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全球最差航空公司」這種名單確實和大多數香港遊客無關,因為榜上有名的多半是小地方的小公司,營運路線並非港人外遊熱點,除了「尼泊爾航空」。「尼泊爾航空」我坐過,名不虛傳。座位前方的雜誌袋一摸,手上立刻就有黏乎乎的感覺,那本雜誌則印得有如大學學生刊物,十分粗糙。更有趣的是幾小時機程,地上一直有隻蟑螂在我附近散步,來回出沒,使我不太能夠確定牠究竟是不是同一隻蟑螂。
但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尼泊爾是全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如果你計較它的國家航空公司質素,可能你根本就不該去尼泊爾。更何況飛行是種體驗,要是有機會坐在窗口的位置,請記住要在降落加德滿都前半小時目不轉睛地外眺,廣漠雲海當中喜馬拉雅群峰聳立,穿雲而出的絕景,是畢生難忘的經歷。這種時候還要在乎蟑螂的話,最好留在家裏。同樣地,我們前往其他不發達地區,坐一程不太理想的航班,也應抱持一份體諒。多餘的要求只是無益的奢望,徒然敗興而已。比方說「伊朗航空」,要知道這是個遭到國際制裁多少年的國家,你能想像它的座椅上會裝備最先進的個人影音系統嗎?他們的口號是:「Our mission is your safety. We Take You There, We Take You Back.」安全抵達,安全回家,這豈不已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你看最近「聯合航空」上那位捱揍的可憐乘客,他一邊嘴角流血一邊不斷呢喃的,也不過就是一句「I want to go home.」罷了。經此一役,你大概不會再以為坐飛機而能毫髮無損地回家,是件理所當然的事了吧。
講起「聯合航空」,本來我是沒有資格說話的,因為我不只十幾年沒搭過它,而且也有十幾年沒去過美國了。但是看到近期有關「聯合航空」的一連串新聞,我很高興自己對它的固有印象依然立得住腳。這個世界並非甚麼東西都能經歷十幾二十年的時間洗刷而不變,「聯合航空」顯然就是其中之一。當年我常坐的並非「聯合」,而是早在2005年被「達美航空」合併了的「西北航空」。以服務質素論,「西北」當年在幾家美資航空公司之中算是好的了。饒是如此,它也還是保住了美資航空的特色,那就是舉世知名的空中大媽了。請注意,重點不該是他們空姐空少的年紀。我很不喜歡人家嘲笑她們是「空中鬼婆——真係阿婆」,阿婆有乜問題?空姐就應該年輕貌美這種所謂的「常識」,充滿了偏見和歧視,今天就只有包括國泰在內的亞洲航空公司會奉之為金科玉律,甚至還定下五十五歲就要退休的死線,我覺得根本一點道理也沒有。真正的要素在於服務,年紀大不表示服務一定就差;相反地,年齡大的空少空姐可能意味着經驗更好,甚至更加體貼。我搭歐洲的航空公司,就很欣賞他們一些年長的機艙服務人員,那種細心和善解人意,是同艙嫩齒沒法比的。所以美國航空公司的惡劣,說到底,乃態度之過。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
2017年4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進入印尼的方法(想像的國家之一)
【蘋果日報】印尼就在我家裏,但我並不認識它。
香港十幾萬印尼女傭,做飯燒菜、洗衣抹地、照顧老人、帶小孩上學下課,和我們一起擠在以狹小見稱的高樓裏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間,或者沒有。這些印尼女子與我們如此親密,成為眾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可是我們曉得她們的故事嗎?我們了解她們嗎?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認識她們?如果需要,那種被需要的知識又是甚麼?
我在一個外傭中介中心的網頁上找到了答案。它對印尼女傭「特性」的介紹是這樣子的:
「印傭與菲傭、泰傭的最大分別是印尼傭工的服從性平均來說較高。自十八世紀以來,印尼人經歷了荷蘭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壓抑統治。而自1945年獨立後的蘇加樂親王及1967年接管至1998年的蘇哈圖將軍,實施的亦是絕對服從的嚴厲管治,人民習慣了服從政策、服從政府、上司、長輩的安排;其次,在語言方面,印傭的英語會話平均來說不及菲傭,但學習廣東話的速度比菲傭為快」。
換句話講,印尼經歷過的殖民統治和軍事獨裁政權是項「好處」,因此它的女傭比較懂得服從。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會史的分析。那麼再看看她們宗教信仰上的特點:
「印尼人大多為回教徒,有朝拜和守齋的習慣,對香港的僱主來說初時可能有點陌生,但習慣了就沒有甚麼出奇。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部份印傭是拒絕接觸或進食豬肉的,有些外傭來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會抗拒;一些改變不了以往習慣的印傭,僱主則要遷就一下了」。不過比起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傭,印傭還是有點好處的:「因為印傭並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及並沒有那麼多『親友』需要聚會,在假期安排方面較有彈性,特別適合一些需要輪班或在星期天工作的僱主」。
在把印尼看作是個家庭傭工的出口大國之外,我也試過其他進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說它跟華人的關係。我有許多朋友是一般人口中的印尼「華僑」,他們應該會比較了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底下,我發現他們對印尼的認知也很難避免一種華人的局限。他們可能會讓我知道更多當地華人聚居地的歷史,華人社群內部複雜的情形,華人與東南亞和大陸等其他地方的往來;也可能會使我明白傳統華人對印尼其他族群的態度(通常是說他們純樸、樂天,但是懶惰)。當然,他們必然還會提到歷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屠殺的慘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視……。
我們對一個地方的認識總是脫不開我們和它的實際關係。所以無論是把印尼當成女傭生產大國,還是把它看作一個情感上愛憎交纏的定居地,都是無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最起碼這還叫做有關係。在大部份中國人,特別是北方的中國人那裏,我要大膽地說,印尼幾乎就像是個不存在的國家。這是因為中國近世以來一套獨特的世界觀,使得我們雖然明知自己身在亞洲,但卻從未擁有過一個比較整全的亞洲視野。回顧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諸多學者和思想家的論述,但凡要談世界大勢,多半得從「中西」這個奇怪的範疇說起,彷彿全世界除了所謂的「西方」之外,就只有一個中國似的,頂多偶而加上印度,湊成一個「中、西、印三大古文明」比對的思想格局。至於日本,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從中國好學生變成中國老對手,但在文明「代表性」上終究不如中國的複雜故事。
最近十幾年,中國冒起,照道理講是應該更有世界觀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為自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國關係」,其實也就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此外一切其他國家,我們看的則是它們和中國的友好程度,看它們算不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說真的,它們友好與否都不太重要,反正從中國的體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國罷了。
印度尼西亞是個小國嗎?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國際影響和世界排名,若是從這種角度評估,印尼的確不大。伊莉莎白.皮莎妮(Elizabeth Pisani)在她廣受好評的《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裏頭,就特地說到了這點:「印尼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顯然並不突出,例如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選手之中,僅二十二位來自印尼;換句話說,每一千萬印尼人當中,只有不到一人參加奧運競賽。雖然曾任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印尼軍隊一度廣受歡迎,但躋身國際組織高層的印尼人屈指可數,成為這類組織領導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闕如,也沒有任何印尼人得過諾貝爾獎」。
按照這位曾經任職於印尼衞生部,在當地居住過多年的英國流行病學家的觀察,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國家地位。儘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傭,可是她們的數量在這個人口兩億五千八百萬的國家裏面,不過是滄海一粟。大部份印尼青年是沒想過出國,對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興趣的。原因很簡單:印尼就已經夠大了。「何必要出國?他們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島,即可擺脫地域和宗親束縛,還能學習新舞技,嘗試新食物,而不須接觸沒學過的外語,不熟悉的貨幣、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但又擁有兩千多萬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國語Bahasa Indonesia,但絕大部份人都以幾千種方言的其中一種為母語。這個國家橫跨三個時區,由一萬七千多座島嶼構成。它簡直不是一個國家,卻是一個世界。
香港十幾萬印尼女傭,做飯燒菜、洗衣抹地、照顧老人、帶小孩上學下課,和我們一起擠在以狹小見稱的高樓裏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間,或者沒有。這些印尼女子與我們如此親密,成為眾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可是我們曉得她們的故事嗎?我們了解她們嗎?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認識她們?如果需要,那種被需要的知識又是甚麼?
