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葬國（那一代人的認同與味道之五 • 完）

【飲食男女】多年之後，當我帶着老人遺留下來的記憶，和小時在台灣薰陶所得的「文化中國」情懷，滿懷期待地踏上神州大地，那種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巨大差距所生的驚愕，實非三言兩語道盡得了。就以食物來說吧，固然有不少是我幼年常見，現在又能在大陸碰得到的東西，可以相互印證；但有更多是我以為源生故土，但真到了那地方之後卻遍尋不獲的，比如聞名遐邇的台灣「四川牛肉麵」。

初至四川，我就到處去找這種童年時代在台灣最熟悉不過的吃食。可是無論怎麼打聽，人家都叫我去吃「蘭州牛肉麵」，說那才是全中國最有名的牛肉麵。而四川，當然也不是沒有牛肉麵，只不過沒有人會打着「四川牛肉麵」的招牌開店，因為它不算特別，比起天府其他小吃，沒甚麼值得招搖之處。當我真在四川吃到本地人賣的牛肉麵之後，方明白那和台灣滿街都是的「川味牛肉麵」根本是兩回事。後來我曉得了那大家都聽過的故事，原來台灣的「四川牛肉麵」是個四川來的老兵發明，以島上材料摸索出他日思夜盼的老家風味，那既不是四川固有，也不是台灣土產，而是一個異鄉人憑記憶創造出來的紀念物，是惟獨台灣才有的「四川牛肉麵」。我小時候還能在許多學校和公家機關附近看到一些專營「客飯」的四川館子。所謂「客飯」，就是一菜一飯一湯的套餐，取價廉宜，於是學生和收入不高的公務員可以幾個夥伴一人點一道不同的菜，湊成一桌豐盛。那些菜來去無非幾樣，乾煸四季豆、麻婆豆腐、甜酸排骨……，多數稱不上是正宗川菜。可為甚麼賣這些「客飯」的店都標榜自己是川菜館，大家都把這些大江南北的雜燴當做四川口味呢？

再大一些，我才知道那都是抗戰的遺產。那時候，國府後撤，以重慶為陪都，全國各地有很多一起跟着跑過來的軍民。為了滿足這個市場，重慶沙砰壩一帶便開了一片攤販，經營各式小菜小吃，既有本地傳統，也有各省風味。只不過那本地菜是適應外地人的改革版，而那外地菜也是本地化了的新變種。戰亂年代，烽煙四起，這類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都很瞎湊都很不正宗的吃食，就成了那些流亡者記憶中的「川味」了。幾年之後，當他們再度流亡，這種「川味」以及它的經營環境也跟着遷移，帶着沙砰壩上的離散中國一併過海，在台灣延續下去，成了名副其實的「客」飯。上門的客人是真正的異鄉客，做的菜也同樣是真正的異鄉菜。那種滋味，今天的四川沒有，今天的大陸年輕人也不會懂得。今天，他們跟着起哄，把一面吳爺爺那一代軍人為之浴血奮戰過的，我外公那一代人終身伴隨過的（我外公生在民國二年，正是一輩子的民國人），我小時候天天向他敬禮過的，那一面「青天代表中華民族光明磊落，白日代表我們大公無私的胸懷，那一片紅地正是革命先烈無數鮮血」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當做台獨象徵。又由於他們多年以來都把它當做欲除之而後快的「另一個國家」的象徵，極力貶損打壓，既不接受「另一個中國」，更不能接受「台獨」。這面旗幟在台灣的意義反而變了，原是綠營痛恨的中國幽魂，現在竟成了台灣認同的標誌，不愛它似乎就不算台灣人了。終於，那面旗的原始意義消失了，它曾經代表的那個國家埋沒隱退，和我外公那幾代人一起被徹底掃進歷史的塵堆當中，煙消雲散。

梁文道：示範禁書（禁書鈎沉之一）

【蘋果日報】大陸去年有一本很受關注的禁書，是那種「被下架」出版物的典型代表。為什麼遭禁？那是因為它指出了某種專制政體的核心原則，就是「將身邊的人的道德敗壞作為犬儒主義統治手段的基礎」。在這個體制之內，各省諸侯「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庫和基金會的系統，這系統既不受XX黨財務官的監管，也不受國家的中央權力的控制。雖然XXX的權力足夠強大，地位足夠鞏固，能夠約束住腐敗的封疆大吏們，但是元首在面對腐敗問題時都非常冷漠（這很能說明問題），甚至是罪孽深重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之所以如此，在於這套體制的官員任命全靠關係，用人唯親，一個人是不是自己人要比什麼都重要。「這種人治的統治關係特別能夠滋生裙帶關係和腐敗現象。在黨內，誰忠於自己所在小集體，就能得到資助和救濟，從而對主子感恩戴德，於是XX黨的政治領導人們不得不向下屬分配工作崗位和職位」。「在XX黨人的理想主義宣傳的光輝外表背後，藏匿着一種沒有理想的理想主義，並沒有把物質上的貪婪掩飾好。XX黨人的基本態度是絕非理想主義的，而是極端的經濟和物質主義的：他們沒有克服經濟的、物質主義的心態，而是湊合着遮蔽着自己的物質主義」。

