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荷蘭式的吃（go dutch之一）

【飲食男女】荷蘭冇嘢好食。我知道，下這樣的斷語是要捱罵的。因為很多人都曉得，近幾年阿姆斯特丹出了不少有趣的食肆，又潮又得意，完全可以與世界上其他熱鬧的都會比美。更何況它還擁有像Sergio Herman這樣的怪廚，寧願關掉食客不遠千里而來的三星餐廳，轉去其他地方開小館；以及現在當紅的「De Librije」，把一間老監獄變成老饕趨之若鶩的美食殿堂。但我想說的是，這一切其實都和荷蘭「本土」傳統沒有多大關係。都會潮區的餐館酒吧全世界都差不多，是全球化的一個側面，從香港到墨西哥城，集團搞手和個體商戶都在玩着類似的時尚概念。所謂名廚，那更是非常離地的一群國際巨星。就拿「De Librije」的大廚Jonnie Boer來說好了，儘管他一直標榜自己做的是當代荷蘭菜，絕不向一度時興的亞洲風低頭；可說真的，你在他的菜式裏首先感受到的絕對不是荷蘭，而是日本與泰國。

真正在地的荷蘭食物，來來去去還是那副模樣：薯仔泥、煙肉碎，再加上酸椰菜絲攪拌成的「stamppot」，以及青豆湯、醃鯡魚、燉牛肉等種種飽肚有餘，精美卻半點也談不上的家常菜。這才是大部分荷蘭人自己在家裏吃到大的糧食，也是他們吃了幾百年也都不厭的「名作」。真的，荷蘭人的吃是史上有名的，有名大食，有名難食。那種難吃法，就連一向以烹飪技術不濟著稱的英國人都頂唔順。打從四百年前開始，去過荷蘭旅行、做買賣，和當外交官的英國人，大多會在歸國之後記下他們對荷蘭飲食的印象。總結而言，一是嘲諷，正如他們嘲諷荷蘭人的其他一切，荷蘭烹調在他們筆下通常是證明大英美食優越性的對照物；二是驚嘆，他們搞不懂荷蘭人怎麼那麼能吃，幾乎醒着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往嘴裏塞東西，他們推測，這或許就是荷蘭人長得特別高的原因。

我們可以在1660年一位荷蘭酒館老闆的喪事上找到他們驚人食量的佐證，根據記載，這位名叫Gerrit van Uyl的老兄去世之後，他家辦的「英雄宴」幾乎請來全村人，而這幾百人大概吃掉了「七十桶半桶裝啤酒、二千加侖葡萄酒、一千一百磅『Koningsplein烤肉』、五百五十磅西冷、二十八隻牛仔、十二隻羊、十八頭鹿，以及二百磅碎肉。」就算有幾百個人一起開餐，這也還是一頓讓生命無法承受其重的可怕大餐。至於這些材料怎麼炮製，則從來不是那個年頭的荷蘭人最關心的問題。重點是如何在毫不節制的大吃大喝，與符合道德教化的約束之間找到適度平衡，這才是解開荷蘭人一方面能吃，另一方又吃得不講究的謎題之關鍵。

梁文道：紅色資本家的苦心（如果你有錢食大餐，點解你唔去捐助飢民三之三）

【飲食男女】你想不想這個世界不再有人捱餓，七十億人人人吃得飽甚至吃得好？當然想，有誰會不同意這麼美好的願望！但是理想的世界是一回事；我們個人是否有義務成就這個理想，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一般人就算看到慈善組織的廣告，知道地球另一端仍有許多待哺幼兒生活無着時會感到不安，但這卻不並會影響他在萬聖節晚上出去狂歡的心情，因為他實在沒有犧牲自己生活品質，從而大濟天下的責任。可是真正的左派，尤其是富有的左派，卻不能如此坐視人間之不平。

因為絕大部分的左派都會同意，不平等是不正義的，而目前這個世界確實很不平等。哲學家柯亨（G.A.Cohen）對他們提出的挑戰是： 「當一個人從他認為的不正義之事物中得到好處時，他怎麼可能爽快地否認，他有義務放棄這些好處，好讓這個不正義之事物的受害者得益？」至少，他應該把「剩餘的財富」捐贈給窮人或者任何促進平等的組織，因為在左派心目中的正義社會裏頭，他根本就不會擁有這筆「剩餘的財富」。