我在一個外傭中介中心的網頁上找到了答案。它對印尼女傭「特性」的介紹是這樣子的:
「印傭與菲傭、泰傭的最大分別是印尼傭工的服從性平均來說較高。自十八世紀以來,印尼人經歷了荷蘭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壓抑統治。而自1945年獨立後的蘇加樂親王及1967年接管至1998年的蘇哈圖將軍,實施的亦是絕對服從的嚴厲管治,人民習慣了服從政策、服從政府、上司、長輩的安排;其次,在語言方面,印傭的英語會話平均來說不及菲傭,但學習廣東話的速度比菲傭為快」。
換句話講,印尼經歷過的殖民統治和軍事獨裁政權是項「好處」,因此它的女傭比較懂得服從。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會史的分析。那麼再看看她們宗教信仰上的特點:
「印尼人大多為回教徒,有朝拜和守齋的習慣,對香港的僱主來說初時可能有點陌生,但習慣了就沒有甚麼出奇。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部份印傭是拒絕接觸或進食豬肉的,有些外傭來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會抗拒;一些改變不了以往習慣的印傭,僱主則要遷就一下了」。不過比起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傭,印傭還是有點好處的:「因為印傭並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及並沒有那麼多『親友』需要聚會,在假期安排方面較有彈性,特別適合一些需要輪班或在星期天工作的僱主」。
在把印尼看作是個家庭傭工的出口大國之外,我也試過其他進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說它跟華人的關係。我有許多朋友是一般人口中的印尼「華僑」,他們應該會比較了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底下,我發現他們對印尼的認知也很難避免一種華人的局限。他們可能會讓我知道更多當地華人聚居地的歷史,華人社群內部複雜的情形,華人與東南亞和大陸等其他地方的往來;也可能會使我明白傳統華人對印尼其他族群的態度(通常是說他們純樸、樂天,但是懶惰)。當然,他們必然還會提到歷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屠殺的慘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視……。
我們對一個地方的認識總是脫不開我們和它的實際關係。所以無論是把印尼當成女傭生產大國,還是把它看作一個情感上愛憎交纏的定居地,都是無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最起碼這還叫做有關係。在大部份中國人,特別是北方的中國人那裏,我要大膽地說,印尼幾乎就像是個不存在的國家。這是因為中國近世以來一套獨特的世界觀,使得我們雖然明知自己身在亞洲,但卻從未擁有過一個比較整全的亞洲視野。回顧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諸多學者和思想家的論述,但凡要談世界大勢,多半得從「中西」這個奇怪的範疇說起,彷彿全世界除了所謂的「西方」之外,就只有一個中國似的,頂多偶而加上印度,湊成一個「中、西、印三大古文明」比對的思想格局。至於日本,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從中國好學生變成中國老對手,但在文明「代表性」上終究不如中國的複雜故事。
最近十幾年,中國冒起,照道理講是應該更有世界觀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為自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國關係」,其實也就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此外一切其他國家,我們看的則是它們和中國的友好程度,看它們算不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說真的,它們友好與否都不太重要,反正從中國的體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國罷了。
印度尼西亞是個小國嗎?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國際影響和世界排名,若是從這種角度評估,印尼的確不大。伊莉莎白.皮莎妮(Elizabeth Pisani)在她廣受好評的《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裏頭,就特地說到了這點:「印尼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顯然並不突出,例如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選手之中,僅二十二位來自印尼;換句話說,每一千萬印尼人當中,只有不到一人參加奧運競賽。雖然曾任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印尼軍隊一度廣受歡迎,但躋身國際組織高層的印尼人屈指可數,成為這類組織領導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闕如,也沒有任何印尼人得過諾貝爾獎」。
按照這位曾經任職於印尼衞生部,在當地居住過多年的英國流行病學家的觀察,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國家地位。儘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傭,可是她們的數量在這個人口兩億五千八百萬的國家裏面,不過是滄海一粟。大部份印尼青年是沒想過出國,對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興趣的。原因很簡單:印尼就已經夠大了。「何必要出國?他們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島,即可擺脫地域和宗親束縛,還能學習新舞技,嘗試新食物,而不須接觸沒學過的外語,不熟悉的貨幣、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但又擁有兩千多萬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國語Bahasa Indonesia,但絕大部份人都以幾千種方言的其中一種為母語。這個國家橫跨三個時區,由一萬七千多座島嶼構成。它簡直不是一個國家,卻是一個世界。
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梁文道:世上最差的航空公司(之一)
【飲食男女】誰是全球最差的航空公司?如果不只是單憑印象,想要客觀一點的話,最好的辦法也許是看一些據說很有公信力的排行榜,例如業內比較權威的「Skytrax」,又或者普羅消費者熟悉的「Tripadvisor」。但是仔細研讀過這些清單之後,我不得不憑經驗指出,那些名單對我們大部分香港旅客而言,其實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舉個例子,北韓的「高麗航空公司」(Air Koryo)無論在任何一家機構的評比之中,總是長踞世界最糟的航空公司頭幾名的位置。但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它又沒有來回香港的航班。就算想去北韓旅遊,一探金家王朝治下的人間天堂,從香港出發最簡單路線也是先去北京,到時再搭「國航」(中國國際航空)便是,何必故意捱那「牡丹峰女子樂團」為主要內容的機上娛樂系統轟炸?
「以色列航空」(EI AI)也是常在榜上留名的一家航空公司。最常見的投訴就是它的安檢程序太過頭,乘客至少得在起飛前四小時到達機場,在登機櫃枱前面就開始排隊接受檢查。想想看,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你要蹲在地上打開行李,裏頭又是內褲又是甚麼的讓人翻看,確實尷尬。可是我能以親身體驗作證,許多關於「以色列航空」的惡劣傳聞其實是誇張了,尤其是安檢人員的態度。不知是不是我運氣太好,上次在香港機場碰到的那些人都算友善,他們的問題是很仔細,但也不過分,一邊翻護照一邊查家宅,還能一邊和我閒聊以色列葡萄酒的品質,以及香港生活的甘苦。
沒錯,「以色列航空」的飛機是很舊的,就算有幸坐上了商務艙,也不要預期座位設備會趕得上今時今日的正常水平,更不要拿它和中東鄰近國家那幾家土豪金航空相比。不過,你可以換個思路,想一下這架飛機上你看不到的設備,例如它馳名的「Flight Guard」反導彈系統,這可是全世界所有其他民航都沒有的好傢伙呀,是美國總統「空軍一號」才配得上的裝置。我等一介平民,何德何能,竟然享受得到這樣飛越幾次烏克蘭都唔使驚的待遇。更別說機上那至少6名的持槍便衣警衞。到底這是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你去的是以色列,安全怎樣都比舒服來得重要吧?
「國航」在大陸被人罵得多,原來在這類環球最劣評比當中也不算稀客。不過憑良心講,我坐「國航」,九成問題似乎都不在航空公司本身。經常延誤?這是他們的錯嗎?當然不,那是惡名昭著的「空中管制」之過,要爭你去和掌握大量閒置空道的軍方去爭,別罵無辜的空姐。機艙不夠清潔?這倒是真的,我真的在洗手間地上看見過一嚿屎。不過我肯定這不是機組人員自己幹的,而且我一通知他們,他們也很迅速地應變了起來,似是有經驗的箇中老手。
我有個北京朋友常坐「國航」長途商務艙,對它有不少怨言。她說,有一回她被升上了頭等,很好奇「國航」的頭等和她慣坐的商務會有甚麼不同,答案原來就在飛機餐。商務飛機餐的主菜可以三選一;頭等沒有選擇也不用選擇,他們乾脆把商務艙的三款主菜一起放進一個大盤子裏奉客,正是一倍的價錢,三倍分量的享受。這很糟嗎?或許吧。但國際長途頭等對我們絕大多數人而言都只是個概念,與己無關。有錢去坐的人活該有這種享受,我們不在乎。
「以色列航空」(EI AI)也是常在榜上留名的一家航空公司。最常見的投訴就是它的安檢程序太過頭,乘客至少得在起飛前四小時到達機場,在登機櫃枱前面就開始排隊接受檢查。想想看,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你要蹲在地上打開行李,裏頭又是內褲又是甚麼的讓人翻看,確實尷尬。可是我能以親身體驗作證,許多關於「以色列航空」的惡劣傳聞其實是誇張了,尤其是安檢人員的態度。不知是不是我運氣太好,上次在香港機場碰到的那些人都算友善,他們的問題是很仔細,但也不過分,一邊翻護照一邊查家宅,還能一邊和我閒聊以色列葡萄酒的品質,以及香港生活的甘苦。
沒錯,「以色列航空」的飛機是很舊的,就算有幸坐上了商務艙,也不要預期座位設備會趕得上今時今日的正常水平,更不要拿它和中東鄰近國家那幾家土豪金航空相比。不過,你可以換個思路,想一下這架飛機上你看不到的設備,例如它馳名的「Flight Guard」反導彈系統,這可是全世界所有其他民航都沒有的好傢伙呀,是美國總統「空軍一號」才配得上的裝置。我等一介平民,何德何能,竟然享受得到這樣飛越幾次烏克蘭都唔使驚的待遇。更別說機上那至少6名的持槍便衣警衞。到底這是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你去的是以色列,安全怎樣都比舒服來得重要吧?