當然，最高領袖XXX「不會一味姑息代理的腐敗」，而且他也得在一定程度上回應公眾的看法和要求。所以他必須反腐，並且發佈一連串「關於領導幹部的生活方式」的命令，要是有人違命，「不管是誰，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一定嚴懲不貸，絕不姑息」。可事實上「越小的腐敗反而處罰越重，小官僚們那些暴露在公眾眼前的失職行為頻頻受到懲罰，用以殺雞儆猴，而大區或國家級官員的犯罪行為卻基本上都沒有受到懲罰」。因為反腐的實質是政治，「結黨營私」和「非組織關係聯繫」才是反腐運動的重點。「對於腐敗份子來說，除非他們捲入了體制內部的權力鬥爭，或是侵吞了黨及其組織的財產，否則就不必害怕自己的腐敗行為受到檢舉控訴」。另外，還要看這些腐敗官員的地位，如果他的級別不夠，又或者他的地位不穩，那他也很有可能會被拿來祭旗。畢竟「在XX黨的動物園裏，他們的物種尺寸是限制好了的」。饒是如此，這個體制還是不斷吹噓自己的精神和信仰，宣傳自己的反腐決心與成就。例如XX黨的一個法官便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政權，能夠像XX社會主義政權這樣；對所有形式的腐敗展開如此徹底和堅決的鬥爭」。

說到這裏，你大概會讚嘆這本書的作者和出版社的勇氣，奇怪他們怎麼敢這麼直接地抨擊中國政府和目下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其實，這本書所說的「XX社會主義政權」中的「XX」，並非「中國」，而是「國家」；「XX黨」中的「XX」也不是「共產」，而是「納粹」；最高領袖「XXX」更不可能是習近平，卻是第三帝國元首希特勒。這本書的作者是專門研究納粹體制的德國歷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Frank Bajohr），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

是書堪稱今日「被下架」書籍典型，是因為它的版權早在2012年引進，那時候還沒有現在所見的反腐運動，不是什麼指桑罵槐的影射「擦邊球」，純屬專業學術研究。所以它的編輯和出版社才敢選題出版，所以它才能夠通過出版社內部和相關部門的審查，所以它才可以進入發行零售市場，在市面上流通了好一段時間。換句話講，這本書應該是現存出版體制確認過的，沒有問題的一部出版物。然而，它還是逃不了「被下架」的命運。

按照現時一般評論中國時事的常見說法，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用這本禁書的案例去諷刺當局，笑話他們「不是有『三個自信』嗎？怎麼還會把自己當成不到二十年就完蛋了的納粹德國，連一本談納粹的書都受不了」。只不過這種說法在滿足了情緒發洩的效果之外，並不能讓我們對當前中國的意識型態領域管理增加多少瞭解。若要真正認識它的運作，我們還得再具體一點，再深入一點。

梁文道：流亡者（那一代人的認同與味道之四）

【飲食男女】想起外公和吳爺爺的交誼，也真是夠有意思的，兩人年齡差了一截，性格不同，人生軌迹更是兩番模樣；最後卻能成為好友，坐在一起說話。皆拜國難所賜，那種友情，是的，乃流亡者才懂得的友誼。

其實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嚴格來講那並不叫說話，而是一個說，另一個聽。吳爺爺固執、火氣大，話比較多；我外公同樣固執，但是寡言，有時候單憑形貌不容易看出他的喜怒。到了晚年，外公重聽得厲害，就連聽也聽不到甚麼了。可沒關係，他倆還是可以坐在客廳，有一句沒一句斷斷續續地聊，間中筆談，聊舊識境況，聊家國故事，直至天色昏沉下來，一室暗淡。吳爺爺長住香港，在尖沙咀開家古玩紀念品商店，專做遊客生意，尤其是日本人的生意，所以他略通日語。每回從香港來台，他一定捎上幾樣炫目的日本新潮玩具給我，我就央着他給我解讀那玩具紙盒上的日文說明，解來解去，始終不通。我記得，他對日本人似乎沒有太大惡感，儘管他偶爾也會「鬼子、鬼子」地那麼叫。不過，他卻是最後一期的抗日「青年軍」。當年抗戰到了最後階段，日本固然已是強弩之末，中國何嘗又不是打到了山窮水盡的田地？國府經濟崩潰，連兵源補充都成了問題，特別是受過一點教育，能夠用上美式裝備，可以學懂現代作戰知識的年輕人（畢竟開門榴彈炮也得計算彈道吧）。於是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口號有云：「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吳爺爺便是當年棄筆從戎，一腔熱血想要報國犧牲的好青年。

