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真我不存，只有無窮角色（地球很危險，你還是快點回火星吧之三）

【蘋果日報】寶兒的演藝生涯足足跨越了五個十年，幾乎沒有停止地不斷變化，而且這變化還不單是音樂風格，更是演繹出那些不同風格背後的人格斷裂，這才是他在流行文化史上的招牌絕活，猶如一位觀念藝術家，從內而外地創造自我，樂此不疲。當他是Ziggy Stardust的時候，他似乎真的相信自己就是那個墜入地球的火星人，衣着妝容，舞台表現，乃至於音樂手法，全都圍繞着這個古怪角色。那段時期，甚至就連接受訪問，他都會以Ziggy Stardust的人格現身，人家問他成長經歷，他卻好整以暇，真假莫辨地談起火星往事，讓人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大家明白，這是演戲，但他未免入戲太深。然後他一個接着一個地創造角色，從Major Tom、Ziggy Stardust、Halloween Jack、Aladdin Sane、一直到The Thin White Duke，當然也得一個接着一個地毀滅這些人格，就像不斷地自殺。中間安靜了十幾二十年，再在最新的《Black Star》裏頭，他最後一次公開表演死亡。沒錯，他的死，仍然是一次盛大的演出。

由於他變得太多，所以年紀不同的樂迷對他的認識就不可能一致，有了代際之間的鴻溝。余生也晚，認真聽音樂的時候已是八十年代出頭，錯過了他最有創造力的十年，卻碰上了他全面擁抱disco潮流的《Let's Dance》，所以一開始對他沒有多大好感。因為我那年頭的台灣小青年，所謂認真對待音樂，指的就是搖滾（起碼在我接觸的那一小圈人當中）。而搖滾，不是不能流行，但它和流行音樂畢竟不同，尤其是那些當時火紅的disco。搖滾應該是「本真的」（authentic），發自創作人內心的一種吶喊，從人格到音樂一以貫之，不媚俗不討好不娛樂，我們聽眾和樂人之間的關係心心相印，不受市場玷污，沒有誰該取悅誰的問題。於是崇好美式搖滾的會喜歡John Mellencamp，喜歡早期的Bruce Springsteen（不喜歡《Born in the U.S.A.》，因為裏頭居然有舞曲），喜歡那從Bob Dylan以降的遊吟詩人氣質，喜歡那種「雙腳站在大地之上」的草根土壤味。又或者，你可以走一條更孤高的路，追求技術的繁麗複雜，尋找搖滾的演化可能，像Pink Floyd、Yes，以及Emerson，Lake& Palmer一樣，走出一條交響詩式的藝術搖滾大道。但無論如何，教我聽音樂的大哥哥說：「不可以像Bowie這麼墮落，竟然開始disco」！

那麼「墮落」之前的寶兒是怎麼樣的呢？原來是很實驗很前衞的「柏林三部曲」。說到這裏，我就不能不講點大陸樂迷在特殊環境下形成的「代際差異」了。由於他們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才開始有規模地接觸到西方流行音樂，所以更早年代的東西難免都得補課，特別是那些音樂後頭的文化及社會背景。因此大家對同一批作品的評價，也會表現出一種不與時人同的獨特見解。例如一位我向來敬重的評論家，他在談到「柏林三部曲」的時候，批評它們「既不前衞，亦非創新」，更認為那三張專輯和The Human League1979年的《Reproduction》一拼起來是「高下立判」。說那三張專輯不夠創新，這倒是真的。因為當年寶兒到了柏林真是取經，西德那時候受到Karlheinz Stockhausen等電子音樂先驅影響，出了Can、Kraftwerk，以及我最喜歡的Popol Vuh（導演荷索的長年電影配樂伙伴）等一眾樂團，他們都比寶兒早得多。可是《Reproduction》要比包括《Low》和《Heroes》在內的「柏林三部曲」厲害？這就真是聞所未聞的新論了。Brian Eno和寶兒合作的這三部概念專輯，意義不在首創，而在他們成功地把一種德語世界裏的新現象藉着英語流行工業翻譯給全世界。並且他們做得十分出色，在音樂的構思上面開啟了很大的空間，足讓後來者深入探索。於是二十年後，你可以在Philip Glass的《第一號交響曲》裏頭，看見《Low》的三首歌曲怎樣被他擴展成三個樂章，而且還為Glass帶來了他往常作品少見的和聲結構上的豐富變化。

不過老實講，我也是補課，一路上溯才聽回那些《Let's Dance》之前的寶兒，大哥哥口中那個還沒「墮落」的寶兒。只不過那時候小，只能在人家給定的框架之內理解傳說中十分搖滾的寶兒，許久之後，我才明白這是誤解。事實上，寶兒從來不是那麼地「搖滾」；至少在那套堅持「本真」的搖滾意識型態底下，他一向是「墮落」的。

搖滾以及一切流行音樂當中的「本真」追求，是個根深蒂固的神話。當年Bob Dylan大膽在演唱會上頭插電，使用電子結他演出，之所以遭到死硬派民謠歌迷倒采，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做法背叛了「本真」意識型態。一來，搖滾正當興盛，是流行音樂裏的主流，Dylan靠向這個主流，無異於投降商業。既是商業，那就注定不能是真心誠意的藝術呈現。二來，電結他與木結他之別，在於前者可以添加無窮效果，有如工業味精，大大破壞了樂手最單純最直接的自我表達（可還記得「MTV」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引領的「unplugged」潮流？那種對『回歸原音』的嚮往，就是這套古老意識的回聲）。後來即便多數人都不介意「插電」，但搖滾也好，其他流行樂種也好，這種「本真」神話始終是眾多樂迷手心中揮之不去的定見。

可是寶兒，即便在他最搖滾的年頭，他也是不夠「本真」的。因為他扮裝，他表演，他在音樂演出和內核私我之間始終隔着一個角色，於是切斷了真我和真音樂之間的謎樣連結。就像歌詞裏頭所唱的，是誰在玩結他呢？是寶兒嗎？，不，那是「Ziggy played guitar, jamming good with Weird and Gilly,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 He played it left hand, but made it too far, Became the special man, Then we were Ziggy's Band.」又像他玩黑人soul music的時候，毫不掩飾地標榜自己擁有的其實是個plastic soul，唯恐人家當真似的。

所以他從來不必介意別人會不會批評他太過商業，因為他從來不在乎什麼叫做真正的搖滾，甚至連真正的自己是誰都不在乎。他是男人，他是女人，他是雌雄同體；他是同性戀，他是雙性戀，他是衣櫃裏的異性戀；他是佯裝的黑人，也是誇飾過度的亞利安人，還是個猶太神秘主義者；他是太空人，又是火星人，他是永遠不要被任何身份認同綁定的他者。1975年，他在葛林美獎頒獎典禮上頭負責把獎項頒給Aretha Franklin，一上台就說：「女士們，先生們，……以及其他」，結果哄堂大笑。好笑嗎？好笑得很，那是顛覆的他者的好笑。

