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怖懼

【蘋果日報】我時常想起當年北京那位才子逐步成為異見份子的過程，因為它實在是個太好的樣本，能夠讓我看見個人的情緒怎樣擴大成一股四處瀰漫的社會氣氛，再漸漸形成一個有形的、具體的力量。它甚至還能幫助我理解今天發生在我身邊的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比如一些朋友，尤其是文化圈和知識界的朋友，近年時常會在聚會當中散佈傳聞，說某某某的書被禁了，某某某的工作不保了，某某某已經變得很危險了，這本該叫人沮喪，但說的人卻又忍不住話聲中興奮語氣的消息。那種興奮是很奇怪的，幾乎令人懷疑這些把話說得繪聲繪影的消息散播者是不是正在興災樂禍。一則本該讓這個圈子覺得唇亡齒寒的故事，究竟有甚麼值得高興的地方呢？是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彼此吃醋較勁？聽故事的人又為甚麼不反駁那些來源可疑的傳說，反而還要比較誰的內幕更多似的，在這上頭加油添醋，然後把經過一個圈子改造過的說法，再傳到另一個圈子，直到「某某某很敏感」終於成了一個社會共識為止？

我理解，有時候這只不過是因為害怕。這些人全都太過擔心，擔心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被敏感的人，名字不得見報，文章不得見刊，舊作不得重版，教職不保，家人不安，朋友迴避，神州雖大，自己卻成了一個無處可走的畸零陰影。是的，他害怕，所以他要說其他人的故事，就像小孩遊戲，另一個小朋友負責當鬼，自己就暫時安全了。於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分享另一個不在場的朋友的遭遇，在這種情況底下，便成了一種奇異的圍爐取暖。這一切甚至還可能是不自覺的，不帶自覺的惡意，大家都不曉得自己其實正在恐懼，不曉得自己熱烈聽講的故事可能會對那個當主角的同行友人造成實質傷害。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他們只是害怕而已。

既然如此，一些更荒誕的事件，也便顯得情有可原了。例如一家文化機構的高層，主動向當局舉報快要面世的自家出品，說它「有問題」。為甚麼？因為他認定那項作品危險，儘管同事全不認同，儘管它已經經過重重官方審批程序，眼看就要在市場上亮相並且引起關注。可他就是害怕關注，一旦贏得聲譽，那就意味着爭論的不可避免；一旦爭論，那就會有人批評，並且向當局秘報；萬一秘報呈了上去，上頭就有可能下達批示；要是高層下了指示，整家機構就得遭到覆頂之災了。所以與其毀於人手，完了整攤大盤，同時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命，他還不如自己偷偷告狀，說自己將要推出的東西「有問題」，防患未然。為什麼連官方審查人員看過都覺得可以的東西，他都還放不下心呢？那恰恰是因為他內行，太過懂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比起那些公事公辦，偶而忽略大局的年輕審查人員，他更信任自己的判斷。更簡單地講，他害怕。

這都是我認識的人，我見過的事。從前單純，以為即便不是同道，至少也不離得太遠。直至最近，中國知識階層恍如集體經過壓力測試，很多人都在測試底下展示出了以往我未必看得到的一面。比方說一個平日言行十分豪邁的作家，很多年前常常會和我談起老一輩文人那段不堪的經歷，慨嘆其命運之多舛，又憐其人格之失守，使我覺得這是要和我默默相約共勉，就算來日不能力阻歷史重現，起碼也得保全自己良心清白的意思。如今偶而再見，他看起來還是那個豪邁的漢子；但從他近年的作為看來，我開始懷疑，也許，對前輩知識份子運動年代行狀的理解，只不過是他今日趨利避禍的實際指南罷了。可是我不怪他，也不討厭他；我還見過更誇張的變臉。

