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日之丸」浴巾 （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三）

【蘋果日報】日本戰敗，留在中國東北的軍隊要向蘇聯投降，這些軍人不只是戰俘，更是日本賠償蘇聯的物資。在「關東軍」交給蘇方的陳情書裏便有非常客氣的這麼一句話：「（受俘日軍）返回日本之前的時間，將盡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於是才到滿洲沒多久的小熊謙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亞，與當時全蘇境內那一千多萬奴隸勞工一樣，成為蘇聯惡名昭彰的勞改體系的一員。在物資短缺，天候嚴寒的情況下勞動，有不少日本戰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謙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開始患有夜盲，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地時，他必須牽着我的手前進。不這麼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麼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症狀……」。京坂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坂喃喃自語：「好想吃麻糬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度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注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麼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做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麼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做「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好些文革過來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只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做「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它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麼對它感到「無悔」呢？

《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裏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後一直失聯。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後，「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皆採取不足採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後，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紮紮實實地幹了下去，乘着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個小老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算關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只是更加瞭解自己活過的時代，於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由於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由於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在他退休能夠出國旅行之後，就跑去了波蘭看看。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後，決定陪他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面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麼自然，彷彿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這個老人就只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是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份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叫做國旗的布只當成是條布嗎？

梁文道：認真你就輸了

【飲食男女】對於那些懷着一顆虔敬之心，不遠萬里跑去海外世界級著名餐廳朝聖的食客來講，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你要朝拜的那位天皇巨星他老人家今天不在。沒錯，你還是能見到他設計的菜單，吃到他的廚房出品，可他怎麼能夠不在餐廳裏頭呢？這種感受就和去天后廟拜神，但廟裏的天后娘娘像居然不見了一樣，一間連神像都沒有的廟還算得上是座廟嗎？星星不在現場的星級餐廳大抵如是。

想想看，你已經花了一筆路費，訂機票訂酒店，還要提前幾個月在網上苦候人家開始接受訂座那一刻搶着下單，又或者厚着臉皮找一些只見過一面的外國朋友走後門跑關係，把自己和自己的銀行存款數字都放得很低很低，而那個傳說中很厲害很神奇的名廚竟然缺席。

其實在今天這個名廚滿世界獻藝，動輒開上十來家分店的時代，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我們應該接受這個現實，就好比我們接受全世界每一座教堂裏頭崇拜的神都是同一個神一樣。那些名廚都想我們相信，他們開的分店全掛上了他們的名字，而他們的名字就是神像和十字架，一種信心保證，他本人在不在都無所謂。

不過我們就是心有不甘，覺得真神不該到處亂跑。問題是大師他在不在館子裏頭，你怎麼會知道呢？你當然知道，因為在這種等級的餐廳，大廚出巡逐桌親切問候，簡直是必備的禮儀。要是你吃一頓飯，從開頭入座一直到結尾埋單，都沒看見大廚從廚房出來過一次，那就說明你今天的運氣很糟了。

先別悔恨，也不要難過，我們應該退一步想，你那麼想見到他本人到底是為了甚麼？理論上，一個運作良好，很上軌道的團隊就算一時三刻少了個總設計師和總司令，應該也不致於會有太大的問題；假如大廚不在，出來的東西就大失水準，那麼這家館子根本便夠不上它享有的地位。

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得很愉快的話，就不要再計較見不見得到明星他本尊這種事了。然而人家是明星呀，食客到此掏腰包買的不只是食物，更是「體驗」，而見到明星則是完整星級餐廳體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歐美一些經驗老到的名廚，表現得幾乎就和發哥似的，出來循例問問客人「口味合不合適」之餘，甚至還會主動邀請你一起合照留念，都用不着等你開口，照完相握過手之後他就溜到下一桌去了；他太清楚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太明白小粉絲的心理。

