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做官的邏輯（新常態之一）

【蘋果日報】京城閱兵之肅殺，可見於一則笑話：話說有遊客在一座閉了門的美術館前看到公告，上頭竟然寫着「《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美術展》因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暫時取消」。其實這是個假消息，那個美術館暫時閉館只是為了佈展而已，沒過幾天，展覽就順利開幕了。可是，許多北京人在明明曉得是個誤會的情況底下，還是照樣興高采烈地傳佈這條消息。為什麼？大概就是所謂的苦中作樂吧。

的確，機場航空管制，汽車限號行駛，長安街上的酒店歇業，三里屯附近店家關閉，有些飯館要實名登記才可入座點餐，有些廁所要實名登記才可進內如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偌大一座都城恍若戒嚴。天上卻是難得一見的晴空萬里，藍得不可思議。這種藍，大家管它叫「閱兵藍」，就和幾個月前的「APEC」藍一樣，美名背後帶點戲謔，只有國家辦大事的意志才能掃開霧霾，造就這久違的澄澈。其代價則是周邊省市百業停轉（有些村鎮甚至乾脆封灶，不許大家在這幾天開火做飯）。好玩的是，喉舌媒體還把「閱兵藍」當成毫無譏諷意味的美事，主動向民間徵求百姓自拍的「閱兵藍」照片，集體「晒圖」賀閱兵。

也就是說，有些事情原來不用多久，就會慢慢讓人習慣，就會漸漸從荒誕變成了常軌。去年他們在高等院校發起清理自由主義等西方不良影響的運動，學界一片不滿。教政治思想的不讓教洛克和孟德思鳩，教社會學的要少用韋伯和涂爾幹等西方大師經典著作，那請問你要教什麼看什麼？後來，有地方官媒批判「多啦A夢」，說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再後來，有貪腐下馬的官員公開哭訴，把自己包養十幾個情婦的原因歸在「西方思想的影響」。有人反對玉林狗肉節，就有人反駁說保護動物的思潮是西方文化的影響，與我中華文化無關。有人指出股市亂象是目前經濟局勢的結果，就有人反駁這其實是西方反華陰謀勢力在惡意攪局。一開始叫人生氣，後來只覺好笑，然後就笑不出來了，臉上的肌肉全部僵住。

一個朋友研究美國立憲的過程，用心寫完一部專著，他們不讓出版，理由是「你寫美國憲法，那肯定是要說他們好囉。你說美國好，那就等於是要說中國不好」。一位餐廳侍應很認真地要和我探討北京霧霾的問題，他告訴我：「一位智者認為霧霾根本不是污染，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於是我也很認真地和他分析什麼叫做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什麼叫做空氣污染的客觀標準。可還沒等我說完，他又提出了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論點：「但那位智者還說，北京霧霾這件事根本就是西方陰謀，證據是第一個公佈每天空氣中PM2.5含量的是美國大使館」。那頓飯，我們還談了許多其他的事，例如「香港佔中的背後是不是英美的陰謀」。

我累了，就和整天用盡全部力氣全方位破壞中國和諧發展團結穩定的西方反華陰謀勢力一樣疲累，於是我只好對他敷衍：「這些事都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的。以後有機會再談。」

短短兩三年，這個國家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大批律師被捕，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拆，就連呼籲女權都要捉去審訊。我知道，說這是文革回潮未免太過誇張；可最近一連串奇妙事件，卻又真能使我開始理解過去的歷史究竟如何展開。

首先要有一個「主旋律」，一種意識型態營造出來的氣氛。然後就是官僚，以其體制之內養成的經驗和慣性去判斷有為與不為的分別。他們要判斷何時該當作為，做些什麼；以及何時該當不為，不做什麼。幾個步驟下來，便有了今日的局面。