就只是兩年前的事，一伙人議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齊替中國文化的未來幹點小事。兩年下來，果然也幹出了點小事，主事的老朋友自忖能向大家交代了，便約好見面，順便商量再下兩年的計劃。沒想到剛坐下來，其中一個真出過錢也出過力的就開始甩手搖頭，誇張（得可笑）地說：「夠了，夠了，別再和我談理想了！今天在中國談理想有多危險，難道你們不知道嗎？我們一圈哥兒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跑，大家趕緊掙完最後一筆，能早走就早走。這個國家是待不下去的了，沒救了。你們也省點心吧，保命要緊；有功夫還不如賣賣文化賺錢，理想這東西會害人的」。

大概是他的反應太過小丑；同一個人和兩年前的盛意拳拳、信誓旦旦相比，態度變化得太大。老友震怒，竟然毫不費力地就佔上了道德高地，正氣凜然地斥責：「你怎麼能這麼說話？我對你真是非常失望。什麼叫做理想？什麼叫做文化？越是到了這種時候，我們才越該努力，好好挺過去。你還要勸大家走？中國會搞成今天這步田地，就是你這種人的責任」。

我一邊忍不住笑，一邊勸朋友息怒，心底下，我卻十分同情那人。這兩年講社會理想的商界才俊被整的可厲害了，要不是像薛蠻子那樣給押上央視向全國人民坦白自己召妓很下賤，就是像最近信力建這般被人查出「稅務問題」，有錢還講理想？這難道不可怕嗎？

我不願意說「總算見識了他們的真面目」之類的話，不喜歡隨便質疑譴責朋友的人格和操守。「……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似是千年不易之常軌，但這麼罵人，對我而言又好像太過輕率。正如幾十年前的那些事，為求自保而互相告發，彼此陷害，我敢說那是前輩們人品低下，時窮於是露出真面目嗎？不敢。因為那只是人的脆弱，如此而已。有人多敢亮劍，其他人就有多麼恐懼。尤其，我不能肯定要是到了非常時刻，我自己又是否過得了考驗。

梁文道：敢就夠了

【蘋果日報】「別讓李嘉誠跑了」，我很喜歡這句話，因為它夠坦白夠幽默，可以拿來造出無數搞笑的句子。比方說：「看完〈別讓李嘉誠跑了〉之後，我就明白李嘉誠為什麼要跑了」。其形式上的邏輯就和前陣子另一句流行語相似：「自從經歷過『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活動的準備之後，我就知道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了」。那篇出自「瞭望智庫」的鴻文〈別讓李嘉誠跑了〉儘管遇到不少批駁，但我卻覺得它說出了一些道理，一些我等反對「地產霸權」的左傾香港人早已知道的道理，例如「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難道不是這樣嗎？一個壟斷性的財團之所以發家坐大，真能和制度或非制度的政治權力無關？

於是這篇文章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它說得合不合理，更在於它的作者怎麼如此敢講，以官方智庫的身份公然承認沒有權力資源，就做不了地產生意；坦然宣佈「官商勾結」存在，把一個「眾所周知」，但又一向沒有老百姓敢公開表述的現象老老實實地指明出來。沒錯，問題在於它怎麼敢。

說到「敢」，這就得牽涉到一個近幾年來越益常見的詞語了。我沒有金觀濤和錢鋼二位先生的功夫，能在思想史料和大眾傳媒當中爬梳出一組關鍵詞彙，並且計量它們出現的頻率次數，說明它們的意義價值；可是我真覺得，「亮劍」一詞或是認識當前中國意識型態和社會氣氛的重要入口。最初可能是電視劇的影響，「亮劍」這個殺氣騰騰的，充滿戰爭意味的詞語，現在幾乎可以運用在任何領域之上，而且還都得在前頭綴上一個「敢」字。隨手Google一下，可以發現在查辦官員貪腐的時候，固然要「敢於亮劍」；在對付「言必稱西方的輿論場上」，更要「敢於亮劍」；治理河川水道，一樣「敢於亮劍」；就連稀土交易，原來也得「敢於亮劍」。

