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食粥的政治

【蘋果日報】如今這世道，好粥不易找了，所以我時不時就會光顧一檔離家不遠的粥舖。一直以來，這就是段普通食客與食肆的關係而已，一買一賣，十分簡單。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訴我：「喂，嗰間嘢嘅老細好似係藍絲帶噃，有人見過佢去參加嗰邊搞嘅活動」。他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是想提醒我「道不同，不與為謀」，以後再也別去那家「敵營」搞的粥舖嗎？於是那段簡單的關係就多了一層往昔未能料及的色彩，變成了敵友矛盾；我去不去這家館子吃粥，現在是個立場的問題了。如果我不理會這政治取態上的差異，繼續幫襯，這很可能就是「是非不分」，甚至「支持賣港」了。然而，我畢竟是個「老派」香港人（也許有人會覺得我是個『未覺醒的香港人』），我如此回答朋友：「喂，大佬呀！我而家食碗粥咋，駛唔駛搞到咁嚴重呀」。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認為我這種態度很「左膠」，大過「包容」。然而，不「包容」的話，我又能怎樣呢？我住的地方，鄰居十之八九是鄉事勢力支持者。我是該搬家，還是以後假裝不認識他們？要搬家，我又該如何確定新居附近全是自己友？有沒有人能夠提供這樣一份統計清單和地圖，去告訴大家全港那些地區是黃的，那些地方是藍的；告訴我們那些商舖食肆夠黃，那些店家又是偏藍呢？

我們今天時時把「包容」當成一個貶義詞，又將許多不同的概念、言論及行為一股腦地丟進定義不清的「包容」這個大框裏頭。但究竟甚麼叫做「包容」？去一家政治立場和自己不同的老闆開的店吃粥，這叫不叫「包容」？和社會價值觀不同的人做鄰居，這又叫不叫「包容」？

嚴格來講，這並不算是「包容」（或者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寬容』），而是「劃界」。現代世界的基本特質之一，就在於社會上不同領域的劃分。我欣賞一位運動員，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我有多接近，而是因為我喜歡他在比賽中所表現出的卓越；所以反過來說，我也不必因為他在政治領域中的言行而影響到我對他身為一個運動員的評價。例如黃金寶，他也參加過一些保守色彩濃厚的活動，有替政府站台之嫌；可他始終是我心目中的「香港車神」。我知道楊貫一喜歡結交權貴，常以客任國家領導人「御廚」自豪；不過當你問到他家做的炒飯，我還是會說那的確是非凡雋品。同樣地，一部電影也不會因為它開宗明義支持某項我贊同的政治議題，就順理成章地要被我認可是部好片子。

說到電影，近年我們常常聽到大陸官方封殺和民間抵制某些藝人的消息，據說是因為那些藝人在「政治上犯了錯誤」。香港的輿論流行把這些藝人形容成有風骨有良心的藝術家，覺得他們敢說真話敢表態。我完全同意，當一個人在明明知道有政治及利益風險的情況底下，仍然堅持道出自己所信從的價值和觀念時（不管那是甚麼價值），這種勇氣是令人欽佩的。然而必須小心區分，之所以反對這類政治封殺，並不只是因為我贊同那個被封殺者的意見，更是因為這類封殺是逾界的；是政治領域擴大，吞沒了其他領域的表現。

且以近日終被證實為謠言的舒淇事件為例。傳聞這位演員在康城影展的資料冊上把國籍從中國改成台灣，於是網絡一下子就炸開了，不少台灣和香港網民稱讚她是「台灣之光」與「良心演員」，而大陸網民自是惡言詛咒，呼籲杯葛。假設這個事件最終真的演變出最壞結果，大陸片商甚至官方出手抵制她包括《聶隱娘》在內的多部作品，我們又會有什麼反應呢？我想，港台二地大概有不少人會鼓勵她聲援她，因為他們認為使她受罰的那個行動是對的，因為他們認同她在國籍問題上的態度。如果我要表態，我也一定會鼓勵這位演員，同時抗議針對她的種種封殺舉措；但理由卻不是她在所謂「民族大義」議題上的立場，而是因為那些封殺越了界，因為政治在這種情況下吞沒了藝術文化領域的獨立。簡單地講，在我看來，一個演員的政治立場與她的藝術成就實在沒有多大關係；一個演員在政治上的取態之對錯，與我能不能看到她有份參演的電影，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回事。

我當然明白，現代社會的領域分化，以及各項價值的獨立自主，盡皆是相對而言，難以彼此切割得一乾二淨，所以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獨立於政治的藝術，也不可能有不受經濟影響的運動。不過，這種分化又是一種理想，是啟蒙運動以來的理念追求，而且還是一種深入人心的理念。故此在明知運動不能徹底擺脫政治的情形底下，我們還是會盼望奧運不要那麼地「政治化」。乃至於在另一些藝人引發的政治爭議當中（例如張懸倫敦演唱會上的國旗事件），很多大陸網民又會批評那些藝人「把政治帶進了藝術」（這又是另一種值得探討的情況，此處不議）。

