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平行（災難的最小單位之三）

【蘋果日報】我從來沒見過一家酒店附設的書局像它這樣：幾乎全套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的詩集，旁邊則是阿多尼斯（Adonis），以及剛從伊朗逃到以色列的同志詩人費利（Payam Feili）的短篇小說集。另一座書架上頭，一排是喬姆斯基，一排是愛德華．薩伊德，還有一排他倆都不喜歡的伯納德．路易斯。在平放新書及暢銷書的小桌子上，當然是現在最流行的話題書，比方說和「ISIS」有關的報道與研究，我數了一下，一共有七種這麼多。更不要提這小小店面裏頭那一大堆古典文學（古典的波斯文學以及希伯來文學）和宗教研究了。一般旅館就算有個書局，它也一定是個禮物和紀念品主導的小商店，加上幾本讓人放在咖啡桌上的大開本風光攝影集和一些聊勝於無的旅遊指南。這家書局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的生意做得下去嗎？那位見識豐富的店員告訴我（我只是向他詢問一部新書的訊息，他就在半小時內向我介紹了整個以色列新史學運動的發展近況）：「我們只不過是想配得起酒店的住客罷了」。

這家酒店，大概也說得上是往來無白丁了，古老、雅致，可惜房價不便宜，住過的貴客可以從阿拉伯的勞倫斯一直數到約翰．勒卡雷，後者甚至還在住店期間完成了他的名著《女鼓手》。在我入住的第一天晚上，就看到一個記者正在像客廳一般大小的酒店大堂採訪一位長者，討論上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義的經歷。後來我還在酒吧碰到好幾個記者，卸下肩上沉重的攝影裝備，圍坐在吧枱四周交流白天活動的心得。就是這樣的酒店，各國記者、作家和知識份子聚腳的地方，本地圈子裏的份子也會來此會客，接待外國朋友；於是才有如此不凡甚且怪異的書店。

書店店員見我挑了一本叫做《曾經有一個國家》（Once upon A Country）的自傳，便善意提醒：「你知道嗎？這位作者就住在酒店對面的街上。他不時會來這裏逛逛，在酒店的花園茶座見人。如果你在店裏住的時間夠長，你遲早會碰見他的」。這位作者的名字是薩利．魯賽貝（Sari Nusseibeh），巴勒斯坦阿爾庫德（Al-Quds）大學的前任校長，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哲學系教授，做過阿拉法特的顧問，有份促成奧斯陸協定，又曾出任巴勒斯坦政府駐耶路撒冷代表。他是國際公認的伊斯蘭哲學的權威，牛津本科，哈佛博士，妻子是大哲學家奧斯汀（J.L. Austin）的女兒。他更是舉世知名的公共知識份子，無論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備受知識界的尊重。當然，他也受到了兩邊許多人的仇視，坐過以色列的牢，接過無數次巴勒斯坦激進份子的暗殺恐嚇。

如果這份簡單的履歷已經能叫你覺得這是個大人物的話，那麼你該看一下他的家譜，然後你會發現他家到了這一代，可真算是家道中落了。

一千三百年前，先知穆罕默德被迫從麥加逃到麥地那，當時在城外沙漠上迎接他，並且成為他最早追隨者的部落，一共十四。有趣的是，在這十四支部落的領袖當中，居然有四位是女性，這和今天一般人對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的印象大相徑庭。而那四名女頭目當中，最有名的就是魯賽貝，薩利．魯賽貝的先祖。這位領袖是個傳奇騎士，率領着一支讓人聞風喪膽的戰鬥部族，她曾在一場戰役當中失去了一條腿以及兩個兒子，但是她依然不退，英勇捍衛先知的性命。

然後就要說到第二任哈里發，「正義的歐麥爾」（Omar the Just）了。這位律己極嚴，終身勤儉的哈里發在公元六三七年攻克耶路撒冷，為示恭敬，衣裝簡素的他和侍從一起騎驢入城。進城之後，他登上聖殿山，發現猶太第二聖殿遺址居然被基督徒當成了垃圾崗，便跪了下來清理污穢。他批准猶太人保留信仰，住在耶路撒冷，是五百年來猶太人第一回享受到這種自由。然後拜占庭駐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又把他引向聖墓教堂，指給他看十字架所在的位置以及傳說中亞當下葬的地方。這時候正好穆斯林祈禱的時間到了，但是「正義的歐麥爾」拒絕在聖墓教堂就地祈禱，他害怕這會變成先例，引得日後穆斯林紛紛效仿，毀掉了基督信仰最重要的聖地，製造無數流血糾紛。就在「正義的歐麥爾」兵不血刃地進入耶路撒冷的同時，他交給魯賽貝家族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女戰士魯賽貝的弟弟被他委任為耶路撒冷大法官，聖墓教堂的「守門人」，後面這個職位在他家一直斷斷續續地延續到二十世紀。在這一千多年裏頭，每天早上，守門人都會來到教堂，拿鑰匙打開大門，和教堂裏的神父互道早安，彼此寒暄幾句。日落之後，朝聖者全都離開了，守門人再來關上教堂的大門。薩利．魯賽貝一直記得東正教徒慶祝復活節的盛大慶典，他認為那是全聖城最好看的典禮，一群小孩總喜歡混在遊行隊伍當中。而這個慶典和遊行，一定少不了他們家和其他穆斯林協助清道，儘管這是基督徒的節日。

在這一千多年當中，他家還出過蘇菲派的聖人與富可敵國的財主。就算到了以色列建國前夕，他家也還剩下不少土地，例如今天以色列「本．古里安國際機場」的地皮，以及耶路撒冷老城內一整段「黃金市集」。他的父親做過約旦內閣部長，東耶路撒冷的市長，是「六日戰爭」前巴勒斯坦最有權勢的大人物之一。可是他卻告訴兒子：「我們家族源自一個盜賊。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望族和王朝的祖先不是盜匪。因為一切功名，最初都是偷回來或者搶回來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要孩子明白，再輝煌的家族史都算不上什麼，切勿為此產生虛幻的自豪。並且他指出了人類所有威權起源的真相。