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意識型態，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一個人要是敢於亮劍，那一定是他有劍可亮，有一番既合理又有說服力的論述。今天這麼愛講「敢於亮劍」，基礎就是十年來由「中國模式」逐步發展出來的「中國道路」。一開始是要說明中國為什麼這麼厲害，原來是因為我們有一套與眾不同的政經模式；後來它就變成一種連人家都可學習仿效的道路了，和西方世界走過的經歷很不一樣。又由於這種模式如此成功，這條道路如此康莊，所以我們就有自信了。面對任何挑戰任何質疑，我們就敢於亮劍了；換句更直白的話講，這叫做「有底氣」。

然而，先不論近日甚囂塵土上的「中國模式是否已經破產」的爭議，也不管學界對「中國道路究竟有多獨特」的討論，我發現有時候「敢於亮劍」這個講法最重要的關鍵原來不是那把快要亮出來的劍，而是敢把它亮出來的勇氣。原來你並不真的需要一大套自圓其說，能夠前後融貫的邏輯；也不需要經過經驗檢證，可以有效解釋事實的論述；在輿論戰場當中，你只要「敢」就夠了。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那場戰爭到底誰的功勞大犧牲多，是全中國人都關心的話題。雖然官方已經漸漸承認當年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的貢獻，可現在它還是要強調共產黨才是那場戰爭的中流砥柱。為什麼仗是國民黨打的多，人是國軍死的多，蔣介石是其時中國戰場上的最高領導（那怕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也好）；共產黨卻依然會是這場戰事的「中流砥柱」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很合理，所以我看了一些官方的解釋。很可惜，在宣傳文稿當中，我看到的多半是「中流砥柱」這四個字的不斷修飾與衍生，許多細節許多問題都不在這一輪的輿論攻勢之中；它們大談特談「百團大戰」的英勇事蹟，但又不去比較它和國軍各場會戰的歷史地位。要是再問下去，那就危險了，一不小心便會變成「歷史虛無主義」，是對歷史的「選擇性解讀」，是對「執政黨形象的刻意扭曲」。面對這等置疑，喉舌已經說得夠清楚了，他們會「敢於亮劍」。

閱兵的時候，蘇丹總統巴希爾也被請來北京，國內外皆有批評，說他是國際刑事法院頒令逮捕的現行戰爭罪犯，怎能堂而皇之地參與「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盛會。一些喉舌就此指責「戰爭罪」是西方主導的概念，我們中國人不必為此「墮落成西方政治的附庸」。這也算是「敢於亮劍」，敢跟西方人說不，敢跟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形塑出來的概念對着幹。說實話，「戰爭罪」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在法學上可以促發很多不同的看法。要是「敢於亮劍」，說不定還真能拿出一套針鋒相對，似模似樣的論述。可惜的是，為了迎接抗戰勝利紀念日，為了反制日本安保法案的修訂，官方媒體前一陣子才介紹過當年東京審判的意義，說它引進了戰爭罪的概念，在「人類文明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小日本別妄想將它扭曲成「勝利者的審判」，「政治的報復」。那麼戰爭罪到底還普不普世？它究竟是不是政治的操作呢？沒關係，「敢」就行了。對付日本的時候，戰爭罪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成就；回應巴希爾事件的時候，它則是美國主導的政治手段；此一時，彼一時，什麼時候都有人敢於亮劍。至於這些文字背後有沒有一套統一的規劃，彼此之間有沒有經過協調，那都不重要了。因為它們的作者全在不同方位的對敵前線，關鍵時刻就該這樣敢於亮劍，沒有什麼好指責的。

〈別讓李嘉誠跑了〉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敢於亮劍」。既然資金外撤是中國當下面對的最大問題，穩定大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務，所以「眾所周知」的「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這柄劍也得亮出來了。要是回頭有人控訴中國地產行業和政治權力勾結，出賣人民百姓；不怕，到時還會有另一柄劍侍候，敢對此等謠言邪說亮劍。