天意弄人，「青年軍」組建不久，抗日便告結束，內戰隨即爆發，許多未復員的青年軍便被國民黨投向對共戰爭，除了201師成功撤到台灣之外，其餘幾乎全被殲滅。吳爺爺應該不在201師，他就是那剩餘的，少數的能走出來的「青年軍」。不像一些出得來的「青年軍」殘部骨幹，後來成為國民黨治台班底，他退到香港，蝸居營生。但他和他們一樣討厭共產黨，討厭到了不願和四九年後的大陸（他所謂的『匪區』）有任何關聯的地步，並有許多古怪的疑共思維。比如說他的長女入讀中文大學，他就氣了很久，因為他以為那是家有共黨赤化之嫌的學校。他生病，或者不生病時體檢，一定要去台灣榮民醫院才行（他所謂的『回國』）。我不記得九七前後那段日子他有甚麼反應了，但依他性格，想必也是會生氣的，因為後來我外公決定回河北老家落葉歸根的時候，他就很不能接受，多番勸阻，試圖對這一輩子「忠黨愛國」的老友曉以大義。

外公是否真的那麼「忠黨愛國」，思想純正？難講。因為我見過他讀「黨外雜誌」，還告訴我那班人只是想民主改革，並非官方宣傳機器所說的台獨。他想念家鄉，後來才會放下「正邪不兩立」的思想束縛，回到老敵人治下終老。但這位戰時逃至後方西安，雖曾大力參與救援工作，但未曾真在火綫上對敵過日本兵的老人，卻一直痛恨日本，和吳爺爺這個退伍軍人恰恰相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樣的遭遇？怎麼樣的人生選擇？我也說不清楚。雖然天黑了，他倆便與我出門晚飯，近一點有離家步行十來分鐘的潮州牛肉煱，不怕遠便去台北城中華路吃北方點心，甚至衡陽路一帶的館子去打牙祭。那時候的館子食店有的叫做「北平都一處」，有的叫做「徐州啥鍋」，還有一家和蘇州老店名字一模一樣的「采芝齋」，幾乎整個中國的地名都被微縮移植了過來。而那裏頭的人，口音天南地北，髮色便和吳爺爺與外公一樣，漸漸全白；身子骨也和他們一樣，逐步佝僂。一個老去了的，終將在回憶中消逝的中國。

梁文道：什麼書叫做禁書？（中國沒有禁書之二）

【蘋果日報】在種種關於「銅鑼灣書店」的推理小說式的，奇幻超常的言論當中，只有一種稍為顯得正大坦白，那就是乾脆承認問題的癥結在於禁書。例如「監警會」新任成員錢志庸律師，根據《中國刑法》，他首先說明：「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領域內的，就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然後他又推論，現時人在內地的李波只要是在大陸籌劃出版禁書，就算那些書是在香港印刷售賣，他也還是觸犯了中國法律。所以，只要他一踏足內地，當局就有拘捕他的權利云云。

發表過類似看法的，還不只錢先生一人，他們都不願意糾纏李波先生究竟是用什麼辦法「踏足」內地這一點，反而強調出版禁書便是違反中國法律。有意思的是，即便反對這類言論的論者，再三聲明李先生在港消失的方式才是要害，又或者乾脆用盡粗言穢語去羞辱錢先生等人，好像也都默認「禁書犯法」的論點，覺得大陸當有一套規管禁書的法條。然而，出版和販賣禁書就真的觸犯了中國法律嗎？如果真的要用法律手段去對付所謂專出禁書的出版商，那麼我們必須首先確定到底什麼樣的書才算是禁書，而且還要在法條上為禁書劃出一個明晰的範圍。問題是中國有這樣的法律嗎？當局備有專門打擊禁書的法律？設定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禁書定義嗎？

答案是沒有。

我們都曉得，攜帶禁書過境，若是被邊檢人員查到的話，可是要沒收的。但他們真有這麼做的合法權力嗎？過去十年以來，挑戰這種做法的人在所多有，有的是學者，有的是媒體人，他們試過把邊檢人員告上內地法庭，控訴他們侵吞私人財物，又或者逼迫他們交出禁書名單，甚至還有過勝訴的罕例。最近的案件發生在去年四月，這一回，狀告海關的起訴人是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先生的女兒李南央，她兩年前從香港飛到北京的時候帶了幾十本她父親撰著的《李銳口述往事》，結果被海關查出沒收。她的提訴，法院受理了，只是一拖再拖，至今沒有下文，就和大部份同類案件一樣，石沉大海。

