點，自是吹捧由日本傳過來的所謂「匠人精神」。如今這四個字已經快到了一個一聽就讓人噁心的地步了，「做投資要有匠人的精神」，「當媽媽也得有顆匠人之心」，這都是我在網絡上隨手抄下來的廣告語。而在這一大片「匠人精神」口號的背後，大家想到的形象卻是一個日本老頭，背負四五代家族傳承的名號，身懷天下無二的手藝，孤燈下獨對一塊木頭，雙手在那上頭又切又磋，不理世俗，心無旁騖。沒錯，吹遍全大陸，乃至台灣和香港這股匠人暴風，其源頭皆在以「職人」態度著稱的東瀛。

在媒體上面，最受關注和歡迎的日本職人代表，往往都「老」。這「老」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人老，那匠人通常得是位老人，幹一件事幹了一輩子；另一個是字號老，那品牌多半是家族小工坊，前後不斷地傳了好幾代，幹的也是同一件事。這種專注，這種堅持，我們當然佩服景仰，特別是現在的中國，凡事求快求變，人人逐利眼前，實在找不出幾個堪與日本那些老牌匠人相比的模範。但我總是忍不住懷疑，這「老」的價值是否不證自明？又是不是被吹得太過頭了一點？一個人從事同一種工藝幾十年，一個字號做同一門買賣過百年，理當有過人之處，否則早被淘汰，不可能活到今天。可問題在於日本社會相當特殊，許多老店的持續還真不一定是它的出品太過出色，而是基於其他原因（比方說某一群堅持老口味的老客戶的存在）。舉個例子，不少遊客去了東京光顧某傳說中的鰻魚料理，會發現他們的東西實在沒有好些新店優秀，甚至相當平淡。這些客人也許會懷疑是不是自己修養不夠，不懂得欣賞神話般的江戶前絕技傳人的手藝？然後不敢多置一詞，回來之後只好人云亦云地說自己也去過某某名店集郵朝聖真厲害。又或許，他們看到人家店門依然有人排隊，就把同樣是慕名而來的日本遊客當作識途老馬，於是更加懷疑自己的舌頭是不是有文化偏見，既不理解老派人的風格，也不通在地人的品味。

為甚麼有些老店就是沒有人家說的那麼神呢？其實用不着一來就懼於名號和輿論而躬身自省，答案其實可以更加簡單。那就是他們真的老了，做的東西跟不上時代。想想看，一款食物堅持一兩百年的方法做下來不變，就必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嗎？如果你真的這麼相信這些「古方」「古法」的絕對優越，那豈不是變相否定了一切變化、更新和進步的可能？為甚麼一個新人開的小店，用不同溫酒去配不同技巧燒不同部位的鰻料理新方，就一定比不上一碗從幕府以來做法就沒變過的鰻魚飯呢？這實在沒有甚麼道理。廚藝之道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為它還有太多有待探索的可能，而不是因為它的終點總在過去。我們敬老，喜歡一些老人老店的精湛技藝；但這不該成為盲目的崇拜。有些老店，我們拜訪過後或者沒有生起預期中的感動。沒關係，當作考古，也算長了見識。

梁文道：勇武（鬼影之後的價值廢墟之三）

【蘋果日報】香港總算是回歸了。為了慶典，為了國家主席到港，灣仔區固然要用水馬搭築的長城封路，就連領導人經過又一邨的時候也要禁止居民出入自家家門。記者採訪閱兵不帶上自己的筆，議員接近禁區會被跟蹤問話。青年塗鴉政治標語，警察就要連帶拘捕他的爸爸；而警署門前要是有人示威，自有一群黑衣大漢粗口侍候。雖然比起杭州舉辦G20，挖好的地鐵工程要重新堆埋，街上的店舖要閉門休假，香港這點陣仗已經算是很夠「便民」的了，但我們到底也算是領略了點同胞的滋味。

在此時刻，平日口口聲聲要勇武對抗「赤化」，痛罵傳統泛民集會遊行「無用」兼「鳩做」的港獨青年，是不是會發起一些非常實際非常有用，而且可以彰顯其熱血和勇氣的驚人行動呢？有的，例如中大、港大等十三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以及學聯，他們才不會參加七一遊行這種行禮如儀的無聊儀式，更不會徒勞地跑去衝擊習主席的車隊。他們要做的是一個更加英勇更加貼地的事，那就是辦一場論壇。他們請了盧斯達這類右翼本土派心目中的健筆，打算在人家干犯龍顏上街遊行這天暢談「赤禍殘港二十年，抗擊外侮奪主權」。

