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說給成年人聽的鬼故事（還沒有名字的學問之二）

【蘋果日報】尾指和無名指向掌心內屈，與拇指的指頭輕輕接觸，食指伸直向天，中指則微微下彎，貼在食指旁邊，便是著名的「舊信徒」（Old Believers）十字聖號手勢了。對西方繪畫史稍有印象的，當能記得這個手勢，因為圖畫裏的主教、聖人和耶穌在向人宣道及祝福信眾的時候，總是會用右手比出這樣的動作。十字聖號還有許多變形，例如，有時中指和食指會貼在一起朝外下彎。但不論它怎麼改變，各個時期各個宗派又對這些變形各自做了什麼很特殊的解釋，外人還是一眼就能認出，那都是基督徒的標誌。於是可以想像，在二十多三十年前，當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手勢其實源自羅馬「異教徒」的時候，我有多麼吃驚了。當年我還是個算得上虔誠的天主教徒，以為我們一切唱誦儀禮皆有神聖來源，有它自己的特殊本質，真沒想到這個最最基本的，唸經劃十字時的動作居然曾是羅馬貴族階層的祝福下人的姿勢。還記得那時看到的解釋說這是早年仍然十分地下的基督徒的精心策略，故意挪用帝國上層社會的姿態動作，好借來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如果真是這樣，這個手勢還算得上神聖嗎？或許我們可以說，儘管它的起源與教義無關，但它早已被基督徒廣泛「徵用」，久而久之，內化成了基督信仰的一部份，並且重新賦與它各式各樣的意義（比如說在拇指、食指和中指湊成一點的版本裏頭，這三根手指分別代表了聖父、聖子和聖神，三指集中一點自然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的意思），反而它那異教源頭早被遺忘，所以也用不着計較了。沒錯，可是這個動作到底還是留了下來，和它連在一起的祝福用意也始終存留，至今不衰，我們能不能說這是遠古文化的遺骸，是記憶對抗時間淘洗的無聲抵抗呢？

再說下去，我們就會進入「圖像學」（Iconography）的世界，這個藝術史中最豐富最繁瑣的獨特領域了。宮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藝術的故事》是全球最暢銷的藝術入門書，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則是開創現代圖像學的一代宗師，阿比．瓦堡這兩位弟子穩穩地樹立了從老師那裏開始的工作，把這門解讀視覺圖像意義的學問變成了任何藝術乃至於文化史學生的必修課目。自此之後，學者們看圖畫的方式變了，面對達文西《最後晚餐》，不只看它形式上的精緻，還要追索其中任何一個細節的來由，甚至問一些表面看來似乎不必去問的問題（比如耶穌這個故事主角為什麼要被安置在構圖中央）。若用最貼近大眾日常經驗的語言形容，圖像學關心的問題就是「這幅畫到底在講什麼？」阿比．瓦堡正是我們今天解決這類問題的入口掌鑰。

所謂「瓦堡學派」可以是個很寬廣的概念家族，有些人會把所有去過瓦堡研究所和圖書館做研究，受過瓦堡方法一點影響的人都歸在這個名號的旗下。要是這麼講的話，那麼從今天當紅的左派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直到「微觀史學」先驅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也都能勉強算是瓦堡的後人了，寬泛得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可要是嚴謹點分析，只將完全忠實於瓦堡方式的學者納進「瓦堡學派」當中，那麼不只潘諾夫斯基不能算是瓦堡的真正傳人，便連當過瓦堡研究所所長的宮布里希的資格也顯得十分可疑。為什麼？那是因為沒有人能真正說得清楚阿比．瓦堡的思想到底是什麼東西。別看他當年名氣那麼大，影響那麼廣，從德國漢堡到英國倫敦，留下的藏書（以及藏書方式）惠及二十世紀幾代學人；也別管他過去十幾年再度走紅，有那麼多新潮學者探討他的遺產，以他的名義召開論壇會議；其實他根本沒有留下多少已出版的著作來讓人研究。

他留下了什麼？首先是一大堆手稿、筆記和資料卡。這堆東西上頭的字跡不算太難看，但許多字的字母沒有拼全；一個字與另一個字往往連在一塊，甚至句子和句子之間，一個段落和下一個段落間也都分不清楚。如果有人可以成功斷句，他會發現那些句子和段落加起來也是讓人費解的，更像是一個很有學問的精神病患的夢囈，在一些讓人驚嘆的歷史考證之後，會忽然插入一段毫不相干的資料補充，以及大量表達出寫作者焦慮情緒和感情衝動的語句。這也難怪，因為這堆文稿確有幾年是他在精神病院療養時的手筆。

然後是他晚年最後的「作品」，一個叫做《墨湼摩緒》（Mnemosyne，希臘神話中的記憶女神，九位繆斯的母親）的研究計劃。這件未完成作品的主體是四十張釘在大木板上的黑色麻布，上面釘滿了數千張圖片，包括他深愛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的作品，占星術的象徵符號，航運公司的廣告，以及教宗庇護十一世和墨索里尼見面的照片。五花八門的視覺圖像旁邊，還有一張貼着另一張的圖片說明及感想。其內容之龐雜及組織邏輯的奇詭，在近代著名思想家當中，唯有本雅明的《拱廊》計劃堪比，難怪本雅明會這麼欣賞瓦堡，大概是將心比心，英雄所見略同。只不過瓦堡比本雅明還要神秘兮兮，他形容自己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是「一個講給真正成年人聽的鬼故事」。

當然，瓦堡留給後人的最重要的財富是他的圖書館，那個令人迷路，非常「波赫士」的著名圖書館。和後來許多人傳聞的不同（例如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便在他的《深夜裏的圖書館》裏頭片面強調，他這批藏書的『被迫』公開是瓦堡精神病發作的主要原因），瓦堡本來就很想把他的藏書開放給學者使用，他認為那將是同行面對人文科學重大問題時的嶄新工具，是他「看得見、摸得着」的思想體現。從圖書館的獨特空間設計與書籍排列方式，大家可以從一本書到一本書地實質感受占星學怎樣開啟了天文學，煉金術如何催生了現代化學，魔法的邏輯又是怎麼造就出後來的數學。換句話說，這個圖書館就是瓦堡思想，是他研究人文與圖像的路徑。

梁文道：吃不懂的美食

【飲食男女】上回提到京都美食家柏井壽翻成中文的新著《美食有這麼了不起嗎？》，裏面還有一段頗有意思的話，值得摘引：

「原本『初物』與日本人的品味不符，崇尚時髦的江戶之子倒不至於不懂，但對於珍視無常的日本民族，更適合『餘韻』。譬如春天的山菜，經過漫長的冬季，終於在春天冒出新芽，思及如此撫慰人心的山菜有一天會消失，將莢果蕨嫩芽與玉簪屬山菜放在舌尖細細品嘗，面露微笑，無法領會此種哀憐之情的客人，只會對新奇華麗的手法有所反應。」

「初物」這個日文指的是剛剛上市的應季食材，而「江戶之子」自然就是在說東京人了。打從德川幕府時期開始，東京人就以狂熱追求時尚聞名。尤其是我們華人平常管它叫「柴魚」或「木魚」的鰹，每逢初夏，東京人就企盼着「初鰹」的到來，覺得它是人間至味，不只替它撰詩歌詠，有的人甚至還會典當家中財物好換來搶手的「初鰹」。如此癡迷當造物產，看來很符合我們一般人對日本料理的看法，那就是執着時鮮（即所謂『旬物』），不時不食。

但問題是「初物」真有那麼好吃嗎？恐怕未必。且以港人心愛的水果荔枝為例，不當造的冷藏貨固然難以入口，但每年夏始剛在市場上冒頭的荔枝，恐怕怎麼樣也比不過後來的「糯米糍」和「桂味」吧。

同樣地，在日本品嘗各種「初物」成為潮流的時候，也有不少異議。比方說上個世紀最有名的美食家北大路魯山人，他就批評過許多餐廳在冬天末尾，雪都還沒融化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推出竹筍料理，而人人甘之如飴的現象。因為從口味上來講，冬春交接時節出產的「孟宗竹」的纖維實在太過粗糙，遠不如其後接續的「淡竹筍」與「矢竹筍」的纖細。

柏井壽那段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還不是「初物」到底是否真的好吃，而是就算它好吃，也及不上某樣食材盛極而衰，開至荼䕷時的「餘韻」。因為從日本傳統生活美學的觀點來看，生命總是無常的，我今年看到櫻花盛放，也不曉得明年此時是否還能再賞，於是講究「一期一會」；於是對所有即將告別、來到尾聲的風物總是會帶着一股戀戀不捨的憐惜，如飛落的花瓣，如即將凋盡的枝頭。難怪我不止一次看到日本作家讚嘆將要隨着季節更換而在市面上消失的食物，他們在乎的已不是純綷生理學上的滋味，而是一種浸染了審美趣味的複雜感受。

這就是我想要說的重點。要欣賞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的食物，不能只靠口舌，因為飲食本來就是一種非常繁複的文化現象。這當然不是說我今天忽然想去吃頓墨西哥菜，就必須先趕快預習一下墨西哥的歷史，最好還學點西班牙文。但至少在你打算花上一段時間去異地旅行的時候，你得試着把自己一點點沉進那個陌生且異己的環境當中吧。因為這個世界上實在沒有絕對客觀的口味標準，許多外國人吃不懂腐乳和苦瓜的妙處，就和不少在中東地區住在豪華酒店冷氣房的遊客受不了油脂豐厚的羊尾巴一樣，乃天候、地理以及傳統分別的綜合結果。如果我們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地方，從早到晚只是跟着米氏星星吃吃吃，留不下半點餘暇去認識當地的人情風土，我們真能嘗得到當地人口中的美食嗎？通常的情況是吃了半天，只不過是拿着固有的觀念去征服各地的星星，但卻半點也打不開自己的小世界罷了。就像我之前提過的Andy Hayler，號稱「世上唯一吃遍所有三星餐的人」，但他常常欣賞不了印度的餐廳和香港的中菜館，覺得它們甚至不如他在倫敦吃的印度菜及中菜。你去甚麼地方都只是去吃，自然就會吃出這樣的結果。

梁文道：迷宮的原則（還沒有名字的學問之一）

【蘋果日報】我已經忘了是在哪裏看到，忘了那是個小說還是真事，也忘了對話雙方是誰，總之我記得如此一段對話場景：

甲站在乙那排山倒海的書牆之前，仔細觀看，試圖在這看來十分凌亂的書籍排放方式中找出一套組織原理。乙見狀，笑了一笑，說：「算了吧，你是看不出來的」。

在我的記憶當中，乙的微笑和語氣似乎帶着一種自豪，甚至嘲諷。那大概是因為他真有一套深藏不露的書籍分類原則，體現他的閱讀愛好，他的知識結構，以及他對世界萬事萬物分類的方法。只不過外人無法窺測，怎麼看也看不明白。如果書籍整理的系統也是一套世界觀的話，這個藏書豐沛如海的乙則是一個迥異世界的主人，他在我們的世界之中佔據一點，並且據此張開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其物理律則與我們所知者全然不同的宇宙。

這和隨意的混亂完全是兩碼事，例如我自己的藏書，我每天站在書堆面前都看不懂那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每次找書都似乎能夠聽見自己的書架在嗤嗤地笑：「別費事了，你是看不懂的」。一個人的藏書是不是有秩序，因此不可能決定於旁人明不明白，而在於那些書的主人是否心中有數。

但是圖書館不可能這麼任性，因為那是個要開放給其他人參與的地方，就像知識之所以為知識，總得有點穩定的客觀標準，不能胡來。圖書館分門別類地存放人類知識，也容納了不同讀者的想像；可它自己不是一個夢，它只是個讓大家各自做夢的地方而已，安靜、整齊，乾淨，幾乎有些醫療診所的味道。

麻煩的是知識分類架構不一定客觀。經過傅柯在《詞與物》的普及之後，波赫士筆下那「某部中國百科全書」的動物分類法已經變成老生常談了。根據畢生喜好玩弄知識與圖書館意像的波赫士，這套動物分類方式是這樣的：「一、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馴順的。四、乳豬。五、鰻螈。六、傳說中的。七、自由走動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九、發瘋似地煩躁不安的。十、數不清的。十一、渾身有十分精緻的駱駝毛刷的貓。十二、等等。十三、剛剛打破水罐的。十四、遠看像蒼蠅的。」這自然又是波赫士的玩笑，中國人就算再古怪，也怪不到會想出如此荒誕的分類法的地步。傅柯一本正經地引述這則趣談，只不過是想要用它衝擊我們今人所想的知識組織原理，讓我們了悟這個世界上並非只有一種客觀的秩序。多元的知識架構是存在的，多元化的百科全書是可能的，另一座使人暈眩的圖書館也或許是真的。

目前設在倫敦大學旗下的「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的圖書館不開玩笑，四層建築分別存放了以下四大類書籍：「一、圖像（Image），內含前古典時期至現代的藝術。二、字詞（word），重點在西方語言及文學中的持續動機及形式。三、定向（Orientation），從魔法、宗教一直到哲學與科學當中漸進演變的西方思想。四、行為（Action），在社會習俗及政治架構當中保存並轉化了的古代模式」。如果這個基礎分類還不能讓你迷惑，試着走進去看看，你會發現有一整排的書架側標上頭寫着「魔鏡」（Magic Mirrors），另一排的類型則屬於「邪眼」（The Evil Eye）。總而言之，這是一座完全顛覆了我們平常習慣分類方式的圖書館，裏頭書籍擺放的辦法叫人意外，語言教學手冊貼着經院神學，阿拉伯占星術大全之後是文藝復興哲學家費奇諾（Marsilio Ficino）的《生命三書》。

這座圖書館的創始人是阿比·瓦堡（Aby Warburg，原名Abraham Moritz Warburg），生於一八六六年，卒於一九二九年，一個德國猶太銀行家的長子。他自小就對家中彌漫的保守宗教氣氛不滿，也不喜歡那個時期上層猶太人社會的種種習慣。那年頭，有地位有財產的猶太家庭總是希望孩子繼承家業，要不就當個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或者醫生。雖然德語世界的許多猶太家庭也很鼓勵子女走上學術和藝術的道路，可瓦堡這一家所定居的城市漢堡是不同的。這個富庶繁盛的港口一向只以商業著稱，一直以來都沒聽說過它在文化上有何貢獻，放在過去的德國，大家對它的印象大概就和如今不少華人對香港所抱持的浮泛看法差不多。海涅對它的形容就是大部份德國人心目中的漢堡：「它的『精神』不受宗教或巫術的統治，它只聽命於金錢」。阿比·瓦堡不願意做個銀行家，性情有些內向又不太穩定的他只喜歡看書，尤其是那些附有插圖的書，他能在裏頭找到通向某個神秘境域的入口。於是在十三歲那年，他私自和弟弟馬克思·瓦堡（Max Warburg）達成協議，將長子繼承權完全交給弟弟，條件是將來無論他想要買什麼書，弟弟都要付賬埋單。阿比·瓦堡自此專心買書讀書，當年才十二歲的馬克思·瓦堡居然也信守承諾，一輩子支持哥哥，不管他想要的書有多稀罕多昂貴。

「瓦堡圖書館」的基礎便是阿比·瓦堡的畢生藏書，今天它的分類原則和排序方法也大致依循了他當年的做法。假如這一直只是他的個人收藏還好，再古怪再讓訪客糊塗，換來的也許只不過是主人家的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然而，身為新近成立的漢堡大學教授（這個學校也是馬克思·瓦堡有份資助創建的），他好像不能那麼自私，必須把好東西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然後這套私家藏書就此公開，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學者，其中一個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他來的時候還是剛剛受聘到漢堡大學的哲學系教授，正在埋頭撰寫名著《符號形式的哲學》的第一卷。離開時，他對阿比·瓦堡的副手說：「我再也不會來這裏了。要是再回到這迷宮裏來的話，我一定迷路」。後來，他又解釋：「瓦堡圖書館不只是單純的藏書，而是一堆問題組成的目錄。刺激我產生這昏頭印象的，並非藏書的主題領域，而是這個圖書館組織排列原則本身，這個原則遠比主題涵蓋範圍還重要。」那麼，這個原則到底是什麼？

梁文道：好辛苦的團友

【飲食男女】最近看到滿腹牢騷的京都食家柏井壽新著《美食有這麼了不起嗎？》，一口氣數落了所有他看不慣的流行現象，比如說為了一碗拉麵大排長龍，過分標榜「執着」的餐廳，喜歡強調食材來源地的趨勢，以及崇拜廚師的風尚。

他的言語有時候會顯得很囉嗦，他的看法容或有些偏激；但他有不少意見卻是我能會心的。在談到有人專門從外地跑去京都排一個上午的隊，就只是為了吃一碗這件事的時候，他說：

「因為每個人的優先順位，或價值標準不一樣，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但我心想：怎麼只為這麼小的事來京都。京都值得去的地方或值得看的東西不勝枚舉，竟然全部略過，只以一碗拉麵為目的的旅行。這真是浪費呀。

旅遊時吃到美味的東西是無上的喜悅，但那絕不是旅行的全部。以美食為目的的旅行雖然很愉快，但希望大家明白，那只是旅途的一部分。不只是旅行，就漫長的人生來說，也是如此。人並不是只為吃而活，請大家牢記在心」。

大家知道，來自香港、台灣和大陸的觀光客已經成了日本旅遊產業最主要的客源。十多年前從香港開始興起的「美食團」，現在也早已流遍三地。於是在日本旅行，難免就會在一些不錯的小餐廳遇上幾乎整家店被一個這樣的團包了下來的情況。每和這些為了美食不遠萬里而至的食客聊天，得知他們的行程，我都不得不替他們感到辛苦。十天不到的時間裏頭，每天午晚兩頓米氏星級餐廳，這真消化得了嗎？我大概是老得快，早已無法承受類似的腸胃轟炸。有時候人在外地，寧願一缽粥、一盤青蔬，甚至只是伴着些小點心的幾盞粗茶，也要比動輒十幾道菜的大餐廳舒服得多。高級美食，我等凡夫自然喜歡，可是連番吃下來難道不會麻木？猶如看畫，在故宮，在巴黎羅浮，在倫敦國家藝廊，多花時間停留在幾幅自己心儀的佳作面前，所得往往勝過貪多不厭的所謂「飽覽」。

從前，很多人都參加過那種「十天六國歐洲精華遊」，現在大家都覺得這是痛苦不堪的「鴨仔團」，觀光是名副其實地觀光，每個景點都只能一掠而過，觀得片刻光景。如今的「美食團」其實也很容易陷入同一邏輯，只不過這回鴨子不趕着觀光了，他們現在趕着吃飼料。到了巴黎，從來沒有機會在盧森堡公園閒坐過一個下午，因為他們的午飯吃到三點，接着還要去甜品名店吃馬卡龍，再過兩個小時又是另一頓鋪天蓋地的盛宴，然後肚滿腸肥地回房睡覺，沒有時間在河邊散步，也不能像巴黎人那樣在街邊看着行人小酌，因為第二天起來他們還要再把一切重複一次。

千萬別誤會，我沒有丁點瞧不起這些美食團的意思。我真的只是覺得人各有志，身心條件也不一樣，這些食客的愉悅，我已經沒有能力去享受了。

梁文道：窮得只剩下了舌頭（絕對不要做foodie二之二）

【飲食男女】在《Foodies》這部片子的一開頭，我們就看見一位身軀頗有分量的禿頭中年，輕嘗了一口餐廳侍者送上來的開胃香檳之後，便在鏡頭下側着臉自言自語：「嗯，這是杯普通的Moët & Chandon，我並不是特別喜歡這款香檳；但這些就是我們生命當中必須承受的煎熬」。難怪幾乎所有影評都覺得這部電影的目的是要我們討厭這些又有錢又無聊的吃貨，儘管攝製這個片子的北歐團隊百般否認他們有任何嘲諷片中人物的意思。

至於那位認為一杯非陳年Moët香檳就是生命中必須承受的磨難的Foodie，他的名頭可就厲害了，號稱「世上唯一一個吃遍全球所有米芝蓮三星餐廳的人」，Andy Hayler是也。大家曉得，《米芝蓮指南》對「三星」的定義是「非凡的廚藝，值得專程一遊」，而Hayler先生他老人家則是這個定義的忠實詮釋人，真的跟着每一年的米芝蓮小紅書，逐一往訪世界各地的米芝蓮三星館子，然後還要圖文並茂地評析每一道菜，在自己的博客上替他們打分排位，儼然是米牌芝南的平行評註。他當然也來過好幾次香港，吃過所有港澳地區的三星餐廳和部分二星館子。看他的博客，你不能不服他的品味和見解（尤其是在西式烹調上頭），例如他對港澳三星評級的不滿。他認為那幾家餐廳不是不好，但要拿去歐洲，還真能配得上「值得專程一遊」的描述嗎？恐怕很難。就以我個人的經驗來比對好了，某家世界名廚餐飲集團的香港分店在一開業的時候還有模有樣，後來每下愈況，愈做愈苟且，在廚藝和服務上都完全弄混了輕鬆與隨便的區別。終於在去年冬天之後，我就死了再訪的心。這種水準，回到巴黎可能頂多夠得上一星門檻，在本地卻能連年三星，豈不怪哉？

難怪全世界的foodie圈子都奉Andy Hayler的博客為圭臬，因為他確實有料，經驗更是無人能及。他不只是米牌指南的最大粉絲（儘管他常常在文章裏對它說三道四，可他還是老老實實地跟着它的明燈行走），更是foodie中的foodie。因為現代foodie的概念正好回應了米芝蓮的三星定義，乃一群只為了吃喝而旅行的人。而Hayler先生，他有錢有閒有力，每次出門都是為了摘星，每次見到新版指南，都要趕緊安排遠行，生怕失掉「世上唯一一個吃遍全球所有米芝蓮三星餐廳的人」的大號。這種人，按照今天的文化標準，簡直就是聖人，值得頂禮膜拜。為甚麼在《Foodies》這部紀錄片上看到他的影評又會這麼討厭他？為甚麼我又會一邊看一邊替他感到難過呢？除了開場那一幕媲美「讓他們吃蛋糕」的表演之外，有一個片段是這樣的：他提着輕便行裝由倫敦飛去日內瓦，下機之後直接坐車到了法國阿爾卑斯山腳一個度假勝地。住進旅館之後，他就甚麼都不幹，那兒都不去，雖然外頭陽光明媚，一片山景壯麗；因為他是來吃飯的，旅館下頭的餐廳是家新晉二星，近來極受讚賞。鏡頭在他的左側後方定住，只見他一個人坐在客房桌前對着iPad屏幕。客房窗外就是綠草如茵的阿爾卑斯春天，客房裏是一個除了舌頭之外就甚麼都不是的中年男人在玩電腦遊戲；那是晚飯來臨之前，他打發無聊時光的方法。