「國航」在大陸被人罵得多,原來在這類環球最劣評比當中也不算稀客。不過憑良心講,我坐「國航」,九成問題似乎都不在航空公司本身。經常延誤?這是他們的錯嗎?當然不,那是惡名昭著的「空中管制」之過,要爭你去和掌握大量閒置空道的軍方去爭,別罵無辜的空姐。機艙不夠清潔?這倒是真的,我真的在洗手間地上看見過一嚿屎。不過我肯定這不是機組人員自己幹的,而且我一通知他們,他們也很迅速地應變了起來,似是有經驗的箇中老手。
我有個北京朋友常坐「國航」長途商務艙,對它有不少怨言。她說,有一回她被升上了頭等,很好奇「國航」的頭等和她慣坐的商務會有甚麼不同,答案原來就在飛機餐。商務飛機餐的主菜可以三選一;頭等沒有選擇也不用選擇,他們乾脆把商務艙的三款主菜一起放進一個大盤子裏奉客,正是一倍的價錢,三倍分量的享受。這很糟嗎?或許吧。但國際長途頭等對我們絕大多數人而言都只是個概念,與己無關。有錢去坐的人活該有這種享受,我們不在乎。
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愛,就要讓全世界知道
【蘋果日報】最近遇到經營危機,正謀轉型的《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女士在一場活動裏面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她說《端》的台灣讀者多看香港和大陸新聞。香港讀者則喜歡閱讀他們的大陸、台灣,以及國際新聞。相比之下,大陸翻牆過來的讀者卻只愛看大陸新聞;若是國際新聞,也只專注和中美關係相關的訊息。然後她開了個玩笑:「中國讀者只關心中國」。
也許《端》的大陸讀者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不看他們提供的其他消息,也許他們就是覺得《端》的大陸新聞最值得細閱。但就憑我個人很不科學的觀察,我不得不說,潔平這個觀察很有可能是對的。就拿我做的一個經典閱讀節目來說吧,雖然我很想讓我的觀眾透過一些其他地域的典籍去接觸一下大家或許陌生的文化傳統,可是我常常收到類似這樣的評語:「為什麼不多介紹一下中國自己的經典?我們的文化多麼博大精深」。如果我真的談到了中國典籍如《論語》和《老子》,好些觀眾就會格外興奮,表示「一看到自己熟悉的書,就特別地感興趣」。
必須注意的是,什麼叫做「中國自己的經典」也是有爭議的。有一回我花六集節目的時間淺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其實也就只是講了它的開頭兩句話而已),竟然也有人不滿:「為什麼一直堅持講老外的東西?中國的道教多厲害,偏偏要說印度阿三的宗教」。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差點忘了佛教入華儘管已近兩千年,早在中土演化出了自家面目,可它到底是「印度阿三」傳進的舶來品。當然,近年也有學者指出,《心經》很可能是國人所造,今存梵本說不定是從中文倒譯回去的。但這類學術圈子裏的討論我就不深究了,重點是在計較起「中國」二字的時候,你到底可以去到幾盡?
又有一次,我在網上看到有人在談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Schafer)的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文章標題不慎叫做〈撒馬爾罕古城,長安人和羅馬人都嚮往的地方〉。本着識睇梗係睇留言的原則,我真的看到了好玩的留言:「嚮往你妹,長安人有二都,有益揚,嚮往個毛異族山寨」。這位讀者明顯聽過「揚一益二」,對唐史絕非一無所知,恐怕也應該曉得唐人崇胡風盛,曉得撒馬爾罕在時人想像中的位置,他怎麼會如此衝動,為了「民族自信心」,連粗話都噴了出來呢?
是的,我們可以說這都只是少數,不能以偏概全,說全中國人愛國都是這麼愛到針尖上。不過再看近月大陸種種出版新規,我很難不擔心,這裏有股國家機器鼓動起來的風氣。現在要控制外國童書繪本的翻譯引進,這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們疑惑的是,那些優秀童書和繪本當中到底有什麼價值觀是不符「國情」的呢?是友愛?誠實?愛護自然?還是尊重生命。另一項因為沒有明示規定,因此也比較不被人注意的轉變,是大陸很多老字號出版社開始停止外文書的翻譯了;而近兩年因為推介西文歷史書而揚名的小出版單位也遭到了「提醒」,要他們節制一下。莫非多一部追溯英國「金雀花王朝」的史籍,中國人的志氣就會為此弱了一分?
我小時候在解嚴前的台灣唸書,受過一套國民黨版本的愛國教育。回顧那段經歷,我和台灣很多朋友都是非常不滿的。只不過有些人不滿的是當年教育教錯了愛的對象,他們覺得真正要愛的不應是那個殘留在歷史中的虛幻「秋海棠」,而是腳下百岳競起的海上台灣。我討厭那種教育,不在其對象,卻在它想要我們習得的一套愛的方式。那種愛,說好聽點是「自愛」,其宗旨是「中國人當然要認識中國」,因愛而有認識的必要,又因為越認識而越愛。但這個循環為了政治正確無窮推衍下去,就有很大的機會變成自戀,變成中國人只應該認識中國,因為中國一切都美,一切都好,世上無雙。多年之後,現在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台灣,還是原來最能免疫這類愛之病的香港,我都重新聞到了這股濃烈得使人窒息的愛的氣味。而且這三個地方三個對象,但結構近似的愛,更有彼此刺激,相互助長的趨勢。大陸這邊有多愛中國,台灣那邊就會有多愛台灣。又由於愛病變成了自戀,極度專一,不容他人存在。於是就有了台北市長柯文哲那些為了捧高自己,不惜踩低香港和新加坡的奇言,正是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台灣(或者該說只有「台北」)。
自戀絕非自足,因為它總是需要一面鏡子。那面鏡子可以是世間所有,作用是當作背景,好拿來呈現自己。而且它還不是要呈現自己的身影那麼簡單,更是要呈現自己對自己的愛,因為正是這愛定義了自己,圓滿了自己。通俗點的說法,這叫做「愛,就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最近不是有人在冰島一處著名景點,取當地石塊砌成了巨大的「中國」二字被人批評是破壞景觀嗎?類似的情形,從前也不是沒有。今年年頭,便有人在某國外海濱渡假區的沙灘上插出一片中國國旗的旗海。沒錯,我明白今時不同往日,往昔國人一定會大規模譴責此類有礙觀瞻的行為,現在則會有不少辯解,或者說「沒有證據就說是中國人做的,不公平」,或者說「每個國家都有人會到處塗鴉,為什麼只針對中國」,甚或「用石頭堆字又不是不可復原,憑什麼說是破壞」。但且先容我大膽假設那真是中國遊客幹的好了,我的問題是基於何種衝動,何種情緒,一個人或幾個人會想到要在外地留下中國人曾經到此一遊的證據呢?假如在公共場合和知名景點上刻下自己個體的名字是自戀的話,那麼這算不算是另一種層次的自戀呢?
也許《端》的大陸讀者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不看他們提供的其他消息,也許他們就是覺得《端》的大陸新聞最值得細閱。但就憑我個人很不科學的觀察,我不得不說,潔平這個觀察很有可能是對的。就拿我做的一個經典閱讀節目來說吧,雖然我很想讓我的觀眾透過一些其他地域的典籍去接觸一下大家或許陌生的文化傳統,可是我常常收到類似這樣的評語:「為什麼不多介紹一下中國自己的經典?我們的文化多麼博大精深」。如果我真的談到了中國典籍如《論語》和《老子》,好些觀眾就會格外興奮,表示「一看到自己熟悉的書,就特別地感興趣」。
必須注意的是,什麼叫做「中國自己的經典」也是有爭議的。有一回我花六集節目的時間淺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其實也就只是講了它的開頭兩句話而已),竟然也有人不滿:「為什麼一直堅持講老外的東西?中國的道教多厲害,偏偏要說印度阿三的宗教」。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差點忘了佛教入華儘管已近兩千年,早在中土演化出了自家面目,可它到底是「印度阿三」傳進的舶來品。當然,近年也有學者指出,《心經》很可能是國人所造,今存梵本說不定是從中文倒譯回去的。但這類學術圈子裏的討論我就不深究了,重點是在計較起「中國」二字的時候,你到底可以去到幾盡?
