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從人肉到狗肉

【飲食男女】儘管不像現代香港人那樣把寵物和牲畜分得那麼清楚，可就算是在有吃狗習慣的社會裏頭，人類也還是沒法做到那麼無情，今天抱着一隻小狗睡覺，明天提牠下鍋。正如學者哈爾•賀札格所說的，他們會設計出一套方法，盡量分隔開可吃的狗與不可吃的狗。例如過去的中國北方，北京狗就是一種在國畫裏頭常見的寵物狗，而且能夠養牠的人非富則貴。而鬆獅狗，很多人則判斷牠是一種專門配養出來讓人食用的狗，因為牠胖所以多肉，呆所以好宰。在我們看來，甚麼種類的狗都一樣是狗，不能吃就一概不能。但在那些狗肉當佳餚的文化看來，狗這種動物的分類可就細緻得多微觀得多了。

有時候，其分別甚至只在你看不看得到狗肉的來源，與殺狗的過程罷了。就拿當年我在廣州見到的那些狗肉店來說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幾乎都沒把活生生的小狗養在店裏讓客人欣賞，不像海鮮店要把活魚拿到桌前讓人挑選，也不像其他野味專門店那樣必須一籠籠的穿山甲果子貍呈示出來，以證明鍋裏那肉貨真價實。為甚麼？如今想來，大概就是因為狗這種動物實在特別，社會上一直有許多人養狗愛狗，說不定還有些上門光顧的食客自己就是狗主。因此最好別在他們面前展示活犬，免得他們在那可憐兮兮的小狗狗和碗裏香氣四溢的狗肉之間產生直接的聯想，壞了胃口。後來反省，我那時候之所以一方面有過養狗的歷史，平日也算喜歡逗弄樣萌態憨的小狗；另一方面卻又能坐在那些店裏大啖狗肉香鍋，面不改容。或許就是在腦海中斷了其間這種聯繫的結果。這類在現實處境當中把活物與肉類切割開來的心理技術，正是肉食文化最常見最微觀的動物分類方法之一。英文在「牛」和「牛肉」，「羊」與「羊肉」之間的分別，大概也能算做到例子。對我們這些吃過狗的人而言，靠的則是最簡單的「眼不見為淨」；由於看不見活物和殺牠的過程，便臨時忘了小狗的聲音與模樣，於是可以全神貫注地對付眼前那粉嫩濃艷的肉塊。如今想來，這不啻是自我麻痹，是種道德想像力和感受力上的貧弱。

然後就可以說到「反反狗肉節」那個陣營最常提出的一個論點了：「你們反對吃狗，但不反對吃其他動物，甚至自己也還吃肉，這難道不偽善嗎？莫非雞鴨豬牛不會痛，殺牠們就不算殘忍」？就像我之前所說的，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推理，因為雞鴨牛羊也的確會害怕痛苦，而且現代肉食工業對待牠們的方法也確實殘忍（甚至要比玉林狗肉節中那些小販用叉勒着小狗脖子的舉動殘忍）。比方說雞，哈爾•賀札格在他的書裏就比較過鬥雞與現代雞場。親身見證過鬥雞台上羽毛紛飛、鮮血四濺的場面，與飼雞工廠的工業流程之後，他不得不承認鬥雞其實要比後者「人道」得多了。因為鬥雞的主人似乎真的「愛」雞，不只替牠們取名，對牠們百般呵護，還給了一個舒適自在的環境，讓牠們在壯烈的死鬥之前先過上好幾年「幸福」日子。而在出賣雞肉的工場裏頭，小雞卻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雞生」，一輩子只在臨死被運上貨車前曬過太陽，每天被限制在極度擁擠惡劣的環境之內，踩的是自己的糞便，餵的是化學加工飼料。我記得張繼聰和謝安琪夫婦之所以茹素，便是為了當年在網上看到雞場真相紀錄片。

若以最嚴格的邏輯要求，我們真的沒有理由在不吃狗的同時卻又不忌其他肉食。要不乾脆吃齋，要不就百無禁忌，這才算是一致不矛盾。所以我把不吃狗肉當成是「量化素食主義」的最初始階段，在自身人性軟弱的前提底下，先戒狗肉，再及其他，肉食的種類和數量皆依次減少，直至徹底拋棄吃肉習慣。反過來看，假如一個人真心相信豬羊可吃，所以狗肉也不用忌諱，反正牠們都是肉這種邏輯的話；那我也還可以替他們接着推理下去，得出人肉也應該能吃的結論。殺人，在多數哲學觀點底下，恐怕都是絕對的錯誤；但說到吃人肉，那可就不一定了。我們禁忌人肉，主要是文化演變出來的結果。內地有些人說不吃狗肉乃西方文化的影響，有「自信」的國人不該被動搖云云。可我們泱泱中華也有人肉入藥的傳統，甚至還有割股事親的典範，為甚麼今天的中國人多半會一想到「吃人肉」這三個字就噁心呢？因為文化會變，我們已經變得再也受不了人肉了。同樣地，今天大家反對吃狗，對吃狗這件事有本能上的反感，這也是文化演變的結果，大多數人都已經習慣了寵物與食物的界然二分，大多數人都已不能再把狗放進食物的範疇。關於狗肉節的爭議，正是一個新禁忌成形的見證。