直至今日，市面上至少已有二十種寶兒傳記，但沒有一個是「官方」版本，因為他拒絕合作，覺得這種明星產業很愚蠢。他說：「世界變得越來越笨了，從前還有人會討論尼采對於上帝的看法是否正確，現在大家關心的課題是那個傢伙的老二大不大」。有不少玩搖滾的封了英國爵士，但他不論勳章爵位一概拒絕，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用的」。他不喜歡大衛．寶兒這個身份變得那麼直接透明，儘管就連「寶兒」這個名字也是他自己後來改的。

難怪他死得如此低調，不只病重的時候不讓外人知曉，死了之後還要秘密火化，家人都不許在場。他的死怎麼會低調呢？他不是用了一整張最後專輯和一部音樂劇來向世間告別嗎？不，告別的不是他，那個在我們眼前演出死亡一切神秘與糾葛的，是他畢生創造的最後角色「拉匝祿」，一顆黑星。死亡是他這個凡人所不可控的，但他可以用藝術創造的人格來將死亡隔開，使得死亡變成一場表演。而真正的寶兒，恐怕早已離開這個不能沒有身份的地球很久了。

梁文道：這還是品味的問題（那一代人的認同與味道之一）

【飲食男女】這星期本該續談飲食品味變化的趨勢，可是近來實在看到太多令人噁心的事，於是就像嘔吐會「傳染」一樣，叫我也忍不住作嘔，所以不得不換個話題，先吐為快。然而，品味和我接下來想要說的事倒也不是完全無關。因為我向來有個偏見，相信道德和政治的判斷總是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某種審美趣味，一個有點品味、有點教養的人，大概不太容易做得出在政治上太過醜陋的事，比如說「舉報」政見上的異己者；就算要做，起碼也得講究儀態，維持表面上那層皮，總不能堂而皇之大張旗鼓，然後還要自鳴得意。

畢竟文革爆發至今已經過了四十年，我還以為今天大家要是一想起有人亂扣他人帽子，煽動民眾情緒，以群眾鬥爭的手段對付自己不喜的政治主張，便該本能地在身體上升起一種不快才是。沒想到我們從歷史上得到的教訓還不夠，竟然真的還會出現黃安和陳淨心舉報藝人，而群眾跟着起哄這樣子的事。這讓我想起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媚俗」——一種被集體情緒綁架，盲隨眾流，但 還要自覺高尚的狀態。尤其黃安，當年在台灣的舞台上頭興高采烈地搖動「青天白日滿地紅」，百般獻媚；如今卻反過來指斥這面旗幟是台獨象徵，又有了新的表演。前後主子不同，但他投入的熱情，以及他想要從對象那裏喚起的熱情，倒是始終一致；一致地媚俗，一致的壞品味。我所不能理解的，是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的黃安，和我一樣接受過當年兩蔣政權的愛國教育，每天早上要對着「國旗」行禮，也和我一樣地唱過那首《國旗歌》，他怎麼會不明白那面旗幟的意義呢？

我還記得，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就要教導我們，國民黨黨旗「青天白日」乃「中國有史以來為民主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先生創製。後來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紀念革命先烈，特地在它外頭加上滿地血紅，好叫國民不忘「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無數烈士鮮血換回來的珍貴遺產，遂成「中華民國」國旗。此外，老師還會向我們解釋：「青天代表中華民族的光明磊落，白日代表我們大公無私的胸懷，那一片紅地正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博愛精神。三者加起來，又還象徵着國父念茲在茲的『自由』、『平等』與『博愛』」。於是枯燥沉悶的升旗典禮就被說成了極端重要的人格養成工具，意思是要讓我們這些孩子「別忘了自己身為中國人的意義，以後走出校門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些我那幾代台灣孩子都接受過的教育，難道黃安全忘了嗎？正正因為這面旗幟的核心是國民黨黨旗，整體而言又帶着一股揮之不去的大中國味道，所以它才會和「中華民國」國歌一起，成了台灣許多綠營朋友欲去之而後快的恥辱記號（那首歌一開頭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認為它們黨國不分，還要尾大不掉地拖着一個中國的幽靈。再講下去，恐怕台灣的朋友就要笑罵我是「老K」餘孽，香港人就要說我「大中華膠」，而大陸相識則要批判我的「民國情節」了。不，我一點也不喜歡當年受過的認同洗禮儀式，一點也不懷念那套封閉威權的黨國體制；我也沒忘記《飲食男女》可不是本讓我寫時事評論的雜誌。我只是無法遺忘我外公，和他那一代台灣外省人的故事，那些早已逝去並且終將被時代抹煞的故事。這故事，得從我小時候吃到的味道說起。

梁文道：沒有身份的人（地球很危險，你還是快點回火星吧之二）

【蘋果日報】他真的是條「變色龍」嗎？大衛．寶兒曾經不解地反問記者：「變色龍？我還以為牠們變色是為了融入環境呢」。所以他當然不是變色龍，因為他要的從來不是隱藏，蒙上一層保護色，好讓自己徹底消失在周遭的生態體系當中。恰恰相反，他突顯自己，猶如熱帶雨林裏頭最最耀目的禽鳥，羽毛上的光彩兀自燃燒於一片暗綠當中。所以，他難免成了個目標。今天他死了，按照這個世界對待死者的溫善習慣，幾乎沒有人不說他好話，但都有意無意地忘記了他所受過的批評與責難。

比如說他在裝束上的性別模糊，以及他的性取向，現在大家開明了，便都誇讚他的勇敢，並且說他還啟發了其他人的勇氣，讓「異類」不再害怕當個「異類」。然而當年，這一切可不是那麼地順理成章。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國「石牆事件」才過不到兩年，雖然活躍的同志們已經組成了跨國陣線，但性取向歧視仍然明目張膽，儼然社會主流。寶兒卻在七二年的一次訪問裏公開表示自己從來都是個同性戀者，而且早在他還沒把名字從Jones改成Bowie的時候就已經是了。說這番話當然是要勇氣的，但還比不上他在四年後的另一番表態。那一回，他說：「老實講，我其實是個雙性戀。這才是真相」。在「LGBT」四個字母早已聯成一氣，沒人覺得不妥的現在，我們大概很難理解當年某些同志圈子對他這個訪問的憤怒。其實直到不久之前，部份比較保守的同性戀者依然會瞧不起雙性戀，覺得他們人不人、鬼不鬼，不敢肯定和堅守自己的認同。於是大衛．寶兒被他們罵作「叛徒」，因為他出賣了他們的感情和他對真我的執着。