梁文道：老去的夜晚（球星與球迷俱老之三•完）

【蘋果日報】既然是湖人球迷，看他們打球看了二十多年，我就實在沒有任何不喜歡Kobe Bryant的理由。然而這並不表示我不能理解人家討厭他的原因，恰恰相反，越是湖人球迷，就應該反而更能明白他的可厭，例如他的自私。

Bill Plaschke是《洛杉磯時報》的體育專欄作家，當年我在洛杉磯看報紙追蹤湖人消息的時候，他在《洛杉磯時報》的工作才剛滿五年，如今在時報網絡版的照片上卻看見他的鬍子已經全都白透。這麼一位老牌記者，長年跟隨湖人比賽，為其歌為其泣，應該算是球隊的不二之臣了吧？可就連他也看不下去近兩個禮拜Kobe這所謂的「告別之旅」，寫了一篇文章斥責球隊糊塗，為了成就Kobe的光榮落幕，寧把新人壓在後備席上，毀掉了來屆重建隊伍的先機。再說下去，難免就要得提到那個老話題了：是Kobe的個人榮譽重要？還是整個球隊重要。

一直以來，這都是讓球迷可以爭論個不停的好題目。討厭Kobe的人（包括許多其實也非常喜愛看他表演的湖人粉絲），會批評他出手太多，耗掉太多機會，不願從大局着眼；崇拜他的，則會為他辯解，說要不是他勇敢地扛起重擔，球隊的表現就不可能這麼理想。我總覺得這類討論無解，因為答案可能不在Kobe身上，而在我們怎麼看待一個組織當中某個個人與團隊的關係。所以幾乎一切團體球類運動（可能除了棒球和板球）都會發生同類的爭議，比如「皇家馬德里」的C朗，他到底是真的太獨，抑或被人誤會為「太獨」呢？又好比一家被強勢領導的企業，成功的時候大家會誇讚老闆英明，若是失敗那就一定是他過於獨斷的錯了。「蘋果」成功了，於是大家會懷念喬布斯的慧眼獨具，敢做敢為；要是它失敗了呢？

很明顯，現在的湖人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從前最讓我懷念的聲音是每逢客場，對手球迷連聲大喊的「Beat L.A.！」，因為打敗我們是件值得自豪的事，而L.A.只有這一支理所當然的球隊。這種聲音已經消失好一段時間了，因為打敗湖人，只是件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罷了。就算真的還有人會這麼喊叫，說不定他們指的是L.A. Clippers，而非曾經最能代表洛杉磯的湖人。

成功的時候，一切都能掩飾。現在輸了，輸到很難再壞的地步，那個一向纏繞在Kobe頭上的陰影就該是明亮現身的時候了。

這種時候，討厭Kobe的人最該拿出來說的一定是他當年那樁強姦疑案。儘管那件差點使得他身敗名裂、永不翻身的案子最終和解結局，但它始終是痛恨他的人念念不忘的咒語，時不時就要冒出一句「快滾吧，強姦犯！」干冒大不韙地講，我真的從未在意過Kobe是否真的幹過那檔惡事；不是我迷他迷得失了良知，而是我只嚴格地把他看成一個球員。更準確地說，Kobe Bryant只有球員這個身份是和我有關的，其餘毫無意義。我從來不會為了喜歡一個球員跑去搶購他的冠名球鞋，正如我不會為了喜歡一個人的音樂而跑去搜集他推出的週邊產品一樣。所以我總是無法確切地體會當人家說某個明星「很善良」、「很沒有架子」時，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一個演員在私下對大家和藹可親，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是他的電影觀眾之一而已，沒有更多，可能更少。同樣地，我也不可能會為了一個籃球員沒偷過東西，沒吸過毒，沒殺過人，更不是強姦犯，從而愛上看他打球吧？你會嗎？

奇特的是這一切曾經使得許多人厭惡Kobe的理由好像都顯得很蒼白了。現在他走到哪一個球場，哪一個球場的球迷就要起立為他歡呼。除了少數烏鴉嘴媒體的質疑，全部人都只能帶着「見證歷史」的懷舊心情，暖暖地看着他微笑。而他，竟然也暖暖地微笑回去。他不凶狠了，不再露出想要吃人的眼神，真像是個臨終前想與世界和解的老人。NBA的球迷曾經為他分裂成兩圈永不交集的圓形，現在大家居然一起默默鼓掌，說一些類近於向已逝敵軍將領致敬追悼的話。「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一輩子與人鬥與天鬥其樂無窮的Kobe，怎能接受這一連串像是為老人院唱聖誕歌似的大型表演？

可又有誰能不老？我是球迷，老一代的NBA球迷，老到沒法再盯着直播場場追看。事實上，我已經沒怎麼看籃球很多年了。工作越來越忙，壓力越來越大，永遠疲倦的身軀已經不容我奢侈。從前，我一度可以晚上英超西甲直到天色將明，早上再爬起來睜大眼睛看NBA。現在我必須取捨，偶一為之地瞧瞧巴塞和阿仙奴，偶一為之地瞄一下NBA精華片段，歲月逼出了我其實不算是真正死硬球迷的本相。球迷都會衰老，何況球員？算起來，Kobe着實比我小上好幾歲，我從他17歲那年開始看他上場，看他在我眼前劇烈濃縮地走完球員這一生，最後卻生起一種他的歲數好像較我還大的怪異感覺。我也說不出是為什麼，似乎許多明星（包括球星）都會令我產生這種幻覺，分明生物年齡年輕過我，但幾年下去竟然比我走得還快。莫非果實明艷早熟，乃致熟極而爛，他們一日所歷便是凡夫數載？

老藝人的智慧這時就看得到了，這或許才是Kobe最後的奮起。本來這一季是Warriors的Stephen Curry的季節，一場接着一場地打破NBA史上最佳開賽連勝紀錄，風頭一時無兩（當然我也是聽說之後，才偶而在網上看了一些片段）。可Kobe一宣佈退休，這個如今投籃準繩極差，身手動作極慢的二、三流現役球員竟能硬生生地把這季球賽也變成了他的舞台。那頭連勝，這頭連敗，可眾人的關注和熱情卻得平分秋色。難道Kobe真要主角當到最後，不怕後人記住他辭別前最終這幾個月的衰敗。不怕的，就像拳王阿里，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只記得他是永遠的拳王，卻都忘了他職業生涯最後那一段是多麼地可笑復可憐。就像我之前說過的，我們的煽情本能會自動修改我們的記憶，讓我們投射出一個個合乎己意的形象。這麼講，人世畢竟可愛，因為一個人在他最高潮的那一瞬總是會被他人定格下來的。往往只有我們自己不放過自己，總是記住自己最失意最難受的經歷，並且以此界定自己，持續地折磨自己。

不過，我很清楚地記住了我自己對Kobe Bryant的告別，也是我唯一一次面對面地親眼見他。2012年倫敦奧運開幕式那晚，典禮前，蘇童、麥家和我先在場外抽菸，時間差不多了，便進廁所。男廁一排便池之前空蕩，除了我和蘇童就只有一個身形高大的家伙。那人完事，抖了抖手，扯好褲鏈，抬頭瞧我一眼。我一時呆住，把頭轉向另一邊看看蘇童，他的表情大概和我差不多，也是吃驚。還沒反應過來，那個男人就已經走出去了。我倆一邊洗手一邊互相確認：「是他嗎？」。然後立刻跑出去和等在外面的麥家說：「你看到他了嗎？」他問：「誰呀？」接着我們一起對着前方大喊：「Kobe！」那個被兩個健碩保鑣伴着離去的男人頭也不回，舉起右手朝後揮了幾下，就走進巨大場館看台投下的陰影當中，漸遠漸淡。此時館內正在喧騰，一陣焰火由內升起，館外廣場寂寥，倫敦夏夜清涼。

梁文道：倒胃口的美食紀錄片（絕對不要做foodie二之一）

【飲食男女】坐在飛機上頭看書翻雜誌，只能看到吃飯的時候，那麼狹小的空間，飯菜一來，還有書報攤開的餘地嗎？於是趁着機會，我看過不少平常沒空欣賞的電影。無論如何，解像度很低的小熒幕裏放出來的片子，通常還是要比儲存加熱過後的飛機餐吸引，眼目所見，足以叫人忘記口舌上的感受。所以我就在飛機上看到了一部兩年前就聽說過的紀錄片《Foodies》。可是才看不到一半，這部關於美食的電影就徹底倒掉了我的胃口，讓我手停口停，心中暗暗發誓，這輩子接下去做甚麼人都可以，就是千萬不能變成片子裏頭的「foodie」。

「foodie」這個英文字的歷史很短，可能不超過三十年，若要中文繙譯，最好的對應可能是大陸近些年流行的「吃貨」。很多人會把它譯成「美食家」，但依愚見，「美食家」指的應該是對食物有品賞能力，喜歡飲食帶來的愉悅，進而還能在這個領域形成一套獨立見解的人。可他們不會以飲食為此生奮鬥目標（所以他們多半不是專業廚師），更不會把自己人生一切降服在吃這個前提底下。比如梁實秋，他喜歡吃，寫吃也寫得極有見地，但他絕對不是一個為了吃才活着的人。「吃貨」就不同了，他也許有很好的品味，對吃也有自家一套看法，可他還要更進一步，乾脆為食奔走，不辭勞苦。

換句話說，「foodie」要比「美食家」狂熱，是美食的超級粉絲，以之為畢生愛好，甚至引為安身立命的所在。《Foodies》這部電影拍了五個這樣的foodies，追隨他們的腳步，從法國阿爾卑斯山麓一直吃到挪威、香港、東京和紐約，目的是要讓大家看到近年新興的「foodie」現象。所謂「新興」，指的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foodies的活動範圍大了，他們開始忽略國界，可以為了吃而跑遍全球，慕名拜訪每一家有名的餐廳，正和「世界五十大」評選的初衷一致。這個時代，恰好也是「世界名廚」這種人出現的時代。回想五十年前，我們大部分人能夠隨口說得出自己居住地以外還有甚麼厲害的館子和大廚嗎？今天，丹麥的「Noma」卻是不少中國人都聽說過的食肆，而每年向它打電話去訂位的幾十萬人裏頭大概有九成以上來自丹麥以外。這是從前互聯網尚未誕生，資訊沒那麼流通，飛機旅行也還沒那麼普及之前所不可能發生的事。

新世代的foodies不止飛來飛去到處吃，懂得憑藉網絡訊息上穹碧落下黃泉，找出最偏遠最隔涉的餐廳。他們還有意見，就像從前的美食家一樣，會發表自己的看法，在網絡博客當中圖文並茂地陳示自己的戰利品，回饋引導過他們的全球網絡社群，且反過來成為其他同好的指路名燈。所以片子裏的那些館子會特別留意這類人的動向，看他們的臉書博客，看他們甚麼時候過來，又發佈了甚麼意見，就和他們從前會格外小心誰是米芝蓮密探和報紙匿名食家似的。

這些foodies要是沒招待好，後果或許十分不妙，於是又像片子裏所示的，有些很架勢的餐廳會不惜降貴，為他們提供超額服務，好令他們稱心滿意。世界知名的foodies和世界知名的餐廳如此形成一套共生關係，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你。

後來我在網上搜尋關於這個電影的討論，發現頗有不少人針對那些foodies的身家背景，典型地厭富。沒錯，能夠花錢吃一頓名廚晚宴的人不多，花得起錢專程出國到處去吃的人更少。可是別忘了，除了那位泰國富二代和坐私人飛機出行的超級名模之外，也有像香港女孩Katie Keiko這樣省用，將一切收入全都投到美食旅行上頭的小康中產。我看它看得胃口盡喪，倒還不是為了那些foodies有錢得令人反感（畢竟是他們的錢，怎麼用是他們的事），而是因為一種讓人難過和同情的蒼白與空洞。

梁文道：戲夢人生（球星與球迷俱老之二）

【蘋果日報】（雖有預感，但還是有些意外，上週剛剛寫到Kobe Bryant，過幾天就看見他宣佈退休的消息。而他宣佈退休的方式，以及接下來所要發生的事情，正好又契合了我對這位二十年老湖人的印象；那就是不斷地勉強自己，不斷地搶佔舞台。）

以一首詩來告別籃球，還有比這更加Kobe的事嗎？這首詩真能當作教材，向學生示範為什麼一首詩光有真摯情感是不夠的。難道Kobe Bryant不曉得自己的詩藝水平？為什麼他不怕獻醜？我猜，那是由於他對「卓越」二字的理解。這位好學不倦的巨星有個很特殊的嗜好，喜歡打電話給一些他本來不太認識的名人，比如說「蘋果」的設計大腦Jonathan Ive。這些人全是行業翹楚，應該都忙得很不像話，大概是來電者身份特殊，只好一一耐心回答他的各種問題，像是「你怎麼知道自己的產品符合自己的預期？」，以及「你覺得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與其它硬件製造商有什麼區別？」似乎條條大路通羅馬，就算隔行如隔山，但大家通往卓越的道路卻是一致的。做好一部手機的秘方，或許也能是精進籃球的訣竅。既然卓越的方程式類近，那麼籃球打得好的人大概也就可以寫好一首詩了。即便沒有寫詩的才華，勉強一下，再勉強一下，後果肯定也不致於太糟。正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一路以來，「黑曼巴」Kobe不就是這麼勉強出來的嗎？當初看他打球，湖人球迷最不喜歡他的地方就是這小子太過勉強，天賦是有的，但他以為自己是誰？老要學着Michael Jordan擺款，在人群中硬闖硬穿，頻頻使出姿勢好看卻終成浪射的fadeaway。不過再過幾個月，再過幾年，這個孩子的fadeaway居然勉強成了真貨，大家眼睜睜地看着他真的變成了新世紀的Jordan，沒有一個曾經瞧不上他的老球迷不服氣。

「你見過清晨四點鐘的洛杉磯嗎？」這句話已經是名言了，最能說明Kobe那股不停勉強自己，不停追求卓越的工作態度。「熱火」的Dwyane Wade最近回憶，2008年他們在拉斯維加斯為了北京奧運集訓，第一天早上八點大伙剛剛下來吃早餐的時候，就看見Kobe已經穿着一套被汗水浸濕的運動衣，正在用一袋冰塊冷敷膝蓋。他說：「Everybody else just woke up. We're still stretching and yawning and looking at Kobe like.'What the f___'? We're all yawning, and he's already three hours and a full workout into his day」。Wade的隊友Chris Bosh當年也在場，他看到了這一幕，他的想法是：「You never forget stuff like that. I felt so bad. I'm like,'What is he trying to prove?' But he was just doing his normal routine. We're all supposed to be big-time NBA players. Olympians and stuff. And then there's Kobe, taking it to another level from Day1. And I had been off for like three months.」。

每當一位運動明星離去，媒體都喜歡用上「XX之後再無XX」，又或者「再也不會有像XX這樣的巨星」之類的老套形容去搶眼球。然而在我看來，Kobe如果真有什麼遺產，那恰恰就是讓後來者發現人人都有可能變成Kobe。這麼說並不是想否定他的天賦，只不過有天賦的人實在不少，資深球迷都能列出一長串名單。但Kobe的職業生涯卻是一則典型的勵志故事，以學習Jordan起家，不怕恥笑，硬要逼着自己超越偶像，打完一場比賽之後還要獨自留在場上練習投籃兩個鐘頭。最後就算賽不過Michael Jordan，到底也能成就出一個Kobe Bryant。在他那一代NBA球員裏頭，真正學習不了，以後可能也不會再有的人物，我以為是Allen Iverson。

啊，那是一段多麼令人懷念的日子。籃球我看得晚，沒能趕上湖人和「賽爾特人」輪流坐莊的年華；但至少還來得及見識公牛王朝的建立，以及隨後「九六一代」的崛興。那二十年的籃球真是好看，充滿了劇情，要悲情有「郵差」Malone和John Stockton（我最喜歡的控衛）那千年老二的命運，要丑角有像Dennis Rodman這種會和金正恩結下「純粹友誼」的狂人；愛看老式正派的，則有Tim Duncan這種謙虛內斂，把一記記看似簡單實則極難的擦板球默默釘上對手棺材蓋的大個頭。當然，還有crossover華麗得像是穿花蝴蝶，我怎麼回看錄影都不嫌厭的「答案」Iverson。

Iverson和Kobe這兩個NBA同年生，一樣把Jordan當成偶像，一樣不怕挑戰Jordan，一樣地好勝鬥狠，也一樣地獨食。他倆都愛射球，以得分為人生職志，自然也都要落下「效率不高」的惡名。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本來就對數據統計特別癡迷的NBA（這本是美國體壇的最大特色），也開始喜歡計算效率了。Kobe就不用說了，他已經被數字狂確認為史上投射命中率最低的NBA球員。奇的是我前兩年還看過一篇文章宣佈Chauncey Ray Billups是個比Iverson還要出色的球員，因為前者的「效率」要比後者高上不少。如果你從來不看NBA，你大概不會聽過曾有「關鍵先生」稱號的Billups，但我敢打賭你不會不曉得誰是Iverson。為什麼一個「效率」比較好的球員你不知道，一個出手太多，浪費的機會也太多的Iverson卻會成了人所共知球星呢？

答案就在球星的這個「星」字。

說實話，NBA就和任何觀賞性運動競賽一樣，原是一場大戲，球迷喜歡的是進球和贏球，而不是什麼效率。我們一早起床，為的不是計算更多的數字，而是炫亮得足以讓人忘懷一切抽象概念的感官現實。這種對一場表演的喜歡，有時候可以荒誕不經到了連其自身邏輯都不惜違反的地步。例如1992年的「巴塞隆拿」奧運，美國終於搶到了把職業籃球運動員送上場的機會，於是有了史上最強大的球隊「Dream Team1」。這隻球隊的中鋒是David Robinson和Patrick Ewing，小前鋒是Larry Bird和Scottie Pippen，大前鋒有Karl Malone與Charles Barkley，控衛則有Magic Johnson及John Stockton，此外還有如日中天的Michael Jordan。真正懂球的人看到這個陣容，就該明白接下來的賽事會有多無聊了。這就像是讓Roger Federer和一個中學選手打網球似的，毫無懸念。一場還沒開打就已經知道結果的競賽，不只無趣，並且還有違反體育精神的嫌疑。

問題是大家就是愛看，看這隊人怎樣以場均得分超過對方四十多的比數凌虐全球，看他們如何以接近遊戲的態度耍弄對手。Magic Johnson事後說過：「我看着自己的右邊，那裏有Michael Jordan；我朝左一望，見到的則是Charles Barkley或者Larry Bird。我都不曉得自己該把球傳到那裏才好」。有幸和他們對賽的各國選手大概也有類似的兩難，是該正常打球呢，還是專心欣賞對手的表演好呢？情況實在詭異，每一場比賽之後，剛剛以大比數輸了球的人都會興奮地圍住贏家要簽名，換成今天，那一定得是自拍。我最記得輪到阿根廷國家隊受害的那一場，因為那幫背負着國家榮譽的代表竟然一上來就追着偶像拿簽名，而且還是簽在自己的球衣上頭，比賽還沒開始，比賽早已結束。

真球迷也好，假球迷也好，沒有人不愛看那一年奧運的籃球賽，直到二十多年之後仍然可以向自己的孩子講故事。重點根本不在它是不是有意義的比賽，更不在數字；重點是這群球星能夠在幾十分鐘之內燃燒掉我們幾十年人生的乏味。正如fadeaway絕對不是最有效的進攻武器，但Kobe一個漂亮的fadeaway卻可以使人忘記他無數無果的投射，更可以讓我暫時忘記自己那平凡庸碌的本來面目。

梁文道：世界五十大美食團

【飲食男女】與上周我提到的「Mr and Mrs Bund」這家一晚能夠招待百來二百人的大餐廳相反，一樣開在上海，同一個老闆主理的「Ultraviolet」是間每周只做五晚，每晚只能容得下十個人共坐一桌的小店。店小，可它名氣極大，因為這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家把環境聲光效果徹底融入用餐節奏，使得精緻餐飲變成一場刺激五感的綜合表演的餐廳。這間噱頭十足、很多人討論但又很少人真正去過，甚至還有歐美名店抄襲仿效的食肆，毫不意外地登上了今年「亞洲五十大餐廳」的第三位。

不意外，並不是因為它的出品非常卓越，而是因為它太像是這份名單的選擇，很符合它多年以來的口味和風格。這個風格的核心就是「夠潮夠熱」，要有許多人討論傳誦，變成一個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我沒有資格去說它的好壞，因為我從來沒去過，據說它的位子就和「Noma」一樣難訂。想也知道，一周只開五個晚上，每個晚上只有十個位子，一年它最多也只能接納百多個食客而已。

問題就出在這裏，像「Ultraviolet」這麼 exclusive的食肆，那些評審是如何發現它、光顧它，再把它評上亞洲第三的位置的呢？在《紐約客》的報道文章〈Who's to judge？〉裏頭，作者Lauren Collins便替它算了一筆賬。原來「世界五十大」這個系列的評審規則是先把世界分區（目前它有二十七個區域），每區各設一名評審主席，由他委任三十六名評審。這些評審先從自己過去十八個月內去過的餐廳當中依序排出七間（其中又有三間必須在本區之外），然後集合匯整起來，最後便有了這份名單。這也就意味着「Ultraviolet」必須至少得有七十五票才能上榜，從它十八個月可以接待三百六十六個客人的限制來看，正巧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世界五十大」的評審來過。

其實一開始，「世界五十大」只是個玩笑。2003年，倫敦一家雜誌的編輯們狂想，在這個大家可以飛機火車四處闖蕩，國界不算回事的年代（尤其歐洲），為甚麼飲食指南一定得像「米芝蓮」那樣受國界所限？這個想法很有道理，只不過一份跨界跨文化的餐廳評選又該怎麼產生呢？聊到這裏，好玩就比嚴謹要緊了，他們決定趣味先行，話題先行，要不別弄，要做就乾脆誇張，一來就出個「全球五十大」的名單。由於最緊要好玩，所以他們花在籌辦名單公佈派對上的時間和精力，似乎要比他們耗在評選過程上的還多。只是想不到這個名單大受歡迎，被選中的大廚也很捧場，幾乎每一位都親自來到派對現場，其中包括「宇宙第一」阿德里亞。由於名廚都到齊了，所以這個名單也就被人當成是回事了。又由於大家開始注重這份名單，所以世界各地的廚師也就更加願意配合這份名單。

有身份有地位，特別是在這份名單之內的大廚，正正是評審團的核心成員之一。另外兩組評審團的構成部分則分別是媒體上的飲食記者，以及「見多識廣的知名食家」。理論上，除了各區評審團主席，所有評審都該是匿名的。但是懂行的人曉得，以它這種制度，要搞清楚誰在評審之列實在輕而易舉。最誇張的情況是用不着你去辛苦查探，有的評審還會自我揭揚。例如新加坡一位評審，她乾脆在名片上印了「世界五十大餐廳」評審的頭銜，然後發給她去拜訪光顧的食肆。這位以「見多識廣的知名食家」的身份當上評審的新加坡人曾被勸止，退出過該區評審團。不過，隔年她又回復身份，而且還成了評審團主席。按照規定，她以後就用不着匿名了，能夠光明正大地四處派片。