梁文道：和平的恐怖（終於等到了戰爭與和平之二）

【蘋果日報】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埋沒的主因。例如《生活與命運》，三種中文譯本全都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似乎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裏，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政治低氣壓，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慾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多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它甚至被人遺忘到了這樣的地步：前些年我向大陸一些熟悉蘇聯的專家請教，想知道是書有沒有引進過中國，他們竟也不甚了了，只說有點印象，細節不詳。

英語世界的情況最初也好不到那裏，英文版剛剛面世的的頭幾年，似乎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它。大部份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他畢竟不是索忍尼辛，不是個有公眾知名度的異見份子。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的後半生轉型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

最近十年，它的命運逆轉，忽然一下子又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說它是「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裏我幾乎難以呼吸」。

1988，它的俄文原版終於能在前蘇聯正式上市，彼邦也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一部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二戰一結束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着一本大書，只是它們似乎都不太像。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之處，最表面的理由在形式。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作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敍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它真正的力量是格羅斯曼於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然後，在這戰爭以及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曉夫這等大人物（它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驚人描寫），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無名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文檔系統裏頭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以及最細微的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邪路」。戰壕裏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人在戰爭當中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爭「矯正」了很多事情。一個軍人的履歷表變了，評價他的標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斯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份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身經百戰的老將被人從集中營裏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係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大家現在只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而會在夜話之中趁着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史達林的玩笑（史達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寫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確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但散伙之後，在回家的路上，A卻會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再過幾天，又輪到B來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係非比尋常。

這個維克托的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洛夫，當時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他的論文一開始備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可是自從上頭新來了一個領導，情況馬上就不一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史達林也是個反猶份子），批評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立刻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識，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檢討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忽然顯得漏洞百出。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隨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傍晚，正當他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什特魯姆同志」。那個聲音太熟悉了，是大家天天都能在電台廣播上聽見的聲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托．什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史達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裏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幾分鐘過後，史達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再見，什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世界因此美麗。「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拚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有「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釣魚，有的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有的則以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是史達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突然看見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他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再過一陣子，蘇聯科學界要反擊英國某家媒體的「抹黑」，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簽名。可是那份聲明分明是錯的呀，它誹謗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人。英國人批評的沒錯，蘇聯確實構陷了一個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是維克托做不到的事。可別忘了，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黑暗的深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溫情的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說服自己，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於是維克托掏出了自來水筆，在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梁文道：一本書的命運（終於等到了戰爭與和平之一）

【蘋果日報】一九六一年，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根據檔案，他們管這次行動叫做「逮捕」，只不過要逮捕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本書。這類故事並不稀奇，當年蘇聯不知上演過多少回了。然而，這本書可不一般，因為它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生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型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召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子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討論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內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裏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還是不少，其中只有少數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了這些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相關，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型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玷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問題是蘇聯解體之後，向錢看的新一代也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冷宮，一樣沒有人想看了。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文學愛好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就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了。而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一般人也知道的不多。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情況特別奇怪，俄語曾是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還是只留下了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史前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前蘇聯禁書，書名就很十九世紀，翻譯成中文一千多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着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寫實主義」氣息。它甚至在一出版的時候就已經過時了。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可數。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正是索忍尼辛在美國居住的時候，格羅斯曼早已去世，沒有活着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同年法文本也出來了，倒是一度成為暢銷書，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彼時他們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的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幾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的「理想國」出版社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和《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罷！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注定要在新時代被人忘記。

梁文道：你點食得落？（狗肉的道德之三）

【飲食男女】上次說起二十來年前在廣州吃狗肉的往事，不只是為了那件事令我羞慚至今，放不下來，更是因為它正好觸碰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人類如何可能一邊把狗當作食物，同時又將牠當成寵物呢？