然後到了1983年，他再度背叛大家，居然告訴記者他當年犯了嚴重錯誤，謊報自己的性取向。現在，他又變成一個正兒八經的異性戀直佬了。有人說他妥協，向列根時代的文化保守主義繳械輸誠；而非主流性取向的圈子則痛斥他的無恥，罵他是個不誠實的小人。那麼他到底是直是攣還是Bi呢？這個在很多人眼中極端沉重的身份認同問題，在他那裏竟如更衣換裝般地輕鬆，說變就變。這前後三段表態要是加起來看，豈不正好顯示了他對世間一切身份執着的真正想法？1993年，大概是他最後一次公開談論這個課題，他說：「我是個躲在衣櫃裏的異性戀者」。還有比這句話更諷刺更機智又更尖銳的嗎？

彷彿性取向還不夠敏感似的。隨着1975年《Young Americans》的面世，他開始認同北美非裔文化，拿最初別人開Mick Jagger玩笑用的「橡膠靈魂」一詞（plastic soul，泛指試着唱黑人soul music的白人樂手），權充自己在美國亮相的新身份。他登上了老牌黑人音樂電視節目《Soul Train》，是少數上過這個節目的白人。他起用了結他手Carlos Alomar，和當時未成大名的新人Luther Vandross，放任他們為自己這張新作帶來非常funky的節奏及韻律。就像他所有其他作品一樣，他很懂得和每一個範疇中最優秀的人合作，知道怎樣從他們身上擷取精華，無論那是技術超凡的Stevie Ray Vaughan，還是先知先覺的Brian Eno。從早年和Pat Metheny的合作到最近《Blackstar》裏頭的Donny McCaslin，他不斷證明自己的眼光與品味，從他的選擇對象獲得他所缺乏的養份與才幹；然後再印上自己的標記，讓合作結果變成他的自我表達。《Young Americans》也是一張這樣的作品；有靈魂，但卻是橡膠做的「假貨」，不過，它假得可以亂真。

扮「黑」不到一年，寶兒一百八十度轉身，化作「The Thin White Duke」，一身三十年代柏林歌廳歌手的打扮，臉上還要塗抹一層白粉，似乎嫌自己還不夠白似的。今天重看，這種效果就像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音樂圈的那種常見化粧：好好的黑人臉孔上頭抹了一個大白臉，白人則反過來化成搞笑的黑人模樣，前者是要討好佔據主人位置的白色種族，「以猴」扮人；另一面則是人演猴戲，賣儍調侃；但兩者又都同時暗暗指出了膚色無非表皮的真相。這本是身份和表演研究上的大課題，非常敏感，非常複雜，集僵固種族意識與對它的顛覆消解於一身。至於「白人扮演白人」的寶兒，他果然不正確得很，他先是形容這個新身份是「沒有感情的雅利安超人」，蒼白的面容在舞台上擺出一副冷冰冰的表情；接着又大發厥詞，說什麼希特拉是「世界上第一個搖滾巨星」。不只如此，他還被人發現在倫敦駕車的時候對着路人俾出向「元首」致敬的納粹招牌手勢。這回他惹的麻煩可大了，真正觸碰到歐美社會的底線，結果被迫公開道歉。

有些評論至今仍然把他這個時期的表現視為其人生中污點，寶兒事後也老想把那些出位言行歸於自己服藥太多，神志不清。不過，要是我們拿出比「The Thin White Duke」晚了十來年出道的斯洛文尼亞樂隊「Laibach」相較，你就會發現寶兒那些小動作算不上什麼了。去年到過朝鮮演出的「Laibach」簡直是從頭到尾，貫徹始終的法西斯，打從一出道，就非常完整地把唱片封面、舞台設計、表演造型、音樂風格，以及歌詞文案包裹在一套誇張煽情法西斯美學之下。可是你曾見過有人罵他們鼓吹極端思想，說他們是新納粹份子嗎？即便真有，大抵也是少數。那是因為任何認真的論者都能看得出來，「Laibach」只是在「扮演」法西斯，而非真的信從這套恐怖主張。只要是扮演，就難免多了段批判的距離，添上了一層諧仿的鬧趣，能讓我們在視聽過程當中既被激起心底埋藏極權崇拜傾向，同時又不得不抽離，冷卻下來省思那股不知從何而來的激動。

是否也可以把「The Thin White Duke」也當作是寶兒另一次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扮演」呢？「沒有感情的雅利安超人」？拜托，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雅利安」這個字就已經是個忌諱了，就連古史學和語言學界都棄而不用，怎麼會有人認真把它當回事？何況這個「雅利安人」還是個「沒有感情」的「超人」，一聽就是扭曲了尼采哲學的納粹狂想。這句自我形容，難道就沒有人讀得出其中包含的戲謔？就算這位「The Thin White Duke」宣稱希特拉是搖滾巨星，也不能算是說錯。在舞台上打滾了那麼久，最懂得駕馭觀眾情緒的寶兒，大概也能體會得到昔年希特拉是怎樣去魅惑群眾，知道個人崇拜可以狂熱到什麼地步。在這個意義上講，當代的搖滾樂（尤其是Stadium rock），確實能與獨裁者的巫術相提並論。寶兒只不過是用了個誇張點的說法去表達他流行音樂的自省罷了。

最奇特的地方在於他這一時期的專輯《Station to Station》裏頭，居然還出現了指涉猶太卡巴拉哲學的歌詞，例如「Here are we, one magical movement from Kether to Malkuth」。「Kether」是卡巴拉「質點」（Sephirot）生命樹上的最高點，「Malkuth」則是這棵樹的末段，代表容納下降聖能的大地。一個法西斯超人唱頌着猶太神秘主義的符號，這位雅利安公爵豈非自我拆解？

性別、性取向、膚色、種族……，所有現代社會用以界定個體自我，用以區分群類的基本身份範疇，在大衛．寶兒那裏全都成了他構造角色的材料。而他的真身則在這一切危險事物之外，逍遙自在。

梁文道：雜食者的興起（雜食品味之一）

【飲食男女】幾乎每一個英國人都能不加思索地說出自己是哪一支足球隊的球迷，但你知道英女皇最喜歡的是哪支球隊嗎？不知道吧。那是因為她從來沒有公開表態。雖然過去一直有過各式各樣的傳聞，一時有當過她侍者的人說她支持韋斯咸支持了五十年，一時又有官方放風說她從來都是阿仙奴的fans（當然，如果是的話，我會很高興的），可那都是不確定，未經她本人證實的說法。為甚麼她不公開表態，據知是為了保持她的「中立」，符合她對許多事情有距離的一貫態度。

不過我懷疑，事實的真相可能是她從未真正愛上過任何一支足球隊。因為她生在王宮，該有王家的品味。王家的品味是甚麼？那自然是一切競技運動當中至高無上的馬球和馬術，所以我們才總是會看見她在這兩類賽事現場現身的新聞。就算那些賽事在傳統上就和王室相關，有她依例必須出席的儀式習慣，我們也還是可以追問，為甚麼英國王室沒有參觀足球比賽的習俗？