雨傘運動之後，據說香港發生了一次「政治覺醒」。這讓我想到最近看《蘋果日報》與《壹週刊》的體驗，不知是不是我太過敏，我總覺得這兩份出版物好像少了一些往昔常見的廣告。我說的不是那些本來就不會投放廣告給它們的財團，而是一些關乎日用民生消費的中小企廣告。後來我又在一些朋友那裏得知，原來還真有在中小企負責廣告宣傳的經理「政治覺醒」，開始關心媒體的政治取向。照道理講，以他們的生意規模，以他們本地為主的市場定位，實在不必多慮「上頭」的壓力和脅迫。說難聽點，就算你在「政治不正確」的媒體上宣傳，也還輪不到你被秋後算賬。按以往常態來看，在何處登廣告，應該考慮的無非是對象品類，受眾多寡，以及影響力之大小而已，怎麼現在又多了一項政治檢查呢？這就好比吃粥還得先問老闆對政改的看法，可笑復可憐。如果「政治覺醒」指的是公民意識增強，個人開始關心自身與政治的關聯，自然不壞。但我現在還看到了另一種古怪的「政治覺醒」，那就是不分領域、事無大小地存了一個政治心眼，從吃粥到營銷都得先保政治正確。

如果有人反駁，重申漢賊不兩立，對異我者絕不「包容」的「天理」，堅持藍絲老闆的粥店絕不能進，黃絲背景的媒體絕不能碰的話。那麼即便我有多不喜歡動不動就拿文革嚇人，我也還是不得不提文革。因為文革就是一個最講立場並且只講立場的時代，是個政治淹沒了一切領域的典範。

梁文道：不怕沉悶的基督徒（耶穌的第一個神蹟之一）

【飲食男女】既然德語世界各地差異如此巨大，為甚麼它在食物風味上所展現出來的狀態又會這麼單一？這固然是我理解不了的謎題。但它還有另一個現象，同樣叫人費解，那就是所謂的食量問題。很多人都會驚嘆（或者抱怨）德國餐廳的菜量，豬手是一整塊地上，薯仔堆成小山，炸豬扒的大小則有如臉盆；這麼多的東西，他們怎可能全都吃得一乾二淨？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個假象。因為要是真以數量計算，平均開來，歐洲其他地方的人每一頓吃下來也可能有這麼多。比如西班牙，別小看tapas一小盤一小缽的，算上麵包一整晚那麼吃下去，重量或許也相當於一餐典型的德國菜。別說歐洲，連華北在內的東北亞地區，一般人（尤其男人）的食量也不見得會比德國人少得太多。奇怪的是，許多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平常吃得挺多，一到了德國，卻往往吃至一半便望盤興嘆，摸着肚皮頻呼難受。

所以，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本質並不在量，甚至亦不在質。因為要不是分量那麼巨大，品種選擇又是這麼地少，客觀而言，德式菜餚其實也不算難吃。且想像一下，假如他們可以把豬手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分塊，將香腸像西班牙人那樣分段，把豬排像日本人那般分條，每樣只上一點，每餐都有這麼幾樣，感覺上會不會好了很多呢？

故此，真正的問題不是他們為甚麼可以吃得下這麼多的東西，而是他們為甚麼可以花這麼多的時間去吃同一款東西而不悶。在意大利和法國，我們可以輕易在飯桌上花掉大量時間，吃得肚滿腸肥，卻不嫌沉悶飽脹。那是因為一餐飯裏有太多變化，高潮起伏。在我們亞洲，那就更是琳瑯滿目，一頓飯燦若繁星。可德國人不同，他們可以把同樣的時間用在同一塊肉上，刻苦專注地對着它從頭吃到尾，就像他們造機器一樣地有耐性。好比一首口香糖流行曲，一段旋律重複再重複，直到再也嚼不出味道為止，恰恰和德奧古典音樂的複雜多變相反。

再把眼光放遠，你會發現英國、美國、荷蘭和過去的北歐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飲食口味上的名聲都不太好，菜式的品種都不太多，每一道菜的分量也都相當驚人。也就是說，這些地方的人吃飯都不嫌悶，可以吞得下一個碩大的漢堡，可以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吃鯡魚三文治，樂此不疲。直到近年，受到全球美食熱潮影響，情況才有了顯著改善，尤其是在美國和北歐。不過，我們還是能在很多美國的所謂美食節目上頭（例如名字就很嚇人的《Man Vs Food》，把食物說得是一種敵人似的），發現他們那種食不厭粗的精神，總是標榜某家館子的漢堡夠大，某家餐廳的烤肉夠多，而一餐令人滿足的美食的意思就是吃掉大堆頭的同款食物。

吃得這麼單調，是因為窮困嗎？當然不。中國就是個窮慣了的國家，可君子固窮，再偏僻荒涼的村野，一般百姓也還是會費盡心思在有限的材料上變出無窮花樣。相反地，美國、荷蘭、英國、北歐和德國這幾個國家，都是日子過得不錯的地方，資本主義歷史上前後相繼的經濟強權。他們怎麼會窮到吃不起好東西的地步呢？