在今天港人的觀念裏面，狗絕對屬於寵物。而寵物這回事，幾乎在本質上就是不能吃的。寵物之所以吃不得，是因為我們把那些動物當作是伴侶一般的存在，愛之有時猶勝於人。既然我們不吃人類同伴，又怎麼可以吞得下會和我們親密互動，會搖着尾巴定着眼睛癡癡地看着你的動物夥伴呢？沒錯，我們吃牛吃豬，但牠們和狗不一樣；儘管有人把牠們養做寵物，可一般而言，牠們主要被歸類進食物的範疇當中。食物與寵物，在我們的觀念裏頭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物事。不過，在前兩三個世代以前的香港，情況就像當時的廣州，狗對不少人而言是種不妨一試的肉類食品。那是因為當年大家都沒把狗看作寵物嗎？才不是呢，別說那年頭有少數人能夠「住洋樓，養番狗」，便連最普通的百姓也都會在有需要有能力的時候養條狗護院作伴。從更根本的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誇張地說狗這種動物是人類養育出來的物種，打從一開始就和我們有着共生的關係。儘管人類養狗的歷史如此悠久，幾乎在世界上每一個可居的地方都留下了人和狗一起走過的痕迹，但這卻一點也不妨礙先人在視其為友的同時，又把牠當做移動的脂肪與蛋白質來源。

因此，「文明」的現代人與不抗拒吃狗的「野蠻」先人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將狗視為寵物，後者將狗當做食物。我們的真正分歧是一者嚴格劃分了食物和寵物的界限，而另一者則模糊混淆。前兩年讀過一本中譯名稱就叫做《為甚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Some we love, some we hate, some we eat: Why it's so hard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animals）的有趣好書，作者是專門研究人類和動物關係的學者哈爾•賀札格（Hocl Herzog）。其中有段話值得引述：「既可把狗類當作家人或是食物的文化又是如何呢？這些社會通常有解決這些種類的潛在合併物的機制。在南韓，偏好的食用狗品種為黃狗，一種有黃色皮毛的中型狗。黃狗不是寵物，而在寵物狗和黃狗都有販賣的市場裏，這些寵物狗和食用狗會關在不同顏色的籠子裏以區別開來。美國南達克州松嶺保留區的沃格拉拉族印第安人在他們的宗教儀式中食用狗肉，而他們也在家裏頭養狗。一窩裏每一隻幼仔的命運在他們出生不久之後即被決定了。寵物會被命名；牠們的燉肉兄弟姐妹則不會」。

梁文道：廣州香肉記（狗肉的道德之二）

【飲食男女】據說中國人是世界上吃狗吃得最多的民族，比正經八百成立了「狗肉餐廳協會」的韓國人還多。在中國人當中，又以「天上飛的除了飛機，地上四隻腳站的除了桌椅，其餘一切可食」的廣東人最是厲害，所以才會有「三六滾一滾，神仙企唔穩」這句粵語俗話。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嘗到狗肉的滋味，地點就是省城廣州。

那時候幾個大學同學一齊北上遊玩，首站就是廣州。其時的廣州與今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幾乎每天都能在街頭見人打架，的確勇武。而且沒有「和理非非」的禁忌，大家嘴巴上熱血激情，粗口到你唔信。例如巴士埋站，車上的車掌小姐就得舉起大聲公朝着窗外喊叫罵娘，警示單車迴避（那時的大陸巴士仍有車掌，而且多是女性。而街上的單車之眾，猶勝今日以環保著稱的阿姆斯特丹）。

最記得一位車掌語調悠緩，不慌不忙，她對那些在車身和站頭之間穿梭的單車騎士說：「單車單車行X開啲啦，如果唔係車X死你呀啦」。這個廣州，又「慢活」又勇武，本來恰好一幅理想城邦模樣，只可惜有一點不夠「文明」，那就是吃狗。吃狗不難，去幾條主打火鍋和野味的街上逛逛，隨處可見。所謂可見，是真真正正看得到的，預先滷製過的狗兒一排排吊在店家朝街的大門外頭，昏黃燈光照出牠們臉上，盡是儍笑表情，果真是「烚熟狗頭」。雖然香港那時還找得到地下經營的狗肉店，好歹我們也算讀書人，不幹犯法的事，於是就要在這麼公開吃狗的廣州一試那傳說中的香肉了。味道如何，我就不細表了。總之幾個同學都很滿意，覺得此物價廉物美，當下相約他日必得再試。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們就拉肚子了，而且一路拉回宿舍，數日不癒。明顯是食物中毒，我們竟然不覺，還紛說狗肉太補太熱氣，一定是平時用功過度，虛不能受。接着就開始盤算下趟行程，再享狗肉邊爐之妙。