反貪雷厲風行，嚇壞了所有官員，他們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出錯。而害怕出錯，不只會使得很多人束起手腳不願幹事，並且還會使他們反過來做多點事，把經過自我詮釋的上意能推多遠就推到多遠，以免一根棒子打下來，說他們「不盡責」。例如那些村鎮的封灶行動，是不是有什麼根據使得他們相信百姓生火做飯一定會產生廢氣，而且一定還會因此破壞掉當局極力呈現的「閱兵藍」呢？不是的。他們只是擔心萬一閱兵當天北京空氣不夠好，事後上頭要求檢討，層層責任分派下來，最後會數到自己頭上罷了。萬一真有這一天，他們就能理智氣壯地大嘆無辜，說我連老百姓燒柴煮飯都禁掉了，霧霾又怎麼會關我的事呢？至於這麼幹會不會影響百姓日常生活，則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因為他們的不滿比起當前發下來的第一任務，實在有着鴻毛與泰山的差距。更何況非常時刻，人民顧全大局，自發配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國家的意志就是這樣由上往下地一路貫徹開去，上面說一，下頭就會狠狠地逐層加碼，將佈置下來的工作幾何倍數擴張完成。如有民怨，那同樣也是不關他們的事，畢竟他們也只是想盡責做好工作而已。

同樣地，當上頭宣佈要「三個自信」，要在西方面前昂然獨立，抗拒西化邪說。下面各級相關人等就會自動衍義，想方設法地執行這些原本不知應該如何實現的抽象而虛幻的信條，把它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規定與行動。例如阻止一本研究美國立憲史的學術著作出版，其實就連中宣部都沒有明確說過這類書籍不得面市。可是他們怕呀，怕有一尾漏網之魚遭到舉報，說它公然鼓吹美式民主，用心不可告人；他們怕那舉報者有身份有地位，怕他的投訴直達天聽，怕中央最後會下批示，怕自己被人質問當初怎麼能放過一株如此危險的毒草。這一切當然都是想像出來的，好比一個思覺失調病患的被害妄想；不過就像所有被害妄想狂一樣，他們必定要問：「你如何肯定這一切不會發生？」正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所以這部深奧得其實沒有多少讀者的書註定不得出版。

他們害怕降職丟官，是因為直到不久之前，中國都還沒有比當官更好的職業與人生規劃。他們一輩子刻苦經營，低頭做人，把所有的時間、精力、智力和品格都投資到這條道路；乃至於就算這世上還有比做官更好的選擇，也都沒有回頭的能力了。所以許多中國公務員竟然會在幾年前的調查訪談裏說自己屬於「弱勢群體」。所以有些官員會在大事不妙的時刻毅然自殺，似乎要是不做官也就連帶地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人了。

這種種情狀，有點像當年的「大躍進」，為了達成指標，不惜謊報畝產，不惜餓死百姓。

又有點像過去把「資產階級敵人」當成頭號目標的年代，現在他們將一個模模糊糊的「西方」樹為仇讎，幾乎所有領域所有層面都能找到敵人的影蹤；從娛樂節目到金融市場，從圖書館到互聯網，無處不見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影響。這麼誇大西方影響的力量，有一個顯見好處，那就是卸責。如果出了什麼問題，被人追究，說起來也不是自己不夠努力的錯，都只恨敵人太過狡猾險惡。

又由於那看不見的敵人着實厲害，自己站在對敵前線，所以上頭反而很該大力支援自己，放權放錢放資源，好讓自己成為國家新的長城。不單只是要大隊人馬嚴防死守，今天揭發西化女權運動的危險，明天抑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擴張，以實際業績替國家立功；更得在必要時主動出擊，對外輸出中華文明軟實力，花大筆銀両弄些節目、圖冊，和女子巡迴歌舞團。漸漸地，早些年成形的維穩經濟就有惡化成維穩腐敗的跡象了，不向社會直接伸手，但從國庫提款……。

梁文道：種菜就是抗爭（戰鬥的本土之三‧完）

【飲食男女】春天在田地上種下番茄的種子，夏天就全部枯萎。因為水源全被導向隔離牆的另一邊，引向了以色列佔領區的農場。這就是約旦河西岸的現實，巴勒斯坦農民的日常，「夏卡拉運動」的起點。

「夏卡拉運動」的一切原則與口號在表面上看都和發達地區的「慢活」運動相似，都強調本土食材，有機耕種，以及傳統社區關係；它們都反對工業食品以及跨國大型企業。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獲邀參加在意大利舉辦的國際慢食節（Slow Food Terra Madre）時，幾個發起人是遲疑的。因為他們擔心人家會把他們看作是另一個普通的有機生活運動，另一個質疑全球化時代食品生產方式的案例。可他們不是，他們的所有工作都離不開今日以色列人在西岸殖民區活動的殘酷事實。