梁文道：記得那條吞拿魚（吞拿魚與哥斯拉之二）

【飲食男女】一開始，大部分日本百姓對「第五福龍丸」的遭遇還沒有太大反應，頂多覺得這是個不幸意外事件而已。的確，那艘漁船上的船員是很不幸的，躺在東京大學的醫院病床上，不知向誰申訴。惹禍的美國政府雖然承認責任，宣佈那枚試驗氫彈的威力大過原先估計；但卻不想因此背上長期的負擔，於是決定快刀斬亂麻，一次過「捐贈」兩百萬美元給日本政府，權作醫療賠償。條件是自此免去所有法律責任，一切相干人等自此不得追究。

儘管當年的日本政府早已擺脫美國軍管，但弱勢依然，這件事本來很有可能就會在媒體的目光底下漸漸了結。然而，大阪一位年輕的物理學家在看到新聞報道之後，卻有了另一重關注，他擔心當時在比基尼群島附近作業的其他漁船是否也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輻射落塵的影響，並且在毫不為意的情況下把他們當時捕撈的魚穫帶回了市場。在他致電市政府衞生部門之後，隨即就被召去大阪中心市場檢測那些等待交易的漁產。結果他很吃驚地發現，那裏的吞拿魚竟然使得他帶去的「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達到了每分鐘六萬的計數，非常嚇人。政府人員大為震動，趕緊調查這批魚是否已經流入市面。後來根據市場磅秤的記錄，他們估計最少有一百個市民買到受污染的吞拿魚，這時說不定早已把牠們做成魚生和壽司，吃得乾乾淨淨。

當天晚報公佈了這條消息，迅即傳遍各地，形成全日本的恐慌情緒，所有人都不敢再買吞拿魚了。要知道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吞拿魚就逐步超過傳統的白身魚類，成為日本人最最看重的魚種（因為牠的味道和質感比較接近肉類）。忽然得知牠們受到了核污染，可能會嚴重破壞人體的健康，這對日本人來講是多麼重大的打擊？

就和醫治「第五福龍丸」船員的醫生一樣，這位物理學家也不曉得輻射源頭的強度。在這種情況底下，醫生們說不出船員受傷的情況有多嚴重，他也判斷不了那些吞拿魚的污染程度。又和那些醫生一樣，他也找過美國官方部門，要求他們提供數據，只是不得要領。他還直接發過電報給美國媒體，覺得請他們幫忙是最有效的辦法。

然而，盡皆徒然。美國覺得氫彈的威力是高度軍事機密，絕對不能外洩。他們只是再三保證，那些受影響的船員很快就會康復，有甚麼搞不定，就讓美國專家過來處理好了。不只如此，他們還反過來懷疑那位日本物理學家是不是想「博出位」。

美國在這件事情上所表現出來的輕率和霸道，開始引起愈來愈多日本人的不滿。與此同時，對「原子吞拿魚」的恐慌還在持續擴大。老百姓聽說「宮內廳」已經下令停止把吞拿魚送上天皇的餐桌，更加不敢再碰這種國民美食。許多魚販因此破產，賣不掉的吞拿魚和其他有嫌疑的海鮮堆在倉庫等着發臭變爛。終於，享譽全球的築地市場暫時全面停業，是三十年代那場大霍亂之後第一次關上它的大門。

恐慌燃起憤怒，以新中產階級為主的東京杉並區區民在一群家庭主婦的率領底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核運動，全區三十九萬居民當中有二十八萬在《禁止試驗原子彈和氫彈決議》書上簽名（全球隨後加入簽名的，最終達至六億七千萬人）。這是日本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公民社會運動，也是這個核子武器受害國的民眾首次打出反核的旗幟。一下子，長崎和廣島的記憶在吞拿魚這種最受百姓喜愛的食物身上復活了，轉化成日本大眾文化當中種種奇詭怪異的末日想像，不是被輻射污染變形出來的巨大怪物，就是「使徒」帶來的滅世衝擊。今日日本的和平反核運動，以及它那流行文化裏頭的毀滅意象，全都可以從築地市場門外那塊吞拿魚銅雕說起。