於是就要說到西方飲食史上一道著名的地理界分了：凡是信奉新教的地區（例如前述國家），在美食上幾乎都乏善可陳；凡是天主教勢力當道的地方（比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能讓人在餐桌上看到天堂的國度。

梁文道：德國童話

【飲食男女】儘管我對德國的飲食有這麼多怨言，但請不要誤會，其實我也算是很佩服這個國家的，年輕時甚至一度動念想去彼邦留學，只是知難而退。除了文化傳統和賓士寶馬，這個國家委實還有太多好處，光是旅遊，便有不盡寶藏。尤其是對怕了擁擠遊客（特別是強國豪客）的今日港人而言，德國真是個意外之中的好地方。所謂意外，我的意思是它本係旅遊大國，景點處處，本來也該像法國和意大利一樣，擠滿了觀光客；然而，真實情況卻又沒有想像中的惡劣。這是為甚麼呢？

理由很簡單，那是因為這個國家太過分散（或者『去中心化』），不只重大產業散佈四處，就連旅遊景點也是如此。且以法國對比，雖然它也是個大國，各地風物有異，但很多人都覺得只要去過巴黎，就好像已經可以叫做到過法國了。誠然，巴黎確實是座薈萃菁華的大城，沒去過巴黎似乎還真不能算是到過法國。同樣地，倫敦之於英國，莫斯科與聖彼德堡之於俄羅斯，甚至羅馬、威尼斯，與佛羅倫斯之於意大利，似乎也有相當的地位。也就是說，對於一般遊客來講，歐洲旅遊，無非是在幾座名城之間穿梭，看過巴黎鐵塔，經過西敏寺，大概就能完成到此一遊採集相片的任務了。但德國呢？它恰好和鄰邦法國相反。有人說法國是一個被巴黎這顆太陽主宰了的白日，而德國則是一片星羅棋佈的夜空，因為你實在很難只挑出兩三個可以代表全德的城市，它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分量，每一個區域都有自己的特點。例如柏林，這個相對年輕的大城固然是全歐最有活力的首都；可沒有人會以為它能具體而微地涵蓋了德國所有。單單遊過巴伐利亞，在黑森林裏走過幾天，那也不可叫做看過了德國，因為你還沒去過萊茵河谷上的海德堡和弗萊堡，也還沒見識到北邊漢堡等港市的風貌。在法蘭克福，你看到的德國是經濟強權；在威瑪和萊比錫，你看到的是那個傳說中的文化大國；德國幾乎每一個城鎮都折射出它不同的面目，因此也沒有任何一個城鎮能集德國之大全。所以去德國觀光的人不少，可一去之後大夥就平均分散，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少數幾個景點上頭，也不可能通通擠到幾座百貨商場購物。於是德國成了中國旅遊業大爆炸當中的異數，無論在那裏，都不太容易碰上滿山滿谷的中國人；不像東京、清邁和馬爾代夫，有時候會使人誤會它們其實是中國人的後花園。

又由於中國遊客的分佈均勻，當地人要見識那傳說中的中國遊客文明病的機會也就少得多了。我猜，這或許也是德國百姓對中國人比較友善的原因，幾天內穿梭各地，天天都有人主動攀談，甚至還會用普通話招呼一聲「你好」。比起法國、意大利與西班牙，德國還要富得可以，治安妥當，因此見到遊客亦不露出狼相，令人放心安穩。說起來，此趟遊德，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居然偶爾能看見德意志國旗了，這是幾年前很難遇上的景象，可見這個國家的自信回來了，人民開始不再忌諱愛國，不怕表露自己的民族感情。改裝村上春樹的話，這畢竟是個對歷史過錯道歉到了全世界都覺得太過足夠的國家，此後不是徹底沒了歧視，但眼下許多德國人對種族和族群問題的敏感，卻是他處少見。有一天，我約了一個朋友在一家典型的露天酒館吃飯，中間想要加瓶飲料，於是招呼侍應。但那個侍應完全沒有反應，背身離去。身邊兩桌本地食客見了，幾乎是立刻發作，一齊喊住那個侍應，而且還不太客氣地教訓了他兩句。我相信那位一直很友善的侍應只是一時聽不見召喚而已，並非故意怠慢；可我身旁這些德國人卻有些過敏，深怕我們兩個亞洲人被人歧視，後來還跟我解釋一番，似乎是他們丟了臉似的。一時間，我都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這也是我在歐洲從沒碰過的奇事。

梁文道：成功爭取自己友

【蘋果日報】我和勞永樂醫生不算熟悉，儘管我視他如友，意思是比最虛泛的「認識」多了那麼一點東西，乃至在他去後，我會留着手機裏他的聯繫方式，留到未來不知哪一段時候。然而，這種友誼究竟不深，所以我無法瞭解他所有動向及其背後的想法。

例如過去十多年來，他政治生涯上的轉折。一開始，他是我心目中的保守派，道不同難與為謀。後來，他加入了社民連（也就是人家說的『忽然民主』之後），我們便有了許多共同話題。那時，他會以當年幾位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至死的往事激勵青年，同時準備葡萄糖在天星碼頭現場應急。可數年之後，他又以同樣例子，譏諷服用葡萄糖的黃之鋒不夠真誠。