又有一次,我在網上看到有人在談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Schafer)的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文章標題不慎叫做〈撒馬爾罕古城,長安人和羅馬人都嚮往的地方〉。本着識睇梗係睇留言的原則,我真的看到了好玩的留言:「嚮往你妹,長安人有二都,有益揚,嚮往個毛異族山寨」。這位讀者明顯聽過「揚一益二」,對唐史絕非一無所知,恐怕也應該曉得唐人崇胡風盛,曉得撒馬爾罕在時人想像中的位置,他怎麼會如此衝動,為了「民族自信心」,連粗話都噴了出來呢?
是的,我們可以說這都只是少數,不能以偏概全,說全中國人愛國都是這麼愛到針尖上。不過再看近月大陸種種出版新規,我很難不擔心,這裏有股國家機器鼓動起來的風氣。現在要控制外國童書繪本的翻譯引進,這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們疑惑的是,那些優秀童書和繪本當中到底有什麼價值觀是不符「國情」的呢?是友愛?誠實?愛護自然?還是尊重生命。另一項因為沒有明示規定,因此也比較不被人注意的轉變,是大陸很多老字號出版社開始停止外文書的翻譯了;而近兩年因為推介西文歷史書而揚名的小出版單位也遭到了「提醒」,要他們節制一下。莫非多一部追溯英國「金雀花王朝」的史籍,中國人的志氣就會為此弱了一分?
我小時候在解嚴前的台灣唸書,受過一套國民黨版本的愛國教育。回顧那段經歷,我和台灣很多朋友都是非常不滿的。只不過有些人不滿的是當年教育教錯了愛的對象,他們覺得真正要愛的不應是那個殘留在歷史中的虛幻「秋海棠」,而是腳下百岳競起的海上台灣。我討厭那種教育,不在其對象,卻在它想要我們習得的一套愛的方式。那種愛,說好聽點是「自愛」,其宗旨是「中國人當然要認識中國」,因愛而有認識的必要,又因為越認識而越愛。但這個循環為了政治正確無窮推衍下去,就有很大的機會變成自戀,變成中國人只應該認識中國,因為中國一切都美,一切都好,世上無雙。多年之後,現在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台灣,還是原來最能免疫這類愛之病的香港,我都重新聞到了這股濃烈得使人窒息的愛的氣味。而且這三個地方三個對象,但結構近似的愛,更有彼此刺激,相互助長的趨勢。大陸這邊有多愛中國,台灣那邊就會有多愛台灣。又由於愛病變成了自戀,極度專一,不容他人存在。於是就有了台北市長柯文哲那些為了捧高自己,不惜踩低香港和新加坡的奇言,正是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台灣(或者該說只有「台北」)。
自戀絕非自足,因為它總是需要一面鏡子。那面鏡子可以是世間所有,作用是當作背景,好拿來呈現自己。而且它還不是要呈現自己的身影那麼簡單,更是要呈現自己對自己的愛,因為正是這愛定義了自己,圓滿了自己。通俗點的說法,這叫做「愛,就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最近不是有人在冰島一處著名景點,取當地石塊砌成了巨大的「中國」二字被人批評是破壞景觀嗎?類似的情形,從前也不是沒有。今年年頭,便有人在某國外海濱渡假區的沙灘上插出一片中國國旗的旗海。沒錯,我明白今時不同往日,往昔國人一定會大規模譴責此類有礙觀瞻的行為,現在則會有不少辯解,或者說「沒有證據就說是中國人做的,不公平」,或者說「每個國家都有人會到處塗鴉,為什麼只針對中國」,甚或「用石頭堆字又不是不可復原,憑什麼說是破壞」。但且先容我大膽假設那真是中國遊客幹的好了,我的問題是基於何種衝動,何種情緒,一個人或幾個人會想到要在外地留下中國人曾經到此一遊的證據呢?假如在公共場合和知名景點上刻下自己個體的名字是自戀的話,那麼這算不算是另一種層次的自戀呢?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梁文道:街市之死
【飲食男女】我很喜歡廣東話裏「淋糝嘢」這個詞,因為它總會叫我想起香港的街市。若要向外人解釋這個不太好翻譯的說法,最好的辦法,其實也就是帶他走一趟街市。一圈逛下來,他大概就會明白,「淋糝嘢」雖然接近國語中的「雜貨」;但又要比「雜貨」多了一點甚麼,而且是很不可思議的甚麼。
例如一檔書報攤,居然莫名其妙地也賣兩款捲菸草用的煙紙。報攤賣菸很合理,但他們為甚麼也會賣這麼冷門的抽煙道具呢?偶爾除了我會買上一兩包之外,我還真不曉得附近有多少人自己捲煙,需要幫襯這家小店。更何況這裏是新界,一座公屋商場裏的報攤,不是洋人遊客來往如鯽的蘭桂坊soho。更奇特的是他們只賣煙紙,但卻不賣菸絲。莫非街坊有不少人隊草?我喜歡這樣的報攤,每檔都有不一樣的性格,而這性格,主要體現在他們賣的貨品種類。
當然,性格只是比方,決定要賣甚麼東西,主要是看市場,鄰近五百米方圓之內的坊眾需要。很多年前,我住過大埔舊墟,街市有家報攤還賣針筒,我一直沒搞懂報紙檔為甚麼要賣針筒。是周遭有些安老院,老人家保健所需?還是用作其他不法用途?好吧,不說這麼古怪的商品,就談報紙雜誌。很多時候市面推出了新刊物,我都是在報紙檔上發現的。這些刊物後台資本不大,銷量暫時不佳,便利店是不會進貨的。要是報紙檔買少見少,全都成了便利店,下游出口淤塞,將來還會有人做得起那種不現實的雜誌夢嗎?街市裏面自然還有不少組合上比較合理的商店,例如成衣檔,他們多半同時兼做改衫。
坦白講,我幾乎從沒在街市買過衫,可是我會去找他們修補衣服。不要說他們不專業,沒辦法整治一件舶來西裝外套;我只是運動褲破了,一件睡衣少了個釦子(而家中又沒有後補),要那麼專業幹甚麼?要緊的是方便快捷妥當。又比如一間包點鋪,裏頭不少廉價小食,超級市場和零食連鎖店都有。可是他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款客家甜酒花生,甜得剛好,香脆得不得了,我在別的地方還沒見過。又有一大袋散裝蒜茸炒花生,其味甚真,應無多餘香料,花生甚有嚼勁,也是不知何處覓來。過年的時候,他們還會擺出自製客家年糕,與一落可能是自己找人寫的揮春。這樣子的包點零食小鋪,也許不算太過特別;可是我會懷念它的,如果它消失了的話。它們大概是會消失的。
在最近一輪領展管理以及領展轉售出去的商場大清洗當中,好些生意很不錯,而且願意主動加租的報攤已經不見了。兼營改衫的小成衣店也沒有了,或許在新業主和管理人的心目中 ,衣服是用不着修改縫補的,因為衣服應該不斷汰舊置新。還有那些同時是小電工的鎖匠,公屋和公屋周邊街坊也是不需要的。那麼街坊到底要甚麼?又買得起甚麼呢?原來大家愛聽古典音樂,所以全街市無料播放。原來這裏的住民天天在家開蠔,所以空置了一段時間的檔口現在專營包括藍龍蝦在內的進口海鮮。這種商業的邏輯,我不懂得計算。
例如一檔書報攤,居然莫名其妙地也賣兩款捲菸草用的煙紙。報攤賣菸很合理,但他們為甚麼也會賣這麼冷門的抽煙道具呢?偶爾除了我會買上一兩包之外,我還真不曉得附近有多少人自己捲煙,需要幫襯這家小店。更何況這裏是新界,一座公屋商場裏的報攤,不是洋人遊客來往如鯽的蘭桂坊soho。更奇特的是他們只賣煙紙,但卻不賣菸絲。莫非街坊有不少人隊草?我喜歡這樣的報攤,每檔都有不一樣的性格,而這性格,主要體現在他們賣的貨品種類。
當然,性格只是比方,決定要賣甚麼東西,主要是看市場,鄰近五百米方圓之內的坊眾需要。很多年前,我住過大埔舊墟,街市有家報攤還賣針筒,我一直沒搞懂報紙檔為甚麼要賣針筒。是周遭有些安老院,老人家保健所需?還是用作其他不法用途?好吧,不說這麼古怪的商品,就談報紙雜誌。很多時候市面推出了新刊物,我都是在報紙檔上發現的。這些刊物後台資本不大,銷量暫時不佳,便利店是不會進貨的。要是報紙檔買少見少,全都成了便利店,下游出口淤塞,將來還會有人做得起那種不現實的雜誌夢嗎?街市裏面自然還有不少組合上比較合理的商店,例如成衣檔,他們多半同時兼做改衫。
坦白講,我幾乎從沒在街市買過衫,可是我會去找他們修補衣服。不要說他們不專業,沒辦法整治一件舶來西裝外套;我只是運動褲破了,一件睡衣少了個釦子(而家中又沒有後補),要那麼專業幹甚麼?要緊的是方便快捷妥當。又比如一間包點鋪,裏頭不少廉價小食,超級市場和零食連鎖店都有。可是他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款客家甜酒花生,甜得剛好,香脆得不得了,我在別的地方還沒見過。又有一大袋散裝蒜茸炒花生,其味甚真,應無多餘香料,花生甚有嚼勁,也是不知何處覓來。過年的時候,他們還會擺出自製客家年糕,與一落可能是自己找人寫的揮春。這樣子的包點零食小鋪,也許不算太過特別;可是我會懷念它的,如果它消失了的話。它們大概是會消失的。
在最近一輪領展管理以及領展轉售出去的商場大清洗當中,好些生意很不錯,而且願意主動加租的報攤已經不見了。兼營改衫的小成衣店也沒有了,或許在新業主和管理人的心目中 ,衣服是用不着修改縫補的,因為衣服應該不斷汰舊置新。還有那些同時是小電工的鎖匠,公屋和公屋周邊街坊也是不需要的。那麼街坊到底要甚麼?又買得起甚麼呢?原來大家愛聽古典音樂,所以全街市無料播放。原來這裏的住民天天在家開蠔,所以空置了一段時間的檔口現在專營包括藍龍蝦在內的進口海鮮。這種商業的邏輯,我不懂得計算。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梁文道:距離美感的消失
【蘋果日報】從前若要說到「愛國人士」典型,我們可能會想起霍英東先生;以後的年輕人如果要舉出「愛國人士」的代表,他們會不會說是向華強的夫人陳嵐呢?