梁文道：吞拿魚的墓碑（吞拿魚與哥斯拉二之一）

【飲食男女】七十年前，戰爭結束，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廣島和長崎出了大事，只是他們並不一定都曉得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儘管後來有各式各樣的流言與零星的報道，但由於佔領軍當局的新聞管制，所以多數人都得不到一個完整的圖像，不清楚核子武器的確切殺傷力，於是也就更談不上要發起甚麼反核運動了。直到許多年後，核武的危害以及核能的風險，才開始成為日本社會關注的議題，並且自此留下一個始終不斷的反核傳統。

大家要是去逛東京築地市場，在看魚市和吃壽司之餘細心看看，或許會在它正門的外牆上發現當年觸發日本轉變的關鍵之留痕。那是一個不鏽鋼板，上頭刻了一條吞拿魚。這算是個墓碑，因為約略就在那個位置，1954年的魚販們埋葬了一大批吞拿魚。

1954年3月1日，專門釣捕吞拿魚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來到北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附近作業。美國早已宣佈當日劃定比基尼環礁為禁區，任何飛機和漁船都不准進入。儘管沒有說明他們究竟要幹甚麼，也沒有標出準確的時間和地點；可是包括「第五福龍丸」在內的幾百艘漁船都曉得那是武器實驗。不怕，「第五福龍丸」很聽話地遠遠躲在禁區外邊，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當天上午，幾個船員在甲板上看見西方的天空忽然發出刺目亮光，數分鐘後又聽到一陣巨大的爆炸響聲。這些船員立刻驚覺，「那是原子彈呀！」他們趕緊收網，想要逃到更遠的地方。可是這艘經過降級改造的船走不快，收放魚網的馬達也出了問題。接下來幾個小時，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天上飄下無數飛灰，掉在他們的身上。後來，陸陸續續地，他們感到皮膚灼熱，就像被燙傷一樣；他們頭痛、反胃、嘔吐，一路無力地駕着漁船返回日本燒津母港。

之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原來美國當天試驗的武器就是氫彈。一群最該讓人放心的專家居然估計錯誤，那枚在水下試爆的氫彈的威力超出原先預期2.5倍，所以才會發生「第五福龍丸」的慘劇。這件事的影響極大，那些放射性很強的飛灰使得「fallout」（輻射落塵）這個詞進入日常英語。正好在同一時期上市的一款泳衣，因為它的暴露程度所帶來的衝擊就好比一次核爆，所以被人比附地喚做「比基尼」。「第五福龍丸」上的無線電通信長久保山愛吉死在半年之後，是歷史上第一個死於氫彈的受害者；日本自二戰的兩次核爆之後再添紀錄。

還有「第五福龍丸」帶回來的吞拿魚，以及附近幾百艘不能辨別身份的漁船上的魚穫，它們漸漸變成日本現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恐怖想像——哥斯拉，一個因為海底核爆而變異的生物。

梁文道：只好色香味

【飲食男女】「色、香、味」這套中國人用來形容和評斷食物的三大範疇，據說最早來自白居易。他在《荔枝圖序》裏的這段話，乃是後人每說荔枝必引的名言：「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不只荔枝，「色、香、味」這三個詞在唐代還被拿來說過其他水果，但就是沒有用在人工整治過的菜餚上頭。一直要等到明朝後期，這組詞語才出現在大量食單菜譜上頭，及後愈見頻繁，漸漸有了今日常見的意思。

由其出身可見，「色、香、味」本是文人創造的一套觀念，反映的是文人欣賞食物的標準。古時一般百姓是不是這麼看待食物，是不是也喜歡講究茶色要色香味俱全，我們就不知道了。畢竟會在文字記錄裏頭談喝論吃的，也就只有掌握文字工具的文人而已。

晚明是個物質文明很發達的年代，現在為人稱頌的明式家具，各種巧匠打製的茶具文玩，都是當時江南一帶的產物。大概是海上走私貿易興盛，又碰上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所以富人不少，花得起錢去搜羅好材料，也花得起錢去精製那些好材料。於是便有商人在這種情況底下，對飲食當然也得更加用心才行。而文人，要不是當了官發了財（就和今天一樣，當官是會發財的），就是放下身段直接下海從商，再不然還可以在這商業興盛的環境當中找空間，賣字賣畫賣大腦。因此，從晚明一直發展到清朝，江南文人才能留下大量談吃喝的文字。