為什麼同樣一個公眾人物，可以在根本價值立場上頭幾番變化，從保守而激進，再由激進回到保守？這後頭，想必有些我不知道的理由與情感上的起落。

這樣子的立場更易，我們今天流行的解釋多半是「他投共了」、「他收錢了」、「他想做政協」，意思是他一定為了某些物質和權力上的好處。果然，自其離世消息傳出，還真有人這麼批評。不過，也有些能夠多想一層的網友懷疑，一個明知自己身患絕症的人，到了生命最後歲月，還有必要去為了那未來的俗利出賣自己嗎？於是這些網民慨嘆：「可見他是真心變膠」。

勞永樂是否真心從進步的道路回到保守立場，我不知道，也沒有可能再去瞭解了。他這樁案例，倒是讓我想到一個當前香港公共討論的現象，那便是大家似乎都不再相信有「真心膠」這回事了。凡是政治立場異己，就說他「收了大陸錢」，「投共」；又或者反過來說他「收了美國佬錢」、「別有用心」。如果說香港這兩年有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像大陸，我覺得這種單從不可證實的動機出發，詆毀對手，進而否定一切再討論機會的態度，便是其中一條了。由於對手言行皆出自實利，所以他所說所做的就都不可能是他真誠信念的反映，所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個比我鄙下的人，大家多談無益，而我不戰自勝，剩下的就只是怎樣去「鬧爆」他而已。這種人，即便本來友好，如今也必得絕交。

在這種情況底下，我甚至用不着去理解對方，因為理解是溝通的前提，而溝通則意味着說服與被說服的可能。我們雙方皆不可能說服和被說服，根本沒有什麼溝通的必要。在你我之間，只有誰的聲音比較大的問題，只有誰的氣勢比較威猛的問題，只有誰的「實力」比較強大的問題。任何人只要提出溝通，提出理解，那就意味投降，意味背叛，意味着自甘墮落，投入敵營。

既然大家不講道理，講的是「力」，那麼很自然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應當如何擴大實力，增加己方人群。可在香港政治撕裂如此嚴重，人人分立兩翼的狀態底下，我又該在那裏找到或許會有興趣投向己方的那些人呢？是在對手那邊挖人嗎？這不可能，因為漢賊不兩立，他們全是該下地獄的罪人，我連話都不願和他多說，又怎能靜下心來好好勸他投明棄暗？所以當下政治動員的重點不在挖掘對方牆角，不在從敵營中吸收新血，而在給自己人打氣，在自己人的媒體、網台、臉書，以及各式各樣的圈子內向自己人再三保證我方路線的正確，讓本來就在我方陣營的人變得更加堅定，更有自信。

於是我們就看到眼前詭異的局面。根據各輪可靠的民調顯示，無論正反雙方如何宣傳與反宣傳，支持和反對政府政改方案的人數皆無任何有意義的變化，始終停在各據四成上下左右的水平。死心支持政府的就是那百分之四十幾，不管大家怎樣奚落高官落區；堅持反對方案的，也還是那百分之四十，不管建制機器怎樣落力宣傳。同樣情況，也可見於被人認為「失敗」了的雨傘運動。如果真要說它「失敗」，恐怕不是為了它無法改變人大決定，而是它沒有呼召出更多它所召喚的「人民」。我的意思並不是嫌當時上街的人數還不夠多，而是民意調查顯示不出這場運動對市民的動員效果。反對人大決定的市民數字在運動前是那麼多，在運動之後也還是那麼多；相反的，支持人大決定的市民亦然，很少有人受到運動感召，從而轉換立場。

說回勞永樂，乃至於已成眾矢之的的屈穎妍，我也奇怪這些朋友怎麼會在這一兩年內產生這麼大的變化。或許我無法贊成他們對很多事情的意見（例如屈穎妍近來對警察工作的『過度體諒』），但是比起反唇相譏，我更想知道他們態度轉變背後的理由及思路。大家當然可以給他們冠上各種罵名，說他們投降，說他們背叛。然而，要是不理解他們真正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的由來，我們又怎能在另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次上溝通？又怎麼能說服他們？

是的，我很老套很迂腐，始終相信理性說服是健康公共生活的要件，儘管我曉得「和理非非」在今天是件多麼過時多麼討人厭的事。因為在許多人批判「和理非非」沒有實際效果的同時，我也看不到「勇武抗爭」的實際效果，尤其是在爭取那另外四成多不同立場的市民這件事情上頭。除非你說那四成多人不重要（就算他們的數目可能比你還多），又或者你的行動可以「擊敗」他們，讓他們住嘴，甚或讓他們消失。