品味無處不在，和品味高下相搭配的階層意識也無處不在。由於英國向來（或者至少曾經）是階層意識最分明最細緻的國家，所以研究品味的社會學家也最喜歡以英國為例，說明品味和社會階層的關係。在各種運動當中，品味最低的或許是拳擊，充滿了勞工階級的血汗氣息。比它高一點的，就要輪到廣受大眾歡迎的足球了。再上一層，或許是連觀眾都斯文不少的板球和網球（你看，足球有所謂的『足球流氓』，可你聽說過『網球』或者『板球暴民』嗎？）。再往上數，就該輪到高爾夫球了，綠草如茵，球手白褲賽雪，高雅閒逸，不是有錢人都很難宣稱自己喜歡高爾夫。但高爾夫球還不算是最有貴族氣質的運動，賽馬才厲害，為甚麼在香港取得馬會會員的資格要比加入南華會困難許多？這就是英帝國留下來的傳統。不過，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馬術和馬球方是運動品味的顛峰，正好合乎女王的身份地位。

這樣的分層體系，除了極少數的馬術愛好者之外，恐怕沒有一種運動的fans會同意，我們都能找出無數的理由去辯解為甚麼自己喜歡的競賽種類才是世界上最動人心弦，最美麗深沉的運動，同時還要踩低其他類型的競爭者。問題在於不管你自己怎樣為體育活動的品味分層，一個相對客觀的社會現實就擺在那裏；不管你有多不服氣，最有權有勢的人就是能夠把自己的一套品味秩序強加在大眾頭上，形成一個看似自然的存在。

好比音樂，聽搖滾的會看不起流行音樂樂迷，聽地下搖滾的又要看不起主流搖滾，地底下說不定還有更加地下的前衞音樂，愛它的人會覺得地表上的都不算東西。如果要用一個最簡單粗暴、最抽象理論的框架來套，我們甚至可以在這上頭依序加上爵士、實驗爵士、交響樂、歌劇、室內樂……等各種自稱品味更高一級的音樂。

同樣的道理在飲食中一樣存在。近十幾二十年日本有股「B級美食」熱潮，流風所及，甚至台灣。但看名字就知道，這些狂熱發掘哪家拉麵店值得排隊的美食家自己清楚，他們喜歡的東西最多也只不過是「B級」，在此之上還有一些他們夠不上的傳說中的「A級」。

這都只是模型，例外一定存在。但過去二十年來，品味的穩固金字塔世界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已非「例如」二字可以說清，那便是「雜食者」（omnivore）的興起。現在真正懂音樂的人一定不會說自己只喜歡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一類的東西；相反地，他該饒有興味地表達他對上世紀三十年代藍調、峇里島甘美朗敲擊、廣東南音、巴哈清唱劇、布列茲序列音樂，以及David Bowie的看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過去站在頂層，幾乎無人挑戰的老牌美食殿堂，一一倒下，不再代表當然的好品味。

梁文道：神的化身（地球很危險，你還是快點回火星吧之一）

【蘋果日報】現在才知道，那次錯過就是遺憾了。2004年大衛．寶兒過港演唱，正好碰上當時工作上要緊的事，事後在報紙上見到黃耀明這句感嘆：「在舞台上面，他就是神」。既然是神，我應該還有見到他的機會吧？既然是神，他又怎麼會死？

很多人都說這個消息令人震驚。「令人震驚」，已是今日名人逝世之後，大家在媒體上表態常用的陳詞了。一個人總該是要死的，尤其上了年紀，病痛不免。反正得死，人死又有什麼好叫人震動驚訝的地方呢？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預料當中的事嗎？然而大衛．寶兒是不同的，我真是意外，彷彿意識深處總覺得這個人好像是不會死的。為什麼？一時間我也說不上來，大概是因為他也會如常人一般老死這事似乎不可想像。

我們都曉得地球終將變得不宜生命存活，這個世界遲早完蛋；但我們總是過得好像它沒有盡頭似的，甚至不知地殼仍會移動，加州遲早要從美洲大陸漂移出海。我們也都曉得人類歷史上沒有永恒的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但是齊澤克在看了那麼多描繪毀滅的科幻片之後，卻提醒我們，「看來，大地想像資本主義的滅亡，要比想像世界末日還難」。我們還知道，中國幾千年來見過多少王朝起伏，政體更迭，從來沒有真正的千秋萬歲；然而想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終結，就算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絕對不正確的。想像大衛．寶兒之死的不可能，則徹徹底底是另一回事，與眼前現實對我們想像力的綑綁無關。恰恰相反，他是在我們暫時擺脫現實之後，被想像為不死之物的存在。

由於想像不出大衛．寶兒會死，所以大概也沒人能夠想像他的死訊會在全球（至少是在他的音樂和形象所及，並且長久浸潤的所在）引起這麼大的反應，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段和他相關的故事，每一個地方也都能找到自己和他的聯繫。

Iggy Pop固然是被他從困境中拯救出來的，「Placebo」固然是他首先發掘。可我從不知道麥當娜受過他那麼大的啟發，也不知道Nina Simone在她最潦倒的時候得過他的安慰和幫助。現在，這類慷慨的故事忽然多得數不完。

美國的黑人圈子感念他，敢在1983年的「MTV」專訪中挑戰那家當紅電視台的播放政策，問他們為什麼只願放送白人為主的音樂錄像，棄眾多黑人佳作不顧，結果逼得主持人說出「黑人臉孔可能會嚇死美國中西部地區的觀眾」這種話。如今「MTV」回應這個挑戰的辦法是乾脆什麼人的音樂都不放了，只播垃圾級別的真人秀。澳洲的原住民團體追悼他，因為他在1983年《Let's Dance》的音樂錄像裏頭刻意處理當地歧視原住民的問題，還在訪談當中拿澳洲的族群狀況和南非相比。動物權益的非政府組織發動集會，要在日本駐美大使館前合唱《Heros》來向他致敬，因為他用幾乎免費的價錢把這首歌的版權交給Louie Psihoyos當主題曲，好讓他能用極低的成本拍出《海豚灣》。

但日本是愛他的，有個樂迷甚至傷心到試圖自殺。因為一直有傳言說他曾在日本長住過一段時間；說他常去京都，每回都和喬布斯一樣入宿「俵屋」旅館；說他喜歡歌舞伎，不只學習它的妝容，還迷上了這種表演方式的身體控制。墨西哥人紛紛在臉書上貼出寶兒在他們國民畫家Diego Rivera的作品前的留影，因為他公開批評過美國把墨西哥當成後院，覺得拉丁美洲比較低下的心態。有些柏林市民在得知寶兒死訊的當晚就跑去他故居樓下點燭，那是他譜寫畢生傑作「柏林三部曲」的地方。《Heros》就是那批作品中最廣為人知的名曲，是一闋情侶在圍牆邊上親吻的故事，就算子彈在我們頭上飛過，「我們可以變成英雄，哪怕只是一天」。柏林圍牆倒下的前兩年，他回來演唱，地點便在牆的這一側。唱到這首歌的時候，他向對面偷聽的青年說了一段話，然後樂聲方起，那頭就有成百上千的年輕人湧出街頭。難怪德國外交部要在推特賬號上公開鳴謝他「有份出力拉倒圍牆」這麼誇張。