讀那些文字，時時看得到能和現代比對的有趣現象。例如著名的《隨園食單》，袁枚就在裏頭痛批俗弊，說那時代的土豪宴客喜歡「多盤疊碗」，就像十多年前在大陸還很常見的那種情況，菜餚堆得整桌都是，盤子和盤子之間還要多放另一層盤子，彷彿不如此不體面。而袁枚遇到這等場面的反應，也很類似我們這時代的一些知味食家：「主人自覺欣欣得意，而我散席還家，仍煮粥充飢」。

又如明朝張岱，他在自己編的食經裏說：「余大父母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箋》，猶不失椒薑葱渫，用大官泡法，余多不喜，因為搜輯訂正之。」可見當年他們不只搜集食譜出書，甚至還專門結社研究飲食，有點像現在文人圈子裏的飯局黨，定時聚會，以吃為重心。

儘管如今的中國人喜歡標榜自己愛吃會吃，可在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看來，沉迷飲膳究竟不是好事，離修齊治平之道遠甚。然而，那都是些甚麼時代呀，不把心思放在杯碗上頭，你又能怎麼樣呢？晚明江南固然富裕，可那到底是末世光景。國家朝綱不振，上有宦官專權、黨爭不斷，下頭則是一大片昏碌無能逢迎貪腐的官僚，有志氣的知識分子改變得了甚麼？到了清朝，文字獄大興，天子渾身過敏，下面的人也都很會順着上意聯想，你寫錯一個字就是誅九族的大禍。與其勉強犯險，還不如呼朋引伴整治酒菜，莫談國是，只道今宵風月。

所以我常常思疑，中國歷史上但凡那個時代的文人集體愛上了吃喝，就表明那個時代有事，或許叫人灰心，或許叫人恐懼，於是大夥只能躲到「色香味」裏頭去求全了。

梁文道：這很敏感，那也很敏感（新常態之二）

【蘋果日報】政治是種氣氛，所謂緊張，你真能實在感受。比方說某種題材的電視節目，去年大陸圈內人還在興高采烈地腦震盪，替它設想各種各樣的呈現可能；今年再會，所有人就都不願意再談了，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似的。如果不識時務，硬要重提舊事，他們才會明確地說：「現在這氣氛，這類東西最好就別想了吧」。「氣氛」，對了，「氣氛」就是重點。便和平時大家應對敏感問題一樣，不完全依賴每日更新的敏感詞，不需要收到宣傳部每天發下的指示，更不必靠任何法條上的明文規定，真正有經驗的內行人都會在日積月累的監控壓力底下培養出靈敏的神經，以對氣氛的感知來斷定敏感的界限。套個常用的簡單話講，其實這就是自我審查，是自我審查最具體最微觀的運作方式。

問題是氣氛這東西又很難清晰定出它的界限，因為它看不見摸不着，不可測量，只能像用鼻子去嗅聞空氣中不祥的警號似的，籠統認知，籠統掌握。所以一樣東西敏感不敏感，全憑個人本能，存乎一心，於是才有各地媒體各個文化機構尺度不一的情況。若果一件事情其他人全部噤聲，只有一家媒體大膽報道，請別誤會，這並不像是外頭有時過度聯想的那樣，是「中央內部有不同聲音」，又或者「反映了黨內鬥爭」；很可能它只不過是每個主事人對氣氛的領會差異而已。事後，假如那間「大膽」媒體遭到處分，那就說明它的鼻子還不夠靈；反過來講，要是沒有任何後果，那就是其他人吃虧了，必須趕緊跟進。膽大，在這個意義上說，其實是鼻子不靈。