他們教導小農學習「永續耕種」（Permaculture）的技巧，在有限的耕地裏頭精巧地管理水源，同時養育不同的品種。那是因為他們不能不這麼做，水源全在以色列人手上，許多農夫則在一早起來才發現自家田地有一半被鐵絲網隔在了另一邊。他們鼓勵大家醃製蔬果，製造果乾果醬，不單是為了口味的豐富與產品的多樣，更是為了冬天就再也不能收成甚麼，只有靠以色列進口了。
假如說「夏卡拉」的市集很有型很好玩，那也是被逼出來的有型好玩。與巴勒斯坦的本土啤酒「泰比啤」不同，他們沒有那麼大的國際聲譽。他們甚至不贊成許多國際組織的做法。

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NGO會為當地人帶來各式各樣的援助，只不過非常諷刺，其中的食品援助不乏以色列產品，而且還是以色列在西岸農場的出品。既然可以自己耕種，又為甚麼要靠人家的援助？這就是「夏卡拉」的信念。一些以發展為本的NGO也會鼓勵巴勒斯坦人耕種，協助他們開發農場。然而那些農場種的卻是車厘茄一類的外銷農產，以出口換取金錢，再用賺回來的錢去採買日用食糧。這種做法的問題是投入資金甚多，很多人因此揹上債務；而國際市場價格浮動很大，這些小農場沒有議價能力。最後的結局往往是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加艱困。尤其叫人難堪的，是在手頭拮据的情況底下，巴勒斯坦人通常只好買一些以色列貨，那是市場上最常見最廉價的，並且極有可能來自殖民區。你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然後辛苦求存，最後還得在敵人手上買回原來自己土地上的收成；還有比這更諷刺更羞辱的事嗎？

所以當「夏卡拉」在談論「食物主權」的時候，那絕非一個大國在國際戰略考量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存根本。在這場運動的視角下，有機耕種所對抗的大型產業，永續耕種所面對的資源局限，游擊式小田地所抗衡的龐大軍事管制，全部都是最窄意義上的政治抗爭。在這片土地上頭，種甚麼，吃甚麼，全都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夏卡拉」的核心理念叫做「baladi」，阿拉伯文裏的「本土」。這個本土是真能要人命的。2014年，曾經在意大利慢食節上發表演說，大受關注的「夏卡拉」運動成員Imad Asfour死了，死於以色列在佔領區內開展的又一輪掃蕩攻擊。他大概是慢食運動史上第一個為此犧牲生命的人。

梁文道：無盡的灰色（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二之二）

【蘋果日報】對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在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檔案》裏頭，他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來自英國的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着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裏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藝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在很多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着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自己的接頭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訊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很容易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慧眼地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復到留學生的身份；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裏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化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檔案》這本書裏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就像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東歐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着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荷里活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所顯示的，這本書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以及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是否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能把背叛和出賣看作是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法律當前，孔子居然鼓勵一個王者應該帶着殺了人的老父逃亡，因為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價值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

梁文道：良心只在星期六（戰鬥的本土之二）

【飲食男女】上次說到巴勒斯坦的「泰比啤」，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巴勒斯坦不是回教國家嗎？穆斯林不能喝酒，又怎麼會生產啤酒，甚至還要舉辦啤酒節呢？

其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面貌要遠比我們平時所以為的複雜。就拿「泰比啤」的產地「泰比」來說好了，它不只是個新約聖經上頭留名的聖地，並且還有歷史悠久的基督信仰社群，兩千年來始終不斷，居民至今仍以基督徒為主。創辦這款啤酒的家族正是基督信仰的跟隨者，而每年由外地來此參與啤酒節的巴勒斯坦青年，也多半是散居在巴國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就算信仰伊斯蘭也不打緊，「泰比啤」還專門為他們釀製了沒有酒精的啤酒。無酒精啤酒在穆斯林世界並不罕見，伊朗很早就出過好幾款，只是因為經濟制裁，外頭不容易見到。幾年前我也有幸試過，喝起來還算不錯，比得上德國同類產品（喜歡啤酒也喜歡開車的德國一向生產品質不錯的無酒精啤酒）。

儘管大名在外，本地又有不忌酒水的顧客支持，但「泰比啤」的生存環境到底是個比較保守的社群。由於當地政府的壓抑，他們的啤酒節這兩年已經搞不下去了，主要理由是這類活動太過喧鬧，不合民風。在更激進的巴勒斯坦人心目當中，「泰比啤」的最大問題卻是它還不夠本土，除了水之外，其他原料全是進口貨。它的市場也是以出口為導向，頗有點藉政治做招徠的嫌疑，和巴勒斯坦本國社群的關係不夠緊密。