但這都還不是重點。重點在於薩利．魯賽貝從小就住在這家酒店的對面，當他後來讀到阿摩司．奧茲的自傳《愛與黑暗的故事》，赫然發現這位當今數一數二的希伯來語大作家竟是他的街坊，長大在他家幾百碼之外的一處公寓裏面。兩個小孩，來自兩個民族，共同成長在同一塊街區，當年素不相識，後來也分別寫了兩本對方幾乎缺席的自傳。而我，就住在這個方圓不超過五百米的小區塊裏的酒店，讀到兩段詭異的平行故事。

梁文道：三鞠躬（在日本埋單之三）

【飲食男女】凡事皆有例外，我也在不習慣小費文化的日本見過有人在吃完飯埋單的時候給小費，而且那些人還是日本人。這大概是他們覺得這一頓飯實在吃得太過滿意，服務無微不至，不做點表示會很不好意思。於是他們只好很不好意思地以錢代禮，權作心意。這種時候，一個人首先得注意的是別傷到店家的感情，千萬不能令人尷尬，必須表現出真的很不好意思的態度，讓人了解這點小費是自己的至誠謝意。

理想的做法，是用一個紙封，又或者可以摺疊起來的「懷紙」，先包好那些不便露眼的現金（有些老派日本人至今還會常常把這些看來無甚大用的紙張帶在身上，以防這類不時之需）。然後在給的時候，還要說些「今天真是失禮，沒帶甚麼東西過來。這一點心意就請拿去給小夥計們喝杯咖啡吧，……」之類的話。

終於，這一餐講究得會叫很多外國人頭疼的飯來到了尾聲，是大家告別說再見的時候了。這種時候，只要是稍好一點的餐廳，或者有些樣子的旅館酒店，主人家送客是一定會送出門的。甚至在你出門遠去之後，他們猶在店門口佇立，只要你一回頭，他們就立刻彎身鞠躬三十度。

這類呆站送客直到客人消失在視線範圍，又或者下一個街口轉角處的禮儀，大概是全世界遊客最難忘的日本經驗之一，很多人會將它看做日本人用心待客之道的示範，也有很多人會把它看成是種娛樂。我就有些朋友將它變成了遊戲，又謝謝又再見地說了一通出門之後，一條長長的直路上面幾番回頭瞧瞧，每次回頭，人家一定低身鞠躬，逗得他們開懷大笑。等到過了街角，該轉彎走向另一條路了，他們還要像捉迷藏似的，故意一下子又跳回原路看看那些人還在不在。「哇！估唔到佢班友真係仲戙喺度，又係一見到我哋就鞠躬。笑到我呀」！

我這些朋友毫無惡意，他們是真心佩服這一套儀式背後的態度和修為。只不過，不管人家這番舉動是出自真心，還是按着習慣行禮如儀，我覺得拿他人的禮數取樂到底也不是件很有趣的事吧。反過來講，我們也用不着像那些重度哈日症患者，為這種事情感動得一塌糊塗，說甚麼這就是傳說中的「一期一會」精神，「人家日本人就是不一樣」之類的話。我敢打賭，絕大部分餐廳和旅店的老闆和員工在這麼送客的時候，腦子裏想的都不會是「客人呀，今日一別，不知何時再會，珍重呀珍重」。

身為來客，我們要做的就是入鄉隨俗，跟規矩辦便是。那麼這種場合應有的規矩是甚麼呢？最一般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再見三次，從大門口相互鞠躬說再見那一次開始算起。離開之後只要還在同一條路上，那就在半路回頭看看，如果對方真按習俗守在原處，一見到你就鞠躬，你就得轉過身來，正面向着人家鞠躬回禮，這就是第二遍再見了。

最後一遍，往往發生在你要在路口轉彎了，馬上就會離開他們的視線範圍；又或者這條路實在太長，你不想讓彼此雙方都太過麻煩。此時，你最後一次回過頭來朝着他們鞠躬（當然得是在人家還在門口等着你的情況下），然後再揮手示意。請注意，這一下揮手很重要，它的意思是「今次真係Bye bye啦，大家好走啦」。不論任何時候，揮手都意味着最終告別，我不會再拘禮回頭了。人家見到這一下，定也明白，往往會揮手答禮。之後他們要是還在原處稍站，甚至向着你業已消失的背影鞠躬，那就真是到家的禮數和教養了；只不過我們永遠不知道，因為我們早已離去。

梁文道：自傳的局限（災難的最小單位之二）

【蘋果日報】一個人的自傳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浩劫當中最小單位的苦難，撕開那被無窮概括及論述打磨得光滑平順的歷史名詞，從內裏翻攪出不同的曲面，以及複雜的皺褶。但是同樣一本自傳，它或許感人肺腑，令人同情傳主的經歷，能讓讀者瞭悟他今日所思所行的由來；是否就自動地可以成為這個作者的政治立場辯護書呢？換個方式講，如果有人問你現在為什麼要在政治上支持這個，反對那個；你能不能只是給出一份自白，描述自己的人生歷程，說明自己的感受？這種自述就算再有誠意，它可以代替得了一套充份的理據嗎？假設你的國家出了很多問題，政府幹了不少惹人非議的事情，這時若是有人問起你對這些事情的立場，他們期待的應該是一個明確的答案，清晰的是非選擇，以及為什麼會有這個選擇的解釋。這種選擇是個政治甚至道德的判斷，這種解釋也應該是套能夠支持如許判斷的理性論證。然而，你卻給出了一番誠懇私密的告白，由頭細說你愛上這個國家，認同這個國家的故事。這能算數嗎？