好比訓練緝毒犬，人類處理政治氣氛的鼻子也是練得出來的，並且可以相互感染，集體學習，大家一齊趨近共同水平。這一兩年的緊張，某程度上也是這樣子被大家切磋出來的，以前聞到毒品才會坐定，如今看見同行對着放了煙草的行李箱也要乖乖不動，明天全部人就會一碰到箱子便急忙示警了。

這兩年因此也是挺有趣的兩年，能讓我親眼看到不少從前傳說的人事。從前，聽說過一位在大陸紅極一時的才子成了境外異見份子的過程。本來他就鋒芒畢露，可能因為在某些文章上露過了頭，於是有點小麻煩。麻煩其實不大，可一傳十，十傳百，竟然漸漸變成大問題。一向喜歡替他出書的出版社對着他新交上來的稿件猶豫，消息傳出去，其他原本還想搶奪他的出版社也就跟着猶豫了：「咦？為什麼這回XX出版社不出他的書呢？該不會是要禁吧？」然後在同行的閒聊當中，出現了各種猜測，各種解釋，甚至各種不知從何而來的內幕消息（很可能只是酒後瞎編，以示自己上通天聽別有門道）。最後，才子的新書就在官方不必明說任何一句話的情況底下，自動在民間成了禁書。接下去的故事便是老套路了，無非就是裏頭不讓說話，他在外頭講，在外頭的「敵對媒體」上頭則不免越講越直接坦白。久而久之，曾經的暢銷書作者走上了異議人權鬥士之道，最終被迫流亡。

荒謬嗎？不荒謬，習慣就好。從前的傳奇個案，近幾年多不勝數。

說回那些傳話的同行，其實我很能理解他們面對的環境之艱難。如今「舉報」的人太多，上頭處理「舉報」的態度又嚴肅了不少，他們當然得格外慎重才行。舉報者五花八門，舉報內容千奇百怪。有些公開發言向「相關管理部門」投訴的，是真心愛國粉，會指責一個台灣藝人竟然在閱兵當天大談自家孩子可愛，不響應人人談閱兵的主旋律，有台獨之嫌。有些是一貫的紅腦筋，過去幾十年見盡改革開放歪風強忍怒氣，現在才終於得勢發難，於是投書當局，指責某家出版社居然出版日本漢學家談中國歷史的書，讓我中華民族的天敵肆意扭曲國史，用心極其險惡。還有些是想爭取業績表現領功，試着暴露某個網站上頭的美劇渲染西式民主，如果真能使得當局出手下掉那套美劇，那他就在對敵戰線上頭又進一步了，獎勵不只五毛。更意外可也更合理的，還是同行舉報，原因不出妒恨二字。「為什麼這種報道他們能出，使他們搶盡眼球，我們就連碰都不准碰？」舉報他們，既消氣，還有益於競爭。

至於收到這些舉報跟「群眾投訴」的官員領導，不同昔時，現在是半點馬虎也不能有，一定得認真對待。就像上回說的，官位得來不易，萬一被人舉報的東西真的捅出了個馬蜂窩，最後上頭追究下來，我該如何擔待？原本按規矩，收到投訴是應該先調查一下的，至少看看那些投訴是不是太過離譜。但如今非常時期，輕重緩急必須弄得清楚，保險起見，也別調查了，乾脆直接禁掉；乾脆把一切被人說成是台獨港獨的，說成是用心叵測的，通通禁掉。再下來，甚至還得預防萬一，讓問題消失在萌芽狀態，索性制止一切有可能招來麻煩的東西出現。例如有關宗教的報道，出版和文化產品，全都容易惹事（研究基督教神學的書容易變成傳教，報道新疆穆斯林信仰容易變成鼓吹分裂，拍部有道士出場的電影可能會引來醜化我國傳統信仰文化的批評），所以不准不准，通通不准。未來不久，我們大概就能看見結果，關於宗教的一切文化出品，說不定會少到讓人以為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宗教的地步。沒關係，反正共產主義者都該是無神論者，這條線站穩，沒人能說不對。

還有那些幾近幫閒的傳話人呢？那些鼻子敏感，還幫着大家一起進步敏感的文化人傳媒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