這種觀感問題,也許在許多掌權者的眼中無足輕重,覺得那是微枝末節,比不上管治問題重要。然而觀感真的不重要嗎?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回歸以來歷次民調所示的市民態度之變是很有意思的,從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大於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到現在的兩者同步下滑,這就是觀感的變化。在董建華先生與曾蔭權先生出任特首的年代,市民不滿政府施政,對特區的信任不足,固然或是所謂「深層次問題」的折射,反映了管治基礎的缺陷以及政權認受性的薄弱。但為甚麼不少市民會覺得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要比和我們同聲同氣的香港政府班子更可靠呢?中央政府既不需要港人的民意授權,也不直接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人憑甚麼要相信它多於特區政府?
是因為那時候有關大陸的「負面新聞」比較少嗎?大家看不到中央政府治下,神州遍地缺漏?看不見官場腐敗,百病叢生?肯定不是。那時候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遠不如今日嚴重,好幾家重要的傳統新聞機構也都還沒有赤裸歸邊。那為甚麼在「愛國愛港」媒體的數量和力量不像今天這麼盛大,在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要比現在更多的時候,很多香港人反而會覺得中央政府比較可信呢?
那是因為從前的愛國教育要比今天做得更好,香港人的「國情意識」也要比現在更深更強嗎?當然不是。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政府和民間花在推廣愛國,要年輕人多與內地交流等工作上的資源,絕對也比董、曾年代多得多。且看當下各種「愛國愛港」組織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的情況,五至十年前我們可曾見過?
其實這個道理就和香港人對大陸遊客態度的變化一樣。恰恰是因為距離近了,而不是遠了;恰恰是因為接觸的範圍廣了,而非窄了,所以現在很多內地人才會感到香港不再友善。我有許多朋友往昔常來香港,不只是為了購物,而是為了此地市容比較可觀,交通比較有秩序,市民行為比較文明。他們喜歡香港,乃至於覺得香港樣樣都好,警察斯文有禮,路人就算言語不通也都樂於助人,甚至誇張到「一過關就聞到香港連空氣的味道都好」。不過如今他們已經避免再來,因為只要一開口說的是普通話,就會遭到奇特的目光。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香港人,之所以漸漸排拒中國,原因很多,近年大家都聽過不少,此處不贅。但要說到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我覺得很多建制人物似乎都還沒有意識到,那是因為中央政府和我們變得更加接近了的後果。中央政府從前遠在北京,縱然欽點特首,縱然掌控特區根本,但離香港畢竟仍有一臂之遙,有如昔年倫敦與香港的距離。這種半英殖式的管治模式自然不值得稱美,可「好處」就是特區政府幹得再壞,表現得再不濟,大家也還沒那麼容易把賬算在幕後大老闆的頭上。於是有時就會生出距離帶來美感的作用,現出一種天子是聖明的,問題全在亂臣身上的封建想像。這正是過去幾個月《成報》滿足大家的藥劑,也是「薯粉」當中很多人希冀「習大大英明」的心理基礎。
梁振英執政五年,就是中央政府逐步從北京下落至香港的五年。不說中聯辦怎樣代行特區職能,去向立法會議員拉票;也不說他們的地區代表怎樣在區議會活動得到了比政府地區專員更尊榮的待遇;就看一宗海難,行政長官竟然是以「陪同」的姿態伴着中聯辦高官去探望傷者的情狀就知道了;這「第二支管治隊伍」已經成了香港最有實權的第一隊伍。再加上內地不同機關和喉舌媒體針對香港的發言增加,香港人怎能不感受到這裏「真正話事人」是誰呢?
於是香港政治以至於整體社會的一切問題,包括特區政府管治基礎的缺陷(例如行政機關在議會沒有天然盟友),也就一股腦地全被中央政府接了過去。請問在這種情形底下,香港人如果不信任特區政府,又怎會不連帶地不信任中央政府呢?諷刺的是,據說當初中央之所以決定大力介入特區事務,恰恰是嫌特區力有不逮,出現了管治問題,所以乾脆親自下場。秉承內地官場一貫作風,他們要幹好一件事,必然是得「加大力度」,盲目投放更多人力物力,能用的人儘管用,效忠就好。接着便在自己更加顯眼的身影之外,還多了一堆民間「愛國愛港」團體,以及向太之流的新派愛國人物。當黑社會也成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吹鼓手,並且因此和中央政府拉上間接關係之後,中央政府與整個「愛國」標籤之威望的淪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勢如此,猶有眾多「薯粉」盼望「習青天」最後出手,撥亂反正,可說是港人那種封建情結,那種遠方北京仍然未與特區充份重合的期待之最後一抹霞光。事後,大家才恍然醒悟,原來上一回的「唐梁之爭」已是史上最後一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了,「高度自治」這台大戲終將落幕。
林鄭月娥即便不具高人一等的政治智慧,但她當然不儍,知道這種情況再發展下去,對香港對中央都不會有好處。又由於比起尚餘竹升仔家國情懷的曾俊華,她是更地道的港英出品公務員,習氣上就看不慣政府之外內地官員的指手劃腳。所以政治上很「過硬」,選舉要靠中聯辦協助的她,才會在政綱上列明中央政策組的角色轉變,把各項人事委任大權復歸到公務員主導的政府部門手上。可是在中央直接管治香港的意志已定,她的政治能量又弱到組班也有困難的情況下,今天北上接受任命,她有辦法甚至有意願說服中央,讓香港和北京回到一個恰當距離,在兩地中間隔開一道保障大家相安無事的防火牆嗎?
這種觀感問題,也許在許多掌權者的眼中無足輕重,覺得那是微枝末節,比不上管治問題重要。然而觀感真的不重要嗎?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回歸以來歷次民調所示的市民態度之變是很有意思的,從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大於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到現在的兩者同步下滑,這就是觀感的變化。在董建華先生與曾蔭權先生出任特首的年代,市民不滿政府施政,對特區的信任不足,固然或是所謂「深層次問題」的折射,反映了管治基礎的缺陷以及政權認受性的薄弱。但為甚麼不少市民會覺得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要比和我們同聲同氣的香港政府班子更可靠呢?中央政府既不需要港人的民意授權,也不直接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人憑甚麼要相信它多於特區政府?
是因為那時候有關大陸的「負面新聞」比較少嗎?大家看不到中央政府治下,神州遍地缺漏?看不見官場腐敗,百病叢生?肯定不是。那時候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遠不如今日嚴重,好幾家重要的傳統新聞機構也都還沒有赤裸歸邊。那為甚麼在「愛國愛港」媒體的數量和力量不像今天這麼盛大,在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要比現在更多的時候,很多香港人反而會覺得中央政府比較可信呢?