阿摩司．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就是這樣的告白。它說出了一個猶太小孩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感受，令人多少明白了以色列對於大屠殺倖存者的意義。身為讀者的我們都能隨着奧茲細緻而充滿想像力的筆觸，逐步理解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遭遇和心態；那確實是段讓人心痛的經歷呀。難怪奧茲要把這本書的阿拉伯文版寄給身在獄中的巴高提（Marwan Barghouti，巴勒斯坦武裝組織Tanzim的頭目），並且在書的扉頁上留下這樣一句話：「這個故事是我們的故事，我希望你能讀它，並且就像我們理解你們一樣地理解我們。我希望有天能在外面和平地見到你。你的阿摩司．奧茲」。

我們理解了。但，這本書是個好答案嗎？那就得看問題是什麼了。假如人家問的是：「你們猶太人為什麼需要一個國家？」可能《愛與黑暗的故事》還是個不錯的回答，因為它非常仔細地描寫了一群歐洲猶太人如何被歐洲排除出去的經過。人家都已經在牆上寫得很清楚了，「猶太人滾回巴勒斯坦去！」，而且還以行動證明了你們不滾的後果；你還能不走嗎？還能不找一塊足以安身立命，此後再也不受排斥不虞生命安全的國土？不過，問題若是「你們猶太人憑什麼來到巴勒斯坦建立你們的國家？」，甚至「以色列憑什麼趕走此地的原居民，又憑什麼把還留在此地的巴勒斯坦人當成二等公民？」。《愛與黑暗的故事》或者就不算是個站得住腳的答案了，因為一個人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他所受過的苦難並不能夠構成他去傷害其他人的理由。套句當前反以（以色列）潮流中的老話，「大屠殺不是你們壓迫巴勒斯坦人的藉口」。

然而，奧茲書寫《愛與黑暗的故事》的目的真是為了回答這類問題嗎？有沒有人向他拋出過這些問題？莫非有人會預期這本書應該是那一連串政治是非題的答卷？看來是的。因為奧茲於在世希伯來語作家當中最具國際聲望，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長年熱門；他又是個公共知識份子，時時針對時局發言，參與不少社會運動。這種人，大家總是要求他該「站在雞蛋那一邊」，而非與高牆為伍。既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強弱懸殊的高牆與雞蛋的關係，奧茲的立場就不用他自己去選，因為大家早已為他安派好了，等他埋位而已。又既然《愛與黑暗的故事》是本偏向非虛構的自傳，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名著，所以大家即便還沒開始讀它，便能理直氣壯地替他決定這是他要表態的時候了。

我們也許應該先稍稍回顧一下他的「立場」問題。在越來越向右翼傾斜的以色列政治光譜裏頭，奧茲大概算是左派。他寄書給巴高提的舉動，就惹來很多保守派政客的批判，說那是向「恐怖份子示好」。他主張以色列應該與比較溫和的巴勒斯坦「法塔赫」（Fatah）好好坐下來談談，落實巴勒斯坦建國。他反對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以後的邊界之外肆意擴張「殖民區」，不滿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可悲處境。所以很多歐美「進步知識份子」喜歡奧茲，認為他是個有良知肯自省的以色列人。

但是另一方面，奧茲卻又支持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戰爭」，認為那是針對「真主黨」的自衛戰爭，雖然這場仗傷了不少平民性命。他贊成以軍在加沙地帶的行動，因為「哈馬斯」是個狂熱的恐怖組織。至於惡名昭彰的隔離牆，那堵中斷了巴勒斯坦人正常生活，名副其實的高牆，他也覺得可以接受。理由就和一些自命左傾的以色列人一樣，「它起碼減少了恐怖份子滲透過來發動襲擊的機會」。於是比奧茲更左的左派，以及猶太人中的反復國主義者，都認為他是個虛偽的左派，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代言人。

由此可見，奧茲是個右派嫌他太左，左派嫌他太右，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都有恨他的人物，兩面不討好。真要定位的話，那就是最討人厭的溫和派。麻煩的是，他還時常挪動立場。就說「第二次黎巴嫩戰爭」好了，他一開始還在為它撐腰，堅持自衛有理，可後來卻轉了個一百八十度，譴責以色列軍隊的擴大行動。

《愛與黑暗的故事》故此活該受到批判。是書一面世，許多人就把這份自傳當成政治論述，試圖在裏面找到攻擊奧茲的證據。比如說勇不可擋的以色列左翼作家拉奧（Yitzhak Laor），在一篇尖刻犀利的長篇書評裏頭，他替奧茲算了一筆賬：「它怎麼可能是『整個民族的旅程』（某篇法文版書介裏的話）呢？整本書沒有一個非『阿胥肯那吉猶太人』角色（Ashkenazi Jews，主要分佈在東歐的猶太人），而我們的國家卻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不是阿胥肯那吉人」。當然，這本書更大的問題是沒有幾個阿拉伯人；鮮少談及猶太復國主義者當年如何以殺伐恐嚇巴勒斯坦人，逼得他們大批逃亡……，諸如此類的「盲點」，自不在話下。

要在一部自傳裏頭挑出作者沒有提到的東西不難，畢竟沒有人是全知的，正如一個富二代的自傳不寫劏房生涯的困窘，我們不會怪他對這個社會問題視而不見。難的是該怎麼去斷定一個自傳作者不談某些人和事的緣由，那是刻意隱瞞，還是視野局限？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把一些作者的自傳當成「民族史詩」，以他一人私己的經驗代表一整個國族和社群的歷史，然後再以看待一部宏大史述的標準去評價它的良劣？