所有看起來是例行公事的禮儀，都有個很切實的源頭；廚師做完飯出來和食客見面，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照相，不是握手，甚至不是接受讚美和鼓掌，而是聆聽客人的意見，和他們交流想法。只不過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會忘記基本，乃至於客人見了大廚（尤其是享譽數十年的大師），大廚看到客人，一旦有一方認真起來，另一方都會不知如何是好。我上次提到的那位英國食評家雷納（Jay Rayner）就寫過他的一次獨特經驗，那是很多年前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事。

「世紀大廚」侯布匈（Joël Robuchon）受邀至賭城開店，雷納被請去考察，飯才吃到一半，侯布匈出來了，他不止走出來和雷納聊天，而且還坐了下來。雷納見過侯布匈，但那只是最一般的客人和主廚之間的寒暄而已，夾雜了幾句「了不起」「真美味」之類的語彙，毫不深入。

但這次不同，做出那些「了不起」「真美味」的菜式的廚神就坐在他對面，看着他用了起碼三道菜。除了稍為介紹兩句那些菜背後的想法和技藝之外，廚神就一直不出聲地盯着雷納，看他動刀動叉，看他咀嚼吞咽，既像老僧入定，又像是在期待着甚麼。整個過程裏頭，雷納只能支吾以對，還是「了不起」「真美味」之類的廢話，頂多問問某種材料從甚麼地方來而已。他覺得緊張、不自然，只想奪門而出。並非菜不好吃；不，它們真的了不起。只不過他就是受不了一位廚神如此認真地看着他用餐，似乎真想聽他說些甚麼。

梁文道：當愛國撞上現實（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二）

【蘋果日報】大家也許會在日本電影裏面見過類似的場面：一個鄉村少年應召從軍，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頭挺胸地對着送別親友大聲宣佈：「我定會堂堂為 國盡忠」。然後他的家人、鄉親，和鄰居則會鼓掌叫好，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很多人還會揮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國旗，替打氣壯行。這些參軍青年，在我們的 印象之中，總是規規矩矩，嚴守軍紀，無論何時都不忘「皇軍」威儀。而養成這種年輕人的土地，是一個陷入狂熱情緒的社會，人人愛國愛到頭腦發昏；好消息從前 線傳來的時候，張燈結綵，鞭炮四響；壞消息開始浮現，他們就一臉肅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準備。這就是戰時日本社會的典型圖像之一，將愛國、愛天 皇，以及戰爭這三者毫無困難地等同了起來，並且把這三位一體當成個人生命意義的寄託。如果你不贊成戰爭，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愛 國；如果你不愛國，那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我還讀過一些研究，指出當時日本最愛國最忠誠同時也是對戰爭最狂熱的，竟是一批低下階層的年輕人。一來， 戰前日本貧富差距極大，這些條件不利的青年苦無出路，眼前即是盡頭，也許會渴盼軍需經濟帶來的一時榮景可以惠及己身。二來，他們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誦讀充滿着皇國思想的「教育敕語」，洗腦洗得徹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他們的人生實在沒有更大更完滿的意義了，而戰爭，不只能令他們 投入到一個非常壯闊的戲劇敍事當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補足；還能讓他們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變得更加「平等」，因為到了最後要是戰死，不管背景貧富，所 有士兵的亡靈都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正是生殊途死同歸。

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着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 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麼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於是讀者能 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沒人關心，場面 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 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會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行盛大的歡送活動， 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 什麼送行會了」。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底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 不過，絕對而神聖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征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症肺結核，征兵軍官看 到報告之後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一九四零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宮 城遙拜」。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車掌高叫「現在通過宮城前」，便跟着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 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於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宮城行禮」。他說：「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 了」。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後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 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乾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裏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 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着由於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 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餘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型態的時候，你還可以這麼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養家活口，怎麼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 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瞭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 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親人去死的 主義，拒絕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於生活壓力與包圍着你的宣傳口號之間。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提燈遊 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於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從宣告『玉碎』的廣播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 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不過謙二周邊的人當時都沒有這麼推測，因為大家都太累了，「已經沒有能 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