為什麼？為什麼每回海關查到禁書都只是沒收，頂多禁告兩句，從不罰款，更不用說拘押帶書的旅客？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麼幹的法律依據，可能也沒有一張完備的禁書名錄。他們查什麼收什麼，有時候靠的是上頭特別提點，說最近某本書很有問題又很受歡迎（例如從前的《吳法憲回憶錄》），必須「嚴防死守」；更多時候卻是靠他們個人的敏感程度。誇張起來，一本書的名字上頭只要是出現了「民主」二字都可能會變成需要截下的禁書，哪怕那是本非常專業的學術書籍。

為什麼以出版物管制嚴格著稱的中國，會這麼掉以輕心，不為「禁書」立法？原因之一恰恰是因為它的管制體系太過完善，所有書籍刊物必須領號才能出版，而在出版之前又有一套審查流程，於是一切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出版品都能保證不出問題，而在這套體系之外的自然就是非法出版了。至於那些不在大陸出版的書刊，若要進口，也得通過相關部門審批。故此未經進口審批，私下流進內地市場的書刊，也都不算合法出版品。換句話說，當局根本用不着為禁書專門立法，因為它已經界定了合法出版品的範疇。

除此之外，不為禁書立下清晰定義和清單的更重要原因，是禁書根本無法圈定。同樣的一本書，可能幾年前不算禁書，幾年之後又會忽然出了問題；同樣的一個題材或者一種主張，這陣子沒有問題，隔一陣子又不知怎的變成了頭號敏感課題。所謂「問題」，所謂「敏感」，全憑時勢而定。這「時勢」，可以是政治形勢的變化，比如說一些涉及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信仰的書籍，在宗教與少數民族議題不緊張的時候還可以寬鬆處理，但是在矛盾比較尖銳的今天，就要一本一本地嚴格管控了。「時勢」還是一個人的運勢問題，比方余杰，十年前他在大陸有數本暢銷書，在校園間大行其道；可今天的他是個著名海外流亡異見份子，於是他當年的合法出版物便自動成了禁書，不得再版再印。又比方薄熙來的夫人谷開來，她的《勝訴在美國》，名動一時，現在自也不逃禁印命運。

時勢變幻莫測，禁書的定義和範圍也就不可能不跟着演變。為它專門立法，遂有永遠跟不上時勢之弊。你今天要是立了法，頒佈了一份禁書名錄和敏感課題範圍，萬一明天領導發現又有嶄新的敏感源，而它偏偏還不在原有定義範圍之內，那該怎麼辦呢？所以不為禁書特地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立了法之後，無異於自縛手腳，施展不開權力，於當局有害無利。還不如針對「國家安全」訂立一套最寬泛最能自由解釋的法規，在有需要的時候把《中南海台前幕後》和《後宮佳麗薄情人》之類的書納進國安範圍打擊。

權力的運作隨意，所以禁書是個很含混的概念，它絕不只是一般港人心目當中那些在「銅鑼灣書店」發售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那麼簡單。有些書就像前面所說的，明明經過內地部門審批，明明領到了書號，甚至明明進了官方發行體系，可以在大陸各大小書店買到，但一轉眼卻被要求下架，自此消失。這些「被下架」的書籍又算不算是禁書呢？就算缺乏明晰定義，我們一般人也還是會用「被禁」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此類書籍。於是這些幾天之前還堂而皇之地擺在新華書店架上的「合法出版物」，也就自動被歸進禁書的世界了。它們為什麼被禁？通常沒人解釋；有關部門又依據什麼法規去要求它們下架？通常也沒人深究，反正「禁了」就是禁了。中國沒有「禁書」，所以什麼書都有可能是禁書。

梁文道：不存在的京菜（那一代人的認同與味道之三）

【飲食男女】雖然我常去北京，但我久已未嘗京菜滋味，尤其是我幼年吃過的那種京菜。那時候台北的北方人圈子裏頭，要說上枱面做大菜的館子，幾乎定是京菜，特別是現在已經結業了的「會賓樓」和「悅賓樓」（台菜『蓬萊閣》雖然有名，但省籍限制了口味，我們反而沒有去過）。

所謂「三白」，即是魚片、雞片和筍片；「溜」，則是京菜看家手法；加起來似乎沒甚麼了不起，但用料一不好，「溜」得稍一過火，那陣微酸得恰到好處，介乎有無之間的糟香，以及象牙一般的「三白」片，可就全都走形完蛋了。再說「烏魚蛋湯」，這「烏魚」是北方叫法，指的是墨魚，和廣東人所知的「烏魚」是兩回事。而「烏魚蛋」也不真的是墨魚的卵，而是牠軀體中那塊硬片。北方人會把這塊板片上的膜層層剝下，形如茉莉，下在湯裏頭，貪其滑軟淡雅，嗜之者視如湯菜雋品。

