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吃鮑魚的馬克思主義者（左膠食大餐之五）

【飲食男女】由於「左派」在香港主流社會當中從來就不是一塊聲譽很好的招牌，再加上現在天天開口閉口就是「左膠」的大部分人對於到底甚麼叫做「左」也沒有太清楚的認識，所以此間特別流行一堆用來侮辱左派的笑話，其中一個是我從小就聽說過的老故事：

話說幾個衣冠楚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間相當不錯的酒館裏頭聚會，喝了不少，也吃了不少，他們面紅耳赤地爭論未來革命該走的方向，為當下喚醒無產階級鬥爭意識的策略吵個不休，到後來酒足飯飽，人也累了，便起身結賬走人，好預備接下來十分艱險的政治事業。他們剛出門口，就有一個蹲坐門外的瘦弱乞丐伸手向他們討錢：「各位善心人呀，今天夜裏這麼冷，馬上就要下雪了，可不可以行行好，給我一點飯錢，好讓我挺過這個晚上？我實在是餓壞了。」

上一刻還在鬧得不可開交，各自堅持自己主張的這幾個左派，此時卻難得地達成共識，幾乎不用討論，那就是一致不給這個可憐的老漢半毛。為甚麼？明明這些人胸懷天下，心有「大愛」，誓為一個真正平等的美好社會而獻身，現在看見一個活生生的，被無情現實所迫的弱者癱在跟前苦苦乞憐，他們怎麼可以無動於衷？原因是這樣的，其中一人很客氣但又很堅定地彎身告訴那個乞丐：「你的狀況真是太過淒慘，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殘酷所造成的。放心吧，我們不會不理你的；恰恰相反，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締造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奴隸的共產主義天堂。在那個天堂裏面，再也沒有人會像你這樣捱凍捱餓，人人都能當家做主，活出人的尊嚴。」

既然如此，那他們怎麼還不快點掏出腰包，給這乞丐幾塊銅板？另一個人便接着說：「但是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必須認清，惟有革命才能推翻現下這個不義的體制，而革命的前提則是人民大眾的覺醒。只要有愈來愈多的人像你這樣受苦，愈來愈多的人無法忍受資本主義的壓制，人們就會找到動力團結起來抗爭。那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才是真正讓你擺脫困境的方法。我們今天不是不能施捨你一些銀両，但這只不過是個表面的，局部的行為而已，它不止無助於革命的推進，甚至還會側面地幫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忙。甚至一切慈善事業都是不對的，它們的唯一效果就是延長了資本主義的壽命，拖遲了人民大眾奮起的引爆時刻。好比患癌病人只吃止痛藥，光給你錢是不足夠的。」

最後，這夥志向遠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向老乞丐道了聲珍重，就消失在夜色當中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乞丐，獨對天上開始飄下的細白粉末。他今晚很有可能會因為沒有足夠的熱量對抗低溫而死，但他不算白死，他至少成了歷史進程的助燃劑，揭示了現存體制的惡毒，同時還更加堅定了那些革命志士的決心：要是不革命的話，就會有更多像他這樣死在街頭的可憐人。我曾經以為這只是個笑話，但是後來卻漸漸發現原來類似的邏輯是真有人相信的。

真有一些左派不喜歡慈善活動，覺得那全是替資本主義擦屁股；真有一些激進分子討厭服務型的社工，認為那無異於替體制安頓異己的軟性警察。更重要的是，我真見過一個腰纏萬貫的富人一邊用刀切着鮑魚，一邊告訴我資本主義是頭吞食地球的猛獸，造成全球糧食分配不均，幾億人瀕臨餓死的慘況，不推翻不足以挽救蒼生。於是我想到已故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柯亨（G.A.Cohen）的一本書，書名就是《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梁文道：看顧那地上一切受造（聖戰之二）