小熊謙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層的底層」，他的母親在他七歲那年離世，他的父親幹的是隨着時局而起伏的買賣，他有五個兄弟 姐妹，其中一個早夭，另外兩個活不過二十，他自己中學上到一半就要提早畢業，小時候家裏頭一個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紀稍長則開始工作分擔家累，一路走來 都是奔走捱苦。戰爭末期，終於輪到他這個身體本應過不了檢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的「聖三一」劫持，沒有把希望寄在「聖戰」之上，因為他 是一個離自然和現實更加貼近的人。就和他所見過的其他底層一樣，他的關切在於今天晚上有沒有東西吃，而不是國祚是否恒久。他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 有，那也沒多大用處，他只能被嚴酷的國家機器推來推去。真正使得他與別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忘卻現實生活的本相，即便戰後。於是他能養出基於現實的常識， 至少知道一個人前赴戰場告別家人，並非一件值得歡慶的事。

梁文道：天皇的燕尾

【飲食男女】看見日本天皇打算提早退位的消息，我卻忽然想起一些和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於是在架上找出英國《 衞報》飲食專欄作家雷納（ Jay Rayner）的一本舊著，想要為我那無聊的聯想補上一點依據。

事情是這樣的，雷納這位向以直率幽默見稱的食評家想要瞭解「高級美食」怎麼會成了一個席捲全球各大都會的現象，遂於十年前左右開始四處旅行，幹了一件很多老饕都想幹的事，那就是吃遍全球最好的餐廳。其中一站是東京，很自然的選擇不是嗎？大家都說它是亞洲的美食麥加，幾乎就連歐洲傳統菜餚都要做得比歐洲大多數同行出色。所以雷納覺得他一定不會遇到不愉快的經驗，更何況他去的地方全是眾口稱譽的好所在；可惜他錯了。

平松宏之是第一個用法國菜在巴黎闖出名堂的日本大廚，今天已是一家飲食帝國的主人，他開在東京的旗艦餐廳據說是全日本最有法國風味的名店。雷納進去之後卻發現自己好像走進了一座陵墓，吃的不好且不說，主要問題是裝潢：天花板上吊下來的是愚蠢可笑的水晶燈，木板牆上則懸掛了一堆畫框過度花巧、畫面顏色深得看不清他們在畫甚麼東西的油畫，地上是厚得叫人提不起腳步的地毯，地毯上的重型扶手椅則有瓜子般的椅腳。簡單地講，「他的感覺就像是對老派法國大餐廳的笨拙諧仿」。然後還有侍應，他們的動作精確優雅，但沒有一絲笑容。為甚麼他們不笑？雷納發現那可能是因為他們笑不出來；他們全都穿上了下垂擺動，上半截僵硬的燕尾服。「自從上世紀以來，我就再也沒在任何高級餐廳見過侍應穿燕尾服了」雷納說。

想到日本天皇，第一個浮上腦海的影像就是每屆日本新組內閣覲見他老人家，必定要來的那張全員大合照，裏頭居然每個男性都穿上了「晨禮服」（ morning coat，也有人把它譯成『晨燕尾服』，但它和燕尾服是有分別的，最大特點在上下半身的顏色不同，例如上身外套黑色，下頭的褲子往往就是深灰條紋）！那種穿越感，簡直就像是為黑白老照片重新着色，怪誕而荒謬。

執政期不長，但後來聲譽不錯的前澳洲總理魏德倫（Edward Gough Whitlam）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日本，和天皇見面之前，「宮內廳」和外交部的人提醒他必須換上「正式服裝」，而所謂「正式服裝」當然就是這種晨禮服。後來他說：「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穿這種衣服，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澳洲比較平民化，不能算數。那我們看看英國，畢竟英國是除了日本之外，少數還會有要求晨禮服場合的地方。饒是如此，剛下台的首相卡梅倫在幾年前威廉王子大婚的時候也只不過一身西服，放棄了更加正式的燕尾傳統。原因很簡單，大家都想裝平民，不願人家嫌棄自己太過保守太過精英。