梁文道：講心唔講金（在日本埋單之二）

【飲食男女】我不是開玩笑，在日本吃完飯埋單，小費千萬不能亂給，尤其不能亮堂堂地一疊現金鈔塞在人家手上。

沒錯，吃飯是消費，開館子是做買賣，我們食客和餐廳的關係究其本質而言無非交易而已。但是日本人不喜歡把這種關係弄得那麼赤裸，他們喜歡一層又一層地把它包裹起來，盡量消隱這層關係的銅臭味，使它轉化成另一回事。這就像日本人送禮，又或者平日至為單純的商場購物，再微小的東西，也要極不環保，費盡心思地把它包裝得漂漂亮亮。那些繁瑣的外裝其實全屬多餘，裏頭藏的物事到了最後還不都是要吃要用？然而他們就是講究這多餘的事情，並且稱之為「心意」，似乎心意不在禮物本身，而在送禮人對它的包裝（有沒有讓你想到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

同樣地，日本人在餐廳做菜吃飯，最喜歡掛在口上的關鍵詞，正是「心意」二字。你看《將太的壽司》，幾十冊連載漫畫甚麼時候說過賺錢？不，它由頭到尾都在「講心唔講金」，做壽司的要讓客人吃到他的心意，吃壽司的就該努力體會那一小團東西裏的心意。對於粗放慣的人來說，整件事既虛無又虛偽，毫無必要。可回頭一想，今天人人稱頌，在媒體上流行氾濫的日本「職人精神」，其要點豈不是「講心唔講金」？燒陶的講心，鑄刀的講心，刻木的講心，染布的也講心，可他們從來不在訪問裏透露這麼追求心意之後到底賺了多少。因此，如果你覺得這一大堆的「心意」太表皮太假，那你最好也別再跟着起哄，說甚麼中國人欠的就是「職人精神」。

於是傳統日本料亭的女將在遞上賬單的時候常常一臉歉意，似乎很不好意思，整餐飯到了這個地步終於得露出買賣的原形。這時候你要是打賞小費，可不就更壞了氣氛，等於明刀明槍地告訴人家：「少跟我來這一套，我和你沒甚麼心意可言，大家銀貨兩訖，老子吃得開心就多讓你賺點」。要知道就在幾十年前，京都這種保守的地方甚至有很多館子是能讓客人賒賬的，大家吃完飯拍拍屁股就走，一頓飯從頭到尾不見個錢字。等到季頭季尾，甚至年終之前，貴客才另外差人上門把一整季甚至一整年的飯錢給結了。久而久之，便有了那惡名昭彰的拒收「一見客」的習俗；若非有熟客帶過上門，它根本拒絕招待。怕的就是壞心眼的生客吃完飯走人，不知何處找他收錢。上過門，乃至於當了熟客，那就好說了，以後有來有往，不必回回埋單那麼見外。弄得這麼麻煩，源頭全在當面付款找錢叫人太過尷尬，壞了雙方心意交流的優雅。

如果你真覺得這餐飯做得實在精彩，服務周到得無微不至，不多在定價之外表示點甚麼不行的話，那就學學日本人送禮吧。禮物也不必貴重，小吃點心最好。我們是外國人，不妨帶些老家的特產手信，以示千里迢迢而來的珍重心意。當然啦，你若是第一回光顧一家館子，也不知人家的招待好還是不好，這道手續自然可免，留着下回再來的時候再說（如果還有下回的話）。如果你已經去過同一個地方三次（甚至以上），那就表示你非常認可他們的表現，於是送禮就相當於記認，自此大家就是熟人的關係了。禮尚往來，日後店家招呼得更加用心，不在話下。至於旅館，由於要叨擾人家幾宿，即便只去住上這麼一回，臨行給仲居或者女將送上一份禮物，也是挺合適的。

梁文道：愛是黑暗的入口（災難的最小單位之一）

【蘋果日報】在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以及政治概念的巨大浩劫當中，一個人所承受過的一切，其重幾何？如今看來，輕如鴻毛。比方說近代中國史上那數不完的苦難，似乎只要加上「民族」二字，變成「民族苦難」之後，它就能夠被人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一個「輝煌」的終局。於是苦難便有了正面的價值，是今日輝煌的前奏，甚至是還為了達到當下「盛世」在邏輯上的必經之道。難怪現在有那麼多人要重估歷史浩劫的價值，試圖找出它的好處，說明它其實根本不是什麼浩劫，反而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環節。至於那些大家都略有所知的個體的經歷和故事，就算不是活該受刑的人的狡猾自辯，也都只不過是民族為了邁向光明未來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罷了，重提的意義不大。

相比起中國人這種非常理性、務實、正能量的態度，猶太人對於大屠殺的記憶未免就顯得太過執着了。他們念念不忘地把它寫成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拍成電影，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直到全世界都把「浩劫」（希伯來文的『Shoah』）當成詞義特定的專有名詞，在「屠殺」和「納粹大屠殺」之間畫上了等號，他們仍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去提醒自己和世界，做為個體，那幾百萬人裏頭的每一個人究竟經歷了什麼。

這樣的故事之所以必要，就在於集體化之後的記憶總是會被我們簡化為一個名詞和概念，一堆數字，一些黑白分明的印象。難道不是嗎？一說「屠殺」，我們想到的就是生和死，殺與被殺，於是苦難就只是死者的事，而倖存者則歸屬在幸運的活人那一邊。反正活下來了，逃過一場大難，又還有什麼好再說的呢？

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的半自傳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一個活人也有些關於死亡的事要說的典範，它是一個個體對於「浩劫」的補充，作用是讓我們了解屠殺遠遠不只是個一般概念那麼單純。

在他寫給中文讀者的序言裏頭，有這麼一段話：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四到五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歐洲，在那裏遭歐洲人殺害」。