【蘋果日報】遊人若是來到伊斯坦堡，他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抬頭，好仰望那鋪展在山丘與海灣之間的一座座穹頂，以及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呼拜塔，從而忘記腳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時也會透露出這座城市，乃至於整個早已消失了的帝國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舊木頭房子門外常見的一種石塊來說好了，它們多半是方形的，邊角不甚整齊，經過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當初這些石頭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戶人家吃剩的飯菜，好讓街上流浪的狗不必為了爭奪食物而打架。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較喜歡貓，傳說先知曾經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為他不願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隻小貓。所以直到現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還總是有很多小貓散步，毫不懼人。但穆斯林也不應該歧視狗，因為先知也曾說過這樣一則故事：很久以前，一個邪惡的女人居然進了天國，而一個公認良善的女人卻下了地獄。為甚麼？因為那個邪惡的女子曾經倒水給一頭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個大家都說她是好人的女子卻活生生地餓死了一隻小貓。這一則故事背後的意思是，你對人做錯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對方原諒，以為補償；可是你對動物犯下的錯卻是難以彌補的，因為牠們沒有理性，因此也沒有寬恕你的能力。

奧圖曼土耳其人非常認真地執行這條教誨，他們善待流浪貓狗，弄得滿街都是動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所有西方人寫伊斯坦堡遊記都必然得提到城裏的街狗，似乎那是僅次於聖索非亞大教堂與藍色清真寺的另一名勝。後來土耳其獨立，「現代化」了，他們才開始收拾街上成群結隊亂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當然不是素食者，他們殺生，可是他們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樣，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時間，讓注定要被吃的羊別受到多餘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無謂殘害動物的行為都是罪過。他們甚至會出錢成立基金會，常以清真寺為中心，照顧有需要的動物。最早的紀錄是1307年，伊斯坦堡一座清真寺被指定為幼鸛養育中心。1558年，一位「帕夏」（奧圖曼高官的名稱）甚至捐出一塊草場，以供野外牛驢生養。這種風氣更延伸至帝國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戰火受損的大馬士革大學，前身是一所老馬看護中心，因為受傷或年老而退役的馬匹，不會被人「人道毀滅」，相反地，老伙伴會被送到這裏接受專業照顧，頤養天年。更別提伊斯坦堡那許多兼做醫院的清真寺了，他們收容翅膀受了傷的水鳥。就算到了帝國風燭殘年的時刻，伊斯坦堡人還特地眾籌募捐，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好解決冬天大雪人們餵不了鴿子的問題。

難道帝國子民全都這麼慈悲，就沒有人殘害無辜小動物嗎？有的。根據紀載，曾經有一個在市場上開金舖的威尼斯工匠，純粹為了好玩，把一隻活生生的麻雀釘在門上，看牠痛苦掙扎，結果他被附近憤怒的群眾暴打，從而證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蠻的傳聞。可是，這個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國的臣民呀。那時候，歐洲各國派駐伊斯坦堡的使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員叛逃，因為大家都想投靠這個更加文明更加強盛的世界帝國。禁衞軍裏頭有些人的母語是德文，歷年來，帝國海軍的總司令也不乏說意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熱內亞人，城裏一些售賣古希臘文手稿的書商講的則是法語。

說了這麼半天，不是為了美化終將腐朽終於狹隘的奧圖曼帝國，而是想要稍稍解釋，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清晨，圍在維也納城外那支部隊的來歷。那個百年來威脅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國，並不是一群野蠻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爾金筆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飲血的「半獸人」。他們甚至並不都是穆斯林。

當伊比利亞半島最後一片穆斯林統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復」之後，那裏的猶太人就開始逃難了。奧圖曼帝國接納他們，不用他們改宗伊斯蘭，讓他們在遼闊的轄土內自由集會，自在經商。有些特別念舊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納達故居的鑰匙，預備萬一有天還能回家，十九世紀一些西班牙人來到伊斯坦堡獵奇，很驚訝地發現這裏居然有人和他們說家鄉話。

蘇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後門外頭，就和他們從不踏入耶路撒冷聖墓教堂一樣，他們生怕後人會以「哈里發」也曾來過的藉口強行把教堂改為清真寺。所有在維也納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異端邪說，全都能在東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護，例如敍利亞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論」基督徒，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巴格達的景教，亞美尼亞牧首統率的亞美尼亞正教，波斯邊境上的祅教，當然還有巴爾幹半島上的東正教，甚至上匈牙利地區的新教徒。後來流行文化裏頭所描述的「穆斯林大軍」，其實是從帝國各個角落徵召而來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構成的聯合部隊。所謂「聖戰」，其實只有在守衞維也納的這一方才說得通，因為這邊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切莫誤會，奧圖曼帝國絕非政教分離的「現代國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宗教寬容」政策。比如說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禁衞軍」（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員皆來自被征服的巴爾幹半島，政府每隔幾年就會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徵召資質優異的男童，把他們帶回土耳其訓練，教他們改宗伊斯蘭教的蘇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結婚，養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於蘇丹一人的悍旅。