可是擅長學習又擅長「保育」的日本人不和你玩貼近百姓這一套，自從明治維新之後，他們對於「正式」和「西化」的看法似乎就固定下來了，再也不變。於是天皇成了全世界最常穿著晨禮服與燕尾服的男人（日本爸爸也愛在子女婚禮上頭穿上一套白色燕尾），像平松宏之東京店這樣的餐廳，以及遍佈日本各地的老派法國館子，也都保留住了十九世紀的西方空氣。

梁文道：幾乎不存在的歷史（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一）

【蘋果日報】吳雄根，我在網上搜索這個名字，除了「百度百科」錄有他的履歷，剩下的訊息幾乎全部都和《活着回來的男人》相關。我看不見有任何中文媒體採訪過他，也看不見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網民討論過他的事跡，如果只有在互聯網上存在才叫做存在的話，那麼吳雄根就是一個差一點就不曾存在過的人。這也難怪，這位朝鮮族、中國籍，有過一個日文名字「吳橋秀剛」的老人，生在當年的「滿洲國」，又在日本東京唸過書，1945年的時候還被強徵入伍「關東軍」第515部隊，戰後又為蘇聯紅軍俘至西伯利亞的赤塔地區戰俘營勞役，直到1949年才給送回已經解放了的「新中國」。

這樣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經歷自身不夠美好，更是因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廣為流行的主流論述都很難恰到好處地容下他的一生。從戰後的政治運動角度來看，他是個問題相當嚴重的人，留學過日本，而且還當過「偽軍」，這肯定是漢奸無疑。中蘇交惡之後，像他這種在蘇聯待過的人又有了替蘇聯當間諜的可能，必須仔細檢查監視。當然他是個受害者，他不是自願跑去蘇聯，不是自願加入關東軍，更不是自願生為「滿洲國」國民。可是這種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夠純粹乾淨，不像那些被戰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電影電視劇的淒涼角色，因為他畢竟在敵人那邊待過，黑白不夠分明。假如他生來就是個日本人，戰後就應該和其他仍然生還的西伯利亞戰俘一樣，最後會被蘇聯遣送回美軍佔領的日本，於是就會惹起另一種疑慮，怕他其實是遭到洗腦改造特地歸日潛伏運動的赤化份子。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過許多人想像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尋求正義，討一個說法，至少讓他這輩子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個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話，他該向何處尋覓？

1996年，吳雄根到了日本，訴訟日本政府，要求賠償。這該是個大新聞，可是很奇怪，不僅保守的日本媒體少有報道，今日回看，當時便連中國傳媒也似乎無人關注這個消息。比起九十年代開始大量湧現的「慰安婦」索賠事件，其實來自台灣和韓國的原日本軍人申訴數目更多，只不過這些人的訴求會使得熱血簡單的國族主義尷尬，不像「慰安婦」那麼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對待，當他們不存在。

吳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終於失敗。日本建制的說法是很簡單的，它不只不賠償這幾十萬當年被它強徵入伍的外國人，甚至也不賠償土生土長的日本兵，理由一貫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活着回來的男人》的作者，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解釋道：「如果只針對特定被害者進行賠償，將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不過實際上，日本政府擔心的恐怕是，即便對一小部份受害者進行賠償，往後便將掀起冰山一角，接着來自國內外的賠償將永無止境。……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立場」。所以，無論是「慰安婦」，還是被強迫從軍的日本軍人及其軍屬，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問」的方式了事。那麼它為什麼不「慰問」像吳雄根這樣的外籍士兵呢？他們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打發？