那是因為從前的愛國教育要比今天做得更好,香港人的「國情意識」也要比現在更深更強嗎?當然不是。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政府和民間花在推廣愛國,要年輕人多與內地交流等工作上的資源,絕對也比董、曾年代多得多。且看當下各種「愛國愛港」組織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的情況,五至十年前我們可曾見過?
其實這個道理就和香港人對大陸遊客態度的變化一樣。恰恰是因為距離近了,而不是遠了;恰恰是因為接觸的範圍廣了,而非窄了,所以現在很多內地人才會感到香港不再友善。我有許多朋友往昔常來香港,不只是為了購物,而是為了此地市容比較可觀,交通比較有秩序,市民行為比較文明。他們喜歡香港,乃至於覺得香港樣樣都好,警察斯文有禮,路人就算言語不通也都樂於助人,甚至誇張到「一過關就聞到香港連空氣的味道都好」。不過如今他們已經避免再來,因為只要一開口說的是普通話,就會遭到奇特的目光。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香港人,之所以漸漸排拒中國,原因很多,近年大家都聽過不少,此處不贅。但要說到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我覺得很多建制人物似乎都還沒有意識到,那是因為中央政府和我們變得更加接近了的後果。中央政府從前遠在北京,縱然欽點特首,縱然掌控特區根本,但離香港畢竟仍有一臂之遙,有如昔年倫敦與香港的距離。這種半英殖式的管治模式自然不值得稱美,可「好處」就是特區政府幹得再壞,表現得再不濟,大家也還沒那麼容易把賬算在幕後大老闆的頭上。於是有時就會生出距離帶來美感的作用,現出一種天子是聖明的,問題全在亂臣身上的封建想像。這正是過去幾個月《成報》滿足大家的藥劑,也是「薯粉」當中很多人希冀「習大大英明」的心理基礎。
梁振英執政五年,就是中央政府逐步從北京下落至香港的五年。不說中聯辦怎樣代行特區職能,去向立法會議員拉票;也不說他們的地區代表怎樣在區議會活動得到了比政府地區專員更尊榮的待遇;就看一宗海難,行政長官竟然是以「陪同」的姿態伴着中聯辦高官去探望傷者的情狀就知道了;這「第二支管治隊伍」已經成了香港最有實權的第一隊伍。再加上內地不同機關和喉舌媒體針對香港的發言增加,香港人怎能不感受到這裏「真正話事人」是誰呢?
於是香港政治以至於整體社會的一切問題,包括特區政府管治基礎的缺陷(例如行政機關在議會沒有天然盟友),也就一股腦地全被中央政府接了過去。請問在這種情形底下,香港人如果不信任特區政府,又怎會不連帶地不信任中央政府呢?諷刺的是,據說當初中央之所以決定大力介入特區事務,恰恰是嫌特區力有不逮,出現了管治問題,所以乾脆親自下場。秉承內地官場一貫作風,他們要幹好一件事,必然是得「加大力度」,盲目投放更多人力物力,能用的人儘管用,效忠就好。接着便在自己更加顯眼的身影之外,還多了一堆民間「愛國愛港」團體,以及向太之流的新派愛國人物。當黑社會也成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吹鼓手,並且因此和中央政府拉上間接關係之後,中央政府與整個「愛國」標籤之威望的淪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勢如此,猶有眾多「薯粉」盼望「習青天」最後出手,撥亂反正,可說是港人那種封建情結,那種遠方北京仍然未與特區充份重合的期待之最後一抹霞光。事後,大家才恍然醒悟,原來上一回的「唐梁之爭」已是史上最後一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了,「高度自治」這台大戲終將落幕。
林鄭月娥即便不具高人一等的政治智慧,但她當然不儍,知道這種情況再發展下去,對香港對中央都不會有好處。又由於比起尚餘竹升仔家國情懷的曾俊華,她是更地道的港英出品公務員,習氣上就看不慣政府之外內地官員的指手劃腳。所以政治上很「過硬」,選舉要靠中聯辦協助的她,才會在政綱上列明中央政策組的角色轉變,把各項人事委任大權復歸到公務員主導的政府部門手上。可是在中央直接管治香港的意志已定,她的政治能量又弱到組班也有困難的情況下,今天北上接受任命,她有辦法甚至有意願說服中央,讓香港和北京回到一個恰當距離,在兩地中間隔開一道保障大家相安無事的防火牆嗎?
2017年4月7日星期五
梁文道:睇大戲與聽歌劇
【飲食男女】既然傳統中國人吃飯的態度如此閒散,以我為主,不由物役,喜歡吃的時候就在滿桌菜餚當中伸出筷子隨意點選,不愛讓餐廳上菜的順序決定我們吃食的速度與節奏。因此也就很可以理解,為甚麼直到今天,還是有那麼多人吃不慣西式乃至日本的會席大宴了。別說大陸客人,就連我一個香港好友,在外國長大讀書,事業有成,很洋派的他竟也和我抱怨,在陪他那會吃愛吃的老婆去一家日本人主理的三星法國餐廳用膳時,三小時吃下去吃得他幾乎睡着。正如我上次說過的,許多老派國人之所以不喜繁華冗贅的西式餐點,其中一個理由是嫌其太累。然而,吃飯又怎麼吃到生出疲累的感受呢?我那朋友平時和我們幾個弟兄飯局,不也常常一坐就是三小時嗎?
其實西方的fine dining和日本的會席懷石,的確是會讓人疲倦的,尤其近十來二十年興起的那種更加精細雕琢,分量更少,可道數更多的那種新潮流。由於每一小盤都像微雕,材料種類繁雜,烹調技法多樣,往往一道菜會包含好幾種不同的口感和味道,所以我們進食的時候必須全神貫注,高度緊張,不把神經的敏感度提到最高狀態,就吃不出嘴裏那一小口食物的名堂。這就好比欣賞嚴肅音樂,稍不留神,就會錯過其中細微到極處的音色變化與句法的轉換。然後同樣的情況,同樣的狀態,居然在這一頓飯裏還要反覆十多次。就像聽一首十幾個樂章的長篇樂曲一樣,試想,這種吃法又焉能不累?於是難怪人家去這種「值得專程拜訪」(米芝蓮三星餐廳的定義)的館子時,常常得抖擻精神,恨不得這一天甚麼事都不幹,最好先沐浴焚香,養神定氣,竟日就是為了對付這一頓飯。這種態度基本上還真像我們去聽嚴肅的音樂會,把它當成一天甚至一周當中最要緊的盛事。如果事先睡眠不足,狀態不好,我們就怕錯過了一粒最不該錯過的音符。
所以我有一些食家朋友吃遍天下之後,漸漸也就厭倦了那種在海外旅行專挑名店美食的遊歷方式。因為大家都覺得天地之大不獨在食,人在異地,可走可賞處在所多矣,實在犯不着為了一頓飯勞神,把全天可用的寶貴精力都耗費在今晚那三小時的藝術表演當中。沒錯,就是藝術。如今廚師地位有如藝術家,因為大家都覺得廚藝恰似傳統意義下的藝術品了,是種讓人愉悅,但卻又不能不嚴肅對待的事物。享受一餐美食,好比「享受」一場華格納樂劇,並非任何時候都可以隨意去享受的。相較之下,中菜之博大精深自不待言,我們耗在一餐飯上的時間也不一定會比人家更少,更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人家那麼能吃懂吃。
可是我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們的吃,就像古早人們欣賞傳統戲曲似的,欣賞是欣賞的,但自在鬆散、閒適,而且鬆馳。見過那種老派戲園子嗎?台上鑼鼓喧天,台下人聲鼎沸,觀眾是來看戲的,但是不禁閒聊談笑,一會兒有人路過賣瓜子零嘴,一會兒有人拋擲毛巾把子,完全沒有我們今天在文化中心甚至新光戲院裏的那種莊重靜默。可是台上精彩的把式一出,迷人的曲闕一至,「坐車」也好,「醉酒」也好,全場觀眾一下子又像回過神來,鼓掌叫好。好比我們吃飯,可能正在議論家國大事,可能正在比賽下流的笑話,但隨時可以在吃下一口菜時發出滿足的慨嘆,然後讚句:「這豆腐做得真好!」