打從拜倫那個年代開始，這就是土耳其人殘暴的鐵證，強搶希臘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讓他們回過頭來對付基督文明，滅教滅種，用心歹毒至極。然而，土耳其人利用這項政策，其實是要在另一個層面上羞辱巴爾幹基督徒；因為當時想要皈依伊斯蘭的人實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貴，所以他們必須拒絕許多家庭一口氣送上好幾個孩子，甚至拒絕他們全家改信，於是他們只會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選剩的小孩則留下來繼承家業，當個地位低下的基督徒農民。　　　　

梁文道：革命晚餐（左膠食大餐之四）

【飲食男女】很多年前，我和幾個朋友想請甘浩望神父吃飯，便帶他去了一間還算不錯的意大利餐廳，用意是讓他嘗嘗久違的家鄉味道。可是你也曉得，再平凡、再家常的意大利菜要是離了老家，跨海來到香港，也會變得十分中產，價錢一點也不平民。於是畢生堅守「神貧」，一路追隨馬克思主義的甘神父這頓飯就吃得很尷尬了。他認為那些菜式弄得相當可口，是他好久沒有嘗過的美食；但他一直埋怨那裏的環境太過高檔，價錢更是貴得離譜。到了最後，我們埋單走人，他替這晚下了個結論：「這是一餐革命晚飯」。

這是他的習慣，每逢花了一些不該花的錢，享受了超出他覺得應該享受的水平的事物，他就要用「革命」兩個字來解嘲這等待遇與開銷。比如說有時候大家開會或者聊天聊得晚了，過了最後一班地鐵，又或者累得不願再等巴士，就乾脆各叫的士順便兜路送他回家，我們必須告訴他這是「革命的士」，他才能稍微覺得好受一些。

這讓我想起少年時代認識的其他「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正式名稱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甘神父正是其中一員），他們有的住在公屋，有的住在離島，有的在工廠當工人，有的種田。他們未必人人都像甘神父那麼革命，長年奮戰在社運第一線上，但似乎都十分地左。起碼我最初知道「解放神學」，就是一位「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知道我對晢學和社會問題的興趣，專門送我一本他的藏書，並且興致勃勃地向我解釋「共同承擔人類辛酸苦澀的必要」。有一年，意大利奪得世界盃冠軍，這些神父高興壞了，少不免要聚在一起大事慶祝。那他們當晚在慶祝的時候吃了些甚麼呢？其中一位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喝了手指湯」。「手指湯？甚麼叫做手指湯？」「就是把一些蔬菜丟進水裏煮了，放涼之後將手指泡進去攪一攪調味」。

我平生第一次親身接觸並且相識的「左派」，不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要員，不是共產黨幹部，甚至不是「國貨公司」職工，而是這群意大利來的神父。所以打從那時候起，我就下意識地覺得一個左派（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者了）應該表裏如一，不只關懷貧苦大眾，而且還得活得像是貧苦大眾。因為所謂的「左」，其最簡化也最根本的定義就是以平等為先的「倫理傾向」（ethos）；而非今天在香港常常被加在「左膠」這個罵人話上的種種特質：「大愛包容」、「和理非非」⋯⋯。

但是身為左派，就真的應該把自己弄得很苦很淒慘，連好好吃頓飯都要備受良心折磨嗎？有沒有可能你既以無助蒼生為念，甚至打算投身革命事業，但同時還能理直氣壯地像恩格斯乃至於後來我們所見的許多幹部那樣，錦衣玉食，肥腸滿肚？

梁文道： 另一個「九一一」（聖戰之一）

【蘋果日報】九月十一日確實是個特別的日子，世界歷史的轉捩點。

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奧圖曼帝國的大軍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自從那一天起，歐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這個曾經使得他們心驚膽顫、夜半無眠的老對手了；他們的王室終於可以停止進貢割地，討好自稱是「地平線之主」的奧圖曼蘇丹。自從那一天之後，奧圖曼帝國就停止了它在歐洲的擴張，並且逐漸失去它在這塊大陸上的屬地；曾經戰無不勝的征服者幾乎自此就沒有打過一場值得稱道的勝仗，等着他們的，是長達三個世紀的緩緩衰敗。