他還記得，有一次他的母親大意，不小心用了希伯來語和他的父親提起俄羅斯文學，甚至引述杜斯妥也夫斯基。他的父親忍不住發火，斥責她道：「你在做什麼？難道你沒看見孩子就在這裏嗎」？並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句子兒童不宜，而是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學就是「歐洲的誘惑」，未成熟的猶太小孩不能輕易暴露在這致命的誘惑之前。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誠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倡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誠然，像奧茲這一輩的以色列人，以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知識份子，在成為以色列人之前，其實全部都是歐洲人。就和斯賓諾沙、馬克思、佛洛伊德、馬勒、夏加爾、曼雷，以至於愛因斯坦他們一樣，他們不是嚮慕歐洲文化的異邦人，而是歐洲文化的締造者，締造了我們今天知道的歐洲。他們在歐洲住了一、兩千年，歷代祖先的墳墓也全在歐洲。但是這個養育他們，令他們自豪，同時也因為他們而添上幾許榮光的家，到了最後卻變成一具巨大的捕鼠陷阱；越是愛它，你就越危險。

奧茲的伯伯大衛沒有跟隨家人出走，留在了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納，「作為比較文學教授，歐洲文學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神家園。他未曾意識到，為什麼應該離開自己的居住國移居到西亞，一個奇異生疏之地，以便讓愚昧的反猶主義和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暴徒心火怒放。因此他堅守崗位，揮動進步、文化、藝術和未開拓領域的精神旗幟，……大衛伯伯把自己當作時代的產物，一位卓爾不群、自如運用多種文化多種語言，富於啟迪的歐洲人，一位明白無誤的現代人。他蔑視偏見和民族仇恨，他決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養的民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蠱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無知的偏見所左右的反猶主義者屈服」。

那愚昧的仇恨其來有自，並非希特勒的崛起造就了它，而是它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例如波蘭，在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了最多猶太人的土地上，奧茲的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從小就得學懂和其他歐洲人打交道：「千百萬遍向每個猶太孩子腦海裏灌輸，對他們要行為規範，彬彬有禮，即使他們舉止粗魯、醉醺醺的，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冒犯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非猶太人爭論，喋喋不休，不能惹他們發火，不能高昂着頭，和他們講話時語氣要輕，面帶微笑，這樣他們就不會嫌我們亂了，總是要用準確典雅的波蘭語和他們講話，這樣他們就不會說我們污損了他們的語言，但是千萬別把波蘭語講得太艱深，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們懷有提高地位的野心，……」。

即便活得如此羞辱，但大部份猶太人直到最後也還是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有離開的必要。就算他們不是大衛伯伯那種高級知識份子，下定決心要以歐洲的啟蒙精神去對抗那啟蒙所生下來的怪物，做偉大歐洲傳統的真正守門人，至少他們曉得這是他們的家，他們熟悉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比方說羅夫諾城外的索森基森林，「人們在天氣晴好的日子喜歡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圍坐在篝火旁邊唱歌，在星光閃閃的夜空下，在小溪兩旁，躺在睡袋裏睡覺──在那裏，就在粗大的樹枝、飛鳥、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間」。於是1943年，就在這片森林裏面，「德國人在一個個大坑邊上射擊屠殺，兩天內大概有兩萬五千人喪生。我媽媽的所有同學幾乎都消失了。」

奧茲生在耶路撒冷，儘管他的歐洲人父母小心翼翼地試着切斷他和歐洲的連繫，但家中某些角落總會不經意地流露出歐洲的陰影，比方說一封來自維爾納的信，信裏頭說到了大衛伯伯的兒子，奧茲從來沒有見過的堂哥：「1939年2月10日：第一個夜晚，丹尼愛拉從晚上九點睡到早上六點。他夜裏睡覺沒有問題。白天，他睜着眼睛躺在那裏，胳膊和腿的姿勢不變。他有時候會叫……」。

因此，歐洲人的後裔奧茲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懂得了歐洲究竟是怎麼回事。那是個很乾淨很純潔的地方，因為他幾乎整個家族的消亡。又由於歐洲純淨了，便有了現在的以色列和奧茲。歐洲就像是聖經裏頭的亞伯拉罕，全心全意地準備祭獻自己的兒子，只不過這一回沒有天使下來制止。所謂「大屠殺」，無非就是一個個兒子的死亡總合，例如丹尼愛拉，奧茲的堂哥：「小丹尼愛拉．克勞斯納不會活到三歲。很快他們就會來把他殺死，以免歐洲遭到他的破壞」。

梁文道：小費，給還是不給？（在日本埋單二之一）

【飲食男女】很久以前，我曾聽說美國遊客是最受全球餐飲酒店服務人員歡迎的遊客。不是因為他們格外有禮友善，也不是因為他們習慣逆來順受不投訴（恰恰相反，許多美國遊客簡直把投訴當成人生嗜好，煩得要命）；而是因為他們捨得。從塞到酒店門內趕出來拿行李小弟手裏的銅板，到第二天早上擱在房內枕頭上面留給清潔女傭的零錢，美國遊客小費給的總是那麼大方，無一遺漏。更別說他們在餐廳裏的豪爽了；如果高興，在幾乎成為行規的賬單總額百分之十五以外，他們還能在單子上頭多放幾張鈔票。要是去了門高馬大看人低的名店，那就更是連帶位小姐也得打點一番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相反地，中國遊客就比較難捉摸了。在數量龐大，成分複雜，出身背景差距極大的中國遊客群裏，有的習慣了內地那「為人民服務」的文化，完全不知小費為何物；有的則豪邁過人，但凡出手皆以百元現鈔起步，彷彿不如此則怕贏不到人家尊重似的。我聽過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曾經長住香港頂級酒店的豪客，他認為這間酒店的服務簡直是天堂等級，他們知道他英文不好，於是在房內所有電子開關按鈕上面都特地貼了寫着中文翻譯的小紙條。所以總是留在房內辦公會客的他，為了回報這分誠意，每次有人進來服務都是港幣五百、一千地發。又由於酒店知道他愛泡茶，於是每天都會有人進來幾回，一次次地獻上一隻灌滿開水的銅壺。當然，如此體貼的服務，那一千塊現鈔是少不了的。我很好奇，為甚麼明明他的房裏有開水壺，客房服務人員還要那麼殷勤地不斷敲門送水。但不管怎麼樣也好，終於事情發展到一個地步，每隔一小時就有人按他門鈴，而且每次來的人都不同，可他們都問同一個問題：「X先生，請問還有甚麼需要我們替您做的嗎？」，而結局都是他從褲袋掏出一張鈔票打發。