派片是派對最最重要的儀式，派對則始終是「世界五十大」的活動中軸。大家都知道誰是它的評審，所以大家只要花錢搞派對就是了。首先是秘魯，然後是澳洲和墨西哥，各個地方的旅遊局都會設法請來大批名單內的大廚，各地龍頭媒體的記者，以及在網上寫博客的「見多識廣的知名食家」等疑似評審，讓他們集中在一段時間之內認識當地餐飲，參加幾場飲飽食醉的大派對。廚師就不用說了，平時工作情況超人，此刻難得輕鬆，還能和各地同行交流吹水，當然樂不思蜀。記者和食家有得食有得玩，更是來者不拒。於是幾年下來，秘魯、澳洲和墨西哥的餐廳便都上了榜，愈益受到重視。

嚴格地講，這不叫賄選。因為沒有人可以真正吃遍全球一切餐廳，這些平日忙得不可開交的廚師與記者更加不能，搞派對和美食團的旅遊局只是給了大家一個去認識世界之大的機會罷了。前幾期我看《飲食男女》的福岡專題，做得認真細緻。其中有篇某家餐廳的專訪，登了一張照片，不知怎的出現了「亞洲五十大」餐廳榜上的好幾位名廚，正好一起在那裏盡興用膳。一看我就明白，下年福岡要發威了，多半會在「亞洲五十大」的舞台亮相。

梁文道：未來是年輕人的（球員與球迷俱老二之一）

【蘋果日報】1991年夏，我在洛杉磯生平第一回看完整個系列的NBA季後賽，看得很認真很仔細，於是開始喜歡上了NBA。看球這種事情很難客觀，大多數球迷都會有偏好，不挑一方當上心裏頭的主隊，就好像沒法子全情投入似的，不只叫喊叫得不真誠，開心開得不完整，便連沮喪也都嫌沮喪得不夠透徹。所以打從那時候起，我成了湖人隊的球迷。我們家確實是住在洛杉磯，鄰居朋友自都理所當然地站在湖人那邊；可我初來乍到，而且還是會回香港，所以對湖人沒有什麼主場感情，沒必要非它不可。更何況那是個屬於Michael Jordan的夏天，正是那一季開啟了後來公牛隊六奪總冠軍的王朝霸業，全世界都能在Jordan的每一步動作之中預見一個傳說的誕生。在這個電視轉播是看球常態的時代，大部分球迷都不住在自己喜歡的隊伍的城市，於是他們要是為了某支球隊着迷上癮，就多半是因為那個球隊會贏。運動競賽殘酷，喜歡贏家，而且想它一路贏下去，看它無情摧殘弱者，是人之常情。此所以剛剛接觸西班牙甲級聯賽的，絕少一來迷上拉斯彭馬斯，他們通常會看中巴塞、皇馬，要不至少也得是馬體會這種有性格又有競爭力的勁旅。

但就在那個讓許多人愛上了公牛和Jordan的暑假，我偏偏開始跟隨湖人。籃球是項團隊運動，不過便和足球、棒球等其他團隊運動一樣，這個由一大群人構成的宇宙註定圍繞着幾顆球星轉動。恒星兀自燃燒，人所共見；離得近些的接受光暈餘暉，勉強也在視野；等到了海王、冥王那種板凳位置，便真是廣寒深處空寂寥，一兩年後便不復為人記起。我喜歡湖人，是當時洛城當地資深球迷指導，告訴我前幾年天勾渣巴等人尚未退役時湖人「Showtime」籃球的漂亮，告訴我Magic Johnson傳球功夫的出神入化，引我注意彼時仍在場上奔走的這位巨星，正在他職業生涯的末期閃現最後的光芒。

光芒的確只能一閃即逝。那時候，Magic Johnson尚未公佈患上愛滋病的消息（這在當年被歸類為醜聞），我們也還不曉得這是他畢生最後一個賽季。但我清楚看見一個正在滑墜的球員，他跑得沒有人家說的那麼快，反應也沒有我在深夜電視老賽事回放裏頭所見的那麼靈敏（當年還沒有YouTube），被公牛的Scottie Pippen守得有志難伸，偶而才能突圍交出幾記讓老球迷恍忽想起昨天的神妙助攻。事前大家都說這個系列的焦點是Jordan和他這兩大巨星的對決，不過最後我們看到的卻是王座的接替，Jordan的統率氣勢幾乎全面蓋過了Magic，就連後者聞名天下的no look pass也都被新起的飛人模仿得維妙維肖。

記憶是會騙人的。許多年後，當我向人家解釋愛上湖人的理由，我總會說起這樣一個畫面：持球的Magic在三分線左右滑倒，正當他的手肘快要碰到地面的時候，他奮力揮出右手，想要像過去一樣又急又準地單手把球送到隊友將要走到的位置，想要在那人群之中的空隙劃出一道不可思議的線條。他是那麼地急切，不認輸，乃至於我幾乎聽見了他咬牙的聲音。然而，那球被對手半途奪走。這時，一個鏡頭對住已經完全跌在地上的他，一臉不憤，眼神複雜得難以名狀，摻雜了無奈、生氣，以及一種不相信自己竟然已經做不到自己一向不用細想也做得出來的動作的嘆息。這個畫面，後來我在網上遍尋不獲，令我懷疑它其實可能是自己的虛構，是文藝青年過於濫情的幻想投射，是大腦在看完五場比賽之後自動總結提煉出來的一個象徵形象。但我就是這麼記得，這個畫面使我擁護湖人，看着它成為公牛和Jordan登頂的台階，看着它接下來近十年的掙扎。

Magic Johnson正式宣佈退休的那年，有一個初中生在聽到消息之後痛哭不止，好幾天不吃不睡。身為湖人和Magic的忠實粉絲，他實在接受不了再也看不到偶像打球的事實。也許還有很多球迷也會犯上他這種情緒，但我懷疑他有點不同，他心底會不會還有一股「為什麼你不能等我長大，等我和你好好打上一場再走」的古怪心情呢？好在多年以後，他的另一個偶像Jordan還在，甚至還能在場上跟他對位單對單。Jordan後來告訴記者，當時被這個孩子防守就跟在防守自己似的，使他終於感覺到從前對手的感覺了。最可笑的是這個非常渴望勝利非常喜歡競爭的孩子的好學態度，居然直接在場上問他這麼低位單打對不對：「雙腳是該站開還是緊靠」？你的對手一邊和你卯足力氣地對抗，一邊還要跟你虛心討教，如此荒謬的事情一下子讓Jordan覺得自己老了許多。

這個孩子的名字也很古怪，叫做Kobe Bryant，據說是因為父母太過喜歡神戶牛，才為自己的骨肉取了個牛肉的名字。我最早知道這個名字，是1996年他剛被交換到湖人那一季的時候。那一兩年，不少湖人球迷對他的印象都不太好，替他取了個外號。「Showboat」，嘲諷他年紀輕輕特別愛秀，看來有些天賦，好耍一些前輩大師的高難度絕活，可是怎麼看都有點花拳繡腿，不太順眼，典型的浮誇青年，不肯老老實穩紮穩打做好派給新人的後上支援角色。直到後來，我們才曉得他對那些招數是來真的，絕非單純看看影像模仿一下就算。原來他小時候住在意大利，身邊的同學玩伴全都喜歡足球（當然他也喜歡），沒幾個人願意天天跟他在籃球場上遊戲練球。這個有些孤單的籃球小子只好看了電視轉播，記住小螢光幕上NBA一眾名將的動作步法，然後一個人在球場上對着自己的影子練習，用自己的身軀復原那些畫面上出現過的技巧，以地上的投影矯正肢體的每一個細節，日日如是。一直到他17歲時進了湖人，成為職業選手，他都還在對着自己的影子練球。雖然環境完全不同，但這情景還真像是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筆下里約．熱內盧山區貧民窟的小孩：獨自在狹窄街區的小廣場踢球，下午的影子越拉越長，終於踢到太陽下山，肉眼再也看不到足球和身影，一切盡入夜色。

梁文道：〈神義先於神意〉

【蘋果日報】沒有年輕人會喜歡上萊布尼茲的，我想。因為我也曾經年輕，對於一切被人稱為保守、妥協、和稀泥的家伙都沒有好感，而萊布尼茲正是這樣一個保守典型。儘管當時未曾認真看過他的東西；可是他那句世界美好得不能再好的名言，他的「預定和諧」說，他試圖在各大基督信仰流派與歐洲諸多世俗王權之間調和矛盾的努力，都能在只透過入門二手書接觸他的讀者心上留下很深的印象（簡單地講，就是道聽塗說），替他總結出一個反動的造像。然而，我所身處的這個現世，似乎正在變得日益年輕；又或者該反過來講，是我變老了。於是我便開始退後、緩慢，對史上一切有名的保守派感到好奇，想知道保守究竟是什麼意思，想知道他們究竟在何等意義上保守。所以我讀萊布尼茲的《神義論》。

號稱是他浩如煙海的論著當中最易懂的一本書，《神義論》其實一點也不好讀。問題不在萊布尼茲的論述太過玄奧，而在它就像他其他的作品一樣，總是充滿了引述、對話和論戰。除了精簡的《單子論》，一輩子都在關心其他知識人說了什麼又幹了什麼，一輩子都在試着切入一切學問領域的萊布尼茲似乎就是不能正面交代他的想法。彷彿不經由他人，他就無法說清楚自己的意思似的。可能這就是他難以總結，往往只能在道聽塗說中浮出一團模糊身影的理由吧。

姑且撇開那一切太過細瑣的爭議，一切比較技術化的哲學神學推論，只把注意力放在「在一切可能世界當中，這個世界至為美善」這句話上。我關心的始終還是他為什麼非得那麼冗贅，加上個「在一切可能世界當中」，而不直接劈頭便說「這個世界至為美善」？正如之前我所提過的，那是因為他認為這個世界只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之一，有必要先行說明其他和這個世界不一樣的世界為何也有存在的可能。仔細的論點我就不再囉唆了，重要的是這個看法替他留下了保守污名，使他成了阻礙大家想要追求不同世界的嘗試的攔路石。不過，真正讀過《神義論》之後，我才曉得萊布尼茲這句斷言或許沒有原來以為的那麼反動；恰恰相反，他是要替自由和道德留下一塊自主的領域。

必須瞭解，他這句話並非無的放矢，其對應的乃是當時另外兩位極有影響力的大哲──後來與他並稱的史賓諾沙和笛卡兒，以及他們兩人對於神與世界之關係的看法。先說史賓諾沙，在他的經典《倫理學》裏面，這位荷蘭隱士論證，所有存在的物事都是必然的。理由在於神意，祂如此崇高而絕對，所以祂一定會創造出所有可能受造之物；反過來講，那從未存在過的，也就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史賓諾沙以幾何模型推導出這個結論，是故萊布尼茲稱之為「幾何的必然性」。這種說法聽起來沒什麼，對許多信徒而言好像也沒有問題，因為上帝全能，祂自然會創造出一切可能的物事。可是仔細再想，便會發現它能引出一連串可怕的後果，那就是絕對的決定論。例如我坐什麼交通工具上班，我在什麼樣的城市生活，我活在什麼樣的政體之下，這所有已存的事實都是必然的，甚至早經決定，沒有更改變易的可能，我們只能接受。在萊布尼茲看來，這等於一舉取消掉了人的自由，因此也談不了道德和責任。在今天關懷社會前景的仁人志士這裏，取消掉「一切可能世界」，直言這個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必然如此的史賓諾沙，難道不比向來保守的萊布尼茲更反動嗎？萊布尼茲之所以堅持討論可能世界，堅持和此世不同之世界的存在，恰恰就是為了對抗這種恐怖的決定論。

再說笛卡兒，這位早他兩代的現代哲學之父在這個問題上頭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像史賓諾沙那麼強調必然，幾乎不用去問神為什麼要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只需瞭解和服從這必然的命運便好；笛卡兒談的是自由，甚且是激進的自由。簡略地講，他看重的是神的全能。既然上帝全能，那祂自然不會束縛於任何必然性，包括理性和道德上的必然。於是祂造世也不須依循什麼原則，幾乎任性而為，愛怎麼幹就怎麼幹，所有和現實不同的可能也完全存在。這可以叫做「唯意志論」，或者「笛卡兒式意志論」。

依據這條思路，我們可以接着合理地質問：上帝有沒有做壞事的可能呢？如果說祂沒有，那祂就不算全能了；如果說祂有，則祂不是全善。唯意志論者解決這個矛盾的簡單辦法就是把定義善惡的權力一併交給上帝。祂如此全能，祂的意志凌駕一切，所以就連道德概念也能隨祂定義，祂甚至還可以隨時變更這些定義；否則祂就不算全能，也不夠自由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不難接着想像出種種荒謬的場景。比如說今天我根據一般人接受，教會和教義也都認可的道德規則行事，絕不殺人，從不偷盜。但是等到最後審判那天，無限自由而又擁有不盡大能的上主卻忽然改變心意，宣佈只有偷盜和殺人才叫做善良，只有竊賊和殺人犯才能進入天國；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抱怨上帝出爾反爾，不守契約？不行，因為你不能用任何契約和規條去綑綁神的意志。

如此一來，包括正義在內的所有道德觀念，皆不得穩定，皆憑神的意志自由定奪，萊布尼茲不只稱之為「獨裁者」的道德，還時常拿世俗王公的獨斷類比。他在另一篇談論政治的文章裏說：「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再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來自最高法庭或者大法官的判決，任何一個掌握權勢者的作為可以遭到批評了；不管那個判決或那個作為有多麼地邪惡」。也就是說，神成了一個俗世中的獨裁者，可以任憑己意去定義什麼叫好，什麼叫壞；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在他看來，它的後果之一可能是觸發地上權勢的效仿，以君權神授之名，以神在世上的代理之身份，隨便做出一些不符常人道德規律的決定，憑自己的偏好或利益取向規定正義等諸多政治概念的內涵。這難道是大家能夠心甘情願地接受的情況嗎？

萊布尼茲對史賓諾沙和笛卡兒的批評是否合理，他對他們在哲學層面上的反駁，都不是我能在這裏用三言兩語去交代的。我只想透過這些簡化粗糙的描述，說明他其實沒有後來一般人所想的那麼保守。「在一切可能世界當中，這個世界至為美善」這句話就算再有毛病，也不能說它是要我們向現實和權威投降。相反地，在四百年前的歐洲背景之下，他想要做的是把理性抬高，一方面以「道德上的必然性」規約上帝的自由；另一方面則要把可能性注入到宇宙之中，在自然現實的必然規律以外開出人類自主的空間。

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並非唯一可能存在的世界，於是現實的決定色彩化淡，我們用不着認命低頭。這個世界至為美善，其道德上的涵義是它有一套均衡穩定，不能任意改變扭曲的道德規律和正義；無法為任何人甚至全能大神自由詮釋。這兩個任務如何調和？這兩個子句如何合理地組合起來？我很難在此鋪開解釋。但我曉得「在一切可能世界當中，這個世界至為美善」並非屈從現實的藉口。回顧今日中國各種特殊國情論乃至於道德相對論的流行，各式「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現實態度，有時候真會令人想起當年萊布尼茲所面對的世界，想起他那老派的、保守的、「普世價值」的立場。他不激進，但他努力地在現存秩序和獨斷的權威面前守住那一點價值開展的空間。

梁文道：怎樣選出世界最好的餐廳

【飲食男女】上海有家餐廳，就在外灘那行老洋樓的其中一棟上頭，供應新派法式小館菜。慮及它那麼大的面積，坐那麼多的客人，菜單上列出來的選擇還要接近兩百多種；它做出來的東西確實已經算是不錯了。但它居然也能被選上「亞洲五十大餐廳」的名單，而且還要排在第二十一位，那就未免接近玩笑了。像它這種水準的新派bistro，光是香港加上新加坡，恐怕就有五十間以上，更不要說東京和大阪。這家館子又怎麼能夠進得了亞洲最好的五十間餐廳之列呢？

更古怪的是排名第一的「Gaggan」，一間開在曼谷的印度餐廳，做的是現代「印度菜」（也就是用分子料理的手段去玩弄傳統的印度食材及技法。你知道『新派』無非就是這個意思），確實夠新鮮夠好玩。可要是說到真正的口味，在我看來，這家亞洲第一，全球第十的菜館即便是論新潮也鬥不過倫敦、杜拜，甚至日內瓦的西式印度餐，就別提印度那片廣大土地上無數讓人驚喜的好所在了。更古怪的是「Gaggan」既得「亞洲五十大餐廳」冠軍，可同一份名單裏頭排第二的東京「Narisawa」卻在「世界五十大」超過了它，上到第八名的位置。這究竟是甚麼邏輯？

當然，正如任何一款類似榜單，意大利礦泉水「S.Pellegrino」贊助的一系列「XX五十」也不是一無可取。柬埔寨暹粒的「Cuisine Wat Damnak」便是個令人驚喜的選擇，料不到這麼遠離亞洲都會區的小食肆也能被他們發現。這家善用當地食材的法國餐廳有一味洞里湖的小魚，巴掌般大，他們煎香了之後再配上自製柬埔寨魚醬，幾年之後我還記得那股類似從前老粵菜館子煎馬友尾的滋味。又比方說我們香港的「大班樓」，以我有限的經驗而論，它真是本地罕有的廣東菜館，每次有外地朋友要來香港，我都一定介紹他們去試。是的「大班樓」當之無愧地進了「亞洲五十大」，不過它卻又莫名其妙地摘不到「米芝蓮」的星星。

雖然說「大班樓」得不到星令人不服，但是「米芝蓮」這個老字號大家熟悉，它的邏輯多少還可以掌握，所以仔細再想，「大班樓」失星也並非完全解釋不了。「世界五十大」這一系列則真是讓人看不懂了，它到底依據甚麼準則去比較那麼多樣化的食肆？一家新派法式小館要怎麼和印度分子料理比較？他們的人真的能夠吃遍各地，客觀投票？排名亞洲三十四的「湖濱28」就真的好過所有杭州菜館？他們在杭州吃過多少館子？它究竟按照甚麼樣的原理去投票排名？為甚麼東京的「Sushi Kanesaka」上不了榜，它開在新加坡的分店反而佔了名單上的第三十二位？

《紐約客》雜誌每年總有一期食物專輯，它最近這期專輯裏頭便有篇好文章能夠解答我的不少困惑。作者Lauren Collins語帶嘲諷地描述了整份「XX五十大」指南的出爐過程，非常搞笑。我今天就只在這裏引述一句其中對紐約韓裔名廚David Chang的訪談，他替大家想像了一家能進這個榜單的典型餐廳：「它開在北京，是一個在Adria，Redzepi和 Keller底下幹過活的家伙開的中菜館。他用明火煮食。餐廳的所有東西背後都有他老家風土的一段故事。他有自己的農場，而且自己還親手撈捕海膽」。說得真好。簡單講，就是故事，一個很好的公關故事，新潮、時髦，又不失傳統氣味。我還可以為他再添一項要素：這家館子最好還得開在胡同裏頭，屋頂看得見故宮。

梁文道：影相都犯法？（菜「色」的版權之三•完）

【飲食男女】消費者當然大晒。我給了錢，買下一個東西，那東西我愛拿來幹甚麼就幹甚麼，賣家一點也管不着。同樣道理，我去食肆吃飯是要花錢的，叫來一桌菜，我喜歡就把它們吃得乾乾淨淨；不喜歡，那就動一兩下筷箸拍拍屁股走人。雖然浪費，但我付了款，那些飯菜就是我的了，難道我連處置它們的自由都沒有嗎？正因如此，許多食客遇到一些不讓拍照的食店，才會顯得格外氣惱。坦白講，我買件衣服、買架車，甚至買間屋，都可以隨意拍攝；憑甚麼一碟菜就不能拍呢？一餐飯再貴也貴不過一個單位吧？

這就是為甚麼德國報紙《Die Welt》今年八月的一篇報道，會在全球飲食和廚界論壇上頭掀起熱烈討論的原因。這麼多年以來，圍繞着拍攝食物的爭論爭了那麼久，始終沒有廚師能在法律上面佔得上風；如今卻有了突破。根據那篇報道，以後在德國吃飯可要小心了，因為拿出相機拍照食物，再把照片傳到網上，極有可能會觸犯德國法律。它說：「在一些個案裏頭，分享照片是非法的，一份關於版權所屬的警告聲明會被送到社交媒體用戶那裏。因為就知名餐廳經過精心擺飾的菜餚而言，它的廚師會被視為一件作品的創作者，在它公佈於臉書之類的媒體上面之前，應該先獲得大廚的批准。」

事緣2013年，德國法庭在審判一件案子的時候，確立了把版權保護延伸到一切「應用藝術」之上的原則。而「應用藝術」這個抽象範疇在德國可以放得很寬，於是一些廚師試着把幾個個案送上法庭澄清，最終確認了「廚藝也是應用藝術」的概念。如果廚藝也是應用藝術，那一道菜就真和一件設計品乃至於一張畫一樣了，不可任意散佈它的副本。就和大家看電影看表演不能錄影錄音似的，花了錢也買不到這麼做的權利。

請注意，這個判斷的思路不是害怕其他廚師看了網上的照片之後跟風抄襲；那是另一種問題。它真正着眼的，是一碟擺放好的菜，就其形式而言和藝術品無異。我們在媒體上使用新聞圖片社的照片，是要向人家取得許可的；在網站上傳佈一幅畫的圖片，例如《蒙羅麗莎》，理論上也得問准羅浮宮（雖然大部分人都不會這麼做）。假如一道菜的樣子是和專業攝影師拍的相片，以及一個藝術家的畫作一樣；那它自然也該受到同等法律的保障。上回我們說過，沒有人能夠百分百地按圖復原一道菜，所以很難確定「廚藝」抄襲。可現在德國法庭這種想法管的，壓根就不是其他廚師，而是我們每一個食客。早在有可能的抄襲行為出現之前，你複製並傳播一個「藝術品」就已經錯了。可以說在確定廚藝也是藝術這件事情上頭，德國法庭的貢獻要比阿德里亞還大。

不過別怕，就算德國不歡迎我們拍下食物的樣子，這個世界容許大家自由餵相機的地方也還是很多的。我記得好像是去年吧，美國有家餐廳乾脆自己開班，教導食客替食物照相的技巧。而且他們的課程很細緻，從後期P圖一路教到你喺instagram吸引fans的秘技。又由於是餐館，所以這些課程全是「套餐」，即係有埋嘢食有埋嘢飲，十分之抵。目的？那自然是為了吸引更多比上帝還偉大的消費者。