可是維也納當時的主人哈布士堡王朝當時還不曉得歷史的走向，所以慌亂緊張；而統率奧圖曼軍團的「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帝國宰相）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也不知道自己和對手之間的差距原來在過去數十年間已經不知不覺地縮窄，所以他好整以暇地命令屬下搭帳篷。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軍隊就算再不濟，他們搭帳篷的能力也還是舉世第一流的。憑着他們幾百年來積累的經驗，以及高超的組織能力，僅僅兩天，他們就在維也納這座古老的城市外頭用布料和繩索建起了一座規模比維也納還大，街道秩序要比維也納還要整齊的營帳城市，使得城內守軍與居民在城牆上頭看得大驚失色。大維齊爾的帳篷尤其顯眼，四處懸掛絲綢，地上是圖紋華美的地毯，裏頭包含了會客間、卧室、廁所，以及大會議廳，簡直是座宮殿。可是九月十一號之後，這裏卻只剩下一片頹倒的木桿和燃盡的布碎。有史以來第一次，奧圖曼帝國的帳篷城市淪陷了。

就和我們今天熟悉的「九一一」相似，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這場「九一一」事件也在大眾文化當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例如奧地利地區特別響亮的教堂鐘聲，那曾是奧圖曼軍隊來襲的警報。又如「貝果」（bagel），據說是維也納人送給遠來援救的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ohn III Sobieski）的禮物。當然還有牛角包，是大伙為了慶祝擊退奧圖曼的特製麵包，造型來自對手旗幟上的一彎新月。甚至托爾金在《魔戒》裏頭寫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圍攻那一段時，他參考的原型就是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的「維也納之役」，小說裏城內的「西方人」是當年歷史上的維也納人，城外邪惡的「半獸人大軍」則是奧圖曼土耳其人；而那些勇武驃悍的「洛汗人」，自是揚三世．索別斯基所率領的波蘭「飛翼騎兵」。

二○一二年，又有一部叫做《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波蘭和意大利的合拍電影描繪這場戰爭。這是部十足的爛片，在影評網站「IMDb」上面只得到了兩星，另一個網站「爛番茄」上頭則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影評人注意到它。對這部電影反應最熱烈的，反而是一些歐洲各地的社群網站，那些網站全都帶着濃厚的右翼色彩，經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不文明表現」，抨擊各國政府和歐洲大部份人的「多元價值觀」，他們攻擊伊斯蘭，他們捍衞西方人的基督信仰傳統。這部電影很符合這些網站的世界觀，把伊斯蘭入侵描繪成歐洲人幾百年來的夢魘，將兩個信仰兩種文明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問題。對這部電影的編劇和導演，以及深受這部電影鼓舞觀眾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場「九一一」戰役簡直就是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的前身，說明了穆斯林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西方文明發動「聖戰」的企圖，而今日與往昔的最大分別就是現在沒有人敢義正辭嚴地站出來統合整個西方，以奮戰至死的壯烈態度去對伊斯蘭說不。難怪最近又有一些人開始在網上社群之間推介和發送這部片子，在他們看來，正在湧進歐洲的難民正是三個世紀前那場入侵的迴響和遺緒。

歷史的確是這樣子被記住的，從十七世紀的民間傳說和歌謠，到二十世紀的《魔戒》，再到二十一世紀的爛片和一群歷史迷的討論，「維也納之役」總是被描述為一場兩大文明兩大宗教之間的「聖戰」。這有錯嗎？沒錯。因為當時哈布士堡家族對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聯盟的旗號，號召全歐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要擔起抵抗異教徒侵略的責任。參戰各國裏頭，無論是在威尼斯共和國，巴伐利亞選侯國，托斯卡尼大公國，還是神聖羅馬帝國幾個侯國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這是個信仰非常純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的一切宗教的歐洲。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它還真是一場「聖戰」，最起碼戰爭的這一方全都有着可共通的信仰。