其實西方的fine dining和日本的會席懷石,的確是會讓人疲倦的,尤其近十來二十年興起的那種更加精細雕琢,分量更少,可道數更多的那種新潮流。由於每一小盤都像微雕,材料種類繁雜,烹調技法多樣,往往一道菜會包含好幾種不同的口感和味道,所以我們進食的時候必須全神貫注,高度緊張,不把神經的敏感度提到最高狀態,就吃不出嘴裏那一小口食物的名堂。這就好比欣賞嚴肅音樂,稍不留神,就會錯過其中細微到極處的音色變化與句法的轉換。然後同樣的情況,同樣的狀態,居然在這一頓飯裏還要反覆十多次。就像聽一首十幾個樂章的長篇樂曲一樣,試想,這種吃法又焉能不累?於是難怪人家去這種「值得專程拜訪」(米芝蓮三星餐廳的定義)的館子時,常常得抖擻精神,恨不得這一天甚麼事都不幹,最好先沐浴焚香,養神定氣,竟日就是為了對付這一頓飯。這種態度基本上還真像我們去聽嚴肅的音樂會,把它當成一天甚至一周當中最要緊的盛事。如果事先睡眠不足,狀態不好,我們就怕錯過了一粒最不該錯過的音符。
所以我有一些食家朋友吃遍天下之後,漸漸也就厭倦了那種在海外旅行專挑名店美食的遊歷方式。因為大家都覺得天地之大不獨在食,人在異地,可走可賞處在所多矣,實在犯不着為了一頓飯勞神,把全天可用的寶貴精力都耗費在今晚那三小時的藝術表演當中。沒錯,就是藝術。如今廚師地位有如藝術家,因為大家都覺得廚藝恰似傳統意義下的藝術品了,是種讓人愉悅,但卻又不能不嚴肅對待的事物。享受一餐美食,好比「享受」一場華格納樂劇,並非任何時候都可以隨意去享受的。相較之下,中菜之博大精深自不待言,我們耗在一餐飯上的時間也不一定會比人家更少,更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人家那麼能吃懂吃。
可是我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們的吃,就像古早人們欣賞傳統戲曲似的,欣賞是欣賞的,但自在鬆散、閒適,而且鬆馳。見過那種老派戲園子嗎?台上鑼鼓喧天,台下人聲鼎沸,觀眾是來看戲的,但是不禁閒聊談笑,一會兒有人路過賣瓜子零嘴,一會兒有人拋擲毛巾把子,完全沒有我們今天在文化中心甚至新光戲院裏的那種莊重靜默。可是台上精彩的把式一出,迷人的曲闕一至,「坐車」也好,「醉酒」也好,全場觀眾一下子又像回過神來,鼓掌叫好。好比我們吃飯,可能正在議論家國大事,可能正在比賽下流的笑話,但隨時可以在吃下一口菜時發出滿足的慨嘆,然後讚句:「這豆腐做得真好!」
2017年4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 追打曾俊華,還是學習曾俊華?
【蘋果日報】特首選舉過後,關於曾俊華的首要問題,並非他日後的動向,而是建制派會怎麼看待這位昔日盟友。
選戰期間,曾俊華不只被建制輿論打成了反對勢力的代言人,甚至還有論者說他和可怕的外國勢力相關,證據是為他助選的民間團隊「薯仔」當中有人曾經任職於美資公關公司。這種「證據」,自然十分薄弱,對公眾幾乎沒有任何說服力。且看林鄭月娥勝選那刻,她身後不是有一位「學民思潮」的前度成員,以及一位「傘兵」出身的極端本土青年嗎?我們能不能把它當作林鄭月娥勾結反對力量的鐵證呢?顯然不能,因為傳統建制報刊很快就發文護航了,說這反倒是林鄭月娥可以團結社會、修補撕裂的象徵。由此可見,得到泛民甚至「傘兵」和極端本土派的支持,究竟是勾結還是團結,乃是任人詮釋的一件事,全憑政治需要而定。
選舉結束,從常理上講,這種對曾俊華的打擊應該可以告一段落,因為原來要對付他的需要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我們會看見部份親建制媒體誇讚他面對敗選的風度;並以其對林鄭月娥的衷誠祝福,強調他「回到了溫柔和善」的常態。有些論者看到了他的民望,更說建制派應該反過來拉攏他才是,甚至推他做下一屆政府的政務司司長。練乙錚先生尤其大膽,竟然猜想中共統戰部會派人向曾俊華道歉。
在我看來,這類說法實在太過樂觀,以為化敵為友會和化友為敵一樣容易,完全忽略了另一條相反路線的存在。那條路線就是持續鬥爭,繼續針對曾俊華,就算不搞秋後算賬,至少也要他在政壇上永無翻身之日。果然,選舉才剛完不到兩天,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就以《曾俊華是泛民代表》為題,為文質疑泛民選委票投曾俊華的背後「充滿政治陰謀和計算」了。除此之外,特首梁振英也在同日向媒體提問:「今次泛民的舉動,令到大家不得其解。……咁係咪等於曾俊華就係佢哋嘅代表?咁呢個係令大家深思嘅」。我非常重視梁振英的每一句話,特別是每次他一說到「值得深思」,我就覺得這裏頭必然有很值得深思的下文。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人繼續發揮「泛民代表」一說,談曾俊華的「西方背景」,談他神秘莫測的參選動機,進而描繪出他和泛民以及美國的「互動」(理據是他一敗選,美國國會就對香港特首選舉發佈了強烈的聲明)。
為什麼遊戲都已經玩完了,仍然要鍥而不捨地狙擊曾俊華呢?理由不外以下四點。其一是意義不大的單純報復。其二是先着一子,以免他日後復出,挾其聲望真的投向泛民,當上反對明星。其三則是為了新一屆政府着想,反正要在短期內拉拔林鄭月娥的民望不易,不如反其道而言,以各種方式打壓她的前對手,讓大家覺得兩個蘋果其實都不算好。最後,也是最可怕的理由,就是本着鬥爭為綱的路線,唔好畀佢停,向曾俊華的淺藍支持者揭示他的「真面目」,逼迫他們站線歸隊,回到藍黃惡鬥,是非對立的原有局面。
雖然直到此刻,我依然覺得這種路徑是可能會發展下去的。可是我也必須指出,這些做法對那些有心人而言不只收效甚微,而且還會損及自身,好比七傷神拳,終於落得個害人害己的結局。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特別爆炸性的內幕黑材料,光靠那些繪聲繪影的傳說,恐怕是很難破壞曾俊華今日所擁有的聲望的(要是真有,也早該在選舉期間公開了)。而「薯粉」當中,更有大批淺藍甚至一部份深藍市民,他們現在已經發現是次選舉的問題,憂憤之餘更加逼近了淺黃的邊緣,打擊他們的情緒投射對象曾俊華,一鬧不好,反而會把他們推向對家,徒削弱了己陣實力。再說親建制輿論若是不斷攻擊曾俊華,不吃這套的「薯粉」多半會把賬算在下一屆政府頭上,覺得是林鄭月娥和她的神聖同盟小氣,死纏早已明言要「hea」下去的舊敵不放。這對正想提升民望和形象的新特首來說是好事嗎?
如果仔細思量,算過一切後果之後,便會發現再打壓曾俊華下去,只會得不償失。建制群豪何不反過來思考,想一個最近有不少泛民都在思考的問題呢?
那便是以曾俊華是次參選的成果成範例,看看自己可以學到些什麼。其實比起泛民主派,建制派更有理由要在曾俊華的競選工程和「薯粉」熱潮當中取經。畢竟這是個領導過紀律部隊,身懷佩槍;執掌過香港財庫,手握鑰匙的建制精英。假如連泛民頭領都在反省為什麼泛民出不了曾俊華的話,建制派不是更應該回想己方何以出不了一個像曾俊華這樣的人物,以及過去為什麼沒法讓他冒出頭來的緣故嗎?
「林鄭做特首,着數日日有」,這是特首選舉當天守在會展門外,林鄭月娥支持者舉出的標語之一。一眾在被記者訪問的時候,這群人裏頭有人不知道自己今天其實是要來支持誰的,有人說不出自己住在香港什麼地方。有線新聞更拍到有人在事後發錢給其中部份參與者,就連林鄭月娥自己都看不過眼,說這類事情不該再有。比起曾俊華那天落區巡遊以及造勢大會上的自發熱情,其分別豈以道里能計?偏偏同類型的活動,一隊隊大巴運過來的長者,咬水管當記認的青年,以及敲鑼打鼓載歌載舞的土氣表演,卻是過去幾年市民對建制派動員成果的最深印象。那種重量不重質,不考慮香港中產主流口味的形象,營造與曾俊華競選工程中表現出來的細緻和創意相較,難道建制派不覺得羞愧嗎?當然我知道這裏頭有不少複雜的權錢交易網絡,使得事情不得不至於如此。但若搶奪民心真像他們所說的那麼重要的話,建制派還能容許類似的文宣及動員模式持續下去嗎?