梁文道：一個可能不錯的世界

【蘋果日報】A.神是全能的。B.神公正並且慈愛。C.惡存在於世間。

把這三個命題放在一起，便構成了非常有名又非常古老的「神義」（或者『神正』）問題了。 它的關鍵在於世間充滿了林林總總的不幸，一點火苗就能焚盡一座城市，地震海嘯更能在瞬息間滅絕生靈無數；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並且真像大家所說的那麼全能而 且慈愛，祂又怎能容許這一切災禍的發生。更可疑的，是除了這些自然規律造成的意外，還有人心陰險，罪的誘惑，種族滅絕等無法以言語形容的極端邪惡。如果上 帝全能，祂定當能夠阻止人的墮落。如果上帝公正仁愛，祂一定不忍創造出這樣殘破的世界。然而現實冷酷，世界並不完美，天災之外，我們更得面對自己心裏的暗 影。可見上帝要麼就不是真的無所不能，要麼就不是我們所想望的那麼慈愛。

古希臘人就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自從基督信仰征服歐洲之後，它更變成 了西方歷代神學家及哲人都必須回應的核心詭局。萊布尼茲最流行的著作《神義論》，則是他針對這個課題，傾盡畢生才智與學識所作出的回答。甚至連他在哲學史 上影響最大的《單子論》，原來也只不過是這部「通俗」著作的序章罷了。只不過，他的答案卻被後人當作笑話。壞心腸點看，你還可以懷疑他是不是想要討好當時 歐洲各國王侯，肯定既存的世俗秩序。因為他居然在這本書裏斷言：「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當中最美好的世界」。

這是個什麼樣子的世界，難道萊布尼 茲不曉得嗎？儘管不像笛卡兒那般親身上過戰場，可「三十年戰爭」的苦果，他一定也感受得到。這場牽扯了歐洲所有強權的大戰消滅了神聖羅馬帝國百分之四十的 人口，經濟損失也一樣達到了四成。四處頹垣敗瓦，舉目盡是寡母孤兒，乃至於德語世界內少數躲過戰火的城市都成了今日備受觀光客喜愛的歷史活化石。戰爭結束 前兩年出生的萊布尼茲怎麼可能如此天真，宣布這是一切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一個呢？

懂得治水、開礦、司法改革和貿易政策的萊布尼茲當然沒有這麼儍。 《神義論》和他一輩子的學問恰恰是對「三十年戰爭」的回應。因為它至少是在名義上是場為了宗教而開啟的大戰，所以他必須找到能夠使得各大對立教派得以溝 通，形成共識的基礎。那又是個歐洲遇到精神危機的時代，一方面有伽利略以至於牛頓等人所帶來的「科學革命」，使得大家越來越信任理性，感到冥冥中自有一套 恒常穩定的秩序；另一面卻發生了前所未見的戰禍，使人頓感人世之無常。於是在原有的教派紛爭以外，更平添了一股從根本上質疑神的動力。於是無神論千年以來 首次公然亮相思想舞台，不畏教權地攻擊那個既全能又仁愛的上帝。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宇宙萬事萬象的背後有一組機械般的理性法則，但那組法則和上帝無關， 因為基督信仰裏頭的上帝不可能漠視世間邪惡。

萊布尼茲回應這些挑戰的辦法就是要找出上帝的真正計劃，既得從一切知識領域中勾勒出這個龐大計劃的全 貌，也要在最基本的神哲學範圍內以細密的推理逼出這個計劃的中心。在他看來，不管是天主教、路德派、歸正宗，還是荷蘭抗議派，大家都同樣逃不過神義問題這 道門坎。而且正是在人的自由意志與上帝的「神聖決定」（divine determination）等處理神義難題時一定會碰到的課題上頭，造成了這幾個派系那看似不可調解的分裂。

為了對付這些課題，萊布尼茲動用到 了大量邏輯技巧，包括他那有名的「充份理由原則」。想要瞭解這個原則在神義問題上的角色，便得話說從頭，由他那句名言開始。為什麼萊布尼茲不乾脆指出這個 世界已經好得不能再好，卻要那麼累贅地先補上一句「在一切可能世界之中」呢？那是由於他認為和這個世界不一樣的其他世界確實有可能存在。

簡單地 講，「充足理由原則」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物的出現和發生，它之如此出現和如此發生，背後必然要有一個原因。例如我今天在這裏談萊布尼茲，就不可能是件毫無 來由的事情。若要追溯原因，我可能會找出一連串的條件，比如說我讀過點萊布尼茲的著作。而我之所以會讀到這麼一位幾百年前的德國哲人寫的書，那是因為我曾 經唸過哲學。我唸哲學，則與我小時候的興趣和遭遇相關。我童年時代的環境，又和我的家庭狀況分不開。那種狀況，恐怕只有在現代中國的特殊命運底下才能發生 得了。因此可以發現，即便是寫些東西談論萊布尼茲這麼簡單的事情，也得依賴一連串的條件和機緣，比方說文字和書寫工具的存在。如果像個孩子似的一路追問下 去，何以今天我能在此介紹萊布尼茲這件小事，便能牽扯出一整個世界的存在。這是個什麼世界？這是個今天我可以在報章一角談論萊布尼茲的世界。

任何 一件物事，不論它到底有多麼細微，都全涉及到這個世界的全部。而在這一張大網當中，只要有任何一點小小的變化，結果就會變得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說，我本有 可能是個和現在很不一樣的人，不會在這裏書寫萊布尼茲。我可能就是個報刊讀者，看到有人長篇累牘地大談和當下香港毫無關係的事情，非常不耐；這樣的世界， 是可以想像也可能存在的。

梁文道：吃飯吃設計（菜『色』的版權之二）

【飲食男女】去年年頭，紐約蘇豪的「繪畫中心」（Drawing Centre）辦了一個也許是歷史新紀錄的展覽：「阿德里亞：創意筆記」（Ferran Adria: Notes on Creativity）。在此之前，大概還沒有那一位廚師獲得過這樣的待遇，構思菜式的草稿，札記被當成藝術品一樣，懸掛在畫廊或美術館的白牆之上供人欣賞。廚藝到底算不算是藝術？這是個老掉牙的話題了。我以前也在這裏談過很多回，大概很難形成共識。但由於主角是阿德理亞，所以大家也就不爭論了，畢竟這是個不世出的奇才，舉世知名的傳說人物，就算把他當成畫家，也沒有甚麼好爭論的，當時的美國媒體盡是一片善頌善禱。

可問題在於，要是廚師的創作也是藝術，那他能不能為自己的菜式申請版權保護呢？上次我們提到美國一些餐廳試圖把菜餚的裝飾當「商品外觀」，結果敗北法庭。如果他們換個途徑，宣稱自己的出品就和繪畫一樣，可以像畫家一樣擁有版權，那又是否行得通呢？前兩年還真有英國廚師這麼幹過，可惜照樣遇到挫折。理由很簡單，「藝術品」該像繪畫和雕塑一樣，具有某種程度的「持久性」。然而一道雕飾華美的菜端上飯桌，卻不可能保持得太久，沒多久就要被幹個精光，這又怎能算得上是藝術品呢？

於是又有人試着換個角度，把菜餚當成「應用藝術」，也就是平面和商品設計一類的東西。這種東西設計出來就是要給人用的，而使用也就必然意味着損耗；同樣地，吃就是我們「使用」菜餚這種「應用藝術」的方法，只不過這種使用方式對設計產品的損耗速度比較快罷了。

聽來很有道理，不過實際點考慮，它還是會遇上不少難題。就拿現在很流行的「快速時裝」（fast fashion）來說好了，那些一件幾百蚊唔使的時裝，大模廝樣地抄襲大牌名師的當季作品，路人皆知，而且正正是看中了它這點才出手狂掃。為甚麼怨聲不斷的那些名牌時裝不去控訴「快速時裝」商人抄襲？又或者為甚麼告了而告不入呢？原因就在於人哋唔儍，抄你的款式，但又不全抄足，就算九成五跟足，也還有它自己的一點點「創意」。

比起時裝，一道菜要防止別人抄襲就更是難上加難。因為一個廚師就算連自己親手下廚，都很難保證同一碟菜每回上桌都一模一樣。既然一碟菜無法百分百地重複生產，它也就沒法被當成是一般「應用藝術」中的設計了。你花錢買一張名家設計的椅子，它必然得和同款椅子完全相似，否則就不能算是買設計。我們去餐廳吃飯點它的耍手名菜，但它每次上枱都有些微差異（例如一個帶子比去年同一道菜裏的帶子大了一點，一根蘆筍擺放的角度也比上回多傾斜了三度），這還能叫做吃「設計」嗎？所以，同行就算明刀明槍抄你，他只要把盤子的大小換一換，碟子裏的蘿蔔少放一截，你也就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總算有人出來替廚師主持公道，打開了廚藝的法律保護之途。

梁文道：馬六甲．戰爭．笛卡兒

【蘋果日報】事後回想，許多年輕時代的旅行，大概都是白走。例如馬六甲，第一次去的時候，當然也習慣地做了不少功課，看一些書，在當地搜集一些材料，曉得這地方先後受過三個西方海權強國的殖民。我憑弔洋人墓園，見到早年荷蘭人甚至更早的葡萄牙人墓地，頂多就是文藝腔地發發思古幽情，遙思幾百年前他們渡洋而來的艱辛，離鄉背景的愁苦，以及克服這一切的意志和慾望而已。荷蘭人打走了葡萄牙人，英國人又逼走了荷蘭人，無非就是殖民帝國史上的強弱交替，我從沒注意過這些戰役當中的古怪，也更料不到這裏頭竟然還能遙遠地涉及到我所關心的歐洲哲學。

那時候，荷蘭人和葡萄牙之間的戰火波及全球，從南大西洋、安哥拉、斯里蘭卡，一直打到馬六甲，雙方對陣衝鋒的時候總會大喊幾聲宗教口號如：「耶穌基督與我們同在」，與及「為萬福馬利亞而戰」。單從這些口號，就能辨別兩個陣營的分別，前者一定來自信奉新教的荷蘭，後者則是葡萄牙天主教徒的信念。我們當然可以說這些戰爭的實質只是為了爭奪利益，可是我們又怎能輕易抹除那些口號背後的真誠？在擎起刀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一瞬間，還有什麼要比繫於永生的信仰更加重要？還有什麼要比宗教上的真偽正邪更能堅定我是敵非的信心？所以，這場地理規模宏大的殖民勢力範圍搶掠戰，在一定意義上是宗教的。

1641年，荷蘭人終於拿下了馬六甲，恰好是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最後階段，而荷蘭與葡萄牙人的環球爭霸正正是這場大戰的延伸。「三十年戰爭」，今天大家都管它叫「歐洲最後一場宗教戰爭」，但它卻是一般現代人看不懂的宗教戰爭。大體上講，這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衝突；可為什麼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要派兵支持新教聯軍呢？同時，所謂新教也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團和氣的基督教那麼和諧，路德派和加爾文派隨時都會在戰場上換邊易幟，串通天主教勢力來打擊對方。可見除了宗教，它的確還牽涉到許多世俗權力與物質的考慮。更古怪的是「外西凡尼亞公國」（Principality of Transylvania，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老家），他們的王侯因為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強硬天主教政策，不惜轉向舊敵奧圖曼土耳其求援。於是我們看到了四十多萬回教徒大軍殺入波蘭，協助新教徒去克服「崇拜偶像」的天主教敵軍。似乎任何年代，同路人當中的異端都要比真的敵人可怕，就像四百年後西班牙內戰當中的左翼共和國聯盟，「正統」共產黨清算「同路人」托派份子的手段要遠比他們對付佛朗哥法西斯軍隊的時候殘酷。

「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也在這場敵友難分的漫長戰爭中亮相了，他先是在荷蘭奧蘭治王子之下服役，得到他一生僅有的「工薪」，對抗崇信天主教的哈布士堡王朝；後來，他卻掉頭投向也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王室，與老東家荷蘭為敵。他好像不覺得這裏頭有何邏輯矛盾，更妙的是和他同代的人也不以為這是個問題，於是他退下戰場之後就好整以暇地坐船去了荷蘭定居。

必須說明，大思想家笛卡兒可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學者，手無縛雞之力，汲汲於案頭以求「影響因子」的擴大。不，他可是個馬術高手，劍擊大家，除了《沉思錄》和《方法導論》這些曠世哲學鉅著之外，他還寫過一本《劍擊的藝術》。話說當年他不打仗了，乘船往赴荷蘭，身邊只帶着一個僕傭，口說高級法語，穿戴貴氣不俗，於是船夫和一伙商販起了歹念，想幹那亂世常見的勾當──打劫。他們用荷蘭話商量，打算先搶掉他身上衣物財貨，再殺了他主僕二人推到河裏餵魚。但是曾在荷蘭參軍的笛卡兒當然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便不動聲色地在一剎那間拔劍，先是一擊擊倒其中一人，再以劍尖指着另一個家伙的喉嚨，然後冷靜客氣地用荷蘭話告訴船上一眾：「我剛從前線回來，早已厭倦了戰爭。可是我不介意親自動手，殺光你們每一個人。要是不介意的話，可不可以繼續我們平靜的旅程，直到大家抵岸」？大伙全都嚇壞了，只好乖順聽話，把他安安穩穩地送到碼頭。下船之後，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分析幾何與現代哲學的誕生，「我思故我在」的世紀。

和大半輩子都活在「三十年戰爭」陰影下的笛卡兒不同，晚他兩代的萊布尼茲出生的時候，這場浩劫已經只剩兩年就結束了，各國代正在奧斯納布魯克（Osnabrück）開會和談，即將簽訂改變世界的《西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他將要面對的，就是這片滿目瘡痍的殘破大地，以及疲乏困倦的情緒。

梁文道：樣子最實際（菜『色』的版權之一）

【飲食男女】我曾經在一家出了名有型有趣的鄉郊餐廳晚飯，它就和當今許多新派三星館子一樣，每道菜的外觀都被佈置得美輪美奐、別出心裁。其中一道，就連一桌桌見多識廣的食客都忍不住叫出聲來。

原來那盛菜的方形厚盤是塊液晶光板，能不斷在盤面上展示出各種顏色所構成的圖案，隨着客人一路吃掉盤子上的菜餚，它的構圖和光彩也就一路變化，直至客人食畢，整塊光板才由一片星雲漸漸轉至完全暗淡的漆黑。這時候，每個人腦子裏想的，大概都是該不該拿出手機為它拍照。不拍，似乎對不起自己，這到底是個值得留影存念的動人表演。但拍了（並且傳上網絡），卻又好像對不起大廚，猶如看完推理小說或懸疑電影之後忍不住劇透，壞了後來食客的興致。而劇透，大家知道，是種極不道德的重罪。我曾見過網上有人痛斥洩漏電視劇劇情的家伙，詛咒後者「劇透一時爽，全家死光光」。

有些大廚不許客人拍攝食物，正是擔心相片流傳開去之後，以後再來嘗這些撚手名菜的客人就不驚喜了。可見今日餐飲真是表演，有花容月貌的角色，也有高潮起伏的劇情。吃飯拍照，好比睇戲影相，確實會有罪惡感，好像侵犯了人家的智慧產權。難怪做 show一流的英國「Fat Duck」老早就下令禁止食客開動相機。

今天說到食物的「版權」，重點和以往大不相同。從前的廚師在乎的是烹飪當中的秘訣，深怕某種調味料組合或者準備食材的方式被人偷學。只不過單純點的歲月，大部分廚師都不曾想到要為那些秘訣註冊。惟有大型商業機構如「可口可樂」，和號稱用了「十一種香料去特別醃製」的「家鄉雞」，才會去買這種法律上的保險。但這十幾年來，廚師關於智慧產權的意識加強了，他們想要保護的東西也變了；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是一道菜的樣子。

連「飛人」佐敦的入樽姿勢都會有律師想去註冊的美國，當然也最盛產這類和菜式外貌相關的案子。最有名的，莫過於去年紐約的「New York Pizzeria」控告其前任老闆一事，這家大眾化餐廳認為自己有套「特殊的飾盤方法」，而它的上一手波士則把這套方法用在了他開的一家新餐廳裏，形同盜竊。在此之間，美國還發生過好幾起類似的案件，大廚控告離職副手，東主控告離職大廚，焦點皆在擺盤上頭。他們在法律上的觀點是把一道菜的擺盤比作「商品外觀」（trade dressing），比方說可樂的瓶身，『Beat』耳機的外殼圖樣，和『Crocs』膠鞋的造型等等），乃其「產品」的識別特徵。

然而，包括「New York Pizzeria」在內的這些案件，大部分都以原告失敗結局。因為在美國的法律裏頭，「商品外觀」要得到保護，至少得符合「第二含義」（Secondary meaning）以及「非功能性」這兩個條件才行。也就是說一個廚師必須證明自己某道菜的外觀早已在消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由此產生「第二含義」，讓他們一看就能認出這是誰的手筆。他還得證明這道菜的擺盤和裝飾沒有甚麼功能，不像雪條裏的棍子，沒了棍子就不算是雪條，純粹是樣子而已。這兩個條件對大多數廚師來講，都太難滿足。首先，他們的手作仔功夫不像可口可樂，不太可能做到家喻戶曉，使人一看樣子就知是誰家出品這個地步。其次，他們的訓練和專業往往強調form follow the function，要是承認自己的擺盤方式原來除了好看就一點用也沒有，恐怕是件很丟人也很難說得過去的事。

儘管如此，廚師也非完全無技可施。為了保護當今食客最在意的菜式外觀，他們還可以走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梁文道：認識世界，要從它的全部細節開始（在漢諾威重讀萊布尼茲之三）

【蘋果日報】「你為什麼只說XXX，卻隻字不提XXX」，這真是一句有意思的話，我時常見到有人如此評論，指責某個人以偏概全，不夠公允，甚至懷疑他刻意扭曲事實，有用心和道德上的問題。當然，我也領受過不少這類批評，只不過我無法回應，因為我不可能把自己說過的話全部重講一遍。例如「你只是大談香港族群主義的危險，為什麼不講一講中國的民族主義狂熱，那難道不是更可怕更浩大的一股潮流？」或者反過來：「你為什麼光是斥責大陸的族群思考模式，難道香港人不也是以偏概全，過度地典型化了不同族群和地域的差異？」我是不是要把過去十多年來關於民族主義和族群分化的所有言論全都搬出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好幾次，才叫做公正客觀？當然不可能。

同樣地，我也能夠理解那些論者，他們沒有在發表意見和評論之前先把你過往一切言論都先消化好的責任和義務，雖然他們擁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向來主張民主憲政的學者遭到譏諷，說他在某篇文章裏頭討論民主政治的陰暗，是為虎做倀；一個一貫懷疑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知識份子被同道罵成走狗，因為他居然在一次演講裏頭點到了全球市場的好處。他們全都以為自己已經說過的東西不必再說，尤其不用每一回公開發言都得像唸咒誦經似的重複自己。但他們其實是必須這麼做的，因為這是個只有此時此地的年代，一切評論及判斷皆以當下所聞所見為準，沒有人關心你說了多少年民主政治的好話，也沒有人在乎你左了多少年，我們只看到你今天讓我看到的東西，然後我憤怒我留言，說你「為什麼只說XXX，卻隻字不提XXX」。

所以萊布尼茲總是挨罵，因為大家全都曉得他的名言：「在一切可能世界當中，這個世界最是完美」；可沒有人知道他還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更沒有人會讀過他一切文字。那不單是評論者的責任問題，而是根本不可能。他曾經表示，一個人不能單從他已經出版的作品去瞭解他的思想。可是有人能夠看完他那一大堆未曾在生前面世的書信、筆記和文稿嗎？柏林科學院曾經整理過這堆東西，結集成八大系列，合共一百二十卷四開本的文庫。但這不是全集，因為他還留下了更多，據說直到今天，他死後三百年，「萊布尼茲檔案」仍在編輯他的遺產，尚未清理完畢。這些文檔涉及到的題材包括形而上學、邏輯、化學、物理學、植物學、心理學、史學、詞源學、倫理學、啟示神學、臨床醫學在比較症狀上的系統歸納方法，德國圖書貿易市場的改革建議，俄羅斯在易經研究上應該要有的發展方向，美因茲城的司法體系重整大綱，提倡維也納採用菜籽油做為路燈燈油的芻議……。

萊布尼茲不愧是西方世界最後一個「文藝復興人」，不僅幾乎知道所有他那個時代的科學進展；還胸懷天下，在遊歷過的地方參與各種實務規劃。他甚至還預見了太多後來的事物。例如拓撲學，有人認為他提出的「位相分析」是這門學問的先驅。又因為他曾建議歐洲各國各自派出一個代表，組成全歐聯邦議會，所以有人覺得他是最早構思「歐盟」的先知。

他到底在想什麼？這是個什麼人？且以一件小事為索，或者可以略窺其性格之一二。

話說萊布尼茲逝世時備受冷遇，就連他看着長大，並助其登上英國王位的喬治一世也都懶得參加他的葬禮。主要理由是喬治一世覺得這個假髮大得太過誇張的老怪物不夠盡責，天天忙這忙那，四處旅遊，卻丟下最基本的任務不管。他的任務就是為漢諾威王室書寫一部家族史，好彰顯這個家族久遠的榮耀，替它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地位打下厚實的基礎。這門功課，經歷了父子兩代領主，三十多年，始終沒有完成。以他的才華能力，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怎麼會一直做不完呢？喬治一世和他的父親奧古斯特公爵（Ernest Augustus）都等得很不耐煩，都曾不斷催促萊布尼茲，叫他不要只是顧着自己那一堆無關痛癢的研究，應該好好把精力集中在這部家族史上。可是，萊布尼茲也曾明確表示，任何一部嚴謹的、徹底的歷史研究，「都應該從源頭開始」。而奧古斯特公爵不知怎的居然也同意了，所以萊布尼茲就可以放手按着他的計劃去做了。

所謂「從源頭開始」，在萊布尼茲看來，意思就是要先弄清楚漢諾威王室管轄的下薩克森地區史前居民的由來，於是他走進了比較語言學，試圖從當地語言的來源說明這段歷史。後來他又發現這還不夠徹底，因為在人類來到這土地之前的情況也很重要，於是他又一頭鑽進了地質學的領域，並且寫了一本叫做《元神蓋亞》（Protogaea）的小書，打算以它做為整部漢諾威王室家族史的前言。在這本書裏，他提出地球一開始應該是團熾熱的固流體，表面逐漸冷卻凝固，形成後來生物可以棲息生長的外殼。但從週期性的火山爆發推測，它的中心應該還是處在高溫的流動狀態。他又指出，在地殼形成的漫長過程之中，烈焰和岩漿會蒸騰出不少濕氣，那些凝結成雲的濕氣降成雨水回到地表之後，就在地上的坑洞聚成了湖海。基於少量的證據，他做出了相當接近今日科學認識的推論，難怪有些學者把他推做現代地質學的先驅。