但當時台北絕大部分的京菜館賣的，都是混雜了的北方菜，所以北京烤鴨、道口燒雞和酸菜白肉鍋，甚至鱔糊，也全都會出現在菜單上頭。這不奇怪，京菜本不存在，只是在北京這個帝都，以魯菜的底子加上各省上京人馬帶來的食風，彼此吸收適應，漸漸才有了後人所知的「京菜」。便說清末「八大樓」「八大居」，做的多是魯菜；名聞遐邇的「譚家菜」，更是廣東翰林譚宗浚的私房家宴，鮑參翅燕，莫不是粵菜絕活；可是我們今天都把它們統稱為「京菜」了。於是京菜過海到了台灣，難免還要變形，直把台北當做北平，留住了個「北」字便好。

再到後來，八十年代，北方菜的範圍更是愈來愈大，外公那些「真正北方」朋友也開始常在一些川菜館（比如不復存在的『大順』）和至今仍然健旺的湘菜名店「彭園」宴客了。這些川湘菜館其實都不是現在一般人所想的那回事，而是在台灣這片土地上調製出來的新派，原來的四川和湖南反而不一定會有他們做的東西。尤其「彭園」，主人彭長貴在大陸的時候師事曹敬臣，是「南方譚家菜」的傳人（『南方譚家菜』出自民國政治人物湖湘譚延闓，和北京那個譚家不相干。但後來『北京飯店譚家菜』的復興功臣叫做彭長海，二人有沒有關係，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只是巧合）。他最有名的事迹是發明了如今全球四處都有的「左宗棠雞」，既不是傳統湘菜，也和左宗棠無關。他另一道名菜「富貴火腿」，則改造自江浙一帶的「蜜汁火方」，更離湘菜風格遠甚。

不管怎麼樣也好，外省人在台灣吃飯，就和眷村裏的情形一樣，彼此串門，或可視作「民國中菜大會師」，東西南北皆不計較。在「一個中國」的前提底下，大家在口味上不止可以各表，甚且還能互表，寬容得很。我外公有位當年在廣州結識的老友，我喊他做「吳爺爺」，籍貫遼寧，定居香港，他的五個子女和我歲數一般，看着彼此長大，便亂了輩份以姐弟相稱。每次他來台灣，外公當然帶他出去飯館。要是他住在家裏頭，大家嫌遠不進台北了，那便就近找個走路即到的地方。甚麼地方？一家潮汕人開的沙茶牛肉鍋。一個東北人，一個河北人，加上我這個天南地北混合出來的古怪港仔，竟然都覺得那潮州佬的手勢對口胃。

梁文道：忘記常識，這是個虛構的世界（中國沒有禁書二之一）

【蘋果日報】但願我是一個推理小說作者，才可以換上另一個角度、眼光，甚至頭腦，去理解自己身處的環境，替種種不可思議的怪現狀找到一個合理的解答，並且活得充滿趣味。

例如一家兼營出版業務的書店，從它的店東開始，一直到管理運貨的店員，先後失蹤五人。這五個人裏頭，有三個人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廣東消失；有一個人是瑞典公民，在泰國失聯；另有一個香港永久居民，最後被人看見的那天，是在香港公司的貨倉樓下。天下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同一家小企業竟然在短短兩個月內不見了五個人？若是按照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論方式，我們一定會從這五個人的共通點着手，比方說他們都和這家書店暨出版社相關。然後我們發現，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原來是「禁書」。所以按照那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論方式，我們就會接着研究「禁書」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將它導向政治層面，看看這家出版社是不是要出本很猛的禁書，還是中國政府打算全面清理一切禁書的源頭，不惜任何手段。我們還會追問，那個在香港失蹤的香港人是怎麼離開香港，那個在泰國失蹤的瑞典人又是怎麼離開泰國的。我猜，這都是一切有理性的正常人會問的問題。

然而現實神奇，總有常理未及之奧，這是個屬於推理小說世界的魔幻國度。有人提議，我們不妨追尋另一條線索，聽聽「朋友」的說法。原來那五個人是一齊約好去大陸嫖妓，其中三人堂而皇之地持證出境先去廣東那邊等着，另外一個則從泰國出發，再設法偷渡過去；最後一個，待隔了一個半月之後，才在香港搭艇仔前往目的地會合伙伴。雖然聽起來很荒誕，但在一個推理小說家的筆下，這種情況絕對是有可能存在的。最最起碼，這條思路還試圖把焦點定在那五人的共通之處，只不過那個共通點不是政治，而是嫖妓。

不過這麼寫推理小說就不好看了，太過尋常，不夠出人意表。真正厲害的高手能夠全面顛覆我們的常識，他會令人信服地讓我們驚嘆，這五個人的失蹤竟然各有原因，彼此一點關係都沒有，尤其不關禁書的事。就拿那瑞典人來說好了，他們說，十二年前他曾經在寧波醉駕，撞死了一個大學生，緩刑兩年之後還沒完成民事賠償就潛逃出國。到底是文藝青年，一定讀過《罪與罰》，深明良心無處安放之苦，所以十幾年後的今天，他再也受不了那罪惡的煎熬，決定再犯一次法，從泰國偷渡出去（泰國警方已表明沒有他的出境紀錄），好回大陸自首。