只不過歷史沒有這麼整潔，因為戰線後方居然有另一個基督徒王國拖住了大家的後腿，那就是法國了。彼時法國最大的敵手並非被隔在德語世界之外的奧圖曼，卻是近在身旁的哈布士堡王朝。所以它和奧圖曼帝國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罷了，居然還積極收買神聖羅馬帝國底下的貴族，勸他們別管維也納。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觀點來說，這自是十足的「歐奸」作派。由於這段插曲太不光彩，無法順妥地整合進「聖戰」的大敍事裏頭，於是現在西方那些「聖戰」論者多半會略過不提，就像他們略過其他很多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與現實社會環境一樣。要緊的，始終是那個正邪不可兩立的絕對二元世界觀，畢竟那才是簡單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動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戰場的另一邊，奧圖曼土耳其帝國那邊，他們是否也認為自己正在發動「聖戰」呢？他們真的是為了信仰和光明的擴張而戰嗎？甚至，他們是否全是「東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梁文道：飲杯！恩格斯（左膠食大餐之三）

【飲食男女】人性是複雜的。共產主義的老祖宗恩格斯管理家族事業，在棉花工廠裏頭大展身手，一幹就幹了接近二十年，該對工人嚴厲的時候就嚴厲，讓要享受資產階級生活的時候就享受，香檳、美食、打獵、樣樣不缺。你能斥責他的虛偽，因為他對這樣的生活似乎樂在其中，好比一個大力鼓吹動物權益的生態保育運動家同時經營捕鯊船隊，而且還對魚翅質素的高下十分講究。

但問題是享受物質生活真的有錯嗎？一個共產主義鬥士難道就不該欣賞龍蝦的甘甜、生蠔的鮮美？為甚麼一想到為低下階層的福祉而戰的運動分子，我們腦海之中浮現的就是一副面黃肌瘦、日日粗茶淡飯的淒慘模樣，彷彿這才叫做走入民間，與廣大無產階級同甘共苦？恩格斯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不止自己愛好這種種滿足人類感官的物質刺激，他還很願看到全天下的人類都能過上這種好日子。後來的共產主義者往往有種過度禁慾的傾向，偏嗜僧侶與隱修士一般的生活方式，忘記了在恩格斯的腦海之中，那個即將到來而且必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其實是一個人人都能過上好生活的美麗新世界；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能天天醇酒美食，至少也不用人人勒緊褲帶，情況大概有點像當年大陸剛剛搞人民公社吃食堂大鍋飯的時候，管吃飽、管吃夠，而且還不用錢。你可以批評這個理想不切實際，但你不能否認它看上去的確很美。

更何況恩格斯勉從父願，當上「棉花大王」，確實有他的「實際」考慮，那就是贊助他的好朋友好搭檔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馬克思是有家累的，而且他還娶了一個男爵的女兒，對生活有點起碼的要求。偏偏馬克思沒有別的謀生本事，專擅思考和寫作，所以生活極不穩定。在英國流亡的那段漫長歲月裏頭，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分工大致是這樣子的：恩格斯在曼徹斯特做生意賺錢，住在倫敦的馬克思則每天定時到大英圖書館的閱覽室報到，寫他畢生最重要的鉅著《資本論》。偶爾馬克思會為遠在大洋彼岸的紐約報刊寫政經分析專欄賺點外快。即便如此，其中大部分的材料也都是由身處資本主義第一線上的恩格斯所提供，後者甚至往往還得代筆，擬出初稿，再由馬克思具名領稿費；因為馬克思的文筆不如恩格斯通俗好懂，馬克思也不願多花心思在這些「沒有太大意義的雜務」上頭。

加起來一算，在那二十年間，恩格斯起碼貢獻出了自己總收入的一半，讓馬克思一家過得比一般中產階級家庭還好。馬克思在倫敦搬了幾次房子，愈搬愈貴，愈住愈高級，他自稱這全是為了孩子的將來打算。他的太太往往還要寫信給恩格斯訴苦討錢，好讓他們能在狗眼看人低的英國階級社會裏頭不致於太過丟臉。但恩格斯從不後悔，絕不埋怨，他心甘情願地支持同志，還要常在下班之後熬夜替馬克思趕稿弄資料。這位商人每天最重要的事務之一就是和馬克思通信，保持自己在知性上的活躍，以及抒發自己那終身不減的政治熱情（其實和他通信，也是馬克思最愉快的生活情趣之一）。他深信，老朋友的鉅著將會改變人類的命運，那是比任何盲目的即時行動更有歷史意義的真正革命事業。