相比之下，「夏拉卡運動」（Sharaka Movement）的在地色彩就濃厚得多了，它在政治上的指向也更加明確。按照這個運動的官式報告，他們的目標是「以志願工作的形式保存我們巴勒斯坦的農業傳承，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一起慶祝我們的時令產品。我們期許巴勒斯坦的食物主權。在這片土地上用環保的技術，傳統的方式，去為本地人生產充足的食物供給」。

我第一次聽說這個運動，是看到《Brownbook》的介紹（順帶一提，《Brownbook》是本在杜拜出版的英語life style雜誌，專門針對泛中東地區的城市讀者，有很多關於這片區域的介紹，辦得相當不錯）。那篇報道把「夏拉卡」捧得很高，說它開啟了生活時尚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新路線。

「夏拉卡」確實有它時尚「慢活」的那一面，比如每個周末在拉姆安拉舉行的市集。就像全球各地的「綠色生活」市場似的，它有許多小農場擺出來的攤檔，一個個籃子裏盛放了他們自家種植的有機農作。它有餐廳響應，標榜幾近失傳的古早菜式，全以本地材料製成。當然，它還有不少小手工藝製品，以及街頭音樂演出，整個氣氛就和你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碰見的木土市集差不多。

這類市集原來是有理念的，健康和環保之外；它應該還預設了一整套關於經濟模式與社會組識的看法：以小農生產對抗大型食物工業，以地方社群平衡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佈局。但是這些理念現在卻太容易被人忘記，這類市集的形式太容易被人仿造濫用，使得它們往往成了被拔掉牙齒的老虎，快樂的抗爭只剩下快樂。光顧它們的中產階級時時把它當成周末合家歡，熱熱鬧鬧，還可以透過消費滿足一下良心需要，在消閒之餘兼做點善事，意義相當於買旗。平日還是回到常軌，天天去百佳惠康報到，繼續本土市集所反對的日常生活。

然而，「夏拉卡運動」不一樣，它絕不只是有型有款「有態度」的政治生活時尚；它的背後有血有肉，是場名副其實的戰鬥。

梁文道：他人就是地獄（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二之一）

【蘋果日報】1980年，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着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青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道的加頓艾什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局（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着「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德國人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關於加頓艾什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類似加頓艾什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連文件架豎排起來，可以長達18千米。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僱員就有九萬七千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十七萬三千人。若以當時的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這等規模，不只蘇聯的KGB比不上，便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用今天的話講，東德的「維穩」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在理論上說，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迴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鉅細無遺的維穩體系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最腐敗的』）；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要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你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就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人心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衝向國安部大樓，想要佔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裏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着銷毀最機密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份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和分類「史塔西」留下來的文件，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地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地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加頓艾什懷疑自己的前度女友，實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瞭解他所喜愛的德國。取得檔案，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檔案》（The File）是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報告筆錄之間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加頓艾什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恐怖統治的國家。包括加頓艾什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秘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歷史，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和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裏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麼寫遺囑了。我原本以為我的女婿在背後打我的小報告，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給他，就罪該萬死。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是該留給他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顯眼，它以秘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裏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裏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梁文道：巴勒斯坦有啤酒（戰鬥的本土之一）

【飲食男女】約旦河西岸再度有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再度譴責恐怖分子，同類戲碼不停反覆，絕不新鮮。然而，最近這一回和以往稍稍不同，內塔尼亞胡譴責的恐怖分子竟然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他的同胞猶太人。

一小股西岸殖民區內的猶太極端分子上周縱火，焚燒兩間巴人房屋，殺死了好幾個人，受害者包括一個十八個月不到的幼兒。這件事幹得太過張狂，就連一向鷹派作風的內塔尼亞胡也不得不認真對待，宣稱要嚴厲追捕兇手。他還致電巴勒斯坦當局，保證會還他們一個公道。巴勒斯坦政府則毫不留情地指摘以色列，說這是他們長期縱容猶太非法殖民的結果。的確，約旦河西岸的猶太殖民區根本非法，違反國際條約；可以色列政府不止不管，還要公然支持國民前赴佔領，替他們建屋，給他們方便，一步步蠶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會去該處拓墾的猶太人往往是立場最強硬的猶太極端分子，恃着強大國家武裝後盾，他們時時騷擾原本住在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在他們的房子上塗鴉，以文圖羞辱當地原居民，並且大肆破壞後者賴以為生的橄欖園。