就是這樣，總有人以為這才是讓人家看得起自己的最佳方法。人家愈是出名顯赫，我就得特別闊綽，否則自己失禮事小，丟了中國人的臉事大。但這真是通行全球的金規玉律，走到哪兒都走得通的「普世價值」嗎？當然不是。就和中國在政治上要講「三個自信」，要堅定不移地支持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我道路一樣；小費這回事也有它的文化差異，並非每個地方的人都會歡迎誇張的小費金額。

比如日本，傳統上就是個不習慣收小費的地方。可隨着服務標準的全球化，今天日本許多慣待國際旅客的星級酒店的服務人員也開始能夠適應美式的小費文化了，你塞點錢給門房bell boy，他們不再尷尬。不過，到了旅館和料亭這類老派作風主導的地方，情況就有點不一樣 了。一般而言，服務費早已算在價格裏頭，不必額外多給。假如你不只在埋單結賬的時候打點小費，甚至還給得非常大方，你很有可能會看見人家一臉錯愕的神色。那不是驚喜過度呆住了，而是單純地震驚。在一些傳承百年以上的老店家看來，這大概意味着他們一定做錯了甚麼，要不然客人怎麼會這樣子來羞辱我們？

梁文道：兩座城市，兩個故事（聖地之三）

【蘋果日報】特拉維夫是一座猶太人的城市，他們不只佔了人口的極大多數，而且還是這座城市的創建者。不像這片土地上的其他地方，歷史上總有其他民族盤踞，因此也就總有歸屬的爭議。是的，它是個純粹的新城，一百多年前被幾十戶猶太家庭在一片荒原上頭墾殖開拓出來，並且從猶太復國主義教父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著作取得靈感，命名它為「特拉維夫」（Tel Aviv，字面的解釋是『春天小丘』，卻隱含了『新故土』的意思）。這應該沒有什麼好再質疑的了，就連「維基百科」也都是這麼說的。

所以，在特拉維夫那座外觀毫不起眼的「獨立會堂」裏頭，我們自然也會聽到同樣的故事，而且還要把它說得更加感人，更加生動。會堂裏的導遊向大家展示一幀古早的黑白照片，那是一片沙漠，除了沙子就什麼都沒有了。然後她說：「這就是一百多年前的特拉維夫」，現場立刻發出一片驚嘆。當然啦，我們一路上都見到了這座聳立在地中海東岸的城市是如何地摩登繁華，沿海的沙灘，沙灘後方的高樓，樓群當中的綠草和樹木，以及會堂所在的「白城」──以完整包浩斯風格建築群名列世界物質文化遺產的美麗街區。如果這一切在百多年前就是照片裏的那個樣子，黃沙之上寸草不生，又有誰能不感到吃驚？然後就可以開始說故事了，以色列的建國故事。

以色列就是從這片沙漠上誕生的。先是那幾十戶猶太家庭，逐漸發展成一個小鎮，移民日多，於是有了城市。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正是在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上的這間小屋子裏，以色列宣佈獨立。於是以色列的獨立便和特拉維夫的建城譜成了一首對位得嚴絲合縫的曲子，須臾不離。這首曲子的大意便是，就和特拉維夫一樣，這個國家也是由猶太移民一手一腳在空白之地上搭建起來的，他們在烈日之下滴着汗水，硬把荒漠灌溉成了良田，將蚊蟲漫生的沼澤改造為宜居的田園。那舉世知名的「基布茲」（Kibbutz以色列版的人民公社），正是這個故事的最佳佐證與素材。換句話說，這是個全新的人造國度，而創造這個國家的猶太人理當有權做它的主人。

到了耶路撒冷之後，你卻會碰上另一個版本的以色列故事。這個故事就得由三千多年前開始講起了，而且講述它的地點也要比混凝土材料製造的「獨立會堂」宏偉得多，那就是「大衛塔」──今日耶路撒冷城牆的一角，被當年打到此地的十字軍誤認是大衛王所建的城樓。現在的「大衛塔」是座博物館，以人人易懂的方式線性描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三、四千年以來的歷史。在這三、四千年當中做過主角的人不少，埃及人、亞述人、巴比倫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英國人，全都有過他們的日子。但究其源頭，那還是得說回猶太人。

就和聖地本身的歷史一樣，「聖墓教堂」本是一群古猶太人的墳墓；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所在地「圓頂清真寺」底下，則是希律王「第二聖殿」所留下來的「哭牆」。你會在這裏看到多不勝數的遺跡，或壯麗或精巧的建築。但不論你看到什麼，似乎只要往下一挖，就總會挖到屬於上古猶太人的遺物。難怪一位友人在離開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要發出感慨：「看來以色列果然是猶太人的，人家早在三千年前就住在這個地方了，別人又有什麼好和他們爭的呢？」所以耶路撒冷的歷史又變成了以色列的歷史，這座城市就和這個國家一樣，最早的居民和最早的主人皆是猶太人。既然源頭就是他們，除了猶太人，又還有誰有權擁有這片土地呢？