如此恩格斯，難道就不應該閒來好好開一瓶香檳犒勞一下自己嗎？

梁文道：病夫的世界

【蘋果日報】有些中國人可能會活得比其他人幸福，因為他們的世界比較簡單，所以他們相應於這個世界的情緒也就比較單純。在他們看來，全世界這麼多國家，大概只需要分成兩類，一類叫做對中國友善，另一類叫做對中國不友善。對於前者，那自然得把它們當成老朋友，時時在網上替它們拍手叫好；對於後者，那就是嘲諷臭罵，進而杯葛抵制，同時不去旅行，不去消費，不去投資，讓它們賺不了人民幣，窮死活該。這種抵制還能不斷擴充，發展到一切層面。例如我就試過在一個節目裏頭介紹日本文學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語》，結果有幾個觀眾留言，好意勸我不要替日本人做宣傳。

令人驚訝的是，在這類人看來，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名單好像變得越來越長了。比方說澳洲，自從南海爭議擴大，以及澳洲游泳選手霍頓出言譏刺孫楊之後，網上對它的攻擊就幾乎沒有停過，而且尺度全都和《環球時報》的社論一樣，可以放得很開。「澳大利亞那樣的國家，有一些人無論搞出什麼事，對中國來說頂破天能是多大的事？經常從西方人的嚴肅論著中看到，說澳大利亞處在各種文明的邊緣地帶，有些西方人如果不高興了，更是會提起澳最早曾是英國的越洋監獄，意思是那裏有些不文明的怪異舉動算不上意外」。假如連國家喉舌都能使用這樣的語言，把一件運動賽場上的糾紛放大到對一整個國家污衊，那麼其他人當然也就可以把現在的澳洲人形容成「囚犯的龜孫子」了。

最近我還看到一篇在網上流傳的文章，題目叫做〈強大王朝衰落，被罵西亞病夫，現在專給中國搗亂〉。開頭第一段就是十足的「環球風」：「現在的中國人最討厭哪些國家，毫無疑問，東亞那兩個來回蹦躂的狂妄鄰國──韓國和日本肯定上榜。再者就是近代以來傷害中國最嚴重的俄羅斯，割去了中國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於美國，也不是啥善茬兒。還有一個國家，最近得了很多中國人的反感和厭惡。」這可真是新聞，我還以為很多中國人會喜歡俄羅斯呢，畢竟就連習近平都曾說過，普京的風格和他很像不是嗎？那麼這個「專給中國搗亂」的「西亞病夫」到底又是哪一個國家呢？答案原來竟是土耳其。為什麼這個「一帶一路」大計的重要伙伴會被這篇文章的作者形容得這麼可惡？理由自不外是指它涉嫌包庇「東突厥斯坦」運動那幾件事，就跟《環球時報》主打的國際觀一樣，把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看得黑白分明，以一點涵蓋全局並且無限上綱。

這類文字通常不僅只限於攻擊「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這麼簡單，它們往往還要同時自誇中國國勢之隆盛，好對比出人家蕞爾小國和我天朝的差距直如蚍蜉撼樹。果然，我接着又讀到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已經說明了一切，叫做〈東亞病夫已經崛起了！為啥西亞病夫土耳其還是那個鬼樣子？〉。儘管土耳其最近幾年在政治上出了不少問題，但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土耳其都絕不可能被人稱為「病夫」，到底這篇文章的作者有什麼依據去把土耳其形容得這麼不堪？從頭讀到尾，我只讀到這一句判斷：「雖然土耳其的軍力在世界上應該是可以進到前十的。但是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如果你不是前三的話，那就別談了，進入前三才有話語權」。雖然他還不忘補上一句一樣也很有「環球風」的，自以為俏皮的結論：「現在，中國給世界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土耳其呢，大概留下了火雞吧！」

就和網上許多誤人甚深的文字一樣，這兩篇批評「對中國不友善」的土耳其的文章充斥了不少事實錯誤。首先，從來就沒有人說過現代土耳其是「西亞病夫」，真正被人稱為病夫的是其「前身」──奧圖曼帝國，傳說俄羅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53年將之譏為「歐洲病夫」，「病夫」一詞自此才開始進入西方輿論。清末民初，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曾經非常關注奧圖曼帝國的命運，認為它和清朝頗有雷同之處，都有過輝煌的歷史，都擁有廣大的領土，都逐步走向衰頹，都面臨崩潰的命運，更都有着改革自強的呼聲。立憲派的康有為和革命黨的胡漢民皆曾到訪彼邦，也皆曾發表著作演講，好讓國人參考人家的情況。