接下來，另外那四個人是否也都另有自己的問題與毛病呢？如果故事真是這麼寫下去，自是引人入勝，精彩可期。可是不，它有了新的轉折。原來至少有三個人牽扯到那位瑞典人的案件，照目前所得資料而言，估計也就是他當年開車撞死人的事。如此一來，那起車禍就變得很神秘了，真相讓人期待，整樁書店失蹤奇案的情節因此充滿懸念。

更別忘了香港人最關注的案中最後一個香港人，他說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因為他「急需處理有關問題」。那所謂「自己的方式」，無論怎麼看都不合法，因為他沒有帶着回鄉證過關。對於這一點，我相信大部份以常識常理思考的人，大概都會覺得他一定是被綁走的，就和大家思疑那名居泰瑞典人的消失一樣，皆非出自個人意願。再說一遍，常理和常識在這裏是不管用的。有不少人叫我們相信瑞典人在電視上說的話（為什麼中央電視台總是如此神通廣大，總能找到沒有人聯繫得上的人物？又總有辦法在案件調查的過程當中讓人上去公開向全世界坦白錯誤？這就是另一則推理故事的主題了），叫我們相信香港人交給他太太的信。換句話說，相信他倆不是被擄，而是偷渡。不是一個，而是同一家出版社的兩個人都恰好選擇了以犯法越境的方式去承擔自己的責任，或者配合當局工作。所謂常識常理，在此就是大家對人性的通常理解；我們多半以為人是自私的，不太會在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情形底下自投羅網。就算瑞典人是文藝青年，思考過良心的問題，決定提起勇氣面對命運；就算香港人極度愛國，知道同伴原來是個壞人，願意主動出面協助辦案；我們也會認定他倆實在沒有都跑去偷渡的必要。這正是二流推理小說和上升到文學殿堂的第一流作品之別，第一流的推理小說會使我們洞悉到人性的複雜。你猜沒有人會儍到為了十幾年前的舊案回去懺悔？錯了。你猜世事不會如此湊巧，兩個一身正氣、良知發現的人居然都愛上了冒險，打算用違法的辦法去塑造自己的英雄性格？你還是錯了。

彷彿光是推理小說還不夠刺激似的，向來被看作是喉舌的《環球時報》還要為這事抹上一層驚險的動作色彩。它不認為這是兩個人自己偷渡的故事，大概是怕談人性會談得太過文藝，影響銷量。相反地，它明明白白地坦示：「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執法部門執法必須遵守法律？這只是常識而已，別忘了常識在這裏的限度，這是個流行小說和類型電影的國度。看過《Mission:Impossible》和《Bourne Identity》嗎？在那裏頭大展神威的便是「全世界」都有的「強力部門」。我們看電影的時候看得目瞪口呆、心跳加速，只見「強力部門」本領之高強，卻從不質疑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否合法合理（比如美國人憑什麼在另一個國家開槍）。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帶着同樣的心情來欣賞眼前這幕大戲呢？

梁文道：錯亂北方（那一代人的認同與味道之二）

【飲食男女】小時候，我住在台灣的台北縣（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習慣喚他們做爺爺奶奶）。外公是河北人，年少離家，先是去過關東追隨族中長輩，又到了天津學做買賣，抗戰待在西安，內戰的時候替國民政府負責粵江鐵路的運輸，安排物資南下。外婆則祖籍浙江，但她家在太原發迹，和孔家閻家都有點關係。四九年，國府敗走大陸，他倆遂南下澳門，十多二十年後才去了台灣。

由於北方背景，但又住在台灣，所以我小時候吃的東西就裂成分明兩半。在學校在外頭，我吃的是麵線和甜不辣這一類台式食物；回到家裏，就是滷牛肉、炖菜和餃子等北方玩意了。那時候交通不便，住家附近又很難買到北方菜常用的食材着料，所以平日家裏頭做飯只能將就，不可能太過講究。但是每隔一個星期，我們總會進城（台北），到那裏的菜館打打牙祭。

當年台灣簡樸，雖然經濟正在起飛，可也遠未到達後來人們所說的「錢淹腳目」的地步。是故一般台灣本地吃食仍然保留了傳統農民性格，很單純很貧窮。例如一般街邊小店裏的湯水，還真就是一碗煮開過的清水，灑點葱花味精鹽巴，頂多加上兩顆貢丸，看在外省人眼裏（尤其擅長煲湯的廣東人），簡直不能理解。當然台菜也不是完全上不了場面，只不過特別高級特別精緻的台菜館還沒有那麼多，爺爺奶奶和他們的外省籍朋友又吃不慣。所以每次想到要嘗好東西，我們就去幾家同樣是北方人開設的菜館，又或者廣式酒家，其陣仗之繁盛，口味之精緻，確實是平日所見的本省店家比不上的。