當然還有我們香港。其實早在1983年他首次在港舉辦演唱會之前，他就來過這座城市了。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了，他和好友John Lennon結伴到此旅遊，兩人試圖找一個能夠吃得到猴腦的地方（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可是他們只能失望地喝到蛇血。然後Lennon還從街上帶回來一個皮蛋，宣稱那是「用馬尿煮過的」，將它硬塞進寶兒的嘴裏。這種場面要不是當事人自己親口說出來，我們想像不到。兩次演唱會中間，則有《西藏七年》這部大陸禁片的主題曲，林夕替它填上中文歌詞，黃耀明錄成導唱，寶兒就此學會了普通話版本的《剎那天地》，權作1997他送給香港的禮物。裏頭最能印入腦海，當是這句「我祝福你，天地不過一剎那」……。說起來，黃安和陳淨心是不是該聯手舉報，好叫大陸一併禁掉寶兒？

神是禁不住的，能夠在情感上和他產生聯結的名字算之不盡。時裝精會記住他當年那身山本寬齋怎樣掀起了一股東洋革命，以及他穿着Thom Browne的最後留影。科幻狂猶在津津樂道《2001: A Space Odyssey》怎樣催生出《Space Oddity》，Ursula Le Guin的《黑暗左手》又如何成了雌雄同體Ziggy Stardust的靈感來源。影迷或許會為他的演技搖頭，但沒有一個能夠忘懷他在《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和坂本龍一那禁色一吻。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戴安娜王妃之後最能在全球媒體發酵的死亡事件又是怎麼形成的？和當年大部份人懷念戴妃都是為了類似的理由不同，今天這麼多人追憶大衛．寶兒，竟都出自不一樣的緣故，彷彿他不是同一個人，而是好幾十甚至好幾百個不同的化身；問題是，誰的化身？莫非他真像人們所說的，是條莽鬱密林中的變色龍。

梁文道：有錢有品味（「好品味」的新定義之二）

【飲食男女】問題並不在於「Gaddis」和「鏞記」這類老名牌不行了，只是飲食世界的品味已經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之間發生了安靜但又巨大的變革，猶如地質上的緩慢作用，驟眼看去似乎沒有甚麼動靜，只有長時段的眼光才能發現那不可挽回的地動山移。且以瞧不上「鏞記」這一眾香港資深貴婦的米牌指南的老家為例，在法國，不也一樣有許多名流老店漸漸被它貶視摘星，逐漸失去了它們原有的光環？

黎智英最欣賞的巴黎餐館「Le Grand Vëfour」多架勢呀，兩百多年前在那裏用餐的客人包括拿破崙和約瑟芬。裏頭幾乎每張桌子都有來歷，一不小心就可能坐上了當年雨果常坐的位子。水晶燈，銅雕像璀璨輝煌，宛然一副法國頂級美食殿堂的典型形象。現在呢？幾年雖一直只能守住兩星，保位也沒有太大難度。

外觀和環境沒有那麼嚇人，氣氛竟然有些類似香港「Amigo」，而烹調上謹守傳統，比「Le Grand Vëfour」還要老派的「Le Relais Louis XIII」更慘，去年乾脆從兩星降至一星，外間幾無反應，水波不驚。

要知道米芝蓮自己就是個老朽的象徵，一直被人詬病它守舊過時，跟不上最新的潮流。可近來就連它也開始懂得嫌人老套了，知道烹飪技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更曉得高眉華貴不算是品味。

沒錯，重點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好品味。曾經，經典法國菜在全世界都被認為是最高品味，一家法國之外的五星級酒店要是沒有一家侍應戴上白手套的「法蘭西大菜館」，簡直就不入流。情況好比香港的老牌高尚粵菜館，裝潢最好有從前「新同樂」的土豪金，魚翅和鮑魚則必須料理得十分到家。這類館子高踞食界品味金字塔的頂端，門檻自然也得高到足以讓一般人搭上梯子都爬不進去的地步。從前他們開門做生意，瞧不起生客或者沒有背景的家伙，算是順理成章。換句話說，吃喝的品味是看得出來，也感覺得到的，外觀愈是高級，坐下來愈有儀式般的壓迫感，那個地方就一定愈好。再直白地講，那就是愈貴便愈有品味。所以就像從前我曾在此介紹過的法國社會學宗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文化場域裏的「資本」和經濟場域的「資本」可以互換，有錢人要比一般人更容易積累文化上的資本，在品味的戰場上耀武揚威。

許多研究飲食文化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觀察過這種現象，指出品味和財富之間的關係，以及飲食品味當中的階層秩序。那曾經是種非常穩定的秩序，一間街頭日本料理小店必然比不上銀座「久兵衞」，而在「久兵衞」地下吃午餐則又一定不及上樓晚餐，誰都曉得這裏頭的分別既是錢包豐厚程度之高下，也是吃喝良劣與否的差異。此所以「飲食達人」這類物種在過去一定輪不到我等庶民混入，會不會吃似乎是個實實在在的金錢問題。當然，布爾迪厄也曾說過大家不會就此放過品味上的寸土之爭，一定總有些人瞧不上門高馬大的宮殿級法國老店，硬要稱美小酒館的隨意自在和創意。那是不同階層的人在文化領域上的戰爭，各自搬出一套評價標準，各自建立一種品味追求，你按你的標準排斥我，我用我的追求鄙視你。只不過，在這不斷進退來回的戰場上，多半有人最惡最大聲，能夠搶到臨時的「話語權」，在大家頭上架下一套人人被迫遵從的共識。「鏞記」燒鵝最掂，「福臨門」當飯堂最巴閉，這或許就是曾經主宰香港飲食品味領域的共識。

梁文道：秩序的正常與異常（還沒有名字的學問之四）

【蘋果日報】「已經康復的精神病患」，直到今日，在一般大眾的想像之中，這個說法定然是矛盾的。所以每當遇到一名剛從病院出來，或者曾經接受過心理治療的人，我們常常會感到一絲絲的不自在。因為我們總以為患上精神疾病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幾近着魅的狀態，不知由何而起，亦不知何時告終，以至於根本談不上是否有所謂的「康復」。這種不自在，源自於精神病患動搖了我們對於日常生活的感受基礎；什麼叫做「異常」？什麼又叫做「正常」？誰能確證其中邊界何在？誰可確證曾經跨過那條線的人能夠自此安然歸來，不復逾越？不復聽從那一頭的回聲呼喚？