那些巴勒斯坦人每天都要面對以色列當局為他們修建的「基礎設施」，好好的一片田地被隔離牆切成兩半，從村子裏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需要經過以軍路障，糧食收成會在運抵市場之前先在哨站排隊腐爛，灌溉水源會被水利工程引向以色列方面的非法拓殖地。這一切「基礎設施」的目的，並非像以色列政府所說的，是為了保衞國民免於恐怖襲擊；而是為了全力破壞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間，使他們失去一切自足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一個啤酒品牌誕生了，那就是近年在國際上頗為著名的「Taybeh Beer」（泰比啤）。泰比這個小村鎮，離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都只有十幾公里，名見經傳，乃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之前短住過的地方。泰比啤是一個從波士頓回流的巴勒斯坦僑民家庭所創，廠房建在鎮上，一切穀物原料都得從國外進口，但水卻是百分百的巴勒斯坦原產。這家人歸鄉創辦「泰比啤」，一來是看中市場空間，二來則是為了「本土」。

沒錯，他們要在這片被外力切割得支離破碎，連基本農作都難以維持下去的土地上打起本土的旗號，將一款啤酒變成巴勒斯坦人不屈的標誌。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人要是想喝啤酒，最便宜又最容易買到的牌子，通常是來自以色列的貨色。這情形就和許多人失去了田地，只好被迫購買以色列農產一樣，是本土農業經濟被打壓被萎縮的結果。條件苛刻，生產啤酒的難度可想而知，可「泰比啤」卻真能開出一片小天地。

十年下來，他們不止成了當地名牌，還在鎮上辦起啤酒節，請來不少樂隊演出，好比快樂抗爭嘉年華。每年啤酒節，除了附近居民，還有不少從以色列那邊過來給他們打氣的猶太青年，甚至專程由世界各地趕至的遊客。「泰比啤」已然是國際上一款支援巴勒斯坦人的象徵了，在很多地方出售，並且受到歡迎。我也曾試過它的口味，坦白講，要是蒙住瓶身，我會以為它就是一般德國啤酒，沒有太大特色。不過，瓶上的招紙一亮，它的意義就很非凡了，你會覺得自己正在參與地球另一端的起義。可惜的是，香港似乎還未見過它的蹤影，離我們最近的銷售地點在日本。

梁文道：世界如此冷酷（終於等到《戰爭與和平》之四．完）

【蘋果日報】世界如此冷酷，瓦西里．格羅斯曼全都看到了。

一個私底下對蘇聯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飢餓狀況（相當於中國的「大躍進」），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從戰線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響應政府，在場面上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那一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這個為了國家弄瞎了眼睛的士兵「用鳥叫一般的聲音叫起來。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他那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的模樣。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裏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格羅斯曼的眼睛在此轉向傷兵醫院裏邊，讓我們目睹一個母親終於在病床上找到她兒子的場面。她對着屍體呢喃細語，又怕他着涼替他蓋好被子，似乎她朝思暮想的孩子依然在世。醫院裏的護士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她竟然不嚎哭不沮喪。寫到這裏，看起來還很尋常，一個悲傷過度的母親本來就會有這種反應；可是格羅斯曼一如他慣常的寫法，在這段表面平凡的描述上頭層層遞進，直到最後補上一句按語：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還有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烏克蘭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作敵方間諜帶走。這是戰爭，蘇聯對待她的方法就和德國對待猶太人差不多。向當局誣告她的，其實就是她其中一個鄰居，動機可能只是為了趁機霸佔她的屋子。平日的好鄰居都很識時務，沒有一個人願意替她說話，這時只忙着討論如何收拾老奶奶留下來的東西，比如說她那隻「該死的德國貓」（兩國交戰，便連貓也忽然有了國籍）。後來，那隻貓被一個鄰居「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不久之後就死了。底層與邊緣之外，格羅斯曼也沒忘記坐在上頭的高層。其中一個角色是個一心向上的領導，他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

經過這無數觸目驚心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生活與命運》如何描述集中營裏的慘況嗎？不要忘記，格羅斯曼可是全世界第一個報導集中營的記者，他的那些文字還曾被當作紐倫堡大審判的證詞呢。可是格羅斯曼卻把他的想像力延伸至這人間慘劇的最初，例如幾個納粹高官視查剛剛落成的毒氣室，他們竟然荒謬地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慶功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預祝「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裏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而這個房間就是捍衛人類文明的堡壘。