梁文道：一千種香腸還是香腸（香腸、薯仔、鹹豬手之二）

【飲食男女】上周交稿之後沒多久，就有熟悉德國情況的友人告訴我，其實德國飲食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糟，而且還真有種叫做「新派德國菜」的東西，很值得注意。是的，我也聽過「Neue Deutsche Kche」，那是個十年多前就已經流傳在全球美食圈子裏的名號；可問題是十幾年下來，它對德國市面上的飲食產生過甚麼質量兼備的影響嗎？就從我自己有限的接觸範圍來看，這股潮流的代表食肆做的究竟能不能叫做德國菜，恐怕也成疑問。例如橄欖油球，這種西班牙前衞廚藝的發明，也能算進德國菜的名單裏嗎？

所謂德國飲食，所謂傳統德國菜，在我看來無非就是薯仔、啤酒和香腸這三樣東西組合而成的鐵三角，再加上小麵糰（Spätzle）、忌廉芝士（quark），以及豬手、豬扒和花樣不多的牛肉（這幾種肉的做法又不脫水煮、油炸和燒烤等三大類型，尤以水煮為正宗）。

至於蔬菜，很抱歉，除了酸菜和當造時十分鮮美的水煮白蘆筍，我就真的想不出有甚麼特別的了。總而言之，它就是大堆頭的肉與大堆頭的澱粉，調味不是太過濃厚就是太過寡淡，以視覺上的嚇人效果見長，光看就能把人看飽。我曾見過有人替它翻案，說德國菜其實博大精深，每個地方都有其獨到精彩的食品。沒錯，德國人真的很會做香腸，各地的做法都不一樣。而且德國人還很擅長做麵包糕餅，東西南北各擅勝場。對了，啤酒也是一絕，幾乎每一座城鎮都有它本土的精釀。然而，香腸就是香腸，啤酒就是啤酒，你有上千種香腸，過萬款啤酒，就能叫做博大精深的美食傳統了嗎？好吧，我承認這全是我的不對，偏見根深蒂固，口味狹隘單一。因為你同樣可以說法國芝士成千上萬，難道它們就不都是芝士？意大利從南到北都吃pasta，花樣再多豈不也還是麵粉變出來的東西？道理是對的，可我懷疑誰要是真的這麼認為，他要不是法國芝士的種類嘗得不夠多，沒真箇去過意大利，就是太過熱愛德國食物。

可惜，如此熱愛德國飲食的人，我就算在德國也沒遇上過幾個。更何況我也不是沒試過克服自己的偏見。例如炸豬扒（Schnitzel），打從我早年在維也納一些元祖名店試過幾回之後，我就認定，它的名聲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雖然如此，可後來我卻鍥而不捨，從瑞士德語區走到德國本部，一有機會就以身求法，力求做個心態開放的美食愛好者，終於嘗過了由Jägerschnitzel到Holsteinschnitzel等十幾款不同的做法，還嘗到了好幾類標榜地方特色的變奏。最後，我依然維持原來的結論：日式炸豬扒乃至於我們的西化粵菜洋葱豬扒都要比它高明。光是一樣炸豬扒，中菜和日本菜就已經超過schnitzel好幾個馬位，而德菜還要奉之為經典，誇稱德語世界有好幾十種版本。日本人和中國人會不會好意思告訴人家，我們全國有一百種炸豬扒，所以我們是美食大國？說回地方差異，德國在歐洲確實算得上地大，其區域之分散更是數一數二，真有本錢做出不同的地方特色，但為甚麼得出來的結果就只是很多種的香腸、啤酒，以及水煮肉與炸豬扒呢？

梁文道：陳雲辯證法（想像最實際之四．完）

【蘋果日報】雖然就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時常弄不明白陳雲論述的真義，只見他一時熱血沸騰地倡言某套主張，一時又說那都只不過是鼓動民粹的策略。可在他自己看來，他倒是有一套非常嚴謹，邏輯一致的政治理論。在《香港城邦論二──光復本土》的序言裏，他說：「我的政治理論的用心，出自儒家誠明之論。政治理論首先要邏輯維持一致，要誠實，不要欺騙，此謂之誠。其次，要繼承文化傳統的理性，此謂之明。這就是《中庸》的誠明之道，自誠而明」。

那麼，他那一致而又誠實的理論到底有些什麼內容呢？簡要言之，就是「漢賊不兩立，王道不偏安」。其中，「漢賊不兩立」既是描述事實與來自這個描述的行事規範，也是一個短中期的策略。所謂「事實」，指的是繼承了華夏正統的香港，和已經不再是華夏的那個現代中國，乃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和社群。所謂「規範」，就是這兩個區域應該嚴守分際，尤其香港，必以「城邦建國」的手段維持住本土生命，方能自保自立。如此描述，如此規範，便是不少人津津樂道的「城邦論」基礎。不過，再往下一層推演，這套很容易讓人誤會是要港獨的理論，就變成了一道台階，其真實目標乃一個港人不偏安於一隅，行王道於天下的「帝國」（或者『華夏天下』）。於陳雲眼中，城邦建國也好，北向殖民也好，這全都是「順勢而行」，現實得不得了。於是他又免不了一貫風格，自吹自擂地問：「我的政治理論的威力在這裏，大家看到了吧？」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他這套「理論」並非政治哲學意義上的理論，也不是以闡明現實為主旨的社會科學，而是一個打算安排政治現實的規劃。既然如此，大家當然可以要求陳雲說明這一切規劃應當如何實踐出來。更何況陳雲這麼喜歡談論現實，總在指導大家行動的方向。