另一方面，出於冷戰時期詭譎的國際局勢，且別說外籍士兵，就連「慰安婦」也都不一定會受到韓國、台灣，乃至於大陸等亞洲地區政府的支援。吳雄根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虜與遺族，同時要求日本負責。可是這個團體的活動到了九二年就停了下來，因為「當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復邦交二十週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而且「中國因為一九八九年鎮壓天安門事件而飽受批評，遭國際孤立，原西方各先進國家中，對中制裁最消極且還成為最大援助國的正是日本。中國當時在外交上，非常重視採取此種姿態的日本」。

所以，沒有自己政府支持，也沒有媒體關注的吳雄根，一個人來到了日本。不過他找到一個日本人願意和他共同起訴日本政府，成為亞洲各地對日賠償訴訟的首位日籍並列原告，這個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親，同為蘇聯戰俘營歸來者的小熊謙二。在法庭上，他說：

「他（吳雄根）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份接受徵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十日他於滿洲西北部的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捲入戰鬥並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後，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士兵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甚至受到瀕死的迫害。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於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着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合併朝鮮，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徵兵，之後成為關東軍士兵並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徵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後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

雄辯滔滔，小熊謙二還在他自己撰寫的講稿裏頭引用了前歐洲殖民帝國與納粹德國的案例，痛陳日本政府之過。這麼看來，他應該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形象；可他卻只有初中文憑，是一家小體育用品行的老闆，用他自己的話講，甚至是「底層中的底層」。這位小熊謙二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梁文道：食譜的源起（食物之高級之四）

【飲食男女】我們今天知道中古時代的伊斯蘭世界有一套非常文明的飲食程序，知道實行種姓制度的印度有一大堆嚴格的飲食規則和戒條來分隔不同階層的人，更曉得古代埃及和蘇美人早已發展出非常複雜的烹飪技術。

問題是我們從哪裏得到這些資訊？是親眼見過他們吃飯，是從時空隧道鑽到過去看着他們如何準備一頓盛宴？當然不。我們之所以瞭解古人的吃喝生活，是因為他們留下了記錄，而這些記錄，自然都是用文字書寫的。之前在這裏介紹過的人類學家古迪（ Jackson Goody），他很敏感地意識到幾乎一切擁有高級烹飪傳統的社會都是有文字的文明。相反地，在他長年考察過的許多傳統非洲地區、不止國王和酋長吃得和庶民一樣，而且他們還沒有文字。

在文字書寫和飲食方式之間，有一種我們大多數現代人習以為常，不覺奇怪，其實卻又非常重要的聯繫，那就是文字可以記錄食譜。所有飲食文化可以變得很精緻的地方都有專業的烹飪人士，且往往都是男人。從前在加納做飯給國王的，通常都是他家的女眷。這些婦女做給國王的菜餚和一般家庭主婦弄的東西一樣，全是自小從媽媽那輩人手中學到的。歐亞大陸上的各個國家可就不同了，不止國王，便連不少達官貴人都能雇得起專業人士替他們料理飲食。

這些男人與平時在家當煮飯婆的女子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們不止會做自己母親做過的菜，他們還會懂得做其他人的媽做過的菜。他們的辦法就是讀和寫，紀錄每個地方的傳統菜餚的烹調方式，紀錄每個家庭的獨到秘方，然後從全國甚至國外搜集這些菜譜，整理研究，再從裏頭推演出一套適合主子的精美菜單。而主子，就能在自己的宮廷裏頭吃到自己主宰的地區的所有特色。

現代發達地區受過教育的人總把讀寫能力當成近乎天然的技能，以為人人都該具有，我們認為它是獲取知識，擴展世界的康莊大道，渾然不覺書寫和閱讀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自然，也忘記了在歷史上有很長的時間（起碼在識字率普及以前），文字甚至還是一種壓迫的工具。在那個年代，在很多地方，讀寫文字不單不是每個人都要會的事，並且還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去學的本領。