這還沒完，因為他不能不理化石的存在。很早以前，他也和當年許多知識份子一樣，認為地下挖出的那些古怪骨頭是上帝開的玩笑。可是經過與當時一批最優秀最先鋒的幾個專家的討論（這是萊布尼茲的最大嗜好，不斷尋找當代各個領域的專家，閱讀他們的論著，並且拜訪他們，和他們研討最新的發現與知識），以及在發掘最多化石的一個意大利坑洞的現場考察之後，他改變了想法。現在，他認為化石是一種已經滅絕了的古代生物的遺骸，被歷次的地表變化及浩劫完整地埋在地下，如果系統地分析研究，應該可以譜寫出一部完整的造物歷史。

所以他的漢諾威王室家族史永遠寫不完，他的老闆懷疑他一直偷懶，儘管後人在他的遺稿中發現他已經為此記下了三千多頁密密麻麻的筆記。這就是萊布尼茲，一具天生下來就是為了百科全書而存在的大腦，總是忍不住要尋根究柢地探索一切問題，無法接受自己在任何一片知識領地上的空白。他終身未婚，也似乎沒有任何戀愛經歷的紀錄，雖然他和不少王后貴女交好，但他和她們一起時談的總是學問。

後來大家都恥笑他儍，說他竟然天真到以為這個世界已經完美得不能再好；可是流傳他那句名言的論者卻往往沒注意到他對完美世界的定義：「以最簡單的律則塑造並規範最多元最豐富現象的世界，就是最完美的世界」。終其一生，萊布尼茲不斷努力的事業就是要找出世界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理，以及能夠最清晰最明確地描述眾多現象的語言。前者使他開創出一套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形上學說；後者則讓他建立了數理邏輯，啟發了二十世紀的分析哲學。但和後來只是想創造「普遍語言」和最抽象文法的邏輯實證論者不同，萊布尼茲總是把另一隻眼睛盯住現實，沉迷於這個「現象最為豐富的世界」。就算一葉可以照見全世，他也要窮盡世上每片樹葉的背面。明知一瓢舀不盡無垠大海，他也要一瓢瓢舀下去，至死不休，是人類求知慾與好奇心的最大化身。

號稱最後的「文藝復興人」，有人詬病他在文藝上沒什麼表現。是嗎？他死前一年，拖着病軀，一邊繼續那不可能寫完的王族史，一邊還在修改晚輩詩人彼得森（John William Petersen）的史詩《烏拉尼亞》（Urania）。這首全長十五卷，每卷一千行的拉丁詩是他勸彼得森寫的。可彼得森寫完之後，他卻覺得不夠完美，所以自己抽空替他編輯改進。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他回信告訴彼得森：「我在它上面已經付出了很多精力，為了讓一件如此匆忙寫就的東西變得精緻有序。所以我已經改動了無數的東西，有時候是整頁整頁地修改……」。

梁文道：睇得到的秘技（再談餐廚拍照之二）

【飲食男女】一家餐廳或一位大廚之所以不愛食客拍照，還有一個更加直接緊迫，更加利害攸關的理由；那就是怕你抄襲。

2006年發生過這麼一件著名的案例，去年被迫結業的紐約知名餐廳「wd-50」主廚Wylie Dufresne，在網上發佈評論，指控澳洲名廚Robin Wickens抄襲（當時任職墨爾本的Fitzroy餐廳，後來這家館子也結業了）。正是有圖有真相，在照片上可以清晰看見，原來後者在自己餐廳出品的一系列新菜式，真的和「Wd-50」的出品一模一樣。所謂一樣，不只是食材的搭配一樣，烹調的方式一樣，而且是連擺盤的設計也都完全等同。一家開在墨爾本的館子怎麼會恰巧和一家紐約的餐廳推出同樣的菜呢？

「受害者」不止「Wd-50」，芝加哥美食聖殿「Alinea」的好幾道名菜也赫然出現在Robin Wickens的菜單之上，從圖片來看，它們還真是百分百的兩生花。後來Robin Wickens寫信向那兩家美國餐廳的主廚道歉，說他從來沒有試圖把那些創作納入自己的名下。他只不過是趁着假期去了一趟美國，來次「考研之旅」，在那兩間食肆嘗到了好幾款驚天動地的菜式，所以一回老家就忍不住立刻照着原樣重做，以饗澳洲同好……。

「考研之旅」，問題就出在這種西方許多廚師的必要活動上頭。和華人地區的食肆不同，大家曉得，歐美乃至日本許多第一流的餐廳都會定期歇業，或者暑假，或者寒假，少則一兩個月，最多的甚至連半年都有。有抱負有熱情的廚師在這段假期裏面除了休養生息，一定要幹的一件事就是出去吃。他們平日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有機會光顧其他同行，只有趁着這段假期四處走走，一方面考察同業發展水平和趨勢，一方面吸取靈感。

「吸取靈感」，意思是去異地看看陌生的烹飪技法和食材種類，研究一下有甚麼東西可以搬回來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上頭。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分子料理」，本世紀初的「新北歐菜」，能夠釀成一片席捲全球的風潮，靠的往往就是這類考研旅行，難怪有人開玩笑說，當年在 El Bulli」和現在在「Noma」用餐的食客當中，起碼有一半是廚房同業。

就和藝術家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常去展覽看看其他藝術家在幹甚麼一樣，這類廚師的修學旅行本來很正常也很必要，是飲食業不斷進步，飲食之所以形成風尚的重要因素。但任何好廚師大概都會有一手自己的獨門秘方，輕易不能外傳，好比某家拉麵店的湯底組合，某間批薩鋪的麵糰成分，這是他們出奇致勝，長久不衰的秘技，外人吃了就算覺得很好，也不一定吃得出箇中玄妙。如果你的經驗夠，舌頭靈，破解得了廚房背後的秘密，那就是你本事，於是一種技法就此流傳開去，漸漸變成全行共有的知識。

問題在於今天的廚房秘技已不只是你看不到的這些東西，它還擴展到了你看得到的菜式外觀之上。一間餐廳帶給客人的震撼，再也不只是那種一碗表面平平無奇的味噌湯，要你喝下去之後才張大嘴巴去想它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震撼；它現在還得先聲奪人，以上桌方式的氣勢和華巧去讓你才看它一眼就忍不住驚呼。例如「Alinea」的桌布甜品，沒吃過的人都能大致說得出它就像Jackson Pollock的油畫一樣美麗。說得出，形容得了，可以複述，那是因為它看得見，而且它很主要的成分就是靠眼睛看。如果今天的名館名菜這麼注重視覺，把它也變成了自己的招牌秘方，那當然也就得開始關注可不可以讓人照相這個問題了。誰曉得吃的人會不會是同行？誰曉得他會不會拍了照之後回去模仿？

梁文道：你估你係老幾？（再談餐廳拍照之一）

【飲食男女】一切規則都正在改變，包括拍照。從前我總以為，在一般情況底下，假如我要舉起相機對着人，就一定得先問問人家願不願意被拍。當然，這也不是沒有例外，比方說街頭隨拍，那就是個稍為有些麻煩的情況。可能正是街拍的流行，攝影的簡便，使得我們開始以為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們都有舉起相機（對不起，應該說是手機）就按下按鈕的權利。

尤其是在大陸，我見過自己的同事一路開會一路朝着與會者猛拍，聽說是為了存檔。但他們有沒有先和人家打過招呼呢？似乎沒有。更有些時候，錄影棚外的化妝室，一眾明星藝人與名人，正在接受化妝師的變臉魔法，預備從灰頭土臉，人家看不出來的狀態，轉化成銀幕和熒光幕上那一張張亮麗帥氣的面孔；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就站在一旁拍照，甚至錄影。他們錄下了日常生活中比較庸俗甚或不堪的對話，更錄下了這些名人原本不欲人知的另一面。他們可有事先問准？沒有。但他們說這些材料有用，可以當做宣傳工具。

拍照是這個時代的天賦人權，與手機俱來，不可剝奪，不可置疑。至於被拍攝對象的私隱和意願，那則是上個世紀的過時束縛，一如再前一個世紀中國大姑娘的裹腳布，說起來可真是又臭又長。

因此很難怪有那麼多食評博客抱怨，斥責餐廳東主不讓他們拍照，覺得那些大廚老闆不近人情不通常識。難道他們不曉得，拍就和吃一樣，是人類外食經驗中須臾不可二分的必要動作嗎？

最常讓新一代食客震驚的地方，大概就是日本了，許多稍好的館子都不太喜歡客人拍照。他們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要保證其他客人的私隱。這對大部分遊客來講，都是一個十分怪異的藉口。這是餐廳，公眾場合，出得嚟食飯，仲有乜資格講私隱呀？可是回頭再想，那些食肆的立場也不是完全無理，特別是東京銀座那種老派板前料理或酒吧，大家擠坐一排，你怎知道坐在你身旁那對夫婦到底是否真是夫婦的關係？說不定人家是老闆大方，出來犒賞秘書吃頓好的，被你無意留影，豈不要出大事？

因此比較恰當的辦法是在拿出機器之前先問一下（最好的辦法當是根本不拍，只不過大部分人都做不到，食評博客更加做不到）。為甚麼早在掏出手機或相機之前就要先得人家批准？難道只把相機放在桌上都不對嗎？是這樣的，請看看你眼前這張吧枱，說不定它很有來歷，要是知道底細，你一定會記得在食記和臉書上說明，這是不知從甚麼山上找來的幾百年檜木，造價百萬云云。對了，這張木枱很珍貴，所以人家怕它被金屬刮花。所以就算不拒拍照，店家有時也會特地拿出一個杯墊碗墊，讓你安放手機。如果你看到小師傅或者侍應替你將本來赤條條擱在桌上的手機相機移放在這個墊子上頭，你自然會感到這真是個貼心細緻的周到安排。只不過，通常要是等到這個時候，那便說明你已經遲了一步。更有禮的做法是在人家這麼幹之前，先行請示，等到墊子上桌，再把自己的手機放在上頭。

我們可能會很生氣，大佬呀，使唔使咁多規矩，我影相係益你噃，幫你多啲宣傳，等你多啲客嚟，你估你係老幾。然而，你又怎能確定人家真想你替他宣傳？人家或許是個連米芝蓮都擋在門外的寸店，也可能就是拍你的宣傳會引來更多看中文的客人（畢竟在不少日本人心目當中，大陸、香港，甚或台灣這三地遊客的區別，都沒有我們自己以為的大）。

梁文道：下降者必將再度升起（在漢諾威重讀萊布尼茲之二）

【蘋果日報】漢諾威就和許多德國重鎮一樣，在二戰當中遭到重創，足足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市中心建築被盟軍炸毀，能夠復原重建者則如九牛一毛，所以今天這座城市沒有多少真正的古蹟留存（相比起其他德國小城），可供遊客賞玩的所謂老城區，不過兩三條短街而已。難怪原籍漢諾威，後來走遍大半個中國的德國青年作家雷克一聽說我今年要過去十幾天，便笑：「呀？這麼無聊的工業城市有什麼好玩？它就像河北的石家莊，都是省會，都很沉悶」。是的，它一點也不好玩，沒有人是專程去那裏旅遊的。大家過去都是為了工作，和「福士」汽車開會，參加「CeBIT」資訊科技大展，以及「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會開完了，展覽結束了，人也就跟着走了。便連它的大學，也是只憑理工著名，為德國培養了一大批工程師，兩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加上一個物理學獎得主。它的球隊「漢諾威96」，在最近的德甲排名裏頭好像排在第十七位。

這座單調工業城市唯一有過全球影響力的文化名人，恐怕就是萊布尼茲了。所以漢諾威大學十年前把校名改成「漢諾威萊布尼茲大學」，有些稍帶歲數的十九世紀大樓也冠上了萊布尼茲的名字，便連街上的咖啡店和藥房，亦有叫做萊布尼茲的。當然，別忘了那有名的「萊布尼茲」牌小熊牛奶餅乾（『7-11』都有得賣）。看來，這位當年宮廷老臣，樞密院法律顧問，果然是漢諾威市民最引以自豪的先人。

可三百年前，1716年11月14日那個寒冷的晚上，這位剛過七十的老人走得卻是那麼孤獨，發現他已死在床上的是他的秘書。第二天夜裏，他的棺木被馬車運走的時候，街道上冷冷清清，恰如漢諾威城當年對他的態度。三百年後的今天，我在他故居遺址（那座老宅早不復存）附近夜遊，路面石塊濕滑，街燈昏暗，靜悄悄的空氣彷彿還帶着那一晚的寂寥。一個月後，舉行葬禮，宮中沒有一人前來致上最後敬意。他生前力促「柏林科學院」的成立，是今天這所德國權威學術機構的始祖（所以現在他們頒授的其中一個大獎就叫做『萊布尼茲獎』）；但柏林科學院沒有為他舉辦正式悼禮。他是倫敦皇家學會的會員，當年曾經向學會成員展示他發明的手搖計算機，讓大家非常振奮，因為那部機器不只能做四則運算，而且還能運算開方。它背後的原理是一套分等級的圓柱，這種設計不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還被「IBM」沿用，還在某程度上先導了圖靈的發明，所以今天有些人會把電腦的發明追溯到萊布尼茲身上。當然，他真正影響當今資訊科技的地方，是他發明了二進制。儘管如此，皇家學會也覺得為他致哀不太合適。

最令人吃驚的，是當年漢諾威王室的家長，英王喬治一世，他正好回到老家德國，駐蹕漢諾威城外不遠的地方。可他竟然一點表示也沒有。說到這裏，很多人都曉得今天統治英國的溫莎王朝有德國血統，但英國皇家與德國的血脈關係其實早在上一個朝代便已經開始了，那個王朝就叫做漢諾威王朝，它的第一任君主正是喬治一世，其末則是大名鼎鼎的維多利亞女皇。這大概是今天少數專程去漢諾威旅遊的外國人多半都來自英國的原因吧，情意使然。

為什麼好端端的一個德國地方王侯，會跑去接任英國國王呢？其實，這只不過是現代民族國家完全底定之前的歐洲常態，貴族與貴族婚配，王室和王室聯姻，再透過複雜的繼承法則操作，就有了許許多多跨地跨國的統治王朝。其時極力操作這事，使漢諾威一個區區德國新貴家族（在萊布尼茲剛剛替他們家效命的時候，他家甚至連神聖羅馬帝國選帝侯的資格都還沒有），能夠越海繼統的，正是萊布尼茲他老人家。現代人或許會感到奇怪，難道喬治一世就一點也不感恩嗎？人家可幫過你當上英國國王呀。也許我們今天會以為英國國王很了不起，而英國當年也真比漢諾威一個小小公國強大不知多少倍。可是在這個小公國的專制政體之內，喬治公爵卻是呼風喚雨的絕對王者；到了英國那邊，喬治國王反而得受到議會的重重制約，無一事順心。所以喬治當初根本不願意接下這個表面光鮮的王位，後來他也果然成了英國現代內閣政體浮現，王權更遭侵損的標誌人物，而為他服務的「首席財政大臣」沃波爾（Robert Walpole），則被後人視為第一任英國首相。

雖然萊布尼茲想過要離開漢諾威，跟隨少主前赴倫敦，但喬治一世卻不願把這位在英國名氣也很大的老學者一併帶去，理由正和皇家學會對他後來離世時的淡漠反應的原因一致：那時候的英國上層社會都不喜歡他。

問題出在牛頓和他兩個人的爭端，更準確的講法是牛頓粉絲團對他的大肆詆毀。我們後來曉得，牛頓和萊布尼茲先後獨立發展出了微積分，而後者創立的符號系統不只比前者優越，而且還成了日後計算的主流。不過，在當年乃至於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英國人卻都認為是萊布尼茲剽竊了牛頓的創意，群起攻之。在牛頓默許之下，他的崇拜者不斷發佈文章抨擊萊布尼茲，各式各樣的嘲諷。萊布尼茲太忙了，只能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替自己寫幾篇東西澄清，於是時勢自然不在他這一邊。萊布尼茲死後十年，牛頓的葬禮辦得風風光光，英國人以對待國家英雄的態度把他的靈柩安放進西敏寺，恰好和萊布尼茲那淒冷的結局形成對照。

為什麼流行書籍裏頭形容得很會討好權貴，全力攀附王侯的萊布尼茲會落得這般下場？為什麼其時聲名不善的萊布尼茲又會變成現在的漢諾威以及全德國的驕傲？我猜，答案可能得從他那句名言背後尋找：「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當中最美善者」。

萊布尼茲的棺槨上頭刻滿了符號和詩句，其中最顯眼的是道螺旋線，那是煉金術裏常見的符號，代表着拉丁箴言「下降者必將再度升起」（inclinata resurget）。在一切可能世界當中，或者就有一個萊布尼茲必將升起的美好世界。

梁文道：生蠔的階級（俄羅斯本土三之三）

【飲食男女】全世界都在流行本土食材，所以理論上講，俄羅斯針對西方的食品禁運應該是個好消息。巴馬火腿來不了，我們有自己的本土替代；希臘的芝士進不來，我們同樣可以想辦法本土生產。可惜的是，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沒錯，很多標榜俄羅斯本地食物的餐館和業界人士會把眼前的經濟戰爭當成契機，當成發展自家農耕魚畜的好機會。不過，這些應急上市的本地貨真能完全取代進口商品嗎？恐怕很難。因為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在食物上就變得愈來愈沒法自給自足了。

比如牛肉，進口貨現在佔去的市場起碼達到六成；忽然間，你叫它用甚麼辦法去填補這個空缺呢？

例如生蠔，法國等歐盟出品現在來不了俄羅斯了，它只好另闢蹊徑，找些「本土貨源」取代，可是它的產量實在趕不及應付既有的龐大需求。那該怎麼辦呢？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地區，恰好正是眼下俄羅斯和西方勢力發生爭議的源頭，也是傳統上俄羅斯自家的生蠔產地。它的黑海生蠔，是十九世紀末沙俄上流社會的明星貨，每年產量一度達到五百萬隻。共產革命爆發之後，這些代表着腐朽奢華舊社會的美食才被打進冷宮，一下子墜入完全停產的境界。直到最近，它才緩緩回復過來，而且是在全新的政治局面之下。

當地少數幾家仍在養殖黑海生蠔的蠔農都把最近的食物禁運當成好消息，因為法國等地貨品過去佔有的市場份額，現在全都等着他們征服。原來乏人問津的冷門海產，如今備受追捧，價格屢創新高。以他們既有的生產能力而言，根本就應付不了這忽然冒頭的本土浪潮。前兩年，他們想要拿地擴建設施，會受到當地官員百般阻撓；可最近他們的生意卻成了愛國愛本土的象徵，從莫斯科過來的官員議員出面，為他們大力護航，接下來大概是要甚麼就有甚麼了。有些蠔農預估，不到三年，他們家就能做到每年幾百萬歐羅的生意了。

生蠔的西方色彩可以淡化，因為俄羅斯也有本土的蠔種了，可是在這貨源短缺、售價飛漲的當兒，它的階級色彩卻反而變得更濃。不過這個新俄羅斯更在乎的是國族，蘇聯時代最關注的階級問題並非它的意識形態焦點。於是我又想起了沙俄，那年頭另一個大作家筆下的生蠔。契訶夫，他在短篇小說《蠔》裏頭寫的就是階層。和托爾斯泰所在意的本土不同，契訶夫從一個跟着失業父親在莫斯科大街上捱凍乞討的小孩眼中看見的生蠔，是一種下層百姓永遠吃不起，甚至還永遠看不懂的古怪物事。這個餓了許久的窮人小孩受到高檔餐廳的食客邀請，在他們戲謔的眼光底下頭一回吃到生蠔：「他們哄笑着好奇地瞅着我。我在一張桌旁坐下，開始吃一樣滑溜溜的東西，那東西很鹹，有一股潮氣和霉味。我狼吞虎嚥般吃起來，不嚼，不看，也不想弄清楚我吃的是甚麼。我覺得，如果我睜開眼睛，那我一定會看到一對亮閃閃的眼睛，螯和尖利的牙齒。我忽然嚼到一樣硬東西。嗄巴一聲咬碎了『哈哈哈！他連殼也吃了！』人們大笑，『小儍瓜，難道這也能吃嗎？』」。

梁文道：這個世界最美好（在漢諾威讀萊布尼茨之一）

【蘋果日報】「潘格羅士講授形而上學，神學、宇宙論，虛無主義，他以令人驚奇的方式證明，沒有無因之果，在眾多可能的世界當中的這個最好的世界上，仁慈的男爵大人的宮殿是所有宮殿中最美的。『已經證明』，他說：『事物不可能被創造成另一副樣子。既然一切都是為了某一個目的而創造的，一切必然用於最好的目的。要記住，鼻子是為戴眼鏡而做成的，所以，我們才有眼鏡。腿顯然是為穿鞋而安排的，於是，我們才有了鞋襪。石頭的創造是為了讓人們開採它用來建造宮殿，因而仁慈的大人才有了美妙的宮殿』」。

這一小段文字大概是伏爾泰諷刺小說《憨第德》當中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話。因此，影射萊布尼茨的角色潘格羅士也就成了這位哲人的標準造像。他表面上博學多才，實則迂腐不堪；明明世上充滿罪惡不公與災難，他卻以自己躲在書齋裏想出來的哲學證明「我們的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切可能世界當中至為美好的一個」，樂觀到無可救藥的地步。自從伏爾泰以降，每逢發生什麼大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後來的納粹集中營屠殺，西方就一定有作家和學者重提萊布尼茨這句名言，當然是諷刺式的引用。此世如此不堪，你竟然還好意思說它好得不能再好？莫非另一個更美、更善、更公正的世界真的不存在？不值得盼望？不值得追求？

或許這就是我唸書的時候一直對萊布尼茨提不起興趣的原因，任何一個年輕人都很難接受這樣的教誨，被迫承認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更何況在我上大學那個年代，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仍然十分流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型塑了我們對萊布尼茨的印象。他在講到萊布尼茨那一章的起首便說：

「萊布尼茨是一個千古絕倫的大智者，但是按他這個人來講卻不值得敬佩。的確，在一名未來的僱員的推薦信裏大家希望提到的優良品質，他樣樣俱備：他勤勉、儉樸、有節制，在財務上誠實。但是他完全欠缺在斯賓諾莎身上表現得很顯著的那些崇高品德。他的最精湛的思想並不是會給他博來聲望的一種思想，那麼他就把這類思想的記載束置高閣不發表。他所發表的都是蓄意要討王公后妃們嘉賞的東西。結果，便有了兩個可以認為代表萊布尼茨的哲學體系：他公開宣揚的一個體系講樂觀、守正統、玄虛離奇而又淺薄；另一個體系是相當晚近的編訂者們從他的手稿中慢慢發掘出來的，這個體系內容深奧，條理一貫，富於斯賓諾莎風格，並且有驚人的邏輯性。杜撰所謂現世界即一切可能有的世界當中最善的世界這一說的，是流俗的萊布尼茨」。