關於城邦建國，其大義是香港本係城邦，大陸與香港也本來就是邦聯的關係，只是掌權者不願承認而已。所以「反蝗」和其他「勇武」抗爭手段，目的全在逼迫當局承認這個「現實」。只要他們接受現實，接下來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至於為什麼很容易連帶煽動起港獨情緒的「勇武」手段會逼得掌權者承認「現實」，而不是促使後者更加緊了對那個「現實」的改造（也就是把一國兩制帶往一國一制的方向）？我不知道，因為陳雲也沒有說得很詳細。但姑且就當眼下右翼本土主義厲害，勇武得嚇怕了北京，使中共不能不放生香港，讓你「城邦建國」好了。接下來又該怎樣實現那王天下的大計呢？

陳雲認為，那個正名了的香港很了不起，有如「華夏梵蒂岡」，以文明垂範天下，於是「中共可以面對其蘇俄正統來源而不必急於隱藏，他們可以正視其域外蠻夷來源，緩慢復漢」。再明說一點，意思是「中共可以借助香港過橋，安度政治與文化轉型，不乏驟然失去政權」。不只如此，就連台灣也可以「釋放其華夏文化負擔，安心成為一個建政於台灣、歸心於台灣的華人政體，其情況猶如南韓，但比南韓更為接近華夏，因為台灣會與中國、香港和澳門結成華夏邦聯」。換句話說，香港城邦論的厲害在於：一來安了中共的心，使之掌權之餘還能在文明上偉大復興；二來還能順便解決兩岸問題，讓台灣一邊台獨一邊和中國華夏各表。但問題是該怎麼讓中共和台灣接受這麼厲害的主張呢？

第一步原來是要和「北京商討拓展領土或管轄區」，因為香港的文化必須向外擴張，其工業也得重新發展，新移民也最好能安置在廣東開設的「新殖民區」。有了這塊能夠輻射內地的「新殖民區」，不只可以解決香港地價過高的問題，還能帶頭改變中國，令它真正「與世界接軌」。聽起來，這和梁振英倡導的向廣東買地與河套發展，或者深圳的前海方案差不多；但陳雲認為他心目中的「新殖民區」是不同的，因為後者真由港人管治，而且還會擴展到東莞、惠州，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香港」。

為什麼中共又要吐出手上的東西，讓你香港反向殖民呢？簡單地講，就是為了未來的崩潰。因為香港屆時能夠維持憲政秩序，保住中共的利益。萬一中共不信邪，硬要統治香港，那麼「一旦中國崩潰，中共滅亡而香港自治自立」，香港就可以用每天向大陸發出一萬張二級公民身份證的方法，「在國際勢力的保護之下，將中國殖民」。正如幾乎所有右翼本土主義者似的，陳雲也相信中共必然要崩潰。分別在陳雲還相信中共也知道自己快要完蛋，所以遲早得清醒過來，乖乖地和城邦派合作。

再說一次，儘管我始終不知道在中央商談香港普選問題都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中共為什麼會忽然發現國師的偉大，醒悟他這套東西是千載難逢的錦囊妙計。但我還是善意地當他得計，就讓習近平在腦海中禮賢俯就，求得卧龍出山，鳳雛現世好了。因為不這麼做，中共將來說不定真的會亡黨亡國，到時候利益盡喪，又怎麼對得起八寶山上的列祖列宗？

然而，叫人吃驚的是，說好的救命單方居然是具屠城木馬。不到五頁，陳雲筆下這套中共不敢不從的分析竟然出現重大轉折：「大城邦計劃提供的文化自立、政治安全與資本保障，足以引動整個大陸的人民。屆時嶺南文化特區成為國上之國，共產黨的中央統御力量勢將崩潰。大城邦計劃要成功設立文化特區，須要中共陷入艱難管治的局面」。其中一個令中共掉進危機的關鍵是「托柱換樑，將過往共產黨統治設下的黨委分階段撤走，以合乎現代規章的市議會取代」。

大部份右翼本土主義者的具體政治主張都預設了太多太多的想當然，同時又太過缺乏實現那些想像的條件說明。在這些人當中，陳雲的特點是他標榜體系，好談實際。不說別的，就看我剛剛勾勒出來的這條推理好了：一、中共不能不讓香港城邦自治，也不能不讓香港北上擴展成一個大香港城邦，因為它要自救，為了將來的衰亡做準備。二、香港要成為一個大城邦，中共就要自拆牆腳，好讓自己陷入艱難管治的局面。如此實際的理論體系，各位看得懂嗎？我看不懂。許是鄙人愚鈍，未克領會陳雲陰陽辯證之道術的奧義，恐怕還得等他下一冊大作，揭示深藏在這一切迷障背後更宏大的計劃。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梁文道：五十步笑百步（香腸、薯仔、鹹豬手之一）