當然，就像我們之前看過的那些關於老左的笑話，對於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經典回答是：這種捐助沒有觸及基本的不正義。所謂基本的不正義是結構的，體制的問題，幾個有錢人捐身家做慈善根本就改變不了宏觀大局，頂多只不過是對那不平等收入的特殊利用而已。然而柯亨認為，就算體制的不平才是最基本的不正義，但體制不平等導致的分配不平難道就不算不正義嗎？所以一個實在沒有理由不拿出他「剩餘的財富」來減少這種分配的不平等，哪怕這只是「次要的不正義」（比起體制的不正義而言）。

考察過十來個有錢左派可以不捐錢的理由之後，柯亨最後發現：「一位富裕的平等主義為有充分的理由不慷慨解囊」。這些理由裏面，有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保留我的財富可以使我有為平等主義作出貢獻的能力，如果我把自己的財富捐贈出去，則會使我失去這種能力」。簡單地說，那就是在不公正的社會裏頭做個「紅色資本家」。以幾乎是特務的身份來推動左派大業。比方說由於你的財富替你帶來崇高的社會地位，所以你可以常常接觸到一些位高權重的精英，這時你不就能夠游說他們，替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說話了嗎？再加上你已經這麼有錢，不必為了養家糊口而日夜奔波，你大可把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全都用在促進社會改革的事業上面，這難道不是一件美事嗎？

而且我們還可以假想一下這種特殊情況：一個人既有已經輸掉美國民主當總統候選人資格的桑德斯的理念，想要把社會帶向更左更公正的方向；又有特朗普的萬貫家財，能夠挾龐大人脈和資源出來從政，這是不是一個有錢左佬的最佳狀態呢？柯亨認為，只要一個社會的政制愈不平等，這種有錢左佬不捐身家的特別理由就愈站得住腳，因為一個富有的精英在不平等的政制當中會更有影響力。說到這裏，我突然明白為甚麼有那麼多富人都說自己支持共產黨乃至於共產主義了（大陸和香港都不乏這類富人，他們有的甚至是入了黨的黨員），原來他們平日錦衣玉食全是一片苦心，他們出入皆貴也全是別有用意，他們今天積累財富，是為了在這個體制內開拓出人人平等的美好新世界。

梁文道：終於學懂了民族主義（聖戰之四）

【蘋果日報】一九○八年八月一日，迫於全國各省仕紳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開國會的壓力，清廷終於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訂出九年計劃，逐步籌備憲政。然而這份大綱同時又規定了未來憲法必須以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權。一切對外宣戰、和談和訂約等事項也都由皇帝裁決，議會不得參預。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當然不得人心，於是日後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帝國的日子也就只剩下三年了。

恰好是這一天的一個禮拜之前，七月二十三日，當年中國人份外關注的奧圖曼帝國也發生了一件大事。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對着兵變的壓力，答應「青年土耳其黨」的要求，恢復了早在1876年就已經頒定但後來卻又被蘇丹本人中止掉的憲法。第二天，整個帝國各大行省的廣場都聚滿了歡慶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着「自由、平等、博愛」的紅白革命標語。事後回看，這次憲法革命可說是奧圖曼帝國的最後機會，究竟一個前現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為立國主導原則的古老帝國，有沒有可能轉型為一個同樣不講究民族與宗教，但又以憲政為依規的現代帝國呢？

根據尤金．羅根的《奧圖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這次憲法革命「所帶來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奧圖曼人民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奧圖曼社會中有許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還有眾多宗教團體──佔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十幾個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規模不小的猶太教群體。……這次憲法革命的到來，正如一位政治激進份子寫道，阿拉伯人『對土耳其人敞開懷抱，他們相信這個國家裏已沒有什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奧圖曼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責任』」。

可惜的是，這一切不過幻想。因為如今掌權的「青年土耳其黨」根本沒有兌現當初那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承諾，他們老早就被過去幾十年來的經驗嚇怕了。一直以來，歐洲列強對付和肢解奧圖曼帝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動民族主義，不只在宣傳上支援它廣大轄土內各個有心謀求自治的民族主義者，甚至乾脆動手出兵。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臘獨立戰爭（拜倫便是死在這場戰爭之中，當然浪漫的他從沒想過自己是帝國遊戲的小小棋子），接下來則是一個又一個的其他巴爾幹半島諸國，以及此時正在蠢蠢欲動的亞美尼亞。「青年土耳其黨」有如驚弓之鳥，每當聽說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權，聽說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對待，他們第一個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於是他們不只沒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想的那樣，不再和他們區分你我；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緊控制他們的自治權限，更在文化上壓迫他們。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級公務員工作給阿拉伯人。又如規定在阿拉伯地區學校、法庭和政府機構裏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語，把阿拉伯語趕出官方語言的行列。這全是過去幾百年帝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現在卻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治下出現了。看來，「青年土耳其黨」最現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學懂了一點民族主義，覺得應對風起雲湧的各種民族覺醒的好辦法就是把所有人強行「土耳其化」。