所以，當阿比．瓦堡在1924年回到漢堡的時候，他的家人和助手大概也很難免除類似的焦慮。他從來就是一個易怒的人，時常沒來由地為了一點小事爆發，到得後來，越演越烈，甚至發展出種種匪夷所思的陰謀論。現在，他證明了自己的康復，重新回歸家人的環繞。然而，就在大家眼下，他為了庭園中一株新植的樹木發作，好在他的妻子瑪麗適時調開了他的注意力，不必在全體家族成員面前尷尬。接下來更大的麻煩是那座圖書館。他不在的這幾年，這座圖書館的名譽與藏書量皆成比例地增長，新聘了幾個他不認識過的助理。那些人全是他最親密的助手Fritz Saxl招回來的，儘管他們沒人見過瓦堡，但都崇敬他，視之為傳說中的不世出奇才，主要是靠了Fritz Saxl的講述。Fritz Saxl後來在學術上的建樹不多，他一輩子幹的事就是維護瓦堡，替他營運一座日後將在史上留名的研究所，在納粹的威脅之下將整個機構和它的所有藏書搬到倫敦，然後在那裏主持工作、指導學生，將瓦堡那不可歸類無以名字的學問方法傳遞下去，弘揚光大。他是一個犧牲了個人功業，全心侍奉老師的弟子；沒有他，我們今天可能就不會知道瓦堡。但瓦堡一回來看到他的圖書館就生氣了，因為Fritz Saxl竟然挪動了書籍擺放的秩序；那怕他是為了大家方便，想用一個更合常理的原則去整理那些藏書。要是忠實秉照瓦堡原意，那座使人暈眩的圖書館就算不會讓人懷疑它是精神失常者的惡作劇，也至少會教人感到一時的失序與錯亂。

在意大利學者Francesca Cernia Slovin的得獎著作《Obsessed by Art: Aby Warburg: His Life and His Legacy》裏頭，有這麼一段描述：「多年以來，他相信Saxl正在毀滅他的工作，變更他那聞名圖書館的秩序，最重要的，是趁着來病院探訪的時候偷偷帶出他的筆記去出版。多年以來，他相信他所受的這一切，留在病院，實際上皆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他開始懷疑所有人，甚至包括他的家人。（妻子）瑪麗為何會接受這些安排？（弟弟）麥斯為什麼不站在他這邊」？

「Bellevue Sanatorium」這家開在瑞士的精神療養院可不平常，在賓斯萬格（Binswanger）一家三代人的經營之下，它是全歐洲最顯赫的心理疾病機構，曾經接待過尼采，治過精神分析史上首例個案Anna O，以及眾多富商、政要、作家和藝術家。就在瓦堡住院的時候，一代芭蕾巨星尼金斯基還做過他的病友（雖然後來他被宣佈為『不可療癒』）。真可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更別提它所座落的環境水秀山青，它的食堂可以媲美大城市的名店，它的閱覽室很有品味，它的空間氛圍安靜怡人。難怪有些離開了的人會時不時想回來再療養一下，把它當成一個有知識有教養的文明人的度假休閒聖地。

當然，彼時它最大的吸引力來自於主診醫生路維．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存在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之一，當過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學生，又受到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的影響，將現象學中的「此在（dasein）分析」匯入精神治療，寫下許多極其重要的論文，傅柯最早的作品之一就是翻譯並長篇導讀其《夢與存在》。不過，就像傅柯所說的：「如果認為賓斯萬格的分析是把有關存在的哲學概念與方法『應用於』臨床經驗的『素材』，可謂謬之極矣。對他來說，分析的要害在於復歸具體的個人，揭示存在的種種形式和條件得以關聯的場所」。是的，他首先是個醫生，然後才是思想家。他關注每一個病人，不帶理論預設地聆聽他們對於自己症狀的解讀。他知善、冷靜、充滿自信、善於聆聽。所以瓦堡喜歡和他說話，更何況他博學多聞，對什麼都感興趣。他更同意瓦堡的建議，讓瓦堡在院中對着全體病友和工作人員做一次學術演講，好證明他已完全康復。瓦堡的主題是「北美『胡皮人』（Hopi）的蝮蛇儀式」，關係到了一個文化如何組織自己的世界觀的問題。

賓斯萬格醫生應該喜歡這個建議，在他看來，精神疾病的本質無非是「世界的再造」，是「『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之基礎結構的調整」，患者總是會挪動了他們對於時間、空間、身體感官，以及社會關係的生活經驗。最粗糙地講，患病和治療都是一種秩序的調整。

畢竟是個經過診治的精神病人，瓦堡知道自己的毛病，知道這座圖書館其實已經不只是他的了。那怎麼辦？如何解決既想將之公開，但又不願見它扭曲變形的這種矛盾心理呢？他的辦法就是走回老路，重新排過所有書籍的順序。這是他的老習慣了，早在剛剛開始組構藏書的時候，他就喜歡不斷整理它們的位置。每一趟重整，都反映了他當時的研究興趣和課題範圍，他似乎有種能把觀念和理論空間化的能力，總是會按着處理問題方式的更易，將書籍擺佈成不同的構圖。

Fritz Saxl和其他助手的苦惱正常不過。假如一間開放給公眾的圖書館老是改變書本的位置，今天這本書還在這裏，下回它又被送到另一個架子上去，恍如一座不斷移動圍牆與邊界的迷宮，那還算得上是一座可用的圖書館嗎？然而，阿比．瓦堡並不胡來，他有一條原則，叫做「好鄰居規則」，意思是每一本書都像一個人似的，總是願意和最能與他和睦相處的鄰人為伴。那書又要怎麼樣找到它最好的鄰居呢？答案是把每一本書看成一個問題，放在它旁邊的書則是它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衍伸。比如說尼采的著作，最該住在它隔壁的，或許不是姓氏同樣由字母「N」開首的哲學家，甚至不是曾經啟發過他的叔本華，而是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因為在瓦堡的觀念裏頭，他倆都是真正看到古典世界非理性衝動一面的天才，他倆的書恰好彼此光照，映射出一方明亮。

所以這還真是他的，是阿比．瓦堡一個人的圖書館。當他老朽，當他死去，再也沒有誰會隨意挪動全館秩序，這座圖場館就是一個古代生物的化石了。好聽點說，它是一份大思想家的遺產，一件不再生機勃然地不停變化的裝置藝術。它是一個人的大腦標本，被迫公開，讓後來者加瓦添磚，在裏頭走動或者默坐，要比他同代猶太人愛因斯坦的大腦更加透明，更加坦露透徹地任人檢索。

梁文道：老去的貴婦（「好品味」的新定義之一）

【飲食男女】二○一五年已經過去了。回看過去那一年，關於餐飲的眾多文字裏頭，葉朗程先生對半島酒店法國餐廳「Gaddis」的批評，大概算是比較有迴響的一篇。倒不是因為我們全部香港人都幫襯過那間名店，於是在葉先生的意見裏找到共鳴。恰恰相反，那是間絕大多數人都不曾光顧，但又頗有些人至少耳聞過的老牌高檔名店。