「薯粉」狂熱當中最誇張,也最叫我驚訝的,是許多人已經不只把曾俊華當成政治明星,更視之為人格楷模。我常常能在網上留言裏頭看到一些家長說要以他為範,教導子女怎樣做一個誠實、幽默、友善、寬容和勇敢的好人。看來這是真愛呀,否則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薯粉」竟然要為曾俊華的落選慶幸,覺得「衰工做唔做都罷」,乃至於說什麼「香港配不上你」這樣離奇的話?上好的形象工程可以做到這個地步,一向喜歡花大錢搞派對的建制派可曾料到?
就像我上次說的,「薯粉」熱潮是不分藍黃,當下香港中產主流求和厭戰情緒的反射。再加上這種把曾俊華當偶像的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到香港人某種很老土很守舊,但又非常實在的盼想了,那便是期待一個比較正派的政治人物,以及比較正派的政治風氣。是的,我說的就是「正派」,一個十分古老,而且在今天聽起來十分可笑的字眼。原來這麼多香港人所期許於當下政壇,尤其建制派者,無非一個正派的好人而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真的,你只要做得比較正派,顯得比較正派,原來就已經夠了,原來就已經可以叫他們心甘情願地從家裏跑到街上央你合影,根本用不着「日日有着數」。
選戰期間,曾俊華不只被建制輿論打成了反對勢力的代言人,甚至還有論者說他和可怕的外國勢力相關,證據是為他助選的民間團隊「薯仔」當中有人曾經任職於美資公關公司。這種「證據」,自然十分薄弱,對公眾幾乎沒有任何說服力。且看林鄭月娥勝選那刻,她身後不是有一位「學民思潮」的前度成員,以及一位「傘兵」出身的極端本土青年嗎?我們能不能把它當作林鄭月娥勾結反對力量的鐵證呢?顯然不能,因為傳統建制報刊很快就發文護航了,說這反倒是林鄭月娥可以團結社會、修補撕裂的象徵。由此可見,得到泛民甚至「傘兵」和極端本土派的支持,究竟是勾結還是團結,乃是任人詮釋的一件事,全憑政治需要而定。
選舉結束,從常理上講,這種對曾俊華的打擊應該可以告一段落,因為原來要對付他的需要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我們會看見部份親建制媒體誇讚他面對敗選的風度;並以其對林鄭月娥的衷誠祝福,強調他「回到了溫柔和善」的常態。有些論者看到了他的民望,更說建制派應該反過來拉攏他才是,甚至推他做下一屆政府的政務司司長。練乙錚先生尤其大膽,竟然猜想中共統戰部會派人向曾俊華道歉。
在我看來,這類說法實在太過樂觀,以為化敵為友會和化友為敵一樣容易,完全忽略了另一條相反路線的存在。那條路線就是持續鬥爭,繼續針對曾俊華,就算不搞秋後算賬,至少也要他在政壇上永無翻身之日。果然,選舉才剛完不到兩天,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就以《曾俊華是泛民代表》為題,為文質疑泛民選委票投曾俊華的背後「充滿政治陰謀和計算」了。除此之外,特首梁振英也在同日向媒體提問:「今次泛民的舉動,令到大家不得其解。……咁係咪等於曾俊華就係佢哋嘅代表?咁呢個係令大家深思嘅」。我非常重視梁振英的每一句話,特別是每次他一說到「值得深思」,我就覺得這裏頭必然有很值得深思的下文。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人繼續發揮「泛民代表」一說,談曾俊華的「西方背景」,談他神秘莫測的參選動機,進而描繪出他和泛民以及美國的「互動」(理據是他一敗選,美國國會就對香港特首選舉發佈了強烈的聲明)。
為什麼遊戲都已經玩完了,仍然要鍥而不捨地狙擊曾俊華呢?理由不外以下四點。其一是意義不大的單純報復。其二是先着一子,以免他日後復出,挾其聲望真的投向泛民,當上反對明星。其三則是為了新一屆政府着想,反正要在短期內拉拔林鄭月娥的民望不易,不如反其道而言,以各種方式打壓她的前對手,讓大家覺得兩個蘋果其實都不算好。最後,也是最可怕的理由,就是本着鬥爭為綱的路線,唔好畀佢停,向曾俊華的淺藍支持者揭示他的「真面目」,逼迫他們站線歸隊,回到藍黃惡鬥,是非對立的原有局面。
雖然直到此刻,我依然覺得這種路徑是可能會發展下去的。可是我也必須指出,這些做法對那些有心人而言不只收效甚微,而且還會損及自身,好比七傷神拳,終於落得個害人害己的結局。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特別爆炸性的內幕黑材料,光靠那些繪聲繪影的傳說,恐怕是很難破壞曾俊華今日所擁有的聲望的(要是真有,也早該在選舉期間公開了)。而「薯粉」當中,更有大批淺藍甚至一部份深藍市民,他們現在已經發現是次選舉的問題,憂憤之餘更加逼近了淺黃的邊緣,打擊他們的情緒投射對象曾俊華,一鬧不好,反而會把他們推向對家,徒削弱了己陣實力。再說親建制輿論若是不斷攻擊曾俊華,不吃這套的「薯粉」多半會把賬算在下一屆政府頭上,覺得是林鄭月娥和她的神聖同盟小氣,死纏早已明言要「hea」下去的舊敵不放。這對正想提升民望和形象的新特首來說是好事嗎?
如果仔細思量,算過一切後果之後,便會發現再打壓曾俊華下去,只會得不償失。建制群豪何不反過來思考,想一個最近有不少泛民都在思考的問題呢?
那便是以曾俊華是次參選的成果成範例,看看自己可以學到些什麼。其實比起泛民主派,建制派更有理由要在曾俊華的競選工程和「薯粉」熱潮當中取經。畢竟這是個領導過紀律部隊,身懷佩槍;執掌過香港財庫,手握鑰匙的建制精英。假如連泛民頭領都在反省為什麼泛民出不了曾俊華的話,建制派不是更應該回想己方何以出不了一個像曾俊華這樣的人物,以及過去為什麼沒法讓他冒出頭來的緣故嗎?
「林鄭做特首,着數日日有」,這是特首選舉當天守在會展門外,林鄭月娥支持者舉出的標語之一。一眾在被記者訪問的時候,這群人裏頭有人不知道自己今天其實是要來支持誰的,有人說不出自己住在香港什麼地方。有線新聞更拍到有人在事後發錢給其中部份參與者,就連林鄭月娥自己都看不過眼,說這類事情不該再有。比起曾俊華那天落區巡遊以及造勢大會上的自發熱情,其分別豈以道里能計?偏偏同類型的活動,一隊隊大巴運過來的長者,咬水管當記認的青年,以及敲鑼打鼓載歌載舞的土氣表演,卻是過去幾年市民對建制派動員成果的最深印象。那種重量不重質,不考慮香港中產主流口味的形象,營造與曾俊華競選工程中表現出來的細緻和創意相較,難道建制派不覺得羞愧嗎?當然我知道這裏頭有不少複雜的權錢交易網絡,使得事情不得不至於如此。但若搶奪民心真像他們所說的那麼重要的話,建制派還能容許類似的文宣及動員模式持續下去嗎?
「薯粉」狂熱當中最誇張,也最叫我驚訝的,是許多人已經不只把曾俊華當成政治明星,更視之為人格楷模。我常常能在網上留言裏頭看到一些家長說要以他為範,教導子女怎樣做一個誠實、幽默、友善、寬容和勇敢的好人。看來這是真愛呀,否則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薯粉」竟然要為曾俊華的落選慶幸,覺得「衰工做唔做都罷」,乃至於說什麼「香港配不上你」這樣離奇的話?上好的形象工程可以做到這個地步,一向喜歡花大錢搞派對的建制派可曾料到?
就像我上次說的,「薯粉」熱潮是不分藍黃,當下香港中產主流求和厭戰情緒的反射。再加上這種把曾俊華當偶像的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到香港人某種很老土很守舊,但又非常實在的盼想了,那便是期待一個比較正派的政治人物,以及比較正派的政治風氣。是的,我說的就是「正派」,一個十分古老,而且在今天聽起來十分可笑的字眼。原來這麼多香港人所期許於當下政壇,尤其建制派者,無非一個正派的好人而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真的,你只要做得比較正派,顯得比較正派,原來就已經夠了,原來就已經可以叫他們心甘情願地從家裏跑到街上央你合影,根本用不着「日日有着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