這當然不會是個好辦法。別的地方不說，就拿阿拉伯地區來講好了。一開始，這裏還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與文化權利的溫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協會」，他們反對「土耳其化」，為的不是民族獨立，而是「效仿奧匈帝國，將現有的奧圖曼帝國重構成一個土耳其──阿拉伯雙民族國家。」還有一個組織叫做「奧圖曼反中央集權黨」，他們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樣，將政府權力下放各州，因為「像奧圖曼帝國這樣一個民族和種族眾多的國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聯邦體系管理」。只不過，他們依然擁護蘇丹的統治，「並在主張保留各行省當地語言的同時，也倡導使用土耳其語」。「青年土耳其黨」政府回應這些訴求的方式是更強烈的打壓，因為它認為這全是獨立運動的先兆。到了這步田地，不用想也曉得結局會是如何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強國開始在中東重施故技，鼓勵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國的奴役（雖然英國自己就是世上頭號帝國）。我們熟悉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接下來就要登場了。

梁文道：我都想人人有飯食，不過⋯⋯（如果你有錢食大餐，點解你唔去捐助飢民之二）

【飲食男女】假如一個人自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又或者沒那麼左，但也非常認同平等的重要，奉之為社會最高價值，同時卻又在資本主義這套他覺得很不公正的制度之下玩得如魚得水，發了大財，我們是不是單憑直覺就能判斷他這人是自相矛盾呢？尤其矛盾的是他這麼有錢，卻還不願捐出自己大半所得，好讓那些他覺得被剝削被壓制的貧苦大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一點，和他自己的享受稍稍拉近距離；這是否說明他要不並不真心是個左派，要不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念呢？

柯亨（G.A. Cohen）這位老左是個大哲學家，他當然不會如此草率地判斷，於是他按照哲學家的慣技，把這個情況理成一套由三個陳述構成的組合：

1. A信奉平等。
2. A很富有（這意味着A不會捐助出他大部分的財富）。
3. （A認為）A的行為沒有背離他自己的原則。

柯亨發現他打小認識的那些富有的共產主義者幾乎全都滿足了上述第三個陳述的情況，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自己不捐出大半身家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不只如此，就連他認識的那些成天力倡平等主義的大學教授也一樣如此（可能也包括他本人在內）。雖然大學教授不算富豪，可他們的收入怎麼樣也比一般低下階層要好，可他們還是不會捐身家。

哲學家柯亨不像我們多數人這樣急着譴責這些人虛偽，他很想搞清楚：「他們既信奉平等，又認為其行為不背離信念，他們如何能認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矛盾？」如果這種人在面對質疑的時候回答：「我不是聖人，但也不算罪孽深重。我之所以有錢，不是因為我比普通人壞，而是因為我比較幸運，何況我在富人之中算是慷慨⋯⋯。無論如何，我至少擁有正確信念。假如我不只容許自己從不平等的制度中得益，還覺得這相當不錯，這難道會更好嗎？」柯亨認為這是個得體的回答，因為它至少是種辯解，承認自己沒有做到最該做的事。所謂最該做的事，自然就是捐獻自己所有，不讓自己有錢。而辯解則等於承認了自己的軟弱和無力。

然而，柯亨依然困惑：「因為我們關注的那些人並不承認他們未能實踐原則，他們並不要求為自己的行為找到辯解。」換句話說，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前面那三句陳述的組合不矛盾。這怎麼可能呢？然後柯亨很有耐性地替他們構想了好幾項不同的理由，並且一一分析它們是否站得住腳。

其中一個比較簡單的理由可以用個同樣簡單的例子來解釋：我或許會相信香港實在不應該再有這麼多劏房般的細面積單位，理想的狀況應該是像新加坡那樣，政府居屋都有成千呎咁大。但是否可以由此推斷，我應該傾盡全力地去實現我這個理想呢？我們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對未來的社會有許許多多的期望，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必然要有義務去一一實現它們出來。好比那些選美冠軍最經典的願望「世界和平」，沒有人會要求她們此後就該為此獻身，哪裏有戰爭就跑去哪裏。