我一直「北方」「北方」這麼順口地說，可「北方」究竟指的是甚麼呢？從前香港，但凡五嶺以北來客，似乎都可算做「北方」外江佬，於是當年上海人一到香港被人叫做「北方人」，多半有些摸不着頭腦。台灣受到「外來攻權」統治，抱着「反共復國」的神州大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沒有那麼含混，一般本省青年也都能分明東北、四川與江浙等地理區位的不同。不過，從全中國各地奔走過來的這一大票人，擠在這麼一個島上當了少數族群，自然也會擠出些雜糅的概念，例如「北方」和「北方菜」。

如今回想，當年我們光顧的北方館子，除了少數如「清真館」之外，多半都是混雜的產物。沒辦法，離了原鄉，兩岸交通隔絕，想要地道也都很難。比方說山西菜吧，在這個亞熱帶島嶼，你到哪裏去找上好的山西老陳醋？再加上常來光顧的外省移民也是哪兒人都有，口音和口味五花八門，為了適應，為了生存，久而久之，你也就只好把一家晉菜莊辦成泛北方館子了。

在一眾北方菜館當中，地位最顯赫者莫如「京菜」，所以不少餐廳都愛標榜自己做的是正宗老「北平口味」。問題在於「京菜」本身也是個十分模糊的物事，恰如「北方菜」一樣，幾乎沒有人能為它定下一個清晰的範圍。

梁文道：老英國自由派的猶豫（《事實即顛覆》導讀）

據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未來的歷史。這句話簡單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還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會發現這句話其實問題重重。例如，它似乎隱含了一個標準，一個什麼事情能被寫進歷史的標準；難道只有今天被新聞媒體報導過的事實才夠得上歷史的殿堂嗎？當然不，因為我們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在判斷什麼事情才有新聞價值的時候，總是已經先有了一套預設，而這個預設又總是離不開我們這個時代的視界；明天的史學家憑什麼要全盤接受我們這個時代的視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學進展往往和新史料的發掘相關；那並不只是新發現了一批被人遺忘的文檔那麼簡單，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從未想過要入檔留存的東西當成史料。比方說樹木的年輪，前人可曾覺得這是訴說他們那個時代事實的重要線索嗎？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學會在一片樹林的年輪裡判讀過去氣候變化的痕跡，從而掌握往昔人們生活勞作背後的自然條件。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地說，今天的新聞固然可以是未來的歷史，但對今日新聞標準的疑問更有可能是未來歷史學者的重點。

穿梭在政壇、媒體與學院間的「記者型學者」

事實，乃是現代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只是事實如何發掘，更是事實到底可以證明什麼的問題。自從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種忽略事實與證明之關係，轉而強調事實被詮釋被敘述的傾向（或者可以叫做後現代傾向），就漸漸又變成史學主流的趨勢了。因為什麼算是史料，什麼叫做事實，基本上是個看你把它們放在什麼框架之下敘說，又如何敘說它們的問題。畢竟，任何時代的人用以了解他們那個時代的視界及價值標準，都是一些可以說出來的敘事，並且還可以不斷重新敘說。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談歷史的時候，講「故事」、「敘述」和「書寫」乃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幾乎恨不得把歷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說似的純粹敘述技藝。相反，依舊堅守某種單純甚至天真的事實之力量，則是不合時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實即顛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書，因為它連書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書序言裡所講的，他依然相信「事實具有顛覆性，能夠推翻民選領導人和獨裁者、傳記作家和自傳作者、間諜和英雄、拷問官和後現代主義者的斷言，能夠推翻謊言、半真半假的東西和神話，能夠推翻所有『為了安慰悲慘之人而脫口而出的演講』」。這是真的嗎？事實本身就具有這樣的顛覆性嗎？還是說編纂事實和安排事實的新敘事使得事實顛覆？

賈頓艾許在英語世界和歐洲可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當過英國《觀察家》雜誌的編輯，後來在《衛報》有固定的專欄，而且還是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曾經長年住在東德、波蘭和捷克，跟哈維爾與華勒沙變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認為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身邊的顧問，穿梭於學院、政壇和大眾媒體之間，其著作讀者不計其數。老和他筆戰的新左派史學大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帶著貶義地）說他是冷戰末期推倒東歐共產政權最有力的一個聲音。但是直到今天，中文世界才譯出了他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讀者的第一次接觸。雖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可我還是長年閱讀他的著述。且引一句當今左派大紅人齊澤克的話：「儘管他是我的政治對手，我也一直認為他那些豐富的精確觀察仍是值得閱讀的，可以作為東歐滄桑劇變的可靠材料來源。」的確，整個英語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東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他的本行領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動人的著作《檔案》（The File）當中，他回到德國翻查公開了的斯塔西檔案，發現不少當年圈子中的朋友原來都是祕密警察的線人，曾向當局報告他這個英國人的言行和心理，這個發現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滿陰鬱氣氛的溯往旅程，讓我們看到了人間情誼的脆弱與極權社會最深處的祕密。這種經歷不是每個外國人都會有的；就算有，也不會有他那種專業史學訓練所賦予的識見和涵養，好把這個經歷寫成一部雖然體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憶。