難怪當年我們幾個同學都對斯賓諾莎有興趣，人家斯賓諾莎備受排擠，卻甘於寂寞，隱士般地生活，以磨鏡維生而自得其樂，那像萊布尼茨這樣，拒絕學府職位，當領主小臣，撰王侯家譜，還要在全歐宮廷之間來回穿梭。正是看人品作風，就知道誰是真正的知識人了（後來才曉得斯賓諾莎也沒有我們所以為的那麼孤單，而磨鏡在那時其實還算是份高尚的專業；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再嚴重點說，萊布尼茨的人格要是真有羅素所說的這些缺陷，那他那句「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美善者」的名言，就不只是後人講的「樂觀主義」了；而是獻媚，是知識份子和哲學家的墮落。一個蛋頭學者看不見世間實際情況，蒼生無告，偏要說它非常美好，這叫做「堅離地」，是個叫飢民吃蛋糕的傻蛋。可一個處世圓滑，善於逢迎，飛來飛去王族家的學人也說這種話，那和叫人認命有何區別？豈不無恥？萊布尼茨若是活到今天，肯定要被罵作老賊，因為他竟然勸我們別再想望另一個不同的，更好的世界。

所以最近幾年我總是會時不時地想起萊布尼茨，因為這些年我實在見過太多太多叫人認命的知識份子。有些人一開始還會承認吾國多有不足，必須改進，只是不能照搬所謂的「西方那一套」（至於什麼叫做『西方那一套』，大家儘可自己填充，總之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到『激進』女權運動，能算進去的眾不勝數）。之所以不能馬上照搬，是因為我們既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傳統，也有當下繁雜難解的實際情況（簡稱『國情』）。文化傳統不同，所以價值觀不同；價值觀不同，所以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走向的目標理想也會不同，因此「西方那一套」理想不能橫移。實際情況很複雜，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案也變得不可簡化；既然沒有立即見效的良方去對治這麼複雜的國情，所以大家就不能急着運進「西方那一套」的現成手段，必須等待，「多給中國人民一點時間」。

就算立場見解有異，這番思路也不能說不在理。好的，就等一等，等他們歸納出中國本色的真精神真價值，等一些能夠挑開目下這堆亂綫團的慧針妙眼。不過等到現在，我卻發現這些人的說法又變了，而且還變得相當巧妙。他們不再花功夫像數代前賢那樣，要從過去尋找指引我們前行的價值方針；也不再多談「中國很複雜」這句短語下的諸種問題。他們現在怎麼做呢？很簡單，就是乾脆大方宣稱，原來價值、理想，和規範，都不用汲古遠求，原來我們這麼複雜的現況也根本沒有什麼不好。兩者接合起來，便是「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當中最美善的」。

也就是說，我們平常用來批判社會、鞭策政府、警示同胞的那些標準那些理念，全都應該從當下現實裏頭歸納導出。也就是說，正視複雜國情，尊重腳下實際，漸漸變成了美化複雜的國情，敬拜腳下的實況。理想就在實際當中，實際自然符合理想；於是「特色」成了「模式」，「模式」成了「道路」，最後還都可以輸出，讓人家學習仿效，普世王天下了。

號稱儒家信徒的不必再糾纏在道統和治統之間，因為道統與治統原來老早就通起來了。號稱左翼的也不用再擔心人民大眾與權貴宰制之間的矛盾了，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理念和現實的差距消失了，拉鋸其間的緊張不復，知識份子剩下來的工作就是從這個特異狀況說出道理，還想批判的話就去批判人家好了，比如說「美國民主已經走進死胡同」，「印度的強姦案比我們多」，「德國企業說謊的情況更嚴重」……。

本來「維穩」二字在胡溫年代開始通行的時候，我就覺得奇怪。不是說維持穩定不好，而是一個國家怎麼會成天到晚把它當成願景似的掛在口邊。就好比一個孩子被老師家長問起他的學習目標和人生理想，結果他說：「我的目標是維持穩定」。多虧那些見解，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維穩」確實是有道理，因為我們已經那麼好，接下來的任務自然是保持它好下去。就算「發展」，也得以「穩定」前綴，在現有的局面下逐步發展。發展總得有個發展的大方向，而我們的方向就是繼續穩定，越來越穩。

扯遠了，還是說回萊布尼茨吧。由於今年去了幾趟德國漢諾威，自然就想讀些和當地特別有關的書。讀什麼好呢？那就讀在漢諾威生活工作了四十年的萊布尼茨吧，反正除了翻過《單子論》外，從前我從未認真讀過他的任何一部論著。而且得讀《神義論》，因為這是他那句惡名昭彰的名言出處，且看這個世界是否真的不可能更好。

梁文道：吃掉靈魂，背叛祖國（俄羅斯本土之二）

【飲食男女】普京一聲令下，不止生蠔、火腿和芝士等各式西方食物立即絕迹俄羅斯市場，而且還意外地重新燃起一場非常古老的爭論，那就是到底要吃甚麼和怎麼吃才算是愛國愛本土的問題。有些站在現政府立場的評論家發炮，說那些熱愛西方進口食材與菜式的人，全都是不夠純正的俄羅斯人。

而凡是在網絡和傳媒上頭反對這項禁運措施的知識分子，則都是些心向西方的自由派人士，他們的口味充分反映出了他們真正忠誠的對象。也就是說，「你吃甚麼，就說明你是甚麼人」這句老話，在今天的俄羅斯變成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國族問題。你愛吃意大利菜、法國菜和美式食品，便表明你的俄羅斯認同十分可疑。倒推回去，這也就能解釋為何你平常老是要批評政府和普京了，因為你根本不夠愛國。

在俄羅斯，這確實是個古老的爭論，甚至早在托爾斯泰以前，當許多知識分子和貴族都以講法文為榮的時候（法文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國際語言），就已經有不少人抨擊飲食歐化的現象了。前者說法文，作風歐派，吃喝也以進口葡萄酒和芝士為尚，他們極力想把曾被人認為是「落後野蠻」的俄羅斯拉進「先進」西歐的大家庭。而反對這種傾向的人則往往篤信東正教，強調斯拉夫語言和文化的根源，堅持鄉土而簡樸的飲食，以免喪失俄羅斯人的靈魂。如此久遠的態度對立，恰好和現在造成這場食物禁運的烏克蘭危機相應；烏克蘭之所以分裂，俄羅斯之所以插手干預，美國與歐盟之所以要在經濟上制裁俄羅斯，就是為了烏克蘭政府試圖加入歐盟，而普京政府反對。食物，則是貫穿其中兩百年不變的象徵。

可是當前的食物之爭，卻又不盡是復古，因為在沙俄時代和現在的共和國之間，還有一段蘇聯的變奏。當年蘇聯的食物短缺是出了名的生活常態，市場大門之外總是一隊長長的人龍；相反地，裏頭的貨架卻是冷冷清清，食品不單類寡，而且數量有限。所以當時美國的保守媒體如《讀者文摘》老愛拿這點開玩笑，用西方超市貨物的琳瑯滿目來對照蘇聯的匱乏，把它誇張地上升到自由和專制之差異的高度。好玩的是，在最堅定的早輩革命者心中，食物根本不怎麼重要，既不需要有那麼多花樣選擇，也用不着太過追求口味，純粹是飽肚維生的營養必需品而已。在那個年代，別說歐化不歐化了，一個過於講究飲食的人甚至還是不道德的，是低俗資產階級趣味的奴隸，是革命必須清洗改造的對象。

於是清貧飲食變成了一種革命的道德，就好比後來的北韓曾對自己人民把南韓在吃喝上的富足解釋成向美帝投誠的結果一樣，似乎愈是吃得少吃得不好，就愈能證明自己的正確和高尚。

俄羅斯最新一輪的食物論戰也部分地繼承了這一路想法，先在西方進口食品與國際化飲食，和吃喝的精緻與豐富之間畫上等號（似乎俄羅斯菜就注定不講究似的）；然後再把貪圖美食等同於道德上的空虛，以及人生的無聊。所以呢，對禁運不滿的那些人非但不愛國，少了俄羅斯大地所賦予的靈魂；並且還很有可能是群沒有靈魂的人，完全不曉得生命的意義。

梁文道：生蠔不愛國（俄羅斯本土之一）

【飲食男女】奧布朗斯基公爵點了一瓶香檳，一瓶 Chablis，一份濃汁鱒魚，一盤烤牛肉，一盤巴瑪芝士；當然，還得有三打生蠔。他說，這才叫做享受生命的樂趣。輪到他的朋友列文了，這個長年住在鄉下的地主不喜奢華，看不慣莫斯科上流社會的排場，就只跟侍者要了一盤椰菜湯和一份麥粥。於是侍者糊塗了，他很迷惑地用法文問列文：「閣下想要的是 porridgeà la russe嗎」？沒錯，列文想要的就是俄式麥粥，最淳樸最老實的俄羅斯鄉土食物。

對列文來講，椰菜湯和麥粥不只是食物，它們還是簡單生活方式的象徵，是俄羅斯農民大眾文化的體現；用今天的話講，它們很「本土」很「在地」。相反地，奧布朗斯基公爵點的菜（尤其是生蠔、香檳，和Chablis），則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作派，西化崇洋，是當年俄羅斯顯貴階層的化身。

這是托爾斯泰《安娜•卡列麗娜》中的一段場景，寫在將近一百五十年之前。它的象徵意義，沒想到直至今日依然有效。

不過兩、三年前，莫斯科新開了一間餐廳，名字是英文名，叫做「Oyster Bar」。一年之後，它的名字就改成「No Oyster Bar」了。原因很簡單，它不賣生蠔了，並非生蠔不受歡迎；恰恰相反；生蠔對這個首都城市的新興中產階級和富裕人口很有吸引力，近十幾年來銷路一直上升。它之所以不再販蠔，是因為它根本買不到貨。

自從烏克蘭分裂危機爆發，西方國家就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一連串的角力，先是美國帶頭經濟制裁俄羅斯，然後俄羅斯報復，禁止美國和歐盟等「敵對勢力」的食品入口。被禁的東西，恰好包括了一百多年前奧布朗斯基在莫斯科的洋派餐廳點的好東西：北海鱒魚、巴瑪芝士、香檳、Chablis，以及生蠔。

忽然之間，幾乎這個國家所有新派的，時髦的外國餐館都不知道該怎麼繼續把生意做下去。希臘館子沒有希臘 feta和葡萄葉，意大利餐廳沒有阿爾巴松露和巴瑪火腿，西班牙餐廳沒有伊比利亞豬肉與地中海魷魚，法國餐廳沒有鵝肝、蝸牛，以及它的三百多種芝士。甚至一般國際酒店的餐廳也受到打擊，因為美國牛肉本來就是他們餐牌上必備的基本要素。還有日本餐廳，壽司和魚生是過去十年最受新一代俄羅斯人歡迎的外國菜，現在少了大量進口魚貨海產，你叫他們如何經營？

這其實是個很有趣的實驗，一場經濟戰正好讓我們看到了當今世界全球化的側面。剛才數算過的那林林總總的國際餐飲，如今遍佈全球，從利馬到羅馬，從馬爾代夫到夏威夷，同類型的餐廳和菜式，你在任何地方都見得到。在背後支撑這幅圖景的，一是廣泛的貿易與密集的物流網；二是一大批口味多元化的新時代消費者，他們太過習慣這種生活方式——這種能在吃喝上自由選擇、不問國界的生活方式。當你抽掉了前面那股根本動力，中斷貿易，他們還適應得來嗎？他們會不會非常不滿？

政府控制的官方媒體做好準備，在意識形態上把這場紛爭定性為大是大非的愛國問題。先是呼籲大家忍耐，接受現實，為了國家尊嚴犧牲一己的口腹之慾。再下來便是強調本土和外來者的鬥爭了，彷彿就像重演托翁小說情景以及它的象徵似的，將不少高價的，標誌地位和品味的外來食材暗暗形容為「非俄羅斯」食品。比如生蠔，誰要是沒有這樣東西就活不下去，誰就有不愛祖國不愛本土的嫌疑。

「No Oyster Bar」改名之後，轉型為專賣漢堡等大眾化西式食物的普通餐廳，用的牛肉自是俄羅斯土產。幾個月前，它終於關門結業。

梁文道：怖懼

【蘋果日報】我時常想起當年北京那位才子逐步成為異見份子的過程，因為它實在是個太好的樣本，能夠讓我看見個人的情緒怎樣擴大成一股四處瀰漫的社會氣氛，再漸漸形成一個有形的、具體的力量。它甚至還能幫助我理解今天發生在我身邊的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比如一些朋友，尤其是文化圈和知識界的朋友，近年時常會在聚會當中散佈傳聞，說某某某的書被禁了，某某某的工作不保了，某某某已經變得很危險了，這本該叫人沮喪，但說的人卻又忍不住話聲中興奮語氣的消息。那種興奮是很奇怪的，幾乎令人懷疑這些把話說得繪聲繪影的消息散播者是不是正在興災樂禍。一則本該讓這個圈子覺得唇亡齒寒的故事，究竟有甚麼值得高興的地方呢？是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彼此吃醋較勁？聽故事的人又為甚麼不反駁那些來源可疑的傳說，反而還要比較誰的內幕更多似的，在這上頭加油添醋，然後把經過一個圈子改造過的說法，再傳到另一個圈子，直到「某某某很敏感」終於成了一個社會共識為止？

我理解，有時候這只不過是因為害怕。這些人全都太過擔心，擔心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被敏感的人，名字不得見報，文章不得見刊，舊作不得重版，教職不保，家人不安，朋友迴避，神州雖大，自己卻成了一個無處可走的畸零陰影。是的，他害怕，所以他要說其他人的故事，就像小孩遊戲，另一個小朋友負責當鬼，自己就暫時安全了。於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分享另一個不在場的朋友的遭遇，在這種情況底下，便成了一種奇異的圍爐取暖。這一切甚至還可能是不自覺的，不帶自覺的惡意，大家都不曉得自己其實正在恐懼，不曉得自己熱烈聽講的故事可能會對那個當主角的同行友人造成實質傷害。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他們只是害怕而已。

既然如此，一些更荒誕的事件，也便顯得情有可原了。例如一家文化機構的高層，主動向當局舉報快要面世的自家出品，說它「有問題」。為甚麼？因為他認定那項作品危險，儘管同事全不認同，儘管它已經經過重重官方審批程序，眼看就要在市場上亮相並且引起關注。可他就是害怕關注，一旦贏得聲譽，那就意味着爭論的不可避免；一旦爭論，那就會有人批評，並且向當局秘報；萬一秘報呈了上去，上頭就有可能下達批示；要是高層下了指示，整家機構就得遭到覆頂之災了。所以與其毀於人手，完了整攤大盤，同時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命，他還不如自己偷偷告狀，說自己將要推出的東西「有問題」，防患未然。為什麼連官方審查人員看過都覺得可以的東西，他都還放不下心呢？那恰恰是因為他內行，太過懂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比起那些公事公辦，偶而忽略大局的年輕審查人員，他更信任自己的判斷。更簡單地講，他害怕。

這都是我認識的人，我見過的事。從前單純，以為即便不是同道，至少也不離得太遠。直至最近，中國知識階層恍如集體經過壓力測試，很多人都在測試底下展示出了以往我未必看得到的一面。比方說一個平日言行十分豪邁的作家，很多年前常常會和我談起老一輩文人那段不堪的經歷，慨嘆其命運之多舛，又憐其人格之失守，使我覺得這是要和我默默相約共勉，就算來日不能力阻歷史重現，起碼也得保全自己良心清白的意思。如今偶而再見，他看起來還是那個豪邁的漢子；但從他近年的作為看來，我開始懷疑，也許，對前輩知識份子運動年代行狀的理解，只不過是他今日趨利避禍的實際指南罷了。可是我不怪他，也不討厭他；我還見過更誇張的變臉。

就只是兩年前的事，一伙人議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齊替中國文化的未來幹點小事。兩年下來，果然也幹出了點小事，主事的老朋友自忖能向大家交代了，便約好見面，順便商量再下兩年的計劃。沒想到剛坐下來，其中一個真出過錢也出過力的就開始甩手搖頭，誇張（得可笑）地說：「夠了，夠了，別再和我談理想了！今天在中國談理想有多危險，難道你們不知道嗎？我們一圈哥兒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跑，大家趕緊掙完最後一筆，能早走就早走。這個國家是待不下去的了，沒救了。你們也省點心吧，保命要緊；有功夫還不如賣賣文化賺錢，理想這東西會害人的」。

大概是他的反應太過小丑；同一個人和兩年前的盛意拳拳、信誓旦旦相比，態度變化得太大。老友震怒，竟然毫不費力地就佔上了道德高地，正氣凜然地斥責：「你怎麼能這麼說話？我對你真是非常失望。什麼叫做理想？什麼叫做文化？越是到了這種時候，我們才越該努力，好好挺過去。你還要勸大家走？中國會搞成今天這步田地，就是你這種人的責任」。

我一邊忍不住笑，一邊勸朋友息怒，心底下，我卻十分同情那人。這兩年講社會理想的商界才俊被整的可厲害了，要不是像薛蠻子那樣給押上央視向全國人民坦白自己召妓很下賤，就是像最近信力建這般被人查出「稅務問題」，有錢還講理想？這難道不可怕嗎？

我不願意說「總算見識了他們的真面目」之類的話，不喜歡隨便質疑譴責朋友的人格和操守。「……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似是千年不易之常軌，但這麼罵人，對我而言又好像太過輕率。正如幾十年前的那些事，為求自保而互相告發，彼此陷害，我敢說那是前輩們人品低下，時窮於是露出真面目嗎？不敢。因為那只是人的脆弱，如此而已。有人多敢亮劍，其他人就有多麼恐懼。尤其，我不能肯定要是到了非常時刻，我自己又是否過得了考驗。

梁文道：敢就夠了

【蘋果日報】「別讓李嘉誠跑了」，我很喜歡這句話，因為它夠坦白夠幽默，可以拿來造出無數搞笑的句子。比方說：「看完〈別讓李嘉誠跑了〉之後，我就明白李嘉誠為什麼要跑了」。其形式上的邏輯就和前陣子另一句流行語相似：「自從經歷過『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活動的準備之後，我就知道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了」。那篇出自「瞭望智庫」的鴻文〈別讓李嘉誠跑了〉儘管遇到不少批駁，但我卻覺得它說出了一些道理，一些我等反對「地產霸權」的左傾香港人早已知道的道理，例如「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難道不是這樣嗎？一個壟斷性的財團之所以發家坐大，真能和制度或非制度的政治權力無關？

於是這篇文章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它說得合不合理，更在於它的作者怎麼如此敢講，以官方智庫的身份公然承認沒有權力資源，就做不了地產生意；坦然宣佈「官商勾結」存在，把一個「眾所周知」，但又一向沒有老百姓敢公開表述的現象老老實實地指明出來。沒錯，問題在於它怎麼敢。

說到「敢」，這就得牽涉到一個近幾年來越益常見的詞語了。我沒有金觀濤和錢鋼二位先生的功夫，能在思想史料和大眾傳媒當中爬梳出一組關鍵詞彙，並且計量它們出現的頻率次數，說明它們的意義價值；可是我真覺得，「亮劍」一詞或是認識當前中國意識型態和社會氣氛的重要入口。最初可能是電視劇的影響，「亮劍」這個殺氣騰騰的，充滿戰爭意味的詞語，現在幾乎可以運用在任何領域之上，而且還都得在前頭綴上一個「敢」字。隨手Google一下，可以發現在查辦官員貪腐的時候，固然要「敢於亮劍」；在對付「言必稱西方的輿論場上」，更要「敢於亮劍」；治理河川水道，一樣「敢於亮劍」；就連稀土交易，原來也得「敢於亮劍」。

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意識型態，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一個人要是敢於亮劍，那一定是他有劍可亮，有一番既合理又有說服力的論述。今天這麼愛講「敢於亮劍」，基礎就是十年來由「中國模式」逐步發展出來的「中國道路」。一開始是要說明中國為什麼這麼厲害，原來是因為我們有一套與眾不同的政經模式；後來它就變成一種連人家都可學習仿效的道路了，和西方世界走過的經歷很不一樣。又由於這種模式如此成功，這條道路如此康莊，所以我們就有自信了。面對任何挑戰任何質疑，我們就敢於亮劍了；換句更直白的話講，這叫做「有底氣」。

然而，先不論近日甚囂塵土上的「中國模式是否已經破產」的爭議，也不管學界對「中國道路究竟有多獨特」的討論，我發現有時候「敢於亮劍」這個講法最重要的關鍵原來不是那把快要亮出來的劍，而是敢把它亮出來的勇氣。原來你並不真的需要一大套自圓其說，能夠前後融貫的邏輯；也不需要經過經驗檢證，可以有效解釋事實的論述；在輿論戰場當中，你只要「敢」就夠了。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那場戰爭到底誰的功勞大犧牲多，是全中國人都關心的話題。雖然官方已經漸漸承認當年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的貢獻，可現在它還是要強調共產黨才是那場戰爭的中流砥柱。為什麼仗是國民黨打的多，人是國軍死的多，蔣介石是其時中國戰場上的最高領導（那怕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也好）；共產黨卻依然會是這場戰事的「中流砥柱」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很合理，所以我看了一些官方的解釋。很可惜，在宣傳文稿當中，我看到的多半是「中流砥柱」這四個字的不斷修飾與衍生，許多細節許多問題都不在這一輪的輿論攻勢之中；它們大談特談「百團大戰」的英勇事蹟，但又不去比較它和國軍各場會戰的歷史地位。要是再問下去，那就危險了，一不小心便會變成「歷史虛無主義」，是對歷史的「選擇性解讀」，是對「執政黨形象的刻意扭曲」。面對這等置疑，喉舌已經說得夠清楚了，他們會「敢於亮劍」。

閱兵的時候，蘇丹總統巴希爾也被請來北京，國內外皆有批評，說他是國際刑事法院頒令逮捕的現行戰爭罪犯，怎能堂而皇之地參與「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盛會。一些喉舌就此指責「戰爭罪」是西方主導的概念，我們中國人不必為此「墮落成西方政治的附庸」。這也算是「敢於亮劍」，敢跟西方人說不，敢跟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形塑出來的概念對着幹。說實話，「戰爭罪」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在法學上可以促發很多不同的看法。要是「敢於亮劍」，說不定還真能拿出一套針鋒相對，似模似樣的論述。可惜的是，為了迎接抗戰勝利紀念日，為了反制日本安保法案的修訂，官方媒體前一陣子才介紹過當年東京審判的意義，說它引進了戰爭罪的概念，在「人類文明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小日本別妄想將它扭曲成「勝利者的審判」，「政治的報復」。那麼戰爭罪到底還普不普世？它究竟是不是政治的操作呢？沒關係，「敢」就行了。對付日本的時候，戰爭罪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成就；回應巴希爾事件的時候，它則是美國主導的政治手段；此一時，彼一時，什麼時候都有人敢於亮劍。至於這些文字背後有沒有一套統一的規劃，彼此之間有沒有經過協調，那都不重要了。因為它們的作者全在不同方位的對敵前線，關鍵時刻就該這樣敢於亮劍，沒有什麼好指責的。