所以一個人大可一面渴盼地球上不再有人餓死，同時還要每天晚上開香檳，吞掉一頓其價值能夠餵飽幾百人的大餐。

但是，真正的「左膠」卻不能這麼輕易地甩開質難。為甚麼？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終於學懂了聖戰（聖戰之三）

【蘋果日報】在現代世界裏面，第一個提出要團結全球穆斯林，發動「聖戰」來共同打擊敵人的家伙，其實是個德國人，他的名字叫做馬克思．馮．奧本海姆，是個出生在銀行世家的男爵。1892年他從德國移居開羅，一住就住了十幾年，並以當地為中心，四出旅行探索中東地區，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人實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驅。他的四卷本鉅著《貝都因人》是這個領域的經典，啟發了無數對沙漠和駱駝抱着浪漫想像的後輩探險家，例如號稱「阿拉伯勞倫斯」的T.E.勞倫斯。

早在一九○六年，奧本海姆就已經預言了：「未來伊斯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伊斯蘭力量之大，地域之廣，終會給歐洲各國帶來重要影響」。具體點說，那就是要激發起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喚醒最初伊斯蘭信仰擴張時那種人人視死如歸的狂熱，讓他們「一手持劍，一手《可蘭經》」，響應一位偉大導師甚或先知後裔的呼召，趕走騎在他們頭上的歐洲殖民勢力，對付那些瞧不起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西方異教徒。他這套想法非常激進，就連當年絕大部份的穆斯林自己也沒有想過，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視，聘請他當「首席法律顧問」，專門在御前匯報穆斯林世界的狀況。於是這套主張開始流傳，在德國成了廣為人知的「伊斯蘭政治」（Islampolitik），贏得許多人的信服。

為什麼一位德國「東方學者」會構想出這麼古怪的論述？而且還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變成實際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為這些德國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是全球穆斯林「聖戰」的敵人；相反地，英國人、法國人，以及俄羅斯才是伊斯蘭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們佔據了穆斯林的土地，將它們納進龐大殖民帝國的管轄範圍。比如說英國，它控制的地方從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國，它將北非地中海沿岸當成是自己兵源和糧食的儲存庫。恰好這兩個國家皆是德國的對手，而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敵後策動謀反當然是個好主意了。只不過主意雖好，實行起來卻還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環；儘管德國也可以派出龐大的間諜隊伍，深入敵後策動陰謀，可他們也是西方異教徒，未免師出無名。於是他們便將目光投向早已淪為「歐洲病夫」的奧圖曼，極力拉攏這個正被列強割據蠶食的老朽帝國，畢竟它的蘇丹依然擁有「哈里發」的頭銜，大可名正言順地號召「聖戰」。

接下來就是歷史了，德國果然順利地和土耳其結盟，發動起一場針對英、法、俄等其他強國的「聖戰」。這場戰爭，我們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華人這裏），比起二戰，它卻更像是一場屬於歐洲人的戰爭，與我們其他地方沒有太大關係。好在從兩年前一戰爆發百週年的種種紀念活動開始，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終於漸漸進入主流媒體，更新了大眾對這場戰爭的認識。便以中國人的角度而言，當年身為參戰國，豈不也有數以萬計的華工遠赴歐陸？而在中國的領土上面，日本與德國不也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競逐？進而言之，要是沒有一戰以及隨後的「巴黎和會」，又哪來改變了現代中國的五四運動呢？

牛津大學史學家尤金．羅根（Eugene Rogan）的新著《奧圖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20），則從另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側面，真正補全了這場大戰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書一開頭，他就明言：「現在是時候恢復奧圖曼帝國在一戰和現代中東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了。因為奧圖曼帝國的介入是使這場歐洲紛爭演變成世界大戰的最重要原因。與遠東和東非地區小範圍的衝突不同，在一戰的四年裏，中東一直是一個主戰場，而且在此作戰的軍隊也最國際化。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南亞的各個民族、北非國家、塞內加爾和蘇丹人民，與法國、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士兵在中東戰場並肩作戰；而他們所對抗的奧圖曼帝國及其德國和奧地利盟軍中又分別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和切爾卡西亞人。奧圖曼戰線就是名副其實的巴別塔，這是一場兩支多國軍隊間前所未有的鬥爭」。

不僅如此，這場戰爭還對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包括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等地日後的完全獨立起到了關鍵作用。它在中東造成的影響更是沿續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國，與伊拉克等幾個阿拉伯國家的劃界爭議，都可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