這麼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一字一字冷冷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裏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砲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裏頭最令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猶太女子索維婭在報告職業時隱瞞自己醫生的身份，主動放棄了唯一的求生窗口（醫生是有用的職業，通常可以留至最後），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殘破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史達林格勒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忽然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裏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把這類異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種子的搏鬥」。

書裏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在拙作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遠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牠僥倖活着回到地面，從太空艙裏搖着尾巴回到飼養牠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牠摸過牠但又無情地把牠送出過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像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像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如守護天使般地跟隨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還寫了兩封寄給母親的信，在其中一封裏面，他不停想像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在文字中分擔她的恐懼、憂傷與不捨，他甚至還試圖想像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人，是否就是那個前來將她處決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了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想寫一點最無關痛癢的遊記。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張口，眼看就要在車裏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這時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裏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都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二〇一三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梁文道：國貨

【飲食男女】多久沒去過彌敦道上的裕華國貨？不記得了，怎麼算也得有個五、六年了。我家原是「右派」背景，看報看的是《華僑日報》、《東方日報》，以及《星島日報》（當年的星島和現在不同，報頭上的日期以中華民國紀年），論理不該多去對家的「國貨」公司。要知道當時甚至傳聞，台灣會派情報人員守在裕華門口，秘密監視台灣來客的出入。可右派經營的「民生百貨」實在沒甚麼特別，想要的東西全都能在台灣買到；相反地，裕華卻有我們在台灣很難見着的好貨，例如上等龍井和雲南白藥。所以我們也就顧不了那麼多政治上的界限了，猶如今日一邊喊着「炸平東京」，一邊存錢買機票去日本搶馬桶蓋的愛國憤青。

裕華確實是個好地方。走在盛夏的彌敦道上，走不了多久就會汗流浹背，碰到冷氣常開的裕華就像碰上綠洲，不能不進去乘涼。一進去，撲面而來便是一股混合了各種中藥藥材與木材家具的古怪氣味，難以名狀，但又安穩沉靜；於我，這已成了老香港集體回憶的一部分了。通往一樓的樓梯轉角底下還有個水池，養了幾隻烏龜，很多人都會朝裏頭丟硬幣，這也是種今天找不到的老風景。燈光和陳設是土氣的，與連卡佛甚至「天祥」都沒法比，但它土得樸拙，不如現在在大陸二、三線城市見到的商場那般堆金砌銀，一樣地土，但還加上了點「豪」。有時還會聽到音樂廣播、大陸這邊的愛國歌曲，使得聽慣了《梅花》的我很是驚奇，努力想聽清楚歌詞內容。最重要的當然是國貨。那年頭的國貨不講究品牌包裝，沒有冰冰代言，但它貨真價實。在很多人的心目當中，「鳳凰」牌單車就是最好的單車，「英雄」牌墨水筆就是最好的墨水筆；而「白飯魚」，那自然是「前進」牌了。我比較在乎吃，喜歡那一盒盒放在四方膠盒裏的蜜餞涼果，家人不必擔心它們是不是化學產品。我喜歡「嶗山礦泉水」，有鹹的和淡的兩種口味，也就是今天有氣和無氣的分別、當年還沒聽說有把水喉水直接灌進瓶子這種事。東莞米粉是鮮製的，當日做起，當日運到，而且當天就賣完，那是米粉不會造假的年代。陽澄湖大閘蟹最是隆重，一上市就是滿店的宣傳紅紙招，很受歡迎，我們都想不到後來有人會把一筐筐的避孕藥丟進湖裏餵蟹。就算離開裕華，國貨也還是好的，比如最普通的米酒和午餐肉。尤其是「梅林」牌午餐肉，外銷和內銷不同，外銷的比較好味，睇落都醒啲。當年的中國不容易，自己怎麼辛苦也得保住形像，出得了門的都不能丟人。