〈別讓李嘉誠跑了〉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敢於亮劍」。既然資金外撤是中國當下面對的最大問題，穩定大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務，所以「眾所周知」的「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這柄劍也得亮出來了。要是回頭有人控訴中國地產行業和政治權力勾結，出賣人民百姓；不怕，到時還會有另一柄劍侍候，敢對此等謠言邪說亮劍。

梁文道：記得那條吞拿魚（吞拿魚與哥斯拉之二）

【飲食男女】一開始，大部分日本百姓對「第五福龍丸」的遭遇還沒有太大反應，頂多覺得這是個不幸意外事件而已。的確，那艘漁船上的船員是很不幸的，躺在東京大學的醫院病床上，不知向誰申訴。惹禍的美國政府雖然承認責任，宣佈那枚試驗氫彈的威力大過原先估計；但卻不想因此背上長期的負擔，於是決定快刀斬亂麻，一次過「捐贈」兩百萬美元給日本政府，權作醫療賠償。條件是自此免去所有法律責任，一切相干人等自此不得追究。

儘管當年的日本政府早已擺脫美國軍管，但弱勢依然，這件事本來很有可能就會在媒體的目光底下漸漸了結。然而，大阪一位年輕的物理學家在看到新聞報道之後，卻有了另一重關注，他擔心當時在比基尼群島附近作業的其他漁船是否也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輻射落塵的影響，並且在毫不為意的情況下把他們當時捕撈的魚穫帶回了市場。在他致電市政府衞生部門之後，隨即就被召去大阪中心市場檢測那些等待交易的漁產。結果他很吃驚地發現，那裏的吞拿魚竟然使得他帶去的「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達到了每分鐘六萬的計數，非常嚇人。政府人員大為震動，趕緊調查這批魚是否已經流入市面。後來根據市場磅秤的記錄，他們估計最少有一百個市民買到受污染的吞拿魚，這時說不定早已把牠們做成魚生和壽司，吃得乾乾淨淨。

當天晚報公佈了這條消息，迅即傳遍各地，形成全日本的恐慌情緒，所有人都不敢再買吞拿魚了。要知道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吞拿魚就逐步超過傳統的白身魚類，成為日本人最最看重的魚種（因為牠的味道和質感比較接近肉類）。忽然得知牠們受到了核污染，可能會嚴重破壞人體的健康，這對日本人來講是多麼重大的打擊？

就和醫治「第五福龍丸」船員的醫生一樣，這位物理學家也不曉得輻射源頭的強度。在這種情況底下，醫生們說不出船員受傷的情況有多嚴重，他也判斷不了那些吞拿魚的污染程度。又和那些醫生一樣，他也找過美國官方部門，要求他們提供數據，只是不得要領。他還直接發過電報給美國媒體，覺得請他們幫忙是最有效的辦法。

然而，盡皆徒然。美國覺得氫彈的威力是高度軍事機密，絕對不能外洩。他們只是再三保證，那些受影響的船員很快就會康復，有甚麼搞不定，就讓美國專家過來處理好了。不只如此，他們還反過來懷疑那位日本物理學家是不是想「博出位」。

美國在這件事情上所表現出來的輕率和霸道，開始引起愈來愈多日本人的不滿。與此同時，對「原子吞拿魚」的恐慌還在持續擴大。老百姓聽說「宮內廳」已經下令停止把吞拿魚送上天皇的餐桌，更加不敢再碰這種國民美食。許多魚販因此破產，賣不掉的吞拿魚和其他有嫌疑的海鮮堆在倉庫等着發臭變爛。終於，享譽全球的築地市場暫時全面停業，是三十年代那場大霍亂之後第一次關上它的大門。

恐慌燃起憤怒，以新中產階級為主的東京杉並區區民在一群家庭主婦的率領底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核運動，全區三十九萬居民當中有二十八萬在《禁止試驗原子彈和氫彈決議》書上簽名（全球隨後加入簽名的，最終達至六億七千萬人）。這是日本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公民社會運動，也是這個核子武器受害國的民眾首次打出反核的旗幟。一下子，長崎和廣島的記憶在吞拿魚這種最受百姓喜愛的食物身上復活了，轉化成日本大眾文化當中種種奇詭怪異的末日想像，不是被輻射污染變形出來的巨大怪物，就是「使徒」帶來的滅世衝擊。今日日本的和平反核運動，以及它那流行文化裏頭的毀滅意象，全都可以從築地市場門外那塊吞拿魚銅雕說起。

梁文道：吞拿魚的墓碑（吞拿魚與哥斯拉二之一）

【飲食男女】七十年前，戰爭結束，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廣島和長崎出了大事，只是他們並不一定都曉得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儘管後來有各式各樣的流言與零星的報道，但由於佔領軍當局的新聞管制，所以多數人都得不到一個完整的圖像，不清楚核子武器的確切殺傷力，於是也就更談不上要發起甚麼反核運動了。直到許多年後，核武的危害以及核能的風險，才開始成為日本社會關注的議題，並且自此留下一個始終不斷的反核傳統。

大家要是去逛東京築地市場，在看魚市和吃壽司之餘細心看看，或許會在它正門的外牆上發現當年觸發日本轉變的關鍵之留痕。那是一個不鏽鋼板，上頭刻了一條吞拿魚。這算是個墓碑，因為約略就在那個位置，1954年的魚販們埋葬了一大批吞拿魚。

1954年3月1日，專門釣捕吞拿魚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來到北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附近作業。美國早已宣佈當日劃定比基尼環礁為禁區，任何飛機和漁船都不准進入。儘管沒有說明他們究竟要幹甚麼，也沒有標出準確的時間和地點；可是包括「第五福龍丸」在內的幾百艘漁船都曉得那是武器實驗。不怕，「第五福龍丸」很聽話地遠遠躲在禁區外邊，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當天上午，幾個船員在甲板上看見西方的天空忽然發出刺目亮光，數分鐘後又聽到一陣巨大的爆炸響聲。這些船員立刻驚覺，「那是原子彈呀！」他們趕緊收網，想要逃到更遠的地方。可是這艘經過降級改造的船走不快，收放魚網的馬達也出了問題。接下來幾個小時，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天上飄下無數飛灰，掉在他們的身上。後來，陸陸續續地，他們感到皮膚灼熱，就像被燙傷一樣；他們頭痛、反胃、嘔吐，一路無力地駕着漁船返回日本燒津母港。

之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原來美國當天試驗的武器就是氫彈。一群最該讓人放心的專家居然估計錯誤，那枚在水下試爆的氫彈的威力超出原先預期2.5倍，所以才會發生「第五福龍丸」的慘劇。這件事的影響極大，那些放射性很強的飛灰使得「fallout」（輻射落塵）這個詞進入日常英語。正好在同一時期上市的一款泳衣，因為它的暴露程度所帶來的衝擊就好比一次核爆，所以被人比附地喚做「比基尼」。「第五福龍丸」上的無線電通信長久保山愛吉死在半年之後，是歷史上第一個死於氫彈的受害者；日本自二戰的兩次核爆之後再添紀錄。

還有「第五福龍丸」帶回來的吞拿魚，以及附近幾百艘不能辨別身份的漁船上的魚穫，它們漸漸變成日本現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恐怖想像——哥斯拉，一個因為海底核爆而變異的生物。

梁文道：只好色香味

【飲食男女】「色、香、味」這套中國人用來形容和評斷食物的三大範疇，據說最早來自白居易。他在《荔枝圖序》裏的這段話，乃是後人每說荔枝必引的名言：「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不只荔枝，「色、香、味」這三個詞在唐代還被拿來說過其他水果，但就是沒有用在人工整治過的菜餚上頭。一直要等到明朝後期，這組詞語才出現在大量食單菜譜上頭，及後愈見頻繁，漸漸有了今日常見的意思。

由其出身可見，「色、香、味」本是文人創造的一套觀念，反映的是文人欣賞食物的標準。古時一般百姓是不是這麼看待食物，是不是也喜歡講究茶色要色香味俱全，我們就不知道了。畢竟會在文字記錄裏頭談喝論吃的，也就只有掌握文字工具的文人而已。

晚明是個物質文明很發達的年代，現在為人稱頌的明式家具，各種巧匠打製的茶具文玩，都是當時江南一帶的產物。大概是海上走私貿易興盛，又碰上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所以富人不少，花得起錢去搜羅好材料，也花得起錢去精製那些好材料。於是便有商人在這種情況底下，對飲食當然也得更加用心才行。而文人，要不是當了官發了財（就和今天一樣，當官是會發財的），就是放下身段直接下海從商，再不然還可以在這商業興盛的環境當中找空間，賣字賣畫賣大腦。因此，從晚明一直發展到清朝，江南文人才能留下大量談吃喝的文字。

讀那些文字，時時看得到能和現代比對的有趣現象。例如著名的《隨園食單》，袁枚就在裏頭痛批俗弊，說那時代的土豪宴客喜歡「多盤疊碗」，就像十多年前在大陸還很常見的那種情況，菜餚堆得整桌都是，盤子和盤子之間還要多放另一層盤子，彷彿不如此不體面。而袁枚遇到這等場面的反應，也很類似我們這時代的一些知味食家：「主人自覺欣欣得意，而我散席還家，仍煮粥充飢」。

又如明朝張岱，他在自己編的食經裏說：「余大父母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箋》，猶不失椒薑葱渫，用大官泡法，余多不喜，因為搜輯訂正之。」可見當年他們不只搜集食譜出書，甚至還專門結社研究飲食，有點像現在文人圈子裏的飯局黨，定時聚會，以吃為重心。

儘管如今的中國人喜歡標榜自己愛吃會吃，可在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看來，沉迷飲膳究竟不是好事，離修齊治平之道遠甚。然而，那都是些甚麼時代呀，不把心思放在杯碗上頭，你又能怎麼樣呢？晚明江南固然富裕，可那到底是末世光景。國家朝綱不振，上有宦官專權、黨爭不斷，下頭則是一大片昏碌無能逢迎貪腐的官僚，有志氣的知識分子改變得了甚麼？到了清朝，文字獄大興，天子渾身過敏，下面的人也都很會順着上意聯想，你寫錯一個字就是誅九族的大禍。與其勉強犯險，還不如呼朋引伴整治酒菜，莫談國是，只道今宵風月。

所以我常常思疑，中國歷史上但凡那個時代的文人集體愛上了吃喝，就表明那個時代有事，或許叫人灰心，或許叫人恐懼，於是大夥只能躲到「色香味」裏頭去求全了。

梁文道：這很敏感，那也很敏感（新常態之二）

【蘋果日報】政治是種氣氛，所謂緊張，你真能實在感受。比方說某種題材的電視節目，去年大陸圈內人還在興高采烈地腦震盪，替它設想各種各樣的呈現可能；今年再會，所有人就都不願意再談了，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似的。如果不識時務，硬要重提舊事，他們才會明確地說：「現在這氣氛，這類東西最好就別想了吧」。「氣氛」，對了，「氣氛」就是重點。便和平時大家應對敏感問題一樣，不完全依賴每日更新的敏感詞，不需要收到宣傳部每天發下的指示，更不必靠任何法條上的明文規定，真正有經驗的內行人都會在日積月累的監控壓力底下培養出靈敏的神經，以對氣氛的感知來斷定敏感的界限。套個常用的簡單話講，其實這就是自我審查，是自我審查最具體最微觀的運作方式。

問題是氣氛這東西又很難清晰定出它的界限，因為它看不見摸不着，不可測量，只能像用鼻子去嗅聞空氣中不祥的警號似的，籠統認知，籠統掌握。所以一樣東西敏感不敏感，全憑個人本能，存乎一心，於是才有各地媒體各個文化機構尺度不一的情況。若果一件事情其他人全部噤聲，只有一家媒體大膽報道，請別誤會，這並不像是外頭有時過度聯想的那樣，是「中央內部有不同聲音」，又或者「反映了黨內鬥爭」；很可能它只不過是每個主事人對氣氛的領會差異而已。事後，假如那間「大膽」媒體遭到處分，那就說明它的鼻子還不夠靈；反過來講，要是沒有任何後果，那就是其他人吃虧了，必須趕緊跟進。膽大，在這個意義上說，其實是鼻子不靈。

好比訓練緝毒犬，人類處理政治氣氛的鼻子也是練得出來的，並且可以相互感染，集體學習，大家一齊趨近共同水平。這一兩年的緊張，某程度上也是這樣子被大家切磋出來的，以前聞到毒品才會坐定，如今看見同行對着放了煙草的行李箱也要乖乖不動，明天全部人就會一碰到箱子便急忙示警了。

這兩年因此也是挺有趣的兩年，能讓我親眼看到不少從前傳說的人事。從前，聽說過一位在大陸紅極一時的才子成了境外異見份子的過程。本來他就鋒芒畢露，可能因為在某些文章上露過了頭，於是有點小麻煩。麻煩其實不大，可一傳十，十傳百，竟然漸漸變成大問題。一向喜歡替他出書的出版社對着他新交上來的稿件猶豫，消息傳出去，其他原本還想搶奪他的出版社也就跟着猶豫了：「咦？為什麼這回XX出版社不出他的書呢？該不會是要禁吧？」然後在同行的閒聊當中，出現了各種猜測，各種解釋，甚至各種不知從何而來的內幕消息（很可能只是酒後瞎編，以示自己上通天聽別有門道）。最後，才子的新書就在官方不必明說任何一句話的情況底下，自動在民間成了禁書。接下去的故事便是老套路了，無非就是裏頭不讓說話，他在外頭講，在外頭的「敵對媒體」上頭則不免越講越直接坦白。久而久之，曾經的暢銷書作者走上了異議人權鬥士之道，最終被迫流亡。

荒謬嗎？不荒謬，習慣就好。從前的傳奇個案，近幾年多不勝數。

說回那些傳話的同行，其實我很能理解他們面對的環境之艱難。如今「舉報」的人太多，上頭處理「舉報」的態度又嚴肅了不少，他們當然得格外慎重才行。舉報者五花八門，舉報內容千奇百怪。有些公開發言向「相關管理部門」投訴的，是真心愛國粉，會指責一個台灣藝人竟然在閱兵當天大談自家孩子可愛，不響應人人談閱兵的主旋律，有台獨之嫌。有些是一貫的紅腦筋，過去幾十年見盡改革開放歪風強忍怒氣，現在才終於得勢發難，於是投書當局，指責某家出版社居然出版日本漢學家談中國歷史的書，讓我中華民族的天敵肆意扭曲國史，用心極其險惡。還有些是想爭取業績表現領功，試着暴露某個網站上頭的美劇渲染西式民主，如果真能使得當局出手下掉那套美劇，那他就在對敵戰線上頭又進一步了，獎勵不只五毛。更意外可也更合理的，還是同行舉報，原因不出妒恨二字。「為什麼這種報道他們能出，使他們搶盡眼球，我們就連碰都不准碰？」舉報他們，既消氣，還有益於競爭。

至於收到這些舉報跟「群眾投訴」的官員領導，不同昔時，現在是半點馬虎也不能有，一定得認真對待。就像上回說的，官位得來不易，萬一被人舉報的東西真的捅出了個馬蜂窩，最後上頭追究下來，我該如何擔待？原本按規矩，收到投訴是應該先調查一下的，至少看看那些投訴是不是太過離譜。但如今非常時期，輕重緩急必須弄得清楚，保險起見，也別調查了，乾脆直接禁掉；乾脆把一切被人說成是台獨港獨的，說成是用心叵測的，通通禁掉。再下來，甚至還得預防萬一，讓問題消失在萌芽狀態，索性制止一切有可能招來麻煩的東西出現。例如有關宗教的報道，出版和文化產品，全都容易惹事（研究基督教神學的書容易變成傳教，報道新疆穆斯林信仰容易變成鼓吹分裂，拍部有道士出場的電影可能會引來醜化我國傳統信仰文化的批評），所以不准不准，通通不准。未來不久，我們大概就能看見結果，關於宗教的一切文化出品，說不定會少到讓人以為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宗教的地步。沒關係，反正共產主義者都該是無神論者，這條線站穩，沒人能說不對。

還有那些幾近幫閒的傳話人呢？那些鼻子敏感，還幫着大家一起進步敏感的文化人傳媒人呢？

梁文道：做官的邏輯（新常態之一）

【蘋果日報】京城閱兵之肅殺，可見於一則笑話：話說有遊客在一座閉了門的美術館前看到公告，上頭竟然寫着「《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美術展》因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暫時取消」。其實這是個假消息，那個美術館暫時閉館只是為了佈展而已，沒過幾天，展覽就順利開幕了。可是，許多北京人在明明曉得是個誤會的情況底下，還是照樣興高采烈地傳佈這條消息。為什麼？大概就是所謂的苦中作樂吧。

的確，機場航空管制，汽車限號行駛，長安街上的酒店歇業，三里屯附近店家關閉，有些飯館要實名登記才可入座點餐，有些廁所要實名登記才可進內如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偌大一座都城恍若戒嚴。天上卻是難得一見的晴空萬里，藍得不可思議。這種藍，大家管它叫「閱兵藍」，就和幾個月前的「APEC」藍一樣，美名背後帶點戲謔，只有國家辦大事的意志才能掃開霧霾，造就這久違的澄澈。其代價則是周邊省市百業停轉（有些村鎮甚至乾脆封灶，不許大家在這幾天開火做飯）。好玩的是，喉舌媒體還把「閱兵藍」當成毫無譏諷意味的美事，主動向民間徵求百姓自拍的「閱兵藍」照片，集體「晒圖」賀閱兵。

也就是說，有些事情原來不用多久，就會慢慢讓人習慣，就會漸漸從荒誕變成了常軌。去年他們在高等院校發起清理自由主義等西方不良影響的運動，學界一片不滿。教政治思想的不讓教洛克和孟德思鳩，教社會學的要少用韋伯和涂爾幹等西方大師經典著作，那請問你要教什麼看什麼？後來，有地方官媒批判「多啦A夢」，說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再後來，有貪腐下馬的官員公開哭訴，把自己包養十幾個情婦的原因歸在「西方思想的影響」。有人反對玉林狗肉節，就有人反駁說保護動物的思潮是西方文化的影響，與我中華文化無關。有人指出股市亂象是目前經濟局勢的結果，就有人反駁這其實是西方反華陰謀勢力在惡意攪局。一開始叫人生氣，後來只覺好笑，然後就笑不出來了，臉上的肌肉全部僵住。

一個朋友研究美國立憲的過程，用心寫完一部專著，他們不讓出版，理由是「你寫美國憲法，那肯定是要說他們好囉。你說美國好，那就等於是要說中國不好」。一位餐廳侍應很認真地要和我探討北京霧霾的問題，他告訴我：「一位智者認為霧霾根本不是污染，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於是我也很認真地和他分析什麼叫做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什麼叫做空氣污染的客觀標準。可還沒等我說完，他又提出了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論點：「但那位智者還說，北京霧霾這件事根本就是西方陰謀，證據是第一個公佈每天空氣中PM2.5含量的是美國大使館」。那頓飯，我們還談了許多其他的事，例如「香港佔中的背後是不是英美的陰謀」。

我累了，就和整天用盡全部力氣全方位破壞中國和諧發展團結穩定的西方反華陰謀勢力一樣疲累，於是我只好對他敷衍：「這些事都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的。以後有機會再談。」

短短兩三年，這個國家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大批律師被捕，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拆，就連呼籲女權都要捉去審訊。我知道，說這是文革回潮未免太過誇張；可最近一連串奇妙事件，卻又真能使我開始理解過去的歷史究竟如何展開。

首先要有一個「主旋律」，一種意識型態營造出來的氣氛。然後就是官僚，以其體制之內養成的經驗和慣性去判斷有為與不為的分別。他們要判斷何時該當作為，做些什麼；以及何時該當不為，不做什麼。幾個步驟下來，便有了今日的局面。

反貪雷厲風行，嚇壞了所有官員，他們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出錯。而害怕出錯，不只會使得很多人束起手腳不願幹事，並且還會使他們反過來做多點事，把經過自我詮釋的上意能推多遠就推到多遠，以免一根棒子打下來，說他們「不盡責」。例如那些村鎮的封灶行動，是不是有什麼根據使得他們相信百姓生火做飯一定會產生廢氣，而且一定還會因此破壞掉當局極力呈現的「閱兵藍」呢？不是的。他們只是擔心萬一閱兵當天北京空氣不夠好，事後上頭要求檢討，層層責任分派下來，最後會數到自己頭上罷了。萬一真有這一天，他們就能理智氣壯地大嘆無辜，說我連老百姓燒柴煮飯都禁掉了，霧霾又怎麼會關我的事呢？至於這麼幹會不會影響百姓日常生活，則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因為他們的不滿比起當前發下來的第一任務，實在有着鴻毛與泰山的差距。更何況非常時刻，人民顧全大局，自發配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國家的意志就是這樣由上往下地一路貫徹開去，上面說一，下頭就會狠狠地逐層加碼，將佈置下來的工作幾何倍數擴張完成。如有民怨，那同樣也是不關他們的事，畢竟他們也只是想盡責做好工作而已。

同樣地，當上頭宣佈要「三個自信」，要在西方面前昂然獨立，抗拒西化邪說。下面各級相關人等就會自動衍義，想方設法地執行這些原本不知應該如何實現的抽象而虛幻的信條，把它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規定與行動。例如阻止一本研究美國立憲史的學術著作出版，其實就連中宣部都沒有明確說過這類書籍不得面市。可是他們怕呀，怕有一尾漏網之魚遭到舉報，說它公然鼓吹美式民主，用心不可告人；他們怕那舉報者有身份有地位，怕他的投訴直達天聽，怕中央最後會下批示，怕自己被人質問當初怎麼能放過一株如此危險的毒草。這一切當然都是想像出來的，好比一個思覺失調病患的被害妄想；不過就像所有被害妄想狂一樣，他們必定要問：「你如何肯定這一切不會發生？」正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所以這部深奧得其實沒有多少讀者的書註定不得出版。

他們害怕降職丟官，是因為直到不久之前，中國都還沒有比當官更好的職業與人生規劃。他們一輩子刻苦經營，低頭做人，把所有的時間、精力、智力和品格都投資到這條道路；乃至於就算這世上還有比做官更好的選擇，也都沒有回頭的能力了。所以許多中國公務員竟然會在幾年前的調查訪談裏說自己屬於「弱勢群體」。所以有些官員會在大事不妙的時刻毅然自殺，似乎要是不做官也就連帶地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人了。

這種種情狀，有點像當年的「大躍進」，為了達成指標，不惜謊報畝產，不惜餓死百姓。

又有點像過去把「資產階級敵人」當成頭號目標的年代，現在他們將一個模模糊糊的「西方」樹為仇讎，幾乎所有領域所有層面都能找到敵人的影蹤；從娛樂節目到金融市場，從圖書館到互聯網，無處不見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影響。這麼誇大西方影響的力量，有一個顯見好處，那就是卸責。如果出了什麼問題，被人追究，說起來也不是自己不夠努力的錯，都只恨敵人太過狡猾險惡。