【飲食男女】很難想像德國人居然也敢笑話英國菜難吃，但他們還真的就像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人一樣，嘗過典型英國菜之後，會對它留下沒齒難忘的壞印象。例如菲利蒲 ‧ 歐爾特曼（Philip Dltermann），這位在德國出生，十六歲移民到英國，後來當上《衞報》編輯的作家。他還記得當年初抵英國的那天下午，父親的英國同事請他們一家去吃Sunday roast的情景。一開始，單憑主人家說出Sunday roast這兩個字的語氣與賣弄手勢，他還以為這會是頓多麼了不起的大餐。

後來，他看到盤子裏的情景是這樣的：「三片又薄又熟的牛肉、四根花椰菜莖、八塊烤馬鈴薯，東西全都胡亂疊在一起，像是一群剛剛結束旅程的疲累旅人。灑在盤子邊緣的，是一攤稀薄的棕色醬汁」。吃起來呢？他發現「食物的口味愈來愈平淡 — 到最後我發現自己好像在嚼一塊塊多筋的牛肉乾。這好像是主廚特意選擇的調理手法，因為他完全沒有試着把牛肉的原味留住。蔬菜也失去了天然的嘎吱口感。所謂的醬汁或者『肉醬』，味道也是極其平淡，淡到根本不像醬汁，其功能只是進一步把食物的味道沖淡而已」。

儘管如此，請他們吃這頓飯的英國人卻是興高采烈：「……模樣像是在吃天降美饌，他們家的兒子用叉子把第一口食物送入嘴裏後，立刻說了一句：『好吃，好吃，真好吃』當那男孩高興地開始大啖盤子上那一堆乾肉時，我注意到他的臉腫了起來，而且有一點點缺乏血色。這就是英國菜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嗎？我轉頭看男孩的父親，英國菜的可怕效果也出現在他臉上了，因為那傢伙的鼻子充血，看來紅彤彤的，髮線愈來愈高，牙齒也都扭曲變黃了。」前面兩段引文皆出自《當金龜車尬上Mini》（Keeping Up with The Germans: A History of Anglo-German Encounters），正好看完這本書沒兩個禮拜，我就又去了德國一趟，同時可以再次比較英國菜和德國菜到底誰更難吃。

這麼說吧，我基本上是個無論到了那裏，停了多久，都可以一頓中國菜都不吃的人。惟有德國和奧地利這兩個德語系國家，會讓我偶爾思念用筷箸吃飯的感覺。傳統英國菜是連英國人自己都忍不住嘲諷的東西（可英國人又有甚麼自己的東西不能拿來取笑的呢？），但近十年來，局面已經改變不少。新一代廚師有的回歸傳統，在英國菜仍能稱霸歐洲的古老食譜裏翻出新花樣；有的則考究食材，參詳多國手法，創造出所謂的「新派英倫美食」。所以今天的英國食壇十分熱鬧，就連街上一般食肆的水準也不會糟到那裏。

德國呢？是有一些出類拔萃的名廚，但他們基本上做的是法國菜，好起來甚至賽過許多法國名廚。這大概是他們認真的緣故吧，一旦決心學習修行，確實能抵超凡入聖的境界，就像日本人也能做出世界頂級的西餐一樣。可是說到當今世界各地都很流行的那種老樹生花，例如新英國菜、新北歐菜、和新秘魯菜這類潮流，就好像沒怎能在德國生根下來了。就算少數有心人試着創作，弄些花樣，可這到底不是主流。乃至於在德國請當地人推介心水，他們會介紹意大利餐廳、法式小館，甚至土耳其卡巴，偏偏不能把他們自家的菜式當成能傲外人的成就。

好的，沒有新派德國菜不打緊，傳統德國菜又怎麼樣呢？這，就是令我思念中國菜的主要原因了。

梁文道：從城邦到華夏（想像最實際之三）

【蘋果日報】既然先後說過「戀殖歸英」與「勇武港獨」這兩派的人「實戰攻略」，接下來也就該介紹右翼本土主義當中影響最大，最成體系，同時也是最不好談的「城邦論」了。之所以不好談，我之所以一直不願正面討論陳雲首創的這套論說，不獨是因為我老派鄉愿，顧念舊誼，更是為了我從來無法確切掌握他到底在說些什麼。其相關著述看得越多，我就越是迷糊；這真是我所認識的那個陳雲嗎？那個受過高等教育，學富五車的陳雲？此外，我也不是太過明白，為什麼一套學理上智識上全都缺陷重重，自相矛盾，而且還夾雜了太多臆想的東西，竟然能在這座城市擁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整套「城邦論」的基礎，說來簡單，無非就是明亡以降流行東亞的「華夷變態」論。而它上一次的輪迴，就是慨嘆「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海外新行家了，皆以共產黨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視之如賊寇，同時自許興滅繼絕的大任，想要以田單復國的氣魄，重建舊邦。但比起當年新儒家，陳雲又有兩項獨特的見解：一是幾乎不談內聖心性之學，直接標榜外王之道，誇言「現實政治」，喜談陰陽正反捉摸不定的謀策（這就是其綽號『國師』的由來，也開啟了整派右翼本土主義『講實際』的風尚）。二是徹底放棄現代國族主義的想像，勸大家乾脆割捨中國，但又要以香港一城之力興復華夏天下，組建包括台灣在內的「邦聯」。於是他成就了一種非常古怪非常難解的「理論」，那便是以一堆既無法經過嚴格理性推敲，又不符合道德規範，但卻據說很有實效的手段（例如以『蝗蟲論』為基礎的族群鬥爭），去完成一個有異於現代世界實際構建原則（例如民族國家的存在），十分古老且十分玄妙的烏托邦（也就是他念茲在茲的『天下』）。他策略計謀全都好像很有「實效」；但這一切策略和計謀最終所指向的終極目標，卻離地到了好像一個小學生說要統一銀河的地步。