我們可能聽說過它的悠久歷史，聽說它冠蓋雲集，聽說過它曾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法國餐廳」，聽過不少名人美食家對它的稱讚；還聽說它是少數至今依然堅守服裝規定的老派食肆，男士不得腳踏運動鞋，不得不穿西裝外套。正因為它就和半島酒店自身的形象一樣，壯麗威嚴，對無數庶民而言，彷彿它大門口的綠色勞斯萊斯車陣是塊告示，上頭用隱形墨水寫着「內有惡犬，閒人免進」；所以我們看了葉先生的文字之後才會特別爽。甚麼？原來種種傳說中為了維護老派優雅氣氛的規定，真的只限我等平民？原來，只要「大劉」帶隊，唔好話波鞋 T恤，幾個嘩鬼一樣入得，仲要坐正中間大枱，慌死你見佢唔到。原來，它真的和大眾想像的一樣snobbish。這，恐怕正是葉先生那篇文字廣受議論的潛在原因。

這又讓我聯想到去年還有一事，似乎並非無關，那便是「鏞記」爭產官司的終局。「鏞記」比起「Gaddis」，當然親民得多，至少它有外賣飯盒。可是在大家剝着花生看戲的時候，會不會又有點看一切名門內訌爭奪祖產時的那種詭奇快意呢？因為「鏞記」就算再可親，也畢竟不是美心，它的出品是講等級的；大家都知道，你在地下堂食與你上四樓雅座，那是廉航經濟艙和Ethihad頭等套房的分別。於是「鏞記」便和「陸羽」、「福臨門」，以及曾經的「新同樂」等「名人飯堂」一樣，成了本港中菜當中的「Gaddis」，一樣有名，一樣有名地Snobbish，見低不至於踩，但見高一定會拜。於是它一出事，大家就當睇戲，睇佢仲會爆出幾多衰嘢。

你可以說這是憎人富貴，心理扭曲，去不起「Gaddis」和上不了「鏞記」四樓，所以就願見到它們被人糟質。但比較悲慘的是另一面。今天自命識飲識食的新一代網絡食家，似乎也不賣它們的賬，甚至開始覺得它們irrelevant。追新逐浪，自然輪不到這些老字號；要說想吃本地最好的法國菜和粵菜，可能它們也未必會出現在大夥心中立刻浮出的十大名單之內。

就拿一到香港，就立刻成為新一代foodies寵兒的米牌指南來說好了。「鏞記」在裏頭星都唔星，而且它以燒鵝成名，偏偏卻讓從大埔殺入中環做街坊的「一樂」扒頭，這叫人情何以堪？更難受的大概是「Gaddis」，米牌指南你可以說它是法國口味，唔識欣賞中菜博大精深唔出奇，那人家評法國菜總行了吧。可惜，從前在本港無可置疑當法國菜老大的「Gaddis」，竟然從來不曾得過那怕一顆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我也說過N次了，米牌星星不可盡信，說不定這兩大本港餐飲元老就是和它八字唔啱。可是我卻懷疑這背後會不會還有一股新的潮流湧動，所有的昔日貴婦，都正面對挑戰。並不是它們退步了；也許它們一直還在做着自己擅長的事，並且做得還是和從前一樣地好。只是有些東西不一樣了。

梁文道：那座圖書館，「是我的」（還沒有名字的學問之三）

【蘋果日報】英國政府缺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所以節約開支，收縮高等教育投資（尤其是在和『創新科技』與『產學結合』關係不大的人文研究領域上頭），也就算不上是什麼新聞。所以這幾年我們不會碰見那麼多號稱從英國名校碩士班畢業，但言行涵養皆十分可疑的古怪留學生。儘管如此，過去兩年還是出了一件事，不只擾動了大西洋兩岸的傳統傳媒，還在網上掀起一陣陣聯署聲名的言文討伐，矛頭直指「短視功利」的倫敦大學當局。這件事，就是「瓦堡圖書館」的存廢問題。

就像我之前提過的，「瓦堡圖書館」是個怪胎，收藏了許多人家沒有的絕版期刊和罕見孤本，更別有一套世上獨一無二的書籍整理系統，在中古敍利亞大思想家法拉比（Al Farabi）的《石環論》邊上，可以很神奇地擺上一部《米特拉（Mithras）之謎》，哲學正典與占星手冊並列，聖經註釋夾雜着巫法符號。難怪《紐約客》的知名作者Adam Gopnik會在他報道這件學界風波的文章裏頭這麼說：「丹布朗的英雄羅伯特．蘭登（《達文西密碼》的主角），被設定成哈佛大學的「符號學」教授。其實哈佛根本沒有這個學科；但萬一它有，而蘭登教授又想在和那個神秘的法國女郎做愛，以及躲避『主業會』殺手追擊的空檔之中做點研究的話。這座圖書館就是他會去的地方」。

「瓦堡圖書館」的創始人阿比．瓦堡不需向大學討錢，不必看孤寒校方的臉色；相反地，當初他把這些私人藏書連帶整座建築開放給漢堡大學的時候，大學和漢堡市政府簡直是如獲至寶，連歡迎都來不及。因為瓦堡一家有的是錢。這家人最早在威尼斯放貸，近乎莎翁筆下的威尼斯商人，後來到了德國，建立起一個深遠龐大的銀行帝國。阿比．瓦堡的弟弟保羅，是美國聯儲局之父。他的姪子埃利克，開創了「美國的華平投資集團」（Warburg Pincus）。他的另一個姪子西蒙德，則有「S.G.Warburg& Co.」（後被併入U.B.S.）。今天仍然活躍的私人銀行「M.M.Warburg.Co.」，乃是這家人的老根據地（順帶一提，阿比的弟弟菲力士還在二十多歲的時候，與時年七十的克拉拉．舒曼鬧過緋聞。這個克拉拉究竟是有多迷人呀）。所以阿比．瓦堡才開始放開手腳買書，丟下家族生意不管，一頭埋進他那個當年沒有太多人理解的研究當中。用今天大陸流行的網絡語言，這叫做「有錢，任性」，是富二代特別容易染上的傳染病。只不過華人豪門二代任性的結果通常是上了娛樂版；他們猶太老錢的富二代一任性，卻成就出一片知識江山。

「瓦堡圖書館」這幾年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任性不下去了，原來的家族資金隨時日遠去，新一代的大學管理人卻像財務總管，天天替它算賬。當年為了逃避納粹，這座聲名日隆的圖書館和它附帶的研究所渡海去了倫敦，倫敦大學伸出雙手全心擁抱，替它張羅新址，將之納入旗下；但又透過一紙協議，保證它的獨立。幾十年後的現在，倫敦大學後悔了，覺得這個研究所成天到晚死抱着它自創建以來的文藝復興研究不放，覺得它的圖書館無法無天，很難被今天通行的國際標準系統吸納。幾年以前，校方開始和它打官司，想要翻案重檢當年的信託條款，正式收編「瓦堡研究所」和它的圖書館。