有意思的是，約莫在甲午戰爭之後，西方輿論開始把「病夫」一詞贈給中國，拿它和「歐洲病夫」相比，於是「東亞病夫」這個觀念就成了中國人自此揮之不去的心魔。本來這個詞語的原意指的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落後，經濟停滯，社會封閉，並且欲振乏力；但不知怎的，它在中國卻經由梁啟超等健筆的傳布，漸漸轉成了對中國民族性乃至於每一個中國人身體健康狀況的總體判斷。許多西方學者在研究這個觀念在中國的影響時，都很驚訝中國人對這個貶稱的着迷，因為它畢竟是個很普通的說法。日本近年滯漲，有評論說它是「亞洲病夫」；希臘受到債務拖累，也有人因此稱之為「歐洲病夫」。總之從奧圖曼帝國開始，就有一大堆國家被人評論為病夫，自十九世紀的清朝和墨西哥，一直到近年的菲律賓、意大利、奧大利，甚至英國和德國，都有當上「病夫」的經歷。其中幾乎唯獨中國，對此念念不忘，乃至於今天有人要攻擊其他國家的時候，都還要再次像李小龍般強調一遍：「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梁文道：獵狐高手恩格斯（左膠食大餐之二）

【飲食男女】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其中一位作者，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源頭和衞道士之一，在他過七十歲生日那天，和他的朋友們大吃大喝，直到凌晨三點。那個晚上，他們喝了一大堆紅酒，吃了十二打生蠔；當然，無愧於第一個「香檳社會主義者」的威名，恩格斯他們還喝了整整十六瓶香檳。

幾乎每次有人想要「徹底地」攻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人生活都是他們不會錯過的目標。比如說馬克思，這位《資本論》的作者，竟然也會跑去炒股票，玩起資本主義的投機遊戲。趁着老婆從英國回去歐陸省親的時機，他還搞大了自己女傭的肚子，生了一個他一輩子都不願承認的私生子。

而恩格斯，身為工廠老闆，則與他自己工廠裏頭一個不識字的女工同居；這難道不算是利用階級優勢的性剝削嗎？一個人怎麼可能既相信人人平等的理念，同時又努力使自己過上優渥體面的資產階級生活？如果這個人真的痛恨資本主義，他怎麼可以如魚得水地投資資本市場，甚至當上一個盤剝工人勞動「剩餘價值」的工廠主呢？

恩格斯的父親是個資本家，橫亙在父子之間的最大鴻溝就是政治信仰的差距。做爸爸的永遠搞不懂當兒子的為甚麼不好好工作，將來繼承家業，反而成天到晚忙着搞革命。明明老爸是個跨國企業的老闆，兒子卻到處鼓吹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終於，在號稱「人民之春」的1848年歐洲大革命之後，身無分文的恩格斯與馬克思結伴流亡英國，被迫向現實低頭，馬克思和家人住在倫敦，恩格斯去了當時舉世第一工業重鎮曼徹斯特，管理他父親旗下的棉花工廠，當上了有人艷羨有人仇視的「棉花大王」（Cotton Lord）。

沒想到恩格斯居然幹得不錯，不止把工廠的業務經營得十分平順，還替父親看住了公司賬本，以防他家的英國合夥人欺詐。而且在有必要的時候，永遠在理念上同情工人的恩格斯還會痛下狠手，把不聽話的工人掃地出門。不要搞錯，他的信仰依然堅定，所以父子倆絕對不能深談；但做爸爸的也算老懷安慰，非常認可這回頭浪子的表現。恩格斯為了「偽裝」成備受尊重的資產階級，他必須加入各種上流社會的活動，比如說成為高級俱樂部的會員。

那種英式會所，你曉得，裏面有深紅色的皮梳化，牆上掛着重彩油畫，地下是上好的木質地板與花樣繁複的地毯，桌球室與圖書館樣樣不缺，雪茄砵酒白蘭地常備，戴着白手套的侍者無聲穿梭於優雅沉靜的貴客身後。