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作比。布魯瑪的對象是日本和東亞，而賈頓艾許則可說是東歐的布魯瑪。他倆都是記者型的學者，或者反過來說是學者型的記者。從歐威爾開始，記者就已經取代了那種會渲染異國風情和浪漫化自身經驗的傳統外遊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從未去過的曼德勒寫成一首膾炙人口的名篇），成為比較可靠也比傳統學者有趣的外國知識來源。所以當前市面上介紹各國情況的非虛構書籍當中，那些駐外記者的作品總是最受歡迎的。他們曉得怎樣和公眾讀者溝通，又有長年的第一手經驗，有的甚至還具備了相當不錯的學養。賈頓艾許和布魯瑪就是這類人中的佼佼者，是二十世紀後期大眾傳媒國際化年代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有點像人類學家，在祖家和他鄉之間迂迴，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離中清醒觀察本地人視而不見的事實，然後再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框架之中考察省視。當然，賈頓艾許同時還是個歷史學家，他對德國史的了解要比許多德國百姓厚實得多，於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時候就有了一道從往昔深處照下來的微光。

然而，《事實即顛覆》並非典型的賈頓艾許。因為東歐在他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寫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緬甸，甚至香港。於是問題出現了，他憑什麼去寫那些他沒有長住過的土地？又憑什麼去和當地人溝通（訪談是記者獲得事實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曉當地語言一向是學者型記者的基本要求。賈頓艾許會波蘭文、捷克文與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嗎）？他甚至從來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他怎能寫那麼多關於歐洲穆斯林的評論呢？當所有通向事實的管道都不是那麼扎實，當事實本身都難以獲致的時候，事實還可能有顛覆的力量嗎？

時事評論者共同的尷尬——判斷被事實顛覆

雖然提摩西．賈頓艾許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裡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緻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係。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容易犯錯—的問題。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波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賈頓艾許在那篇文章裡頭竟還說道：「海珊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後的伊拉克會多麼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後的波士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實卻顛覆了他當年的判斷，這大概是所有時事評論家的尷尬。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於二○○九年，賈頓艾許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後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裡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牆派辯護」。也就是說，儘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海珊政權垮台之後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麼分明的時刻。布希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著電視裡的世貿大樓倒塌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分子連署宣布「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賈頓艾許居然要為騎牆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幹什麼？他的解釋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分簡單地相信複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為東尼．布萊爾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承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裡頭的關鍵詞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像時下中國許多施密特及施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好比賈頓艾許，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於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所以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乾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鍊—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等東歐異見分子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於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滅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而且居然有人辯說那是「複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不能簡單判斷」（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賈頓艾許這種自由派看來，你擔心人民把國歌當真，這就是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問題，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分認同困擾背後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並且親近歐洲的賈頓艾許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後，再度擺出了騎牆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身分研究的本質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也因為英國身分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身分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賈頓艾許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前捷克政權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賈頓艾許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層出不窮且困擾理想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沒有結論，是個好結論嗎？

由於《事實即顛覆》離開了賈頓艾許熟悉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裡頭變得更像那些什麼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這部書於是就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能耐了。又由於他在事實材料的擁占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傅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但他究竟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愛談太過哲學化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一九八九年，布拉格天鵝絨革命期間，瓦茨拉夫．哈維爾身邊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燈劇院一間奇特的玻璃牆房間裡會面，做重要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在場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個人拿著一本筆記本，試圖記下他們說的話。我記得當初想：如果我不記下來，就沒有人記下來了。像大多數歷史一樣，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基礎是多麼脆弱……記憶問題就是見證人問題的核心所在……記憶是一個可以重新加工的CD，會受到不斷地加工，而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僅讓我們理解故事，還讓我們感到更加舒服。

歷史學家賈頓艾許疑慮的，大抵就是這種舒服，把事實裁剪修整得較為合體，較為符應論點邏輯的舒服。老式英國自由派賈頓艾許所疑慮的，則是讓自己皈依某個既定立場的舒服。他寧願讓理想和傾向不停在現實上頭對焦，找不著安穩的落腳之處；他寧願讓現實持續地發出噪音，擾動理想世界的安寧。所以他總在猶豫、進退。在我看來，這樣的態度，或許就是這本書值得當今世人一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