另一個使我讀不懂陳雲的原因，是我永遠弄不清楚他什麼時候在說真話。我所謂的「真話」，指的是一個論者在其言論之中所體現出來的「知識真誠」（intellectual honesty）。什麼「大鵬金翅鳥大顯威靈」之類的言語，我可以當它是陳雲個人的信仰表白。許多人詬病他一時反對港獨，另一時又說要「城邦建國」，我也可以替他解釋，說此「城邦建國」非彼「港獨建國」。但像族群鬥爭這種東西呢？他有時候咬牙切齒地把所有大陸人都罵作匪類，犯下了大一社會科學學生都不該犯的邏輯錯誤；可一回頭，他又辯說這只不過是為了鼓動民粹的必要之惡，權宜而已。就是這樣，他往往很嚴肅地講了一堆似乎他自己深信不疑的道理；沒多久卻又公開表示那只不過是手段假借罷了。當年《香港城邦論》一出，許多右翼本土主義者拍手叫好，因為陳雲叫大家拋棄「中國情花毒」甚至「文化中國」的想像。可後來有了《香港遺民論》，有些人又對他失望透了，因為他們發現就連「城邦論」也只不過是個手段，陳雲真正想要的是個「統合深莞惠」，重建「大華夏」的天下帝國。究竟他什麼時候不是在耍手段？什麼時候說的才是最後的真心話呢？

從香港城邦邁向華夏天下，如此宏大的計劃，自然需要立論的基礎，達致目標的步驟，以及實現那些步驟的切實方案。陳雲自命算無遺策，謀略過人，想必這一切都早有答案。很可惜，幾乎從立論開始，他所倚靠的就是一堆很成疑問的東西。就拿香港是華夏正統的繼承者這一點來說，其中一個他最受人歡迎的例證，是我們的粵語乃中州雅言的遺祧。先不說除了香港之外，全球還有五千多萬以粵語為母語的人，他們是否也叫華夏傳人（比如廣州人）這一點。粵語真能和周代的「雅言」拉上那麼大的關係嗎？不如中古音韻，學界在上古漢語的擬音上頭遠未達成共識，王力，李方桂，以及鄭張尚芳，他們擬出來的上古音系皆不相同，更與今日粵語相距甚遠，我們憑什麼說香港人的粵語就是雅言正宗？以粵語為參考構建上古音系的擬音，和因此宣稱粵語便是雅言，這中間的跳躍未免太大。

同樣道理，也適用在粵語和中古音系的關係之上。沒錯，粵語在語音方面確實是和中古音接近，所以大家會發現以之誦讀唐詩幾乎合韻。然而這也不等於粵語就是失落了的唐代「正統」。比方全濁聲母，粵語完全不存，反而湖南有些地方的老湘話還能保留這種清化之前的遺物。莫非湖南人也可據此宣稱，他們說的才是「中古雅言」？

沒錯，我還真聽過有湖南人這麼認為。清末以來，中國有許多地方上的士人都喜歡在自己的母語裏尋找它和古代漢語的關係，目的是為了拉拔老家的地位，突顯自己和「正統」的關係，尤以廣東人和閩南人為最。不知是不是感到普通話的威脅，近年就連不少上海朋友也開始在講吳語和中古漢語的血緣有多密切了。語音之外，中國南方各種方言還真都找得出語詞與語法上的綫索，去證明自己的古雅正宗，譬如潮汕話管筷子叫「箸」，吳語的「筍乾」則是上古漢語定詞後置的樣本，這類例子簡直數之不盡。

最有意思的，是這股潮流還隱隱暗合晚清南方漢人尋求脫滿獨立的趨勢，彷彿大家都想在北方官話之外找到一個未受「污染」的種族政治立足點。同樣地，當陳雲今天要替香港樹立漢邦根據的地位，他也特別強調粵語和普通話的種族分別，說後者是摻雜了阿爾泰語系的胡化語言。然而，一個以「天下」為志的士人又怎能這麼在意種族呢？滿洲人不是早就「脫夷入夏」了嗎？如果滿人的語言影響就是污染，那麼陳雲信徒津津樂道的「大清律例」又還能不能當作華夏香港的驕傲呢？

扯遠了，下回我們再談陳雲為大家給出的藍圖的實踐問題。