恩格斯不只是曼城其中一家最高級的會所成員，甚至還因為他優秀的協調能力，一度擔當它的主席。維多利亞時代紳士的另一項標準運動是獵狐，恩格斯乃箇中高手，他的馬術備受讚賞，總是一馬當先，以其開闊的視野及靈敏的判斷力取得上佳成績。

他曾在書信中辯解自己愛上這種高級運動的理由，說它是英國陸軍機動作戰能力的基礎，掌握了它的秘訣絕對有助於未來的武裝革命。恩格斯不止喝香檳，美酒之外，他還喜好美食。在寫給馬克思一封信裏頭，他投訴過自己調製龍蝦沙律的精妙手藝在過去半年裏頭因故生疏，令他十分遺憾。

共產主義鬥士可以喝香檳吃龍蝦嗎？為甚麼恩格斯不聽習主席的話，做個「艱苦樸素」的樣辦？這算不算是表裏不一？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違背了他的學說？

梁文道：一杯酒可以救活多少飢民？（左膠食大餐之一）

【飲食男女】「每三點九秒，地球上就有一個人因為飢餓致死。」就算你沒聽過這個數字，至少也該見過類似的訊息。萬一你對這類統計真的毫無印象，小時候你大概也曾捱過父母的教訓：「怎麼可以這麼浪費食物！難道你不曉得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正在捱餓嗎？他們想吃都沒得吃呢！」我不肯定今天的家長是否依然如此管教子女，但至少在我上下那幾代人的童年裏頭，飢餓確實是個常見的道德意象，揮之不去，似乎每逢用飯，身後就圍繞了一圈看不見的小孩，睜大眼睛瞧着我們的飯桌，隨時警誡我們這個世界的嚴酷。

於是長大之後，出外上館子打牙祭就有壓力了。

雖然不至於每點一道菜都在腦子裏頭換算這個價碼能夠養活多少人，而且很多時候，眼前口舌的歡娛都能迷醉吾人，讓人忘記照片裏那些肚腹鼓脹、四肢細瘦如柴的深膚色孩童；可是高潮過後，街上涼風吹醒了頭腦，「這個世上還有很多人餓死」的教訓就會在意識遠方微微冒起，叫我渾身不得自在。

只有我會面對這種矛盾嗎？我猜不是。

可問題是我們又能怎麼樣呢？放棄一切物慾享受，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把絕大部分收入全部捐獻出去嗎？

然後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叫人不快的真相了：要不認命，承認叢林法則，承認人人理該自利，飽死餓死全都活該；要不就是坦然看清自己的道德無力，意志軟弱。我又要提起那位英國食評家雷納（Jay Rayner）了，因為他曾經在書上如此寫道：「幾年前我在一家餐廳點了一份英鎊四十九元的酒。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你其實應該佩服，因為那不是一瓶酒，更不是甚麼很花俏的香檳，那只是一杯酒而已，並且不算特別大杯。如果你很客氣，你大概會想這錢花得沒道理；不客氣的話，你大可朝着這一頁紙詛咒。沒關係，我完全可以接受。因為流淌在那玻璃杯中的琥珀色液體，是倫敦『Restaurant Gordon Ramsay』呈上的杯裝『Château d'yquem』，地表上最偉大的白酒。」

一瓶這樣子的酒，即便街上零售，雷納也覺得是他平常不會買的，因為它實在太貴太貴。而現在他居然能在如此高雅的餐廳，只花49塊英鎊，便能買下一杯來搭配最合宜的甜點，豈不是超值？他甚至下了個結論，宣稱「Restaurant Gordon Ramsay簡直是在提供社會福利。」英文裏頭有個名詞，叫做「Champagne socialist」（喝香檳的社會主義者）。

這自然是個諷刺，一個真正關懷勞苦大眾，心存公正理念的社會主義者，又怎麼能跑去喝香檳呢？一瓶香檳的價錢可以救活多少飢民？有趣的是，這個詞語原來指的就是英國一些富裕的工黨支持者，他們多半住在倫敦不錯的地區，而且都是左傾《衞報》的讀者。雷納在寫食經之前，曾經當過記者，寫過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色彩較重的評論；他，正是《衞報》的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