這個舉動立刻惹來「瓦堡舊生會」（也就是曾經受惠於這個研究所及其藏書的學者）的抨擊。例如著名的美國史學家，普林斯頓教授Anthony Grafton，他在《紐約書評》上頭發出的檄文如是說：「瓦堡藏書將會成為問題重重的倫大圖書館的一部份——一個非常願意出售有價值的收藏系統。一個歐洲文化的中心及西方傳統的寶庫，逃過了希特勒，挺過了閃電戰下的空襲，最後卻要毀在英國一幫會計佬（bean counter）手上」。圈內人之外，《衞報》也在社論把這場風波形容成「當一個城市被人圍攻的時候，動物園裏的動物就顯得沒那麼漂亮和珍稀了，於是變成尷尬的救急肉扒」。它還建議，要是倫大無法繼續當初的信諾，就該把整個瓦堡還給德國。而德國和瑞士那邊，瓦堡家族的後人也在抗議，認為倫大背信棄義。他們不是沒有能力全資收回祖上這份遺產，但就是不忿對手不尊重戰時草訂的契約。甚至早已重建好瓦堡舊館址的漢堡大學，據說也願意在必要時出手相助。在輿論和法律上來往幾個回合之後，終於等到去年法庭頒下判決，雙方達成協議，各稱得勝。瓦堡保住了自主，但也換上了一個宣稱要領導他們「與時俱進」的新旗手。

在迅速套上流行框架，譴責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的校方迫害學術自主之前，應該重新看看瓦堡圖書館是個什麼樣的所在。雖然它的藏書量已經從當初的三萬多本增加至現在的三十五萬冊，在阿比．瓦堡的原始基礎上又添進了宮布里希甚至美食作家Elizabeth David等人的藏品，但這座圖書館的秩序依舊遵循了阿比的思路，將所有書刊分作圖像、字詞、定向和行為等四大類。換句話說，它始終是一個人的神秘世界。

對阿比．瓦堡而言，這座圖書館的分類結構就是他的研究方法；其中所有書刊圖畫加起來，便是他的全部思想。他不喜歡寫作，沒有太多結構謹嚴的已出版論著，因為他覺得讀書要比寫書有趣得多。但這絕不意味着他沒有自己的觀點，缺乏想像力；相反地，他的想像力至今仍是啟發無數學人的不斷源泉。只不過我們必須走進他的大腦、他的圖書館，一冊冊地摸着那些以具體物理形式呈現的記號，逐步勾勒出他在現代學科門限逐漸成形固定的那個年代中所開出的世界縫隙。且再以本雅明類比，如果說本雅明一生最大的夢想就是「寫」一本完全由摘引的句子所組成的書，那麼阿比．瓦堡的願望大概就是一套完全由他人著作所構成的「思想系統」了。

在他進入精神病院療養的那幾年，他的忠誠門徒人Fritz Saxl勤奮而精明地推進了乃師願望，將他的私家收藏成功轉型成一個聚會學人，開發新知的研究圖書館。Fritz Saxl甚至還變動了那批書籍的排列方式，替每一本書標上了更合常理也更易檢索的顏色辨識系統。不過，等到瓦堡回來之後，看着他這個人員增加不少，新書添置更多的書房，卻忍不住又犯了暴躁易怒的老毛病，大發雷霆。他說：「那都是我的！是我私人的東西」！

梁文道：世上最慢的餐廳

【飲食男女】我們都曉得「慢食」的「慢」不能照字面理解，所謂「慢食」，重點並不在於你吃得有多慢，更不在餐館上菜服務的速度很慢。可是我最近發現日本大阪的北加貨地區開了一家餐廳，居然是名副其實地慢，從客人坐下來點菜，到他點的菜上桌，這中間足足得花五、六個禮拜，難怪它標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慢的餐廳」。

這還是一家「pop-up」素食餐廳，整間館子只供應一頓飯，不多不少，賣完就算。加上慢食，可謂集當今飲食界兩大潮流於一身，十分玩嘢。它的正式名字叫做「Realtime Food」（實時食物），意思是它的食物全是即叫即做，你點好了菜之後，餐廳才開始在它自家設的園圃裏頭栽種你要的蔬菜（自設農田，另一項潮流玩意），一個多月之後，東西差不多可以採摘了，它再叫你回來吃飯。

我心腸不好，一開始還以為它要不是太過誇張的噱頭，把所謂的「日本式執着」推到極致；就是故意開今天流行玩意的玩笑，存心嘲諷。上網查了一下之後才發現，原來他們是認真的。這家店的搞手是美國人Patrick M.Lydon和韓國人Suhee Kang，一對長年關注食品和環境問題的藝術家拍檔，他們多年來走訪各處田野農村，熱心推動「自然農法」創始人福岡正信的主張，拍過一部介紹自然農法運動的紀錄片《The Final Straw》，可說是貨真價實的慢食信徒。這家「Realtime Food」則是他們的最新作品，一場行為藝術色彩濃厚的社會實驗。

如果客人把它當做尋常食肆，純粹消費，那也不是不可以，一個人只要付出七百日圓就夠了。菜單沒有多少選擇，基本上是套餐。叫完菜之後，他們會給大家送上果茶，然後就是演講時段了。他們和其他參與這場活動的人會向來客解釋他們的想法，說明在這個大規模食品產業橫掃全球，市場經濟統一天下的時代，自然、土地和社群的意義。其實這家餐廳就是一個社群為本的試驗，在市區中間這一小塊沒人使用的空地上，開闢出一方小小田圃，邀請街坊每日有空過來種植整理，一方面可以重新在石屎森林中找回一點接近土壤的呼吸機會，另一方面則是鄰里交誼的公共客廳。所以他們鼓勵客人最好不要給錢，他們希望大家給出時間，或者參加接下來那幾個星期的工作坊，或者天天回到這裏照看自己將要吃進肚裏的植物。

其中一個工作坊的主題是認識土壤，參與者會被引導發現足下這塊土地原來是個生機盎然的小世界，除了礦物沙石，裏頭還有數不清的草籽、真菌、小蟲，以及各種各樣的小昆蟲小生物。土地本身就像活物一樣，只是平常大家都不在乎。不只如此，表面看起來很單調的土壤，仔細一瞧，卻也五彩繽紛。Patrick M. Lydon和Suhee Kang會教大家以土壤為材，自己動手提出許多不同的顏料，然後繪出一幅幅美術勞作般的圖畫。這些畫作最後會懸掛在餐廳的牆上展示，正好用來裝飾。

除了本地街坊和一些慕名而至的遠方客人參加的這些工作坊外，也還真有附近居民天天報到工作，例如隔壁家的小男孩Kenji。Kenji最喜歡挖洞，也只喜歡挖洞，所以他們盡量在這小小田地上尋找機會，讓Kenji可以拿着他的小鏟子挖個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