比起女人，男人更有這種資格；比起下層賤民，高層的貴人更有這種資格；比起老是蹲在家裏燒飯的主婦，為王族服務的專業廚師更有這種資格。有文字傳統的地方，恰好也就是階層比較分化的地方，又恰好是擁有高級菜餚的地方。這不是巧合，這是社會制度的邏輯。歐亞大陸的文明，怎麼看都好像要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發達」；從法國到日本，歐亞大陸的飲食無論如何也要比從前的非洲、澳洲和北美洲出色；代價就是「文明世界」的性別分工更加嚴峻，階級的區分也更加不可逾越。

梁文道：誰的雷司令（歐洲的觀念之二）

【蘋果日報】許多人以為「雷司令」（Riesling）這種葡萄釀的酒一定偏甜，這當然是偏見；更常見的誤會，則是將它和德國劃上等號，覺得這是德國專產的白葡萄酒。其實位處法國東部的阿爾薩斯地區一樣有很好的「雷司令」酒，其中甚至不乏遠比一般德國貨更加出色也更加昂貴的名莊。假如我們在歐洲地圖上面尋找阿爾薩斯，就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了，因為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根本就在德法邊境，與德國那邊的「雷司令」產區只是一河之隔而已。而釀酒用的葡萄，根本不用申領護照，也和現代主權國家的國界無關，真正決定它在什麼地方落地生根的，就只是風土條件與耕種和釀製它的技術傳統罷了。

既然說到傳統，那就不妨再看一眼歷史地圖，阿爾薩斯簡直就是個強權之間的戰場和不斷轉手的戰利品：「三十年戰爭」之後，它從神聖羅馬帝國的屬土變成了法蘭西帝國的轄地；「普法戰爭」結束，它又被割給普魯士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被法國「光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德國重新吞併這塊歷盡滄桑的寶地。二戰終結之後，很自然地，它「回歸」法國，直到今天。儘管主權隨時變更，但釀酒的莊園卻挺了下來，好些名莊甚至享有三、四百年的歷史，要比號稱「千年帝國」的政權長壽。儘管如此，管理這些莊園的家族到底還是會受到政治變動的影響。我就見過一個訪問，受訪的一個莊園老闆口操流利法語，但他的父親經過二戰，所以年輕上學的時候學的是德語，戰後卻要學講法文，而他的祖父，則是說德文的正宗普魯士人。他這一家人祖孫三代，彼此溝通靠的既非德文也非法文，卻是兩者之間的阿爾薩斯地方方言。

阿爾薩斯的過去，就是歐洲歷史的縮影，一段爭戰不斷、血流成河的悲慘故事。它的「雷司令」酒，可說是亂葬崗裏頭長出來的果實，味道繁複，可堪陳年。名城史特拉斯堡是這個區域的首府，又有「歐盟第二首都」之稱，因為它是「歐洲委員會」等多個歐盟重要機構的所在，見證了過去七十年的變遷，乃歐洲史上這段罕見承平歲月的結晶。今天在這座城市，主要的溝通語言當然是法文，不過德文一樣通行，就連只能說英語的外國遊客也不會遇上太大問題。除此之外，或許你還會聽見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多種歐洲語言。

歐盟的問題太多，左右兩翼都能各自找到一連串攻擊它的標靶，這是人人都曉得所以也用不着重複的事實（比如它的集權，右翼會厭惡它傷害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左翼會抨擊它剝奪了人民參與決策的政治權利）。可是身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東亞人」（我懷疑有多少人會和我一樣有這種古怪的身份認同），看到今天的史特拉斯堡，今天的阿爾薩斯，以及今天的歐洲，我實在不能不欽佩歐洲人的成就。