我們不妨大膽地說，恰恰是奧圖曼帝國在它這場最後「聖戰」之後的瓦解，造成了現今世界其中幾種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往昔，奧圖曼人習慣把它管轄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統治之外的世界則是「戰爭之土」。這個劃分看起來非常可笑，因為它控制的地方幾乎全是依靠戰爭征服回來的。不過，這個想法背後卻有一個相當久遠的歷史基礎，可以上溯至古羅馬人所說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屠魯士大帝所締造的寬容太平，那就是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之下，所有臣民都不應該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別而拔刀相向。果然，奧圖曼崩潰的結局，就是中東和巴爾幹地區此後幾乎從不休止的血腥戰爭。不斷變形又不斷自我分裂的民族認同運動，和幽靈一般不停回歸的宗教認同政治，正是這一切爭端的最大觸媒。

不過話說回來，奧圖曼帝國在當年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時都沒有祭出「聖戰」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卻要乞靈於這個德國人所啟發的戰略，這是否也說明了某些歷史的趨勢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呢？從來不把宗教當成治國意識形態的土耳其人，此時忽然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聖戰，亮起久已遭人忘懷的「哈理發」身份，是因為古老帝國遇到了它不曾見過的新對手──民族主義。帝國、宗教，以及民族這三者之間的繁雜角鬥，正是尤金．羅根這部新書最叫人嘆為觀止的地方。

梁文道：如果你有錢食大餐，點解唔捐助飢民？（之一）

【飲食男女】今天聽起來或許很怪，但北美確曾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入黨成了共產黨員。幾年前辭世的哲學家，牛津大學講座教授柯亨（G.A.Cohen）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被共產主義者包圍的環境當中，不止他的父母是共產主義者，就連他父母那一大幫朋友也全是會在聚會時高唱《國際歌》的同志。

幼承庭訓，他長大之後果然也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便連論敵也不得不服他的犀利觀點。回想少時那濃濃的「左膠」氛圍，老年的他發現有一個問題是他實在無法迴避的，這個問題就是他一本書的書名：《如果你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你怎麼會這麼有錢？》

那時候，他父母那個圈子裏頭頗有一些富豪，其中一位甚至去完蘇聯朝聖之後，盛讚史太林體制下沒有階級分別的社會之美好；可他自己卻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地產商。又有一些高談工人應該如何解放的有錢人，對待手下打工仔時卻是心狠手辣，十足一副剝削資本家的模樣。

這看起來真是矛盾，為甚麼他們可以無視自己信念與作為之間的衝突呢？對於柯亨來說，這個問題也是他個人必須真誠回答的問題，因為他雖然不是富翁，可好歹也是個牛津大學的教授，收入比起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高，難道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這個問題的內核是這樣的：假如你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你一定相信平等的重要，認為一個好的體制不應該容許少數人要比大多數人享有更多財貨和資源，它應該厲行財富的再分配，讓貧苦大眾也能過上勉強算是體面的生活。

假如現存體制很不公正，好比我們今天這個資本主義世界，而你又恰好非常富有；那麼就算政府不打劫你的戶口，不抽你重稅，你是不是也應該為了自己的信念，主動捐出所得的大多數，拉上補下，好讓一些人的生活水準和你接近一點呢（哪怕你獻出的一切在全社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我覺得柯亨這本書有趣（尤其是直接和書名相關的那一章），是因為我自己也會時不時地良心發作，問一下自己憑甚麼可以偶爾食大餐，光顧一些取價不菲的星級餐廳。我不是個「左膠」嗎？這個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捱餓，我這一餐飯可以夠多少人數日溫飽呢？就別說福臨門和吉地士了，即便去大牌檔炒蜆隊啤，也好像很對不起人似的。因為我常常在國際性的慈善組織廣告上看到，原來每天只要捐夠一蚊港銀，就可以讓一個虛弱的幼童多活一天；算算看，一樽「藍妹」甚或「獅威」，又可以救活多少個生命？我為甚麼不乾脆每天白粥鹹菜，把賺回來的不義之財全數獻出；反而還在這裏厚着臉皮跟大家飲食男女呢？

但請不要誤會，這不只是個道德譴責。柯亨回憶，他那幾輩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喜歡動不動就指罵有錢佬，因為這太「泛道德」了，而且太過個人化，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的往往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然而，它依然是個問題，因為這裏似乎存在着一個非常鮮明的矛盾：你一方面相信人人生活水準應該平等，但另一方面卻又有錢不捐（或者捐得很少）；這到底是你不真心相信平等，還是你的道德感很脆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