根據一九九五年簽訂的《奧斯路協定》及一九九七年的《希伯崙協定》，今天的希伯崙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的範圍，所以它的居民也多半是巴勒斯坦人。可是直到今天為止，還是有許多猶太人陸續搬進這座城市，建立自己的社區。這類居民，照猶太人的說法叫做「定居者」，巴勒斯坦人則管他們做「殖民者」，可見衝突必不可少。尤其「族長墓穴」（Cave of the Patriarchs）一帶，更是爭執核心。光是過去十多年裏頭，就有許多不堪騷擾的巴勒斯坦居民被迫遷離，又有好幾個猶太人遭到殺害了。為什麼明知風險，那些正統派為主的猶太人還是不顧一切地想要住進去，又或者藉着考古名義在當地營建更多的建築（考古在聖地從來不是單純的學術）？理由就是他們背後的淵源夠古老。他們說，依照經典，那塊地方是當年亞伯拉罕買下來的，並且不准轉讓，所以他們這些亞伯拉罕的後代子孩自然享有合法的繼承權。至於亞伯拉罕是否真的買過這片地，甚至亞伯拉罕這個人是否真的存在，那就要交給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研究了。

那麼，到底那一個城市的故事才是真正的以色列故事呢？是特拉維夫的新國版本，抑或耶路撒冷的舊邦版本？同一個國家，總不可能既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頭憑空建造出來，又是從聖經年代開始世世繼承下來的吧？有趣的是，許多官方簡易版本的以色列史，以及中小學的教科書，就是這樣兩版共存，取頭摘尾，從三千年前數到兩千年前左右的大離散，然後一下子跳到最近一百多年，留下中間面目模糊的一千多年，彷彿在那一千多年裏頭無事可記似的。

然而，所有過份美好的故事都不免概括，既是概括，則缺漏難免。「獨立會堂」那一篇確實是特拉維夫的源頭，本為荒漠。可是城市會長大會擴張，在特拉維夫往外拓展的過程之中，難道它就不會碰上一些早有其他居民的地方嗎？比如說「特拉維夫大學」的教員俱樂部，人稱「綠屋」，一座阿拉伯風格鮮明的建築，本是一家巴勒斯坦大戶的房子。其實整個「特拉維夫大學」都是建立在一條阿拉伯人的村子上頭，這個村落的居民全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之後逃離流亡，而「綠屋」則是它僅存的殘餘。現在的「綠屋」沒有任何一塊牌子說明它的來歷，遑論紀念碑和博物館。因為這間房子的歷史嵌不進特拉維夫的以色列故事，也嵌不進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故事，正好處在那一片叫人尷尬的中間地帶。

梁文道：杯具食器

【飲食男女】這麼多人去日本旅遊，吃日本料理的規矩本來不用再多說，大家上網幾乎全都查得到。例如菜要由左吃到右，刺身用的醬油不能和山葵混成一團泥，燒魚不能左右手各持一根筷子把它分開，諸如此類的東西在哈日成風的今天幾乎全是常識了。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多講兩句關於食器的事，因為好像還沒有太多人注意到這一點，而它卻又是高級料理中頂重要的一個環節。

以前我曾說過，某些料亭的會席定價之高低，不只取決於食材之豪華與否，用甚麼食具也會影響到價錢。所以一般華人食客必須小心，再有錢也用不着一來就點最貴的套餐，因為你花的錢並不都能吃到肚裏。除非你真夠內行，真懂得欣賞人家漆器陶碗的工藝，願意多給一筆當做去了一趟博物館；否則訂座的時候還是把話說清楚點好，實際一些，沒有人會覺得不妥。當然，有些好東西，一般國人也還是看得出的。比如滋賀名店「招福樓」，老派端莊，杯具上桌的時候毫不張揚，要等你自己好奇忍不住把玩那小酒杯，這才赫然發現這玩意竟是「大明成化年製」的瓷杯。由此可見上好料亭食具之貴重（特別是京都一帶的傳統名店）。所以我們就得當心了，每個動作都必須鬆緊有度，可別不留神壞了人家的珍藏古董。比方說喝湯的湯杯，開蓋的時候固須謹慎，喝完之後尤其不能多手把蓋子倒着蓋回杯上，因為那會擦壞杯和蓋子上的漆和蒔繪。正確的做法是將它回復原形，蓋子就該以蓋子的樣子罩回湯杯。同理，任何食具用過之後也都得回到原狀，切勿想着幫忙，主動替人家把它們堆疊起來；一不留神大意損傷，人家可就悲劇了。

麻煩的是這些食具我們往往還都得手持，日本料理用餐的原則是但凡一手握得起來的（如杯、碗，以及小皿），多半就得拿起來用，要不然就會變成俯身就食的「貓吃飯」了。因此，使用這些餐具的手勢動作及次序，也就成了判斷一個人修養的徵兆了。又以喝湯為例，很多人都曉得日本人喝湯的方式是一口湯，一口菜；喝湯就直接以左手把握湯碗就着嘴巴入口，吃料就用筷子夾取這碗中的食材，絕不混淆。但在我們喝湯的時候，那雙筷子和拿筷子的手又該怎麼辦呢？是否就像上次我說的那樣，把筷子煞有介事地放回箸架？若是如此，豈不非常麻煩？我見過有人是這麼做的：在喝湯的時候，用右手握住筷子（手掌心向下），把筷子的前半段輕輕搭在持湯碗的左手尾指上頭（這根手指當然得微微外伸），其難度可以打上九分。偏偏有人告訴我，這種雙手並用的動作才是最有教養的喝湯姿勢，便連許多日本人都不知道。因為絕大多數人都只是一手筷子一手碗，喝湯的時候，拿筷子的右手就閒着放在那兒。話說回來，如此高段數的禮儀，我們遊客就犯不着勉強了。還是放鬆一點，趕緊吃完了事。可是這餐飯吃完，還有另一番禮數等在後頭呢，那就是埋單和道別了。