歐洲不像美國；後者時常把自己表述為一個純粹由觀念所締造的國家，所以才會有所謂的「美國故事」與「美國夢」，所以我們才會在前陣子的美國民主黨代表大會上頭再三目睹他們怎樣用一套觀念去鞏固己方攻訐對手。歐盟這場實驗當然有它的觀念根源，例如上次我羅列過的那些哲學論說。可是這些論說和觀念並不協合，有時候還會彼此矛盾，無法形成一個宏大動人的敍述。可是歐盟好玩的地方恰恰也是這種矛盾，正如已故的德希達所言：「遺產永遠不是被給予的，它永遠是一項任務」，只能通過解構去分疏和批判其中種種相互衝突的可能性。於是「統一的歐洲」在觀念上永不完整，永未完成，一直處在開放的爭辯當中。

對於美國人而言，問題可能是「誰更能代表美國」，或者「什麼樣的主張才是真正美國式的主張」；至於「美國」本身，則從來不是問題。相反地，歐洲人要問的問題卻是「歐洲」二字：「『歐洲』意味着什麼」，以及「『歐洲』可以變成什麼」。美國有一個神話般的建國時刻與一群備受推崇，半人半神的建國諸父；歐洲提出那些問題的背景則是近乎無始無終的歷史現實。經歷過數百年的宗教分歧與戰爭，他們好不容易地確立了現代政治俗世化的原則，而且比起美國還要徹底得多，以至為今日歐洲的社會共識。然而自從土耳其要不要加入歐盟的爭論開始，到現在備受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困擾，歐洲人才發現自己又得重新面對宗教和俗世化的老課題。歐洲自有可以用來回應這種挑戰的遺產，比方說寬容、平等，和自由；不過對這些遺產的解讀卻是矛盾的，而且挑戰他們的力量並不一定會認同這些解讀，隨時會有把他們拖回古老的「西方vs東方」、「基督信仰文明vs伊斯蘭文明」等黑白正邪大對決的危險。

說了那麼半天歐洲，似乎早已假設有一個不僅只是地理疆域的，可以叫做「歐洲」的身份範疇；偏偏這還是個存有爭議，甚且註定要爭議下去的範疇；那麼到底什麼樣的人是「歐洲人」呢？內部矛盾不斷，彼此為了歐洲吵個不停的歐洲人究竟又認同些什麼呢？過世沒多久的義大利思想家艾柯曾經不滿地說：「歐洲認同是很膚淺的」。可是，一貫戲謔的他又要補充：「誰曉得呢？也許『歐洲人』正在誕生」。他所謂的「正在誕生的歐洲人」，就是上次提過的「伊拉斯謨世代」與他們生下來的孩子。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之後，倫敦有一大群支持留歐的青年上街示威，我注意到他們這些戀歐青年舉的牌子上有這麼一句口號：「我不是不列顛人，我是歐洲人」。我猜，這些和多半年紀比較大的「脫歐派」立場截然不同的年輕人裏頭，或許就有不少「伊拉斯謨世代」。受惠於歐盟其中一項最成功的政策，這批參與過「伊拉斯謨計劃」的青年均有過在歐洲其他國家留學和生活的體驗。過去只限於少數貴族和有錢人家子弟的「壯遊」，現在是全歐洲大學生的權利。根據2014和2016年的「伊拉斯謨效應研究」（The Erasmus Impact Study），雖然「伊拉斯謨計劃」可以為參與者帶來更廣闊的就業機會，但是許多學生的動機卻是「認識新朋友」與「在海外生活」。換句話說，他們藉着歐洲成形的新現實，正試圖豐富自己的社會網絡和對世界的認識。又根據報告，這些去過其他歐洲國家，交往過其他地方的人的學子，會更加認同自己是歐洲人。

艾柯半開玩笑地把「伊拉斯謨計劃」形容為「一場性愛計劃」，其實他沒說錯，因為這個計劃而相識相戀最後還要結婚的異國情侶已經超逾百萬，再加上他們生下來的孩子，那就差不多是阿爾薩斯的人口了。阿爾薩斯人是在數百年的戰亂中無奈學懂當歐洲人的必要，這些「伊拉斯謨世代」戀人卻是自願地把自己變成歐洲人。這種我們很少在聳人聽聞的國際新聞上頭讀到的新現實，又會為歐洲開啟一個怎麼樣的觀念可能呢？