忽然想起老國貨，是因為聽說「老愛國」曾德成被炒。歷任民政局主管，曾先生是我接觸最少的一位，我知道他在文化政策的範疇上沒有太多建樹，也記得他在東亞運一事中搞出的紕漏。可是我一直對他保有一分敬意，不只是因為前幾年佛教界抗議商人在大嶼山鹿湖發展骨灰龕場，他很用心用力地幫我們，更是因為他坐過政治牢的往事。他剛上任的時候，我就在報紙上寫過，批評人家不該糾纏他的刑事案底。因為那是一個中學生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坐牢，為了工人階級受難。請注意，他可沒放過炸彈，他只是發發傳單而已，這就讓他失去了升讀大學的機會。如果這叫犯罪，這就是良心罪了。在我看來，他和眼下那些在街上叼着飲管搞假簽名假示威，在論壇上胡言亂語把場面弄得烏煙瘴氣的「愛港愛國之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一種人真心相信自己的理念，貫徹始終，在愛國有罪的年頭以身犯險；另一種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相信甚麼，變化萬千，在愛國有獎的大時代領功受賞。這個區別就像老國貨和新國貨的區別，前者老老套套，土得叫人放心；後者身光頸靚，一拆開卻是又毒又假。

梁文道：戰爭的解放（終於等到《戰爭與和平》之三）

【蘋果日報】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人生，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別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於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於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捨不得懸在眼前的蘿蔔。格羅斯曼卻在讀者眼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且拿上回提過的核物理學家維克托來說好了，他昧着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他的動機，其實只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儕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份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藉此慰解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袍。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綫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伙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有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環境，一邊提心吊膽朝着己方陣營遁走。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的格羅斯曼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報上去這可能就通敵叛國的死罪了。

沒錯，這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懼這一點上。

透過一位審問犯人的納粹黨官之口，格羅斯曼對蘇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一個最大不諱的宏觀判斷。原來正邪如此分明的戰事，骨子裏居然是兩個極權體制之間的鬥爭。那個很懂得心戰技巧的納粹，不斷逼着被俘的資深蘇共黨員承認，他倆其實是鏡面的兩端；兩邊都有偉大的領袖，兩邊都宣稱自己擁佔了至高無上的真理，兩邊都把無數人的犧牲當成實現真理的代價，兩邊都為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最忠誠最具黨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審訊桌兩端的這兩個人。

若是如此，這場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然芻狗般的士兵卻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無謂，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邊，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後別有高遠的價值。所以，經歷過不自由生活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自由而戰，只要打敗眼前的德軍，不只國土和民族會得到保存，甚至就連蘇聯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度。既然這是一場關乎自由及解放的戰爭，所以在做戰交火的這一刻，他們就得親身踐行自由。所以在描寫戰場的章節裏，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陣爆炸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退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書中那有名的「601號樓」，紅軍留在史達林格勒德佔區中的最後一個據點，就好比淞滬會戰當中的四行倉庫，一小隊戰士勇敢地守住了這個殘破的建築，拚死抵擋德軍火網包圍。這一段故事大可譜成一曲最典型的壯烈史詩。然而格羅斯曼畢竟是格羅斯曼，他的重點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一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從事建築工程的工兵隊隊長，他的任務從過去的修蓋房子變成了拆毀敵陣當中的建築，於是「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平常的轉變」。步兵指揮官戰前則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裏悄悄走到德國人佔領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連斯基詠嘆調」。這組人會在開槍和躲子彈的空檔咒駡食物的貧乏，爭論選擇女子的關鍵（「我覺得女孩子的胸脯最要緊」），乃至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等各式各樣的古怪話題。說着說着，他們還會講出一些後方「和平」世界連想都不敢想的話：「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領導來任何人」。這座樓是前線中的前線，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書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便連蘇軍戰線指揮部特地派來的政委（他們擔心這個陣地的政治思想會走偏，所以命令一個政委冒着彈雨偷偷潛進指導），也在和他們相處幾天之後，忍不住慨嘆：如果不認識這些人，生活還「能算是生活嗎」？

不要以為格羅斯曼的戰爭與和平就是美化戰爭，挖苦和平。不，沒有幾個作家會比他更瞭解戰爭的無情。色彩這麼豐富的「601號樓」竟然轉眼就在地平線上消失了，沒有臨終遺言，也沒有英雄面向鏡頭的最後笑容，十來二十個鮮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幾行不到的文字裏頭。這是格羅斯曼殺死他大部份角色的辦法，說走就走。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可全是行進中的生命呀？且再引一次Linda Grant的評語：「那是因為生命本來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生活與命運》裏頭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史達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二十世紀就是這樣荒謬，托爾斯泰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