下次，我們去了一條野味花樣繁多的馬路，一樣坐在街頭排檔，一樣對着一堆紅艷艷的垂吊犬身。店家還向我們這群香港來的富貴自由行推介比狗肉還棒的好貨，比如說禾花雀、穿山甲，以及「龍虎鳳」（『蛇貓雞』什錦鍋的別名）。然後我看到一隻被囚在鐵籠子裏的「生猛」果子狸，白白的鼻子，瘦弱的身軀，伏在籠底的紙板上頭，對着一顆沒動過的沙梨（大概是用來證明這是真正的果子狸），一臉幽怨。忽然我就食慾盡失，肚腹絞痛，不止不想吃牠，就連狗肉也不想了。自此，非但我再也沒有吃過一回狗肉；並且每次回想（包括執筆這一刻），都有噁心的惡感。

到底我當年是怎麼回事，怎能吃得下「人類最好的朋友」？難道是我不喜歡小狗？恐怕不是，因為我家一直養狗，小時候家裏一隻狗走失，我還哭鬧許久，念念不忘。既然養過狗又喜歡狗，我又如何可能吃得下那些店家標榜的「乳犬」？又為甚麼是在看到毫無心機的可憐果子狸之後，才忽然醒覺吃狗的噁心？

梁文道：吃豬不吃狗（狗肉的道德之一）

【飲食男女】台灣的錢永祥先生是華人世界裏的動物哲學先驅，他有兩套說法是我特別服膺的。一套關乎實踐，叫做「量化素食主義」，大意是若要出於道德理由而茹素，不一定得馬上全面戒葷，盡可以試着一步步來，逐漸縮小自己傷害動物的範圍。另一套則關乎理論，取自Steven Pinker的研究，相信人類文明的演化是個道德範圍擴大的過程。從一開始對某些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的人所受到的迫害視而不見，到再也無法坐視他們承受痛苦，這是個人類敏感度增加的歷程。我們現在開始關心動物權益，不忍牠們受難，正是這種過程的最新階段。

於是去年玉林狗肉節舉辦期間，我替大陸一個素食推廣組織錄了一段影像，簡單介紹錢先生這些說法，希望大家了解，不吃狗肉，乃是人類逐步擺脫殘忍，增加道德感受能力的結果。當然，這個名聲響亮的狗肉節今年還是依期不誤，無論多少人反對，多少人抗議，似乎都起不了太大作用。除了地方利益驅動，它背後想必得有些說得過去的理由，可以讓人認同。其中一個最有力的辯詞，大概就是一則對我那段錄影的如下反駁：「甚麼道德感受能力？這根本就是偽善，你感受到狗的痛苦就不吃狗，那你感受得到豬的痛苦，牛的痛苦嗎？」

我必須承認，這番話說得相當在理，難怪它的邏輯非常流行，大部分「反反玉林狗肉節」的朋友也都是這麼認為的；不吃狗肉，那你們為甚麼還要吃魚吃雞？牠們不痛嗎？牠們不可愛嗎？牠們不也是生命嗎？反對吃狗，卻又不反對肉食，這的確不夠一致。在道德爭議上頭沒有前後一致的言行邏輯，那自然就是虛偽了，所以我活該捱批。

我之所以奉行「量化素食主義」，主要前提恰恰就是因為我在這個課題上頭還沒有辦法做到前後一貫。明明知道各式禽畜會被殺害，被害的時候會怕會痛；明明我也很喜歡各種被人當成食糧的動物，覺得牠們十分可愛。可我還是太過軟弱，至今只能做到八成素食，皮鞋照穿皮袋照用，而且無法保證日用藥物不經動物實驗。知道甚麼事情該做，但又實在無能，這才需要「量化」，把一個宏大的目標切成片段，逐步趨近最理想的目標。要是批評我意志不堅，指摘我自相矛盾，我當然得坦然接受。但這算不算是偽善呢？

既然如此，我就得從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狗肉的經驗說起了。

梁文道：剩下的人民（總體與最終二之二）

【蘋果日報】「人民」幾乎是一切社會政治運動當中最最重要的想像範疇。一場示威集會，無論人數多少，無論目的性質，參加者總是喜歡把「人民」掛在嘴邊，期望自己就是那所謂的「人民」。只要站在人民那一邊，我們也就站在了歷史潮流的尖端，以及真理彰顯的方向。然而，到底誰是「人民」？萬一有人不同意我的主張和立場，他們還算不算是人民的一份子，萬一這些人的數字還不少，我又該如何確定自己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心聲？對於那些反對我的人，我是該把他們開除出人民的行列，還是另謀他法處理？我憑什麼去決定誰是人民，誰不是人民？我怎麼能有這種權力，又如何形成這個判準？