又由於那看不見的敵人着實厲害，自己站在對敵前線，所以上頭反而很該大力支援自己，放權放錢放資源，好讓自己成為國家新的長城。不單只是要大隊人馬嚴防死守，今天揭發西化女權運動的危險，明天抑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擴張，以實際業績替國家立功；更得在必要時主動出擊，對外輸出中華文明軟實力，花大筆銀両弄些節目、圖冊，和女子巡迴歌舞團。漸漸地，早些年成形的維穩經濟就有惡化成維穩腐敗的跡象了，不向社會直接伸手，但從國庫提款……。

梁文道：種菜就是抗爭（戰鬥的本土之三‧完）

【飲食男女】春天在田地上種下番茄的種子，夏天就全部枯萎。因為水源全被導向隔離牆的另一邊，引向了以色列佔領區的農場。這就是約旦河西岸的現實，巴勒斯坦農民的日常，「夏卡拉運動」的起點。

「夏卡拉運動」的一切原則與口號在表面上看都和發達地區的「慢活」運動相似，都強調本土食材，有機耕種，以及傳統社區關係；它們都反對工業食品以及跨國大型企業。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獲邀參加在意大利舉辦的國際慢食節（Slow Food Terra Madre）時，幾個發起人是遲疑的。因為他們擔心人家會把他們看作是另一個普通的有機生活運動，另一個質疑全球化時代食品生產方式的案例。可他們不是，他們的所有工作都離不開今日以色列人在西岸殖民區活動的殘酷事實。

他們教導小農學習「永續耕種」（Permaculture）的技巧，在有限的耕地裏頭精巧地管理水源，同時養育不同的品種。那是因為他們不能不這麼做，水源全在以色列人手上，許多農夫則在一早起來才發現自家田地有一半被鐵絲網隔在了另一邊。他們鼓勵大家醃製蔬果，製造果乾果醬，不單是為了口味的豐富與產品的多樣，更是為了冬天就再也不能收成甚麼，只有靠以色列進口了。
假如說「夏卡拉」的市集很有型很好玩，那也是被逼出來的有型好玩。與巴勒斯坦的本土啤酒「泰比啤」不同，他們沒有那麼大的國際聲譽。他們甚至不贊成許多國際組織的做法。

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NGO會為當地人帶來各式各樣的援助，只不過非常諷刺，其中的食品援助不乏以色列產品，而且還是以色列在西岸農場的出品。既然可以自己耕種，又為甚麼要靠人家的援助？這就是「夏卡拉」的信念。一些以發展為本的NGO也會鼓勵巴勒斯坦人耕種，協助他們開發農場。然而那些農場種的卻是車厘茄一類的外銷農產，以出口換取金錢，再用賺回來的錢去採買日用食糧。這種做法的問題是投入資金甚多，很多人因此揹上債務；而國際市場價格浮動很大，這些小農場沒有議價能力。最後的結局往往是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加艱困。尤其叫人難堪的，是在手頭拮据的情況底下，巴勒斯坦人通常只好買一些以色列貨，那是市場上最常見最廉價的，並且極有可能來自殖民區。你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然後辛苦求存，最後還得在敵人手上買回原來自己土地上的收成；還有比這更諷刺更羞辱的事嗎？

所以當「夏卡拉」在談論「食物主權」的時候，那絕非一個大國在國際戰略考量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存根本。在這場運動的視角下，有機耕種所對抗的大型產業，永續耕種所面對的資源局限，游擊式小田地所抗衡的龐大軍事管制，全部都是最窄意義上的政治抗爭。在這片土地上頭，種甚麼，吃甚麼，全都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夏卡拉」的核心理念叫做「baladi」，阿拉伯文裏的「本土」。這個本土是真能要人命的。2014年，曾經在意大利慢食節上發表演說，大受關注的「夏卡拉」運動成員Imad Asfour死了，死於以色列在佔領區內開展的又一輪掃蕩攻擊。他大概是慢食運動史上第一個為此犧牲生命的人。

梁文道：無盡的灰色（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二之二）

【蘋果日報】對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在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檔案》裏頭，他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來自英國的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着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裏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藝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在很多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着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自己的接頭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訊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很容易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慧眼地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復到留學生的身份；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裏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化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檔案》這本書裏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就像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東歐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着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荷里活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所顯示的，這本書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以及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是否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能把背叛和出賣看作是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法律當前，孔子居然鼓勵一個王者應該帶着殺了人的老父逃亡，因為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價值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

梁文道：良心只在星期六（戰鬥的本土之二）

【飲食男女】上次說到巴勒斯坦的「泰比啤」，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巴勒斯坦不是回教國家嗎？穆斯林不能喝酒，又怎麼會生產啤酒，甚至還要舉辦啤酒節呢？

其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面貌要遠比我們平時所以為的複雜。就拿「泰比啤」的產地「泰比」來說好了，它不只是個新約聖經上頭留名的聖地，並且還有歷史悠久的基督信仰社群，兩千年來始終不斷，居民至今仍以基督徒為主。創辦這款啤酒的家族正是基督信仰的跟隨者，而每年由外地來此參與啤酒節的巴勒斯坦青年，也多半是散居在巴國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就算信仰伊斯蘭也不打緊，「泰比啤」還專門為他們釀製了沒有酒精的啤酒。無酒精啤酒在穆斯林世界並不罕見，伊朗很早就出過好幾款，只是因為經濟制裁，外頭不容易見到。幾年前我也有幸試過，喝起來還算不錯，比得上德國同類產品（喜歡啤酒也喜歡開車的德國一向生產品質不錯的無酒精啤酒）。

儘管大名在外，本地又有不忌酒水的顧客支持，但「泰比啤」的生存環境到底是個比較保守的社群。由於當地政府的壓抑，他們的啤酒節這兩年已經搞不下去了，主要理由是這類活動太過喧鬧，不合民風。在更激進的巴勒斯坦人心目當中，「泰比啤」的最大問題卻是它還不夠本土，除了水之外，其他原料全是進口貨。它的市場也是以出口為導向，頗有點藉政治做招徠的嫌疑，和巴勒斯坦本國社群的關係不夠緊密。

相比之下，「夏拉卡運動」（Sharaka Movement）的在地色彩就濃厚得多了，它在政治上的指向也更加明確。按照這個運動的官式報告，他們的目標是「以志願工作的形式保存我們巴勒斯坦的農業傳承，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一起慶祝我們的時令產品。我們期許巴勒斯坦的食物主權。在這片土地上用環保的技術，傳統的方式，去為本地人生產充足的食物供給」。

我第一次聽說這個運動，是看到《Brownbook》的介紹（順帶一提，《Brownbook》是本在杜拜出版的英語life style雜誌，專門針對泛中東地區的城市讀者，有很多關於這片區域的介紹，辦得相當不錯）。那篇報道把「夏拉卡」捧得很高，說它開啟了生活時尚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新路線。

「夏拉卡」確實有它時尚「慢活」的那一面，比如每個周末在拉姆安拉舉行的市集。就像全球各地的「綠色生活」市場似的，它有許多小農場擺出來的攤檔，一個個籃子裏盛放了他們自家種植的有機農作。它有餐廳響應，標榜幾近失傳的古早菜式，全以本地材料製成。當然，它還有不少小手工藝製品，以及街頭音樂演出，整個氣氛就和你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碰見的木土市集差不多。

這類市集原來是有理念的，健康和環保之外；它應該還預設了一整套關於經濟模式與社會組識的看法：以小農生產對抗大型食物工業，以地方社群平衡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佈局。但是這些理念現在卻太容易被人忘記，這類市集的形式太容易被人仿造濫用，使得它們往往成了被拔掉牙齒的老虎，快樂的抗爭只剩下快樂。光顧它們的中產階級時時把它當成周末合家歡，熱熱鬧鬧，還可以透過消費滿足一下良心需要，在消閒之餘兼做點善事，意義相當於買旗。平日還是回到常軌，天天去百佳惠康報到，繼續本土市集所反對的日常生活。

然而，「夏拉卡運動」不一樣，它絕不只是有型有款「有態度」的政治生活時尚；它的背後有血有肉，是場名副其實的戰鬥。

梁文道：他人就是地獄（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二之一）

【蘋果日報】1980年，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着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青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道的加頓艾什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局（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着「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德國人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關於加頓艾什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類似加頓艾什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連文件架豎排起來，可以長達18千米。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僱員就有九萬七千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十七萬三千人。若以當時的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這等規模，不只蘇聯的KGB比不上，便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用今天的話講，東德的「維穩」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在理論上說，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迴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鉅細無遺的維穩體系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最腐敗的』）；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要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你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就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人心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衝向國安部大樓，想要佔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裏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着銷毀最機密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份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和分類「史塔西」留下來的文件，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地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地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加頓艾什懷疑自己的前度女友，實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瞭解他所喜愛的德國。取得檔案，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檔案》（The File）是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報告筆錄之間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加頓艾什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恐怖統治的國家。包括加頓艾什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秘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歷史，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和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裏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麼寫遺囑了。我原本以為我的女婿在背後打我的小報告，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給他，就罪該萬死。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是該留給他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顯眼，它以秘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裏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裏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梁文道：巴勒斯坦有啤酒（戰鬥的本土之一）

【飲食男女】約旦河西岸再度有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再度譴責恐怖分子，同類戲碼不停反覆，絕不新鮮。然而，最近這一回和以往稍稍不同，內塔尼亞胡譴責的恐怖分子竟然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他的同胞猶太人。

一小股西岸殖民區內的猶太極端分子上周縱火，焚燒兩間巴人房屋，殺死了好幾個人，受害者包括一個十八個月不到的幼兒。這件事幹得太過張狂，就連一向鷹派作風的內塔尼亞胡也不得不認真對待，宣稱要嚴厲追捕兇手。他還致電巴勒斯坦當局，保證會還他們一個公道。巴勒斯坦政府則毫不留情地指摘以色列，說這是他們長期縱容猶太非法殖民的結果。的確，約旦河西岸的猶太殖民區根本非法，違反國際條約；可以色列政府不止不管，還要公然支持國民前赴佔領，替他們建屋，給他們方便，一步步蠶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會去該處拓墾的猶太人往往是立場最強硬的猶太極端分子，恃着強大國家武裝後盾，他們時時騷擾原本住在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在他們的房子上塗鴉，以文圖羞辱當地原居民，並且大肆破壞後者賴以為生的橄欖園。

那些巴勒斯坦人每天都要面對以色列當局為他們修建的「基礎設施」，好好的一片田地被隔離牆切成兩半，從村子裏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需要經過以軍路障，糧食收成會在運抵市場之前先在哨站排隊腐爛，灌溉水源會被水利工程引向以色列方面的非法拓殖地。這一切「基礎設施」的目的，並非像以色列政府所說的，是為了保衞國民免於恐怖襲擊；而是為了全力破壞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間，使他們失去一切自足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一個啤酒品牌誕生了，那就是近年在國際上頗為著名的「Taybeh Beer」（泰比啤）。泰比這個小村鎮，離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都只有十幾公里，名見經傳，乃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之前短住過的地方。泰比啤是一個從波士頓回流的巴勒斯坦僑民家庭所創，廠房建在鎮上，一切穀物原料都得從國外進口，但水卻是百分百的巴勒斯坦原產。這家人歸鄉創辦「泰比啤」，一來是看中市場空間，二來則是為了「本土」。

沒錯，他們要在這片被外力切割得支離破碎，連基本農作都難以維持下去的土地上打起本土的旗號，將一款啤酒變成巴勒斯坦人不屈的標誌。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人要是想喝啤酒，最便宜又最容易買到的牌子，通常是來自以色列的貨色。這情形就和許多人失去了田地，只好被迫購買以色列農產一樣，是本土農業經濟被打壓被萎縮的結果。條件苛刻，生產啤酒的難度可想而知，可「泰比啤」卻真能開出一片小天地。

十年下來，他們不止成了當地名牌，還在鎮上辦起啤酒節，請來不少樂隊演出，好比快樂抗爭嘉年華。每年啤酒節，除了附近居民，還有不少從以色列那邊過來給他們打氣的猶太青年，甚至專程由世界各地趕至的遊客。「泰比啤」已然是國際上一款支援巴勒斯坦人的象徵了，在很多地方出售，並且受到歡迎。我也曾試過它的口味，坦白講，要是蒙住瓶身，我會以為它就是一般德國啤酒，沒有太大特色。不過，瓶上的招紙一亮，它的意義就很非凡了，你會覺得自己正在參與地球另一端的起義。可惜的是，香港似乎還未見過它的蹤影，離我們最近的銷售地點在日本。

梁文道：世界如此冷酷（終於等到《戰爭與和平》之四．完）

【蘋果日報】世界如此冷酷，瓦西里．格羅斯曼全都看到了。

一個私底下對蘇聯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飢餓狀況（相當於中國的「大躍進」），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從戰線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響應政府，在場面上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那一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這個為了國家弄瞎了眼睛的士兵「用鳥叫一般的聲音叫起來。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他那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的模樣。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裏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格羅斯曼的眼睛在此轉向傷兵醫院裏邊，讓我們目睹一個母親終於在病床上找到她兒子的場面。她對着屍體呢喃細語，又怕他着涼替他蓋好被子，似乎她朝思暮想的孩子依然在世。醫院裏的護士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她竟然不嚎哭不沮喪。寫到這裏，看起來還很尋常，一個悲傷過度的母親本來就會有這種反應；可是格羅斯曼一如他慣常的寫法，在這段表面平凡的描述上頭層層遞進，直到最後補上一句按語：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還有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烏克蘭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作敵方間諜帶走。這是戰爭，蘇聯對待她的方法就和德國對待猶太人差不多。向當局誣告她的，其實就是她其中一個鄰居，動機可能只是為了趁機霸佔她的屋子。平日的好鄰居都很識時務，沒有一個人願意替她說話，這時只忙着討論如何收拾老奶奶留下來的東西，比如說她那隻「該死的德國貓」（兩國交戰，便連貓也忽然有了國籍）。後來，那隻貓被一個鄰居「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不久之後就死了。底層與邊緣之外，格羅斯曼也沒忘記坐在上頭的高層。其中一個角色是個一心向上的領導，他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

經過這無數觸目驚心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生活與命運》如何描述集中營裏的慘況嗎？不要忘記，格羅斯曼可是全世界第一個報導集中營的記者，他的那些文字還曾被當作紐倫堡大審判的證詞呢。可是格羅斯曼卻把他的想像力延伸至這人間慘劇的最初，例如幾個納粹高官視查剛剛落成的毒氣室，他們竟然荒謬地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慶功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預祝「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裏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而這個房間就是捍衛人類文明的堡壘。

這麼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一字一字冷冷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裏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砲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裏頭最令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猶太女子索維婭在報告職業時隱瞞自己醫生的身份，主動放棄了唯一的求生窗口（醫生是有用的職業，通常可以留至最後），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殘破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史達林格勒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忽然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裏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把這類異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種子的搏鬥」。

書裏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在拙作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遠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牠僥倖活着回到地面，從太空艙裏搖着尾巴回到飼養牠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牠摸過牠但又無情地把牠送出過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像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像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如守護天使般地跟隨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還寫了兩封寄給母親的信，在其中一封裏面，他不停想像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在文字中分擔她的恐懼、憂傷與不捨，他甚至還試圖想像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人，是否就是那個前來將她處決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了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想寫一點最無關痛癢的遊記。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張口，眼看就要在車裏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這時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裏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都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二〇一三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梁文道：國貨

【飲食男女】多久沒去過彌敦道上的裕華國貨？不記得了，怎麼算也得有個五、六年了。我家原是「右派」背景，看報看的是《華僑日報》、《東方日報》，以及《星島日報》（當年的星島和現在不同，報頭上的日期以中華民國紀年），論理不該多去對家的「國貨」公司。要知道當時甚至傳聞，台灣會派情報人員守在裕華門口，秘密監視台灣來客的出入。可右派經營的「民生百貨」實在沒甚麼特別，想要的東西全都能在台灣買到；相反地，裕華卻有我們在台灣很難見着的好貨，例如上等龍井和雲南白藥。所以我們也就顧不了那麼多政治上的界限了，猶如今日一邊喊着「炸平東京」，一邊存錢買機票去日本搶馬桶蓋的愛國憤青。

裕華確實是個好地方。走在盛夏的彌敦道上，走不了多久就會汗流浹背，碰到冷氣常開的裕華就像碰上綠洲，不能不進去乘涼。一進去，撲面而來便是一股混合了各種中藥藥材與木材家具的古怪氣味，難以名狀，但又安穩沉靜；於我，這已成了老香港集體回憶的一部分了。通往一樓的樓梯轉角底下還有個水池，養了幾隻烏龜，很多人都會朝裏頭丟硬幣，這也是種今天找不到的老風景。燈光和陳設是土氣的，與連卡佛甚至「天祥」都沒法比，但它土得樸拙，不如現在在大陸二、三線城市見到的商場那般堆金砌銀，一樣地土，但還加上了點「豪」。有時還會聽到音樂廣播、大陸這邊的愛國歌曲，使得聽慣了《梅花》的我很是驚奇，努力想聽清楚歌詞內容。最重要的當然是國貨。那年頭的國貨不講究品牌包裝，沒有冰冰代言，但它貨真價實。在很多人的心目當中，「鳳凰」牌單車就是最好的單車，「英雄」牌墨水筆就是最好的墨水筆；而「白飯魚」，那自然是「前進」牌了。我比較在乎吃，喜歡那一盒盒放在四方膠盒裏的蜜餞涼果，家人不必擔心它們是不是化學產品。我喜歡「嶗山礦泉水」，有鹹的和淡的兩種口味，也就是今天有氣和無氣的分別、當年還沒聽說有把水喉水直接灌進瓶子這種事。東莞米粉是鮮製的，當日做起，當日運到，而且當天就賣完，那是米粉不會造假的年代。陽澄湖大閘蟹最是隆重，一上市就是滿店的宣傳紅紙招，很受歡迎，我們都想不到後來有人會把一筐筐的避孕藥丟進湖裏餵蟹。就算離開裕華，國貨也還是好的，比如最普通的米酒和午餐肉。尤其是「梅林」牌午餐肉，外銷和內銷不同，外銷的比較好味，睇落都醒啲。當年的中國不容易，自己怎麼辛苦也得保住形像，出得了門的都不能丟人。

忽然想起老國貨，是因為聽說「老愛國」曾德成被炒。歷任民政局主管，曾先生是我接觸最少的一位，我知道他在文化政策的範疇上沒有太多建樹，也記得他在東亞運一事中搞出的紕漏。可是我一直對他保有一分敬意，不只是因為前幾年佛教界抗議商人在大嶼山鹿湖發展骨灰龕場，他很用心用力地幫我們，更是因為他坐過政治牢的往事。他剛上任的時候，我就在報紙上寫過，批評人家不該糾纏他的刑事案底。因為那是一個中學生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坐牢，為了工人階級受難。請注意，他可沒放過炸彈，他只是發發傳單而已，這就讓他失去了升讀大學的機會。如果這叫犯罪，這就是良心罪了。在我看來，他和眼下那些在街上叼着飲管搞假簽名假示威，在論壇上胡言亂語把場面弄得烏煙瘴氣的「愛港愛國之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一種人真心相信自己的理念，貫徹始終，在愛國有罪的年頭以身犯險；另一種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相信甚麼，變化萬千，在愛國有獎的大時代領功受賞。這個區別就像老國貨和新國貨的區別，前者老老套套，土得叫人放心；後者身光頸靚，一拆開卻是又毒又假。

梁文道：戰爭的解放（終於等到《戰爭與和平》之三）

【蘋果日報】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人生，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別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於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於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捨不得懸在眼前的蘿蔔。格羅斯曼卻在讀者眼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且拿上回提過的核物理學家維克托來說好了，他昧着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他的動機，其實只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儕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份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藉此慰解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袍。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綫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伙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有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環境，一邊提心吊膽朝着己方陣營遁走。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的格羅斯曼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報上去這可能就通敵叛國的死罪了。

沒錯，這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懼這一點上。

透過一位審問犯人的納粹黨官之口，格羅斯曼對蘇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一個最大不諱的宏觀判斷。原來正邪如此分明的戰事，骨子裏居然是兩個極權體制之間的鬥爭。那個很懂得心戰技巧的納粹，不斷逼着被俘的資深蘇共黨員承認，他倆其實是鏡面的兩端；兩邊都有偉大的領袖，兩邊都宣稱自己擁佔了至高無上的真理，兩邊都把無數人的犧牲當成實現真理的代價，兩邊都為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最忠誠最具黨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審訊桌兩端的這兩個人。

若是如此，這場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然芻狗般的士兵卻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無謂，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邊，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後別有高遠的價值。所以，經歷過不自由生活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自由而戰，只要打敗眼前的德軍，不只國土和民族會得到保存，甚至就連蘇聯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度。既然這是一場關乎自由及解放的戰爭，所以在做戰交火的這一刻，他們就得親身踐行自由。所以在描寫戰場的章節裏，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陣爆炸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退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書中那有名的「601號樓」，紅軍留在史達林格勒德佔區中的最後一個據點，就好比淞滬會戰當中的四行倉庫，一小隊戰士勇敢地守住了這個殘破的建築，拚死抵擋德軍火網包圍。這一段故事大可譜成一曲最典型的壯烈史詩。然而格羅斯曼畢竟是格羅斯曼，他的重點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一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從事建築工程的工兵隊隊長，他的任務從過去的修蓋房子變成了拆毀敵陣當中的建築，於是「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平常的轉變」。步兵指揮官戰前則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裏悄悄走到德國人佔領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連斯基詠嘆調」。這組人會在開槍和躲子彈的空檔咒駡食物的貧乏，爭論選擇女子的關鍵（「我覺得女孩子的胸脯最要緊」），乃至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等各式各樣的古怪話題。說着說着，他們還會講出一些後方「和平」世界連想都不敢想的話：「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領導來任何人」。這座樓是前線中的前線，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書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便連蘇軍戰線指揮部特地派來的政委（他們擔心這個陣地的政治思想會走偏，所以命令一個政委冒着彈雨偷偷潛進指導），也在和他們相處幾天之後，忍不住慨嘆：如果不認識這些人，生活還「能算是生活嗎」？

不要以為格羅斯曼的戰爭與和平就是美化戰爭，挖苦和平。不，沒有幾個作家會比他更瞭解戰爭的無情。色彩這麼豐富的「601號樓」竟然轉眼就在地平線上消失了，沒有臨終遺言，也沒有英雄面向鏡頭的最後笑容，十來二十個鮮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幾行不到的文字裏頭。這是格羅斯曼殺死他大部份角色的辦法，說走就走。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可全是行進中的生命呀？且再引一次Linda Grant的評語：「那是因為生命本來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生活與命運》裏頭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史達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二十世紀就是這樣荒謬，托爾斯泰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