梁文道：以色列還是猶太？（聖地之二）

【蘋果日報】N在希伯來大學主修中國研究，畢業之後去了昆明，在那裏住了一年半，甚至還做過半年街頭小販，盡量混進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她能說一口相當流利的普通話，懂得使用「微信」，在上頭用很地道的方式和中國人打交道。就和許多以色列年輕人一樣，她喜歡旅行，跑過歐洲、中南美洲，以及亞洲的許多地方（日本除外，因為她認為那一定是個消費高昂的國家）。以色列全民皆兵，男男女女高中一畢業首先當兵，什麼地方都去不了。四面的國家又不友善，從任何地點開車，不到一天就會開到敵鄰。這大概就是他們更想走出去看看的原因，退伍之後，幾乎每個人都會設法出去見識包圍網外的世界。熱愛旅行的N，現在的工作是中文導遊，收入不錯，時間自主，而且她喜歡中國人的坦率（相對於美國遊客而言）。

N也很坦率，說話直接，聽到不太理解又或不太認同的意見，往往本能就問：「你怎麼知道是這樣的」？我喜歡她，並且懷疑她對「中國人很坦率」的看法其實是個誤會。既然她開放、大膽、坦率，所以我也就很直接地問她了：「你覺得以色列究竟是個猶太人的國家，還是屬於全以色列人的國家」？

我以前也常常混淆「以色列人」與「猶太人」的區別，覺得這是兩個同義詞，長大一些，才逐漸意識到這兩者之間那搖晃不定、閃爍模糊的紐帶與斷裂。你看這個國家，國旗上面是「大衛之星」，標準的象徵是「七枝燭台」，旋律悲涼的國歌《希望》一開頭便是「只要在心底，還有一個猶太靈魂在渴望，向前遙望東方，看一眼那古老錫安山」；它如何可能不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然而，這片土地上那為數眾多的巴勒斯坦人呢？德魯茲人呢？還有那些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埃及人……，難道生於茲長於茲，甚至還拿着以色列護照的他們就不算是以色列人了嗎？

根據以色列的《獨立宣言》，這個國家的國民應該「不論宗教、種族或性別，所有居民的社會和政治權力完全平等；人人享有宗教、良心、語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可是在同一份文件裏頭，它卻又宣佈要：「在猶太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在它自己國土上，落實猶太民族的民族復興的權利」。我想這大概是一切民族國家，乃至於一切以族群為根的政治社群都會面對的根本矛盾，只不過以色列是個體現這類矛盾的完美樣本罷了。

建國之後，以色列就和別的國家一樣，迅速出現了自己的世俗文化，而那些文化裏頭有許多東西是和傳統猶太文化無關，甚至會遭到正統派否定的，比如說顯眼的同志社群。特拉維夫固然是地中海沿岸有名的同志天堂；就連宗教力量大得讓人窒息的耶路撒冷，也有百分之十一的人口是公開的同性或雙性戀者。N有過男朋友，但她現在和太太住在一起，生活寫意，她說：「最正統的猶太教徒根本不承認我這樣子的人是猶太人」。

像她這類青年，移民第三代，離顛沛歲月久矣，在此出生，唸書，成長，從軍，工作，納稅，參與了整個國家的演變，也被這個不斷演化的國家所改變。她會怎麼看待以色列那有名的《回歸法》呢？根據這條法律，「每位猶太人都有權以移民身份來到這個國家，除非其從事直接反對猶太民族的行動；可能危及公共健康和國家安全」。所以直到今日，世界上還有許多人透過這條法律來到以色列，包括一些中國人──他們聲稱自己是那傳說中的，最後一個拉比死於1850年的河南開封猶太社群的後裔。難道這些從天而降，操着不同語言，有過不一樣生活背景的人，也都能順理成章地成為以色列國民嗎，只是因為他們能夠證明自己身上流着猶太人的血脈。

在今天這個仍在不斷向右翼傾斜的國度，N給自己的政治定位是「溫和左派」，或者「中間偏左」，她說：「我是個猶太人，但我相信以色列是屬於一切以色列人的，包括那些阿拉伯人」。問題在於到底是什麼構成了猶太人的資格。不要忘了，在某些正統派猶太教徒眼中，包括她在內的那百分之十一耶路撒冷居民都算不上是猶太人。

以色列的左派學者桑德（Shlomo Sand）在他那本暢銷名著《虛構的猶太民族》裏頭曾經討論這麼一個案例：1962年，一位曾經在波蘭參加過猶太復國青年運動，在敵後組織游擊隊抗擊納粹，拯救了不少猶太人性命的天主教修士，請求法院給予以色列公民的身份。丹尼爾修士是個猶太人，雖然他不信猶太教，可他同時卻熱烈參與以色列的建立，所以主動放棄了波蘭國籍，並在1958年來到他夢繫魂縈的「故土」。結果最高法院以四比一的判決否定了他的請願，只給了他一張最高許可居住的身份證，上面寫着「民族屬性：不詳」。

1970年，《回歸法》修改，終於給出了一個「猶太人」的完整定義：「凡為一位猶太母親所生，或是皈依猶太教且不屬於另外宗教的一個人，都是猶太人」。也就是說，血緣或者信仰，構成了猶太人身份的雙柱，凡是具備這兩根支柱（或任何其一）者，皆有成為以色列公民的資格。但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可不能輕易申請自己住在國外的近親移民，而那些當年被驅離出這片土地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具備這種「回歸」權利。於是一個二十世紀種族主義最大受害者所組建的國家，正在奇詭地運行着種族主義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