梁文道：一份來自摩蘇爾的菜單

【飲食男女】異教徒歐洲的野蠻，真是只有親眼見過，才能相信那不是傳說。就拿吃飯來說好了，哪怕是再顯貴的騎士和王族，也都不用任何餐具，人人伸手。

油淋淋的指頭在大家分着吃的麵包上留下一道道油漬；掰完了麵包，這手指還會探進湯汁裏頭摸索肉塊，由於大家共享所有長桌上的菜餚，所以這鍋湯就成了每一個人的洗手盆。可怕的是，他們還要當眾用手抹擦口水鼻涕，實在叫人反胃。他們大吃大喝，大吵大鬧，桌子上盡是殘餘渣滓和骨頭碎片，以及被碰倒的酒杯和碟碗，毫無儀態可言。這還不止，他們居然當眾打嗝，放屁，甚至嘔吐。天呀，這可是招待外賓的宴會呀。

這種場面喧鬧、狼藉，而且粗鄙，簡直嚇壞了一切外來的使節和行商，令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難怪類似的描寫總是出現在他們的報告和文書上頭，一連重複了好幾個世紀。這些被驚呆了的外賓，來自一個遠比歐洲文明高雅的世界，那個世界的中心一開始是大馬士革，然後轉移到了巴格達，最後則是伊斯坦堡。在這個世界裏頭，有身份的人會在用膳之前先於桌旁洗手，膳後則走進一個專門的側室再度洗手，洗手的水還得泡上芳香的玫瑰花瓣。

坐進餐廳之前，侍者會先吟誦一份菜單，菜名全部押韻，所以聽起來像詩。大家會用湯匙和刀進食，每個人都有一條繡上了精巧花紋的餐巾。盛載菜餚的大碗也是放在餐桌中央，供客人分食，可是有品味的人都懂得禮讓，請鄰座先取。他們小口咀嚼，低聲談話，極力保持整潔，絕不冒犯任何同桌。他們不會喝得大醉忘形，因為他們是不喝酒的穆斯林。

阿拉伯半島上的貝都因人本是游牧民族，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領着他們逐步征服了整片中東地區之後，他們就學到了古波斯留下的優良傳統，以及早已消失在歐洲大陸上的希臘和羅馬的榮耀，然後把這一切偉大而華貴的生活方式推向極致，舉世堪比的，只有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文明，以及更加遙遠的中國。

他們的飲食考究，證據是當年留下來的大量烹飪書籍（多半源自巴格達），裏頭記載了各式各樣的菜餚烹調技巧，比方說上百款泡在拌了香料的奶酪當中的肉類，專供盛夏享用的冰碎飲料（冰塊由千里之外的高山運來，存放在地庫裏頭），以杏仁碎和胡桃填塞的棗子，甚至一種裝在玻璃瓶子裏的蛋卷。他們喜歡詩，時常舉辦詩歌朗誦比賽，有的比賽會限定主題。在其中一次以食物為題的競賽當中，有一個選手選擇了「摩蘇爾」（Mosul，也就是後來被ISIS佔據的北伊拉克重鎮）一位大詩人的作品：「如果你不知道甚麼食物能帶來最大的快樂，最好讓我來講，因為沒有人有更銳利的眼光。

先拿起最精緻的肉，紅色、柔軟，與肥肉一起切碎，不要過多；然後放入一個洋葱，切成圓圈；一棵大白菜，非常新鮮、綠油油的，加入桂皮和芸香來調味；還加入一些芫荽，然後是極少量的丁香，最精緻的薑和最好的胡椒，一把蒔蘿，只用來嘗嘗，兩把巴米爾鹽，但動作要快，好主人很快把它們磨得很小，很飽滿……」這是文明。高級料理不只是一個複雜社會用來區別內部階級的標誌，更是區分真正信仰和異教崇拜，文明與野蠻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