過去幾年，其中一個被港獨和右翼本土勢力淘空和毀損掉的價值，正是「勇氣」二字。他們一日到黑批判別人不夠勇武，那他們又怎麼向大家示範真正的勇武呢？他們視佔中大台上那一群人為仇讎，覺得他們懦弱。結果人家公民抗命之後，要不主動投案自首，要不靜坐待捕，全部都承擔責任，不計後果。而他們的領袖，則神龍見首不見尾，鏡頭之前就搶着衝鋒，警察動手之後卻逃之夭夭，接着還要得意洋洋地說唔通等住被人拉咁蠢。而信任他們，跟隨他們的，則有落案之後棄保，跑到台灣求庇護的少女，真是什麼樣的領袖就有什麼樣的群眾。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那位女孩少不更事，一開始就不知道自己幹的事會帶來什麼代價。但呼籲他們出來的人呢？

所謂的「魚蛋革命」，大概是這批人歷來最符合「勇武」傳統定義，也最能體現他們期待的熱血價值的一次行動了。但是很抱歉，2016農曆初一那天晚上在旺角街頭所發生的事，我還真的會用「旺角騷亂」這個聽來很建制派的用語去形容。為什麼？因為除去劉小麗議員和林淳軒等堅持和平撐小販的「左膠」自有首尾一貫的言行之外，我就沒見過有任何一個鼓動行動升級的右翼本土派去為這個晚上下一個政治宣言式的總結。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類激情慷慨的喊話之後，他們第二天的表現更像是群時事評論員，要不是批評警方濫捕，就是分析那個晚上如何反映香港民情。沒有一個出來在政治上定義這天，說這是「旺角首義」；更沒有一個會在事先發佈宣言，告訴大家他們要在政治上達到什麼效果。

請注意，我所指的「政治宣言」（Political Statement）可不是罵幾句「港共」「黑警」，也不只是叫大家不能再忍，甚至不單是呼籲行動；而是一種指明行動政治宗旨的清晰陳述。這種陳述是任何政治運動乃至於「革命」（如果他們真想搞革命的話）必不可少的一環。它可以在事前發表，作為參與者的集體目標；也可以在事後公佈，好搶先界定整場行動的政治意義。它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政治行動者應有其明確的標的和指向，不容其他勢力爭奪對於一場運動的定義。

比如說當政府公佈這是次「暴亂」，他們有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擊，說自己不是暴亂，而是在搞「革命」，甚至在法庭上昂然陳辯「歷史將判我無罪」，然後給出一份可歌可泣歷史文獻般的政治宣言呢？沒有。因為在這樣子的暴力行動當中，誰要是敢以行動主體的身份去事先發佈這種宣言，誰要是勇於以承擔責任的態度在事後去下一個政治上的總結，誰就是那個真的要背起十字架的人了。

後來的事，我們都還記得。把一群黑衣蒙面青年召喚出來的人，都說自己頂多只是個「參與者」而已。這等人人都只是參與者而已的行動，你好意思叫它作「革命」嗎？

也許我們該退一步想，沒有領導，人人都是參與者，這其實也很不錯呀。就和最初他們鼓吹「拆大台」，因為「大台不代表我」的態度一樣，幾近於傳說中的「直接民主」。是的，「大台」是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承襲了幾十年的形式，表面上似乎有很多不同的人共佔一個平台，但它在整個運動當中到底是個核心，而且那些「不同的人」可能還受制於同一種立場與聲音。那麼右翼本土派要攻擊「大台」，是為了追求更直接、更多元、更自主的民主嗎？當然不是。因為在他們對付「大台」的前後，他們都沒有我們所想的那麼有自我主張。恰恰相反，他們原來都很聽話，也很集體。他們不要「大台」討論、輪流發言，卻要「教主」頒令，唯其馬首是瞻。就算他們並不真的想要擁戴核心，但那「核心」卻期望人家把他當成核心。例如政黨化之前的「熱血公民」，它的領袖的正式名銜竟然是「首領」，差點讓人誤以為是納粹德國的「元首」。

我不得不想起劉曉波先生，他那篇膾炙人口的〈我沒有敵人〉堪稱「大愛包容」「和理非非」的典範。但在面對出國流亡和坐牢十一年的選擇時，他毅然抉擇了後者。直到今日病危，不忍愛妻苦痛，這才興許有了去國的念頭。而我們這裏鼓吹勇武，聲言「抗爭到底」的人呢？不是叫人勇武，但自己從不落場，還要一副山人自有妙計的模樣；就是攪渾池水，自動退場。現在再看到右翼本土青年用勇武的態度去辦港獨論壇，我真是不知道勇氣究竟是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