在我看來，只要倚靠「人民」這個範疇，一場認真嚴肅的政治運動就不能不思考這些問題。否則「人民」就只不過是一句口號，一段歌詞，一種讓自己激動爽快的麻藥與藉口罷了。如果本土族群主義者真想推出一套值得正視的政治主張，它恐怕也不能迴避這堆問題。例如那些傾向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要不要把這些人當作人民呢？反過來講，「愛國愛港」的「藍絲帶」也一樣要面對這個課題，要思考黃絲與他們的關係，要想想這些不是「自己人」的人到底是誰？這在互相飛擲「出賣」和「背叛」等標籤，社會因政治立場而撕裂的今天，尤其緊要。

一兩年前，在我把一篇拙作定名為「仇人也是鄰舍」之後，這句話就成了許多論者譏評在下的笑話。也有朋友比較客氣地置疑：「坦白講，你這種寬容敵人的觀點，我實在不能同意」。我很感激這份坦率；只不過我必須強調，「仇人也是鄰舍」其實並不算是什麼觀點，它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那些政見上與你南轅北轍的人真的和你住在同一座城市，可能真的是你的鄰居，甚至是你的家人。除非你不承認這是事實，覺得所有政治立場與你不同的人都不在你身邊，覺得他們全都是從異次元裏突然冒出來的怪物，否則你就得面對它，處理它。所謂觀點，是對這個事實的看法。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定要「寬容」政敵；相反地，我甚至介紹過另一套和包容異己截然不同的觀點，那便是在肉體上徹底消滅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就算一時做不到，也可以從「見鑊打鑊」開始，把暴力逐步升溫，一步步形成有效威脅。問題只在於你必須實踐，不能以為敵人會被你自動罵倒鬧爆。如果你覺得這麼幹太過不文明，太過殘暴，那你就得換一種手段來對付這些仇人般的鄰舍了。比如說服他們，又或者換一種人民運動常見的講法來形容：「喚醒」他們──喚醒那些被蒙蔽了的愚蠢大眾──好讓他們早日投奔人民前進的浩蕩隊伍。

就算是最激進的本土族群者，似乎也對人民的覺醒抱有很大的期望。例如我之前談過的武力港獨論者，他們之所以不怕解放軍的兵力軍火，就是因為他們相信在未來的某一天，覺醒了的港人會以最大的決心起義，把對手拖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換句話講，會在最終時刻加入他們的「人民」，一定不少，甚至很有可能是全體香港居民。那麼本土族群主義者又該做些什麼來動員人民喚醒人民，讓全世界看到香港獨立、回歸英國，又或者城邦建國，乃是香港七百萬人民的集體選擇？

可惜的是，我只看到他們不斷以減法來排斥潛在的「人民」，不只不去認知和說服保守的建制派支持者，還要內部裂解，逐一攻擊政治上各式各樣的「同路人」。如此下去，香港到底還會剩下多少「人民」跟着他們熱血，跟着他們決戰呢？

想當時我剛剛提出「仇人也是鄰舍」這個說法，一位知名的評論家就立刻主張要剝奪我的香港人身份。不只如此，他還補充：待日後香港民主了，城邦成立了，像我這樣的「左膠」應該全被放逐出境。一個民主政體會放逐掉某類政治異見人士，他想像中的那個民主城邦到底是那一類型的民主？後來我去馬來西亞聲援當地反對派的朋友，他又再度提出我的政治身份問題，覺得我在政治上對香港不忠誠，居然投入外國人的事務。按照這個邏輯，眼下關注新加坡青年余澎杉的香港人，也都得小心自己在未來城邦的人民身份了。

一個很需要拉攏人民的城邦計劃，居然在它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已經要開除人民，這幾乎是當前香港激進政治傾向的通病，一種免疫系統上的紊亂，把所有人民都當成潛在的病毒。

藍絲帶當然不是人民。幾十萬經常往返香港和大陸的人，也都很有嫌疑。新移民通常不是人民，而是上頭派下來的潛伏份子。靠自由行搵食的，往往也有出賣香港的嫌疑。這麼一扣，可靠的香港人民大概就只剩現時居民的一半不到了。然後還有支持支聯會與民主黨的「大中華膠」，活躍於社運工運界的「左膠」，以佔中三子及「大台」為代表的「溫和派」，像何韻詩及香蕉奶一類的「抽水份子」，像蕭若元，陳偉業及長毛一類的「叛離份子」，他們也全都要受到攻擊和質疑，不能被當作是人民的一份子。只有剩下來的才是沒有問題的香港人，是未來最終時刻會一呼百應，遍地開花的真正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